于是我拿起手机，利用卫星网络调出森林地图。我的手机由六十三种不同的化学成分组构而成，包括稀土金属和一些主要产自中国的矿物。闪动的蓝点标示出我们的位置。我伸出手指在屏幕上缩放地图，调到合适的比例。地图显示，这片闪耀着绿意的森林向西南方延伸，这便是我们要去的方向——穿过繁忙的公路，走进树林深处，汽车的噪音渐渐几不可闻。
在艾坪森林中步行四个小时后，森林施展出它惯用的伎俩：误导方向、发出回响、拒绝重复。好多次，我以为是原路返回，却发现进入了一片新区域，一片陌生的丛林。我们的脚步踏起了真菌在上个秋天散布的看不见的孢子，将它们吸入肺中。向北走得太远，竟出了森林，撞上M25高速，越过铁丝网，我和梅林来到一处空地，看上去像是私人领地。严格来说，我们并没有迷路，但我们想知道森林从何处能再次开阔起来。
我们在林中一处干燥的高地上停下来，吃点东西，喝点水。坐在蛇一般盘曲缠绕的松根间，四下围绕着松树、榉树和冬青的下层林木，我跟梅林聊起了伯毕矿场——暗物质实验室、岩盐地道、开采工作面的工人，还有那些发送探测器的地质学家，他们沿开采工作面往下，在黑暗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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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林说：“真菌和他们的工作方式很像，总是在寻找资源最多最好的地方，并向那儿推进。它们不断扩张，如果找到相对富饶的区域，就从贫瘠的地方撤出，集中力量在新领地发展。”他用我的本子和笔画出典型的菌丝结构图：一个呈扇形伸展的图形，只有新芽和分支，很难分辨哪里是原始的主干。
和梅林置身林中，我想起了基默勒、哈代和尼尔森。我突然对现代科学有点厌烦甚至愤怒，被其视为重大发现的东西，在原住民眼里不过是不言自明的常识。我想起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Le Guin）的一部小说，背景设定在一个森林星球上，生活在森林里的“亚斯希人”，能通过树木发送信号，和远方的人互通消息。在殖民者为了掠夺资源来到亚斯希之前，这个星球上的思想都是和树连在一起的，“指代世界的词语是森林”[20]。
博士二年级时，梅林去到中美洲丛林做田野调查。那地方在巴拿马运河的人工湖——加通湖上的巴罗科罗拉多岛。
不过，按照森林原住民的万物有灵论，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鲜事。科学展示给梅林而梅林又展示给我的，是一片联结紧密、交流广泛的真菌森林；但对森林居民来说，这不过是为他们已掌握了几千年的知识，提供了一个唯物论证据基础。他们深信丛林或森林是有意识的，不断产生着丰富的联结和对话。“对生活在森林里的人来说，几乎每个树种都有它独特的声音和特征。”[18]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在《绿林荫下》（Under the Greenwood Tree）中写道。在如今的阿拉斯加内陆森林里，生活着一个叫科育空的族群，人类学家理查德·尼尔森（Richard Nelson）形容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注视的世界中，森林里到处都是眼睛。在大自然里活动，无论走到多么偏远且荒凉的地方，都不是独自一人。周围的环境有意识，有知觉，通人性。它们有感受。”[19]在这种充满生机的环境里，孤独被禁止了。
“我当时踌躇满志，一心想离开分子生物实验室，到丛林里来。在实验室里，那些微小世界几乎尽在掌握，你就像是巨人玩偶大师，指挥研究对象跟随你的旋律起舞。可在野外，反倒是你进入了研究对象的内部，权力关系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中的大多数仍设想自己身处一种不断前进的历史中，但许多物种已投身更加复杂的时间进程里，也因此我们开始与自身相遇。当然，这种相遇并不总是令人舒服和愉悦。激进的生物学家林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等人认为，人类并不是独立的存在，她提出了一个令人难忘的词，来描述这种彼此协作的复合生物体——“共生功能体”（holobionts）[16]。用环境哲学家格伦·阿尔布雷奇特（Glenn Albrecht）的话说，就是“亿万细菌、病毒和真菌为了共享同一个生命，协同互济，完成共同生活的任务”[17]而组成的生态单元。
在岛上，梅林加入了由田野生物学家组成的科研团队，所有人都要随着丛林的旋律起舞。他的督导是一位须发灰白的进化生物学家，名叫小埃格伯特·贾尔斯·利（Egbert Giles Leigh Jr.），他就住在基地，书房里摆满了一排排的书，他便在这里接待新人。他的留声机总放着贝多芬，喜欢喝纯威士忌，不加冰，不加别的东西。这位亲切的库尔茨(Ⅲ)，是这岛上的档案库和监督员。
毫无疑问，解释真菌对世界的塑造作用时，正统的“西方”自然观显得力有不逮。不仅关于发展的历史叙事受到了质疑，历史这个概念本身也被重塑了。历史不再像是向前飞驰的箭矢或只在自己轨道里环绕的螺旋，更该被视为向四面八方蔓延的网络。同样，理解自然也越来越应当参考真菌的视角：它不是孤立的皑皑雪峰或滔滔江河，待我们从中获得救赎；也不是一个立体模型，供我们站在远处欣赏、凭吊；而是一团缠绕的乱麻，我们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逐渐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是数百个物种的栖居地，智人只是其中之一，细菌丛在我们体内茂盛生长，真菌在皮肤上勃然盛放。
岛上进行的某些科学研究，从方法论上来说，有很高的风险。曾经有位年轻的美国科学家在这里从事一项研究，梅林称其为“醉猴猜想”。她的计划是在猴子吃了发酵果实后收集它们的尿液，检测其中的毒素水平。问题是猴子一般从高树上往下撒尿，于是她自制了一个大口径漏斗去接高处落下的尿液。
“学习观察苔藓，更多的是倾听，而不是观看。”[14]民族植物学者罗宾·沃尔·基默勒（Robin Wall Kimmerer）写道，“苔藓发出的邀请会留存一段时间，可那邀请恰好位于我们一般感知力的边缘。”[15]理解真菌就更难了，需要人类目前还没有掌握的更高层次的感知和技术。不过，即便只是试着站在真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也非常有价值。它能让我们趋近自己认知之外的、更加有益的生活方式。
“我确认一下，就是说她让喝醉的猴子从树冠往下尿到漏斗里？”
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袭击后，真菌是最先回到爆炸点附近的有机体。爆炸点就是蘑菇云升起的地方。广岛之后，蘑菇云的照片出现在各种媒体上，激起了新的全球恐慌。切尔诺贝利灾难发生后，在反应堆附近的混凝土废墟上，科学家惊讶地发现了细细的黑色菌丝，那里的辐射强度比正常环境要高出五百多倍。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还发现因为电离辐射高，真菌反而更加活跃了：可以导致其他生物死亡的环境，却让真菌获益，它们以某种特殊手段应对辐射，从而增加了自己的生物量。[12]美国生态学家正在研究气候变化会给美国的树木造成什么影响，他们也关注到，土壤真菌是衡量未来树木适应力的一个关键性指标。最新的研究表明，成熟完善的真菌网络能够帮助森林更快、更大范围地适应人类世的环境变化。[13]
“没错，这个工作非常辛苦。而且可以说，她看起来根本不像是做这种研究的人。”
尽管一切生物学分类法都会慢慢瓦解，但真菌颠覆的是其中最根本性的范畴：对于整体和个体的认知、有机体的定义，以及进化或遗传的意义。它们还以奇怪的方式改变了时间，因为你很难说它是在哪里开始或结束的，以及何时出生或死亡。对真菌来说，我们这个充满了阳光和空气的世界反而是地下世界，它们不过是试探性地在这里或那里偶尔出现一下。
还有一个人，绰号“黄蜂男”，他的工作是抓黄蜂，然后在黄蜂的腹部粘上无线电追踪器，借此绘制它们的采食、授粉路线图。
在美国俄勒冈州蓝山的硬木森林地下，有一株蜜环菌，学名奥氏蜜环菌（Armillaria solidipes），其最宽处约二点五英里，占地面积约四平方英里(Ⅱ)。蓝鲸之于这株蜜环菌，就像蚂蚁之于我们。它神秘莫测，是世界上已知的最大的有机体，同时也是最古老的有机体之一。美国林务局的科学家推测，这株蜜环菌的年龄在一千九百岁到八千六百五十岁之间。地面上，它形似蘑菇，菌柄白色，长有斑点，顶起褶皱的黄褐色菌盖。地面下才是它真正的本体，蜜环菌的根状菌索像黑色的鞋带，在地下蔓延，进而将菌丝触手伸向四周，一面寻找可以寄生的新宿主，一面寻找这片区域中有可能被融合的其他菌丝。
“不过黄蜂腹部多毛，空气又很湿润，追踪器很难粘牢。他抓住黄蜂后要先剃掉腹部的一小片绒毛，才能让追踪器粘得更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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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叫“闪电男”的，研究闪电对地下生态的影响。他的工作是把连着铜线的十字弓箭射向暴风云，将闪电引到特定区域。
梅林说：“当你凝视网络时，网络也凝视着你。”
“听起来像是个狂欢节。”我说。
梅林说话时，一种诡异的感觉迅速掠过我的心头，好像世界将要不可逆转地将我包围。大地颤动，没过我的双脚、膝盖、皮肤。你的心要是再绿一点，你就会被我们的意义淹没……[11]我低头看去，恨不能让土壤变成透明，让我一睹那隐藏的建筑：上百万的真菌束分布在纠缠的树根间，密集如蛛网，其复杂和精密程度绝不亚于埋在城市下方的电缆和光纤。我曾听过一个描述真菌界的词——灰色王国，这个词在我脑中萦绕不去。它道出了真菌的奇特性——它挑战着我们对时间、空间和物种的惯常认知。
“基本上，你很快就会发现，如果实验设计得不够好，丛林就会搞砸它。”
“这还只是我们看得见的生命呢，”梅林说，“这些半腐烂的树叶的分解物质，还有这些腐烂的原木、树枝里面都有菌丝，菌根真菌就是这样形成的。它们的菌丝在一小片区域中密集生长——所有菌丝缠绕，纠结，融合，形成网络，这个网不仅把冬青树和冬青树连在一起，还有山毛榉，以及那边其他树木的树苗，就这样一层一层又一层，人的大脑根本算不过来！”
在岛上的第二季，梅林开始对菌异养植物感兴趣。这种植物缺乏绿叶素，无法进行光合作用，完全依靠真菌网络来摄取碳。它们有些呈白色，有些是淡紫色或紫罗兰色。
“真是生机勃勃啊。”我对梅林说。
梅林解释道：“这些小幽灵不知是如何植入真菌网络的，它们从中获取一切，却没有付出任何代价，起码不是以常见的方式来回馈。菌异养植物的存在不符合共生的常规法则，可我们也不能证明它们就是寄生生物。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木维网中的黑客。”
我在他身边跪下来。这小小一块地面上有几十只昆虫，其中大多数我都叫不上名字。发光的蜘蛛和红古铜色的甲虫在树叶上打架，一只土鳖虫蜷成小球，一条绿色的线虫在腐殖土里蠕动。
梅林专注于研究一种被称为“幽灵植物”（Voyria）的菌异养植物，龙胆属，它的花像浅紫色的星星一样，开满了巴罗科罗拉多岛的丛林。梅林跟当地村民合作，对土壤进行了一系列细致的检查，为数百种绿色植物和这种幽灵植物的根取样并进行DNA测序，帮助他确认哪些真菌和哪些植物发生了联结，接下来便可以绘制出丛林社会网络的详细地图。这是史无前例的。
“我们知道网络就在这里，”梅林说，“可要追踪它实在是太难了。所以我们必须找到关于这个迷宫的线索，用更聪明的办法探知它的路径。”
“我只是偶然发现了它的重要性，”他说，“一天，我正在四处找寻别的东西，但我突然意识到减少磷的投放后，它们几乎要从那一小片试验田里消失了。突破就从这儿开始了。科学就是这样：充满了偶然和错误，不论在野外还是实验室，让人筋疲力尽却又神魂颠倒。科学总以干净整洁来呈现其知识，每每让我觉得怪诞。”
这再次提醒了我，在人类寻常的目光下，地下世界隐藏得多么深。即便如今拥有超视技术和检验方法，它依然对我们讳莫如深。仅仅几英尺厚的土壤，便足以保有惊人的秘密和巨量的储藏：生活于此的细菌总量占全世界生物总量的八分之一，更有四分之一有真菌血统。
远处一只绿啄木鸟在笃笃啄食。
梅林说：“你可以通过根窗技术观察根系的生长，但没法看到真菌，它们太小了。也可以做地下激光扫描，不过对真菌网络来说还是太过粗糙。”
梅林说：“我有个计划，每发表一篇正式的科学论文，我就写一篇关于它的黑暗故事，它的地下镜像。我要写出那些冷静、整洁的论文背后的真正故事，在满篇的假说、证明和检验之外，数据实际上是怎么来的。我还要讲讲那些意外事件，被剃毛的黄蜂、撒尿的猴子，还有酒后的醉谈和操蛋事儿，实际上就是这些东西带来了科学。这个轻浮、疯狂的网络，支撑并联结了所有科学知识，而我们却几乎不怎么谈论它。”
树木体内有汁液在奔流，我们若有听诊器，贴着周围的桦树或山毛榉的树皮，就能听到汁液流过树干时发出的汩汩声和淅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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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这就是我们研究真菌网络时遇到的问题，实验无法穿透土壤，总体来说真菌的菌丝非常细，肉眼不可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才确定木维网的存在，弄清它如何运作。”
那天晚些时候，我们来到森林里一个小湖边，一圈倾斜的泥坡围住浅浅的湖水。
梅林站起来，走到树林中央，像在找什么东西。他弯下腰，拂去落叶和树枝，清出一块茶托大小的地面。我也起身，向他走去。他捏起一撮土，在指间摩挲。这些土不是被碾碎，而是被涂抹开——分解后的落叶形成了肥沃的黑色腐殖土。
树影中，游鱼细细地饮水，黑水鸡吵个不停，湖床上咕嘟嘟冒着气泡。梅林和我面向太阳坐下来，享受着阳光的温暖。
躺在林间，尽管我提醒自己别陷入拟人论，可还是不由自主地去想象树之间温柔、慷慨、充满了爱的关系：那羞避的树冠对彼此空间的尊重，那编结交错的树枝如爱人般亲密拥吻，那看似遥远的树木凭借根脉和菌丝形成隐秘的联系。我想起路易·德·伯尔尼埃（Louis de Bernières）曾这样描写一段相偕到老的关系：“我们的根在地下向着对方生长，当所有漂亮的花朵从我们的枝头落下，我们已合二为一，成为一棵树。”[9]作为一个拥有长久爱情的幸运儿，我明白那种彼此相向的生长和地面下的互相交织意味着什么。那些不需要再说的话语，那些有时会令人不安地倾向于沉默的无声交流，还有那些彼此分享的快乐和痛苦。我认为好的爱情会随着时间生根，而非腐朽。我身下那些交织的菌丝，通过土壤向外伸展、寻求融合。在我看来，这也是爱的一种形式。[10]
两个遛狗的人朝我们走来，满怀期特地问：“你们知道游客中心在哪吗？我们迷路了。”
我们停下脚步，在地上躺了一会儿，不说话，只静静地看着枝条在微风中轻轻摇摆，阳光从我们头顶五十英尺或更高的地方交错着漏下来。在树梢伸展形成树冠的地方，我留意到树冠间的缝隙组成了一些图案。这个美丽的现象叫作“树冠羞避”（crown shyness），指森林中的树为尊重彼此的空间，树冠最外侧之间留有一条窄窄的缝隙。
“不知道，我们也迷路了。”我欣然答道。
我和梅林在森林中大约走了两个小时，来到艾坪森林最大的山毛榉截梢林。截梢的意思是剪去顶枝，让树长得更浓密，还能延长其寿命——实际上，这样能让它获得童话般的永生。在这片树林中，长长的树干往上伸展，渴望着太阳。透过密实的树叶落下的绿色阳光，像是一片大海，而我们在巨藻森林中游泳。
交换了彼此的猜测，又分享了信息后，他们便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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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静地坐在湖边，沐浴在阳光中，我回顾着为理解木维网的意义的一路探寻。梅林告诉我两个解释模型：“社会主义”模型和“自由市场”模型，它们都把对人类政治领域的认知塞进了一门超越人类的科学中。根据“自由市场”模型，充满了内在联系的森林应被视为一个竞争系统，系统内所有成员都在成本—收益的框架内，它们为了个人利益行动，通过“奖惩机制”规范彼此。相比之下，根据“社会主义”模型，树木之间彼此关照，通过真菌网络分享资源，情况较好的树会扶持那些条件差一些的树。
人类学家罗安清（Anna Tsing）将森林的地下网络比作一个“繁忙的社会空间”，数百万有机体在这里互相交流，“形成了跨物种的地下世界”。[7]她在一篇题为《包容的艺术，或如何去爱一朵蘑菇》（Arts of Inclusion, or How to Love a Mushroom）的文章中写道：“下次你穿过森林时，低头看看。你的脚下是一整座城市。”[8]
我问梅林，选择不同解释模型是否会对菌根研究产生特定影响。在我看来，这不仅关系到自然的联系，还事关联系的本质。
更引人注目的是，这个网络还能让植物互相发出防御预警。若一棵树遭了蚜虫，它可以利用网络提醒附近的树在蚜虫来袭前提高自己的防御力。我们已知在地面上植物能依靠可扩散的激素进行类似交流，可这种通过空气传播的预警无法准确定向。而当通过真菌网络传递信息时，可以明确地定位输出方和接收方。对森林网络的日益了解，带来了更深刻的问题：物种的起点和终点在哪里？我们是否应该将森林理解为一个超级有机体？植物之间的“交换”“分享”，甚至“友谊”，究竟意味着什么？以此类推，人类之间呢？
“你说得一点不错。在我的研究领域，对话语的选择确实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走向。举个例子，‘奖惩机制’并不只是一种话术，而是菌根研究的核心技术概念。隐喻对学术有驱动作用。我就看到过像《共同贸易条约之下的不平等货物交换》这样的论文标题。”
不过，木维网的作用远远超出上述这种简单的交换。真菌网络还能在植物间进行资源分配。糖、氮、磷可以在一片森林的不同树木之间共享，一棵将死的树会将自己的养分通过网络散布出去，贡献给集体；一棵生病的树则能从邻居那里获取更多的资源支持。
“这听起来倒像是安·兰德智库（Ayn Rand Think Tank）(Ⅳ)的文章。”我说。
菌根真菌和它们所连接的植物之间的关系非常古老——大约已有四亿五千万年历史，主要是一种互利共生关系。以树木和真菌为例，真菌不含叶绿素，无法进行光合作用，于是它便从树木光合作用合成的葡萄糖中汲取碳。反过来，树木不能分泌生物酶，它则通过真菌从土壤中获取磷和氮。
“是啊，太糟糕了。从政治上说，相比之下，我更不喜欢自由市场的比喻。为什么要预设真菌、植物会模仿十八世纪有限责任公司刚出现时的人类经济行为呢？太奇怪了。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幽灵植物的原因之一。它要求你在思考植物的时候，必须超越成本—收益的分析框架。
“菌根”（mycorrhiza）一词源自希腊语“fungus”（真菌）和“root”（根），这个词的构成就意味着合作或纠缠。这让人联想到，语言也有一套自己的根和菌丝系统，通过这套下沉系统，意义得以交换、分享。
“但把真菌活动理解成社会主义式分享和照顾，对这种美好愿景，我也很是怀疑。以玫瑰色的乐观视角，将树看作护士，每一棵树都照顾着另一棵。‘树妈妈’能认出它的后代，与之交谈。‘受伤的树’在死前会将它的养分无私地分享给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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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两种故事都很厌烦，”离开小湖时梅林说，“森林的复杂性远超我们的想象。树木不仅制造氧气，还制造意义。对我来说，在森林中行走，就像进入了一部穿越时空的神秘剧，扮演了个小角色。”
“终极的互利共生关系，发生在植物和菌根真菌之间。”梅林说。
“也许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语言来理解森林的地下世界。这种语言不会自行迎合人类的实用价值观。我们现在的语法是违背生命性的。我们的比喻天然地反映出从属关系，把人以外的世界人格化。我们需要一套全新的语言系统来谈论真菌……我们得用孢子的语言来说话。”
“是啊，”我附和道，“发光的吸血鬼鱿鱼和细菌之间古老的共生关系。”
“是啊。”梅林一手握拳，砸进另一只手掌中，语气迫切，令我有些意外。“我们确实应该这样。而这正是你们的工作——作家、艺术家、诗人，还有你们中的其他人。”
梅林说：“互利共生最令我着迷的一点是，根据基本的进化理论，这种关系应当非常不稳定，很快会沦为寄生关系。事实上，我们惊讶地发现，互利共生关系由来已久，稳定地持续了漫长的岁月。比如丝兰属植物和丝兰蛾，还有吸血鬼鱿鱼和能让它发光的细菌，它们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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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林本科时师从传奇植物学家奥利弗·拉克姆（Oliver Rackham）。拉克姆的研究让我们对英国这片土地的植物史和文化史有了全新的理解。跟随拉克姆学习时，梅林发现最能引起他的学术兴趣的，恰好是传统生物进化理论中最薄弱的地方——对互利共生作用的认识。互利共生是共生关系的一种，指有机体之间相互依存、互惠互利的长久关系。
帕塔瓦米族是生活在美国大平原地区的原住民，他们的语言中有个词叫“puhpowee”，可以翻译为“令蘑菇一夜之间破土而出的力量”。罗宾·沃尔·基默勒写道：“在西方科学所有的术语中，没有一个近似的词来表述这谜题。”[21]
纽曼所说的意义确实非常深远，梅林为之着迷。梅林原本就非常热爱奇特的真菌世界，知道真菌可以将岩石变成碎砾，能在地上、地下灵活移动，可以横向繁殖，还能通过新陈代谢巧妙地分泌酸性物质，来分解、消化体外的食物。他知道它们的毒素是致命的，其中的化学物质能影响人的精神状态，产生幻觉。西马德和纽曼的研究更让他进一步了解到，真菌让植物彼此沟通。
基默勒本人就是帕塔瓦米族。用她的话来说，她的植物学语“很流畅”，同时她也非常严谨地将之与“植物的语言”区别开。前者指的是我们谈论植物所惯用的语言，后者则是植物所说的语言。基默勒认可植物学词汇的精确，这种语言对“眼睛所视加以雕琢”[22]，但她也认为在那精巧的表面下有些东西遗失了，还需要另一种客观的、有距离感的语言。那遗失的东西主要是对人类世界之外的生命的认可，我们对此的漠然已烙在语言中，不仅体现在词汇里，更深深地嵌入语法。
梅林在剑桥学习自然科学时，了解过西马德关于木维网的那项开创性研究。他还读过E. I.纽曼（Edward I. Newman）一九八八年的经典论文《植物间菌根网络的运作及其生态学意义》（Mycorrhizal Links between Plants: Their Functioning and Ecological Significance），论文中，纽曼驳斥了“植物之间在生理学上彼此独立”的观点，提出可能存在一种将植物连接起来的菌丝网络。纽曼写道：“如果这是种普遍现象，这将对整个生态系统的运作产生深远影响。”[6]
相反，在帕塔瓦米语里，几乎所有词都会表明所指之物的生命性或非生命性。这种语言在基础设定中考虑了生命的相异性，而且它对生命类别的定义，远远超过西方思维中大众熟悉的界限。在帕塔瓦米语里，不仅仅人类、动物、树木是活的，山、石、风、火都是活的。故事、歌曲、节奏都有生命，它们有形态，它们存在。这种语言百分之七十的词汇都是动词，异常丰富，而英语中动词只占百分之三十。举例来说，“wiikwegamaa”的意思是“作为一个河湾”。基默勒写道：
梅林说：“我最感兴趣的是下层林木的下层。”他指了指周围的山毛榉、鹅耳枥和栗树。“所有这些树木和灌木，都在地面下互相连接。至于连接的方式，我们不仅看不到，甚至还未开始理解。”
只有当河水“死亡”后才会被称为“河湾”，它被岸所困，被词语囚禁，成了一个名词。而作为动词，水便从束缚中解放，活了下来。“作为一个河湾”隐含着一种奇妙的意义，即活水决定借周围的岸稍作停留，和雪松的根以及一群小秋沙鸭聊聊天。
在林业学和森林生态学中，“下层林木”指树冠之下、土壤之上的生物：真菌、苔藓、地衣、灌木和树苗，它们在这个中间地带茁壮生长，彼此竞争。这个词还有一层隐喻，指彼此交织并不断发展的故事、历史、观念和词汇的总和，赋予了一片森林丰富多元的文化生命。
像基默勒一样，我也希望有一种语言能够承认并且加强世界的生命性，“松柏、五子雀、蘑菇，它们那跳跃的生命，就在我们身边”[23]。像基默勒一样，我偏爱用尊重的态度、灵活的表达，传递出异于寻常的存在和体验的话语。像基默勒一样，我相信我们现在需要一种“生命性语法”[24]。我们的语言有种现代性倾向，习惯将生命性视为异常。这种语言被诗人J. H.普林（Jeremy Halvard Prynne）称为“哺乳动物语言”[25]，他的意思是，这是人类使用的语言，语法中深深镌刻着意图、媒介和肌肉力量。
小径中传来低吼。黄蜂搅动着落叶，嗡嗡低飞。秃鹰在头顶盘旋，呼啸。老萌生树久未修剪，新枝如九头蛇般伸展。一棵树横倒在地，树干上早已覆上了厚厚的苔藓。小小的橙色真菌从潮湿的缝隙中钻出来。在树木稀疏、阳光洒落的地方，几百株嫩绿的山毛榉幼苗从落叶堆中挤出来，每株都不过一英寸高。五只鹿出现在前方的冬青树丛中，随着它们在林中移动，树叶间漏下来的光斑在它们自身的斑点间跳落。
语言真正的地下世界，不是单个词的词根，而是作为土壤的语法，语言习惯乃至思维习惯扎根其中，长期相互作用。语法深刻影响着语言及其使用者，塑造着我们和他人以及世界的关系。字词是世界创造者，语言是人类世最强大的地质力量之一。
艾坪森林在英国伦敦的东北方向，并不属于自然林。十二世纪时，亨利二世首次将其指定为皇家狩猎森林，若有人在此偷猎，将被处以监禁甚至断肢等刑罚。现在，这里归属伦敦金融城公司管辖，辖区内设置了五十多条管理细则。当然，如今的惩罚多是罚款，不再涉及肢体伤害。这片森林处在环绕外伦敦的高速公路环线M25之内，数条小径穿林而过，林子最宽处不超过二点五英里。尽管面积不大，却很容易迷路——这里岔路丛生，一千年来一直是伦敦及周边人们避难、野合、逃跑，以及寻找古老“森林魔法”的场所。
近来，世界各地不约而同地发起了一些项目，人们试图从最基础的词汇开始，收集描述人类世的生命与死亡经验的词汇。这些项目本意是尝试形容我们的所作所为，结果却产生一个丑陋时代的诸多丑陋新词：“地质创伤”[26]“行星性焦虑”[27]“叶端愧疚”[28]。这些词像无用的唯名论，完全过度的指代和命名，如鲠在喉，既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早晨，我和梅林从高地出发，一路向北，步行至艾坪森林。太阳一直在我们的右侧。
这些新词里，只有一个让我有些共鸣：“物种孤独”[29]，形容驱逐原本与我们共享地球的其他生命后，我们面临的巨大孤独感。如果说我们能从木维网中获得什么启示，那一定是，朝着动荡不安的未来前进时，可以拯救我们的只有合作——互利，共生。物种之间应该拥有共同决策权，非人类的族群也需要被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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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凝视网络时，网络也凝视着你……
梅林曾对我说：“我童年时的超级英雄不是漫威人物，而是地衣和真菌。它们消除了性别的界限，重塑了我们关于集体与合作的观念，搅乱了我们的生物进化遗传模型，还彻底推翻了我们对时间的概念。地衣利用强酸将岩石化为尘土，真菌则在体外分泌大量极强的酶类物质来分解土壤。它们是世界上最庞大也最古老的有机体，是世界的创造者也是毁灭者。还有谁比它们更像超级英雄呢？”
在描写菌根真菌时，阿尔布雷奇特提出，我们应该将人类世改名为“共生世”，它拥有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效仿以木维网为代表的生命系统，依靠人类智慧实现互利共生的生存形式和过程”[30]。
小时候，梅林并没有对生物界的巨型动物产生好奇，反而迷上了那些生活在低处的、隐秘的生命：地衣、苔藓和真菌。后来，他成为业余的少年科学家，学习着观察分辨墓碑、花岗岩巨石上的地衣种类，尝试理解真菌的地下建筑——地面上的蘑菇不过是短暂存在的果实，其下方则是长久且宏大的地下结构。
指代世界的词语是森林。
梅林·谢尔德雷克降生时，确实没伴随什么吉兆。放到希腊神话中，他的命运一定会跟破坏、毁灭绑在一起，可是他被赋予了一个有魔力的名字，长大后也成了一个有魔力的人。梅林高瘦挺拔，举止端正，有一头深色卷发和一双热切的大眼睛，总是热情地咧嘴大笑。梅林也是个令人钦佩的科学家，获得了剑桥大学的植物学博士学位，身上还有种淡淡的类似文物研究者的气质，他拥有无穷的好奇心，不在乎学科的界限，有点像英雄时代的植物猎人。在我的印象中，他像是两个人的结合体——托马斯·布朗爵士和弗兰克·金登·沃德（Frank Kingdon Ward），后者因采集极具传奇色彩的喜马拉雅蓝罂粟（Meconopsis betonicifolia）而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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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五日，英国遭受著名的“大风暴”袭击，梅林就出生于当晚。那一天，风力达到飓风级，时速一百二十英里，大货车被掀翻，轮船被迫返岸，更有一千五百万棵树木被连根拔起——在英格兰南部和法国北部，大片森林的地皮被整个翻了过来，露出树根连成的平面。梅林人生的第一天，是个“黑色星期五”，随后道琼斯指数暴跌，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金融风暴，全世界数万亿财富灰飞烟灭。
那晚，我们在森林深处俗称“友谊坡”的高地落脚过夜。那儿远离公路，附近有铁器时代的土木工事，还有一片古老的山毛榉截梢林。我们挖了一个浅浅的火坑，把死去的桦树树干拖来当座椅，用少量树枝和树叶点起一小团篝火。这样其实违反了艾坪森林管理细则，我们向伦敦金融城公司小声道了几句歉。
在真菌学圈子里，梅林·谢尔德雷克是个很有趣的人。相处的几天里，我请教他的次数最多，那几天充实得像好几年一样。他为我打开了艾坪森林地下世界的大门，他告诉和展示给我的，彻底重塑了我的世界观，让我至今仍在消化和理解。
梅林打开他的帆布背包，拿出个小瓶子，里面装着某种绿色的液体。他摇了一摇。
“两株真菌的菌丝合为一体，不再独立，包括遗传物质和细胞核在内的各种物质，在彼此间流动。这也是为什么讨论真菌的物种概念这么困难，甚至定义它究竟是什么都很困难，因为真菌繁殖时，内部也存在疯狂且杂乱的遗传物质传输，完全无法预测，我们对它的理解非常有限。”
“古柯叶汁，自制的。在森林里走了一天，喝这个最提神了。”
“其实接合现象在地面下也会发生，”梅林说，“相较而言，树根的接合要比树枝更紧密，因为地下空间更为有限，树根的分布密度更高。在真菌网络中，这种情况就更加普遍了，甚至在完全不同的物种间也经常发生。”他边说边抚摸着两根树枝的编结处。
他又把手伸到包里，掏出另一个瓶子。
我知道“接合”这个词，可此前并不知道它的词源。原本冷冰冰的专业术语因为这个解释突然多了几分热切的温暖，用来形容树与树的“亲吻”着实贴切。树枝彼此相拥，看不出哪里是起始，哪里是结束。我想起奥维德（Ovid）版本的《包喀斯和菲勒蒙》神话故事，这对年迈的夫妇化作交织的橡树和椴树，互相支持，分享养分，借助根系从大地汲取力量，再通过“拥吻”把这力量温柔地传递给对方。
“自制蜂蜜酒。”
梅林说：“植物科学家也有一个术语来描述这个现象，我们称之为‘接吻’，全称是‘树木接吻’。”他又笑了笑说：“也不太对，其实专业术语叫‘接合’（inosculation），来自拉丁语‘osculare’（亲吻）。‘inosculation’的字面意思是‘让其接吻’。这种现象可以在树木之间发生，也可以在不同物种间发生。”
接着是第三个瓶子。
“我听说这叫作‘编结’，”我一边轻轻拍着缠绕在一起的树枝，一边对梅林说，“在北威尔士，艺术家大卫·纳什（David Nash）在一片空地上种了一圈白蜡树，将树枝弯曲后，编织到一起。这样一来，树与树就不只是相邻生长，而是长到了一起，变成一个大小树枝共生共舞的‘白蜡穹顶’。”
“自制苹果酒。”
这棵山毛榉底部有两根树枝长在了一起，枝干扭结，树皮相连，维管系统也彼此相通。树木只要活得足够久，便如同缓慢流动的液体，就像伯毕矿场黑暗地下的岩盐、门迪普地底的方解石，或者在表层土和基岩上一点点移动的冰川。只要给予充分的时间，活树似乎也可以流动。
棕色的玻璃瓶上贴着白色标签，上面写着“万有引力”。
根株上萌发的树枝，因为无人修剪，已长成了直立的树干。它们围绕树桩基部边缘呈放射状生长，中间是空的，足够容纳我们二人。我们在古树中心站了片刻，从这个由灰色树枝围成的笼子望向外面的艾坪森林，那景象很有意思。
“这是我用剑桥那棵牛顿苹果树上落下来的苹果酿的。要接近那棵树可是非常难的。它在三一学院里头，安保严得很，得在夜色掩护下去偷果子。要是带了我第一批做成的酒就好了。那些苹果是我从达尔文故居的果园里偷的，你肯定能猜到那批酒瓶的标签上写的是什么。”
“我猜这棵树起码有五十年没有修剪过了。”我对梅林说。
“进化。”
梅林和我并肩站在一片山毛榉萌生林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山毛榉萌生林，更别说置身其中了。伐桩两端相距十码，这棵树大概已有四五百岁。
“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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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影中陆续有人走来，他们分别是我和梅林的朋友，还有朋友的朋友，是我们通过短信、电话和社交网络邀请来的。他们根据GPS定位找到了我们。有一人带了口琴，两人带了吉他，梅林的弟弟还拿了两副骨头和一小套手鼓。
在新一代的森林语言学家和绘图专家中，有一位年轻的植物科学家，名叫梅林·谢尔德雷克(Ⅰ)——没错，这真的是他的名字。
飞蛾围着火焰跳舞，卫星在头顶闪烁，飞机着陆灯的红光在彼此羞避的树冠间一清二楚。我有种强烈的感觉，森林正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围拢。
一九九七年，西马德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了基于这项研究的第一篇重要论文，从那以后，树木—真菌地下共生网络便有了一个广为流传的昵称：“木维网”[4]。这篇论文也成为一项开创性研究，影响巨大，一整个分支研究领域随之发展起来。从此以后，关于地下生态的科学研究进入了蓬勃发展期，新的探测技术和绘图技术不断揭露出这个“社会网络”的更多细节。用西马德的话说：“人们对木维网进行跟踪、监测、绘图，逐渐揭示出森林网络美丽的结构和微妙的语言。”[5]
我喝着梅林的古柯叶汁，头脑瞬间清醒。火焰施展魔力，让大家讲起故事，带来欢歌笑语。我们与老友叙旧，结交新朋，不断交谈，在火光照耀的森林中汇聚成临时社群。我给朋友们看那骨雕猫头鹰和铜匣子，向他们解释这两件东西的原委，以及物品主人托付给我的事。我和梅林讲了一些白天的经历，梅林像罗安清一样提到，土地就像一座城市，它位于我们脚下，无数的物种和物质在其中互通有无，十分繁忙。
真菌和树木“将原本分离的彼此联结成了整体，创造出一片森林”[2]，西马德大胆地总结道。她提出，森林是一个“合作系统”，与其将树木视为争夺资源的单一个体，不如说它们会彼此“对话”，产生某种集体智慧，她称之为“森林智慧”。一些老一点的树甚至会“抚养”它们认为有“亲缘关系”的小树，就像“树妈妈”一样。[3]西马德的研究颠覆了我们关于森林生态的整体观念——森林从激烈竞争的自由市场，变为社会主义的资源再分配体系。
一个绰号“人手猫头鹰”的年轻人双手做杯状，演奏起蓝草音乐(Ⅴ)，发出呼喝之声。大家唱了很多首民间歌曲——《九磅锤》（Nine-Pound Hammer）、《七个喝醉的夜晚》（Seven Drunken Nights）、《棕色鲑鱼布鲁斯》（Brown Trout Blues）——接力传唱副歌部分，轮完一圈再传回来。梅林和着每首歌的节奏，将骨头当成乐器来演奏。夜晚很凉，篝火很暖。
这就是植物之间借助菌根网络交换资源的证据。碳同位素跟踪实验还展示了这种关系中令人意想不到的复杂性。在三十平方米的测试地上，每一棵树都与真菌系统相连，其中最老的一棵树与多达四十七棵树之间存在联结。实验也解开了纸皮桦和花旗松的共生之谜：花旗松从纸皮桦那里获取的光合碳量，比它输送出去的多，没了纸皮桦，花旗松获得的养分不增反减，因此便逐渐枯萎、早亡。
鼓声、歌谣、故事。树木摇晃，交谈，传递着我听不见的意义。真菌在桦树树干和土壤中扭动。
结果令人惊叹。碳同位素没有停留在被注入的树中，而是通过树的维管系统移动到了根尖，再转移到与根尖交织的真菌菌丝。一进入菌丝，碳同位素就会沿着网络到达另一棵树的根尖，进入这棵树的维管系统。在这个过程中，真菌会提取并代谢掉一些随菌丝一同移动的光合作用产物，这是它们维系这个共生系统获得的收益。
我背靠着一段桦树树干坐着，脚伸向篝火，旁边坐着塔拉。塔拉是希腊人，很高，讲起话来很温柔。她是歌手，在地中海的小岛上长大，教她唱歌的人是一个俄罗斯流亡者，历史的潮水把他冲到岛上来。她告诉我难民危机带来的影响：岛上为安置难民建起了一系列救助网络，但也有些居民认为这场危机会威胁他们的生活，提出抗议。
西马德确定树苗之间存在着联结结构，但菌丝网络只是共生的手段，其存在本身依然无法解释为什么除掉纸皮桦，花旗松也会枯萎，以及这个协同系统中传输的物质究竟是什么。于是西马德和她的团队设计了一个实验，跟踪这看不见的网络中的生物化学活动。他们为花旗松注入放射性碳同位素，然后利用质谱仪和闪烁计数器来追踪树木间的碳同位素流向。
“有段时间你甚至能看见溺水者，或被冲到岸上的人，他们身上一无所有。没办法，你只能全心全意帮助他们。那并不完全出于善心，而是因为没有其他的选择，从这个角度说，一切都没那么高尚。”
西马德的研究证实，在森林的表层土之下确实有一个她称为“地下社会网络”[1]的存在，这个“热热闹闹的各类菌根真菌大集体”让树苗间彼此联系。她还发现，不光是纸皮桦和纸皮桦、花旗松和花旗松，菌丝还能联结不同物种，纸皮桦和花旗松，以及更多其他的植物互相联结，组成一个跨物种的无等级网络。
后来，塔拉唱了一首故乡的悲歌，引人心碎。火焰渐弱，变成摇摇晃晃的小火苗。
几百年来，人们一直以为真菌对植物有害，是导致植物生病或功能失调的寄生物。然而，西马德的研究让人们慢慢认识到，一些常见的真菌和植物可能存在某种微妙的互利共生关系。那些所谓“菌根真菌”的菌丝不仅能渗入土壤，还能在细胞层面上与植物的根结合，如此便创造了一个交互界面，使分子输送成为可能。这样的交织也让不同植物和树木的根系，通过一个极其精巧的地下系统联结在了一起。
我太累了，等不及火堆烧尽，就走到林中，想找个地方睡下。回头看去，只见橙色的光把阴影投在周围的树干上。接着，火光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在森林的黑暗中。
西马德决定解开这个谜题。她的第一项任务是搞清楚树木之间的联系究竟是以怎样的结构基础存在的。利用显微镜和基因技术，她和她的同事们剥开森林的表层，窥视下层林木，去探查土壤的“黑盒子”——这在生物学界是一个著名的难题。在那儿他们发现了极其细微的线索——菌丝，即真菌散布在土壤中的细丝。菌丝交错联结，形成复杂且庞大的网络，令人震惊。据西马德检测，每立方米的森林土壤里含有几十英里长的菌丝。
我来到了一片山毛榉截梢林中，其下是一处史前工事。在一棵树下，孩子们用树枝和木棍架在一根较低的树枝上，搭了个简易木头帐篷，恰好容我进去睡一觉。这样的邀请实难拒绝，于是我爬进帐篷里躺下，透过缝隙，可以看见树枝、星星和卫星。我忽然有种强烈的被包围的感觉，包围我的那些东西彼此间隐秘地联结，却又可以被明确地感知，就像透过厚厚的纱去观察事物。那种感受立即给我带来了安慰，也让我觉得孤单。
林木工人一直以为除掉纸皮桦（“杂草”）是必要的，因为它会跟花旗松（“作物”）抢夺土壤中的养分。可西马德猜测，设想中的这种单纯竞争模型未必正确。在她看来，纸皮桦似乎不是在阻碍，而是在帮助花旗松生长，一旦被铲除，花旗松也会跟着遭殃。如果同一片森林，不同树种之间确实存在互助现象，这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呢？一棵独立的树，又是怎样跨越树与树之间的空隙，向另一棵树施以援助呢？
猫头鹰呜呜地鸣，狗汪汪地吠。那片空地上，篝火暗了，歌声停了。森林的树冠在我头顶伸展，在夜风中细语。有些话你要听一听……入睡时，我的思绪跟随着它，从树叶到树枝，从树枝到树干，从树干到树根，然后延伸到遍布地下的真菌网络。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位来自加拿大、名叫苏珊娜·西马德（Suzanne Simard）的年轻森林生态学家，在研究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西北部温带采伐森林的下层林木时，观察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对花旗松种植林进行皆伐和重新种植时，要除掉间杂其中的纸皮桦树苗，可一旦如此，新种植的花旗松树苗也会慢慢枯萎、死亡。
(Ⅰ)在英格兰及威尔士神话中，有位传奇魔法师也叫梅林（Merlin），他法力强大且睿智，精通变形术，还能预知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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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1平方英里约为2.59平方千米。
至于那样的过程具体是如何发生的——树木如何在土壤里彼此伸展，互相帮助，朋友实在没有力气告诉我更多细节。可我无法忘记那画面：一个神秘的地下网络，将一棵棵树连成一片。它在我的心中生根发芽。这些年来，我又好几次听说了这个令人惊叹的概念，慢慢地，那些零星、散乱的念头连到一起，形成了某种理解。
(Ⅲ)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小说《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中的主人公之一。
那天，我读了一首对我们都很重要的诗，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桦树》（Birches）。在那首诗里，爬上桦树雪白的树干，既代表对死亡的接纳，又代表对生命的赞颂。后来，他告诉我最近读到一项研究，关于树木之间的联结：如果林子中的一棵树生了病，其他树会通过土壤中彼此相连的根系网络向它输送养分，有时能将一棵病树救活。我的朋友心胸豁达，虽已是垂死之人，他讲到这种治疗现象时并未露出任何羡慕之情。
(Ⅳ)该智库旨在推广和研究客观主义哲学思想，俄裔美国作家、哲学家安·兰德（Ayn Rand）正是客观主义哲学的开创者。
我第一次听说“木维网”（wood wide web）这个词是在十多年前。那时我正强忍着泪水，陪在一位将不久于人世的挚友身边。他还年轻，离别过于匆匆。那是我们的最后一面，药物和疼痛令他看上去很疲惫。我们坐在一起聊天。这位朋友祖辈的姓氏是“伍德”（Wood），树。他熟悉森林，住在自己亲手修建的木屋里，这些年来他种下了几千棵树。他的一生、他的思考都与树有关。“我血管里流的是树木的汁液。”他曾写道。
(Ⅴ)美国传统乡村音乐。——译注
如果足够幸运，我们一生中会有那么一两次，偶然与某种强大的事物相遇，让人感到地动山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