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杨天乐看着钱潇手里的iPad想：可能韩剧也不都是胡编乱造的。
钱潇沉默了几秒钟说：“怎么咱还能赶上这狗血的桥段啊？”
窗外阳光灿烂，树叶被太阳照射得有如新生般嫩绿。孩子们的笑声时不时从楼下传来，间杂着卖水果的吆喝声。周六的下午是幸福里最悠然的时刻。杨天乐和钱潇原本可以享受这一点点廉价的慵懒，现在却被突如其来的一通电话搞得意兴阑珊。
“不是这事。她孩子被她老公抱走了，俩人闹离婚呢。”杨天乐走过去，倚在卧室门口懒洋洋地说。
他们同时叹了口气，气息异常一致，有点喜感，又有点压抑，谁都没说话。两个人脑子里想着同一件事：是不是又要搬家了。
“涨多少？”钱潇的声音从卧室里传出。她有点得意于自己的未卜先知。
搬家，无论经历多少次，也永远不会让人习惯和适应。这轻巧的两个字涵盖的其实是一种重大的生活变故：从一个熟悉的地方连根拔起，再栽种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努力还魂。人的生活是由无比丰沛的细节组成的，搬家意味着把早已安之若素的所有细节粗暴地归纳。除非是游牧民族，不然没有谁愿意不停地迁徙。这个过程并不令人愉快。更糟糕的是，这一切还都是被逼迫的。
杨天乐拿着手机在客厅蔫头耷脑地坐了几分钟，觉得刚才发生的一切好像超出了自己的经验和预料。每一次接到房东电话，他都会事先运一口气，做足一切心理建设，但这一次的情况也有点过于旁逸斜出了。人家吵架、离婚、争孩子，他不知道怎么就莫名其妙地被卷入了一场夫妻争夺抚养权的战斗里。
相较于找房子、收拾东西之类具体的劳累，被驱逐的感觉其实更令杨天乐难受，近乎屈辱。即便房东从未想过要高高在上，但他的角色让他具备了那种能力，用一句话就可以让你觉得自己的生活根本不值一提。这种感受复杂、细腻又隐秘，杨天乐从未和钱潇提及。或许是觉得尴尬，或许是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总之，每次搬家前，这种感受都会像牛胃里的食物一样自动反刍上来，杨天乐不得不一次次独自咀嚼，然后想办法努力咽下，等待再次被默默地消化掉。
“那可不……你问这个是什么意思……”梁姐也蒙了，隐约有点哭腔，又故作镇定地强调了一遍，一旦有消息就给她打电话，之后匆匆挂了。
其实他清楚，钱潇也应该有着同样的感受，只是在这件事情上，两个人都心照不宣地选择沉默。有些事，在能够被真正解决之前，说出来也没有任何作用，只能平添烦恼。因为不知道如何沟通，说着说着就会变成撒气。和自己撒气，和对方撒气，然后不可避免地导向争吵，而且是无意义的争吵，再激烈也无法推动任何东西。最终，还是得平静下来。之后日子照常，两个人还得互相找台阶，从一种敌对、气愤、极端的情绪中逐渐回魂，那个瞬间，一切显得虚无又荒诞。也是在那个瞬间，杨天乐会最深切地感到自己的无能。于是后来，他竭尽全力避免让那种感觉滋长。他觉得自己未必经受得住太多次那样的侵蚀——有如冰水渐渐漫过全身。
杨天乐想起来刚才看到的为了买房离婚的新闻，随口说了一句：“是真离婚吧？”说完就有点后悔，假离婚哪儿有把孩子抱走的。
对于搬家这件事的态度，杨天乐和钱潇其实经历过一条奇妙的弧线。最初到北京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把搬家当回事，甚至觉得下班后一起收拾东西，在北京的夜晚拖着大包小包从一个住所搬去另一个住所，有种独特的乐趣。或者说，有一种象征意义，近乎外省青年必经的仪式，激发着他们的奋斗感和存在感。这种感觉在小城是完全体会不到的。
对方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有点不好意思和你说。真是的……我和我老公正在离婚，他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把我女儿也抱走了。”
决定来北京之初，他们早就知道将要面临的生活是怎样的。从学哥学姐那里听到过，从电视网络里看到过。蚁族、鼠族、城中村、握手楼……客观地讲，他们过得比那些传说里的故事好得多，并没有那么极端。但对于那一切，他们也是做过心理准备的，像绝大多数奔赴北上广深的年轻人一样，他们自动对可能将要降临的苦难进行了美化。在某一个时间段内，颠沛流离和居无定所甚至会让他们萌生某种浪漫的诗意，但这诗意的产生和维系是有前提的，那便是：颠沛和漂泊只是暂时的，在不远的未来，他们可以得到稳定的生活，在闲暇的时光里，终能回望当年的苦难。换句话说，经历过的颠沛不过算是一种短暂的体验，会成为日后忆苦思甜的谈资。而一旦漂泊望不到尽头，那些柔和的光晕和浪漫的象征注定会消失殆尽。
杨天乐有点蒙：“什么情况啊这是，梁姐？”
有时候想想，生活就是个骨架，人们用希望对它进行了装点。希望破灭，就只能看到森森白骨。到那个时候，又有谁不会退缩呢？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长久陷入动荡和逼仄的生活不会产生什么正面的效果，相比于得到的磨炼，更多的其实是绝望。教科书上讲述的那些苦难的意义，在现实中像经不起任何查验的笑话。杨天乐大概在来到北京的第五年里洞悉了这一切。
“哦……他要是联系你，你就第一时间给我打个电话啊，一定啊。要是他找你要房租什么的，你千万别给他，你给我打电话就行。明白吗？”
那一年，经历第四次搬家的时候，钱潇崩溃过一次。当时，他们俩一起提着一个红白蓝三色交错的编织袋走上过街天桥，袋子质量很差，杨天乐走快了一步，钱潇没跟上，编织袋从拉链旁边撕开了一个口子，里面装着的两只锅、几个盘子还有一把筷子散落一地。盘子碎了，锅砸到地上发出钝重的响声，有几根筷子从天桥上掉下去，砸在一辆过路汽车的车顶上，然后迸溅开去。杨天乐走到天桥边，往下探身看了看，说了句“真悬”，然后就没当回事地回身开始收拾。他把盘子的碎片一点点踢到旁边，钱潇蹲下捡拾筷子，捡着捡着突然就哭了，毫无过渡和征兆。杨天乐在一旁手足无措。他愣了一会儿，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安慰钱潇，钱潇却扭向另一边哭得更加凄厉。杨天乐蹲在那里，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作无力。
“啊？没……没有啊。”
他本能地觉得这一切窘境都是自己造成的，是因为自己的无能，但又觉得好像也不全是如此。这样为自己辩解的念头冒出来，又突然觉得是在推卸责任。他不知道谁该对这一切负责，自己好像连揽下责任的能力都没有。一切开始混乱。在那个寒冷的夜晚，杨天乐觉得大脑里的一切都被冻住了。
“小杨儿啊，我老公最近联系你了吗？”
北京深冬的寒冷像一种物理性的攻击，钝器和锐器交替袭来，冷到让人疼痛。风吹透了杨天乐轻薄的羽绒服，把鼻涕和泪水封冻在钱潇的脸上。杨天乐看着钱潇和一地的杯盘狼藉，结结实实地明白了什么叫作“狼狈”。过街天桥偶尔有人走过，他们小心翼翼地绕开破碎的瓷片和横七竖八的筷子，瞥一眼痛哭的钱潇，然后头也不回速度不变地径直走过。这座城市对一切都司空见惯，欢闹的、痛哭的、失意的、狂喜的，没有人会留意与自己无关的人，人们都自顾不暇。三里屯曾经有一个疯子用一把西瓜刀砍伤了七个人，他跑走之后，人们用手机拍下躺在地上的受害者，没人更进一步施以援手；同样在这座城市里，任何一个地方的流浪猫都会被照顾得很好，有人搭窝，有人送饭，配合默契。人们愿意把自己的施爱本能献给那些孤傲的生灵，却害怕分享给同类。
“梁姐。”杨天乐接起电话。
那天晚上，钱潇一连哭了半个小时，就固执地坐在那座老旧的过街天桥上哭。哭完之后，她站起来，没说一句话，继续收拾地上的筷子。杨天乐眼见着她把看上去尚完好的两个盘子、锅和筷子重新装进编织袋，然后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把一个提手交给他。两个人提着，小心翼翼地一级一级走下台阶。
钱潇看了他一眼，又把眼神挪回屏幕，嘴角翘了翘。
一夜无话。
“我×我×！”杨天乐拿着电话跳到卧室门口，笑着说：“准啊！刚说的房租，这是来催了吗？”
之后，那一晚像从他们的记忆中消失了一样，两人再未提及。那是他们共同默认的敏感事件。如果夫妻之间这样的敏感事件慢慢增加，相互重叠，产生化学反应，两人的关系就会慢慢疏离。日子必须从那些敏感事件中巧妙地绕过，因为一旦障碍多起来，路就自然变得狭窄。
手机响了。上面显示“房东梁姐”。
如今，他们已经懂得了一些道理。比如，抵抗生活已经需要太多力气，所以没必要把所有事情都挑明。这是北京这座城市教给他们的。房东这通奇怪的电话，再一次告诉他们，或许又要开始新的迁徙。他们都已经懂得要对某些心绪秘而不宣。钱潇继续看着韩剧，杨天乐接着打游戏。房间里“欧巴、欧巴”的夸张呼喊和游戏里巨龙喷火时的吼叫彼此交织，得以盖过这个小小的一居室里让人窒息的安静。
钱潇一直窝在床上看韩剧，杨天乐躲在客厅里对着电脑玩游戏，他指挥着一条喷火的龙摧毁着一座恢宏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