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什么时候买呢？什么时候才能上车？人家那车不停站啊。”钱潇说，“老家我们肯定是回不去了，这就甭想了。连过年回家都觉得别扭，更别提回去生活了。要么我们去天津，毕竟在那儿上的大学，有感情，也熟悉，还有同学。但是工作机会也就是北京的几十分之一吧。咱那几个同学在那边挣多少钱也都知道，况且房子也不便宜啊。我们过去还是一样飘。那去哪儿呢？去成都，去南京？连根拔起来，再从头开始？我们公司有个同事，去重庆一年半又回来了。”
“嗯……不会吧。还是得买房子吧。”
杨天乐低头用筷子扒拉着几个米饭粒，没说话。他知道，钱潇其实没在提问，而是自说自话。最重要的是，他也回答不出什么。钱潇说的每一句话，也都是他正在想的。
“你说，我们会不会一直租房子？”钱潇把一块紫菜包饭扔进嘴里，问杨天乐。
“那咱们就这样待在北京。现在还凑合，假装还年轻呗。等到了四十、四十五岁呢？我们还租房子，两年搬一次家。四五十岁了，每天晚上还到处看房子吗？在公司上着班，三十多岁的房东给你打个电话说：‘大哥，下个月我们不租了，麻烦您搬家。’这样的生活，咱能接受吗？要是接受不了，怎么办？去哪儿呢？那时候更哪儿都去不了了吧？”钱潇继续念叨。
有一次搬完家，杨天乐和钱潇坐在一堆纸箱子之间吃饭，iPad里播放着《生活大爆炸》。看了一会儿，钱潇突然说：“你说Sheldon和Leonard他们和咱都差不多大吧？他们也一直租房子，为什么就能过得那么开心呢？”他们有一搭没一搭聊了一会儿美国租房体系和中国的差别，最后发现根本没什么可比性。说着说着聊到在北京的未来。未来——他们最不愿轻易聊起的话题，在初到北京的那段日子，却是他们最愿意聊起的话题。
杨天乐突然意识到，他们这一代人根本没有参照系。往上数，父母那辈，一切都是被动的，被安排、被分配、被改革、被下岗；比自己大的七〇后赶上了大学扩招的尾巴，一部分人还赶上了毕业分配的尾巴，之前的利益拿到了，后来开始在市场里搏杀的时候，没有了最基础的生活负担。而自己这一代，一切都不可知。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未来是怎样的。他们是第一代开始自由迁徙的人，第一次遇到了中国城市化的高峰，第一次见证了房价的疯涨，他们不知道自己中年之后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图景。他们像是登月的宇航员，自己在探索，也在被实验。
搬家前后的那段时间，杨天乐明白，“不属于这里”的感觉是确凿无疑的。公司里透过玻璃幕墙看到的满眼繁华都是幻象，与自己无关。可等过两个月进入短暂的平稳期，他又会觉得自己和这座城市的关系如此亲密，之前低沉的心境不过都是矫情。后来，他一点点意识到，这种情绪的反复对人的伤害很大。说到底，这种反复无常就叫“动荡”。
他开始觉得有点害怕。当年在大学宿舍里聊起未来时，杨天乐说最害怕的未来是一眼能看到头的未来。但现在，他最大的梦想就是真的能一眼看到头。他太渴望安定和安全了。奋斗，从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待和叙述是一回事，自己在其中被海浪翻覆是另一回事。对于这一切，他好像无从抱怨，一旦抱怨，就显得矫情。因为相比于前几代人所经历的大写的苦难，自己遭遇的无非都是零零碎碎的小写体，显得微不足道，但对于生活本身，这些具体的苦痛又怎么能是微不足道的呢？
在新家拆箱子重新归置东西的时候，比打包时更容易陷入某种情绪——说不清楚，只是觉得荒诞，不知道这种动荡什么时候是个头。之所以觉得荒诞，主要是有落差，预判和现实之间的落差。杨天乐有时候觉得很分裂。白天，他们都在各大商圈的高大写字楼里上班，体面地穿梭在闪烁的玻璃幕墙背后，天气好的时候可以把半个北京尽收眼底。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幻觉，觉得这座城市中的某些部分真的属于自己，而自己也属于这座城市。但到了晚上，一切就都变了。他们被在地下运行的列车，从核心区一站又一站地向城市边缘运输。到站，钻出地面，就会回到另一种时空里。烟火升腾的摊子，穿着淘宝款衣服围坐在周围的男孩和女孩，不远处是暂时容身、随时会搬离的出租屋。这个时候也会让人产生幻觉，这座城市的任何部分都不属于自己，自己更不属于这座城市。但是，白天和晚上，注定得有一种感觉是真的。那么，到底是哪一种呢？
那场对话最后变得有些凄凉，Sheldon还在插科打诨，观众在哈哈大笑，杨天乐和钱潇已经毫无心情，面对着一堆纸箱发呆。生活还是得继续，纸箱还是要拆开。即便知道，过一段时间，这一切又将被重新打包。
搬家之后总会发生一些古怪的事。比如，无论你打包的时候多么注意，搬到新家后仍然会发现，有些常用的东西找不到了，丢得莫名其妙。钱潇特别喜欢看恐怖片，尤其是那种一家人搬到一个大房子里，然后发生诡异事件的设定。杨天乐也经常跟着看。每次搬家之后找不到东西，他就会想起那些电影。他知道自己家里不会有鬼，鬼都出没在大宅子里。自己租的房子又小又破，鬼才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