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潇喜欢小动物，也喜欢花花草草。因为居无定所，养小动物的梦想算是搁置了，花花草草成了寄托。每到新住处，钱潇总会想办法，摆弄一些花草。她确实有能力让一个破旧的屋子瞬间焕发生机。杨天乐最初嫌麻烦，后来也乐颠颠地参与其中。因为他发现，在自己逼仄又不确定的生活中，看着植物发芽、长叶、开花、结果，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希望。
房东看起来是个准时的人。一个小时之后，门铃响起。杨天乐去开门，发现房东带着几个兄弟，搬来了四个墨绿色的老式保险柜。房东冲杨天乐笑了笑：“挺好的？”算是打了招呼。然后穿过客厅和卧室，径直去了阳台。他从没问过需不需要换鞋，还顺手把烟灰弹到了阳台的地面上。“那什么，把花儿给挪挪吧。”他扭过头冲着钱潇说。然后又匆匆走回门口，指挥着往屋里搬东西。
刚搬到这里的时候，杨天乐和钱潇去了趟宜家，买了两个花架，两个人坐在地上一点点装好。然后又去姚家园的花卉市场，买了各种植物，阳台瞬间变得不一样了。现在房东一句话，一切就被打回原形。你的生活情趣根本不值一提。你不过寄居在人家的房子里，和那些墨绿色的保险柜没太多不同。
杨天乐挂了电话，和钱潇一起陷入了难以名状的郁闷。他觉得，对方提起这个要求时，多少应该有点歉意，哪怕是表演性的歉意也好，但人家似乎根本就不会感到抱歉。也是啊，往自己家摆两个柜子，还需要跟外人道歉吗？所以说，人家打来这个电话，算是通知，根本不是商量。能做到提前通知，已经算是懂得礼节了。
钱潇拉着脸，不说话，她看看杨天乐，一副示威的表情。杨天乐保持着和她一样的神色，甚至还要更加凝重。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为了这点事情拒绝房东，彻底闹翻？好像不太值得。把合同甩在他脸上，说去你妈的，我不租了。没问题啊，但是然后呢？找房子的奔波不还得自己承受吗？两个月的房租押金，真的就可以满不在乎地放弃吗？下一任房东就一定懂得尊重你的权利和隐私，不往你这里堆放柜子吗？下一任比这一任更不堪也说不准。所以，你看，几乎没得选。好像只能接纳下来。杨天乐明白，在这座城市里，自己的议价能力实在太低。这场交易根本没有平等可言，你非要寻求平等，非要维护权益不可，结果也只能是一败涂地。因为对手根本不需要和你战斗，而是有能力釜底抽薪。战斗规则都是对手制定的，可以随时修改，随意变换，而你有什么呢？
有一次，杨天乐和钱潇在家看电视时接到了房东的电话，对方告诉他们，一个小时后会拉几个柜子放到这边的阳台上。杨天乐感到莫名其妙，和对方讲：“这边没地方，摆不开啊。”这种谁都能听得出的拒绝，在房东心里却被解码成了一种对自己的着想和关心，房东语气欢快地说：“没事，没事，我们会摆。”
杨天乐走到阳台一端，一盆一盆地往屋里搬花。钱潇走过去，拽着他的袖口一把将他拉开，短袖T恤发出刺啦的响声，杨天乐撇撇嘴，抬手看看自己的袖子。钱潇一脸严肃，把花盆都放到地上，然后独自将铁质的花架扛到了厨房。杨天乐只能跟在后面收拾，默默无语。房东站在门口一边和哥们儿聊天，一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把烟头扔在马桶里。搬完所有的花，钱潇梗着脖子看房东。房东说：“行啦？”然后冲着身后的人摆摆手：“搬！”
中介那句劝慰的话其实几近真理，反映了人们的普遍心态。也就是说，无论租户还是房东，对于出租的房子其实都当过渡和凑合。房东不愿意收拾，觉得没必要增添成本。他们把这套空着的房子当成了储物间，家里不需要又舍不得扔的杂物，统统堆到这边，找点破破烂烂的柜子和床、门都生锈的冰箱，就能让中介标成全套家具家电；租户也不把这里当家，不过就是个落脚点。于是成了死循环，一个破窗理论的现实范本。房子越破，租户就越不在意地糟蹋；越糟蹋，房东就越觉得，反正也是出租，租户不懂得爱惜，等收回来自己用的时候再好好收拾，现在就爱谁谁吧。更要命的一点是，很多房东，尤其是杨天乐、钱潇他们父母那一辈人，根本没有隐私、边界和权利的概念。他们把房子租给了租户，却仍然坚定地认为那儿还是自己的家，几乎可以为所欲为。
十分钟之后，四个保险柜被摞到了阳台上，高度超过两米，挡住了阳台三分之一的窗户。几个人拍拍手，掸掸衣服，一脸成就感地互相递烟。钱潇站在对面，和比自己高出两头的保险柜对峙了一会儿，问房东：“这里面是什么啊？什么时候搬走啊？”房东用大拇指往后指指保险柜，得意地说：“从单位弄来的。都是办公室跟财务的文件、档案啥的。丫欠我们钱知道吗？给我们上的保险，数都不对。我们找，还不理。我们给丫办公室撬了，都给丫搬过来了。什么时候给我们钱弄清楚喽，什么时候，咱给丫还回去。”说完，回头招呼几个兄弟：“走吧咱，甭渗着了，不还一顿酒呢吗？哥哥说话能不算数吗？是不是这理儿？”
杨天乐明白，他说得对，但问题在于他们实在没办法住在一个厨房水槽用透明胶固定、马桶和洗手盆连本来的白色都看不出来的房子里。很多房子墙皮脱落，房顶一片水渍，这房子住进去，收拾还是不收拾？涂装一遍，第二年就让你搬家，所有心血都白费；不收拾，又确实没法住。
几个人笑着往外走，房东扭头冲杨天乐和钱潇说：“回见了您，不打扰你们休息了。小屋弄得挺利索啊！”门被关上了。杨天乐看着钱潇，钱潇看着保险柜。她走到窗口，一把将窗帘拉上了。她不想再看见那些柜子，一点都不想。钱潇觉得自己感到了一种——怎么说呢——屈辱。
这一次搬家看房，就像之前每一次的重演。杨天乐和钱潇白天上班，晚上看房，肉身实践什么叫“疲于奔命”。在既定价格内找房子，其实挺难，能不能找到合适的房源完全看命，绝大多数房子都很破烂，但住在其中的租户都很乐得其所的样子。杨天乐和钱潇确实有点接受不了。有一天吃饭的时候，他们俩数了数，已经看了二十七套。有时候搞得中介也挺烦，有个中介对杨天乐说：“杨哥，咱这是租房子，不是买，有时候差不多就行了，没必要这样挑，再说，你挑也挑不出来。”
后来，直到他们搬家，那四个保险柜仍然被存放在阳台上。
结婚之后的几年，杨天乐和钱潇仍然在节奏不匀地搬家。幸福里一二三区，他们都住了一遍。有时候跟着中介看房，听着对方介绍，杨天乐觉得自己要是干这行能比中介的业务都熟练。
那种屈辱感不止一次地出现过。遭遇奇葩房东并不是个例，也不是他们运气不好，这其实是一种普遍的情况。在那之后，他们还遇到过一个房东，每隔三个月交房租的时候，他都要过来“查看”一遍。这是他的原话——“查看”。就好像杨天乐和钱潇会用什么魔法把房子变没，又或者他们是恐怖分子，会把房子炸掉，至少也会把墙拆掉之类。他每次来收房租时都会像风水先生一样，从客厅到厨房，一步一挪地“查看”，表情变幻莫测，一会儿闪烁出和预判相符的得意，一会儿又显得出乎意料和迷惑不解。每一次，杨天乐跟在他身后都很好奇，这究竟能“查看”出什么呢？临走时，他还会提出一些要求、希冀和展望，比如要保持清洁，洗澡后及时擦拭墙面的水雾，等等。杨天乐心想：我做不做得到，你不也不知道吗？交房的时候有损坏，我赔你钱不就得了吗？当然，这些他都没说出口。有一次快到交房租的日子，那位房东给杨天乐打来电话说自己有事，这次来不了，转账房租的同时，麻烦他把每个房间都拍几张照片，给他“查看”。杨天乐懒得掰扯，不得已只能给他拍照片，变换了各个角度，以便拍下房子的每一个角落。他知道，那个男人是一位中学老师，对于规训他人有着近乎强迫症似的迷恋。或许在这个世界上，他能规训的人并不多，只有自己的学生和房客。
像所有兢兢业业的父母一样，逼成了婚，就开始催着生孩子。但杨天乐和钱潇觉得他们没办法在拥有一个稳定住所之前为人父母，他们无法想象那将是怎样一种生活。所以，在要孩子这件事上的拉锯战变成了他们和父母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在电话里、过年回家的饭桌上，这个话题都被小心翼翼地回避，又被大张旗鼓地提及，最后在尴尬的沉默中偃旗息鼓。
除了这些，杨天乐和钱潇还必须努力适应那些诡异的装修风格，尽量用各种补救措施让怪异的厨房和别扭的洗手间变得稍稍好用一些。他们百思不得其解，出租之前房子也都是房主自己使用的，他们是怎么忍受这些奇怪的风格和反人类的设计的呢？
一年多以后，杨天乐和钱潇结婚。他们回到渡城老家登记、办酒，在双方父母的坚持下租了车队，雇了摄像师，任由摆布，在婚宴现场和风尘味十足的主持人互动，给父母献茶、改口，然后和一桌又一桌根本不认识的亲戚热络地寒暄，收下一个又一个薄厚各异的红包。婚宴当晚没有闹洞房的环节，这让他们轻松不少，取消这个环节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抵触和坚持，而是根本没有洞房可闹。他们不可能在老家买下一套永远不会去住的房子只为了当作结婚的道具。所以，婚宴结束，钱潇带着一脸浓妆，杨天乐顶着一头啫喱，回到了杨天乐的父母家。两天之后，他们去往日本，晃荡了一周，泡了泡温泉，逛了逛浅草，然后返回北京，回归幸福里的日常。
这次重新找房子，杨天乐又不得不见证各种匪夷所思的装修美学：把整个房子都贴上棕色带福字壁纸的；客厅整面墙镶着巨大菩萨像的；挑高二点五米的房子挂一个带有各种垂坠饰物的吊灯，走路蹭脑袋的；还有在使用面积四十平方米的屋子里做一根罗马柱，再摆两个巨大皮沙发的……
在他们的父母看来，帮助自己唯一的孩子在北京购买一套房产，让他们得以栖身、结婚，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义务，得知价格之后，却发现想达成这个目标只能期盼神迹。杨天乐和钱潇并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和阻碍，因为周围有着太多和自己一模一样的情侣，过着几乎一模一样的生活，做着一模一样的梦，梦醒时进行着一模一样的挣扎。既然别人都可以继续向前，他们也没有理由不去相信。
有一天晚上，他去看房子，那是幸福里二区最靠近角落的一栋楼，单元门口潮湿得让各种蕨类植物都生机勃勃，楼道墙壁上张贴着两毫米厚的小广告。他和中介吭哧吭哧爬上了顶层，走进卧室的瞬间就震惊了。整个房顶就是一面镜子，地面被改造成了榻榻米，门口有一个摔坏了的小型粉色霓虹灯。他随手拉开旁边的衣柜，发现里面躺着两张光盘，他拿起来看了看，上面有个裸露的姑娘，一脸魅惑的表情。杨天乐站在榻榻米上，仰头看着镜子，发现旁边的中介一脸尴尬……
三个月之后，杨天乐的房子租约到期，他不再续租，转而在幸福里二区租下了一套一居室，和钱潇开始了同居生活。双方父母得知了这个消息，开始大张旗鼓地敦促他们结婚，小心翼翼地打探北京的房价，然后陷入了尴尬而持久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