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时的探监结束了，但克拉拉告诉我两天后她会再来。在这期间，她将住在我们忠实的朋友琳达家。我不舍地与她道别。第一次探监的时间是那么短暂。察觉到她的焦虑不安，我的心都要碎了。但在沿着通道走回牢房的路上，我的心情舒缓了很多。她让我放心，孩子和我的父母都很好。仅仅是再次见到她，就缓解了我的一些压力。
我现在太了解诺维克和卡恩了，以至于我不能不怀疑他们在秘密策划一场阴谋。我特别惊讶的是，美国司法部冒着可能抓不到霍斯金斯的风险，事先公开了对他的指控，可他们却煞费苦心地对我的指控守口如瓶。如果他们的目的不是逮捕霍斯金斯，而是要对柏珂龙施加压力呢？他们正在一层一层地重新登上阿尔斯通这艘“火箭”，马上就要到驾驶舱了。霍斯金斯之后，逮捕名单上的下一个人应该就是柏珂龙。在勒瓦卢瓦，肯定是由卡尔决定是组织反击还是举手投降。当然，他们最后一定会选择谈判。我很清楚，他们别无选择。阿尔斯通是一家大型的法国公司又如何？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司法部的重压下还是毫无招架之力。阿尔斯通逃脱不了支付巨额罚款的命运，但是我的上级领导为了从困境中脱身，不重蹈我的覆辙，将会做怎样的交易呢？他们会牺牲谁？我不敢想，也不敢和克拉拉提这件事。
在怀亚特看守所的狱警中，既有热心的人，也有对我的命运漠不关心的人（占绝大多数），还有一些地痞流氓。2013年8月7日下午，克拉拉第二次探监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可恶的女狱警。我的探监时间是从13点开始，但这位女狱警一直在煲电话粥。如果她不挂机，访客接待办公室就永远不能接通电话，我告诉她我妻子已经到了。一次、两次、三次，我试图让她了解目前的情况，但她一直没有理我。终于，一个小时后，她告诉我，我可以去探视厅了。可是其他狱警又让我在通道里等了很久，于是我失去了冷静。尽管我非常清楚，这不能解决问题。但现在，我把所有的狱警都惹急了，他们向我大声叫嚷着：“在这里，你是囚犯，所以如果我们想让你等三个小时，我们就有权力这样做。”通过所有铁栅栏门和检查装置需要20多分钟。而克拉拉已经在等候室里等待了两个半小时。
此外，阿尔斯通面临的压力也在持续增加。7月30日，在我认罪的第二天，美国司法部“重新启动”针对阿尔斯通的调查。我在重新启动上加引号是因为写下这几个字的时候，我问我自己，是不是所有内容都是由检察官提前写好的，他们从一开始就编织了一张网，事先计划好了每一步，并步步为营。在我被捕后，阿尔斯通起初的合作态度并没有完全说服他们。于是他们决定给它重重一击，指控阿尔斯通的一个新董事，他当时的职位比我高——国际关系部亚洲分部高级副总裁，是中间人合同的3个最终签署人之一，更是柏珂龙的软肋。看到他的遭遇，柏珂龙应该能预感到距离被美国司法部控诉又近了一大步。根据同一天发布在美国司法部网站上的起诉书，霍斯金斯被指控在塔拉罕项目中行贿并掩盖雇用中间人的行为。只要身处最高管理层——霍斯金斯几乎就要进入公司领导梯队了——那就肯定知道国际关系部团队实施的腐败机制，而这必然能减轻我的一部分责任。同时，这也证明美国司法部其实对阿尔斯通里面每一个人的角色和责任都了如指掌。
幸运的是，我们在第二天还有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而且时间将增加到两个小时。在这一次的探监过程中，尽管周围都是其他囚犯和家属嘈杂的说话声，并且狱警一直在大声吼叫着，试图维持一种貌似有序的秩序，椅子刮着地板发出吱吱声，门打开又被关上，情绪失控的囚犯在抽泣、辱骂，但这都不影响我们再次变得亲密，我们一起回忆我们共同的过去、我们的第一次约会，以及我们曾经遭遇的困境……此时此刻，我感觉从未与我的妻子像今天这般亲近。尽管我们之间隔着玻璃，但我俩的心贴得如此近，激动得如同触电一般。
不过当我们开始聊我的案子时，我一下子就泄气了。在我被捕后的头几个星期里，我的同事，特别是阿尔斯通新加坡分公司的负责人韦尔士经常给她打电话。然而，他们很快就按照职位的级别，由上到下，先后与克拉拉中断了联系，克拉拉孤立无援。尽管如此，她仍请求与柏珂龙在总部见一面。柏珂龙委派了电力部的负责人菲利普·科歇去见克拉拉。我一直与菲利普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原定于8月5日在勒瓦卢瓦见克拉拉。我们本来对这次会面满怀期待，希望能够为未来做好准备，我们也想了解阿尔斯通在美国司法部的诸多限制下，将如何援助我。不幸的是，因为我在7月29日与检察官达成了认罪协议，科歇在约定的前一天取消了这次见面。他告诉克拉拉，他今后不可能再与她联系。就这样，所有人见到我们就像见到瘟疫一样避之唯恐不及。这对克拉拉来说是一次严重的打击，对我也是。
克拉拉现在已经离开了，她将利用剩下的3周假期努力缓解一点压力。我们已经做好了诸多重大决定：我会认罪，我们会把孩子送回新加坡上学，她会继续工作到2014年6月，直到一学年结束。在那以前，我应该已经被释放了，我的刑期也应该宣布了，我会在2013年圣诞节之前和她团聚。
克拉拉离开新加坡后，先到法国把孩子送到她父母身边，然后马不停蹄地乘飞机前往波士顿，这段漫长的旅程似乎让她筋疲力尽。她有些怯怯地打量着我穿着卡其色囚服的样子。她的脸色看起来还可以，但我能看出来，其实她心乱如麻，眼角噙泪。在人声喧嚷的囚犯探视厅，她见到了真实的看守所是什么样的。她再也不能表现得仿佛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她不能再像过去4个月那样逃避现实。她目睹了这里的暴力，她触摸过这里油污的墙壁，她闻过这座看守所的气味。她明白，从此以后她再也不能忘记怀亚特看守所。她看到我身体不错，于是放下心来，开始不停地跟我说话，以掩饰她的不自在。她跟我一一讲述我们的孩子、她在新加坡的工作、她的同事、我的妈妈、我的妹妹。我一言不发地听着，听她讲述铁窗外的日常生活，我很高兴。
接下来阿尔斯通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管理层刚刚任命在美国的锅炉业务主管库兰临时代理我的工作。我把这看作一个好兆头。他们“保留了我的位置”，不会解雇我。在这漫长的8月里，一直到被释放，我每天都在数日子。我只需要再忍受两个月。
一切都按照规章制度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好吧，这只是在理论上。因为实际上探视厅现场一片混乱。你可以想象，一个宽敞的大厅被一堵透明的墙隔成两部分。墙的一边坐着囚犯（有20多个人），另一边坐着他们的家人。他们通过电话听筒交谈。所有人同时开始说话，其中有很多人在说西班牙语。为了能让对方听见自己的声音，你得把鼻子贴到玻璃上，大声地说话。
在此期间，所有A区的囚犯都被转移到了L2区，那里囚禁的都是帮派成员。6平方米的单人牢房被双人牢房取代了。我和另一个希腊人亚尼斯被分到同一间牢房。幸运的是，我和他相处得还不错。但L2区没有给囚犯散步的露天小院。
晚上7点，我走向探视厅。在那里，我终于看到了她。厚厚的玻璃隔板将我们分开，我可以看到她，却不能触碰她，更不能把她抱在怀里。我愿意付出一切，只为了能够亲吻她。但怀亚特看守所的访客管理规定不容许出现任何意外。该规定包含至少34项条款，严格禁止女访客穿戴以下服饰：短裤、长裙或高于膝盖以上6英寸（约15.24厘米）的短裙、低领上衣、有钢圈的胸罩、大衣外套、帽子、手套、围巾、首饰，只有结婚戒指是被允许的。而男访客不允许戴帽子，还被严格禁止随身携带纸笔，不允许做笔记。见面时所有的会话都会被录下来。
9月初，我见到了我的父亲。他不顾我的反对，还是来美国了。如果我是他，我也会这么做，所以我不能责怪他。但是当我看到他时，我深感震惊。他驼着背走路，拄着拐杖，走得非常艰难。他以前是那样健壮和精力充沛，但现在，我觉得他一下子老了10岁！他告诉我，几周前，他得了坐骨神经痛，无法坐下，所以一直在家卧床休息。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他是如何忍受坐7个小时的经济舱，从巴黎飞到波士顿，然后租车开3个小时到我这里的？我感到非常内疚，我开始自责，自己使妻子、父母等身边的亲人遭了太多罪。和克拉拉一样，爸爸也会来看我3次。
早晨，我和所有要去见访客的囚犯一样，剃了胡须，尽可能地让自己看起来像样一点儿，应该让她看到我这段时期最好的状态。为了显得面色红润，我轻轻拍打自己的脸颊，但脸色仍然苍白。由于缺乏睡眠、不见天日、身负重压，我眼睛凹陷、眼袋突出、眼睛周围全是浓重的黑眼圈。万一我这副模样让她厌恶了呢？我自我安慰道：克拉拉是一个具有巴斯克人坚韧性格的女人，这种性格已经渗透到她的骨子里，她能够应付一切考验。我知道她会给我一个灿烂的笑容，我这4个月里最想念的，就是她的笑容。
他的到来也让我感到无比欣慰和满足。
她就在那里，站在玻璃墙后面。她还是那么漂亮，有一头乌黑的长发和一双深色的眼睛。克拉拉终于来了。我好不容易才让我父亲打消了来看守所探望我的念头，但是克拉拉什么都听不进去。2013年8月5日傍晚，她跨进了看守所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