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加糟糕的是，最近一段时间，莫斯汉农山谷改造中心的管理层让我的日子很不好过。是因为他们对法国政府的干预感到不满吗？他们想让我为我得到的支持买单吗？
在监狱里，什么事情都瞒不住。很快就有流言说我马上会被引渡，这引起了其他犯人的妒忌。有很多类似的故事流传着。有时出于嫉妒，其他囚犯会花钱雇用身无分文的同伴，让他去殴打快要被引渡的人。最后，这两个人会被关进黑牢，一项针对此事的“调查”（一般会持续3个月）也会随即启动，导致引渡被搁置。因此，很多人会隐瞒自己离开监狱的日期，避免被别人找麻烦。
连续两周，他们都不再向我转交我家人和朋友寄来的报刊。我收到了笺头印着“司法部/联邦监狱管理局”的4封通告信，写着“信件内容违规”。一般来说，只有在信件里夹带色情图片或者邮票背后藏着毒品的时候，才会收到这样的警告。
是的，2018年4月，一切都变得更加黑暗、更加暴力，或者可能是我自己的忍耐能力下降了。有时候，我非常害怕每夜都被同样的噩梦纠缠……这段无望的日子根本看不见尽头。最重要的是，我害怕被送进单人牢房。
于是，我去找管理人员。接待我的人是一个喜欢为了小事刁难囚犯的人，他给了我两个选择：要么由他销毁这些报刊，要么把它们退回给寄件人。但是，要是退回的话，就得由我出钱。我试着跟他讲道理，但是根本没用。很快，对话就演变成了争吵。随后，这个蠢货给我展示了十几张加布里埃拉和拉斐拉度假时拍的照片，这是我的朋友莱拉寄来的。但是他说不能把这些照片给我，因为它们的大小不是美国通行的标准——唯一“合法”的照片尺寸。我竭力向他解释欧洲的照片规格与美国不同，但这是白费口舌的，他什么也不听。面对这样的荒唐与恶意，我怒不可遏。幸好，在我马上要做出挨罚的蠢事之前，另一个狱警及时阻止了我。
我曾希望，随着春天的到来，紧张的气氛会有些许缓和。但是事实相反。昨天，我的一个同伴，一位来自格鲁吉亚的“国际人”，差点儿遭到墨西哥人的群殴。他们斥责他不讲卫生，甚至连前外籍军团成员“泰拳”都未能幸免。他在下午3点时想一个人安静地看会儿终极格斗锦标赛（一种武术和搏击运动的结合体），但是墨西哥人锁定了电视频道，根本不让他看别的节目。
运营莫斯汉农山谷改造中心的GEO集团管理囚犯的条例堪称傲慢无礼，它也许更应该好好管管自己的工作人员。监狱里有传言说，供应商贿赂了一名管理人员（看来不只是阿尔斯通有这种事），他不得不连夜离职。我不知道这条消息是否准确，但说实话，我觉得这真是可笑！囚犯间流传的另一条消息则更加令人吃惊：4月中旬，在南卡罗来纳州一座与莫斯汉农山谷改造中心相似的监狱里，囚犯间的斗殴造成7人死亡、14人重伤。在发生骚乱的7个小时中，狱警没有出手干预，然而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亨利·麦克马斯特对此事不以为意。“我们知道，但监狱是安置不守规矩的人的地方。因此，看到他们使用暴力也不足为奇。”他告诉《华盛顿邮报》。他竟如此冷漠无情！一个人无论再怎么可恶，他的性命难道这么不值钱？说这话的麦克马斯特所在的国家拥有全球最高的监禁率——是的，这个国家就是美国，不是印度或沙特阿拉伯。2012年，美国约有220万人被投入监狱，占全球囚犯总数的25%，这个数字让我惊讶，在法国，进监狱的人比美国少1/10。而在美国，1/3的黑人一生中至少会进一次监狱。
这是我第一次冒险尝试利用媒体公开我的案件。事实证明，这一策略成效显著。当然，马克龙并没有直接要求特赦我，但陪同他前往华盛顿的法国司法部长妮科尔·贝卢贝与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进行了会谈。司法联络官玛丽-劳伦斯·纳瓦里也出席了这次会谈，她为我的案件进行了辩护。“怎么能拒绝引渡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呢？”她敦促美国政府尽快行动，“这个案件符合所有的要求：不是暴力犯罪案件，不是贩毒案件。皮耶鲁齐在美国没有工作关系，在法国有年幼的孩子，没有针对判决上诉，全额缴纳了20 000美元的罚金，一半以上的刑期都是在戒备森严的看守所中度过的……”于是，杰夫·塞申斯同意让我重新提出管辖权移送申请——纳瓦里告诉我，杰夫·塞申斯还承诺会在办理过程中加以关照。这是一种外交措辞，意味着他们将会积极回应。这真是奇迹！但是，这仅仅是通往自由的艰苦斗争的开端。纳瓦里提醒我：“您必须等待美国司法部的正式批准。”她详细介绍了流程：“在这之后，要向移民法官进行预约（可能需要等待数周），然后您会被转移到布鲁克林或者曼哈顿的监狱（同样，可能需要在监狱里再等待数周）。最后，您才会被送回法国。”但我到达巴黎并不意味着结束。下飞机后，我会被带到一位检察官那里，暂时被关押在法国监狱里，之后才能申请假释。是的，全套流程可能会耗时几个月。但即使我只赢得一天的自由，这场战斗也是值得的。因为，留在这里的每一天都像身处地狱。
同怀亚特看守所一样，莫斯汉农山谷改造中心的许多囚犯几乎不会阅读和书写。因此，我帮助他们撰写行政文书，甚至帮他们制订未来的商业计划。事实上，有的囚犯在原籍国已经买了一些土地，他们希望在被驱逐出美国后从事一些合法的生意。有个墨西哥人希望将杧果出口到加拿大，还有个多米尼加人希望把他的可可种植园中的产品出口到国外，有个加纳人甚至在被捕前就创办了一个有机农场。
这种希望是徒劳的。马克龙从未向特朗普传送任何与我有关的信函。但爱丽舍宫还是有所行动的。我身边的所有人都被动员起来：我的家人给总统写了两次信；我的律师，保罗-阿尔伯特·伊文斯也发动了他的关系网；许多政治家也公开表示支持我。离开法国广播电台后，马修·阿伦加入了《新观察家》杂志社，几位前部长终于不再沉默，纷纷撰文，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美国司法部自称有权审理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的案件”，曾在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希拉克总统手下先后担任工业部、教育部、国防部和内政部部长的让-皮埃尔·切韦内恩表示：“我赞成将他引渡回法国。”他补充道：“必须释放皮耶鲁齐。在这起案件中，他的遭遇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人们可以忍受的极限。”皮埃尔·勒鲁什评价道：“皮耶鲁齐是一个替人受过的小角色，他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为所有参与这场交易的人承担了罪责。”一位曾在弗朗索瓦·菲永任期内负责欧洲和外贸事务的前国务秘书甚至公开表示担心我的安危：“我很担心他会有什么不测。美国司法部门只信奉力量对比，强者为王，而且它可动用的资源极为丰富。”蒙特伯格则愤而声称：“应该进监狱的根本不是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而是阿尔斯通的首席执行官柏珂龙，他才是导致这场惨败的罪魁祸首。”加来海峡省的议员丹尼尔·法斯奎尔更加不留情面地批评：“阿尔斯通的领导层对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的命运毫不在乎。柏珂龙不仅从案件中成功脱身，还得到了一大笔奖金。最让我震惊的是，皮耶鲁齐先生锒铛入狱，而柏珂龙却拿了支票走人。这位船长丢下了他的船，抛弃了船员，自己去逃命了。”
我逐渐习惯了和这一群身陷囹圄的“企业家”在图书馆碰面，这让我有事可做，觉得自己还有点儿用处。但我在构思自己的商业计划时却屡屡碰壁。夏天来了，我仍然在等待美国司法部践行向法国司法部长妮科尔·贝卢贝做出的承诺——批准我的管辖权移送申请。我并不确定他们是否会这么做，而且我已经没有律师了。斯坦通知我，我不再是他的委托人。从我被宣判有罪的那一刻起，由于我无力支付律师费，并要求他把账单寄给他的雇主阿尔斯通，所以斯坦认为他没有义务继续为我辩护。事情究竟是不是如此，值得商榷，但想到他给我帮的那些倒忙，我就毫不犹豫地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