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会改造中心和怀亚特看守所一样，是个安保极其森严的监狱。美国媒体称它为“纽约关塔那摩”。这里关押着等待被审判或引渡回国的穷凶极恶的罪犯。在监区里，我的正对面关押着一个身负3条人命的谋杀犯。左边的囚室里是一个孟加拉人，几个月前他因携带炸药意图炸毁纽约地铁而被逮捕。楼下的囚室则关着绰号为“矮子”的墨西哥毒枭华金·古兹曼的两名副手：其中一名是被控谋杀158人的杀手；另一名则是古兹曼的“银行家”，负责把毒品交易得来的赃款洗白。古兹曼则被单独关押在楼上的牢房里。
2018年9月12日，我来到曼哈顿南部的大都会改造中心，仍然戴着手铐，拴着铁链。我惊呆了：2013年4月14日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并经历第一次审讯后，正是在这个监狱里，我度过了第一个地狱般的夜晚。那是五年半以前的事情。
幸好，我还没来得及安顿下来，会见室里就有人找我。有个大惊喜在等着我。法国驻纽约副领事杰罗姆·亨利和社会服务部门的负责人伊莲娜·林戈特女士提出要求，要在我到达大都会改造中心后，第一时间见到我。由于度过了两个不眠之夜，我一直没能洗澡，非常狼狈。但无论如何，看到他们，我就放心了。我们商议了将我引渡回法国的所有操作细节。由于移民官员“不慎弄丢”了我的护照，他们被迫给我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杰罗姆·亨利还给我送了些衣服（虽然这听起来很傻）。这些衣服是克拉拉在网上下单购买的，直接寄到了领事馆。当时，我只穿着一件T恤，经过3天的奔波，衣服已经脏得没法看，仅有的一双帆布凉鞋也扯坏了，我只好光着脚走路。事实上，我还要在大都会改造中心再等8天，也就是9月21日才能回到法国。我不得不在这个挤满了可怕的杀手和恐怖分子的“臭水沟”里再熬上一周。之所以叫它“臭水沟”，是因为这里的卫生条件极其恶劣。整座监狱都很潮湿，所有的水管都在漏水，而大多数淋浴设备已经年久失修，根本不能使用。厕所永远是堵的。我们这一层有一间牢房的门关不上，因此被废弃了，成为一个垃圾场，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气味。但最可怕的还是晚上，凶残的老鼠成群结队地出现，它们会毫不犹豫地啃咬囚犯的脸或额头，把人从梦中惊醒。因此，所有人睡觉的时候都用毯子把头蒙住。而且，我身无分文。食堂账户里的余额没有从莫斯汉农山谷改造中心转到大都会改造中心，所以我什么都买不了。我没有碗、没有杯子、没有勺子，也没有鞋。由于其他囚犯也都面临着相同的情况，我们只能将就。最后，我们好不容易搞到了一双凉鞋，4个人轮流穿。这真是度日如年，时间仿佛永无尽头。为了消磨时间，我开始做数学题。我还辅导了一位来自海地的年轻人，他希望有一天能通过GED考试（相当于法国的高考）。
晚上10点左右，我们又重新上路，朝布鲁克林看守所方向驶去。凌晨1 ~ 5点，一行人做了短暂的休息，我们和其他36个人（4个拉美裔、32个非裔）挤在一起，被关在一个像牲口棚一样的笼子里。我和“泰拳”是仅有的两个白人。终于，这段令人难以忍受的行程结束了。不到400公里的行程，我们用了3天时间才走完。
9月21日终于到了。法国监狱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直接到大都会改造中心接我，严密护送我前往肯尼迪机场，带我登上一架飞往戴高乐机场的飞机。然而，直到最后一刻，我都担心我的引渡会被突然取消。那天正好是墨西哥毒枭华金·古兹曼接受审判的日子，数百名美国警察封锁了大都会改造中心和布鲁克林大桥附近的街区，如此大规模的人员部署令人印象深刻。最后，航班起飞前3个小时，我被人从牢房里揪了出来，被从头到脚拴着镣铐扔进警车。我们的车队穿过纽约的街道，为了按时抵达机场，车速飞快，警笛声大作。直到上了登机舷梯，我才算被正式移交给法国政府。
夜幕四合，大雨如注，镣铐加身的我只穿着凉鞋，在狱警的骂声中缓缓前进。在滑溜溜的走道上，每走1米我都感觉随时要摔倒。这简直就是恐怖片里的场景。就在我步履蹒跚地朝飞机走去时，有个狱警在最后一刻把我从队伍里拽出来，推上一辆大巴。与我的预想相左，我并不是要登上飞往纽约的飞机。车子很快开动了，一个狱友（他经历过这种阵仗）告诉了我新的目的地：位于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戒备森严的迦南监狱。我们在傍晚时分抵达了迦南监狱。进入监狱的过程痛苦而漫长，持续了将近4个小时。最后，我们瘫倒在牢房里，又饿又渴——我们从早上开始就没喝过水。醒来后，我了解到，我们必须在这个地方等待24小时，然后才能去纽约曼哈顿。我现在几乎没有关于迦南监狱的记忆了。我什么都吃不下，因为食物都是臭的，囚犯们互相提防。2011年，这座监狱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沙门氏菌中毒事件：300多名囚犯，甚至包括狱警，都在吃了鸡腿后中毒。
最后，我登上了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有3位监狱工作人员押送我。他们在巴黎调查过我的情况，知道我并不危险，所以我的手铐很快就被摘掉了。我们坐在最后一排，互相交谈，我甚至有了一种作为自由人旅行的感觉。
黎明时分，狱警要求我们脱光衣服。前外籍军团成员“泰拳”也要离开了，他将被遣返回斯洛伐克。在被转运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穿着囚服：短袖T恤、卡其色的裤子、帆布凉鞋。我们和另外5名囚犯戴着手铐，拖着脚镣，一起在倾盆大雨中上了一辆大巴。幸运的是，考虑到去纽约的旅程大约需要8个小时，他们没有在我们的手腕间放置会割伤皮肤和关节的小钢棍。大巴上的空调温度设置得很低，我们冻得瑟瑟发抖，尽管我们一再要求，狱警还是舒舒服服地裹着派克大衣，始终拒绝调高温度。快到中午时，我们的车队停在了军队常用的哈里斯堡机场的货运区稍事休整。跑道边缘停靠着15辆相似的大巴车、许多辆运动型多功能车，以及很多小型运输车，它们都在等待着飞机到来。这里每周会有一天变成中转分类平台，所有被转移到美国各地监狱的囚犯都会来到这里。当一架飞机缓缓停下时，数十名手握步枪、穿着防弹背心、全副武装的警察围着舷梯站成一圈。
凌晨5点30分，飞机降落在戴高乐机场，我简直想跪下来亲吻法国的土地。离开机场后，他们把我带到博比尼法院，作为移交引渡罪犯的例行程序，我被交给一位法国检察官。之后，我被关押在一间牢房里，等待量刑官决定我的命运。那一刻，我迫切希望能够在当天就被释放。不幸的是，没有能够处理这件事的值班法官。在牢房里等待了20个小时后，我被带到维勒班特的一个拘留所。我至少要等到过完周末，寄希望于下周一有法官来审查我的案件。在拘留所，我受到了非常专业的“接待”。为了保证安全，他们提出为我安排一间单人牢房，我欣然同意。在集体宿舍住了1年之后，我终于可以一个人待着了！终于可以有点儿隐私了！终于生活在稍微舒适点儿的地方了！牢房很宽敞，有电视和独立卫生间，伙食非常不错，警卫也很有礼貌。毫无疑问，我享受到了“特殊”优待。此外我还听说，负责阿尔斯通事件的法国国民议会调查委员会主席奥利维尔·马莱克斯在我抵达法国当晚就去了维勒班特的拘留所，希望见我一面。但那时我还困在博比尼法院的牢房里。
2018年9月9日下午，我怀着焦急的心情，去牢房走廊上查看出狱人员名单，我的名字赫然在列！这真是巨大的解脱。不过，我恐怕还得继续耐心等待。美国联邦监狱管理局将用尽办法，尽可能拖延我的引渡时间。但是，万事皆有尽头。即使最糟糕的噩梦也终会结束。明天早上8点，我就要出发了！
周一早上，也就是我回到法国72小时后（对于司法程序来说这是非常短的时限），量刑官花了一些时间来处理我的案件。他很快批准了我的假释申请。
7月25日，我通过视频通话联系了一位移民法官，向他确认我希望被引渡的意愿。接下来，就只需等待动身日期的到来（一般需要等3~6周）。但是就在最后一刻，我产生了一丝动摇。美国行政机关工作效率低下（我相信他们是故意的），我直接等到刑期结束不是更好吗？10月底或11月初我就可以出狱了，至少，可以免除我再去法国监狱走上一遭，更关键的是，犯罪记录里也会留下一笔。我慢慢恢复了理智——还是不要犯傻了，走吧，走吧，越快越好……继续留在莫斯汉农山谷改造中心，我一定会疯掉的！
2018年9月25日，星期二，下午6点，距我在肯尼迪机场被捕已经过去了五年半时间。在美国监狱里被关了25个月——其中15个月是在高度警戒的监区内——之后，我出狱了。
我最害怕的是那些“告密者”——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工作的囚犯，他们一个接一个出现在莫斯汉农山谷改造中心。我在短短15天内发生了两次危险。第一次是一个格鲁吉亚人，由于一桩发生在纽约的重大毒品交易案而被逮捕，刚刚住进我们牢房。我的两个狱友抓到他在翻阅我的文件。俄罗斯人近来出现在C5监区的次数越来越多，他们马上展开调查，向监狱外面的联系人求证，证实这个人的确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线人。“国际人”的代表通知了管理员，格鲁吉亚人立即就被调去另一个监区。一周之后，我们又发现另一个围着我不停乱转的“告密者”。这一次，管理人员为了使他不被迫害，很快把他送进黑牢。这还没完。我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是怀亚特看守所的一名囚犯寄来的，当时我们被关押在一起。我以前的狱友不可能不知道囚犯之间通信是被严格禁止的。他的信只会让我受到惩罚。他为什么要把我置身危险之中呢？他的动机是什么？难道他也是个“告密者”吗？停下，算了吧，不要草木皆兵……不要变成偏执狂！不要变成偏执狂！但万一我已经是了呢？我必须赶快从这里出去。
我终于重获自由。
莫斯汉农山谷改造中心关押着1 800名囚犯，只有一个法国人——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所以，2018年7月13日，也就是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的最后一天，我几乎成了当日的新闻人物。头一次，这里没有出现争夺电视频道的问题，所有人都守在屏幕前。非洲人、俄罗斯人、加拿大人和罗马尼亚人都支持法国队，墨西哥人支持克罗地亚队。当博格巴和姆巴佩进球时，这里爆发出喜悦的欢呼声；当洛里斯失误时，则有一些骚动。最终，法国队迎来了胜利的狂欢。气氛相当不错，这让我回想起1998年，那年是法国队第一次获得世界杯冠军，当时我在北京工作，凌晨3点和其他法国人相约在一起看直播。此时看完足球赛，我的心情放松了不少，因为月初，我听说美国司法部已经正式批准我返回法国。虽然我感到放松，但还是抱有警戒之心，我总是害怕它会在最后一刻找个借口，把一个新的罪名安在我头上，将我扣留。它也许会判我“缓刑”，强迫我在美国再待1年。虽然在此前类似的案件中没有先例，但如今，无论它对我做出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我都不会感到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