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发现，这位健康的牧场主并不是唯一令人失望的投资。在生命伴侣控股公司作为经纪人所办理的95%的保单中，被投保人在该公司之前预测的预期寿命到了以后依然生龙活虎。这些过于乐观的死亡预测，是由内华达州里诺市一名受雇于该公司的医生做出的。《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这家公司就因其不靠谱的寿命预测而受到了得克萨斯州证券委员会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57]
另一种争议涉及拿生命作赌注的道德窘境。对于寿险保单贴现来说，与保单贴现一样，投资的收益率取决于被投保人何时死亡。2010年，《华尔街日报》报道了生命伴侣控股公司（Life Partners Holdings）的情况。这是得克萨斯州一家寿险保单贴现公司，它曾经低估了那些将保单卖给投资者的老年人的预期寿命。例如，这家公司将爱达荷州一名79岁牧场主的一份价值200万美元的人寿保单卖给了投资者，断言他只有2~4年的寿命。但是5年多过去了，这位在当时已经84岁的牧场主依然身体强健，能在跑步机上跑步、举重和伐木。他说：“我壮得像头牛，很多投资者都要大失所望了。”[56]
得克萨斯州的另一家寿险保单贴现公司也由于在预期寿命上误导了投资者而在2010年被该州关闭了。沃思堡市一名退休的执法官员莎伦·布雷迪（Sharon Brady）曾经被告知，通过对陌生老年人的生命进行投资，她可以获得16%的年度回报。布雷迪说：“他们拿出一本书并向我们展示了那些人的照片和年龄，而且还有一位医生向我们解释了他们每个人都患有什么样的疾病以及预计他们还能活多久。你不应当希望某人死亡，但是如果他们死了，你就可以赚钱。因此，你真的是在拿他们何时死掉来赌博。”
一种争议是由保险业的经济核算而引起的。保险公司不喜欢寿险保单贴现。在确定保险费的时候，保险公司长期以来一直假定，有一定数量的人会在他们去世之前放弃他们的保单。一旦孩子们长大成人而且配偶也得到了供养，那些保单持有人便常常会停止支付保险费并使保单自动失效。事实上，几乎有40%的人寿保险单最终保险公司都没有偿付死亡保险金。但是，随着更多的保单持有人将他们的保单卖给投资者，失效的保单更少了，而且保险公司将不得不偿付更多的死亡保险金（也就是说，偿付给那些一直支付保险费并最终获赔的投资者们）。[55]
布雷迪说她“对此感到有点奇怪。你居然可以从你投入的这笔钱中得到如此高的回报”。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提议，但却是一个具有经济吸引力的提议。她和她的丈夫投资了5万美元，只是后来才得知这些寿命估算只是说得好听，但却错得离谱。“很显然，那些人活得比那个医生告诉我们的要久一倍。”[58]
无论从哪方面听上去这都像是桩好买卖。老年人可以把他们不需要的人寿保险单卖个公道的价钱，而投资者则在这些保单到期时获得保险金。但是，这种人寿保险的二手市场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和大量诉讼。
这种生意还存在另一个争议，而这涉及它筹措可售保单的独创方式。到2005年左右，人寿保险二手市场已经成了一个行业。像瑞士信贷银行（Credit Suisse）和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这样的对冲基金和金融机构，都花费了数十亿资金去购买老年富人的人寿保险单。随着人们对这种保单的需求的增长，一些经纪人开始付钱给那些没有投保的老年人，让他们去办理大额人寿保单并随后将这些保单转售给投机者。这些保单被叫作“投机者始购保单”（speculator-initiated policies）或“人寿转手保单”（spin-life policies）。[59]
寿险保单贴现产业以“人寿保险自由市场”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在此之前，那些不再想要或不再需要其人寿保险单的人别无选择，只能让这些保单失效，或者在某些情形中只能向保险公司折兑现金以求拿到很少一点退保金。而现在，他们则可以通过把他们不需要的保单抛售给投资者而从中获得更多好处。[54]
2006年，据《纽约时报》估计，这个人寿转手保单市场一年的金额接近130亿美元。该报对那种招揽新生意的狂热做了如下描述：“这些交易如此划算，以至于人们无所不用其极地去巴结那些老年人。在佛罗里达州，投资者还为那些愿意在游轮上接受体检并申请人寿保险的老年人安排了免费的航游。”[60]
2000年，他开始从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那里购买人寿保险单，并把它们倒卖给投资者。这种生意的运作与保单贴现生意一样，只是在这种生意中人的寿命预期更长，而且保单的价值一般也更高，常常可以达到100万美元以上。投资者从那些不再需要这些保单的人那里将其买下并支付保险费，然后在这些人去世以后收取死亡保险金。为了避免染上与保单贴现相关联的那种污名，这门新生意把自己称作“寿险保单贴现”（life settlement）产业。伯格的公司，即考文垂第一公司（Coventry First），乃是这个行业中最成功的公司之一。[53]
在明尼苏达州，一位82岁的男子从7家不同的公司购买了价值1.2亿美元的人寿保险，然后将这些保单以一笔可观的利润卖给了投机者。这些保险公司大呼违规并抱怨说：第一，以纯粹投机的方式利用人寿保险的做法，不符合其保护家庭成员免遭经济灾难的基本目的；第二，人寿转手保单会抬高合法客户购买人寿保险的成本。[61]
艾伦·伯格（Alan Buerger）是这一新兴产业的开拓者。20世纪90年代早期，他向公司出售普通员工保险。当国会削减了普通员工保险的税收好处时，伯格曾考虑转入保单贴现行业。但是，他当时冒出了一个想法，即健康富裕的老年人提供了一个更大且更有前景的市场。伯格告诉《华尔街日报》说：“我当时觉得豁然开朗。”[52]
一些人寿转手保单最终被告上了法庭。在一些案件中，保险公司拒绝支付死亡保险金，声称这些投机者不具有可保权益。而寿险保单贴现公司一方却论辩说，许多包括企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 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在内的投保人，都欢迎人寿转手保险业务及其高昂的保险费，只是在赔付的时候才会抱怨。其他一些则是被经纪人招募来购买人寿保险以转售给投机者的老年客户状告这些经纪人的诉讼。[62]
延长生命的艾滋病药物是健康的福音，但却是保单贴现行业的诅咒。投资者们发现自己被套住了，因为他们要为那些无法按预期那样快速“到期”的人寿保险支付保险费。如果这门生意要想存续下去的话，那么保单贴现经纪人就需要找到更为可靠的死亡去投资。在研究了癌症患者和其他绝症患者之后，他们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为什么要把这项生意局限在患者身上呢？为什么不从那些愿意需要现金的健康老年人那里购买人寿保险单呢？
一位不幸的人寿转手保单客户，是电视脱口秀主持人拉里·金。他为自己买了两份总面值为1 500万美元的人寿保险，并立即卖掉了它们。尽管金已经为他的这个麻烦支付了140万美元，但是他却在一起诉讼中声称，经纪人在佣金、费用和税收信息等方面误导了他。金还控告说，他无法查明现在是谁对他的死亡拥有经济利益。他的律师说：“我们不知道这位保单所有者是华尔街的一家对冲基金，还是一名黑手党教父。”[63]
陌生人的生命
保险公司与寿险保单贴现业之间的官司还打到了美国各州的立法机关。2007年，高盛集团、瑞士信贷银行、瑞士银行、贝尔斯登银行和其他一些银行，成立了“人寿市场制度协会”（Institutional Life Markets Association）以促进寿险保单贴现业的发展，并就反对各种限制它的努力展开游说。这家协会的任务是：为“与寿命和死亡相关的市场”设计“各种创新性的资本市场解决方案”。[64] 这就是死亡赌博市场的一种礼貌说法。
当死亡市场为人熟知并变成一种惯例的时候，对它的那种道德轻蔑也就不易再保有了。在一个人寿保险正在变成（正如18世纪的英国）一种投机工具的时代，牢记上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今天，拿陌生人的生命打赌的行为，已不再是一种孤立的赌局游戏，而是一项支柱产业了。
到2009年，大多数州已经颁布法律禁止人寿转手保单或一如它最终被称为的“源自陌生人的人寿保险”（stranger-originated life insurance， 简称STOLI）。但是，这些法律却允许经纪人继续从事关于患者或老年人的人寿保险单交易——他们是自己购买保单的，而不是受投机者怂恿购买保单的。为了避免受到进一步的管制，寿险保单贴现业力图把它所支持的“陌生人所拥有的人寿保险”（stranger-owned life insurance）与它现在所反对的“源自陌生人的人寿保险”做出原则性的区别。[65]
在某些极端的情形中，这或许是一种值得付出的道德代价。认为那些做法是堕落的观点并不总是决定性的。但是这些观点却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一种常常被市场热衷者所忽视的道德考量。如果我们确信恐怖活动期货市场是保护国家免遭恐怖袭击的唯一方式或最佳方式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决定忍受这种期货市场所会助长的那种低劣的道德感了。但是，那将会是一种吃大亏的交易，而且对它保持厌恶感也仍是至关重要的。
从道德上来说，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多大区别。因为投机者引诱老年人为了迅速获利而购买并转售人寿保险单的做法，看起来确实是极其低俗的。这种做法肯定不符合那种给予人寿保险以正当性证明的目的——保护家庭和企业免遭因养家之人或主要行政主管去世而导致的经济灾难。但是，所有的寿险保单贴现方案都具有这种低俗性。不论这种保单源自谁，任何拿别人的生命进行投机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应该受到质疑的。
但是这个回答太随意了。它忽视了市场排挤道德规范的那些方面。当参议员们和社论作者们将恐怖活动期货市场斥责为“粗暴的”、“令人厌恶的”和“怪诞的”时候，他们所指的是为某人死亡下注并希望那个人死掉以便从中获利这种行为在道德上丑陋的一面。尽管这种事情在我们社会中的某些地方已然发生了，但是让政府去开设一个使其常规化的机构的做法在道德上却是堕落的。
一位寿险保单贴现业的发言人道格·黑德（Doug Head）在佛罗里达州一次保险听证会上作证时论辩说，让人们把他们的人寿保险单卖给投机者的做法“维护了财产权，并代表了竞争与自由市场经济的胜利”。一旦一个拥有合法可保权益的人购买了一份保单，他/她就应当可以自由地将其卖给出价最高的人。“‘陌生人所拥有的人寿保险’是保单所有人在开放市场中出售其保单的基本财产权的自然结果。”黑德坚持认为，源自陌生人的保单与“陌生人所拥有的人寿保险”不尽相同。这种保单之所以是非法的，乃是因为那些最初购买这种保单的投机者并不具有可保权益。[66]
一些人说：“是的，当然。”这是一位帮助美国国防高等研究项目局构想出这个计划的经济学家的回答：“借着情报的名义，人们在撒谎、欺骗、偷盗和杀戮。相比于这些行为，我们的提议是非常温和的。我们只是从一些人那里拿了钱，然后根据谁的信息准确再把钱给另一些人罢了。”[51]
这种观点很难令人信服。在上述两种情形中，最终拥有保单的投机者，都不具有针对那位老年人（其死亡会导致保险金赔付）的可保权益。此外，上述两种情形都创制了一种与陌生人早死相关的经济利益。正如黑德所声称的，如果我有基本权利购买和出售自己的人寿保险的话，那么我行使这项权利是出于我自己的动机还是听从了他人的建议，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寿险保单贴现的优点在于它们“开启了”我已经拥有的保险单的“现金价值”，那么人寿转手保单的优点就在于它们开启了我垂暮之年的现金价值。无论采取上述哪种方式，某个陌生人都从我的死亡中获利了，而且我也得到了一些钱可以安然离开了。
使恐怖活动期货市场在道德上呈现出更为复杂状况的原因在于，与死亡赌局不同，它旨在做好事。假定它是有效的，那么它就会提供有价值的情报。这就使它与保单贴现业务有些类似。在这两种情形中，道德困境的结构是一样的：我们是否应当以道德为代价——使投资者的利益与他人的死亡与不幸紧密挂钩——来推进一种值得追求的目标——为垂死之人的医疗需求提供财力支持或者阻止一场恐怖袭击？
死亡债券
如果政府提议开设一种“名人死亡赌局”的话，那么答案将一目了然：由于它不实现任何社会善，所以对于强化人们对他人的死亡与不幸的无情漠视或者（更糟糕的）极度痴迷的做法而言，也就无须多费口舌了。当诸如此类的赌博活动由私人经营时，它就更是坏到底了。肆无忌惮的死亡赌博腐蚀了人们的同情心和正派，政府应当加以阻止，而不是推进。
日益发展的死亡赌博市场只差一步就大功告成了——在华尔街上市。2009年，《纽约时报》报道称，华尔街的投资银行计划收购寿险保单贴现业，把它们打包成债券，再把这些债券卖给养老基金和其他大型投资者。这些债券会从保险赔付中产生一条收益流（income stream），而这些赔付会在原始保单持有人死亡时予以支付。华尔街会用它在过去几十年中处理住房抵押的做法来处理死亡赌博问题。[67]
撇开这些实际问题不论，让我们来看看下面这种具有道德意义的反对意见，即政府开设的有关死亡和灾难的赌局是令人厌恶的。假设上述实际困难可以得到克服，而且恐怖活动期货市场也可以经由设计，而在预测暗杀和恐怖袭击方面比传统情报机构做得更好。那么对于用死亡和灾难进行赌博并营利的行为的道德厌恶感，是否还是抵制这种做法的充分理由呢？
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高盛集团已经开发了一种寿险保单贴现的可交易指数，从而使投资者可以就人们是否会比预期活得长或比计划死得早进行赌博”。而且瑞士信贷银行也在创制“一条购买大量人寿保险单、对其进行打包和转售的金融流水线——正如华尔街的公司对次级证券所做的那样”。鉴于美国有26万亿美元的人寿保险单，而且寿险保单贴现交易也在不断发展，因此死亡市场为一种新的金融产品提供了希望，这种产品可以弥补由抵押贷款证券市场的崩溃而导致的利益损失。[68]
那种宣称自由市场不仅有效而且还有洞见力的主张，乃是不同寻常的。并非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赞同这个主张。一些经济学家论辩说，期货市场善于预测小麦的价格，但却在预测罕见事件（诸如恐怖袭击）方面力不从心。另一些经济学家则坚持认为，就情报搜集而言，专家市场要比那些对一般公众开放的市场更有效。人们还根据一些特别的理由来质疑美国国防高等研究项目局的这项计划：它是否会被恐怖分子所操纵？因为恐怖分子可能会为了从一场袭击中获利而参与“内幕交易”，或者有可能通过卖空恐怖活动期货来隐匿他们的计划。此外，如果人们知道美国政府会利用这种市场信息来阻止，比如，对约旦国王的暗杀并因此挫败他们的赌局的话，那么他们是否还真的会把赌注押在这个事件上呢？[50]
尽管一些商业信用等级评定机构还有待说服，但至少人们相信，创造一种风险最低、以寿险贴现为根据的债券是有可能的。正如抵押贷款证券从全国各地收集贷款一样，寿险贴现所支撑的债券也可以从下面这样一些人那里收集到保单，他们“患有各种疾病，如白血病、肺癌、心脏病、乳腺癌、糖尿病和老年痴呆症等”。一种以多种疾病组合为支撑的债券，可以使投资者高枕无忧，因为任何一种疾病的治疗方案的发现，都不会使这种债券的价格跌落谷底。[69]
然而，支持恐怖活动期货网站的理据所依凭的则是一种信奉市场力量的更宏大且更宽泛的主张。随着市场必胜论进入高潮，该计划的捍卫者明确表达了一种伴随金融时代而形成的对市场信念的新认知：市场不仅是生产和分配商品的最有效的机制，而且也是聚合信息与预测未来的最好方式。美国国防高等研究项目局期货市场的优点在于，它会“拨动、刺激和唤醒一个固执的情报界去认清自由市场的预测能力”。它会让我们打开眼界，使我们明白“决策理论家几十年来早已知晓的东西：事件的概率可以根据人们愿意下的赌注来测量”。[49]
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复杂的金融交易方案曾推动引发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但是这家公司也对这种债券产生了兴趣。作为一家保险公司，它曾经反对寿险贴现业并在法庭上与他们唇枪舌剑。但是它却悄悄地买断了目前市场上450亿美元寿险保单中的180亿美元，而且现在还希望把它们打包成证券并作为债券进行出售。[70]
市场预测优于传统情报搜集的一个地方在于：市场并不受制于官僚和政治压力所导致的信息失真。了解某些事情的中层专家可以直接进入市场，并把他们的钱投到他们确信的地方。这可以使某些原本被高层人士压制且永远不会大白于天下的信息曝光于大众。让我们回想一下伊拉克战争前中央情报局（CIA）所受到的各种压力——它必须得出结论称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家独立的赌博网站对这个问题的怀疑，要大于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尼特（George Tenet）的怀疑，后者曾宣称这种武器的存在就像是“灌篮得分”（slam dunk）那样确定无疑。[48]
那么，死亡债券的道德地位又是什么呢？在某些方面，我们可以将它们比作作为其基础的死亡赌博。如果我们可以从道德上反对拿他人的生命进行赌博并从他人的死亡中获利的行为，那么死亡债券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各种做法（普通员工保险、保单贴现、死亡赌局以及人寿保险中各种纯粹的投机交易）一样都存在这种缺陷。人们有可能会论辩说，死亡债券的匿名性质和抽象性质，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它对我们的道德感的腐蚀性影响。一旦人寿保单被大规模地打包收购，然后再被切割分散并抛售给养老基金和大学捐赠基金，那么任何投资者就不会与任何特定的人的死亡保有一种紧密利益了。不可否认，如果国家健康卫生政策、环境标准或得到改善的饮食与锻炼习惯，使人们变得更加健康和长寿的话，那么死亡债券的价格就会下降。但是，与计算那位患艾滋病的纽约人或爱达荷州牧场主死亡的日期相比较，一个人打赌死亡债券的价格不可能下降这件事，麻烦似乎总是要少一些。难道真的是这样吗？
一些学者（主要是经济学家）赞同这种观点。一位学者写道：“看到恶劣的公共关系毁掉了一种具有潜在重要意义的情报分析工具，颇令人感到沮丧。”抗议的浪潮阻碍了人们对该项目的优点做出恰当的评价。斯坦福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写道：“金融市场是一种非常强大的信息聚合器，而且也常常是比传统方法更好的预测者。”他们引证艾奥瓦电子市场（Iowa Electronic Market）来说明问题，因为这家在线期货市场比民意测验更准确地预测了一些总统选举的结果。另一个案例则是橙汁期货市场。“相比于国家气象局，浓缩橙汁期货市场是佛罗里达州天气的更好的预报员。”[47]
有时候，我们会因为一种道德败坏的市场做法提供了社会之善而决定容忍它。人寿保险最初就是人们做出的这样一种妥协。为了保护家庭和企业免遭养家之人或企业主管过早死亡而产生的经济风险，各国社会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勉强得出结论：应当允许那些对某人的生命拥有可保权益的人对死亡进行押注。然而，事实证明，投机的诱惑是很难抵御的。
五角大楼没有回应这些道德争论，反而发表了一项陈述该项目原则的声明，并论辩说期货交易不仅在预测商品价格方面一直是有效的，而且在预测选举和预测好莱坞电影的票房成功方面也一直是有效的：“研究表明，市场乃是收集那些分散甚至隐蔽信息的极为高效的、有效的和及时的聚合器。期货市场已经证明了它很善于预测选举结果之类的事件，它们的预测往往比专家的观点还要准确。”[46]
正如今天大规模的生命与死亡市场所证实的那样，使保险摆脱赌博名声的艰苦努力还没有大功告成。由于华尔街积极推进死亡债券交易，所以我们又回到了伦敦劳埃德咖啡馆那个无拘无束的道德世界中，只不过它现在的规模，使得人们就陌生人的死亡与不幸所押的赌注，相比之下似乎显得有点离奇了。
参议员拜伦·多根（北达科他州民主党人）质问道：“你是否能够想象：另一个国家设立了一个赌场，人们可以去那里……打赌一名美国政治人物是否会被暗杀？”参议员罗恩·怀登（俄勒冈州民主党人）与多根一起要求撤销这项计划，说它是“令人厌恶的”。怀登指出：“开设有关暴行和恐怖活动的联邦赌局的想法是荒谬的，也是怪诞的。”多数党领袖参议员汤姆·达斯科尔（南达科他州民主党人）将这个项目称为“不负责任的和粗暴的”。他还补充说：“我不能相信有人会一本正经地提出我们应当用死亡来做交易。” 参议员芭芭拉·博克瑟（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人）说道：“它有点让人恶心。”[45]
[1] . Associated Press, “Woman Sues over Store’s Insurance Policy,” December 7, 2002; Sarah Schweitzer, “A Matter of Policy: Suit Hits Wal-Mart Role as Worker Life Insurance Beneficiary,” Boston Globe, December 10, 2002.
关于这个赌博网站的新闻，引起了美国国会的愤怒。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谴责这种期货市场，而国防部也迅速取消了这个计划。社会之所以产生这么大的反对浪潮，部分是因为人们怀疑这个计划是否能起作用，但大部分是因为人们在道德上反感政府开设灾难事件赌局的前景。美国政府怎么可以怂恿人们利用恐怖活动和死亡来赌博和营利呢？[44]
[2] . Associated Press, “Woman Sues over Store’s Insurance Policy.”
由于交易者必须用他们自己的钱来为他们的预测投注，因此那些愿意下大赌注的人很可能就是拥有最佳信息的人。如果期货市场可以很好地预测石油、股票和黄豆的价格，那么为什么不把它们的预测能力用于预测下一次恐怖袭击呢？
[3] . Schweitzer, “A Matter of Policy.”
这个网站是美国国防高等研究项目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的发明，该局是一个负责为进行战争和搜集情报而开发创新技术的机构。这个网站的理念是，让投资者买卖有关各种情形（最初与中东有关）的期货合同。作为样本的情形包括：巴勒斯坦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是否会被暗杀？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是否会被推翻？以色列是否会成为生物恐怖主义者袭击的目标？另一个样本问题是与中东无关的：朝鲜是否会发动核攻击？[43]
[4] . Ibid.
假设有一种除了提供娱乐外还有其他作用的死亡赌局。设想有这么一个网站，它允许你可以不对电影明星的死亡进行押注，而对哪些外国领导人会遭暗杀或被推翻进行押注，或者对下一次恐怖袭击会发生在什么地方进行押注。让我们再假设这种赌局的结果将产生有价值的信息，而政府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来保卫国家安全。2003年，美国国防部的一个机构就曾提议创建这样一个网站。五角大楼把它称为“政策分析市场”（Policy Analysis Market）；媒体则把它称为“恐怖活动期货市场”（terrorism futures market）。[42]
[5] . Ellen E. Schultz and Theo Francis, “Valued Employees: Worker Dies, Firm Profits—Why?”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19, 2002.
恐怖活动期货市场
[6] . Ibid.; Theo Francis and Ellen E. Schultz, “Why Secret Insurance on Employees Pays Off,”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5, 2002.
一个世纪以后，霍姆斯在当年所面临的困境变得更为严峻了。区分保险、投资和赌博的界线也都不复存在了。20世纪90年代的普通员工保险、保单贴现和死亡赌局，只不过是个开端。今天，生命与死亡的市场已然挣脱了那些曾经限制它们的社会目的和道德规范对它们的约束。
[7] . Ellen E. Schultz and Theo Francis, “Why Are Workers in the Dark?”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4, 2002.
霍姆斯承认，对可保权益进行规定的全部要义就在于防止人寿保险演变成一种死亡赌博，即“一种有害的赌博”。但是他认为，这个理由还不足以阻止人寿保险的二手市场（它会把投机者从后门带回来）。霍姆斯得出结论：“在我们这个时代，人寿保险已经成为人们最认可的投资和自我强制储蓄的形式之一。在合理的安全范围内，使人寿保险也具有财产的一般特性乃是可行的。”[41]
[8] . Theo Francis and Ellen E. Schultz, “Big Banks Quietly Pile Up ‘Janitors Insurance,’”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2, 2002; Ellen E. Schulz and Theo Francis, “Death Benefit: How Corporations Built Finance Tool Out of Life Insuranc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30, 2002.
这恰恰是几十年后保单贴现所提出的问题。让我们回想一下那份被肯德尔·莫里森（那名患有艾滋病的纽约人）卖给第三方的人寿保险单。对于购买这份保单的投资者而言，这份保单纯粹是一份关于莫里森会活多长时间的赌注。当莫里森没有很快死掉的时候，这位投资者发现自己倒是“在终结生命方面得到了一种险恶的反向利益”。这就是那些询问莫里森身体状况的电话和联邦快件所具有的全部含义。
[9] . Schultz and Francis, “Valued Employees”; Schultz and Francis, “Death Benefit.”
1911年，美国最高法院支持了这种出售或者“转让”某人的人寿保险单的权利。为法庭撰写判词的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大法官承认了这个问题：赋予人们将其人寿保险单卖给第三方的权利，破坏了可保权益这项要件。这意味着投机者可以重新进入市场：“一份与被投保人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人寿保险合约，是一种纯粹的赌注，它使被投保人在终结生命方面得到了一种险恶的反向利益。”[40]
[10] . Schultz and Francis, “Death Benefit”; Ellen E. Schultz, “Banks Use Life Insurance to Fund Bonuses,”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20, 2009.
可保权益这项要件把人寿保险限定在那些对于他们所投保的生命具有优先利害关系的人，无论是家庭关系还是金钱关系。这有助于人们把人寿保险与赌博区分开来——人们再也不会只为了赚钱而拿陌生人的生命去打赌了。然而，这种区别并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明确。因为法院的裁定认为，一旦你获得了一份人寿保险单（由可保权益所支持），你就可以任意处置它，包括将其卖给其他人。这项“转让”原则，正如它被称为的那样，意味着人寿保险就是一种与其他财产没什么两样的财产。[39]
[11] . Ellen E. Schultz and Theo Francis, “How Life Insurance Morphed Into a Corporate Finance Tool,”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30, 2002.
涉及死亡的商业交易的这种窘境，也解释了为什么保险推销员一直以来受到人们蔑视的原因。这绝不是因为他们的工作与死亡关联太近。医生和牧师的工作也与死亡有关联，但他们却没有因为这种关联而名誉受损。人寿保险代理人之所以蒙受污名，其原因就在于他是“一个死亡‘推销员’，也就是靠着人们最糟糕的悲剧来营利谋生的人”。保险推销员的这种污名一直到20世纪还存在。尽管人寿保险代理人努力使他们的工作专业化，但是他们还是无法消除人们因其把“死亡当作生意”而产生的反感。[38]
[12] . Ibid.
人们对于把死亡商品化的做法在道德上仍感到犹豫。泽利泽指出，这种犹豫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人们对人寿保险代理人的需求。保险公司早就发现，人们并不愿意主动购买人寿保险。尽管人寿保险得到了人们的接受，但是“死亡也不能被转变成一种日常商品”。因此，这就需要有人去寻找客户，消除他们本能的犹豫，并说服他们相信这种产品的优点。[37]
[13] . Schultz and Francis, “Valued Employees.”
后来，人寿保险的承办商在将其作为一种投资手段进行兜售的时候渐渐变得大胆起来。随着这个行业的发展，人寿保险的意义和目的也发生了变化。当人寿保险在交易时被当作一种保护寡妇和儿童的慈善制度来对待时，它就变成了一种存款与投资的工具并成为商业的一部分。对“可保权益”的界定也从家庭成员和亲属扩展到了商业伙伴和重要雇员。公司可以为它们的行政主管投保（尽管它们并不给它们的普通员工投保）。到了19世纪晚期，人寿保险的商业方式“鼓励生命保险严格地遵从商业目的”，从而把可保权益扩展到了“有经济利益关联的陌生人”。[36]
[14] . Tax deductions related to corporate-owned life insurance cost taxpayers $1.9 billion per year in lost revenues, according to a 2003 federal budget estimate. See Theo Francis, “Workers’ Lives: Best Tax Break?”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19, 2003.
到了19世纪50年代，人寿保险业开始发展，但当时所强调的只是它的保护性目的，而其商业性的一面则被轻描淡写：“在19世纪晚期以前，人寿保险一直把自己包裹在宗教象征之中，避免使用经济学术语，而且它宣传的更多的是它的道德价值，而非它的金钱好处。人寿保险乃是被当作一种利他的、忘我的馈赠来买卖的，而不是被当作一种有利可图的投资来运作的。”[35]
[15] . In this section, I draw upon my article “You Bet Your Life,” New Republic, September 7, 1998.
在美国，人寿保险的道德正当性发展得很缓慢。直到19世纪晚期，它才被牢固地确立起来。虽然一些保险公司在18世纪就成立了，但是它们出售的大部分险种是火险和海事险。人寿保险遭遇到了“强大的文化抵制”。正如薇薇安娜·泽利泽（Viviana Zelizer）所指出的，“将死亡变成一种商品的做法，侵害了一种捍卫生命神圣性及其不可通约性的价值体系”。[34]
[16] . William Scott Page quoted in Helen Huntley, “Turning Profit, Helping the Dying,” St. Petersburg Times, January 25, 1998.
最终，《1774年保险法案》（又被称作《赌博法案》）的颁布，使得人寿保险与金融投机划清了界限。该项法案禁止拿陌生人的生命进行赌博，并把人寿保险限定于这样一些人，他们对于被投保人的生命拥有一种“可保权益”。由于一种没有约束的人寿保险市场在此前已经导致产生了“一种有害的赌博”，所以议会后来禁止了所有关于生命的保险，“除了这样一些情况，即投保人对被投保人的生死拥有相关利益”。历史学家杰弗里·克拉克（Geoffrey Clark）写道：“简而言之，这项《赌博法案》对人的生命可以被转变为一种商品的情形做出了限制。”[33]
[17] . David W. Dunlap, “AIDS Drugs Alter an Industry’s Math: Recalculating Death-Benefit Deals,” New York Times, July 30, 1996; Marcia Vickers, “For ‘Death Futures,’ the Playing Field Is Slippery,” New York Times, April 27, 1997.
英国猖獗的死亡赌博，促使公众愈发强烈地反对这种令人讨厌的做法。此外，还有另一个限制它的理由。尽管人寿保险越来越被视作是养家糊口之人保护他们家庭免遭贫困的一种审慎方式，但是它却因为与赌博连在一起而在道德上被败坏了。为了使人寿保险变成一种在道德上正当的生意，它就必须与金融投机划清界限。
[18] . Stephen Rae, “AIDS: Still Waiting,”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uly 19, 1998.
如果我们可以反对死亡赌博的话，那么我们所依据的理由就肯定是超越市场逻辑的，即这些赌博所表达的那些毫无人性的态度。就赌博者自己而言，对他人的死亡和苦难毫不在意的漠视乃是其恶劣品质的标志。对整个社会而言，此类态度以及鼓励这些态度的制度，都是粗俗与堕落的。正如我们在其他商品化的案例中所看到的那样，对道德规范的腐蚀或排挤，就其本身而言，可能并不是人们拒绝市场的充分理据。但是，既然拿陌生人的生命打赌的行为，除了提供利益和卑鄙的娱乐之外对任何社会之善毫无助益，那么这种活动的堕落品质就为人们严格控制它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理由。
[19] . William Kelley quoted in “Special Bulletin: Many Viatical Settlements Exempt from Federal Tax,” Viatical Association of America, October 1997, cited in Sandel, “You Bet Your Life.”
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样一种赌博在道德上是骇人听闻的。但是从市场逻辑的角度来看，我们并不清楚它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假如这些打赌者并不对这些难民的困境负责的话，那么他们拿这些难民多久会死亡来打赌又有什么错呢？打赌双方通过这场赌博都获益良多；而如果他们不玩这场赌博，那么经济逻辑会确定地告诉我们，他们就不会获益。那些对这场赌局毫不知情的难民，也不会因为它的存在而受到伤害。最起码，这就是毫无约束的人寿保险市场的经济逻辑。
[20] . Molly Ivins, “Chisum Sees Profit in AIDS Deaths,” Austin American-Statesman, March 16, 1994. See also Leigh Hop, “AIDS Sufferers Swap Insurance for Ready Cash,” Houston Post, April 1, 1994.
一次特别无情的人寿保险赌博与800名德国难民有关，他们在1765年被带到英国，然后被遗弃在伦敦的郊区，没有东西吃，没有地方住。于是，劳埃德咖啡馆的投机者和保险商就打赌这些难民中有多少人会在一周之内死去。[32]
[21] . Charles LeDuff, “Body Collector in Detroit Answers When Death Call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8, 2006.
英国的法律并没有对保险或赌博进行限制性规定，这两者在当时几乎是无法区分的。18世纪，保险“保单持有人”把赌注押在选举结果、议会的解散、两名英国贵族被杀的可能性、拿破仑的死亡或被擒以及女王在60周年庆典前几个月里的寿命等事件上。[30] 另一些受欢迎的投机赌博对象，即所谓保险的赌博部分，包括围攻和军事战役的结果、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被大量投保的生命”，以及国王乔治二世是否会从战斗中生还等事件。当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1715年8月患病时，英国驻法国大使就打赌这位太阳王活不过当年9月。（结果这位大使赌赢了。）“那些家喻户晓的人物通常都成了这些赌博业的押注对象”，而这就相当于当今网络死亡赌局的一个早期版本。[31]
[22] . John Powers, “End Game,” Boston Globe, July 8, 1998; Mark Gollom, “Web ‘Death Pools’ Make a Killing,” Ottawa Citizen, February 15, 1998; Marianne Costantinou, “Ghoul Pools Bet on Who Goes Next,” San Francisco Examiner, February 22, 1998.
英国是一个例外。从17世纪晚期开始，船主、经纪人和保险商就聚集在伦敦的劳埃德咖啡馆里——即当时的一个海事保险中心。一些人来这里为他们的船只安全返航和货物投保。另一些人来这里则是为了与他们毫不相干的一些生命和事件下注。很多人都办理了并不属于他们的船只的“保险”，期望这些船只在海上沉没以便获利。随着保险商充当起了博彩业者，保险业也就与赌博混杂在一起了。[29]
[23] . Victor Li, “Celebrity Death Pools Make a Killing,” Columbia News Service, February 26, 2010, http://columbianewsservice.com/2010/02/celebrity-death-pools-make-a-killing/; http://stiffs.com/blog/rules/.
在历史上，为生命保险与拿生命打赌之间的紧密联系，使得很多人都认为人寿保险在道德上是令人厌恶的。人寿保险不仅产生了一种谋杀的动机，而且还错误地给人的生命明码标价。几个世纪以来，人寿保险在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是被禁止的。一位法国的法学家在18世纪写道：“人的生命不能成为商业交易的对象，而且那种认为死亡应当变成一种商业投机来源的观点也是可耻的。”许多欧洲国家在19世纪中期以前还都没有人寿保险公司。直到1881年，日本才出现了第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由于缺乏道德正当性，“大多数国家在19世纪中期或晚期之前都没有发展人寿保险”。[28]
[24] . Laura Pedersen-Pietersen, “The Ghoul Pool: Morbid, Tasteless, and Popular,” New York Times, June 7, 1998; Bill Ward, “Dead Pools: Dead Reckoning,” Minneapolis Star Tribune, January 3, 2009. Updated celebrity lists are posted at http://stiffs.com/stats and www.ghulpool.us/?page_id=571. Gollom, “Web ‘Death Pools’ Make a Killing”; Costantinou, “Ghoul Pools Bet on Who Goes Next.”
我们通常都认为保险和赌博是对风险的不同回应方式。保险是一种降低风险的方式，而赌博则是一种投机风险的方式。保险与审慎有关，而赌博则与投机有关。然而，这两种活动之间的界线一直都是易变的。[27]
[25] . Pedersen-Pietersen, “The Ghoul Pool.”
人寿保险的简明道德史
[26] . www.deathbeeper.com/; Bakst quoted in Ward, “Dead Pools: Dead Reckoning.”
普通员工保险、保单贴现和死亡赌局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出现，可以被看作是20世纪末期生命与死亡商品化过程中的一个片段。在21世纪的头10年里，这种趋势变得愈发严重了。然而，在我们考察这个问题在当下的状况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人寿保险从一开始就一直使人们感觉到的那种道德忧虑。
[27] . Geoffrey Clark, Betting on Lives: The Culture of Life Insurance in England, 1695–1775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3–10; Roy Kreitner, Calculating Promises: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American Contract Doctrin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97–104; Lorraine J. Daston, “The Domestication of Risk: Mathematical Probability and Insurance 1650–1830,” in Lorenz Kruger, Lorraine J. Daston, and Michael Heidelberger, eds., The Probabilistic Revolution, vol. 1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7), pp. 237–60.
人寿保险一直都是一体两面的：既是一种为了共同安全的风险分担，也是一种无情的赌注（即一种针对死亡的套购保值措施）。这两个方面共存于一种不稳定的联合之中。由于缺失道德规范和法律约束，人寿保险所具有的那个赌博面，有可能吞没最初证明人寿保险正当性的那个社会目的。如果这个社会目的被遮蔽或者丢失的话，那么那些将保险、投资与赌博区分开来的脆弱界线也就荡然无存了。人寿保险从一种为亡者的亲属提供安全保障的制度，先是转变成了另一种金融产品，最终则退化成了一种针对死亡的赌博。这种赌博除了为那些玩家提供乐趣和利益之外一无是处。尽管死亡赌局看起来是轻浮的和无足轻重的，但它实际上却是人寿保险那个邪恶的孪生兄弟——即那种对社会之善毫无助益的赌注。
[28] . Clark, Betting on Lives, pp. 3–10; Kreitner, Calculating Promises, pp. 97–104; Daston, “The Domestication of Risk”; Viviana A. Rotman Zelizer, Morals & Markets: The Development of Life Insur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38 (quoting French jurist Emerignon), 33.
同保单贴现一样，死亡赌局在道德上也是令人担忧的，因为它们做的是一种病态的买卖。但是与保单贴现不同的是，它们并非服务于对社会有益的目的。严格来说，它们就是一种赌博，一种获利和娱乐的来源。尽管死亡赌局令人生厌，但是它们还很难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严重的道德问题。在各种恶的排序中，它们还只是小恶而已。但是，人们之所以对它们感兴趣，乃是因为它们作为一种极限状况，揭示了保险业在一个市场驱动的时代里的道德命运。
[29] . Clark, Betting on Lives, pp. 8–10, 13–27.
这种态度是一种轻薄和妄想的有害结合——玩弄死亡甚至对此迷恋不已。死亡赌局的参与者不只是在投注，而且还参与了一种文化。他们费时费力地去研究被他们押宝的人的预期寿命。他们对名人死亡有一种不体面的专注。死亡赌局网站充斥着著名人物生病的新闻和消息，进而鼓励这种残忍的痴迷。你甚至可以订购一种叫作“名人死亡呼叫”（Celebrity Death Beeper）的服务：每当一位名人死亡时，它都会给你发电子邮件或短信提醒你。“僵尸网”的经理凯利·巴克斯特（Kelly Bakst）说，参与死亡赌局的活动“真的会改变你看电视和关注新闻的方式”。[26]
[30] . Kreitner, Calculating Promises, pp. 126–29.
把赌注押在名人何时会死亡乃是一种娱乐活动，因为没有人靠它谋生。但是，死亡赌局也提出了一些类似于保单贴现和普通员工保险所提出的道德问题。在警探哈利那个版本的游戏中，竞猜者欺骗并企图杀死死亡赌局所选择的名人，但是我们对此先撇开不论。拿某人的生命打赌并从他/她的死亡中获利的行为，有什么错吗？人们对此感到担忧。但是，假如赌徒并没有加速任何人的死亡，那么谁对此还有进行抱怨的权利呢？当一些与莎莎·嘉宝和穆罕默德·阿里从未谋面的人就他们两人何时会死亡这个问题进行打赌的时候，会使他们的身体状况变得更糟吗？把某人升至死亡名单的榜首，或许带有某种侮辱的意味。但是我认为，这种游戏的道德庸俗性主要在于它所表达和弘扬的对死亡的态度。
[31] . Clark, Betting on Lives, pp. 44–53.
死亡赌局的出现，在时间上要早于互联网。据报道，这种游戏早在华尔街的商人中间流行几十年了。而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所主演的警探哈利系列电影的最后一部《虎探追魂》（The Dead Pool），就是关于依照名单神秘谋杀名人的死亡赌局故事。然而，互联网连同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市场的狂热，使得这种残忍的游戏又有了新的前景。[25]
[32] . Ibid., p. 50; Zelizer, Morals & Markets, p. 69, citing John Francis, Annals, Anecdotes, and Legends (1853), p. 144.
认真的玩家并不会轻易地作出选择，他们会先四处搜寻各种载有患病明星消息的娱乐杂志和小报。目前玩家偏爱下注的是莎莎·嘉宝（94岁）、葛培理（93岁）和菲德尔·卡斯特罗（85岁）。其他受欢迎的死亡赌局选项则包括柯克·道格拉斯、玛格丽特·撒切尔、南希·里根、穆罕默德·阿里、鲁思·贝德·金斯伯格、斯蒂芬·霍金、艾瑞莎·富兰克林和阿里埃勒·沙龙。由于年迈的和生病的人物充斥着这些名单，因此一些游戏对那些成功预测很难猜到的死亡的名人还给予额外的积分奖励，例如戴安娜王妃、约翰·丹佛或者其他英年早逝的名人。[24]
[33] . Life Assurance Act of 1774, chap. 48 14 Geo 3, www.legislation.gov.uk/apgb/Geo3/14/48/introduction; Clark, Betting on Lives, pp. 9, 22, 34–35, 52–53.
许多网站都提供了这种病态游戏的各种版本，其名称有“食尸鬼赌局”（Ghoul Pool）、“死亡赌局”以及“名人死亡赌局”（Celebrity Death Pool）等。其中最受欢迎的一个网站叫作“僵尸网”（Stiffs.com），它于1993年举办了第一场游戏，并于1996年进入互联网。在缴纳15美元的参赛费后，参赛者要提交一份他们认为很可能在年底之前去世的名人的名单。猜得最准的那个人可以赢得3 000美元的头奖，第二名可获得500美元。“僵尸网”每年都可以吸引1 000多名竞猜者。[23]
[34] . Zelizer, Morals & Markets, pp. 30, 43. And see generally pp. 91–112, 119–47.
一种与保单贴现更为类似的行当被称为“死亡赌局”（death pool），这是一种骇人的赌博游戏。它于20世纪90年代在互联网上流行开来，几乎是在保单贴现行业盛行的同时。过去，有一种打赌谁会赢得美国橄榄球超级杯大赛的办公室赌局，而死亡赌局就是这种办公室赌局在网络上的翻版，只不过玩家们并不是打赌谁将在橄榄球比赛中获胜，而是竞相预测哪些名人会在某一特定年份死去。[22]
[35] . Ibid., p. 62.
死亡赌局
[36] . Ibid., p. 108.
向尸体收集者支付佣金的做法也许是合算的，但是这也要承担一种道德成本。使尸体收集者的经济利益与其同胞的死亡相挂钩，有可能会使他的以及我们的道德情感变得麻木。就此而言，尸体收集者的工作有点像保单贴现生意，但在道德上却与之不同：虽然尸体收集者依靠他人的死亡维持生计，但是他不必希望任何一个特定的人早些死掉。任何人的死亡对他来说都是可以的。
[37] . Ibid., p. 124.
在依靠人的死亡谋生方面，并非只有保单贴现投资者。验尸官、殡仪业者和挖墓者都是如此，但是却没有人在道德上谴责他们。几年前，《纽约时报》描绘了迈克·托马斯（Mike Thomas）的工作，这名34岁的男子是底特律某个县停尸房的“尸体收集者”（body retrievalist）。他的工作就是收集那些死亡者的尸体，并把他们运到太平间。他是按人头收费的，也就是说，他收集一具尸体收14美元。由于底特律的谋杀率很高，所以他从这项可怕的工作中每年大约能挣1.4万美元。但是当暴力事件减少时，托马斯的处境就很艰难了。他说：“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奇怪，我的意思是说一个人无所事事地等着某人死亡。希望某人死亡。但是这个行当就是这样运作的。这也是我养活我的孩子的方式。”[21]
[38] . Ibid., pp. 146–47.
齐兹厄姆对保单贴现残忍面所持有的那种厚颜无耻的欢欣纯属例外。保单贴现的投资者几乎很少是由恶意驱动的。大多数投资者还是希望艾滋病患者能够身体健康和长寿的——除了那些已被投资的患者外。
[39] . Ibid., pp. 71–72; Kreitner, Calculating Promises, pp. 131–46.
有些人指责这位得克萨斯州的立法者投票支持那些他可以从中获得个人私利的政策。然而这项指控却被误导了；他的钱所追随的乃是他的信念，而非其他事情。这并不存在典型的利益冲突。它实际上是某种更糟糕的东西：一种在道德上扭曲的社会意识投资。
[40] . Grigsby v. Russell, 222 U.S. 149 (1911), p. 154. See Kreitner, Calculating Promises, pp. 140–42.
保单贴现投资者沃伦·齐兹厄姆（Warren Chisum）是得克萨斯州一位保守党的立法议员和“著名的反同性恋战士”。他成功地领导了一场在得克萨斯州举行的恢复对鸡奸进行刑事处罚的运动，反对性教育，并投票反对援助艾滋病患者的项目。1994年，齐兹厄姆骄傲地宣称，他投资20万美元购买了6名艾滋病患者的人寿保险。他告诉《休斯敦邮报》（The Houston Post）说：“我打赌这会使我赚到不少于17%的利润，而且有时候还会更多。如果他们在一个月内就死掉的话，你知道，那这些投资就真的会大有回报了。”[20]
[41] . Grigsby v. Russell, pp. 155–56.
我猜想，即便是自由市场的狂热者在面对如下观点的含义时也会犹豫再三，即拿他人的死亡进行打赌的行为只不过是另一种生意罢了。我们不妨考虑一下：如果保单贴现生意在道德上与人寿保险具有可比性，难道它不应当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拥有同样的游说权利吗？如果保险业拥有为其在延长生命（通过强制佩戴安全带的法律或禁烟政策）方面的利益进行游说的权利，那么保单贴现行业就不应当拥有为其在加速死亡（通过减少对艾滋病或癌症进行研究的联邦资助）方面的利益进行游说的权利吗？据我所知，保单贴现行业并没有进行这种游说。但是，如果道德上允许人们对艾滋病或癌症患者会早点死而非晚点死的可能性进行投资的话，那么为什么推进有利于该目标的公共政策的做法在道德上却是不正当的呢？
[42] . Carl Hulse, “Pentagon Prepares a Futures Market on Terror Attacks,” New York Times, July 29, 2003; Carl Hulse, “Swiftly, Plan for Terrorism Futures Market Slips into Dustbin of Ideas,” New York Times, July 29, 2003.
为什么我应当担心投资者有点盼着我早死呢？只要投资者没有按其期望行事或者没有太频繁地打电话询问我的状况，也许我就不应当担心。这可能只是有点吓人，而无法从道德上加以反对。或者说，这里的道德问题也许并不在于它对我的任何实际伤害，而在于它对投资者品质的腐蚀性影响。你会愿意靠着打赌某些人早点死而非晚点死来营生吗？
[43] . Ken Guggenheim, “Senators Say Pentagon Plan Would Allow Betting on Terrorism, Assassination,” Associated Press, July 28, 2003; Josh Meyer, “Trading on the Future of Terror: A Market System Would Help Pentagon Predict Turmoil,” Los Angeles Times, July 29, 2003.
可能有人会回应说，保单贴现并不是唯一无异于死亡赌博的投资。人寿保险业也同样把我们的死亡变成了一种商品。但是这二者却是有区别的：就人寿保险而言，卖给我保险的公司是在赌我活，而不是在赌我死。我活得越长，它就赚得越多。就保单贴现而言，经济利益正好是反向的。从公司的角度来看，我死得越快，情况就越好。
[44] . Bradley Graham and Vernon Loeb, “Pentagon Drops Bid for Futures Market,” Washington Post, July 30, 2003; Hulse, “Swiftly, Plan for Terrorism Futures Market Slips into Dustbin of Ideas.”
与普通员工保险不同，保单贴现行业服务于一种明确的社会善，即为绝症患者的最后岁月提供财力支持。此外，被保险人的同意从一开始就是确定的（尽管下面的情况也是有可能发生的，即在某些情形中，绝望的患者有可能缺乏讨价还价的能力，无法为他们的人寿保险谈到一个公道的价格）。保单贴现的道德问题并不是它们缺少同意，而在于它们是在对死亡下赌注。这种赌博使得投资者与被其购买了人寿保险的病人的早日死亡之间有一种紧密的利益挂钩。
[45] . Guggenheim, “Senators Say Pentagon Plan Would Allow Betting on Terrorism, Assassination”; Meyer, “Trading on the Future of Terror”; Robert Schlesinger, “Plan Halted for a Futures Market on Terror,” Boston Globe, July 30, 2003; Graham and Loeb, “Pentagon Drops Bid for Futures Market.”
由于艾滋病的确诊不再是一种死亡判决，所以保单贴现公司便开始努力使它们的生意变得更加多样化，也就是把它们的业务扩展至癌症和其他绝症方面。美国保单贴现协会（the Viatical Association of America）乃是这个行业的贸易协会，它的执行董事威廉·凯利（William Kelley）就没有因艾滋病市场的低迷而屈服，反而对死亡期货生意给出了一个乐观的估计：“与艾滋病患者的人数相比较，患有癌症、严重心血管疾病和其他不治之症的人数更巨大。”[19]
[46] . Hulse, “Pentagon Prepares a Futures Market on Terror Attacks.”
1998年，《纽约时报》发表了一则关于一位愤怒的密歇根投资者的故事，他在5年前购买了肯德尔·莫里森（Kendall Morrison）的人寿保险。莫里森是一名患有艾滋病的纽约人，当时他已病入膏肓。多亏了前述这种新药的发明，莫里森恢复到平稳的健康状况，而这让那位投资者大失所望。莫里森说：“以前，我从未觉得有人希望我死掉。他们不停地给我寄这些联邦快件并给我打电话，好像在说‘你还活着吗’？”[18]
[47] . Hal R. Varian, “A Market in Terrorism Indicators Was a Good Idea; It Just Got Bad Publicity,” New York Times, July 31, 2003; Justin Wolfers and Eric Zitzewitz, “The Furor over ‘Terrorism Futures,’” Washington Post, July 31, 2003.
在这些“恐怖的事情”中，有一些导致了诉讼：不满的投资者状告经纪人卖给他们的人寿保险单并没能按预期那样迅速“到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抗艾滋病病毒药物的发现延长了成千上万名艾滋病患者的生命，但是这项发现却打乱了保单贴现行业的如意算盘。一家保单贴现公司的行政主管对延长患者生命药物的负面作用做了如下解释：“12个月的预期变成了24个月，这会严重破坏你的回报。”1996年，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技术的突破，导致了尊严合作有限公司（Dignity Partners， Inc.）——旧金山的一家保单贴现公司——的股票价格从14.5美元暴跌至1.38美元。很快，这家公司便停业了。[17]
[48] . Michael Schrage and Sam Savage, “If This Is Harebrained, Bet on the Har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3, 2003; Noam Scheiber, “Futures Markets in Everything,”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December 14, 2003, p. 117; Floyd Norris, “Betting on Terror: What Markets Can Reveal,” New York Times, August 3, 2003; Mark Leibovich, “George Tenet’s ‘Slam-Dunk’ into the History Books,” Washington Post, June 4, 2004.
毋庸赘言，保单贴现行业会竭力弱化其生意中残忍的一面。保单贴现经纪人把他们的任务描述成：为身患绝症的人提供财力，使他们能够以相对舒适和有尊严的方式度过剩余的时光。[“保单贴现”（viatical）这个词就源于拉丁语的“航海”（voyage）一词，该词特指为古罗马官员出海航行而提供的资金和补给品。] 然而无法否认的是，如果被保险人立即死亡，那么投资者是有利可图的。劳德代尔堡保单贴现公司的主席威廉·斯科特·佩奇（William Scott Page）就说过：“我们已经有了一些蔚为可观的回报，但是在人们活得较长的情况下，我们也遇到了一些恐怖的事情。这就是保单贴现协议令人刺激的地方。在预测某人死亡时间的问题上，并不存在精确的科学方法。”[16]
[49] . Schrage and Savage, “If This Is Harebrained.” See also Kenneth Arrow et al., “The Promise of Prediction Markets,” Science 320 (May 16, 2008): 877–78; Justin Wolfers and Eric Zitzewitz, “Prediction Market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8 (Spring 2004): 107–26; Reuven Brenner, “A Safe Bet,”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3, 2003.
当然，所有的投资都是有风险的。但是就保单贴现而言，这种金融风险产生了一种在其他大多数投资中都没有的道德复杂性：投资者肯定希望卖给他人寿保险的那个人死得早一些而不是晚一些。这个人活得越久，自己获得的回报率也就越低。
[50] . On the limitations of prediction markets, see Joseph E. Stiglitz, “Terrorism: There’s No Futures in It,” Los Angeles Times, July 31, 2003. For a defense of them, see Adam Meirowitz and Joshua A. Tucker, “Learning from Terrorism Market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2 (June 2004), and James Surowiecki, “Damn the Slam PAM Plan!” Slate, July 30, 2003, www.slate.com/articles/news_and_politics/hey_wait_a_minute/2003/07/damn_the_slam_pam_plan.html. For an overview, see Wolfers and Zitzewitz, “Prediction Markets.”
无论怎么看，这似乎都是一笔不错的交易。这位垂死的保单持有人得到了他所需要的现金，而这位投资者也获得了一笔可观的利润——假设保单持有人按预定时间死亡。但是这种交易有一种风险：虽然这种保单贴现投资可以确保投资人得到一笔确定的死亡赔付金（在上述事例中是10万美元），但是回报率却要取决于保单持有人活多长时间。如果他按照预期那样在一年之内去世了，那么这位花5万美元买下10万美元保单的投资者就会大赚一笔，也就是说100%的年利润（这里要减去他所支付的保险金和付给安排此项交易的保险经纪人的费用）。如果这个人又活了两年，那么这位投资者就必须要为同等数量的保险费赔偿金等待两倍的时间，因此他的年度回报率也要减半（这里还不算额外的保险费支出，而这项支出还会使回报变得更少）。如果这位病人奇迹般地获得康复并存活了很多年的话，那么这位投资者就可能一无所获了。
[51] . Quote from Robin D. Hanson, an economist at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in David Glenn, “Defending the ‘Terrorism Futures’ Market,”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August 15, 2003.
为了检视上述各种反对意见，我们可以考虑另一种在道德上颇为复杂的人寿保险做法。这种做法始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由艾滋病的流行而引发的。它在当时被称作保单贴现行业（viatical industry），是一个由艾滋病人群和其他被诊断患有不治之症的人拥有的人寿保险单所构成的市场。它的运作方式如下：假设某个拥有10万美元人寿保险单的人被医生告知自己只有一年的寿命。再假设他现在需要钱来进行治疗，或许只是为了在他所剩无几的短暂时光中好好地生活。于是，一位投资者提出以折扣价——比如5万美元——从这位病人手中买下这份保单，并且替他缴纳年度保险费。在这位保单原始持有人去世的时候，该投资者便可以得到10万美元。[15]
[52] . Liam Pleven and Rachel Emma Silverman, “Cashing In: An Insurance Man Builds a Lively Business in Death,”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26, 2007.
保单贴现：拿生命做赌注
[53] . Ibid.; www.coventry.com/about-coventry/index,asp.
然而，同意的缺失并不是可以用来反对普通员工保险的唯一的道德性反对意见。即便在员工同意此类方案的情形中，仍然存在着某种在道德上令人感到厌恶的东西。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它是指公司对待那些被参保员工的态度。公司在制造使员工的死亡比活着更有价值的情形中，实际上是把他们客体化了。公司把员工看成一种商品期货，而不是雇员——他们对公司的价值在于他们所做的工作的那种人。一种更进一步的反对意见指出，公司员工人寿保险业务扭曲了人寿保险的目的；人寿保险曾经是一种家庭安全的渊源，而现在却变成了公司减免税收的一项举措。[14] 我们很难理解，税收制度为什么应当鼓励公司为其员工的死亡投资数十亿美元，而不是为提供服务和生产商品进行投资。
[54] . www.coventry.com/life-settlement-overview/secondary-market.asp.
一些州并不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它们要求公司在为其雇员办理保险之前一定要征得员工本人的同意。当公司向员工征得许可的时候，它们一般都会向员工提供一份适度的人寿保险收益作为诱饵。沃尔玛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办理了大约35万名员工的保险，它向那些同意由它办理保险的员工提供一笔免费的价值5 000美元的人寿保险收益。大多数员工都接受了这个报价，但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在他们的家庭将会得到的5000美元保险收益与该公司将从他们的死亡中获取的数十万美元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13]
[55] . See Susan Lorde Martin, “Betting on the Lives of Strangers: Life Settlements, STOLI, and Securitiz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Business Law 13 (Fall 2010): 190. The number of lapsed life policies for 2008 was 38%, according to ACLI Life Insurers Fact Book, December 8, 2009, p. 69, cited in Martin.
普通员工保险毕竟是双方当事人——购买此项保险（并成为受益人）的公司与出售此项保险的保险公司——之间自愿达成的一种交易。员工并不是这项交易的当事人。一家金融服务公司科凯集团（KeyCorp）的发言人直截了当地指出：“雇员并没有支付保险费，因此也就没有理由向他们透露这项保险的细节。”[12]
[56] . Mark Maremont and Leslie Scism, “Odds Skew Against Investors in Bets on Strangers’ Lives,”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21, 2010.
这种反对意见很可能与同意的缺失有关。如果你得知你的雇主在你不知情或者未同意的情况下为你办理了人寿保险，你会作何感想呢？你有可能觉得自己被利用了。但是你有理由抱怨吗？如果这项保险的存在对你并无伤害的话，那么你的雇主为什么有通知你这件事或者征得你同意的道德义务呢？
[57] . Ibid.; Mark Maremont, “Texas Sues Life Partners,”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30, 2011.
然而据我猜测，那些对普通员工保险极其反感的人所主张的乃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反对意见，已经超出了那种实践性的风险观，即肆无忌惮的公司有可能在工作场所乱扔致命危险品或者对各种危险熟视无睹。这种道德性的反对意见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呢？人们是否必须接受它呢？
[58] . Maria Woehr, “ ‘Death Bonds’ Look for New Life,” The Street, June 1, 2011, www.thestreet.com/story/11135581/1/death-bonds-look-for-new-life.html.
最直白的反对意见是一种实践性的意见：允许公司因其员工死亡而获得经济利益的做法，对于工作场所的安全几无裨益可言。相反，一家缺乏资金的公司如果可以因其员工的死亡而得到数百万美元，那么它就会滋生一种反向的动机，即在健康与安全措施方面偷工减料。当然，任何一家负责任的公司都是不会公然依照这种动机行事的。公司故意加速其雇员的死亡，乃是一种犯罪。允许公司为其员工购买人寿保险的做法，并没有为它们发放杀害员工的许可证。
[59] . Charles Duhigg, “Late in Life, Finding a Bonanza in Life Insuranc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7, 2006.
公司是否应当可以从其雇员的死亡中获益？甚至保险业中的一些人士也都发现这种做法令人反感。“美国全美教师保险及年金协会”（TIAA-CREF）是一家从事退休与财务服务的大公司，它的前任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约翰·比格斯（John H. Biggs）将这种做法称为“一种似乎总会令我感到厌恶的保险形式”。[11] 但是它究竟错在哪里呢？
[60] . Ibid.
截至21世纪的头几年，公司员工人寿保险业务承保了数百万名员工的生命，其总额达到了全部人寿保险销售额的25%~30%。2006年，美国国会曾试图制定一项法律来限制普通员工保险业务，该项法律要求这种业务需征得雇员的同意，并将公司拥有的保险限制在公司1/3薪酬最高的劳动力的范围内。到2008年，仅美国各家银行就持有其员工的1 220亿美元的人寿保险。普通员工保险向美国各家公司的扩展，已然改变了人寿保险的意义和目的。《华尔街日报》的一系列文章得出结论：“普通员工保险所展现的无异于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即人寿保险如何从一种丧失亲人的安全网络演变成了一种公司财政策略。”[10]
[61] . Ibid.
普通员工保险这项繁荣的生意因《华尔街日报》在2002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而引起公众的关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说，一名29岁的男子在1992年死于艾滋病，他的死亡使一家公司得到了33.9万美元的死亡保险金，而他的家庭却分文未得。这家公司就是他曾经短暂工作过的一家音乐制品商店的所有者。另一篇文章讲述了得克萨斯州一名20岁便利店职员的遭遇，他在该店遭抢劫的过程中被枪击身亡。拥有这家便利店的公司为这名年轻男子的遗孀和孩子支付了6万美元，以便让他们不再提起任何诉讼，但却没有向他们透露公司已经因该男子的死亡而得到了25万美元的保险赔偿金。这一系列文章还报道了这样一个无情但却很少被人们注意到的事实，即“在‘9·11’恐怖袭击之后的第一批人寿保险赔偿金中，有一些并没有给遇难者的家庭，而是给了他们的雇主”。[9]
[62] . Leslie Scism, “Insurers Sued Over Death Bets,”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2, 2011; Leslie Scism, “Insurers, Investors Fight Over Death Bets,”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9, 2011.
普通员工保险在大银行中曾是非常流行的，这些银行包括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和摩根大通银行（JPMorgan Chase）。20世纪90年代末，一些银行还曾想过除了它们的员工之外，给它们的存款人和信用卡持有人办理人寿保险事项。[8]
[63] . Pleven and Silverman, “Cashing In.”
几乎没有员工意识到他们的公司已经给他们的人头标价了。大多数州都没有要求公司在为其雇员购买人寿保险的时候需通知雇员本人，也没有要求公司在这样做的时候必须征得员工的允许。而且大多数公司为员工购买的人寿保险甚至在员工辞职、退休或者被辞退后也依然有效。因此，公司仍能获得离开公司多年以后去世的员工的死亡保险金。公司通过社会保障总署（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来跟踪了解它们之前员工的死亡状况。在一些州，公司甚至还可以办理其员工的孩子与配偶的人寿保险并获取死亡保险金。[7]
[64] . Ibid. Quotations are from home page of Institutional Life Markets Association website,www.lifemarketsassociation.org/.
到20世纪90年代，一些大公司已耗资数百万美元来投保公司员工的人寿保险（corporate-owned life insurance，简称COLI），并创造了一个总额达数万亿美元的死亡期货产业（death futures industry）。为员工购买保险的公司包括：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陶氏化学公司（Dow Chemical）、美国雀巢公司（Nestlé USA）、必能宝公司（Pitney Bowes）、宝洁公司（Procter & Gamble）、沃尔玛、迪士尼（Walt Disney）和温迪克西连锁超市（Winn-Dixie supermarket chain）。这些公司在当时之所以愿意进行这种病态的投资，乃是因为这样的投资可以享受优惠的税收待遇。正如死亡保险金在传统的终身人寿保险业务中是免税的，普通员工人寿保险业务所产生的年度投资收入也是免税的。[6]
[65] . Martin, “Betting on the Lives of Strangers,” pp. 200–06.
公司为其首席执行官和高层行政主管办理人寿保险、用以抵消他们一旦去世而需雇人替换他们所产生的高昂成本的做法，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惯例。按照保险业的说法，公司对它们的首席执行官享有一种“可保权益”（insurable interest），而且这也是法律认可的。但是公司为普通员工购买人寿保险的做法，相对而言则是新近才出现的。这样的保险在保险业中被称为“普通员工保险”（Janitors insurance）或者“死亡佃农保险”（dead peasants insurance）。直到最近，这种保险在美国大多数州还是不合法的；这些州认为，公司对它们的普通员工生命不享有可保权益。但在20世纪80年代，保险业成功地游说了大多数州的立法机构，让它们放宽了对保险法的限制，允许公司为它们的所有雇员（从首席执行官到收发室职员）购买人寿保险。[5]
[66] . Testimony of Doug Head, executive director, Life Insurance Settlement Association, at the Florida Office of Insurance Regulation Informational hearing, August 28, 2008, www.floir.com/siteDocuments/LifeInsSettlementAssoc.pdf.
普通员工保险
[67] . Jenny Anderson, “Wall Street Pursues Profit in Bundles of Life Insuranc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6, 2009.
沃尔玛的一位发言人承认，公司持有其数千名雇员的人寿保险单——这些人并不只是助理经理，甚至也包括维修工这样的员工。但是他也否认了这种做法就是要从员工的死亡中获益的说法。他指出：“我们认为，我们并没有从同事的死亡中获益。我们在这些员工身上进行了相当大的投资”，而且“如果他们一直活着的话”，那么公司只能继续支付他们的保险费。这位发言人论辩说，在迈克尔·赖斯的案例中，保险赔付的这笔钱并不是一份令人高兴的意外所得，而是对培训赖斯以及现在重新雇人替换他的成本的一种补偿。“他曾经接受过相当多的培训，并且获得了不付出代价便无法复制的经验。”[4]
[68] . Ibid.
按照赖斯夫人的说法，无论是她还是她的丈夫，都对沃尔玛公司曾为她丈夫办理人寿保险一事毫不知情。当她得知这份人寿保险单后，她便把沃尔玛告上了联邦法庭，要求把这笔钱判给她的家庭，而不是给沃尔玛。她的律师论辩说，公司不应当从其员工的死亡中获益：“像沃尔玛这样的大公司拿其雇员的生命进行赌博的行为，绝对是应当受到谴责的。”[3]
[69] . Ibid.
赖斯的遗孀维基·赖斯（Vicki Rice）在得知沃尔玛超市得到了这笔意外之财后感到非常愤怒。为什么这家公司可以从她丈夫的死亡中获益？赖斯生前每天都要为这家公司工作很长时间，有时候每周要工作长达80个小时。她说：“他们先是拼命使用迈克尔，然后毫不费力地得到了30万美元。这太不道德了。”[2]
[70] . Leslie Scism, “AIG Tries to Sell Death-Bet Securities,”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2, 2011.
48岁的迈克尔·赖斯（Michael Rice）是美国新罕布什尔州蒂尔顿一家沃尔玛超市的助理经理。一天，他在帮助一名顾客将电视机搬上她的轿车的时候，心脏病突发并倒地不起。一周之后，他去世了。根据他的人寿保险单，保险公司为他的死亡偿付了约30万美元。但是这笔钱却没有给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而是给了沃尔玛超市，因为这家超市在先前就已经为赖斯购买了人寿保险，并把自己指定为受益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