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相似的教训也可以见之于这两位以色列经济学家所做的另一项著名的实验——一项涉及以色列日托中心的实验。正如我们已然见到的那样,对那些迟接孩子的父母科以罚款,迟接孩子的父母在数量上并没有减少,而是增加了。事实上,迟接孩子现象的发生概率几乎翻了一番。那些迟接孩子的父母把这种罚款视作他们愿意支付的酬金。事实还不仅如此:大约12个星期以后,当以色列托儿所取消罚款做法时,迟接孩子的父母数量仍然保持着新高的势头。一旦金钱支付侵蚀了准时接送孩子的道德义务,那么事实证明原有的责任感是很难得到恢复的。[33]
这项实验在一定程度上也确认了人们所熟知的这样一个假定,即金钱会激励人们工作。因为那组获得10%佣金的学生当时筹集的捐款额毕竟要多于那组获得1%佣金的学生。但是这里有意思的问题是:为什么两组可获得酬劳的学生落后于那组无酬劳的学生呢?这极可能是因为付钱让学生去做好事改变了筹集捐款这种活动的性质。在发放佣金的情况下,挨家挨户筹集慈善捐款在当时已经不完全是在履行一种公民职责,而更多地为了赚取佣金。金钱激励措施把一种充满公共精神的活动变成了一份挣钱的工作。对以色列的高中生而言,就像对瑞士小山村的村民一样,市场规范的引入把他们的道德承诺和公民承诺排挤了出去,至少是挫伤了它们。
核废料贮存点、慈善资金募集活动和迟接日托孩子这3个事例,阐明了把金钱引入非市场环境会改变人们的态度,并把道德承诺和公民承诺排挤出去的方式。市场关系的腐蚀效应有时候会强大到足以压倒价格效应:提供金钱激励措施让人们接受有潜在危险的核废料设施、让学生挨家挨户去筹集慈善捐款或者让迟到的父母准时去接孩子,都降低而不是增加了人们这样做的意愿。
这个故事有什么寓意呢?主持该项研究的学者们得出结论,如果你打算用金钱激励措施去鼓励人们,那么你就应当要么“给予足够多的钱,要么一分钱都不给”。[32] 尽管支付足够多的钱确实有可能会使你得到想要的结果,但这并不是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的全部,因为这里还有一个关于金钱是如何把规范排挤出去的教训。
我们为什么会为市场排挤非市场规范这种趋势感到担忧呢?理由有两个:一个是金钱方面的理由,另一个是伦理方面的理由。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社会规范(比如公民美德和公共精神)是大交易。社会规范会激励人们去做有益于社会的行为,而没有社会规范的激励,我们就得花大价钱去购买这些行为。如果你不得不依赖金钱激励措施去使相关社区接受核废料设施,那么你就必须支付远远多于你依赖居民的公民义务感所需要的费用。如果你不得不雇用学生去筹集慈善捐款,那么你就必须支付比10%佣金还多得多的费用,去获得与无偿学生凭借公共精神得到的相同的结果。
你认为哪组学生募集到的钱会最多呢?如果你猜的是没有酬劳的那组学生,那么你猜对了。无酬劳的学生所筹集的捐赠额要比那些获得1%佣金的学生所筹集到的捐赠额多55%。那些获得10%佣金的学生要比获得1%佣金的那组学生做得好,但还是没有那组完全没有酬劳的学生做得好。(无酬劳的志愿者们所筹集的捐款额要比那些可拿到高佣金的学生所筹集的捐款额高出9%。)[31]
但是,仅仅把道德规范和公民规范当作激励人们的有效经济方式,会忽略这些规范的内在价值。(这就像我们把现金礼物的恶名视为一种会妨碍经济效率但却不能从道德上加以评判的社会事实一样。)完全依赖现金支付来促使居民接受核废料贮存点的做法,不仅在经济上是昂贵的,而且也具有腐蚀性。这种做法其实既忽视了说服,也忽视了居民在对这种设施将会产生的风险以及整个社会对这种设施的需求进行认真商议以后表示的同意。同样,给学生现金让他们在捐赠日筹集捐款,不仅会增加募集捐款的成本,而且也是对他们的公共精神的不尊重和对他们的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的侵损。
两位经济学家把学生分成3个小组。他们给第一组的学生做了一则关于慈善事业重要性的简短的激励性演讲,接着便让这些学生募捐去了。他们给第二组和第三组的学生不仅做了同样的演讲,而且还根据这些学生所筹集的捐款数额给他们以金钱奖励:第二组学生奖励1%,第三组学生奖励10%。当然,给学生的奖励不会从慈善捐款里出,而来自其他地方。[30]
商业化效应
人们业已发现,在不如核废料那么意义重大的其他情境中,金钱激励措施也会排挤公共精神。每年,在某个指定的“捐赠日”里,以色列的高中生会为慈善事业(如癌症研究、援助残疾儿童等事项)挨家挨户去募捐。尤里·格尼茨(Uri Gneezy)和阿尔多·拉切奇尼(Aldo Rustichini)这两位经济学家在当时做了一项实验,以发现金钱激励措施对这些高中生的动机所产生的影响。
许多经济学家现在都承认,市场会改变其所调控的物品和社会惯例的性质。近年来,最早强调市场对非市场规范的腐蚀作用的学者之一是弗雷德·赫希(Fred Hirsch);他是一位英国经济学家,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级顾问。弗雷德·赫希在1976年出版了《增长的社会极限》(The Social Limits to Growth)一书;就在同一年,加里·贝克出版了他那部颇有影响力的论著《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而在该书出版的3年后,撒切尔夫人当选了英国首相。弗雷德·赫希在其著作中挑战了这样一个假定,即不论某种物品是由市场提供的,还是以某种其他方式提供的,该物品的价值都是相同的。
捐赠日的活动与迟接孩子的现象
弗雷德·赫希论辩说,主流经济学忽视了他所称之为的“商业化效应”(commercialization effect)。所谓“商业化效应”,赫希指的是“对专门或主要以商业目的而非一些其他原因供应这种产品或活动的特征所产生的影响,而这里的一些其他原因则包括非正式交易、相互性义务、利他主义或出于情爱、服务感或义务感”。一个“共同的假定(几乎总是一种隐含的假定)是,商业化过程对这种产品没有影响”。赫希指出,这种错误的假定是在当时日益盛行的“经济学帝国主义”(economic imperialism)中凸显出来的,而在这种“经济学帝国主义”中,也包括加里·贝克和其他经济学家尝试把经济学分析扩展到适用于相关的社会生活领域和政治生活领域的各种努力。[34]
然而,这种逻辑缺失了公民奉献这层含义。相较于给私人现金这种补偿方式,提供公共物品可以说是对公共工程所引起的危险和不便的更合适的补偿方式,因为公共物品承认了有关公共工程地点的决策所设定的公民负担和公共奉献精神。政府部门因居民同意在他们的城镇修建新的飞机场跑道或垃圾填埋场而给他们金钱,可被视作是在贿赂他们默认对其社区的贬损。但是,新的图书馆、游乐场或学校可以说是通过加强社区和尊重其公共精神的方式,来补偿作为同一个硬币的另一面的公民奉献精神。
两年后弗雷德·赫希去世了,享年47岁,因而他没有机会详尽阐释他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他的《增长的社会极限》一书在那些拒绝社会生活日益商品化的趋势,并拒绝助长这种趋势的经济学逻辑的学者中成了一部微观经济学的经典著作。我们在前文讨论的3个实证案例,都支持弗雷德·赫希的这个洞见,即市场激励措施和市场机制的引入会改变人们的态度,并会把非市场价值观排挤出去。近来,其他从事经验研究的经济学家也不断发现了有关商业化效应的进一步证据。
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讲,这种情况有点令人费解,甚至是非理性的。按照一般推论,现金总是要优于实物性的公共物品,其原因正如我们在讨论送礼时所揭示的。金钱是能够用来交换物品的通货,是普遍适用的礼品卡,因为只要居民所得到的是现金补偿,那么这些居民就可以由自己来决定,是把他们的补偿款集中起来去修建公园、图书馆和游乐场(如果这样做可以使他们的功利最大化的话),还是选择把这笔钱用于私人消费。
比如,在越来越多的行为经济学家当中,有一位经济学家丹·阿雷利(Dan Ariely)做了一系列实验,证明付钱让人做某事,相较于请他们无偿做该事,可能会让他们激发出较少的热情——特别是当这件事情是一件好事的时候。丹·阿雷利讲述了一件能够证明其发现的现实生活逸事。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向一些律师咨询,问他们是否愿意以每小时30美元的优惠价格为有需要的退休人员提供法律服务。这些律师拒绝了。后来,当美国退休人员协会问这些律师是否愿意免费为有需要的退休人员提供法律咨询时,他们却同意了。当这些律师弄清楚他们是被邀请去参加一种慈善活动而非某种市场交易的时候,他们便以慈善的方式做出了回应。[35]
尽管现金补偿一般会令人反感,但是实物补偿却常常会受到欢迎。社区常常会接受政府因把一些不受欢迎的公共工程(如飞机场、垃圾填埋场和废品回收站)建在他们社区旁边而给予它们的补偿。然而,各项研究发现,如果这种补偿采取公共物品的形式,而不是现金的形式,那么人们更有可能接受这种补偿。相较于金钱补偿,人们更乐意接受这样一些补偿形式,比如,为他们的社区修建公园、图书馆、学校、社区中心、慢跑小道和自行车车道等。[29]
越来越多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为这种商业化效应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这些研究强调了内在动机(比如手头工作的道德信念或兴趣)与外在动机(比如金钱奖励或其他有形的酬劳)之间的区别。当人们从事一项他们认为具有内在价值的活动时,给他们金钱这种做法有可能会通过贬低或“排挤”他们的内在兴趣或承诺而弱化他们的动机。[36] 规范经济学理论把所有的动机(不论这些动机的性质或渊源)都解释成偏好,并且假定它们都具有加法性质。但是这种观点却忽视了金钱所具有的腐蚀效应。
这并不意味着,政府部门应当直接把设立核废料贮存点的决定强加给地方社区。高压政策要比金钱激励措施对公共精神更具有腐蚀性。让当地居民评估在其社区设立核废料贮存点对他们将会产生的各种风险;允许公民参与决定把核废料贮存点设于何处可以最好地服务于公共利益这个问题;赋予核废料贮存点所在社区权利,使它们能够在必要的情况下关闭危险的核废料贮存设施;以上这些方式肯定是一些要比简单地购买更能够得到公众支持的方式。[28]
这种“排挤”现象对于经济学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使人们对市场机制和市场逻辑在许多社会生活领域中的运用表示了怀疑,其中包括运用金钱激励措施来鼓励人们在教育、健康保健、工作场所、志愿者协会、公民生活和其他内在动机或道德承诺起重要作用的情形中的表现。布鲁诺·费莱(研究瑞士核废料贮存点问题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家雷托·吉根(Reto Jegen)把市场机制和市场逻辑排挤社会规范现象对经济学的意义概括如下:“可以说,‘排挤效应’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异常事例之一,因为它表明了与最基本的经济学‘法则’(即加大金钱激励措施会增加供应)相反的事例的存在。如果排挤效应是有道理的,那么加大金钱激励措施就会减少而非增加供应。”[37]
主持这项研究的学者们得出结论:“在公共精神占支配地位的领域,如果用价格激励措施来让人们支持建设一个对社会有益处但在地方上却不受欢迎的核废料设施,那么它付出的代价要比规范经济学理论所认为的代价高得多,因为这类激励措施会把公民的义务感排挤出去。”[27]
卖血
你可能会认为,增加一项金钱激励措施只会强化原已存在的那种公共精神,进而增加人们对“设立核废料贮存点”这一举措的支持。两项激励措施(一种是金钱激励措施,另一种是公民精神激励措施)难道不比一种激励措施更强有力吗?然而,答案却未必。假定激励措施是一种加法因子的观点是错误的。相反,对于瑞士的良好公民来说,个人金钱补偿这种做法乃是把一个公民问题变成了一个金钱问题。市场规范的侵入把他们的公民义务感排挤了出去。
市场排挤非市场规范的最著名的实例,也许是英国社会学家理查德·蒂特马斯(Richard Titmuss)所做的一项有关献血的经典研究。在其1970年出版的《礼物关系》(The Gift Relationship)一书中,他比较了英国和美国的血液采集系统。在英国,所有用来输血的血液都来自于无偿献血者,而在美国,部分血液来自无偿献血者,部分血液是由商业血液银行从一些愿意把卖血作为一种挣钱途径的人(一般是穷人)那里买来的。理查德·蒂特马斯赞同英国的血液采集系统,反对将人的血液当作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买卖的一种商品。
规范的经济学分析指出,给人们金钱让他们接受一项负担的做法会提高而非降低他们接受该项负担的意愿。主持这项研究的瑞士经济学家布鲁诺·S·弗赖(Bruno S. Frey)和美国经济学家菲力克斯·奥伯霍尔泽吉(Felix Oberholzer-Gee)指出,价格效应有时候会受到道德考量(其中包括对共同善的承诺)的压制。对于许多居民来说,接受核废料贮存点的意愿体现的是一种公共精神,亦即这样一种认识:整个国家都仰赖核能,因此核废料总得有个地方来存放。如果他们的社区被认为是最安全的核废料存放点,那么他们愿意承担这项负担。在这种公民承诺的背景下,给这个小山村居民以现金的做法给人的感觉就像是贿赂,即设法贿买他们的选票似的。事实上,在那些拒绝金钱补偿方案的人当中,有83%的人通过宣称他们不可被贿赂这样一种方式解释了他们的反对行为。[26]
蒂特马斯所提供的大量数据表明,仅从经济和实际的角度来看,英国血液采集系统要比美国血液采集系统运行得更好。他论辩说,尽管经济学假定市场是高效的,但是美国的血液采集系统却导致了血液的长期短缺、浪费、较高的成本和存在被污染的较大风险。[38] 此外,蒂特马斯还提出了一个伦理观点来反对血液的买卖。
于是我们要问,瑞士这个小山村的居民怎么啦?为什么更多的居民愿意无偿接受核废料的堆放,而不愿有偿接受核废料的堆放呢?
蒂特马斯反对血液商品化的伦理观点为我们在前文所讨论的反对市场的两种论点(即基于公平的反对意见和反对腐败的意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他的部分观点认为,血液市场剥削了穷人(即基于公平的反对意见)。他指出,美国以营利为目的的血液银行,乃是从极需“快钱”的贫民区居民那里采集大量血液。血液的商业化使得更多的血液“来自于穷人、非技术性工人、失业人员、黑人和其他低收入人群”。他在其论著中还写道:“正在出现一个由受剥削的血液高产人群组成的新阶层。”血液“从穷人到富人”的再分配,“似乎是美国血液银行系统所导致的最重要的后果之一”。[39]
调查结果表明:小山村居民的支持率不是上升了,而是下降了。经济激励的增加,减少了一半的支持率,即从原来的51%降到了25%。给钱的想法,实际上降低了人们赞同把核废料贮存在自己社区的意愿。此外,增加一项补偿额度的做法也不起什么作用。当经济学家后来增加了补偿额度的时候,结果也于事无补。甚至当所提供的年度金额高达每人8 700美元(远远超过瑞士一般人的月收入)时,该山村居民的支持率还是很低。人们对金钱补偿的类似反应(虽不那么明显),也可以见之于其他抵制放射性废料贮存点的社区。[25]
不过,理查德·蒂特马斯还提出了更进一步的反对意见:把血液变成一种市场商品的做法,会侵蚀人们献血的义务感、消减人们的利他精神,并会破坏作为社会生活的现实特征的“礼物关系”(即反对腐败的意见)。在审视了美国的情况以后,他对“近年来美国人志愿献血率的下降”深感遗憾,并认为这是美国商业血液银行兴起所导致的结果。“血液的商业化和血液中的利润已经把志愿献血者赶跑了。”理查德·蒂特马斯指出,一旦人们开始把血液视为可以日常买卖的商品,那么人们就不太可能感觉到有要献血的道德责任。在这里,他所揭示的正是市场关系对非市场规范的排挤效应,尽管他并没有使用这个说法。大范围的血液买卖,终结了无偿献血这一做法。[40]
多年来,瑞士一直都在设法寻找一个贮存放射性核废料的地方。尽管瑞士严重依赖核能,但是很少有社区想让核废料存放在它们那里。当时,被指定可能堆放核废料的一个地方是位于瑞士中部叫作沃尔芬西斯(Wolfenschiessen)的小山村。1993年,也就是在人们对这个问题进行公投前不久,一些经济学家对这个小山村的居民进行了调查,询问这些居民是否会投票赞同在他们的社区里建立一个核废料贮存点——如果瑞士国会决定在他们村建立核废料贮存点的话。尽管在该山村贮存核废料对居住在该地的街坊邻里来说被广泛认为是不受欢迎的,但是该山村居民的微弱多数(即51%的村民)却表示,他们会接受这一决定。显而易见,这些居民的公民义务感压倒了他们对风险的关切。后来,这些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研究中增加了一个补偿观点,即假设瑞士国会提议在你所在的社区建立一个核废料贮存点,并每年对该社区的每位居民进行现金补偿。那么,你会支持这种做法吗?[24]
蒂特马斯所担忧的不仅是人们献血意愿的减少,而且也包括人们献血行为所具有的更宽泛的道德意义。献血精神的式微不仅会对所收集血液的数量和质量产生有害影响,而且还会使道德生活和社会生活出现贫瘠的现象。“利他精神在人类某一活动领域的式微,也有可能会导致人们在人类其他活动领域中的态度、动机和关系等方面发生类似的变化。”[41]
核废料贮存点
尽管基于市场的系统并不会阻碍任何基于自愿的主动献血,但是充斥于该系统的市场价值观却对献血规范施加了一种腐蚀性影响。“社会构建和组织其社会制度(尤其是健康和福利制度)所依靠的各种方式,既能够激励也能够挫败人们的利他心;这类社会制度既能够产生凝聚力,也能够导致疏离感;它们能够让‘礼物的主旨’(即对陌生人的慷慨)在社会群体间和代际间广为传播。”蒂特马斯所担忧的是,从某种程度上讲,市场驱动的社会有可能会对利他主义构成极大的伤害,进而会被认为有可能侵害人们应当享有的自由。他最后得出结论认为:“血液和捐赠关系的商业化压制了人们对利他主义的表达,而且也侵蚀了人们所具有的社会意识。”[42]
然而,上述假定却容易受到人们的质疑。我们在上文业已考察了大量质疑该假定的事例。当市场侵入传统上受非市场规范调整的各个生活领域时,那种认为市场不会侵损或贬损其交易物品的观念也就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置信了。越来越多的研究都确认了常识所表明的这样一个道理,即金钱激励措施和其他市场机制会通过排挤非市场规范的方式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有时候,为某种特定行为支付酬劳,并不会使人们更多地这样行事,反而会使他们较少地这样行事。
理查德·蒂特马斯所著《礼物关系》一书的出版引发了很大的争论。在众多的批评者当中,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也名列其中。阿罗是当今这个时代美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阿罗与倡导放任市场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完全不同。他在其早期的论著中就已经对健康保健市场中的不完善问题进行过分析。但是,阿罗却强烈反对蒂特马斯对经济学和市场观念的批判。[43] 在这样做的时候,阿罗援引了市场信念的两大关键原则——即经济学家常常宣称但却甚少对之进行论证和辩护的有关人性和道德生活的两个假设。
对非市场规范的排挤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市场价值观又是如何腐蚀、消解或取代非市场规范的呢?规范的经济学逻辑假定,将某一物品商品化(即将该物品标价出售)并不会改变该物品的性质,而且市场交易还可以在不改变物品本身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效率。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一般都支持用金钱激励措施来激发所期望的行为;赞同倒卖珍贵的音乐会、体育赛事甚至教皇弥撒的门票;赞同用可交易的配额来分配有关排放、难民和生育的问题;赞同送现金而非其他礼物;赞同用市场来缩小各种物品(甚至是人的肾脏)供需之间的落差。如果你假定市场关系及其所形成的态度不会减损交易物品的价值,那么市场交易就可以在使任何其他人都不受损的情况下使交易双方获益。
市场信念的两大原则
排挤非市场规范
市场信念的第一个原则认为,把某种行为商业化并不会改变这种行为。基于这个假设,金钱绝不会腐蚀非市场规范,而且市场关系也绝不会排挤非市场规范。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赞同把市场扩展至生活所有方面的主张就很难抵制了。这是因为:如果把先前非交易的物品变成可交易的物品,那么这种做法不会产生任何损害。那些想买卖该物品的人能够买卖该物品,从而增加这些人的功利,而那些认为该物品为无价之物的人则有不买卖该物品的自由。根据这种逻辑,允许市场交易可以在不使任何其他人受损的情况下使一些人受益——即使拿来买卖的物品是人的血液。正如阿罗所解释的那样:“经济学家一般都想当然地认为:由于市场的创建增加了个人的选择范围,所以它会带来更多的益处。于是,如果我们给自愿献血系统再增加一种卖血的可能选择,那么我们只是扩展了个人的选择范围而已。如果他从献血当中得到了满足,那么人们可以论辩说,他可以继续献血,因为他的这种权利并没有受到任何侵害。”[44]
与之不同的是,反对腐败的意见所关注的是物品本身的性质以及应当用来调整这些物品的规范。因此,仅仅通过确立公平的讨价还价条件,并不能消除这种反对意见。甚至在一个不存在能力和财富不公正差异的社会中,仍会有一些东西是金钱不应当购买的。这是因为市场不只是一种机制,而且还体现了某些价值观。因而,有时候,市场价值观会把一些值得我们关切的非市场规范排挤出去。
阿罗的这种论证进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样一种观念,即血液市场的创建并没有改变血液的价值或血液的含义。血液还是血液,而且它仍将服务于维持生命这个目的,而不论这些血液是人们捐献的,还是买来的。当然,这里所涉及的物品不仅是血液,而且也包括出于利他主义精神的献血行为。蒂特马斯赋予激发人们献血的慷慨品格一种独立的道德价值。但是,阿罗却质疑说,即使这种做法会因为引入市场而遭到侵损,那么“为什么血液市场的创建就肯定会减损献血行为所隐含的利他主义精神呢?”[45]
基于公平的反对意见和反对腐败的意见在对市场的理解上存在不同:前者并不会因为某些物品是珍贵的、神圣的或无价的而反对把它们市场化;它反对在那种严重到足以产生不公平议价条件的不平等情形中买卖物品。它并不为人们反对在一个具有公平背景条件的社会中将一些物品(不论是性、人的肾脏,还是大学入学名额)商品化的做法提供任何理据。
答案是,血液的商业化会改变献血的含义。试想,在一个血液可以正常买卖的世界里,你去当地的红十字会捐献一品脱血液是否还是一种慷慨之举呢?或者说,献血这种做法是否会剥夺穷人将卖血作为一种有利可图的不正当劳动呢?如果你想为献血做出贡献,那么你亲自去献血还是直接捐款50美元(这50美元可以被用于从需要这笔钱的流浪汉那里多购买一品脱的血液)更好呢?如果一个可能的利他者搞不清楚这个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
反对腐败的意见所利用的是一套不同的道德理想。它所诉诸的不是同意,而是相关物品(即那些被认为因市场估价和市场交易会受到贬损的物品)的道德重要性。因此,为了决定大学入学名额是否应当拿来买卖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对大学应追求的道德物品和公共物品展开讨论,并对出售大学入学名额是否会损毁那些道德物品和公共物品的问题进行追问。为了决定是否应当建立一个用于解决婴儿收养问题的市场,我们就必须追问什么规范应当用来调整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并对买卖孩子是否会破坏那些规范的问题做进一步的追问。
阿罗对蒂特马斯的批判中所隐含的第二个市场原则认为,伦理行为乃是一种需要节约的商品。其要点是,我们不应当过分依赖利他主义、慷慨、团结或公民职责,因为这些道德情感都是可耗竭的稀缺资源。依赖自利的市场可以使我们不必用尽有限的美德资源。因此,比如,如果我们在血液的供应上依赖公众的慷慨,那么他们在其他的社会目的或慈善目的上就不会再有那么多的慷慨了。然而,如果我们运用价格体系来运作血液供应系统,那么在我们真正需要人们的利他动机时,我们就可以运用他们未曾减少的利他动机。阿罗在其《礼物与交易》(Gifts and Exchanges)一文中写道:“像许多经济学家一样,我也不想过分地依赖那种用道德伦理去替代自利的做法。我认为从整体上来讲最好的情况是,对伦理行为的要求只能有限地适用于价格体系失效的那些情形……我们不想鲁莽地把利他动机这类稀缺资源都用尽。”[46]
然而,基于公平的反对意见指出,一些这样的选择并不是出于真正的自愿。如果一些人极度贫穷或者没有能力进行公平的讨价还价,那么市场选择就不是自由选择。因此,为了弄清楚某项市场选择是否是一种自由选择,我们就必须追问社会背景条件下的哪些不平等现象会破坏有意义的同意。讨价还价能力的不平等在什么意义上会对不利一方构成强制,并会破坏他们所达成交易的公平性?
我们很容易理解这种经济的美德观念(如果有的话)是如何为那种把市场扩展到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包括传统上由非市场价值观所调整的那些领域)的做法提供进一步根据的。如果利他主义、慷慨和公民美德的供应(像化石燃料的供应一样)就好像是自然给定的,那么我们就应当努力保护好它。因为我们用得越多,我们所拥有的也就越少。根据这个假设,更多地依赖市场、更少地依赖道德规范,乃是保护稀缺资源的一种方式。
上述两种反对意见利用了不同的道德理想。基于公平的反对意见所追求的是同意理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公平的背景条件下得以实现的那种同意理想。赞同用市场来分配物品的主要理据之一就是市场尊重选择自由。市场允许人们自己选择是否按照某种给定的价格出售某种物品。
节约爱
人们就卖淫问题所展开的长时间的争论,就表明了上述两种理由之间的区别。一些人反对卖淫,因为卖淫者很少有人是真正自愿的(如果有真正自愿的话)。他们论辩说,那些卖淫的人一般都是被迫的,不论是迫于贫穷、毒瘾,还是迫于暴力威胁。这种反对意见就是前述的“基于公平的反对意见”。但是,另一些人反对卖淫,则是因为不论妇女是否被迫卖淫,卖淫都会贬损妇女的人格。根据这种理由,卖淫是一种腐败/腐蚀,它会贬低妇女的人格,并致使人们用不健康的态度看待性问题。反对贬损妇女人格的意见,并不取决于卖淫者是否真正同意这样做;甚至在一个没有贫穷的社会中,甚至在高级妓女(她们喜欢这份工作并自由选择了这个职业)的情形中,这种反对意见也会谴责卖淫行为。
这个理念的经典表述乃是由丹尼斯·罗伯逊爵士(Sir Dennis H. Robertson)于195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两百周年校庆的演讲中提出来的。丹尼斯·罗伯逊爵士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并且曾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学生。罗伯逊演讲的题目是一个问句,即“经济学家节约什么?”他试图证明,尽管经济学家迎合人们的“进取本能和占有本能”,但是他们也服务于一种道德使命。[47]
反对腐蚀的意见与基于公平的反对意见不同。它所指向的是市场估价或市场交换有可能会对某些物品和做法产生的贬损效应。根据这种反对意见,如果某些具有道德性质的物品和公共物品被拿来买卖,那么它们就会受到销蚀或腐蚀。反对腐蚀的意见不可能通过建立公平的交易条件而被消解,因为无论条件是否平等,它都可以适用。
罗伯逊在演讲一开始就承认,经济学所关注的并不是人类最高贵的动机,而是人类的获益欲望。“只有专职或业余布道士”才极力宣扬比较高尚的美德:利他主义、仁慈、慷慨、团结和公民职责。“经济学家的卑下角色(而且常常是令人反感的角色)就是竭尽所能地帮助人们把布道士的使命减约到人们可以做到的程度。”[48]
我们值得花一点时间来阐明上述两种认为市场具有道德局限的理由。基于公平的反对意见所指向的乃是当人们在不平等或极需金钱的条件下买卖东西时会产生的那种不公正。根据这种反对意见,市场交换并不总是如市场倡导者所认为的那样是自愿的。一个农民为了供养他正在挨饿的家人有可能会同意出售他的一个肾脏或一只眼角膜,但是他的同意有可能并非真正自愿的。实际上,这个农民有可能是迫于其恶劣的经济状况。
那么,经济学家如何帮助人们呢?通过推进那些尽可能依赖自利而非利他或道德考量的各种政策,经济学家使得社会不再滥用稀缺的美德资源。罗伯逊得出结论:“如果我们这些经济学家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那么我相信,我们就可以为节约……爱这种稀缺资源(即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做出极大的贡献。”[49]
或者,让我们来考虑一下买卖孩子的情况。我们有可能建立一个收养婴儿的市场。但是,我们应当这样做吗?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给出了两种反对理由。一种反对理由认为,把孩子拿来出售的做法会把不那么富裕的父母赶出这个市场,或者说,这样做会给不那么富裕的父母剩下一些最便宜的、人们最不想要的孩子(公平理由)。另一种反对理由认为,给孩子标价会腐蚀“无条件的父母之爱”这一规范;不同孩子之间不可避免的价格差异还会强化这样一种观念,即一个孩子的价值取决于他/她的种族、性别、智力前景、身体素质或身体残疾,以及其他特征(腐蚀理由)。
对于那些不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来讲,这种理解高尚美德的方式是怪异的,甚至是牵强的。因为它忽视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我们爱的能力和仁慈的能力并不会因为使用而耗竭,反而会在实践的过程中得到扩展。让我们考虑一下一对恩爱夫妻的情形。如果这对恩爱夫妻在其一生中都为了积攒他们的爱而不在意对方,那么他们的日子会过成什么样子呢?如果这对夫妻更多地向对方表示爱情,那么他们之间的爱难道不会强化反而会减少吗?如果他们以一种斤斤计较的方式对待彼此,即把他们的爱一直保存到他们真正需要爱的时候才使用爱,那么这会使他们过得更好吗?
让我们来考虑一下买卖肾脏的情况。的确,金钱能够购买他人的一个肾脏而同时不会损毁其价值。但是,人的肾脏应当拿来买卖吗?那些认为人的肾脏不应当拿来买卖的人,一般都会基于下述两种理由中的其中一种来反对这种做法。第一,他们论辩说,这样的市场会对贫困者构成掠夺,因为他们选择出售他们的肾脏有可能并非真正自愿的(公平理由)。第二,他们论辩说,这样的市场会促使人们把人贬低为、客体化为移植器官的一种集合体(腐蚀理由)。
我们也可以对社会团结和公民美德提出与上述类似的问题。我们是否应当通过下述方式来努力保有公民美德,即在他们的国家需要召唤他们为共同善做出牺牲之前一直让公民去购物?或者说,公民美德和公共精神是否会因为人们不使用它们而萎靡减少?许多道德家都持第二种观点。亚里士多德教导我们说,美德乃是某种我们要用实践去养育的东西:“我们是经由为正义之事才变得有正义的,我们是经由采取节制之举才变得有节制的,我们是经由做勇敢之事才变得勇敢的。”[50]
上述两种观点贯穿于“金钱应当和不应当买什么”的争论之中。基于公平的反对意见所关注的是市场选择有可能导致的不平等现象,而反对腐败的意见所关注的则是市场关系有可能侵损或消解的规范和态度。[23]
卢梭也持一种类似的观点。国家向其公民要求得越多,公民对国家的奉献也就越大。“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城市中,每个人都乐于参加集会。”而在一个丑恶政府的统治下,没有人会参与公共生活,“因为没有人对那里发生的事情感兴趣”,而“国家的关切之事本是极令人感兴趣的”。经由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履行,公民美德可以得到建构,而非耗竭。卢梭指出,事实上,就公民美德而言,要么使用它,要么失去它。“一旦公共服务不再是公民关注的主要事务,而且相较于为人们工作,他们宁愿为金钱工作,那么这个国家离衰败也就不远了。”[51]
反对市场的两种观点
罗伯逊以一种轻松且思辨的方式阐述了他的观点。但是,他那种认为爱和慷慨乃是因为使用而会耗竭的稀缺资源的观点,却一直对经济学家的道德想象施加了一种强有力的钳制,即使他们没有公开赞同这种观点。这个观点并不是经济学官方教科书中的一项原理(如供需法则那样)。任何人都没有从经验层面证明过这个观点。它更像是一则许多经济学家都表示赞同的谚语,即一种民间智慧。
那种反对腐败的意见所关注的是制度诚信的问题。这种反对意见指出,高等教育不仅能够使学生胜任有偿工作,而且还体现了一些理想:追求真理、弘扬学术和科学的卓越性、增进人文教育、培育公民美德。尽管所有的大学都需要用钱来追求其目标,但是让筹集资金的需求占据主导地位,不仅会产生扭曲大学各种理想的风险,也会产生腐蚀赋予大学以存在理由的各种规范的风险。总之,这种反对意见所关注的是诚信,亦即一种制度对其基于理想的忠诚;而这一点正是众所周知的对“出卖”的指责所揭示的。
在罗伯逊演讲的近半个世纪以后,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时任哈佛大学校长)受邀在哈佛纪念教堂(Harvard’s Memorial Church)做晨祷演讲。他选择了“经济学能够为道德问题的思考贡献什么”(economics can contribute to thinking about moral questions)作为他晨祷演讲的主题。他指出,经济学“对于实践的重要性以及对于道德的重要性极少受到人们的正确评价”。[52]
因此,与诺贝尔奖不同,大学和学院的入学名额是一种可以拿来买卖的物品,只要学校不公开兜售它们。大学和学院是否应当这样做,则是一个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买卖大学和学院入学名额的想法会面临两种反对意见。一种是关于公平的,另一种是关于腐败的。基于公平的反对意见认为,为了让富有捐赠者为学校基金进行巨额捐赠而录取他们孩子的做法,对于那些出生在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庭的申请者来说是不公平的。这种反对意见把大学教育视作赢得机会和改变社会地位的一种渊源,并担心为富家子弟提供这种优惠条件的做法会固化社会经济方面的不平等状况。
萨默斯指出,经济学家“特别强调对个人的尊重,即对个人自己设定的需要、品位、选择和判断的尊重”。接着,他为共同善提供了一种规范的功利主义解释,也就是把它解释为人们的主观偏好的总和:“许多经济学分析的基础是,善是许多个人对他们自己幸福的评估的集合,而不是某种可以撇开这些个人偏好并只根据某种独立的道德理论而予以评估的东西。”
高等教育的评论家认为,上述情况大抵就是今天许多大学和学院的实际运作状况。他们把“校友子女优先”(即优先考虑录取校友的孩子)说成是一种呵护富人的做法。而且他们还指出了这样一些情形:一些大学和学院为一些不怎么优秀的申请者放宽了录取标准,因为这些申请者的父母非常富有并有可能给学校捐赠巨款,尽管他们并不是校友。[21] 然而,捍卫这种做法的人则论辩说,私立大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校友和富有捐赠者的捐赠,而且这些捐赠也可以使大学为那些不怎么富裕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和财政援助。[22]
一些研究者主张抵制血汗工厂所生产的物品,但是萨默斯却对他们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并以此来证明他的分析进路:“我们都为这个世界上许多人的工作条件以及他们所得到的微薄补偿深感哀叹。然而,肯定有某种道德力量在支撑这种状况,即只要这些工人是自愿受雇的,那么他们便是因为这是他们最好的选择而来做这份工作的。难道减少个人的选择才是尊重吗,才是慈善吗,甚或是关切吗?”
然而,假设绝大多数的入学名额都是按照成绩来分配的,只有少数入学名额是悄悄拿来出售的。同时,让我们再假设,大学和学院在决定是否录取你的时候要考虑很多因素(比如,高中成绩;美国大学标准入学考试成绩;课外活动;种族、民族及地域等因素;运动技能;校友子女优先因素等),以至于在任何情况下都很难说哪些因素是决定性因素。在上述两种条件下,大学和学院可以把一些入学名额卖给富有的捐赠人,而同时又不减损学生在被顶级大学录取时所能感受到的那份荣誉。
在晨祷演讲的最后,萨默斯对那些批评市场依赖自私和贪婪的人做出了如下回应:“我们所有的人只拥有那么多利他心。像我这样的经济学家认为,利他心是一种需要保护的贵重且稀缺的物品。也许通过下述两种做法把这种稀缺物品保护起来要好得多:第一,设计一种可以通过自私的个人来满足人类欲求的系统;第二,把保护下来的利他心用于我们的家人、朋友,以及这个世界上市场无法解决的许多社会问题。”
我们也可以就入读著名大学的名额是否可以买卖的问题提出类似的问题。大学不会拍卖它们的入学名额,至少不会明目张胆地拍卖它们的入学名额。如果许多有严格遴选程序的大学和学院都将一些新生名额卖给最高出价者,那么它们就可以增加学校的财政收入。但是,即使它们想使自己的财政收入最大化,它们也不会把所有新生名额都拿来拍卖。这种做法不仅会降低教学质量,而且也会削弱考生考进大学的荣誉,进而还会减少需求。如果人们毫不费力就可以买到斯坦福大学或普林斯顿大学的入学名额,而且这种情况广为人知,那么你被斯坦福大学或普林斯顿大学录取(或者你的孩子被斯坦福大学或普林斯顿大学录取)也就没有什么可引以为傲的了。它顶多是那种类似于“我买得起一艘游艇”般的骄傲。
萨默斯的观点乃是对罗伯逊那番名言的重申。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罗伯逊那番名言的萨默斯版甚至要比阿罗版更为激进:对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利他心的大肆挥霍,不仅会大大耗费掉可用于其他公共目的的利他心,甚至还会减少我们为家人和朋友所预留的利他心总量。
名誉学位可以是含糊的。如果大学或学院直言不讳地陈述授予名誉学位的理由,那么这种直言不讳就会消解掉它的美好。假设学位授予仪式上所颁发的荣誉证书这样写道:“我们基于杰出科学家和艺术家的成就而授予他们名誉学位。但是,我们授予你这个学位,是为了感谢你捐赠给我们1 000万美元修建了一座新的图书馆。”这样的奖励很难被视作一种名誉学位。当然,名誉学位上的赞美之词永远不会那样写。它们会论及公共服务、捐赠善举,以及对大学使命的奉献,亦即一些会模糊名誉学位与买来的学位这二者之间区别的赞美之词。
上述经济的美德观更进一步激起了人们对市场的信奉,并推动市场向其本不属于的那些领域扩展。但是,这种隐喻却是误导性的。利他心、慷慨、团结和公民精神并不像那些由于使用而会耗竭的商品。它们更像是那种由于锻炼而会生长并变得发达的肌肉。由市场驱动的社会的缺陷之一,就是它会使利他心、慷慨、团结和公民精神这些美德失去活力。为了使我们的公共生活焕然一新,我们需要更奋发地“锻炼”或使用这些美德。
荣誉物品也很容易遭到相似的腐蚀。金钱不能用来买诺贝尔奖,但是其他形式的荣誉和认可又如何呢?下面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名誉学位的情况。大学和学院会把名誉学位授予杰出的学者、科学家、艺术家和公职人员。但是,有一些名誉学位的得主却是事先把大笔钱捐给授予其名誉学位的机构的慈善家。就此而言,这类学位究竟是买来的,还是真正的荣誉?
[1] . Daniel E. Slotnik, “Too Few Friends? A Web Site Lets You Buy Some (and They’re Hot),”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6, 2007.
友谊的关键在于:我们(通常)无法买到朋友的原因(即买卖朋友会损害这种关系),阐明了市场是如何腐蚀这种友谊表达方式的。尽管买来的道歉或婚礼祝词让人看起来像真的一样,但是它们却已然受到了玷污和贬低。尽管金钱能够购买道歉和婚礼祝词,但是它们只是真正的道歉和婚礼祝词的低级形式。
[2] . Heathcliff Rothman, “I’d Really Like to Thank My Pal at the Auction Hous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2, 2006.
雇来的朋友与真正的朋友是不一样的,几乎所有的人都能说出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我能够想到的唯一的一个例外乃是金·凯瑞(Jim Carrey)在电影《楚门的世界》(The Truman Show)中所扮演的角色。金·凯瑞所扮演的这个角色一生都生活在一个看似平安幸福的城镇里,而该角色不知道的是,这个城镇实际上是一档现实电视秀节目的摄影棚。金·凯瑞花了一些时间才弄清楚,他的妻子和他最好的朋友也都是雇来的演员。但是,这当然不是金·凯瑞雇来的,而是电视制片人雇来的。
[3] . Richard A. Posner, “The Regulation of the Market in Adoptions,” 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67 (1987): 59–72; Elizabeth M. Landes and Richard A. Posner, “The Economics of the Baby Shortag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7 (1978): 323–48.
尽管金钱买不来友谊,但在某种程度上,金钱却能买到友谊的表征和表达方式。正如我们业已看到的,把道歉、婚礼祝词和礼物转换成商品并不会把它们完全毁掉。但是,它确实侵损了它们。它们之所以遭到侵损乃与下述原因有关,即金钱不能用来买朋友:友谊以及维系友谊的社会惯例乃是由某些规范、态度和美德构成的。把这些惯例商品化的做法,实际上就是要置换这些规范(如同情、宽容、贴心和关爱),并用市场价值观来替换这些规范。
[4] . Elisabeth Rosenthal. “For a Fee, This Chinese Firm Will Beg Pardon for Anyon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 2001.
买来的荣誉
[5] . Rachel Emma Silverman, “Here’s to My Friends, the Happy Couple, a Speech I Bought: Best Men of Few Words Get Them on the Internet to Toast Bride and Groom,”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19, 2002; Eilene Zimmerman, “A Toast from Your Heart, Written by Someone Els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31, 2002.
一种可能令人感到糟糕的情况是:由于零售商执行一种透明的政策,所以水果蛋糕上述“旅程”中的每一位受赠人都能够知晓这个水果蛋糕的行程表。这会令人感到尴尬。如果你知道这个水果蛋糕已遭到了前面好几位受赠人的拒绝,而且直到现在才勉强地硬塞给你,那么这很可能会削减你因得到这份礼物本应产生的感激之情,进而消解掉该礼物的情感价值。这有点像这种情况:你发现你最好的朋友事先在网上购买了一份感情真挚的婚礼祝词。
[6] . www.theperfecttoast.com; www.instantweddingtoasts.com.
我最喜欢的一个送礼商品化的例子是一种提供电子化的礼物转送(electronic regifting)系统,该系统最近获得了专利。《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对这个系统进行了描述:假设你婶婶送给你一个水果蛋糕作为圣诞礼物。水果蛋糕公司在发给你的电子邮件中通知你将得到这样一份贴心的礼物,同时给你提供下述3项选择:接受交付、用它交换某种其他东西或将这个水果蛋糕送给你礼物名单上某位不会拒绝的人。由于交易是在网络上发生的,所以你不必麻烦地将水果蛋糕重新打包,再把它送去邮局。如果你选择转送礼物,那么新的受赠人也会得到上述3项同样的选择。因此可能的情况是,这个没有人需要的水果蛋糕可以经由网络空间而无限制地转赠下去。[20]
[7] . Joel Waldfogel, “The Deadweight Loss of Christma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3, no. 5 (December 1993): 1328–36; Joel Waldfogel, Scroogenomics: Why You Shouldn’t Buy Presents for the Holiday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4.
送钱并附带一张令人高兴的便条(建议受赠人在哪里花掉这些钱),乃是一种被彻底解构的礼物。这就好比将功利元素和表示规范分别打包在两个盒子里,再用一根带子把它们系在一起。
[8] . Waldfogel, Scroogenomics, pp. 15–16.
一位研究礼品卡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调和“现金的经济效率”与“贴心的传统美德”二者的方法:“一个打算送礼品卡的人需要记住给现金的可能好处,并附上一张给受赠人的便条,告诉他这笔钱可以在__(此处填写商场的名称)消费;也就是在送礼品卡时再加上一点有益的体贴。”[19]
[9] . Joel Waldfogel, “You Shouldn’t Have: The Economic Argument for Never Giving Another Gift,” Slate, December 8, 2009, www.slate.com/articles/business/the_dismal_science/2009/12/you_shouldnt_have.html.
对于那些关注礼物净损失的经济学家来说,上述二手市场可以量化出你通过送礼品卡而非给现金这种方式强加给受赠人的经济损失:礼品卡的折扣率越高,礼品卡的价值与现金价值之间的落差也就越大。当然,不论是送礼品卡,还是给现金,都无法体现传统送礼方式所表达的那种贴心和关爱。贴心和关爱这些美德在礼物转变为礼品卡(并最终转变为现金)的过程中被削弱了。
[10] . Mankiw,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3rd ed., p. 483.
毫不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市场已经有了一种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一些网店现在(以低于礼品卡面值的价格)用现金购买礼品卡,然后再倒手转变这些礼品卡。例如,一家名叫“卡片超市”(Plastic Jungle)的网店会用80美元的价格收购你的一张面值100美元的家得宝礼品卡,然后再以93美元的价格转售该礼品卡。礼品卡的折扣率会根据礼品卡所能使用的商场的受欢迎度而变化。一张面值100美元的沃尔玛或塔吉特礼品卡,“卡片超市”网店会用91美元的价格收购。然而,一张面值100美元的巴诺书店礼品卡,如果出售给“卡片超市”网店,很遗憾只能卖到77美元,略少于一张面值100美元的汉堡王礼品卡所能卖到的79美元。[18]
[11] . Alex Tabarrok, “Giving to My Wild Self,” December 21, 2006, http://marginalrevolution.com/marginalrevolution/2006/12/giving_to_my_wi.html.
从经济学的逻辑来看,向礼品卡的转变乃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大步。直接给美钞会更好。理由是什么呢?尽管礼品卡减少了礼物的“净损失”,但是它们却无法把这种“损失”完全消除掉。假设你的叔叔给了你一张100美元的、可以在“家得宝”超市购买物品的礼品卡。这要比给你一个你不想要的价值100美元的工具包好得多。但是,如果你不喜欢家装饰品,那么你还是宁愿要现金的。毕竟,金钱就像是一种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兑换物品的礼品卡一样。
[12] . Waldfogel, Scroogenomics, p. 48.
传统主义者对这种趋势深表哀叹。朱迪丝·马丁(Judith Martin)是以“礼仪小姐”(Miss Manners)著称的礼仪专栏的作家;她抱怨说,礼品卡业已“掏空了节假日的心脏和灵魂。你的基本做法就是给人送钱,就是送钱让他们离开”。个人理财专栏作家莉兹·普利亚姆·韦斯顿(Liz Pulliam Weston)所担忧的是,“送礼这门艺术正在迅速蜕变成一种完全商业化的交易”。她问道:“从放弃现在的‘送礼’方式,到我们开始相互直接扔掷一叠一叠的美钞,难道还需要很长时间吗?”[17]
[13] . Ibid., pp. 48–50, 55.
节假日礼物的货币化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盛行;当时,越来越多的送礼人开始给亲友送礼品券。20世纪90年代后期,从礼品券向“礼品卡”的转变,加速了节假日礼物货币化的趋势。从1998年到2010年,礼品卡年销售额几乎增加了8倍,超过了900亿美元。根据消费者问卷调查,礼品卡是人们现在所需求的最流行的节假日礼物,居于服装、视频游戏产品、消费类电子产品、珠宝和其他物品之前。[16]
[14] . Stephen J. Dubner and Steven D. Levitt, “The Gift-Card Economy,” New York Times, January 7, 2007.
下面让我们来考虑一下礼品卡(gift card)兴起的情形。节假日的购物者正越来越趋向于赠送具有一定货币价值的礼品券或礼品卡(这些礼品券或礼品卡可以在零售店中兑换商品),而不是自己去寻找并购买恰当的礼物。礼品卡代表了一种折中的送礼形式,居于挑选具体礼物与给现金这两种送礼形式之间的形式。礼品卡不仅使得送礼人的送礼活动变得更简单,而且也给受赠人提供了更大的选择范围。一张塔吉特、沃尔玛或萨克斯第五大道的50美元礼品卡,通过让受赠人选择他/她真正想要的某种东西的方式而避免了一件毛衣因为小两码而导致的那种“价值损失”。然而,礼品卡无论如何都是有别于给现金的。的确,受赠人确切地知道你花了多少钱;因为,礼品卡的货币价值是明确的。尽管这是事实,但是特定商场的一张礼品卡相对于给现金而言要少很多恶名。或许,选择一家合适的商场所传递出的那种贴心的因素,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会减轻那种恶名。
[15] . Waldfogel, Scroogenomics, pp. 55–56.
礼物的货币化
[16] . Jennifer Steinhauer, “Harried Shoppers Turned to Gift Certificate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4, 1997; Jennifer Pate Offenberg, “Markets: Gift Card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1, no. 2 (Spring 2007): 227–38; Yian Q. Mui, “Gift-Card Sales Rise After Falling for Two Years,”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27, 2010; 2010 National Retail Federation Holiday Consumer Spending Report, cited in “Gift Cards: Opportunities and Issues for Retailers,” Grant Thornton LLP, 2011, p. 2, www.grantthornton.com/portal/site/gtcom/menuitem.91c078ed5c0ef4ca80cd8710033841ca/? vgnextoid=a047bfc210VgnVCM1000003a8314RCRD&vgnextfmt=default.
因此,反对送钱的经济学理据并不是道德中立的。它预设了一种特定的友谊观,亦即一种被许多人都认为不值一提的友谊观。然而,不论对送礼的经济学分析进路在道德上存在何种不足,这种分析进路却正日益占据支配地位。而这使得我们必须去直面送礼这个例子所具有的第二个显著特征。尽管它的道德假定存有争议,但是思考送礼的经济学方法却正在逐渐成为一种事实。在过去20年里,送礼的金钱面相已渐渐浮出水面。
[17] . Judith Martin quoted in Tracie Rozhon, “The Weary Holiday Shopper Is Giving Plastic This Season,”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9, 2002; Liz Pulliam Weston, “Gift Cards Are Not Gifts,” MSN Money, http://articles.moneycentral.msn.com/SavingandDebt/FindDealsOnline/GiftCardsAreNotGifts.aspx.
坚持认为所有礼物的目的都是为了使功利最大化,也就是未经论证地假定:首先,功利最大化的友谊观是一种最合乎道德的观念;其次,对待朋友的正确方式就是满足朋友的偏好,而非质疑、扭曲或减损他们的偏好。
[18] . “Secondary Gift Card Economy Sees Significant Growth in 2010,” Marketwire, January 20, 2011, www.marketwire.com/press-release/secondary-gift-card-economy-sees-significant-growth-in-2010-1383451.htm; card values listed are prices offered on Plastic Jungle website on October 21, 2011, www.plasticjungle/com.
对送礼的经济学分析在一个狭小的领域内说明了市场逻辑所具有的两个显著的特征。第一,这种分析表明了市场逻辑是如何偷偷地预设了某些道德判断的,尽管它声称自己是价值中立的。沃德佛格并没有评论过人们讨厌送钱的正当性,而且也从来没有追问过它是否有可能得到正当性证明。他只是假定,它是实现功利的一种非理性障碍,即一种在理想状态下应当加以克服的“功能失调的惯例”。[15] 他并没有考虑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送钱的恶名会反映一些值得珍视的规范,比如那些与友谊密切相关的关爱规范。
[19] . Offenberg, “Markets: Gift Cards,” p. 237.
沃德佛格认为:“如此多的圣诞礼物是实物而非现金,其唯一的原因就是人们认为送钱太俗。如果送钱没有这种恶名,那么送礼的人就会给现金,受赠人也会用这笔钱去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而这也会使受赠人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13] 斯蒂芬·都伯纳和史蒂文·列维特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观点,即人们在送礼时之所以不愿意送现金,多半是一种“社会禁忌”(a social taboo)所致,而这种禁忌“粉碎了经济学家关于完美、有效交易的梦想”。[14]
[20] . Sabra Chartrand, “How to Send an Unwanted Present on Its Merry Way, Online and Untouched,”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8, 2003; Wesley Morris, “Regifter’s Delight: New Software Promises to Solve a Holiday Dilemma,” Boston Globe, December 28, 2003.
甚至用功利主义观点来审视送礼这一行为的经济学家也不能不注意到,送钱乃是一种例外而非常态,尤其在地位同等者之间、配偶之间以及其他重要的人之间更是如此。在沃德佛格看来,这便是他所谴责的那种低效的渊源。那么,依照他的观点,又是什么在激励人们坚持这样一种大规模侵损价值的习惯呢?他认为,激励人们送礼而不给钱的乃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现金被认为是一种承载某种恶名的“庸俗之礼”。不过,他并没有追问人们把送钱视为庸俗的观点是对还是错。相反,他撇开这种恶名所具有的减损功利的不良倾向,反而把这种恶名视为一种没有任何规范意义的非理性的社会事实。[12]
[21] . See Daniel Golden, The Price of Admission (New York: Crown, 2006); Richard D. Kahlenberg, ed., Affirmative Action for the Rich (New York: Century Foundation Press, 2010).
我认为,塔巴罗克确实发现了一些东西。送礼物之所以并不总是对有效功利最大化(efficient utility maximizing)的非理性背离,乃是因为礼物并不只是事关功利的问题。一些礼物是对某些确定、质疑或重释我们的身份关系的一种表达。这是因为友谊除了对友谊双方彼此有用以外,还有更多的意义。它的意义还包括在与他人相处的时候有助于人的性格的成长和人对自我的认知。正如亚里士多德教导我们的那样,友谊在最佳状态的时候还具有塑造和教育的意义。然而,将朋友之间所有形式的送礼都货币化,会在用功利性规范支配一切的过程中把友谊腐蚀掉。
[22] . See comments by Yale president Rick Levin, in Kathrin Lassila, “Why Yale Favors Its Own,” Yale Alumni Magazine, November/December 2004, www.yalealumnimagazine.com/issues/2004_11/q_a/html; and comments by Princeton president Shirley Tilghman, in John Hechinger, “The Tiger Roars: Under Tilghman, Princeton Adds Students, Battles Suits, Takes on the Eating Clubs,”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17, 2006.
经济学家知道礼物有表示的一面,尽管他们的经济学原理无法解释这一点。亚历克斯·塔巴罗克(Alex Tabarrok)是一位经济学家和一名博主;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作为经济学家,我认为最好的礼物是现金,但是不作为经济学家的我则反对这种观点。”功利主义观点认为,理想的礼物是我们会为自己购买的那种物品:假设某人给了你100美元,而你用这100美元为你自己的车买了一副轮胎。这就是使你的功利最大化的东西。针对这种观点,塔巴罗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反例:如果你的恋人送给你的生日礼物是一副你的汽车的轮胎,那么你可能不会感到特别高兴。塔巴罗克指出,在大多数情形中,我们宁愿送礼的人送给我们某种奇特的东西,也就是某种我们不会为自己购买的东西。至少,我们愿意从我们的知己那里收到可以表达“狂野的自我、激情的自我或浪漫的自我”的礼物。[11]
[23] . I presented a version of these two objections to commodification in my Tanner Lectures at Brasenose College, Oxford University in 1998. In this section, I offer a revised version of that account. See Michael J. Sandel, “What Money Can’t Buy,” in Grethe B. Peterson, ed., 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 vol. 21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00), pp. 87–122.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礼物都可能有上面那种“表示”的意味。如果你出席一个远房兄弟的婚礼或某个商业伙伴的小孩的成人礼,那么较好的做法很可能是从婚姻登记处买一件礼物或者直接给现金。但是,给朋友、恋人或配偶现金而不是某件精心挑选的礼物,所传递的就是不把他/她放在心上的某种冷漠。这就好像用金钱代替了对朋友、恋人或配偶的关爱似的。
[24] . Bruno S. Frey, Felix Oberholzer-Gee, Reiner Eichenberger, “The Old Lady Visits Your Backyard: A Tale of Morals and Marke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4, no. 6 (December 1996): 1297–1313; Bruno S. Frey and Felix Oberholzer-Gee, “The Cost of Price Incentiv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Motivation Crowding-Ou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7, no. 4 (September 1997): 746–55. See also Bruno S. Frey, Not Just for the Money: An Economic Theory of Personal Motivation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1997), pp. 67–78.
曼昆对上述问题的解释,是一种思考恋人与礼物问题的极其呆板的方式。“发出”爱的“信号”,与表示爱是不一样的。说发送信号,实际上是在错误地假定,爱是一则由一方传递给另一方的私密信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给现金也会行之有效——钱给得越多,信号就越强,进而爱意(想必)也就越浓。但是,爱不只是(或主要不是)一个私密信息的问题。爱是一个人与另一人相处并回应另一人的行为或感情的一种方式。礼物(尤其是花心思的礼物)可以是爱的一种表示。从表示的角度来看,好的礼物不仅要让人高兴(即满足受赠人消费偏好意义上的那种高兴),而且还反映了赠送者与受赠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特定的亲密关系。这就是为什么送礼要花费心思的原因所在。
[25] . Frey, Oberholzer-Gee, and Eichenberger, “The Old Lady Visits Your Backyard,” pp. 1300, 1307; Frey and Oberholzer-Gee, “The Cost of Price Incentives,”p. 750. The amounts offered ranged from $2,175 to $8,700 per year for the life of the facility. Median monthly household income of respondents was $4,565. Howard Kunreuther and Doug Easterling, “The Role of Compensation in Siting Hazardous Facilities,”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15, no. 4 (Autumn 1996): 606–08.
曼昆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送礼是一种“发送信号”的模式——这是一个意指用市场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经济学术语。比如,一家拥有高质量产品的公司花费巨额费用来做广告,其目的不仅是为了直接游说顾客购买其产品,而且也是在向他们“发送信号”:负担代价高昂的广告意味着该公司对其产品质量有足够的自信。而曼昆的言下之意是,送礼也是在以同样的方式发送信号。一个为送给女朋友礼物而精心琢磨的男人“心里有一则私密信息,即他的女朋友想知道:他是否真的爱她?为她挑选一件好的礼物是他爱女朋友的一个信号”。既然挑选礼物要花费时间和精力,那么挑选一件合适的礼物乃是他“传递他爱女朋友这一私密信息”的一种方式。[10]
[26] . Frey, Oberholzer-Gee, and Eichenberger, “The Old Lady Visits Your Backyard,” p. 1306.
如果送礼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和低效活动,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这么做呢?这个问题在规范的经济学假设范围内很难得到回答。然而,格雷戈里·曼昆在他所撰写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却勇敢地尝试对此做出回答。曼昆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一开始就指出,“送礼是一个奇怪的习俗”,但他同时也承认,如果在你男朋友或女朋友过生日时给他/她现金,而不是一件生日礼物,那一般来说是一个馊主意。这是为什么呢?
[27] . Frey and Oberholzer-Gee, “The Cost of Price Incentives,” p. 753.
在阐明了反对送礼的经济学逻辑之后,沃德佛格又对这种低效的做法侵损了多少价值进行了调查研究。他让礼物受赠人对他们所收到的礼物进行估价,并询问他们愿意为他们所收到的礼物付多少钱。他的研究得出结论:“就每一美元的花费而言,我们认为,我们所收到的礼品相较于我们为自己所买的物品在价值上要少20%。”就是这个20%使得沃德佛格能够估算出美国全国范围内在节假日送礼所将产生的总“价值损失”:“假定每年美国节假日人们送礼要花费650亿美元,这意味着,与我们以通常的方式(即精打细算的方式)为我们自己花费650亿美元所获得的满意度相比较,我们会因为送礼而将少获得130亿美元的满意度。美国人是在以一种‘大肆侵损物品价值’的方式庆祝节假日。”[9]
[28] . Kunreuther and Easterling, “The Role of Compensation in Siting Hazardous Facilities,” pp. 615–19; Frey, Oberholzer-Gee, and Eichenberger, “The Old Lady Visits Your Backyard,” p. 1301. For an argument in favor of cash compensation, see Michael O’Hare, “ ‘Not on My Block You Don’t’: Facility Siting and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Compensation,” Public Policy 25, no. 4 (Fall 1977): 407–58.
按照规范的市场逻辑,沃德佛格得出结论,在大多数情形中,还是直接给钱来得更好:“经济学理论和常识都使我们做出这样一种预期:就每一欧元、每一美元或每一谢克尔的花费而言,我们为自己买东西要比我们为他人买礼物会使我们更满意……买礼物一般都会侵损物品的价值,而且只有在极少数的最好特例中,买礼物才能令人觉得与给现金一样好。”[8]
[29] . Carol Mansfield, George L. Van Houtven, and Joel Huber, “Compensating for Public Harms: Why Public Goods Are Preferred to Money,” Land Economics 78, no. 3 (August 2002): 368–89.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经济学家乔尔·沃德佛格(Joel Waldfogel),一直把送礼的经济低效这个问题作为他长期研究的课题。所谓“低效”,沃德佛格意指两种价值间的落差:一个是你婶婶送给你的生日礼物(价值120美元的带有菱形图案的毛衣)对你的价值(可能非常小),另一个是(如果你婶婶把购买该毛衣的120美元现金给你)你会买的那个东西(比如,iPod)对你的价值。1993年,沃德佛格在其论文《圣诞节无谓损失》(The Deadweight Loss of Christmas)中,已然注意到了与节假日送礼相关的挥霍行为的盛行。沃德佛格在其近著《吝啬经济学:节假日不该送礼的理由》(Scroogenomics: Why You Shouldn’t Buy Presents for the Holidays)中修订并详尽阐述了前述论题:“总而言之,当其他人为我们买东西(如衣服、音乐制品或其他任何东西)时,他们所挑选的东西很可能不是我们会为自己所挑选的东西。不论他们如何用心良苦,我们都能料到他们的选择是无法令我们满意的。相较于他们的支出本应带给我们的满意度而言,他们的选择可以说侵损了他们所付金钱的价值。”[7]
[30] . Uri Gneezy and Aldo Rustichini, “Pay Enough or Don’t Pay at All,”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August 2000): 798–99.
这就是经济学家反对送礼的逻辑。这种逻辑受制于一些限定条件。如果你碰巧看到你朋友会喜欢但却不甚熟悉的物品(比如,一种最新的高科技小物件),那么这个礼物就会比你信息闭塞的朋友用同样的钱所购买的东西给他带去更大的快乐。但是,这是一个与经济学家的基本假设相符合的特殊情形,而经济学家的这个基本假设认为,送礼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受赠人的福利或功利最大化。
[31] . Ibid., pp. 799–803.
经济学家不喜欢送礼。或者更确切地说,经济学家很难把送礼视作一种理性的社会惯例。从市场逻辑的角度来看,相比送礼直接给现金来得更好。如果你设想人们一般都了解自己的偏好,而且送礼的目的是为了让你的朋友或心爱的人高兴,那么给钱就是最好的方式。即使你品味高雅,你的朋友也可能不喜欢你挑选的领带或项链。因此,如果你真的想要最大化你的礼物给人的好处,那么你就不要买礼物,只要把你本来买礼物所要花费的钱给他就可以了。你的朋友或心爱的人或者可以拿你给的钱去买你原本打算买的物品,或者(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可以拿你给的钱去买某种会给他带去更大愉悦的物品。
[32] . Ibid., pp. 802–07.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友谊的另一种表达方式——送礼。与婚礼祝词不同,礼物难免有物质的一面。但是,就一些礼物而言,其在金钱方面不那么显眼;而就另一些礼物而言,其在金钱方面则相对明显。在最近几十年里,礼品货币化已经成了一种趋势,而这也是社会生活日趋商品化的另一个例子。
[33] . Uri Gneezy and Aldo Rustichini, “A Fine Is a Pric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9, no. 1 (January 2000): 1–17.
抵制礼物的理据
[34] . Fred Hirsch, The Social Limits to Growt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87, 93, 92.
从某种意义上讲,道歉和婚礼祝词是金钱能够买的物品。但是,买卖道歉和婚礼祝词却改变了它们的品质,并且贬低了它们的价值。
[35] . Dan Ariely, Predictably Irrational, rev. ed. (New York: Harper, 2010), pp. 75–102; James Heyman and Dan Ariely, “Effort for Payment,” Psychological Science 15, no. 11 (2004): 787–93.
有人可能会论辩说,各国的总统和首相通常也会雇用演说稿撰写者,却没有人会为此指责他们。但是,婚礼祝词并不是国情咨文,而是对友谊的一种表达。尽管买来的婚礼祝词在达到预期效果的意义上可能是“有效的”,但是这种效果的达到却可能要取决于一种欺骗因素。这里有一个测试:如果你为了在最好朋友的婚礼上发表婚礼祝词这件事感到头疼,而去网上买了一篇感人且真挚的婚礼祝词杰作,那么你是会曝光购买婚礼祝词这个事实,还是会竭力掩盖这个事实?如果买来的婚礼祝词需要借助掩盖它的出处来达到效果,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买来的婚礼祝词乃是对祝福人亲自撰写的婚礼祝词的一种腐蚀。
[36] . For an overview and analysis of 128 studies on the effects of extrinsic rewards on intrinsic motivations, see Edward L. Deci, Richard Koestner, and Richard M. Ryan,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Experiments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Extrinsic Rewards on Intrinsic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5, no. 6 (1999): 627–68.
假设在你的婚礼上,你的伴郎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并让你热泪盈眶的婚礼祝词。事后,你了解到你的伴郎给你们的婚礼祝词并不是出自他本人之手,而是从网上买来的。对此,你会在意吗?这篇婚礼祝词在当下的意义会不及你的伴郎当初念它的时候(即在你不知道这篇婚礼祝词是由枪手代写的时候)的意义吗?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很可能会回答说,“不及”,也就是说,买来的婚礼祝词不如由伴郎亲自撰写的婚礼祝词更有价值。
[37] . Bruno S. Frey and Reto Jegen, “Motivation Crowding Theory,”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15, no. 5 (2001): 590. See also Maarten C. W. Janssen and Ewa Mendys-Kamphorst, “The Price of a Price: On the Crowding Out and In of Social Norm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55 (2004): 377–95.
“完美祝词网站”(ThePerfectToast.com)就是专门为人代写婚礼祝词的一家主要的网站。“完美祝词网站”自1997年开始运营。你只要在网上回答一份调查问卷(内容包括新娘和新郎是如何相遇的、你会如何描述新娘和新郎,以及你是想要一篇幽默风趣的祝词还是一篇感情真挚的祝词等),你便可以在3个工作日内收到一篇量身定制的3~5分钟的祝词。代写一篇婚礼祝词的价格是149美元,可以用信用卡支付。对于那些支付不起代写婚礼祝词价格的男傧相来说,其他一些网站——如“即时婚礼祝词网站”(InstantWeddingToasts.com)——为他们出售规范的、事先写好的婚礼祝词,每篇价格为19.95美元,而如果客户对服务不满意,则可以保证退款。[6]
[38] . Richard M. Titmuss, The Gift Relationship: From Human Blood to Social Policy (New York: Pantheon, 1971), pp. 231–32.
让我们考虑一下另一种与友谊密切相关的社会惯例,即对新人致婚礼祝词。按照传统习俗,婚礼祝词是由男傧相(通常是新郎最亲密的朋友)向新婚夫妇表达温暖、诙谐和衷心的美好祝愿。但是,构思一篇优雅的婚礼祝词并不简单,而且许多男傧相都无法胜任这项任务。于是,一些男傧相会去网上购买婚礼祝词。[5]
[39] . Ibid., pp. 134–35, 277.
我不知道天津道歉公司是否取得了成功,甚或也不知道该公司是否依然存在。但是,我在读到这篇有关天津道歉公司的报道时产生了一种疑惑:买来的道歉可行吗?如果某人冤枉了你或冒犯了你,然后再派一个雇来的道歉者向你赔罪,你会感到满意吗?它也许取决于各种情境,甚或也可能取决于成本。你会认为一个昂贵的道歉比一个廉价的道歉更有意义吗?或者说,需要道歉之人的道歉行为应该包含懊悔之意,以至于它是不能被外包的?如果雇人道歉无论花费如何巨大都无法达到本人道歉的效果,那么道歉就像朋友一样也是金钱不能买的那类东西。
[40] . Ibid., pp. 223–24, 177.
2001年,《纽约时报》刊发了一篇关于一家中国公司的报道。该公司提供一项独特的服务:如果你需要向某人(如已经分手的恋人或已经闹翻的商业合作伙伴)道歉,而你又不想亲自去向他道歉,那么你便可以雇用天津道歉公司代表你去道歉。天津道歉公司的口号是“我们替你道歉!”这篇文章还说,专业道歉工作人员是“一些拥有大学学历、身穿深色制服的中年男性和女性。他们是拥有‘出色口头表达能力’和重要生活经验的律师、社会工作者和教师;当然,他们在咨询方面还接受过额外的培训”。[4]
[41] . Ibid., p. 224.
我们可以通过考察一些介于购买友谊与购买肾脏之间的事例来探究上述两种情形中的那种联系。如果金钱不能购买友谊,那么友谊的表征或亲密的、爱慕的或懊悔的表示又如何呢,也不能买吗?
[42] . Ibid., pp. 255, 270–74, 277.
雇人道歉与购买婚礼祝词
[43] . Kenneth J. Arrow, “Gifts and Exchanges,”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1, no. 4 (Summer 1972): 343–62. For an insightful reply to Arrow, see Peter Singer, “Altruism and Commerce: A Defense of Titmuss Against Arrow,”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2 (Spring 1973): 312–20.
因此,乍看起来,下述两类物品之间有一种明显的区别:一类东西(如朋友和诺贝尔奖)是金钱不能买的,而另一类东西(如人的肾脏和孩子)是金钱能够买的,但在是否应当买卖上存有争议。然而,我建议,这二者的区别并没有乍看上去时那么清晰明确。如果我们审视得更仔细些,那么我们便可以洞见上述显见的情形(即购买朋友和诺贝尔奖)与上述存有争议的情形(即购买人的肾脏和孩子)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在上述显见的情形中,金钱交易损毁了人们所购买的物品,而在上述存有争议的情形中,物品会在买卖后得以存续,但结果却有可能遭到贬损、腐蚀或减少。
[44] . Arrow, “Gifts and Exchanges,” pp. 349–50.
许多人都不赞同波斯纳的这项建议。他们主张,不论市场多么有效,孩子都不应当拿来买卖。在认真审视这场争论以后,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它所具有的一个明显特征,即像肾脏市场一样,婴儿市场也不会消解掉婴儿购买者试图获得的那种物品。在这个方面,买来的婴儿不同于雇来的朋友或买来的诺贝尔奖。如果存在一个收养婴儿的市场,那么人们以现价购买之后就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孩子。这样一个市场是否存在道德争议,乃是一个需要我们更进一步予以思考的问题。
[45] . Ibid., p. 351.
或者,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婴儿买卖的事例。几年前,“法律和经济”运动(the law and economics movement)的领军人物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法官,曾建议用市场手段来分配那些供收养的婴儿。波斯纳承认,一些更讨人喜欢的婴儿相较于不太讨人喜欢的婴儿会要求收养人出更高的价格。但是他论辩说,在分配供收养的婴儿这件事情上,自由市场会比现行的收养制度做得更好,因为现行的收养制度虽说允许收养机构收取一定的费用,但却不允许拍卖婴儿或索要市场价格。[3]
[46] . Ibid., pp. 354–55.
上述这些较为显见的事例为我们所关注的那个更具挑战性的问题提供了某种启示,而那个问题就是:是否有一些东西是金钱能够买到但却不应当买的?让我们来考察一种能够买但它的买卖却会在道德上引起争议的物品,比如,人的肾脏。一些人为器官移植市场辩护,而另一些人则发现这种市场存在道德争议。如果购买肾脏是错误的,那么其问题并不会像诺贝尔奖那样:金钱会消解该物品的价值。假设肾脏移植很匹配,那么肾脏就会发挥功用,而与支付金钱无关。因此,为了确定肾脏是否应当拿来买卖,我们必须做一番道德探究。我们必须检视赞同或反对器官买卖行为的各方观点,并确定哪方的观点更具有说服力。
[47] . Sir Dennis H. Robertson, “What Does the Economist Economize?” Columbia University, May 1954, reprinted in Dennis H. Robertson, Economic Commentaries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78 [1956]), p. 148.
美国棒球最有价值球员奖的情况亦是如此。棒球最有价值球员奖也是表达尊敬的物品;如果棒球最有价值球员奖是买来的,而不是靠赛季的本垒打比赛获胜或其他精彩表现获得的,那么这个最有价值球员奖的价值就会被消解掉。当然,表征一个奖项的奖品与这个奖项本身之间是有区别的。事实的确如此,美国好莱坞奥斯卡金像奖的一些得主卖掉了他们的奥斯卡金像,或把这些奥斯卡金像留给了他们的继承人,而他们的继承人则把金像卖掉了。苏富比拍卖行(Sotheby’s house)和其他拍卖行拍卖了其中的一些奥斯卡金像。1999年,迈克尔·杰克逊用154万美元购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的奥斯卡金像。颁发奥斯卡金像奖的“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反对买卖奥斯卡金像,因此它现在要求奥斯卡金像奖得主签署一项承诺不出售奥斯卡金像的协议。颁发奥斯卡奖的官方机构不想将符号性的雕像变成商业性的收藏品。不论收藏家是否有能力购买奥斯卡金像,购买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与赢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显然是不一样的。[2]
[48] . Ibid.
这不只是因为“诺贝尔委员会”和“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不出售这些奖项。即使“诺贝尔委员会”和“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拍卖他们的奖项,比如,一年出售一个诺贝尔奖,那么所购得的那个奖也定会与真正的奖不一样。市场交易会消解掉赋予该奖项以价值的那种善(good)。这是因为诺贝尔奖是一种表达尊敬的物品。购买诺贝尔奖就是在消解你追求的那种物品。一旦人们得知有人购买了诺贝尔奖,那么诺贝尔奖也就不再会传递出或表达出人们被授予该奖时所得到的那种尊敬和承认。
[49] . Ibid., p. 154.
或者,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下诺贝尔奖的情形。假设你拼命想得到诺贝尔奖,但是你按正常的方式却未能获得诺贝尔奖。这时,你可能会突然产生去买一项诺贝尔奖的念头。但是,你很快会意识到这种方式是无效的,因为诺贝尔奖不是金钱能够买的那种东西。美国棒球大联盟(the American League)最有价值球员奖也不是金钱能够买的那种东西。如果某位前“诺贝尔奖”得主或前“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最有价值球员奖”得主愿意卖掉他的奖品,那么你就可以买到这个奖品,而且你还可以把这个奖品陈列在你的客厅里。但是,你却无法买到那个奖项本身。
[50] .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translated by Pavid Ro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5), book II, chapter I[1103a, 11036].
就上述“是否有某些东西是金钱不能买的”这个问题而言,大多数人会做出肯定的回答。我们可以以“友谊”为例。假设你想有更多的朋友,那么你会设法去买一些朋友吗?这是不可能的。稍稍一想,你就会意识到,就“友谊”而言,“购买”这种方式是无效的。一个雇来的朋友与一个真正的朋友是不一样的。你可以雇人来做你的朋友一般都会做的一些事情,比如,当你出门时帮你收信件,必要时帮你照看小孩,或者扮演情绪治疗专家的角色聆听你的苦恼并给你同情性的建议等。眼下,你甚至可以通过为你的Facebook网页雇用一些俊男美女“朋友”来增加你的网络知名度,而价钱是每位“朋友”每月99美分。当被使用的照片(大多数是模特的照片)未得到授权时,虚拟朋友网站则会被停止运营。[1] 尽管所有这些服务都可以拿来买卖,但实际上你是不可能买到一个真正的朋友的。总之,用来买友谊的金钱要么把友谊消解掉,要么使友谊完全变味。
[51] . Jean-Jacques Rousseau, The Social Contract, trans. G.D.H. Cole, rev. ed. (New York: Knopf, 1993 [1762]), Book III, chap. 15, pp. 239–40.
金钱能够买什么和不能买什么
[52] . Lawrence H. Summers, “Economics and Moral Questions,” Morning Prayers, Memorial Church, September 15, 2003, reprinted in Harvard Magazine, November–December 2003, www.harvard.edu/president/speeches/summers_2003/prayer.php.
是否有某些东西是不可以用金钱来买卖的?如果有的话,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确定哪些物品和活动是可以正当买卖的,而哪些物品和活动是不可以正当买卖的?我建议,我们可以通过提出一个略微不同的问题来着手探讨上述问题,而这个略微不同的问题便是:是否有某些东西是金钱不能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