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政治激励与经济激励之间的区别，可以观察政府提供的养老金与保险公司提供的年金之间的差别。通过将政府保障计划称为“社会保险”，它们可以和保险公司的活动进行类比，但实际上，这些计划并不具有与私营保险公司一样的激励、法律责任和结果。私人年金与政府养老金之间最根本的区别，是前者通过投资保费创造实际财富，而后者并没有创造实际财富，仅仅是用来自当前劳动人口的保费来支付当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
许多政府最大的负担是对未来退休者承诺的养老金。基于老年人口的规模和他们的死亡率，这类负担更可预测，但问题是没有足够的钱来履行政府承诺的养老金。这一问题并不限于某些国家，而是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因为任何地方的民选官员都能通过向选民保证养老金而在民意调查中受益，相反，为了兑现高额养老金承诺而提高税率的人则会败选。更简单的办法是让未来的政府官员，去解决未来真正兑现养老金承诺时的财政缺口。
这意味着私人年金将保费投资于生产——建设工厂、公寓楼或其他有形资产，而它们的收益可用来回报年金出资人。但是政府养老金计划，例如美国的社会保障，收到保费的时候就花出去了，很大一部分保费都被用于支付当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剩余部分则被用来为其他的政府活动提供资金，从战争经费到国会公费旅游开销。这个过程并没有创造出相应的财富可以在将来给缴纳社会保险的人支付养老金。相反，当前的工人投入到社会保险系统中的部分财富，被抽走用于国会决定的其他政府支出项目。
当美国政府向储贷机构的存款人保证他们的存款将由政府保险来担保时，看起来并没有产生成本，直到这些储贷机构的损失超过 5,000 亿美元——这些钱都可以用来打好几年仗了——而且在这些企业倒闭后，他们的储户的储蓄将由政府来偿还。
用一部分政府债券和社会保障信托基金换取资金，并用于政府的其他项目，这样做给人好像是在投资的幻觉。但是，这些债券同样并不代表有形资产。它们只是用未来纳税人的钱来还款的承诺。整个国家并没有因为这些印刷出来的债券增加 1 美元的财富，因此根本无法与创造有形资产的私人投资同日而语。即使没有这些债券，当未来的社会保障保费不足以支付未来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时，未来的纳税人仍然要弥补这一缺口。这与没有债券时的情形没有两样。当社会保障体系持有政府债券时，从会计程序上看好像将一笔资金进行了投资，但现实中政府或任何人都不可能同时花一笔钱又存一笔钱。
其他难以估计的开放性责任包括，政府为私人贷款和给外国政府的贷款提供的“担保”和保证。只要这些贷款能都得到偿还，这些保证看上去就不费成本。但是如果说政府做这些保证不会给纳税人带来成本，这只不过是那些支持保证的人在媒体上的吹嘘，他们会解释政府是怎样不费一分一毫就拯救了企业和工作岗位。但是，偶尔这些贷款没有得到偿还，这时候政府就要将大量的纳税人的钱，去补偿这些看似没有成本的“保证”。
有一种情况能够使社会保障以及其他国家类似的政府养老金计划推迟清算。20 世纪 30 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数量较少，随后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现了“婴儿潮”，由于婴儿潮这代人拥有更高的收入，因此向社会保障体系缴纳了更多的养老金，也就能够轻松地支付上一代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了。这样，不仅给 20 世纪 30 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的承诺得到了兑现，而且给这一代人带来的额外收益还能够为政治家赢得选票，授予这笔额外收益的政治家也会获得明显的政治利益。
除了当前的财政支出，政府还承担着各种未来支出的法律责任。这些责任以政府债券的形式被明确和量化——这些债券要在未来的不同时期以不同数量的金额兑现。另一些责任则是无期限的，比如在未来向有资格的人支付失业赔偿金或农业补贴的法律责任。这些责任不仅无期限，而且还很难估计，因为它们依赖于政府控制范围之外的事物，如失业水平和农产品的收成。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降低的出生率以及不断延长的寿命，降低了社会保障体系的缴费者与领取者的比率。对私人年金而言，每代人支付的保费创造的财富将用于支付他们自己的年金，而政府为退休一代支付的养老金则来自劳动人口缴纳的保险费。私人年金不会因人口结构的变化而损害，而政府养老金却会受到影响，原因就在于此。
政府责任
政府养老金计划让当前的政治家能够把做出的承诺推卸给未来的政府。这就给慷慨的养老金福利以及由此带来的未来金融危机创造了理想政治条件。这些激励与结果也并非仅限于美国。随着退休人口规模不断增加，不仅是绝对数量，而且相对于目前的劳动人口所缴纳的税收（正是这些税收用于支付养老金）规模来看也在不断增加，欧盟国家也同样面临巨大的财政负债。此外，欧盟国家的养老金往往比美国更容易收取。
当我们衡量经济前景时，我们需要吸取大通胀时期的教训。其长远意义在于，它是自我造成的伤害：我们以最好的初衷、按照最完美的建议，对自己造成了伤害。这些错误的学术教父无一例外全是博学者。他们从美国顶级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学位。但是崇高的学术地位并不能让他们的观点更切合实际或更有建设性。学者也可能视野狭隘、受他们自己的政治或个人立场限制。像政治家一样，他们也可能在公共领域追名逐利。即使他们的动机是单纯的，但观点却可能是错误的。教育背景并不能保证知识和见解的实用性。
例如，意大利劳动者的平均退休年龄为 61 岁，从事“繁重”工作的工人，如矿工、公共汽车司机等，会在 57 岁退休。这一慷慨的政策带来的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5%，而意大利的国债在 2006 年时占 GDP 的 107%。此后，意大利后知后觉地将最低退休年龄提高到 59 岁。虽然法国、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开始紧缩慷慨的政府养老金政策，但是政治抗议使得温和改革都遭到延迟或修改。然而，这些政府养老金带来的成本，不论是经济成本还是政治成本，都不是由数十年前建立养老金政策的那一代政治家承担的。
应对现实世界的通货膨胀问题，对此负有实际责任的人，他们所经受的不安，与前些年的很多经济学家形成鲜明对比，这些经济学家相信，经济学发展到今天，不仅能以一种普遍的方式解决衰退或通货膨胀问题，还能够对正常时期的经济进行微调。这些信心爆棚的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如今试图解决的通货膨胀问题。正如经济学家和专栏作家罗伯特·J．萨缪尔森所说：
地方政府面对的政治激励与中央政府基本相同，因此我们不必惊讶于地方政府的雇员以及受地方政府控制或管制的企业的雇员常常拥有非常丰厚的养老金。由城市交通部门运营的纽约长岛铁路公司，其雇员 50 多岁就能退休，而且绝大多数退休人员除了养老金外，还能获得伤残补助金，即使大多数人在工作时并没有伤残索赔，而只是在退休后才申请伤残索赔。例如，据《纽约时报》报道，2007 年“长岛铁路公司 50 岁后退休的长期雇员中，有 94% 都拿到了伤残补助金”，这些退休后的伤残索赔根本无法反映工作的危险程度，而是工会合同约定的神秘工作规则巨网的一部分，工会合同规定允许雇员工作一天拿两天工资，还允许工程师一年拿“五倍于其基本薪资”的薪水，并在退休之后享受残疾人补贴。
我手心出汗吗？我晚上睡不着觉吗？这都是我当时的反应。建筑工人、汽车经销商还有其他人，我一直在这些群体前做演讲。如果有人站起来朝你大喊：“你个狗娘养的，你要害死我们。”对我而言，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我不能承受的是，有人站出来轻声地说：“长官，我做汽车经销已经有 30 年了，我苦心经营着我的事业。但下星期，我就要关门了。”然后，他静静地坐回椅子。这个现实真要来临了。
巴西的政府养老金已经入不敷出，发放给工会中的政府雇员的养老金赤字尤其巨大。换句话说，美国和欧洲国家政府恐惧并正在极力避免的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已经在巴西爆发，巴西的政府养老金曾被称为“世界上最丰厚的养老金”。据《经济学人》报道：
在此期间，时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保罗·沃尔克被媒体妖魔化，而在民意测验中里根总统的支持率也急剧下降。但至少保罗·沃尔克有着亚瑟·F．伯恩斯教授所没有的优势，即白宫的支持。然而，即使有人相信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货币政策能够有效应对失控的通货膨胀，他们也不知道平息通胀将花费多长时间，也不确定国会是否会在问题解决之前就通过立法限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独立性。这一时期的一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官员后来表达了他自己的反应：
公务员在退休后仍然能拿全额工资；实际上，他们的报酬上升了，因为他们不必再为政府出力。大多数女性公务员 50 岁左右就退休了，而男性公务员也在 50 多岁退休。军人的遗孀能够继承他的养老金，然后再传给她的儿女们。
即使是成功的货币政策也充满了不确定。例如，通货膨胀从 1979 年危险的每年 13% 降低到 2003 年微不足道的 2%，但这是通过一系列货币政策试错（一些被证明是有效的，而另一些是无效的）之后才达到的，而所有这些政策都对企业生存和工人就业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例如 20 世纪 80 年代初，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为抑制通货膨胀而收缩了货币和信贷，企业因此倒闭和破产带来的失业达到了几十年来的最高水平。
巴西公务员是一个有组织、有工会的特殊利益集团，因此这种丰厚的养老金在政治上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巴西或其他国家的选民是否了解其经济后果，从而避免因资金不足以支持慷慨的养老金（常以“社会保险”的名目出现）而造成的经济危机。有些国家的公众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例如，新西兰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45 岁以下的新西兰人中有 70% 认为，当他们退休后，政府给予他们的养老金承诺将无法兑现。
比起货币政策可能产生的问题，更加根本的问题是，在复杂环境中让制定的政策带来预期的效果将非常困难，当数百万人根据他们自己对政策的预期做出回应时，产生的后果和政策本身一样严重。理论中非常容易解决的经济问题，在真实世界中的实践却极具挑战性。仅仅是估计问题的变化维度就属不易。在威廉·M．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和亚瑟·F．伯恩斯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期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低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通货膨胀增长。但是，在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和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继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时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又高估了该时期的通货膨胀率。
在许多国家，那些被称为“社会保险”但在事实上根本算不上是保险契约的项目，正以各种方式逼近清算日。这些项目不仅没有创造财富，慷慨的退休计划实际上还会减缓财富创造的速度，因为根据退休计划退休的人本来还能继续工作并为国家增加产出。例如，日本 55~60 岁年龄段的人中有 62% 仍然在工作，在美国这一比例为 60%，但是在欧盟国家，这一年龄段的人只有 41% 仍然在工作。
即使是名义上独立的机构，如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也受到新法案的潜在威胁，因为法案不仅能改变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当前政策，还能剥夺其独立性。1979 年，杰出的经济学家、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亚瑟·F．伯恩斯（Arthur F. Burns）回顾了在他领导下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为应对不断增长的通货膨胀所做的努力。他说，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不断尝试和探究其自由限度，它不断遭到政府行政机构和国会的强烈批评，因此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避开可能给结束通货膨胀带来负面影响的立法”。
不仅退休年龄在不同国家间存在差别，工作时的报酬是多少，相应的养老金有多少，在不同国家也大不相同。美国的养老金大约是人们退休前收入的 40%，而日本还不到 40%，但是在挪威和西班牙，养老金大约是退休前收入的 80%，瑞典甚至达到 96%。这当然会影响到人们选择退休的时间。它也是 21 世纪初欧盟国家遭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因素之一。
货币政策
虽然在政府提供或政府强制的福利方面，美国长期落后于欧洲工业国家，但最近几年，美国政府加速改进了这方面的福利。美国原本的失业保险福利只有 26 周，现在已经被延长至 99 周。其他方面的工作福利也有改善，例如社会保障“保险”中的伤残费：
当然，它们并不是受控试验，任何结论都仅具提示性，而不具有确定性。但历史回顾至少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即股市崩盘是否一定会导致长期严重的萧条？它也提出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20 世纪 30 年代失灵的是市场还是政府以及政府有所作为是否一定比什么都不做更好？
1990 年，近 300 万美国人从社会保险中获得了与工作有关的伤残费，这一数字相较以往一二十年只有小幅增长。但自此之后，领取伤残费的人数骤然上升，2000 年超过 500 万人，2005 年达到 650 万人，现在已接近 860 万人。
即使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之后，政府必须介入经济衰退已成为一个政治公理，然而当 1987 年股市暴跌，且单日跌幅打破 1929 年创下的纪录时，罗纳德·里根总统并没有遵循这个公理。虽然媒体对他未能采取行动感到愤怒，里根总统仍然坚持让经济自行恢复。实际上，最终美国经济实现了自我复苏，并且在接下来的 20 年经历了《经济学人》称之为 “令人羡慕的稳定增长和低通胀并存”。
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
在这段漫长的时期里，没有发生过与大萧条相当的衰退，相较之下，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在胡佛政府和罗斯福政府的大规模政府干预后，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1921 年也曾发生过一次经济下滑，比 1929 年 10 月股票市场崩溃后的 12 个月内的衰退程度更甚。在沃伦·G．哈丁（Warren G. Harding）总统执政的第一年，失业率为 11.7%。然而，除了依据税收收入下降减少政府开支外，哈丁总统什么都没做——这样的做法与后来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主张正好相反。第二年，失业率就下降到 6.7%，到第三年，失业率已经降低到 2.4%。
市场的缺陷——包括外部成本和外部收益、垄断和卡特尔——让许多人认为政府干预是必要且有利的。不过，市场的缺陷必须与相应的政府干预及政府干预的缺陷进行比较。我们必须根据市场和政府的激励和约束条件对它们进行考察。
如果政府拒绝“做些什么”来对抗经济衰退，情况又如何呢？由于胡佛总统所推行的联邦干预前所未有，从美国 1776 年建国到 1929 年股票市场崩溃的这段时期，本质上可以被视为一种“什么都不做”的时代，直到联邦政府为应对大萧条开始实施干预。
国有企业面临的激励往往会使它们以非常特别的方式来发挥其职能，这种方式区别于自由市场经济。例如，1969 年印度银行国有化之后，银行坏账上升，占所有未偿贷款的 20%。银行效率也受到了影响。一位印度企业家说：“我的妻子在当地银行存款或取款要花半个小时。”不仅如此，政府拥有所有权与控制权也会在政治上影响银行贷款给谁：
然而，这些都不能阻止国会通过这项立法，也不能阻止赫伯特·胡佛总统在 1930 年 7 月签署此项法案。在短短 5 个月内，失业率的下降趋势就出现逆转，并在 20 世纪 30 年代第一次上升到两位数，而且在之后的十年时间里，失业率再也没有下降到两位数以下。政府的每一次重大干预措施被证明是无效的，甚至是适得其反的。
我曾碰见过一家国有银行的地方分行经理……他是个很真诚的年轻人，非常忧虑，他想将自己从日常问题中解脱出来。他告诉我，他和他的员工都不能决定谁有资格获得一笔贷款。地方政府官员总是参与这种决定。贷款人总是与政府官员有裙带关系，而且根本没打算还款。他们被告知这些人要被当作“应受经济援助的穷人”来对待。然而毫无例外，这些人都是富人。
这些干预政策始于赫伯特·胡佛总统，特别是 1930 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Smoot-Hawley tariffs），它是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关税，目的是降低进口，促进美国制造的产品能够更多地销售出去，这样就能为美国工人提供更多的就业。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信念，实际上政客们做的许多事情都是似是而非的。当时，由美国著名高校的 1,000 多位经济学教授联名签署的一份公开声明反对这些关税，称《斯穆特－霍利法案》不仅不会降低失业率，反而会阻碍生产。
印度的银行国有化并不仅仅是企业所有权转移给政府的问题，它还改变了银行的激励和约束，从市场导向变为政治和官僚主义。促成这种转变的人所宣称的目标或殷切的希望，与改变后的激励和约束相比，通常都算不上什么。当印度允许私人经营银行后，印度银行面临的激励与约束又发生了改变。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该国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将大部分业务交给高科技的私营银行”，于是“留给国有银行的是最不具盈利能力的企业以及最糟糕的借款人”。私营部门中的人与政府部门中的人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他们在非常不同的激励和约束下行动。
虽然失业在 1929 年股市大崩盘初期增加了——股市崩盘两个月后失业率上升到了 9% 的峰值，但随后就开始下降，在 1930 年 6 月下降到了 6.3%。1929 年股市崩盘后的 12 个月内，失业率从未达到 10%。但是在一系列空前的政府重大干预措施之后，失业率却在 35 个月内激增到了 20%。
美国对银行投资决策的政治控制虽然没有这么普遍，但政治因素也能改变投资的方向，使它们不同于自由市场下本来的投资方向。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虽然 1929 年 10 月的股市崩盘与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常常被看作资本主义市场失灵的例子，但是股市暴跌不一定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大量失业。历史也没有告诉我们，当政府决定“做些什么”时，就一定比它什么也不做有更好的结果。
监管机构对合并的审批是必要的，但是监管机构依据《社区再投资法》对银行与存贷机构的运营采取了更严格的措施，该法案要求这些机构在吸收存款的任何一个社区都必须发放贷款。不良贷款记录会延缓甚至破坏一项审批，而良好的贷款记录则能加速审批并消除社会团体的反对。
大萧条
换句话说，在金融领域既不具有专业知识又没有经验的人，如政治家、官员和社会活动家，却能够影响投资的去向。然而，当 2007 年和 2008 年金融机构的“次级”贷款出现巨额亏损时——花旗集团（Citigroup）损失超过 400 亿美元，曾迫使这些机构借款给信用不足者的政治家却鲜有受到责备的。相反，正是这群积极要求借贷方冒险的政治家，如今正积极地为此次危机寻找时髦的“解决方案”，依据的就是他们在国会银行委员会的工作经验以及从中获得的处理金融事务的专业知识。
在大萧条以前的 150 多年间美国政府对经济自由放任。21 世纪，美国政府不可能在政治上任由经济衰退自然发展，大萧条期间共和党的赫伯特·胡佛总统和民主党的罗斯福总统，都以史无前例的力度干预经济。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在经济下行时政府必须“做些什么”是不证自明的公理。很少有人会将政府干预的结果与政府没有干预的效果进行比较。
正如一位印度企业家所说：“印度已经从惨痛的经历中懂得了政府并不代表人民的利益，它们更多地代表自己的利益。”其他行业的人，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也都只能代表他们各自的利益。问题是，人们往往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期望政府改正错误，并实现不可能达到的愿望。
大部分政府，尤其是民选政府，都承受着一种压力，就是要“有所作为”，即使它们无法改善现状，甚至只能使状况恶化。经济过程与其他过程一样，也需要时间，但政治家可能不愿给经济过程留出运行必需的时间，尤其是政治对手正在倡导迅速的解决办法时，比如尼克松执政时期的工资和价格管制，或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期的国际贸易限制政策。
不论政府经济政策有何优缺点，从历史上来看，诉诸市场的方案是新近才出现的，而民主与自由市场的结合更是短暂罕见。正如印度的一位评论员所说：
这些问题在印度可能更严重，但是它们绝不只存在于印度。2002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农业补贴法案，并得到了两党的支持。据估计，在接下来的十年中，由于食物价格上涨，该项法案将使每个普通美国家庭多花费 4,000 美元。巴西政府给雇员发放的大额养老金虽然使得政府雇员在退休后的经济状况比工作时还要好，却给巴西带来了巨大的财政问题。
我们往往会忘记，基于自由市场的自由民主制在人类历史上还是一个相当新的理念。1776 年，世界上只有一个自由民主制国家——美国；到 1790 年，有 3 个，包括法国；到 1848 年，才有 5 个；到 1975 年，仍然只有 31 个。如今，世界上约 200 个国家中有 120 个宣称自己是民主制国家，超过 50% 的世界人口居住在这些国家（尽管美国智库“自由之家”认为，全世界只有 86 个国家是真正的自由国家）。
政治家没有勇气去私有化那些亏损的大型公共部门，因为他们害怕失去工会工人的选票。他们反对取消给电力、肥料和水的补贴，因为他们害怕失去重要的农民选票。他们不会去碰食品补贴，因为穷人手中掌握着大量选票。他们不会开除那些一直在找私营企业麻烦的众多州政府巡视员，因为他们不想失去公务员的选票。与此同时，这些不正当的交易扰乱了州财政，并增加了不光彩的财政赤字。除非赤字在可控范围之内，否则印度将无法提高竞争力，增长率也难以继续保持在 8% 和 9%，而这一增长率是短期内创造就业岗位并让大多数人更好地发挥才智的必要条件。
只要是民选政府，它们的官员就必定会关注再次当选。这就是说，他们不能承认和改正错误，而竞争市场上的私营企业，为了继续生存下去，必须迅速承认并纠正错误。没人愿意承认错误，但是对于私营企业而言，在收益和损失的激励和约束下，往往别无选择，只能在经济亏损导致破产之前挽回局面。然而，在政治上，犯错误造成的损失往往由纳税人承担，而承认错误的损失却由当选的官员承担。
政治家喜欢救助某些行业、职业、阶层、种族或民族，因为他们预期可以从中得到选票或资金支持，并且把为这些群体带来的利益看作整个国家的净利益。这种情况并不只存在于某个国家，全世界所有现代民主国家中都能找到这样的倾向。一位印度作家描写道：
基于这些激励和约束，从政府官员的立场出发，他们不愿承认并纠正错误是完全理性的行为。例如，在超音速喷气式客机研发初期，波音公司这样的私营飞机制造商以及提出制造协和式飞机的英国与法国政府都投入其中，而超音速喷气式客机的耗油量之大，根本不可能用乘客愿意接受的机票价格收回成本，这一点很早就显露出来了。波音公司放弃了整个计划，相较于继续完成超音速喷气式飞机的项目可能带来的更大损失，放弃已经投入的成本要更划算一些。但是，曾公开承诺过要研发出协和式飞机的英国和法国政府，仍然继续实施这项计划，而不是承认这是一个糟糕的计划。
人们倾向于把政府看作完整而统一的政策制定者或公共利益的化身。由于这样的原因，政府中的不同部分对不同的外部选民做出回应时，会彼此产生管辖权的摩擦而对立。政府官员的许多所作所为都是对特定激励和约束的回应，虽然观察家称之为“非理性的”，但是政府官员的回应比政府官员是公共利益的化身这一假设更合理。
最终结果是，英国和法国的纳税人一直在补贴这个主要为富有的乘客服务的商业风险投资，因为协和式飞机的机票价格要比同一航线上的其他喷气式飞机贵很多，然而即使是如此昂贵的票价也仍然无法补偿研发成本。最终，当这一批飞机老化之后，协和式飞机就停产了，因为它们的巨额亏损如今已经人尽皆知，这时要让公众支持政府花费更多的资金来更换这些没有经济利益的飞机，在政治上很难实现，也不可能实现。
财富在市场上的巨大影响让许多人倾向于把决策过程搬到政治舞台上，他们认为政治提供了一个更平等的竞技场。然而，财富能够购买更多更好的教育，也使富人有更多的休闲时间参与政治活动和掌握法律知识，所有这些都转化为富人在政治程序中具有更大影响。实际上，并不富裕的人的财产加总起来比富人的更多，也就让普通人在市场上的权重（视不同的问题和环境）比在政治和法律领域更大。
虽然我们在谈论“政府”时，就好像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事实上，任何时候政府都被不同且对立的利益所分割，而且不同时期的政府领导层是由完全不同的人组成的。因此，终止成本高昂的协和式飞机项目的，并不是最初发起这一项目的人。承认别人的错误总是容易得多，并且还能为此受到赞扬。
另外，每一位选民在选举时都只有一张人人相同的选票，而在市场上，消费者用于表达其意愿的货币数量却天差地别。然而，随着个人经过多年工作，从某个收入阶层进入另一个收入阶层，这些货币差别在个人的整个生命周期中会趋于平衡，虽然这种差异仍然存在于任何一个时间点。
相反，在竞争市场中，错误的代价会不断攀升，因此除了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在破产之前迅速纠正，别无他法。市场上的清算总是比政治上的来得更早，私营部门中不仅有更大的压力促使人们承认错误，也有更大的压力促使人们避免在起步阶段就犯错。在不同部门中提议新的风险投资项目时，政府官员的提议只需要在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时间跨度内（往往是在下次选举前），说服足够多的民众就能成行。在竞争市场上，这些提议必须令那些以自己的钱财承担风险的人信服，这些投资者有充分的动机去获得相应的专业知识，在实施之前评估该项目的未来。
实际上，人们会花很多时间决定从事哪份工作、在哪里租住或购买房子，但几乎没有人会花同样多的时间或精力来决定投票给哪一位候选人。另外，人们在市场上购买的往往是制成品，但是在政治舞台上他们只能选择竞争性的承诺。在市场上，当你做决定时，你要买的草莓或汽车就在你眼前，而候选人承诺会遵循的政策，则或多或少是一种一厢情愿，这些政策的最终结果更是无从确认。投机只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方面，但它却是选举的本质。
相同的情形在这两种程序下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这一点并不令人吃惊。审查在英吉利海峡建海底隧道的提议时，英国和法国政府拟定的成本与收益使这一方案看似一个极佳的投资项目，至少足以让英国和法国公众在政治上支持它。与此同时，经营着英吉利海峡渡船服务的公司显然并不这样认为，因为他们不断购买更大、更多的渡轮，如果海峡的海底隧道真的能像政府官员预计的一样成功，那么对这些公司来说无疑是致命的，因为人们将会选择从海底隧道穿越英吉利海峡，而不是使用渡轮。
公众为表达他们的意愿，可以在投票站做出选择，也可以通过市场做出选择。然而，政治选择并不常有，并且受选举时点的限制。此外，政治程序提供的是“一揽子交易”的选择，在与另一个候选人比较后，候选人的总体观点，包括经济、军事、环境和其他问题上的立场，必然作为一个整体被接受或拒绝。选民可能在一些问题上偏爱其中一位候选人的立场，而在另一些问题上偏爱另一位候选人的立场，但是在投票时却没有这样的选择。相比之下，消费者每天都在市场上做出选择，他们能够购买一个公司的牛奶和另一个公司的奶酪，或者通过联邦快递公司邮递一些包裹，用联合包裹速递服务公司邮递另一些包裹。消费者能够在一天后或一个星期之后改变主意，然后做出完全不同的选择。
只有经过多年的修建和运营，海底隧道项目的经济效果才能浮现。而且，到那时候，最初对这一风险投资承担责任的英国与法国政府官员也早已远离政局。《经济学人》在 2004 年报道：
虽然有些决策明显是政治决策，而另一些决策明显是经济决策，但在许多领域中，两种决策都可以使用。政府和市场都可以供给住房、交通运输、教育以及许多其他事物。由于这些决策既可以通过政治途径做出，又可以用经济方法做出，因此我们不仅要判断哪种结果更合意，而且要判断哪种途径最可能达到合意的结果。这反过来又要求，理解各个途径在实际中如何运作（按照各自的激励和约束条件），而不是纸上谈兵。
欧洲隧道公司（Eurotunnel）首席执行官理查德·史夫斯（Richard Shirrefs）本周表示：“毫无疑问，如果我们早知道会有这些问题，就不会建造英吉利海峡隧道。”10 年来，很少有人使用这条连接英法两国的海底通道，收取的费用甚至不足以支付建造成本的利息，而庞大的建造费用让欧洲隧道公司背负了 115 亿美元的债务。因此，正如超音速协和飞机项目的遭遇一样，英吉利海峡隧道成为英法在交通上的又一次失败之举，并再次需要纳税人的救助……对于海峡隧道的怀疑者来说，这完全在意料之中，而他们与协和式飞机的怀疑者一样，被完全忽视了。
政府的范围
尽管这些例子涉及的是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但是同样的激励与约束，以及同样的结果，适用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
经济决策不仅影响经济，它们还影响政府权力的范围，以及政府财政债务的扩张——包括但不限于国债。人们有时也会对政府性质产生一些误解，于是向政府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当这些要求无法得到满足时，就立刻谴责政府官员“愚蠢”和“非理性”。要理解国民经济中的诸多问题，既需要了解经济过程，还要洞察政治程序。
然而，有时候，选民的健忘使得民选官员免于承担他们曾经支持的政策失败或被悄然放弃的后果。例如，美国各州政府与联邦政府都征收汽油税，专门用于公路建设和维护，后来这两级政府却都将征收来的部分汽油税用作其他用途。2008 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同意投入数十亿美元来挽救濒临崩溃的金融机构。然而，就在当年，负责发放这笔钱的美国财政部公开承认，其中很大一部分资金都被用于援助其他行业的公司。
——国会议员迪克·阿梅（Dick Armey）
这种情况并不新鲜，也不仅限于美国。早在 1776 年，亚当·斯密就曾警告说，英国政府为偿还国债而创设的专项基金，是“显而易见的”挪作他用的“权宜之计”。
在制定公共政策时，谣言会击败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