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无论政府是通过征税，还是出售政府债券的方式获得资金，都不能减轻当前民众的经济负担，除非政府将债券出售给外国人。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仅仅是延迟了负担。这种选择可能对政府的政治意义更大，因为当前的开支不是全部通过征税筹来的，还依靠出售政府债券补充税收收入的不足，此时政府面对的阻碍就会更少。这一便利往往会诱使政府通过出售债券来为当前的支出筹资，而不是只为长期项目利用债券筹资。显然，当权者可以通过财政支出让当前的选民获利，并将成本转移给当时还年幼没有选举权的人（包括未出生的人），然后从中获得政治利益。
从财政上看，这场战争的费用综合运用了提高税收和销售债券这两种方式。但是，无论两者如何组合，都不能消除那一代人因为战争而在生活水平上的牺牲。某种意义上，只有“二战”一代把他们在战争期间购买的债券卖给其他人，才能弥补他们的牺牲，也只有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费用负担才能够传递给下一代。然而，事实上，战时通货膨胀意味着，债券在兑现时的实际购买力并不如他们在战时购买债券时的购买力大。“二战”一代永久地承担了其中的损失。
虽然政府债券到期后需要偿还，但是政府往往会发行新的债券，这样国债其实是被转移了，并未得到偿清，尽管在特定历史时期，一些国家会偿清部分或全部的政府债券。这并不意味着，出售政府债券就没有成本或风险。政府的成本包括必须支付的国家债券利息，但更重要的是给经济带来的成本，政府吸收的投资资金本可以被投入私有部门，增加该国的资本设备。
财政安排及其影响不应该掩盖真实物品与服务的变化。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积累起来的巨额国家债务，并不意味着当时的美国人通过借债凭空获利了。坦克、轰炸机和其他用于战争的军事装备和军需品，都是在当时的美国经济中生产的，以当时美国工业本来可以生产的消费品为代价。这些费用并不是从其他国家的人那里借来的。美国的消费者只消费了很少一部分美国的产出。
当国债达到一定规模，投资者就会开始担心政府债券到期时，它是否还能在不通过提高利率来吸引购买者的情况下转移出去，而提高利率又会阻碍未来投资的预期，这一预期会立即抑制当前投资。提高政府债券利率，往往会影响其他利率，金融市场上为争取投资资金而展开的竞争会使其他利率也上升，反过来又会减少贷款以及持续繁荣所需要的总需求。
即使一国国债全部由本国国民持有，不同人持有的债券份额不同，承担的税收份额也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代如何获得发行给当代人的债券。如果下一代人仅仅继承了当代人购买的债券，那么他们既继承了这笔债务，又继承了偿还这笔债务所需的财富，因此新的负担并没有代代相传。然而，如果上一代人将他们的债券出售给下一代——不论是通过个人卖给个人的方式，还是政府通过发行新债券来兑现原来的债券——那么，上一代人的债务就得到了清算，并传给了下一代人。
这一危险的严重程度取决于国债的规模——不是绝对量，而是相对于国民收入的规模。职业金融家和投资者对此了如指掌，如果相对于经济规模而言算不上是巨额债务的话，即使有破纪录的高额国债也不会产生恐慌。21 世纪初，众多政治辞令粉饰了政府的预算赤字以及不断膨胀的国家债务，但杰出的经济学家迈克尔·博斯金（Michael Boskin）却在 2004 年说：“狂飙的预算赤字对华尔街来说不过是打个呵欠的事。”当赤字规模在 2005 年降到 2004 年赤字水平以下时，金融家的行为被证明是正确的。据《纽约时报》报道：
评估一国债务时，还必须考虑债权人是谁。政府将其所有债券都出售给自己的国民，与将所有或很大一部分债券出售给外国国民有很大的不同。区别在于，国内债券的持有人也是缴纳税收以偿还债务本金及利息的人。“我们欠了自己的债务”有时就用于描述这种情况。但是，如果美国政府发行的债券很大一部分被中国人或日本人购买，那么债券持有者与纳税人就不再是同一群人。中国和日本的未来世代，将能够从未来几代美国人那里获得财富。2011 年，大约有一半的美国联邦债券（46%）都由外国人持有。
令人吃惊的是税收收入，它比 2004 年增加了 15%。公司税收入在连续四年低迷后，激增了 40%，个人税收入也增加了。
用负债来进行长期投资对政府而言是合理的，就像个人借入超过年收入的资金用于购买房屋一样。同样道理，那些为了享受现在的奢靡娱乐生活而贷款超过年收入的人，纯粹是超前消费，很可能会遇到财务问题。政府为了当前利益而将成本传递给下一代来支付，道理是一样的。
旁观者为之大吃一惊。历史上不是没有过不提高税率却增加税收收入的先例。实际上，很多地方都发生过税收收入增加而税率降低，并且发生过很多次。
战争时期和和平时期的政府花费，都可以由税收收入或出售政府债券获得的资金来支付。哪种方法更经济部分取决于这笔资金是用于购买当前物品和劳务，如政府部门的用电和纸张或军队所需的食物等，还是用于增加资本存量，如供后代在未来使用的水电站或国家高速公路。
虽然在有些情况下，国债的绝对规模可能会夸大该国的经济风险，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也会低估风险。如果政府即将面临大量的金融负债，并且不在政府预算中，那么官方的国债可能会大大低于政府的全部负债。
即使是在和平时期，如果一国的公路或桥梁因缺乏维护和修整而坍塌，这虽然不会显示在国债的统计数据上，但是被忽略的基础设施也会成为负担，传递给下一代，正如国债会传递给下一代一样。如果维修成本带来的好处是值得的，那么通过发行国债来获得重修这些基础设施的资金就是合理的。而且，与不发行债券相比，未来世代的负担也并不会因此更大，只不过它是以欠债的方式，而不是以坍塌或危险的基础设施的方式存在，而且如果长期忽视不管的话，由后代人来修复的费用可能更高。
例如，相较贷款担保额度，21 世纪初美国的房地产金融危机爆发后，联邦住房管理局手头上的钱要比预计的少得多。随着越来越多的抵押贷款违约，联邦住房管理局伸手向财政部要更多的钱也只是时间问题。但是，从财政部转移的这类资金，都会增加官方年度赤字，成为国家债务，这会在选举前带来不利的政治影响。
国家债务不仅需要和国民产出或国民收入进行比较，而且也要与该国某一时期的其他数据作比较。例如，在 1945 年美国联邦债务达到 2,580 亿美元，而当时美国的国民收入是 1,820 亿美元。换句话说，美国国债比其国民收入高41%。因为这些国债要支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额支出。而不抵抗法西斯或日本帝国主义的成本更高，以致高额的国债在当时不过是次要的问题。
虽然 2009 年《华尔街日报》报道称，联邦住房管理局的“储备资金已经所剩无几，很有可能最终会要求纳税人买单”。但是，这种紧急救助直到 2013 年才发生，因为 2012 年要举行大选。
与其他统计总量一样，国债也会随着人口和国民收入的增加而扩大，而且通货膨胀也会降低一定量的金钱所代表的真实财富或实际负债。这就给批评执政党的人制造了政治机会，他们借此抨击政府积欠下巨额债务，遗留给未来世代偿还。根据某个国家在某一时刻的特定环境，这种情况可能会引起强烈关注，而这些批评也可能仅仅是一场政治演出。
财政部给联邦住房管理局提供了 17 亿美元，自此政府的金融债务才被写进官方的年度赤字报告中，成为国家债务的一部分。然而，在政治上，管理当局不可能让联邦住房管理局对其担保的抵押贷款违约，所以在财政部救市实施之前，该金融负债就已经被列入了官方的国家债务中。
对工厂工人来说的巨额债务，对百万富翁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他在方便时可以轻而易举地偿清这笔债务。类似地，若一个国家的收入较低，该国的债务就会引发危机，而国民收入较高，其债务也就容易管控。因此，虽然公众持有的美国国债在 2004 年达到了创纪录的新高，但只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37%。而在几十年前，美国国债数额虽然较小，却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有更大份额。1945 年，美国国债超过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100%。
随着美国的国家债务在 2013 年上升至近 17 万亿美元——是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倍多——华尔街没法再像 9 年前博斯金教授说的那样打呵欠了。
出售政府债券就是借钱，并用未来的税收收入来偿付。顶着“国债”的名头，政府债券也很容易引起混淆。这些债券与其他债券一样，其实只是一笔债务，但是根据环境的不同，一定量的债务具有的经济意义将截然不同。无论是对政府而言，还是对个人而言，都是如此。
世界大战结束时国家债券和国内生产总值一样多甚至更多是一回事，回归和平意味着军队支出急剧下降，随后几年这些国家债务将会得到支付。但是，在和平时期拥有如此多的国债就要做出更艰难的抉择，因为政府不能像战后那样降低财政支出。
政府债券
对商品与劳务的收费
从配置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的角度来看，其经济含义是可替代用途的价值不必高于原来的用处，因为其他用途的使用者不必竞价就能从原来的所有者手上获得这笔资产。想要获得这些财产的人，只要依靠政府的强制征用权，由政府将征得的财产，以低于原有业主自愿转让时能接受的价格卖给他们。
前面已经提到，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都会提供各种商品与劳务并从中收取费用。这些收费与它们在自由市场上的价格差别很大，因为设定这些费用的官员面对的激励，不同于自由市场上的情形。因此，对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的配置也不同。
2005 年，在凯洛诉新伦敦市案中，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扩大了政府为“公共利益”使用行政权征用资产的权力，延展了宪法赋予的为了“公共用途”（如建设水库、桥梁或公路等）征用私人财产的权力。对已经在行使的将私人资产从一种用途转移到另一种用途的权力而言，这项判决是一种确认，即使转移后的另一种用途是修建游乐园或其他娱乐设施。
城市公共交通运输曾经由私人企业提供，它们收取的费用既包括经常性支出——如购买燃料、支付司机工资等，又包括长期成本——如车辆报废后用于购买新公共汽车、电车和地铁车厢的费用，还要提供足以让投资者继续投资的一定回报率。然而，多年后，许多私有市政交通系统变成了政府所有。因为公共交通的价格受到市政当局的管制，而且政府不允许公共交通系统将收费提高到足以维持经营的水平，尤其是在通货膨胀时期。例如，多年来纽约的 5 美分地铁票价在政治上一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即使是在高通货膨胀时期，所有其他物品的价格都在飞涨，包括维持地铁运营的设备、供给品和劳动力的价格。
当地“再开发”前后拍摄的照片，显示了更新、更有档次的社区取代了旧的社区，也展示了这种明显的“进步”。但是，这种地区性进展，大多数都是全国范围的零和博弈过程的一部分：本可在某个地方建设的东西，要移到另一个地方建设，只因为对新业主来说，罚没财产的成本要低于它在自由市场中的成本。但是，新业主的财务收益是老业主的财务损失。即使最初的所有者获得的补偿是其财产的全部市场价值，也仍然低于财产对他们而言的价值，因为显然在被强行征用前，他们并不准备出售自己的财产。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仅仅是零和过程，还是一个负和过程，即一方的损失超过另一方所得。
很明显，在这种赔钱的情况下，私人拥有的地铁系统将无法生存。因此，这些系统的所有权就转移给了市政府。虽然市政交通仍然在赔钱，但这些损失如今由税收收入来补偿。
这些房主和企业所有者得到的补偿一般比他们损失的资产的市场价值低得多，但这些愤怒的房主和企业所有者往往只能影响很小一部分选票，如果准确计算的话，地方官员不必担心这部分选票会影响最终结果。地方官员往往还能够在媒体上和公开场合中让其他人相信，正是这些被驱逐的房客、房主和企业所有者的“自私”阻碍了整个社区（地区）的“进步”。
避免损失的激励，对于面临破产威胁的私有企业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市政府拥有的运输系统中，损失自动由税收收入来补偿，损失带来的激励即使没有消失也变弱了。于是，即使成本大于乘客愿意为之付费的利益，公共交通仍然会继续提供服务。换句话说，由于来自纳税人的补贴，那些对于经济体中的其他人来说更有价值的资源，被配置给了市政交通。
不提高地方税率就能提高地方税收收入的另一种方式，是以高价值的资产取代低价值的资产，因为在既定的税率下，高价值的资产能够带来更多的税收收入。只要宣布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社区中的房子和企业是“破旧的”，并利用强制征用权来获得这些财产并转移给商场、宾馆或娱乐场地建设企业就能实现这样的替代效应，从而获得比现有房主和企业所有者缴税额更高的税收收入。
使政府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的定价低于私人部门的价格，这样的激励绝不仅限于市政交通系统。较低的价格会带来比高价格更多的需求，掌握政府提供的商品与劳务定价权的人，有动力确保所售商品与劳务具有持续充足的需求，这样他们才能确保自己的工作稳定。不仅如此，相对于高价格，低价格降低了产生政治抗议和政治压力的可能性，因此当价格被置于自由市场上本应具有的水平之下，控制政府提供的商品与劳务的工作就会变得更容易、更安全，压力也更少，因为在自由市场上成本要由销售收入来弥补。
从配置具有替代用途的稀缺资源的角度来看，最终这些基于政治选择的项目能够获得的资源比它们在私人自由市场上能获得的更多，但其中有些资源在其他地方会更能发挥价值。从政府收入的角度看，地方政府能够轻而易举地出售债券，政府债券的利率也低于私人证券，因为私人证券的购买者必须缴纳所得税。地方政府从中获得的财政收入，就是国家相应损失的财政收入，因为国家无法对这些地方债券征税。最后，地方纳税人在未来将遭受损失，为这些用免税债券方式融资的政治项目缴纳更高的税负。
当来自商品与劳务的收入收归国库所有，而不属于提供商品与劳务的政府部门时，这些政府部门就更没有动力去收取足以补偿供应成本的价格了。例如，优山美地国家公园、黄石和其他国家公园的门票收费都要上缴美国国库，而这些公园的维护费用也来自国库，即来自一般税收收入。于是，对于经营国家公园的官员而言，并没有动力去收取更高的费用来补偿经营公园的成本。
财政赤字开支之所以对地方政客特别具有吸引力，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许多市政和国家债券都是免税的。对于高收入人群来说，这样的债券尤其有价值，因为高收入人群面临很高的联邦税负。于是，大量资金被投入当地靠发行免税债券筹资的项目，而不管这些项目是否满足成本收益的标准。高收入购买者为这些债券支付的，就是免于联邦税负的收入。与私营经济中债券或股票购买者不同，这些免税地方政府证券的购买者，并不关心该证券所投资的特定项目是否实现了其目标。即使这些免税债务支持的项目未能实现它们的目标，纳税人也必须偿还债券持有者。
即使公园和设施由于拥挤和过度使用而损坏，他们也仍然没有动力提高门票，因为国会将授权从一般税收收入中拿出多少资金给这些公园才是重要的问题。简言之，在这些情况下，并不存在正常的价格机制，能够让消费者在物资分配上进行自我调节，并让生产者将成本控制在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以下。
地方官员为逃避这种困境有多种方式，其中一种也被联邦政府官员使用，即发行债券以支付目前的大部分支出，从而产生可以分配的直接利益，并因此获得选票，未来的纳税人在债券到期时将不得不支付这笔债务。而大部分未来的纳税人现在还太年轻，无法参加投票，还有一部分未来纳税人甚至还没出生，目前的赤字支出最大限度地提高了眼下的政治利益，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当前纳税人和选民的影响。
价格与成本的分离，给当选或任命的官员制造了政治机会，使他们能够给老年人低价格来迎合一些特殊利益。例如，老年人只需要一次性支付 10 美元，就能得到一个在余生免费参观任何国家公园的通行证，而其他人每次进入任何国家公园都需要收费 25 美元。老年人往往比普通人能获得更多好处，但是在政治上而言，更重要的是老年人更可能去投票这一事实。
税收既存在于国家层面，也存在于地方层面。在美国，地方征收的财产税为地方政府提供大部分收入。像其他政府部门一样，地方政府也倾向于最大化自己的收入，反过来又促使政府官员用这些税收谋划再次当选，塑造最好的公众形象。但是，与此同时，税率上升会产生不利的政治影响，降低官员再次当选的可能性。
虽然在许多情况下政府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低于成本，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这些服务的定价远高于成本。例如，政府在建造桥梁时，常常向桥梁的使用者收取通行费，在未来几年中弥补桥梁的建造成本。然而，在收回几倍于初始成本的费用之后，或用于维护和修理的必要费用只占通行费的一部分时，政府继续收取通行费的情况并不少见。
地方税收
只要主管桥梁的政府部门被允许继续收取通行费，它们就完全有动力使用这笔钱补贴其他项目，也就是扩大这些部门控制的官僚系统。例如，主管桥梁的机构可能会决定，在桥梁横跨的水面上发起或补贴渡轮服务，以满足过往者的一项“未满足需要”。正如第 1 章中提到的，任何经济体中都有“未满足需要”，只要渡轮收费足够低，总会有人使用渡轮，反过来又证明了政府所说的“需要”是存在的，即使收费远不能补偿渡轮服务的成本。
20 世纪 6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资本的实际税率平均超过了 100%。从 1968 年到 1982 年，实际资产价值（根据通货膨胀调整后的股票价格）暴跌了将近 2/3，这也许并非偶然。这一时期生产率降低、通货膨胀率上升以及美国经济普遍低迷共存。
总之，如果桥梁与渡轮在自由市场上独立运营，两方都必须收取费用来弥补成本，资源将不会分配给渡轮。更重要的是，将分配给渡轮的资源用于其他用途，可能会产生更大的价值。
不论这样的企业损失了多少，更大、更根本的问题是通货膨胀对整个经济的影响。金融市场根据预期回报来进行投资或拒绝投资，在持续通货膨胀和高资本所得税时期，曾经合适的回报率不再具有吸引力，因为对实际资本利得的税率更高了，而且即使根本没有实际资本利得也可能要缴纳资本所得税。投资水平的下降意味着经济活动水平的下降和工作机会的减少。据一位商业经济学家所言：
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州，从旧金山到索萨利托和拉克斯博的渡轮每年有 200 万班次，每次都会获得 15 美元左右的补贴，每年总补贴金额达到 3,000 万美元。2012 年开辟的从南旧金山到奥克兰以及阿拉米达的渡轮线路，平均往返票价为 14 美元，每张往返票从纳税人和通行费中获得的补贴金额高达 94 美元。毫无疑问，这条新渡轮线路提供的服务能够使乘客受益。但是，相关的经济问题是，收益是否能覆盖成本。在这个例子中，每趟渡轮往返的成本是 108 美元，而乘客只支付了 14 美元。要确定收益是否真的值得每趟花 108 美元的成本，唯一的方法是每张往返票收 108 美元。但是，如果掌管渡轮的政府官员很容易就能够从纳税人和桥梁使用人那里获得补贴，他们就不会有动力去收取足以支付成本的价格。
当收入以资本利得的形式存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会更加严重，因为在投资与获得回报之间（或者期望获得回报的时间点，因为预期并不总能实现）存在着时间间隔。如果企业进行了一项 1,000 万美元的投资，而物价水平在几年间翻了一番，这项投资将价值 2,000 万美元，即使它没有赚到任何钱。由于税法基于货币价值计税，企业就必须为多出来的 1,000 万美元纳税，即使投资的实际价值并没有增长。
有时候，用税收来补贴政府提供的商品和劳务被认为是合理的，因为如若不然，“穷人”将不能获得这些商品或服务。我们暂且先不考虑大多数“穷人”是一个永久的阶级，还是一些暂时处于低收入阶层的人（包括与中产阶级或富裕的父母一起生活的年轻人），甚至假定我们接受这样的观点，认为某些特定的商品和服务对“穷人”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仅为了帮助一小部分人而对使用这些商品和服务的每个人都进行补贴，似乎比用现金或代金券来补贴“穷人”，同时让其他人自己付费效率更低。
通货膨胀能够以其他方式改变税收的影响。在所谓的“累进税”下，收入更高的人不仅支付更多的税收，而且税收占其收入的份额也更大。在高通货膨胀时期，收入微薄的人会发现，他们的货币收入和生活成本都增加了，尽管整体来看他们甚至买不起和以前一样多的实际物品和服务。但是，税法是基于货币来征税的，当中等收入市民的名义收入上涨到曾经只有富人能达到的水平时，他们就要将收入的更大份额用于纳税。总之，通货膨胀与累进所得税的结合意味着实际收入的税率上升，即使税法并没有改变。相反，通货紧缩时期意味着实际收入的税率下降。
不使用纳税人的钱进行交叉补贴，而是通过向一些人（如桥梁使用者）收费来补贴另一些人（如乘坐渡轮的人）时，也适用同样的道理。补贴“穷人”这一理论的缺陷还表现在，税收补贴经常被用于补助那些“穷人”很少使用的财政项目，如城市高尔夫球场或交响乐团。
不论是哪种产品、哪种税收，税收负担实际由谁承担是由许多经济因素共同决定的，并不仅仅取决于法律要求谁向政府缴纳这笔钱。
一般而言，政府从商品与劳务中获得的收入并不只是货币转移的问题，它还对经济中的资源进行了重新配置，而这种配置常常并不能让全体人民获得最大净收益。
某些地方的企业或产品需要缴纳的某些税收无法转移给消费者，只要消费者有其他选择，能够购买没有此类税收的地方生产的同种产品。就像第 6 章曾提到的，虽然南非政府对一盎司黄金征收 10 美元税收，在世界市场上，南非的黄金却不能比没有这项税收的国家生产的黄金高 10 美元，只要消费者关心的只是黄金，而不管它是在哪个国家生产的。如果南非政府禁止从没有这项税收的国家进口黄金，那么在南非境内生产和销售的黄金价格可能会上升 10 美元。如果周边的其他黄金生产国向南非运输黄金的运输成本为每盎司 2 美元，那么南非境内的黄金价格也会上升。但是，这样的话，只有这每盎司 2 美元的税收能够通过价格上涨转移给南非消费者，其他 8 美元税收不得不由南非黄金生产者自己消化；同样，在南非境外销售黄金，10 美元税收也必须由他们自己消化。
政府支出
即使该工人并不直接支付这 10,000 美元，如果这个工人得到的工资比没有社会保险时低 10,000 美元，那么这些税收的负担实际上也落在了该工人肩上，而不论是谁向政府缴纳了这笔税款。这就类似于向企业征税，企业会涨价。消费者最终可能不需要承担这部分税负，也可能承担部分或全部税负，取决于税收的属性和市场上的竞争。总之，向政府直接纳税的官方法定义务，并不能说明谁最终承担这一经济责任。
政府花费可能是自愿的，也可能是非自愿的。官员可能会主动创建一个新项目或新部门，增加、减少拨款。但是，当经济衰退使得更多人失业时，政府可能会被迫根据现有法律支付失业保险。当农民获得大丰收，以致不能以农业补贴法所保证的价格出售所有农产品时，政府也有法律义务去购买过剩的农产品。失业补偿金与农业补贴只是所有“政府津贴”项目中的两个。只要补贴这些项目有相关的法律支持，它们的支出就不为任何行政管理部门所控制。只有将已实施的既定法律废止，才能终止该项支出，然而这样做就意味着，要冒犯所有从这些法律中获益的人，他们的数量要比起初支持该法律通过的人数多得多。
当经济行为发生改变，要确定真正负担某种税收的人是谁就更困难了。例如，美国用于社会保险的税收有一半来自雇主，用于失业金的税收则全部由雇主缴纳。然而，正如我们在第 10 章中所看到的那样，雇主愿意为某名工人的劳务开多少工资，取决于雇用该工人能给企业带来多少收入。但是，如果社会保险、失业金和其他就业成本加起来总共为 10,000 美元，那么一个能给公司带来 50,000 美元销售收入的工人，可能连 45,000 美元都不值。这时，雇主为该雇员的服务的支付的工资上限为 40,000 美元，而不是 50,000 美元。
总之，人们往往将政府支出及其造成的年度赤字与不断膨胀的国债总量归咎于执政的官员，但是大部分这类支出并不由他们的决断，而是来自已有的法律规定。比如，美国 2008 年年度财政预算在医疗保险、医疗补助计划和社会保险上的非自主性支出比军费预算还要多，而此时美国正处于战争状态。
每个人都同时缴纳累进税和累退税，还有一些税收，有些物品需要缴纳，有些则不需要缴纳，因此要判断某个人缴纳的税收占整个国家税收的多大份额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与税收一样，政府支出也会对经济产生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支出的去向与税收收入的来源，都不是当前政府所能控制的。当经济中的生产与就业下降时，来自企业与工人的税收收入往往也会减少。与此同时，失业补偿金、农业补贴和其他费用则会增加。这意味着政府收入在减少，支出却在增加。因此，总的来说，衰退时期，政府增加经济体的购买力，往往能缓解产出和就业的下降。
税率相关的问题和争论常常聚焦于对“富人”和“穷人”征税所产生的影响，但事实上，征税的对象是收入，而不是财富。一个真正富裕的人，根本不必去工作，他可能年收入很低或根本没有收入。不仅如此，即使他年收入很高，所得税率也很高，征税也不会触动富人积累的财富。我们在讨论税收问题时所说的“富人”，大多数实际上并不是富人，而仅仅是那些在赚取数十年低收入后进入一生中最高收入阶段的人。“累进的”收入税往往影响的是这些人，而不是真正的富人。
相反，生产与就业繁荣时期，税收收入增加，需要政府财政帮助的个人或企业却在减少。因此政府往往会在这一期间降低经济体的购买力，否则就可能发生通货膨胀。这样的制度安排有时被称为“自动稳定器”（automatic stabilizers），因为它们不需要任何政府机构做出决策，就能在经济中实现向上或向下的逆向运动。
最终，与高收入者相比，低收入者往往要将更大份额的收入用于支付销售税。销售税是一种“累退”税，而与之不同的“累进”税是收入越高，税率也越高。社会保险税类似于累退税，因为只有收入在某一水平下的人才需要缴纳，而收入高于这一水平的人则不用缴纳。收入税正好相反，某一水平以下的收入是免税的。不同种类的税收有不同的规则，理论上要计算出税收对不同人群产生的总影响并不容易，在实践中就更难了。
有时，人们会要求政府支出更多，但通常缺乏现实支持。不论是地方层面还是国家层面，许多政府项目除了宣称能带来某些利益外，还宣称这笔资金在花出去后，可以回收并再次使用，从而创造出几倍于最初开支的财富。事实上，不论是政府还是私人，花费的任何一笔钱都会被再次花费出去。政府从一方（纳税人或购买政府债券的人）把钱转移到另一方，最初拥有这笔钱的一方损失的购买力就是另一方得到的购买力。只有在某些情况下，政府比原来拥有这笔钱的人更可能在花费这笔钱时给整个经济带来净增长。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经济学的历史性贡献就在于阐明了这一情况可能出现的条件，但凯恩斯经济学对这一情况和其他领域的解释还存在争议。
政府不只对收入征税，因此个人纳税总额的多少还取决于他需要缴纳的其他税收有多少，以及此人的处境如何。很明显，房屋和汽车相关的税收仅限于房屋和汽车的所有者，而销售税则由购买需纳税物品的人支付，不同的人用于购买消费品的收入份额不同。低收入者的大部分收入往往都用于购买消费品，而高收入者则将大部分收入（有时是很大部分）用于投资。
要让经济走出衰退或萧条，凯恩斯主义政策给政府的处方就是花钱，而且是花掉比税收收入还要多的钱。根据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说法，这一赤字开支会增加经济中的货币总需求，使人们购买更多的产品和服务，从而也就增加了对工人的需求，进而降低失业率。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反对者和批评者认为，市场能够通过正常的调整过程，而不是政府干预，更好地恢复就业。但是，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还是其对手——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都不赞同美国历史上政府对市场的实际干涉，如赫伯特·胡佛领导的共和党政府，以及富兰克林·罗斯福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期领导的民主党政府。
投资者可以投资于回报率较低的免税债券，也可以投资于回报率高但需要纳税的其他资产；收入来源单一，只拿工资的工厂工人则没有选择，他所得到的薪水已经扣除了需要缴纳给政府的各种税收。各种复杂的财务咨询能够帮富人避税，但是这些复杂的咨询需要依赖律师、会计师和其他专业人士，收入较低的人无法和富人一样逃避税收负担，最终他们缴纳的税收所占的比重可能高于那些收入更高、税率也更高的人群。
成本与支出
我们不能仅仅根据税法或基于税法的估计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知道，人们可能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来对税收变化做出反应，而且为了避税，不同的人改变其行为的能力也不同。
当我们讨论政府政策或政府项目时，通常并没有阐明这些政策与项目的“成本”是政府的成本，还是整个经济的成本。例如，禁止在某些地方建造房屋或设立企业给政府带来的成本，仅仅是处理这些事务的政府机构的运营成本，是非常低的成本，尤其是在相关法律或政策内容广为人知之后，很少有人会试图在禁止区域建房从而引致司法惩罚。但是，虽然这样的禁令给政府造成的成本非常低，但是禁止创造有价值的资产，却会使整体经济遭受巨大的损失。
政府税收由谁支付，支付多少？
相反，沿河岸修建、维护防洪堤可能会花费政府大量的资金，但是如果政府不这样做，人们就会因洪水而遭受更大的损失。当我们考虑任一政策的成本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讨论和考虑的成本是谁的成本（政府的还是整个经济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知道谁应该依法给政府缴纳一定的税收，并不能直接告诉我们谁最终承担了税收负担。因为在某些情况下，税收负担能够被转移到其他人身上，而在另一些场合却不会如此。
修建更多的监狱能够更长时间地关押更多犯人，而也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其中就有观点认为更长时间地关押更多的犯人将每年耗费政府一大笔钱。有时，人们会对比把罪犯关在监狱里的成本，与同样时间段内人们在大学学习的成本。然而，与监禁成本相对应的，应该是职业罪犯在监狱外面给公众带来的成本。例如，21 世纪初，英国的犯罪带来的经济成本据估计为 600 亿英镑，而维持监狱的总成本还不到 30 亿英镑。当然，政府关注的是政府需要承担的 30 亿英镑的成本，而不是其他人需要支付的 600 亿英镑。据估计，在美国，将一名职业罪犯关在监狱的成本为一年 10,000 美元，少于他在监狱外造成的损失。
税收的影响
政府支出带来的另一个严重误导是，“再开发项目”或“开敞空间”政策下的土地购置成本。地方政府官员用征用权拆毁现有住房和企业，“重建”某特定社区，只要政府官员公开讨论这样的愿景，就足以让想要购买该社区房屋或企业的潜在买家产生负面情绪，于是这些房屋和企业的现值在政府采取具体行动前就会开始下降。
政治和媒体上经常提到政府 “增税”或“减税”，这些名词模糊了税率和税收收入之间的本质区别，政府能够改变税率，但是公众对此的反应也许能够带来税收收入增加，也可能带来税收收入的减少，到底是增加还是减少则取决于环境和反应。“5,000 亿美元减税”或“7,000 亿美元增税”的提案是彻头彻尾的误导，因为政府所能做的只有改变税率，只有等税率变动产生实际影响，纳税人做出相应调整之后，政府对税收收入的实际影响才能确定。
到政府采取行动时（通常可能在数年后），这个受影响的社区的资产价值很可能已经远低于政府公开讨论重新开发计划之前的价值了。因此，即使按照法律要求支付给房产所有者“公平补偿价”，他们得到的也只是房产贬值后的价值，而不是政府官员开始讨论重建该社区以前的价值。因此，政府的补偿开支可能远低于社会失去这些资源造成的实际成本。
税收收入并不自动随税率同方向变动，世界各国都是如此。1991 年至 2001 年间，冰岛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从 45% 降到 18%，相应的税收收入却增加到原来的 3 倍。为了逃避税率上升，英国高收入人群开始迁移，就跟马里兰州和俄勒冈州的情况一样。《华尔街日报》在 2009 年曾报道：“英国计划将最高个人税率提高到 51% 之后，许多对冲基金的经理和其他金融服务业的专业人员都在逃离英国。律师估计，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已经有近 150 亿美元的对冲基金转移到了瑞士，而且可能还会更多。”
同样道理，以“开敞空间”或“精明增长”的名义限制土地使用时，土地的价值也会下降，因为其他人无法再使用这些土地，也不会再为其竞价。除了一些地方政府机构或希望将它作为“开敞空间”的非营利组织外，这片土地的所有者如今只有很少的潜在买家——如果有的话。不论是哪种情况，购置这片土地的支出，肯定低于这一资源不能用作其他用途时对社会造成的损失。与其他情况一样，在任何经济政策或经济制度下，资源的实际成本都是这些资源的其他用途。因人为原因而贬值的土地价格，完全低估了土地的其他用途在自由市场上的价值。
不必惊讶，许多企业因降低售价而获得了更多利润，因为虽然单位销售利润率降低了，但销售量却增加了，因而总利润也就增加了。税收是政府收取的价格，有时候政府也可以在低税率下获得更多的总收入。这取决于初始税率的高低，以及人们对税率升降会有怎样的反应。当然，有些时候，较高的税率会相应带来更多的税收收入，而较低的税率带来的税收收入则较少。
收益与净收益
如果免税市政债券的回报率是 3%，而需要纳税的企业债券的回报率是 5%，那么收入税率 50% 的人群，最好选择回报率为 3% 的免税市政债券，而不是收益率 5% 的企业债券，因为企业债券的收益有一半需要纳税，只能剩下 2.5% 的收益。但是，如果收入的最高税率被削减至 30%，那么相同收入区间的人，就会购买企业债券，因为纳税后仍然留有 3.5% 的收益。基于该收入区间内的人口数量和他们购买债券的数量，政府可能最终会征到更多的税收。
作为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配置的一部分，对成本与收益进行的权衡也会受到政府支出的重大影响。
人们会根据更有利的投资前景调整他们的行为，扩大投资规模，于是相较原来的高税率、低投资总量，新的低税率吸引了更多的投资，使得政府获得的总收入也更多。例如，投资者不再把资金用于购买免税的市政债券，他们现在会将资金投资于回报率更高的实际物品和服务的生产，因为这样更有利，低税率让他们能够保留比以前更多的收益。免税债券的回报率通常要比收益需要纳税的证券更低。
有些商品与服务几乎人人都想要，但是不同的人想要的程度不同，愿意支付的价钱也不同。如果产品 X 的成本为 10 美元，但普通人仅愿意支付 6 美元，那么显然只有少数人会购买该产品，虽然绝大多数人认为产品 X 在某种程度上是合意的。这种情况在政治上为当政的政府官员或希望当选的人提供了机会。
相反，1997 年美国联邦政府将资本所得税率从 28% 降低到 20% 时，政府曾估计资本所得税收入将会少于 1996 年的 540 亿美元，也低于税率保持不变时预计的未来 4 年收益所得税收入总额 2,090 亿美元。但是，资本所得税率降低后，联邦政府的资本所得税收入反而增加了，在接下来的 4 年里，资本所得税收入达到了 3,720 亿美元，几乎是原税率下预计数额的两倍。
经济上的正常情况，在政治上可能会被重新定位为“问题”。也就是说，大多数人想花更少的钱得到成本很大的物品。解决这一问题的建议方案往往认为，政府应该想办法让更多的人“负担得起”人人都想要的产品。价格管制很可能会造成供给减少，因此更可行的做法是，政府为这种合意产品的生产提供补贴，或为购买这种产品提供补贴。不论是哪种情况，公众为该产品支付的费用既包括购买者直接支付的部分，也包括所有人通过税收支付的部分。
当 2008 年马里兰州批准并实施对年收入为 100 万美元及以上人群提高税率时，居住在马里兰州的这一收入人群从将近 8,000 人下降到不足 6,000 人。虽然马里兰州此前预计能够从此类人群中增加 1.06 亿美元的税收，但实际上，税收收入下降了 2.57 亿美元。2009 年俄勒冈州对年收入 250,000 美元及以上的人群提高所得税税率时，税收收入也下降了 500 亿美元。
若要让这种价值 10 美元的产品变得“负担得起”——也就是说，达到大多数人愿意为之支付的价格——那么它的价格就不能高于 6 美元。因此，政府必须提供至少 4 美元的补贴以弥补这一缺口，而这笔钱就出自税收或发行债券。在这种情况下，最终人们要为这些对他们来说只值 6 美元的产品支付 10 美元（税收加上产品价格）。总之，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财政对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进行了错误的配置。
当税率提高 10%，有些人可能会认为税收收入也会增加 10%。但实际上，更多的人会搬离重税地区，或较少购买重税商品，增加的税收收入也就可能因此远少于预计数额。在某些情况下，税率提升可能使税收收入下降。
更贴近实际的情况是，政府实施补贴计划的成本也要纳入生产成本中，这样该产品的总成本将会高于原来的 10 美元，使得资源误配更加严重。而且，该价格不大可能只降低到普通人愿意支付的水平，因为这意味着还有一半的人不能以他们愿意支付的价格购买此产品。政治上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价格降低到 6 美元以下，而成本高于 10 美元。
“死亡和税收”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不能避免的现实。但是，实际上运用何种方式来获取税收，以及推行何种税率，会极大地影响个人、企业和整个经济会做出的反应。根据这些反应的不同，较高的税率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带来更高的税收收入，较低的税率是否会带来更高的税收收入，也同样不确定。
许多政府支出模式也很难根据给公众带来的成本和收益来解释，对这些模式负责的官员所面临的激励和约束也必定是不合理的。例如，我们经常看到政府将资金用于修建体育场馆或社区中心，而忽略了道路和桥梁的修护。
税率与税收收入
车辆在坑洼的道路上行驶会磨损得更快，这些车辆因此损失的成本总和，要远高于修复这些道路的成本——可能只是建设一个全新的社区中心或一座壮观的体育场馆所需费用的一小部分。如果政府被认为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不同于其他行业和活动中的人，它不是一个由自我利益优先的官员操纵的组织，那么政府的这种支出模式并不合理。
美国建国初期，联邦政府以各种方式从土著人或外国政府——如法国、西班牙、墨西哥和俄国政府——手里获得了大量土地并出售给公众。几个世纪以前，欧洲国家或其他国家的政府也常常出售能够参与各种经济活动的垄断权力，如销售食盐或进口黄金。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都曾接管本国的工商业企业，20 世纪后期，它们开始将这些企业出售给私人投资者，以便使经济更加市场化。政府获得金钱的另一种方式是开动印钞机，历史上各个时期的许多政府都曾这样做。然而，由此带来的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使得这种普通的方法对大多数政府而言，都具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即使是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在它想要印更多的钞票时——比如 21 世纪初为应对美国经济萧条出台的政策，仍然要创造一个新的名词“量化宽松”，比起直白地说“印钞票”，很多人都无法理解这个新词。
对民选官员而言，最高优先级是再次当选，这就需要源源不断的有利宣传，使该官员的名字能够经常出现在公众眼前。例如，任何重大设施开张——不论是否必要——都可以吸引媒体来报道剪彩仪式，从而为这些官员创造政治机遇。而修整路面、修护桥梁或更新污水处理厂的设备，却不会为他们带来剪彩或演讲的机会。政府支出模式源于这种激励和约束并不新鲜，也不仅仅存在于某些国家。亚当·斯密针对 18 世纪法国的情形，提出了一个类似的模式：
政府提供的物品与服务所收取的费用，很少能达到自由市场上提供同样物品与服务的企业收取的价格，因此政府销售也很少对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的配置产生同样的影响。总之，这些交易并不只是货币的转移，根本上来说，是用一种对经济运行效率产生影响的方式转移有形资源。
浮华的朝廷中那些好慕虚荣的官员，往往非常愿意从事壮丽辉煌的工作，如修一条大公路，这种项目常常会受到重要贵族的关注。这些贵族的赞赏，不仅能激起他们的虚荣心，而且还能提高他们在朝廷中的地位。但是，许多琐碎的工作既无法引人注目，也几乎不能引起别人的钦佩，总之不能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巨大效用，从各方面来看，都太卑微而不能引起长官的重视。
政府收入不仅来源于税收及债券销售，还可以从政府提供的各种物品与劳务中收费，以及通过出售政府拥有的资产来筹得资金，比如土地、旧办公物品或剩余的军事装备。美国的地方、州和联邦政府都从它们提供的各种物品与服务中收费，从市政运输费用、市政高尔夫球场使用费，到参观国家公园的门票或在国有土地上伐木的许可费。
政府预算
政府收入
政府预算，包括税收与支出，并不是已经发生的收支记录，而是对即将发生的收支进行的计划或预测。当然，没有人真正了解将会发生什么，因此凡事都依赖于未来计划。在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税收计划并没有完全考虑税率如何影响经济行为，也没有考虑改变后的经济行为如何影响税收。例如，1986 年，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建议美国国会将资本所得税税率从 20% 提高到 28%，并认为能够因此增加税收收入。事实上，增加税率后，该税种带来的税收收入反而下降了。相反，资本所得税税率在 1979 年、1997 年和 2003 年降低后，都带来了税收收入的增加。
虽然在媒体和政治讨论中，政府支出的各个项目常常混为一谈，但是某种支出往往与支付这笔钱的特定筹资方式关联在一起。例如，对当前纳税人来说，税收适合用于支付政府提供的当前利益，而未来也能够使用或收益的项目更适合发行债券，让未来世代支付一部分成本，如前面提到的公路、桥梁、水电站等。对城市政府来说，地铁和公共图书馆既能为当前一代人服务，又能为未来世代服务，因此建设成本需要进行合理分配，既征收当前的税收，也出售债券筹集未来纳税人的资金。
不仅如此，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还估计，资本所得税税率降低到 15% 后，如果再延长实施时间，将使美国财政部损失 200 亿美元的收入，而当时这个临时性的税率降低，已经使财政收入增加了数十亿美元。从 2003 年到 2007 年，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的税收收入偏差不断扩大——2003 年低估了 130 美元，2007 年低估了 1,470 亿美元。许多媒体也以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推理方式进行推理，并为税收收入没有符合他们的预期而吃惊不已。2006 年，《纽约时报》曾报道：“来自公司和富人的税收收入急剧增加，降低了今年预计的预算赤字。”
政府收入的来源有很多，政府支出也用在许多不同事物上。包括当年项目，如公务员与军人的工资，各种政府机构运行所需的电力、纸张和其他物资，以及对当前和未来都有用的项目，如公路、桥梁和水电站等。
一年后，赤字继续下降，仅略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1%。而且，来自最高收入人群的税收占美国联邦税收总收入的百分比还在不断增加，虽然人们普遍认为降低税率是“对富人减税”。回到 1980 年，对最高收入人群的最高边际税率是 70%，在里根政府的一系列减税政策实施之前，37% 的所得税收入来自收入最高的 5% 的人群。到 2004 年，实施了数年“对富人减税”的一系列政策之后，最高边际税率降低到 35%，有一半的所得税收入来自收入最高的 5% 的人群。
当前所有的政府支出都来自税收收入时，政府就达到了预算平衡。如果当前税收所得大于当前支出，那么多出部分就是预算盈余。如果税收收入不足以覆盖政府的所有开支，就需要通过发行政府债券来弥补缺口，这时政府就处于赤字状态，因为债券是需要政府在未来偿还的债务。随着时间的积累，赤字的总和就是政府债务，即所谓的“国债”。如果这个词真的和它的字面意思一样，就应该包括该国所有的债务，既包括消费者的债务，还包括企业债务。但是，现实中国债只表示中央政府的债务。
然而，“对富人减税”的说法继续活跃于政界和媒体中。正如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法官曾说过的，口号让“深入分析延迟了 50 年”。涉及税收政策，这些口号对深入分析造成的拖延将更长久。
不论是古罗马帝国、中国古代封建王朝还是现代欧美各国，获得财富一直以来都是政府最关心的事之一。现在，税收收入和债券销售收入常常是中央政府最大的资金来源。为政府活动筹资用哪种方式——是当前税收收入，还是用发行债券的销售收入（也就是负债）——会对整个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就像经济学的其他方面一样，事实相对来说很简单，但是用于描述事实的词语往往会导致不必要的误解或将事实复杂化。用于探讨政府财政运作的一些词语，如“预算平衡”“赤字”“盈余”“国债”，都需要进行清晰地界定，以避免误解甚至产生过于激烈的情绪。
不论是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精准预测某种税率的提高或降低会带来怎样的结果。而无法预测的不仅仅是准确的收入数量，收入会向哪个方向变动也无法事先得出。结果都靠有根据的猜测，或者更糟，只是机械地估计人们的行为不会因为税收变化而变动时收入是多少。但是，人们的行为变化得太快，也太剧烈，根本无法根据这样的假设来做出正确的预测。早在 1933 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观察到，“税负太高将无法实现目标”，而且“若有足够的时间来收获成果，降低税率，而不是提高税率，更有利于平衡预算”。
2013 年，美国政府花费了将近 3.5 万亿美元。处理政府财政运作带来的诸多复杂问题的方式之一，就是将这些复杂问题分解成政府筹资方式和政府支出方式，然后根据这两种方式的运作情况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分别对两种方式进行检测。实际上，政府财政影响已经超出了国界线，对世界上其他国家也产生了影响。
预算并不是记录已经发生了什么，而是预测未来将会发生什么，这取决于所做的假设以及由谁来做假设。虽然国会预算办公室会预测未来的成本和支出，但他们得出这些预测所依据的假设来自国会。如果国会不切实际地假设经济增速很高，因此税收收入也会很多，国会预算办公室就会根据国会的假设，计划未来预算赤字或盈余，而不管国会的假设在现实中能否实现。媒体或公众可能会以为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出自一群中立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但决定最终结果的是由政客提供的假设。
当消费者使用的一些物品被征收重税，而另一些物品却免于重税时，他们就会改变购买决策。当一些产品被征收重税，而另一些却能得到补贴时，企业就会改变它们制造的产品种类。当投资收益的税率提高，投资者就会把钱投资于免税的市政债券，或转入税率低的国家；而当投资收益的税率降低时，则相反。总之，人们会根据政府财政的运行状况改变他们的行为。这些运行状况包括征税、出售政府债券以及各种当前的花钱方式，或允诺的未来开支，比如给银行存款做担保，建立覆盖一部分人口或所有退休人口的养老金制度。
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州这一层级，无论政客提供的假设是关于增长率、政府投资回报率，还是其他任何决定政府财政预算的因素。
如同个人、企业和其他组织，政府为了持续存在必须拥有资源。几个世纪以前，政府直接占有人们的一部分农作物、牲畜或其他有形资产来获取这些资源，而在现代工业和商业社会中，政府以货币的形式占有国民产出的一定份额。然而，这些财政事务对经济的影响，远不止金钱转手那么简单。
2011 年，佛罗里达州曾预测该州用于支付职工退休金缺口的资金量，这项预测基于随意做出的假设，即用这笔资金进行投资的年回报率是 7.75%。但是，事实上如果它只能获得 7% 的回报率，不到一个百分点的差异将增加近 140 亿美元的债务。
——亚瑟·F．伯恩斯（Arthur F. Burns）
如果佛罗里达州用于支付职工退休金的资金的投资回报率仅为 5%，则相较官方估计的 7.75% 回报率，资金差额将是官方估计的 5 倍。实际上，佛罗里达州此类投资的回报率，在过去的十年中仅为 2.6%，通过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只要改变这些预算估计所依据的任意假设，政府预算编制就可能出现欺骗行径。
政府征税的意愿明显低于其消费倾向。
此类情况并非佛罗里达州所独有。正如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所说的，“几乎所有的州都对它们的债务采用了乐观的折现率，这就使得负债似乎比实际要小”。其中的原因是“州长和市长们长期以来都在给公职人员提供丰厚的养老金，并因此赢得当下的选票，但是账单却留给了未来的纳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