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中的保险
很多事物被冠以“保险”之名，但有些其实与保险无关。本节我们将首先讨论几个世纪以来保险运营中的原则，这有助于我们厘清保险与其他投资方案的区别，虽然这些投资方案新近才出现，并在政治辞令中被称为“保险”。
和商品投机者一样，保险公司处理的也是固有且不可避免的风险。保险转移并降低了这些风险。投保人支付保险费，作为交换保险公司赔偿车祸、房屋火灾、地震、飓风以及其他灾难造成的损失。仅在美国，就有接近 36,000 家保险公司。
保 险
除了转移风险，保险公司也尽力降低风险。比如，它向谨慎的司机收取较低的价格；拒绝为包围在灌木丛和其他易燃物中的房屋提供保险，除非这些易燃物被移除；从事危险工作的人也需要交纳更多的保险费。保险公司以各种方式划分人群，并对风险不同的人收取不同的价格。通过这种方式，保险公司降低了自己的总体风险，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向从事危险工作或居住在危险环境中的人发送信号，传递他们所选择的行为、职业、地点所带来的成本。
总之，与其他资本一样，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也能以股票和债券的形式进行。尽管股票和债券通常并不应用于该领域，但他们是经济学的组成部分。
人寿保险是最常见的一种保险，它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厄运提供赔偿。死亡不可避免，每个人的死亡时间都是一种风险。如果每个人都事先知道自己会在 80 岁死亡，那么人寿保险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这时不存在风险，每个人都可以预测死亡时间，事先安排好自己的经济事务。向保险公司投保毫无意义，因为投保期间所需缴纳的保险费总额并不会比长寿的受益者所能获得的赔偿金更少。人寿保险公司事实上变成了发行预定时期兑现的可赎回债券的机构。20 岁购买人寿保险和购买 60 年期的债券并无差别；30 岁购买人寿保险就相当于购买 50 年期的债券。
包工头为移民劳工群体提供农场、工厂或工地上的工作，并从这些劳工的收入中取得一定的比例作为交换，这种情况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区都很常见。包工头事实上对这些工人拥有股票，而不是债券。这些劳工往往非常贫穷，又不熟悉该国的语言和习俗，因此靠他们自己找到工作的前景非常渺茫。19 世纪与 20 世纪早期，大量的意大利劳工和中国劳工分别去往西太平洋和东南亚国家，而印度的合同工则遍及当时的大英帝国领地，从马来西亚到斐济，再到圭亚那。
人寿保险之所以不同于债券，是因为投保人自己和保险公司都不可能知道该投保人的死亡时间。伴随家庭经济支柱离世或商业合伙人死亡而来的经济风险，以某一价格转移给了保险公司。并且数百万投保人的死亡率，要比任何一个特定个体的死亡时间更容易预测，这些风险也被降低了。与其他形式的保险一样，人寿保险不仅把风险从一方转移给了另一方，而且也在此过程中降低了风险。正因为如此，才使得投保与承保成为互惠互利的交易。保险单对投保人的价值要大于承保人所承担的成本，因为承保人的风险比投保者在没有买保险时所面临的风险小。
出于类似的原因，好莱坞经纪人会投入时间和金钱帮助一些有前途但不知名的年轻演员发展和推广才艺，并从这些年轻演员的未来收入中取得一定份额，因为只有这样才是划算的交易。另一种方法是让那些想成为影视明星的人以借贷来负担发展和推广服务，这样的选项通常并不可行，因为大多数未能如愿的人将永远无法偿还贷款，而且当他们清晰地认识到无法在好莱坞取得一席之地时，很可能选择消失。
当某个群体有足够大的风险样本时，购买保险可能不会带来利益。例如，赫兹租车公司（Hertz）拥有大量汽车，于是风险能够充分分散，也就不必付钱让保险公司承担风险。它可以运用保险公司也在使用的统计方法，来确定风险的经济成本，并纳入汽车租赁收费中。风险若无法在保险的过程中降低，也就没必要进行转移，因为保险公司收取的费用必定等于投保者承担该风险的成本，另外还要加收费用来覆盖企业管理成本，并为保险公司留出一部分利润。因此，对风险样本足够多的企业来说，自我保险是一个切实可行的选择。
大多数拳击手出生于低收入家庭，有非常高的风险永远也赚不到大钱，因此通过在事实上发行股票的方式，为早期的训练筹资要比发行债券更合理。拳击经理人会从贫困街区挑选十几个年轻人作为拳击手，他知道大部分人无法给他投入的时间和金钱带来回报，但谋划着其中有那么几个能够带来回报，只要他做出明智的选择。由于无法事先知道能带来回报的是哪几个人，所以关键就在于从成功的拳击手的收入中取得足够的经济利益，以抵消那些永远也赚不到足够的钱来偿还投资的拳击手所带来的损失。
保险公司并不是简单地将收到的保险金存起来，等赔付的时候再进行支付。例如，2012 年，一半以上的房屋保险费被用于支付当前的索赔——美国州立农业保险公司（State Farm）的比例是 60%，好事达保险公司（Allstate）是 53%。支付完索赔和其他经营费用后，保险公司才能把剩余部分用于投资。也正因为这些投资，保险公司才能有更多的可用资金，而不是一直把这些钱放在金库里积灰。人寿保险公司的收入约有 2/3 来自投保人支付的保险费，约 1/4 来自投资收益。显然，保险公司必须将钱用于相对安全的投资项目——如政府有价证券和保守的房产贷款，而不是用来进行大宗商品投机。
然而，经过一些努力之后，人们实际上可以为自己发行股票和债券。拳击经理人往往能够从拳击手的收入中获得一定的比例。这样，许多贫穷的年轻人就可以获得他们本来支付不起的拳击训练费用。仅仅为了支付这些训练而负债累累也不可行，因为对债权人来说，借出钱以换取固定回报的风险太大。一些拳击手永远不能从他们的拳击比赛中得到足够的收入来偿还训练和管理费用。这些拳击手也不大可能从其他职业中得到足够的收入以偿还他们拳击生涯失败的成本。职业拳击手进监狱或接受福利救济的概率，要比他们获得大学文凭的概率更大。
如果你在超过 10 年的时间里，为一些资产支付了总额为 9,000 美元的保险费，当你遭受了 10,000 美元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就必须赔付 10,000 美元，看起来似乎保险公司做了亏损的交易。然而，如果你把支付的 9,000 美元保险费用于投资，当你需要补偿财产损失的时候，这笔钱已经涨到了 12,000 美元，也就是说保险公司将最终获利 2,000 美元。据《经济学人》杂志的报道，“单有保险费是不足以支付赔偿金和各项费用的”，而且在美国，“过去的 25 年中，财产/意外保险公司一直如此”。2004 年，美国的汽车和财产保险公司从实际承保业务中获得的利润，是 1978 年以来的第一次获利。
在理想状态下，如果有前途的学生可以而且确实会发行股票和债券，那么就没有必要让父母或纳税人补贴他们的教育了，即使是非常贫困的学生也可以在没有助学金的情况下去上最昂贵的大学。然而，法律问题、制度惯性和社会态度，阻碍了这种措施在高校中普及。耶鲁大学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供一种未来还款额随借款人的未来收入变化而变化的贷款，法律、商业和医疗专业的新生往往都不会通过这项计划从学校贷款，因为他们有很高的预期收入，参加这项计划意味着他们需要偿还的金额远多于贷款额。他们更愿意发行债券而不是股票。
虽然保险公司看似仅从保险业务本身就能盈利，但现实中的竞争会降低保险费，这与竞争迫使任何商品的价格下降一样，直到价值能收回成本并给投资者带来一定回报率，却无法吸引更多竞争性投资为止。在投资者不断寻求更高利润的经济中，保险行业的高利润率，往往会引来新的保险公司，来从这片金矿中分一杯羹。保险行业中已有许多竞争者，但是还没有哪家公司居支配地位。2010 年，美国 4 家最大的财产和意外保险公司加到一块，也只取得了 28% 的保险费，剩下的 46 家最大的保险公司取得了 52% 的保险费。
只从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来看待这种情况是一种误导。公司之所以发行股票正是由于股票存在不能被偿清的风险。考虑到有许多大学生毕不了业，而且即使毕业了有些人还是收入微薄，因此风险聚集往往使大学生可以普遍获得更多的私人资金。
一家网站列出了所有提供定期寿险的公司及各自的保险费，此后定期寿险的价格就一路走低，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竞争在促进价格和利润平均化过程中的作用。环境的其他变化也反映在由于竞争而不断变化的价格中。例如，当婴儿潮一代步入中年，进入最安全的年龄段，他们的交通事故率也随之下降，这种变化反映在前些年急剧上升的汽车保险费中。对汽车保险欺诈的严厉打击也促使保险费的上升。
虽然事实上学生可以发行债券，但是他们很少发行股票。也就是说，有许多学生通过借债来为他们的教育付费，但很少有人出售他们未来收入的某一份额。对于选择后者的个别学生，最后往往会感到后悔，因为在支付完最初的投资额之后，他们还要继续拿出收入的一定份额。不论最初的股票购买价格是否已完全得到补偿，发行股票的公司同样也要继续支付股息。这就是股票与债券的区别。
保险与广告一样，保险费的成本并不能简单地加总到企业产品的价格中。正如第 6 章中提到的，广告带来的销售量增加，能够让企业及其客户受益于规模经济及其带来的价格下降。而在保险的例子中，如果没有保险，就必须使企业产品的价格，能够补偿该保险所承保的风险。购买保险的唯一目的就是降低风险，所以购买保险的成本肯定要小于未投保风险的成本。因此，生产投保产品的成本要小于生产未投保产品的成本，因此相较于必须收取更高的价格来补偿未投保风险，已投保产品的价格往往会更低。
投资于人力资本与投资于其他类型的资本在某些方面相同，有些方面则不同。人们接受无薪工作或薪酬比其他地方低得多的工作，事实上是在投资他们的工作时间，而不是金钱；他们希望通过获取工作经验在未来得到更大的回报，这种回报是一开始就从事高薪工作无法获得的。但是，对于投资于别人的人力资本的人来说，要获得投资回报并不容易。比如，通常情况下，用他人的钱为自己的教育付费的人，有两种资金来源：要么是无偿地来自父母、慈善捐赠或政府赠予，要么来自借贷。
“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
人力资本投资
虽然保险在转移风险的过程中也降低风险，但是保险本身也会带来风险。投保人可能会比他在不投保时采取更危险的行为。已投保的车主会把车停在盗窃和破坏行为猖獗的社区，在这样的社区里停车对于没有投保的汽车来说是高风险的行为。已经投保的珠宝可能不会像未投保时那样被小心妥善地保管。投保带来的这种风险被称为“道德风险”（moral hazard）。
虽然共同基金是在 20 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岁月才首次亮相，但是分散风险的经济学原则，却早已被投资者所认识。过去几个世纪里，船东发现拥有 10 条船各 10% 的股份，比完全拥有一条船更安全。在木船和帆船的时代，每一条船沉没的危险比现在的金属机械船更大。拥有 10 条不同的船各 10% 的股份，每条船沉没都会带来损失，但损失的严重程度却大大降低了。
保险带来的这种行为变化，使得保险公司更难计算应收取多少保险费才合适。如果每年有万分之一的汽车会遭受恣意破坏并损失 1,000 美元，看似对这 10,000 名车主每人加收 10 美分的保险费就足以补偿这一损失，但是如果已投保的车主因此粗心大意，以致每年有万分之二的汽车会受到恣意破坏并损失 1,000 美元，那么为了补偿这一成本，该项保险费就要涨到原来的两倍。换句话说，对车主当下的行为和当下所蒙受的损失所做的统计，可能会低估他们投保之后会带来的损失。正因如此，道德风险给保险公司带来了风险，也是投保人被收取高额保险费的原因。
另一方面，指数型基金几乎没有机会赚到大钱，而非常成功的积极管理型共同基金却可以。《华尔街日报》的一位记者向那些没有时间或信心自己购买股票的人推荐指数型基金，他说道：“当然，你可能不会轻而易举就发财，但你会尝到一些小甜头。”然而，指数型基金的价值在 2000 年损失了 9%，可见你根本不可能完全消除风险。对于共同基金整体而言——包括积极管理型共同基金和指数型基金——1998 年投资的 10,000 美元，在 2003 年初的价值还不到 9,000 美元。截至 2003 年，1,000 多家共同基金中，只有 1 家在过去 10 年中能够实现每年都盈利。然而，重要的是它们是否经常赚钱。
基于类似的原因，仅了解某种疾病的患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也会误导人们计算针对该疾病的保险应该收取多少保险费。假设每 100,000 人中有 1 人会患上 X 疾病，平均治疗成本为 10,000 美元，看起来保险公司只需要对每份保单多收 10 美分就能让保险的承保范围覆盖 X 疾病。但是，如果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易患此病，并且他们知道自己更容易患病，情况会如何呢？
从理论上说，相较仅购买组成道琼斯工业指数或标准普尔 500 指数的股票组合的共同基金，管理人积极追踪各类市场并仔细挑选股票（该买哪些，该卖哪些）的共同基金应该回报率更高。事实上，一些积极管理的共同基金确实比指数型基金表现得更好，但多年来指数型基金的回报率却要比大多数积极管理的共同基金更高，这让后者极为尴尬。比如在 2005 年，买卖大型公司股票的 1,137 家积极管理型共同基金中，只有 55.5% 的基金表现比标准普尔 500 指数要好。
如果在水里或水边工作的人比在干燥、有空调的办公室里工作的人更易患上这种疾病，情况会如何呢？如果这样，那么渔民、救生员和水手就会比秘书、执行官和计算机程序员更有可能购买此种保险。生活在夏威夷的人比生活在亚利桑那州的人更有可能购买此种保险。这种情况被称为“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因为对总人口中 X 疾病患病概率的统计，可能大大低估了那些更愿意购买包含该疾病的保险的人群患上 X 疾病的概率，比如说在水边工作或生活而更容易患上这种疾病的人群。
主要或甚至全部由股票组成的投资组合，可以通过购买不同公司的股票来降低风险。这种投资组合可能是由一个职业投资者挑选的一组股票，他帮投资者选择股票并通过“共同基金”管理投资者投入的金钱，并收取一定费用。共同基金购买的股票，也不过是道琼斯工业指数或标准普尔 500 指数中的股票组合，它们所需的管理很少，服务收取的费用也很少。共同基金管理着投资者的巨额资金：有 50 多家共同基金的资产都超过了 100 亿美元。
虽然在确定各种保险的成本和概率的过程中涉及对风险的复杂统计运算，但是并不能将其简单地看作纯科学，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可预测的东西，比如保险本身造成的行为改变，以及对这种风险已经投保和未投保的人群之间的差异。
应对不同程度、不同种类的风险，可以增加投资种类——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投资组合”——这样当某一种投资的表现欠佳时，其他种类的投资可能正繁荣向上，于是就降低了总资产的整体风险。正如前面提到的，在股票收益颇丰的时期，债券可能会表现欠佳，反之亦然。而包含了股票和债券的投资组合，可能比单独进行任何一种投资的风险都要小得多。即使在投资组合中加上某种高风险投资，如价格非常不稳定的黄金，也可以降低整个投资组合的风险，因为黄金的价格往往与股票价格反方向变动。
政府管制
风险与多样化
政府管制对保险公司及其消费者面临的风险所带来的影响并不确定。政府权力可以用来禁止一些危险的行为，比如在学校里储存易燃液体或为汽车安装薄胎面轮胎。这样就减少了道德风险，即已投保群体中发生额外的高风险行为及损失。强迫每个人都购买某种保险，比如让所有的司机都购买汽车保险，同样也可以消除逆向选择问题。但是，政府对保险业的监管并不能总是带来净收益，因为有些政府管制会增加风险和成本。
各种投资的相对安全性和盈利能力还取决于投资者拥有的知识。一位经验丰富的金融交易专家，可能会靠投资黄金而变得富有，而缺乏相关知识的人却会遭受巨大的损失。然而，投资于黄金不大可能会赔得一干二净，因为黄金总是能够用来制作首饰或用于工业用途。并不是只有新手会在股票市场上输钱。2001 年，最富有的 400 位美国人一共损失了 2,830 亿美元。
例如，在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美国联邦政府强迫所有银行购买一种保险，如果银行破产该保险将会赔偿存款人。并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在此之前银行没有自愿购买这种保险，但是那些完全遵循谨慎政策的银行，以及资产充分多样化而不会因为经济中的某个部门受挫而遭受重大损失的银行，会发现这种保险根本不值得购买。
做出决策的那一刻，风险总是明确的。人们往往是“事后诸葛亮”，但是风险需要的是往前看，而不是向后看。麦当劳创业初期，也是财务不稳定的时期，该公司急需现金，以至于它的创建者雷·克洛克提出要以 25,000 美元出售麦当劳的一半股份，但是没有人接受这个提议。假如当时有人接受，多年后他将会变成亿万富翁。但是在当时，不管是克洛克想要卖出一半的股份，还是其他人拒绝这项提议，都不是愚蠢的行为。
虽然有数千家银行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倒闭，但是这些银行绝大多数是没有分支机构的小银行。也就是说，这些银行的贷款和存款基本都来自某一特定的地理区域，因此它们的风险过于集中，不分散。那些最大和最多样化经营的银行都存活了下来。
然而，使用更多样化的投资组合和更复杂的投资策略，最初的 10 万美元投资在同一时间段也可能增加到 313,747 美元，考虑通货膨胀后，其价值为 2000 年 1 月的 260,102 美元。
强迫所有银行和储蓄贷款协会购买存款保险消除了逆向选择的问题，但也增加了道德风险。储户不用再担心已投保的金融机构的决策是谨慎还是轻率，因为他们的存款已经投保，即使银行或储蓄贷款协会破产，他们也能得到一定的金钱。换句话说，这些机构的管理者不用再担心管理层进行高风险投资时，储户会撤回存款。最终它们做出了更多的冒险行为，正是因为道德风险，储蓄贷款协会在 20 世纪 80 年代损失了超过 5,000 亿美元。
如果你在 2001 年 1 月 1 日，将 10 万美元投资于先锋指数基金（Vanguard index fund）——这个基金基于标准普尔 500 指数，那么到 2009 年 10 月中旬，你最终会得到 89,072 美元。经过通货膨胀调整，根据 2000 年 1 月的美元价值计算，这笔钱只剩下 69,114 美元。
当保险原则与政治原则发生冲突时，政府管制也会对保险公司及其客户产生不利影响。比如，往往存在这样的论调（并相应地通过了一些法律）：只因为一些年轻司机的肇事率较高，就对谨慎的年轻司机也收取较高的保险费②；或者由于同样的原因，对年轻的男性司机收取的保险费高于同龄的女性司机；或根据司机的居住地点的不同，对相同驾驶记录的人收取不同的保险费，这些都是“不公平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的一位市检察官曾召开新闻发布会，质问相比另一社区，“为什么住在弗鲁特维尔的人要多支付 30% 的保险费”？他大声疾呼：“这怎么能算公平?”
1931 年至 1940 年经济大萧条的 10 年中，美国股票的实际回报率只有 3.6%，而债券的回报率则是 6.4%。然而，在 20 世纪 40 到 70 年代经济繁荣时期，债券的实际回报率为负，而股票的回报率是正的。换句话说，在高通货膨胀的这几十年里，投资在债券上的钱在兑现时能够购买的东西，还不如购入债券时的多，尽管最终拿到了更多的钱。随着 20 世纪最后 20 年价格回归稳定，股票和债券都取得了正的实际回报率。但是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 10 年里，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正如《纽约时报》所报道的：
这些政治主张隐含的观点是，让人们为没有做错的事情受惩罚是错误的。但是保险与风险有关，而不是价值；如果你住在一个汽车很容易被盗、被恣意破坏或很容易撞上街头飙车族的地方，风险就大。欺诈性保险索赔在每个地方都不一样，但是欺诈越普遍的地方，保险费就越高。因此，为同一车辆购买同种保险，价格会随着城市甚至是同一城市的区域的不同而不同。
不同种类投资的相对风险如何随时间变化有一个极端的例子，1801 年用 1 美元投资的债券到 1998 年将价值 1,000 美元左右，而 1801 年将 1 美元投资于股市，到 1998 年它的价值可能已经超过 50 万美元。这些都是按实际值计算的，即考虑了通货膨胀。与此同时，如果 1801 年把 1 美元投资于黄金，那么到 1998 年，它将只值 78 美分。当我们讨论长期情况时，“美好如黄金”（as good as gold）这一短语就像“犹如银行里的钱”一样具有误导性。虽然短期内，也有债券和黄金保住价值而股票价格却暴跌的情况，但是这些不同种类投资的相对安全程度，随着投资期限长短而存在巨大差异。此外，不同时期模式也不一样。
同样的汽车保险在底特律要花费 5,162 美元，在洛杉矶只要花 3,225 美元，而在格林贝则仅需 948 美元。为相同的汽车购买相同的汽车保险，在布鲁克林所花的钱要比在曼哈顿多，因为布鲁克林是保险欺诈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股票市场并不像商品投机或风险投资那样高风险，但它们都不是稳定的投资模式。即使是在经济和股市繁荣的时期，衡量大公司股票价格波动的道琼斯工业指数，也可能在某一天下跌。在美国股票市场的历史上，道琼斯工业指数连续上涨的最长时间是 14 天（工作日）——那还要追溯到 1897 年。2007 年，《华尔街日报》的一则报道称：“直到昨天，道琼斯工业指数经历了 2003 年以来的最长时间连续上涨——连续 8 个交易日上涨。如果再坚持一天，将成为十几年来的最长连续上涨。”虽然媒体常常会报道股市的波动，好像这是什么大新闻一样，有时还会对某天的波动做出预测。但是，几个世纪以来，全世界的股票价格一直有起有落。
这些都是同一个司机在不同地区所面临的不同风险。保险公司不得不向风险不同的群体收取相同的保险费，意味着保险费的普涨，安全性更高的人于是就在补贴那些更危险的人或者居住在更易遭遇危险的地区或保险诈骗团伙猖獗的地方的人。对于汽车保险而言，也就意味着很多不谨慎的司机因为购买了汽车保险，能够比以前更加没有负担地开车上路了。这样，他们的受害者为此付出的代价，将是不必要的伤亡。
风险与时间
过度关注政治上定义的“公平”而非风险，导致了 2003 年美国参议员以 95 对 0 的投票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保险公司对基因测试显示的某些疾病的高发病率人群实施“歧视”。当然，这些人的基因恰巧如此，并不是他们的错误，但保险费基于的是风险而不是错误。通过法律禁止风险反映在保险费和保险范围中，意味着保险费总体上必然会上升，因为不仅要补偿禁止获得关于某种风险的知识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还要补偿来自那些声称遭到歧视的投保者日益增多的诉讼所带来的成本，不论这些诉讼是否属实。
为几十年后的退休做投资计划的人，可能会发现投资某种股票组合，比那些在一两年内就需要钱的人做相同的投资更安全。“犹如银行里的钱”（money in the bank）被用来形容一个非常安全的交易，但是钱在银行里存几十年并不会比其他投资方式更安全，因为通货膨胀会偷走很大一部分价值。对于债券来说也是如此。最后，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再把投资于股票的钱转向债券、银行以及其他短期内更安全的资产将是精明的决定。
这种政治思维并不是美国所特有的。法国禁止向不同性别的人收取不同的保险费，并且欧盟其他成员国也在尽力推广这项禁令。在自由市场上，保险费或养老金费用能够反映男性更易发生交通事故，而女性寿命更长这一事实。因此男性为汽车保险和一般寿险支付的费用更高，而女性为了拿到和男性相同的养老金收入必须支付更多的养老金费用，因为支付给女性的养老金年限更长。
投资的风险不仅会根据投资种类的不同而不同，而且也会根据时期的不同而不同。期限为一年的投资，债券很可能比股票更安全。但是，对于 20 年或 30 年期限的投资，通货膨胀的风险会威胁债券或其他固定金额资产（如银行存款）的价值，而股票价格与房地产、工厂或其他实物资产一样，往往会随着通货膨胀而上升。作为实物资产的股份，在通货膨胀时期，股票价格会随着资产本身价格的增益而上升。因此，股票和债券之间的安全性差别，从长期来看比短期更明显。
比起区分性别并对保险和养老金收取不同的费用，不分性别的保险和养老金需要支付的总金额更多。因为当一种性别补贴另一性别时，如果有高于预期数量的女性购买年金或高于预期数量的男性购买人寿保险，保险公司的盈亏状况就会有很大的变化。人们会自己选择从哪家公司购买保险和养老金，因此没有哪家公司能够提前知道有多少男性或女性会购买它们的保险或养老金，尽管公司的盈亏状况取决于不同性别的群体购买的是哪种产品。换句话说，出售不区分性别的保险单和养老基金将面临更大的财务风险，而这一额外的风险必须通过收取更高的价格加以补偿。
即使数量不等的多笔收入与固定的一笔收入总额相同，它们的吸引力也可能不同。有两份平均工资相等的工作——比如在接下来的 10 年内平均年薪都是 5 万美元——供你选择，其中一份工作为年薪 5 万美元，另一份工作的年薪从 1 万美元到 9 万美元不等，你会对从事这两份工作有相同的意愿吗？要使年薪不等的工作与可靠固定收入的工作具有同样的吸引力，年薪不等的工作的平均收入必须更高。因此，股票的平均回报率往往比债券高，因为股票的回报率是变化的（有时根本没有回报），而债券则具有有保证的固定回报。其中的原因并不是某些道德准则。股票的平均回报率更高是因为，除非人们预期从股票中获得回报率比债券更高，否则他们不会承担购买股票的风险。
政府“保险”
成功的企业具有一种更普遍的模式，即初始阶段收益很低或没有收入，随着企业发展客户并建立声誉之后收益提高。比如，牙医从牙科学校毕业后开始执业，购买了必需且昂贵的医疗器械，在他还未被当地社区熟知并能大量吸引消费者之前，第一年的净收入可能很少或没有。在这个过渡时期，牙医的秘书可能挣得比牙医还多。当然，以后这一情况就会扭转，那时一些观察家可能会认为，医生的收入是秘书的许多倍是不公平的。
应对风险的政府计划经常被归类为保险，而且有时甚至被官方称为“保险”，虽然实际上它们并不是保险。例如，美国的国家洪水保险计划保障的房屋，所处的位置对于真正的保险公司来说风险过高，并且国家洪水保险计划收取的保险费也远低于弥补其成本的必要水平，因此未补偿部分就必须由纳税人来补偿。此外，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还帮助洪水、飓风和其他自然灾害的受害者恢复和重建家园。该署不只为遭受无法预知的灾难的人提供帮助，还为高危频发地区的富裕度假社区提供帮助。
总之，不同的企业风险千差万别，财务安排也相应不同。极端的情况下，商品投机者从盈利到亏损再到盈利，只需要一天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在电视里看到商品交易中的人疯狂挥手呐喊，因为商品交易价格变化如此之快，立刻交易与 5 分钟之后交易就会产生巨额的盈亏差别。
正如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翡翠岛上的一个富裕度假社区的前镇长所说：“翡翠岛基本上把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当成了一份保险。”凭借大量补贴的财务保护，北卡罗来纳州的海岸线上兴起了许多危险的沿海社区。正如《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现在，我们从筹资进行高风险业务的企业家的角度来观察股票和债券。这位企业家很清楚，高风险之下，债券将无法吸引投资者，银行也同样不愿借钱给他，那么这个企业家几乎肯定会通过出售股票来筹资。风险最小的是供水、供电等公用事业，这些行业提供大众持续需求的产品。把钱投给这类企业风险往往很小，因此公用事业单位可以发行、出售债券，而不必给投资者支付在股票市场中的高回报。①最近几年，一些养老基金开始寻求安全、长期的投资，并以此支付养老金，这些养老基金投资于收费公路建设，根据收费公路的收入他们预期未来可以从该项投资中得到持续的回报。
过去 20 年我们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海滨小镇建造热潮，过去冷清的小渔村被改造成了现代海滨胜地。土地价格上涨了一倍又一倍，海滨地段地块的价格卖到了 100 万美元甚至更多。海边古朴的村舍早已被囊括了 10 间卧室、游戏厅、电梯、按摩浴缸和游泳池的超大型出租住宅所取代。
从风险投资者的角度来看这种投资活动是否有价值，这个问题可以留给风险投资者自己来考量。从整个经济的角度来看，问题在于这种金融活动是否代表了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得到了有效配置。虽然单个风险投资者可能会破产，就像他们投资的公司会破产一样，但是风险投资行业整体往往并不会赔钱，即它并不会浪费经济中的可用资源。实际上值得注意的是，从整个经济的角度来看，一些看似与风险投资一样高风险的东西，往往能够带来利益，尽管对于单个风险投资者来说并非如此。
出现这样的情形，正是由于这些建在飓风袭击区的脆弱又昂贵的海边房产能够获得政府资金来修缮。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一次飓风过后，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购买了“价值约 1,500 万美元的沙子”，来代替被飓风从海边吹走的沙子。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风险投资”，以区别于购买不太可能破产或投资回报很高的老牌公司的股票或债券。一般来说，为了弥补诸多不成功投资的损失和还没完全收回的投资，风险投资者在成功投资项目上必须获得 50% 以上的回报率。现实中，不同时期的风险投资回报率差别很大。2001 年 9 月 30 日往前的一年时间里，风险投资基金亏损了 32.4%。也就是说，风险投资者这个群体不仅没有获得任何净利润，还损失了几乎 1/3 的投资。但是，再早几年，风险投资者的平均回报率为 163%。
与真正的保险不同，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和国家洪水保险计划这类保险项目并不会降低总体风险。人们常常会在飓风和洪水高发的地方重建家园和企业，而且媒体还常常对他们的这种“勇气”大肆赞扬。但是，由此引发的经济风险并不像保险那样由造成风险的人承担，而是由纳税人承担。这就意味着，政府的介入使得住在高风险地区的人所要承担的代价降低，而整个社会要承担的成本却增加了；当人们必须自己承担住在高风险地区的成本时，他们将面临高昂保险费、财产损失和时时刻刻的担忧。
如果你购买债券，收回全部投资的机会仍然是 50%。如果企业成功了，不论该企业家用你的钱赚了多少，你都只能获得债券一开始指定的回报率。这种情况下购买债券显然不是一个划算的交易。另一方面，如果你能承受风险，购买股票可能更合理。但是，如果企业破产了，你的股票就会一文不值；而基于被出售的剩余财产，债券仍然还有一些价值，尽管债券持有人和其他债主只能收回最初投资的一小部分。如果企业成功了，它的资产就会增加 10 倍。那么你的股票的价格也会相应地增加 10 倍。
电视评论员约翰·斯托塞尔（John Stossel）的经历就是典型的例证：
设想有人正在为企业筹集资金，而该企业可能：（1）有一半的概率会破产；（2）若能渡过经济难关，将带来 10 倍于最初投资的价值。也许这位企业家正打算开采石油或炒外汇。如果他想让你为他的企业投资 5,000 美元，你是购买 5,000 美元的股票好，还是购买 5,000 美元的公司债券好？
1980 年，我在海滨建了一栋房子，很漂亮，有 4 间卧室，每个房间都能看到大西洋的风景。
大多数新企业会在一年内倒闭，剩下的企业既可能赚钱也可能赔钱。换句话说，建立企业的人可能不仅赚不到钱，还要赔掉部分最初投资。简言之，股票和债券的风险程度不同。此外，不同类型的企业出售的股票和债券的组合能够反映出这些企业本身的固有风险。
建房子的地方很荒唐，就在大海边上，我的房子和大海之间仅隔着 100 英尺的沙滩。我父亲对我说：“不要在那建房子，太危险了。房子不应该离海这么近。”
债券不同于股票，因为债券是在固定日期支付固定数量金钱的法律承诺。股票只是发行股票的企业的一定份额，而且不能保证企业一定会盈利，也不能保证企业会把利润用来发放股息，而不是重新投入企业自身。不论企业盈亏如何，债券持有者都有要求获得承诺报酬的法律权利。就此而言，他们就像企业的员工，因为企业必须支付给员工承诺的时薪、周薪或月薪。不管企业盈亏如何，他们在法律上都有资格得到这笔钱。企业的所有者——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上百万的股东——在法律上没有资格从公司得到任何报酬，除非公司支付完雇员、债券持有者和其他债主的报酬之后还有剩余。
但我还是建了起来。
股票与债券
为什么？正如我面前的这位很想接受这一任务的建筑师所说：“为什么不呢？如果海水冲垮了你的房子，政府会给你钱让你再建一栋新的。”
给定数量的金钱具有的实际价值，随着收回时间的不同而不同，也随着全部收回的可能性的不同而不同，对此现实中有很多应对方式。而应对不同风险的多种方式中就有股票和债券。但是，即使是那些不考虑购买这些金融证券的人也仍然会在其他方面面临相似的情况，例如为自己选择职业或为整个国家考虑公共政策问题。
海水在 4 年后冲毁了斯托塞尔先生的房子的一楼，政府进行了重修。又过了 10 年，海水再次扑来，整栋房屋全部被冲毁。政府于是给他的整座房子及里面的财物支付了赔偿金。约翰·斯托塞尔说他为国家洪水保险计划保单支付的费用“极便宜”，而私人保险公司同样的保险单无疑会“超级贵”。但这并不是为低收入者提供的保险项目。它所保障的范围是位于马里布的豪宅，以及富裕家庭在海恩尼斯和肯纳邦克波特的度假屋。国家洪水保险计划实际上是美国最大的财产承保者。
可变回报与固定回报
超过 25,000 处房产因为不同的损失情况，从美国联邦政府获得过超过 4 次的洪水保险金。波士顿的一处房产遭受了 16 次洪灾，需要 80 多万美元的修缮费用，远远超过该房产本身的价值。1978 年至 2006 年期间，有 4,500 处房产的保险赔偿金超过其本身的价值，而斯托赛尔的房产只是其中一例。
考虑到一些因素，对资本收益征税，比对薪资等其他收入的征税更复杂。一些国家的政府完全不对资本收益征税；而在美国，对资本收益适用何种税率仍然是一个在政治上具有争议的问题。
向地震、野火、龙卷风和其他自然灾害的受灾者提供救助及重建资金，是一种无法抗拒的政治倾向。电视上的悲惨画面让人顾不得思考如果他们决定住到灾难幸存者住的地方情形会怎样。据估计，卡特里娜飓风过后重建新奥尔良的费用足以给每个新奥尔良四口之家发放一笔 80 万美元的资金，足以让他们定居到更安全的地方，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但是，几乎没有人这样做，无论是在新奥尔良，还是其他经常受到野火、飓风等可预见自然灾害侵扰的地方。
这也说明，如果利率为 5%，那么 2014 年的 9,523.81 美元相当于 2015 年的 10,000 美元。这就引发了资本收益的税收问题。如果有人用 9,523.81 美元购买了一份债券，并在一年后以 10,000 美元出售，政府当然想对这 476.19 美元的差额征税。但是，既然这两笔钱本身是等价的，这部分差额真的等同于价值增值吗？如果通货膨胀率为 1%，并且投资者预计通货膨胀会降低债券的实际价值，收回的 10,000 美元无法补偿等待的时间会如何？如果通货膨胀率为 5%，收回的金钱不会比最初借出的金钱更有价值，延期支付完全没有获得回报又会怎样？显然，比起从未购买债券，投资者的处境会更糟。这样看来，这所谓的“资本收益”怎么能够被称为是一项收益呢？
甚至当前没有发生自然灾害，仅仅是对这种灾难的预期也常常会激起人们对政府补贴的呼吁。就像《纽约时报》的社评所说的：
如果整体经济的利率为 12% 而不是 5%，又会怎样呢？那么，为获得一年期的 10,000 美元债券出价超过 8,928.57 美元将是不值得的。总之，人们愿意出价多少购买债券，取决于相同数量的钱用在其他地方能获得多大的收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利率上升时债券价格下降，利率下降时债券价格上升。
随着保险费的不断上涨，以及保险公司削减了从墨西哥湾到美国佛罗里达州东海岸和长岛的住宅综合保险，数百万人可能马上就买不到保险了，这将引起真正的危险。这为政府援助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
在这种情况下，让我们回到原来的问题：你愿意为一年后到期的 10,000 美元债券付多少钱？在整体经济利率为 5% 的情况下，为获得一年后到期的 10,000 美元债券，高于 9,523.81 美元的出价都是不值得的。以 5% 的利率把相同数量的钱投资于其他地方，你也可以在一年后拿回 1 万美元。因此，你没有理由为 10,000 美元的债券，出价超过 9,523.81 美元。
按照这一观点，真正的问题好像仅仅是弥补损失，而不是搬离危险地区，从源头降低受损的风险。私人保险公司会在高危险地区收取高额保险费，以此激励该地区的居民搬迁。但是，政府对保险公司实施的价格管制导致了可预见的结果，正如上文《纽约时报》的同一篇社论中提到的：“私人保险公司把保险费在允许范围内提高到了最高水平，当它们被禁止提价时，就把超过价格的高风险房屋排除在承保范围之外。”
如果其他人与你的偏好不同会怎样呢？比如，假设只有在一年后多收回 5%，其他人才会借出金钱会怎样？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经济的利率就是 5%，因为企业和政府无法以少于这一水平借到它们想要的钱，当然也不必高于这一水平。如果全国的利率都为 5%，你也没有理由接受更低的利率，虽然必要时你也愿意接受 4% 的利率。
政府提供的灾难救助与保险公司提供的私人赔付在其他方面也有不同。私人保险公司间的竞争不仅会影响价格，而且也会影响服务。
处于这两者之间的某一利率水平，会让你对借不借出一笔钱没有明显偏好。在该利率水平下，给定数额的未来金钱的现值，恰好等于数额较小的现在的金钱。比如，如果你在 4% 的利率处于中立，那么对你而言，现在的 100 美元就等于一年后的 104 美元。任何想从你这里借 100 美元的企业或政府机构，都必须在一年后还给你至少 104 美元。如果所有的其他人都跟你有相同的偏好，那么整个经济的利率就会是 4%。
当某一地区遭到洪水、飓风或其他灾难侵袭时，A 保险公司不能比 B 保险公司的赔偿速度慢，否则后果将很严重。
这说明，视收回时间的长短，面值相等的钱具有不同的价值。如果利率足够高，你可能会为了收回钱而等待数十年。人们经常会购买 30 年期的债券，而其回报率往往比 1 年期金融债券的回报率还要高。另一方面，如果利率足够低，你会想立刻收回所有的钱。
想象一下，如果洪水或飓风毁坏了某个投保人的家园，他一直在等待保险代理人来给予赔偿，而他的邻居则在几个小时内就迎来了保险代理人，并立即提前获得了几千美元的赔偿款，用来寻找临时住所。如果哪家公司服务快捷、哪家公司行动迟缓这样的评判言论在全美流传开来，不仅这位消费者很可能会换掉这家行动迟缓的保险公司，而且美国各地的许多人也会这么做。对于行动迟缓的保险公司来说，这就如同在全美范围内丢掉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业务。《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就印证了一些保险公司避免其行动晚于竞争对手：
如果不考虑通货膨胀，对你而言，一年后到期的一张 10,000 美元债券，今天值多少钱？也就是说，现在你会为一张明年兑现的 10,000 美元债券出价多少呢？显然，它不值 10,000 美元，因为未来的金钱不如今天等量的金钱有价值。即使你觉得自己在一年后还活着，并且不存在通货膨胀，你仍然更愿意立刻拿到这笔钱。即使不考虑其他情况，你可以把现在得到的金钱存到银行，并赚取一年的利息。同样，如果你要在购买 1 年期的债券和购买同样面值的 10 年期债券之间做出选择，你不会为 10 年期的债券支付同样的价格。
为了应对最坏的情况，一些保险公司要求汽车安装全球定位系统，为汽车在路牌和路面毁坏的地区提供导航；而且，许多保险理赔员都带着计算机绘制的地图，以辨别每位消费者的准确位置。
总之，不同的风险——通货膨胀只是其中一种——反映在基础纯利率上所增加的各类不同风险溢价中，而纯利率是对于延期支付的回报。我们通常所称的利率就包含风险溢价部分，这种不严谨的用法所包含的内容比经济学家所称的纯利率要大得多。例如，2003 年 9 月，短期利率（广义）的波动范围，从中国香港的不到 2% 到俄罗斯的 18%，再到土耳其的 39%。
2005 年卡特里娜飓风侵袭新奥尔良后，《华盛顿邮报》报道了私营部门与政府在应对灾难时的差别：
自那时起，通货膨胀越来越常见，因此现在的利率必须要能够补偿预期的通货膨胀水平，还要能够在提高购买力的同时留出实际收益的预期。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通货膨胀率都不尽相同，因此投资回报必须包含对通货膨胀风险的补贴。21 世纪初，墨西哥政府债券的利率比美国高 2.5 个百分点，而当时巴西政府债券利率比墨西哥债券利率还要高 5 个百分点。并且，当巴西出现一位左翼总统候选人后，利率飙升了 10 个百分点。
私营部门在卡特里娜飓风袭击之前就已经开始制订计划。家得宝公司的“作战室”将紧急物品——发电机、手电筒、电池和木材——运到受灾地区周边的物资分发区。
19 世纪英国工业化正如火如荼的时候，铁路公司通过出售年息 5% 的债券，筹集了巨额资金用于修建铁路、购买火车。只有在公众对铁路公司和货币的稳定性很有信心的时候，这种情况才有可能发生。如果通货膨胀率达到每年 6%，购买债券的人在实际价值上就会亏损，而当时英镑的价值非常稳定可靠。
电话公司准备好手机信号塔并用发电机和燃料发送信号。保险公司派出特别小组乘飞机赶到受灾地区，并开通热线电话处理索赔。
不管是哪种做法，都是以今天的钱来换未来的钱。需要支付利息意味着同样数量的金钱，今天比未来更有价值。至于价值高多少，取决于很多方面，也因时间以及国家的不同而不同。
我们也可以从卡特里娜飓风的重建过程观察到两者在反应时间上的差别：
有时候，资本收益来自于纯粹的金融交易。在这种情况下，你今天给某人一定数量的金钱，是为了在以后收回更多的金钱。当你把钱存入付息的银行账户，当一位当铺老板借钱给别人，或当你以低于 1 万美元的价格购买 1 万美元的国债时，都属于这种情况。
2005 年 8 月，卡特里娜飓风夷平了两座桥梁，一座供汽车通行，另一座供火车通行。这两座桥梁横跨在宽两英里的水面上，将这座城市与帕斯克里斯琴连接在一起。16 个月后，公路桥梁才打好桩，而火车已在铁路桥梁上繁忙运输了。
只要一处房屋、一家企业或其他资产的价值随时间而增加，这种增益就可以称为“资本收益”（capital gain）。虽然它是收入的另一种形式，但与薪资不同，它不是在发生后立刻支付，常常要在一定年限之后才能拿到手。比如，30 年期的债券只能在 30 年后才能兑现。如果你永远不出售房子，那么不管它的价值增加多少，都只能被称为“未实现的资本收益”。开一间杂货店也是如此，随着杂货店在周边地区被人熟知，并拥有了一批习惯于在这里购物的消费者，它的价值将提升。可能杂货店主去世后，他的配偶或子女决定出售这家杂货店，也只有在那时资本收益才能实现。
不同之处就在于，还没有修好的公路桥梁由美国政府所有。而铁路桥梁则归杰克逊维尔的 CSX 铁路公司所有。卡特里娜飓风登陆后的几周之内，CSX 铁路公司就派出了施工队伍来修建这条货运铁路线，只花了 6 周，该铁路桥梁就重新通车了；而公路桥梁（也是美国 90 号州际公路的一部分）局部通车也至少用了 5 个月的时间。
有很多方式可以用来应对经济活动中的固有风险。除了上一章讨论的商品投机和库存管理，应对风险的其他方式还包括股票和债券。另外，还有一些类似于股票、债券的其他经济活动，虽然它们处理风险的方式和股票、债券在法律上是不同的，但在经济上是相同的。
在政府应急计划中，当然没有竞争者，也缺乏市场竞争，而正是竞争促使私营部门迅速反应。虽然政府应急计划可以类比保险，但却产生不了相同的激励和结果。政治动机甚至会妨碍自然灾害救助。1999 年印度遭遇龙卷风袭击，并造成数千人死亡，该国媒体报道称，政府不愿寻求国际机构的帮助，因为害怕人们会将此看作印度政府承认自己无能。最终，灾难过去两周后，仍然有许多村庄没有得到救助和信息。
——《华尔街日报》
① 几乎每条规则都有例外。购买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电力公司的债券作为安全投资以保障退休生活的人，在 2001 年加利福尼亚州电力危机期间亲眼见证了这些投资的价值损失殆尽。加利福尼亚州强迫这些电厂以低于它们支付给供应商的价格，将电力出售给消费者。导致这些电厂欠下了数十亿美元的债务，它们的债券价格也因此降低到垃圾债券的水平。
冒险是资本主义的母乳 。
② 尽管在机动车导致的死亡中，年龄在 20 到 24 岁的司机造成的死亡率最高，但是死亡率随年龄下降的趋势在 55 至 59 岁时结束，随后又上升了，年龄在 80 至 84 岁之间的司机所造成的死亡率，几乎和 16 至 19 岁的年轻人相当。引用自保险信息学会著：《2012 年保险年鉴》（2012 Insurance Fact Book），第 15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