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机者具有的各类统计知识或其他专业知识，能够进一步降低风险，远远低于农民或其他生产者所面临的风险。更重要的是，从稀缺资源的利用效率来看，投机降低了整个经济的风险成本。除了有更多的人因为有保障的市场能够在晚上睡一个安稳觉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更多的人能够在高风险条件下进行生产了。换句话说，由于大豆投机者的存在，经济体能够生产更多的大豆了，虽然投机者自己对如何种植大豆一无所知。
虽然全球小麦大丰收使小麦价格远低于播种时预期的价格，并导致种植小麦的农民遭受损失，但是相似的灾难却不可能同时打击小麦、黄金、家畜以及外汇，因此对这些商品进行投机的专业投机者相比那些只对其中一种商品进行投机的人（如种植小麦的农民），承受的风险要小得多。
理解将不同经济群体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共同利益非常重要，农民和投机者仅仅是其中一个例子；而最重要的是理解这种共同利益对整个经济产生的影响，因为媒体为了提高报纸发行量和电视节目收视率，热衷于强调争议，共同利益因此常常遭到忽视和扭曲。政治家同样会将不同的群体描述成是彼此针锋相对的敌人，声称自己是某一群体的救世主，并从中获益。
人的远见有限，因此风险随时间而来。这种固有的风险，必须与赌博或俄罗斯轮盘赌产生的风险严格区分开来。用来应对不可避免风险的经济活动，会设法最小化风险，同时将风险转移到最有能力应对它们的人那里。接受这些风险的人通常不仅有足够的经济资源来经受短期损失，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要比那些转移风险的人更能降低风险。例如，大宗商品投机商可以比农民从事更广范围的风险活动来全面降低风险。
例如，当小麦价格飙涨时，抱怨投机者舒服地坐在空调办公室里，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而农民却要连续数月在炎热的太阳底下挥汗如雨地辛苦劳作，没有比这种抵制不公平的呼吁更容易蛊惑人心的了。而投机者在收获季节遭受经济重创，农民却因为有了投机者提供的有保障的小麦价格而舒服生活，这种情况往往被人遗忘。
经济后果不会马上显现，这一事实使得许多国家的政府官员能够牺牲未来，创造当前收益，从而在政治上大获成功。政府养老金计划就是一个经典的案例，因为大多数选民很乐意被纳入政府养老金计划，只有少数经济学家和精算师指出，政府承诺的福利并没有足够的财富来支持。然而，只有等几十年后，经济学家和精算师才会被证明是正确的。
同样，当即将出现的或预期的短缺抬升了价格，政治家及媒体就会对过高的零售价格感到愤怒，因为卖方从供应商那采购商品的价格很低。但是，商品以前的成本是历史；当前的供给和需求状况才是经济。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时间也很重要，因为大多数经济调整都需要时间。也就是说，决策所产生的影响会随着时间慢慢展现出来，而且针对不同的决策，市场调整速度也不同。
例如，1991 年海湾战争早期，人们预期中东地区石油出口可能因即将到来的军事行动而受阻，于是全球油价大幅上升。鉴于此，一位投机商租用一艘油轮从委内瑞拉购买了一整船石油运到美国。然而，在该油轮到达美国港口之前，海湾战争比预期更早地结束了，于是油价下跌，导致投机商只能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石油。在这种情况下道理也是一样，他在过去支付的成本已经成为历史，现在得到的才是经济。
经济调整
从整个经济的角度来讲，不同预期、不同时间购买的不同批次的石油，在今天一同进入市场时都是一样的。只要目标是以最有效的方式来配置稀缺资源，就没有理由设定不同的价格。
记住，时间就是金钱，它能够抵抗政治呓语，而且它本身也是一条重要的经济原则。
时间与政治
有时候时间也有成本，但时间成本往往不是有意为之的结果，而是由于不愿为未达成的协议付出任何代价的敌对个人或群体僵持不下的副产品。例如，2004 年，人们对重建 1989 年因地震损毁的旧金山海湾大桥产生了争论，由此引起的拖延，在 2005 年重新开工前给加利福尼亚州带来了 8,100 万美元的额外成本。2013 年 9 月，新大桥终于落成并通车，这已是地震之后的第 24 年。
政治和经济在处理时间的方式上截然不同。例如，城市公交车的票价太低显然会导致公交车在报废时无法得到替换。长远来看，符合逻辑的经济结论是提高票价。然而，以“不公平”来反对提高票价的政治家，可能会在下一届选举中获得公交乘客的选票支持。而公交车不会立刻报废，也不可能在将来某一时日同时报废，因此票价过低的影响不会即刻全部显现出来，而是分散在不同的时间里。多年之后，很多公交车出现故障或报废，却没有足够多的新车来替换，到那时乘客才会发现等车的时间似乎变长了，公交车也不再像往常那样按照计划的班次到达了。
现实没有强制退休。然而，熟悉政治辞令的人却能够将政府不公正地履行自己对既定年龄工人支付养老金的义务，描述成是对老年工人的一种道德救助，事实上却是一心谋私利将数十亿美元的财政责任从政府转交到私人雇主手里。①
当城市交通系统变得很糟糕，人们就会迁离城市，进而导致税收流失。此时，已经离公交票价的政治争议过去许多年了，很少会有人记起这场争议或明白它与当前问题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那些因扮演维护公交乘客利益的角色而深受欢迎，并在市政选举中获胜的政治家，现在也已晋升到州政府甚至国家政府中了。随着税基的下降，城市服务恶化，基础设施被忽略，昔日公交乘客心中的英雄人物甚至会自诩说他们担任市政官员时情况要好得多，并将当前的问题归罪于继任者的无能。
政府改变私企雇用协议的条款，最终会在政治上表述为是为了解决对年老工人的“强制退休”。事实上，强制退休即使存在，也很少。现实中企业不再有义务雇用那些超过一定年龄的前员工。但这些人可以自由地在其他愿意雇用他们的地方工作，而且通常还能继续领取养老金。因此，从哈佛大学退休的教授可以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某个校区教书，军官也可以去生产军事装备的公司工作，而工程师或经济学家可以到咨询公司上班，许多其他职位的人都可以向愿意雇用他们的人出售自己的技能。
然而，在经济方面，未来的影响可以用现值来预期。如果公交票价不是由市政府来管制，而是由自由市场上运营的私人公交公司制定，那么忽略对公交车报废后的重置做财务预提，就会立刻导致该公交公司股票价值下降。换句话说，那些关注资金安全性和盈利能力的专业投机者对长期影响的预测会导致公交公司现值的下降。
退休年龄不仅关乎政府官员，而且还涉及私企雇员，因此政府不仅违背了它自己的许诺，还打破了私企雇主与雇员之间早先签订的协议。在美国，宪法明确禁止政府改变私有企业的合同条款；但是近些年来，法官总会无中生有地“解释”这一法律条款。
如果公交公司的管理者决定维持较低的票价，或决定提高管理人员的工资，而不是预留一部分资金用来维护公交车队，会导致公交车报废后无法得到重置，但 99% 的公众不会意识到这件事或它的长远影响。剩下的 1% 的人中最有可能意识到这一点的，就是那些拥有公交公司股票，或考虑购买该公司股票，以及贷款给该公交公司的金融机构负责人。这些投资家、潜在的投资家或债权人会检查公交公司的财务账目，并且早在第一辆公交车报废之前，他们就会认为该公司的现值将会下降。
时间就是金钱还体现在另一方面。当政府无法支付许诺的养老金，通过修改退休年龄就可以推迟支付的时间。只要将退休年龄提高几岁，就可以节省数百亿美元。违背这一合约，就相当于政府对数百万人的财政责任的违约。然而对那些不认为时间就是金钱的人来说，他们会从政治上用全然不同的方式做出解释。
在其他情况下，市场经济使得精确的知识能够有效地影响决策制定，即使 99% 的人并不具备这样的知识。然而在政治上，无知的 99% 的人却能够立刻使民选官员和那些最终危害整个社会的政策在政治上获胜。期望公众都成为金融或其他方面的专家显然是不理智的，因为一天只有 24 小时，而且人们还要生活。更理智的做法是，让更多选民认识到通过政治过程制定经济决策的危险性。
对进口水果、蔬菜、鲜花或其他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实施的卫生条例，也适用同样的原则。虽然有些卫生条例像环境条例一样有法律效力，但它们同样也会被用作阻止人们从事第三方反对的活动，只要用拖延增加成本就可以了。
时间能够让规模经济从经济优势变成政治债务。一家公司斥巨资投资一项固定设施，如大型汽车工厂、水电站、摩天大楼，这些不能移动的资产极易成为当地高税收或工会雇员的目标，工会雇员可以罢工，使它关闭并使其遭受巨大损失，直到公司满足他们的要求为止。如果劳动成本只占企业巨额投资成本的一小部分，为了使数十亿美元的投资运转下去，即使将工资增加一倍也是值得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投资者会任由公司或行业的收益率无休止地降低。因为在经济的其他方面，一个因素发生变化就会对其他方面产生影响。
即使报告最终认定建造过程不会造成任何环境危害，报告本身却引起了相当大的经济损失，有时这些损失足以令建筑商放弃建设计划。这种做法导致的结果是，考虑到监管机构用强权随意施加的强大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可预测，其他建筑商可能会远离这一领域。
虽然工厂或大坝不能移动，但是办公人员——即使是国内或国际公司总部的员工——却能够很容易地转移到其他地方。正如纽约的情况，高税收导致许多大公司将总部搬出了该城市。
在腐败不太严重的国家，贿赂的形式可能包括为了政治目的强制他人做某事，比如强制建筑商建造第三方想要的建筑，或为了迎合当地房东和环境保护运动更愿意保持现状的意愿而禁止建筑商在当地建造楼房。相比建筑商因强制要求准备一份环境评估报告而延误建设进程所增加的成本，提供环境评估报告的直接成本相当低廉。因为延误所增加的成本，是数百万美元贷款的巨额利息，贷款也会因为这一耗时的过程拖累而闲置。
如果时间足够长，甚至有着大型固定设施的行业也会改变它们的区域分布——并不是真正地转移已有的大坝、建筑物或其他设施，而是避免在老工厂或老设备所在的没有前景的地方建设新设施，他们会将新的、更先进的设施或装备安置到能够很好地把企业当作经济资产，而不是经济猎物的区域。同时，那些把企业当作猎物的地区，典型的如底特律，当企业纷纷离开，税收和就业岗位随之而去，还会遭到世人同情，认为是碰到了坏运气。
全世界的人都喜欢抱怨政府官僚效率低下，这不仅是因为官僚不论效率高低都能领取相同数额的薪水，而且还因为许多国家的腐败官僚能够在收受贿赂后加快办事速度，并用这样的方式来增加自己的收入。政府权力范围越大，繁文缛节越多，因延误而强加的成本就越大，可以敲诈的贿赂也就越多。
一家酒店不能跨越州界，但是一家连锁酒店却可以在任何地方开设新的酒店。一家拥有最新技术的新钢铁厂同样可以在任何地方设厂，而那些老式陈旧的钢铁厂要么倒闭要么淘汰。在公交公司的案例中，票价过低导致公交公司无法在长期中维持同等水平和质量的服务；同样，由于时间间隔过长，很少有人将过去的政策和事件，与目前某些地区青年就业机会减少、税基减少以及公共服务无以为继的衰败联系在一起，而这些地区就成为“铁锈地带”（rustbelt）。
权衡一下这些公共设施的成本与延期的成本，建筑商更有可能会建设这些他们和消费者都不太愿意支付的东西。但他们最终会从更高的房价和更高的公寓租金得到回报。最大的成本可能会被掩盖起来，即第三方通过延缓建设进程带来的额外成本强加于建筑商，减少了房屋和公寓的建成数量。总之，当 A 通过低成本的延期，将高成本强加给 B 时，A 就可以剥削 B 的钱财或者阻挠 B 从事 A 不喜欢的活动，或两种情况兼有。
“铁锈地带”并非仅仅指失去工作岗位的地区。即使是在高度繁荣的地区，工作也一直在消失。区别在于，商业发达地区一直有新的工作取代原有的工作。但是“铁锈地带”或因高税收、政府和工会的繁文缛节等损害效率而导致企业无利可图的地区，几乎不会有足够多的新工作来代替原有的工作，而原有的工作随着时间推移以及经济环境的正常变迁将逐步消失。
例如，计划建造住房的人，通常会借款数百万美元来建设房屋或公寓楼，并且必须为贷款支付利息，不管他们的建设是否按计划进行，是否因法律质疑、政府官员拖拉犹豫不决而延期。房屋建设可能会因为环境危害接受调查，也可能因为是否应该增加各种基础设施，如公园、池塘或自行车专用道，包括一般公众福利设施，以及房屋将会出售给谁、出租给谁等问题，在地方计划委员会内部或委员会与建筑商之间引起争论。这些都会给房屋建设本身造成巨大的利息支出。
然而，政治家和媒体工作人员可能只注意到原来的工作已经消失，却未曾注意到没有出现替代的新工作，这些新的工作没有留在那些仇视经济活动的“铁锈地带”，而是转移到了其他的地方。
古谚说：“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不仅正确，而且含义深刻。它意味着，谁有能力拖延，谁就能够把成本强加给其他人，而且有时候是极其巨大的成本。
时间与预期
时间与金钱
虽然很多政府官员除了下一届选举对其他都漠不关心，然而受制于政府法律和政策的个体公民却能够预见这些法律和政策产生的影响会与最初的目标截然不同。例如，当政府拨出一部分资金用来帮助有学习障碍和心理问题的儿童时，隐含的假设就是这类儿童的数量或多或少是既定的。但是，这笔资金促使人们把更多的儿童被归为具有学习障碍和心理问题。负责这些儿童项目的组织会根据哪些问题容易获得政府资金，而将一些有问题的儿童诊断为具有这些特定的问题。许多依靠福利救济的低收入母亲甚至会让她们的孩子在考试以及学校中表现得差些，以便能够为她们微薄的家庭收入增添一些资金。
无论政策优缺点如何，这种方法会产生不确定性，从而使投资者、消费者和其他人不愿意花钱，因为政府将如何改变管理经济的规则，或政府不可预知的规则变化会导致怎样的经济后果，他们对此无法形成可靠的预期。在大萧条时期，货币流通速度因为不确定性而下降，但有些人却认为这是经济复苏需要时间。
新的法律和新的政府政策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因为受法律和政策影响的对象会对改变后的激励做出反应。例如，2005 年的新破产法使得美国人越来越难以通过破产来摆脱债务。在没有该法案的时候，美国平均每周有 30,000 家公司申请破产，就在该法案生效之前，申请破产的公司数量达到每周 479,000 多家，而在新法案生效后立刻降至每周 4,000 家。显而易见，许多人都意识到破产法的变化，并在新法律生效之前匆忙申请破产。
国家需要——除非我弄错了——也要求大胆而锲而不舍的实验。试用并采取一种方法，这应该成为一种共识。如果失败，坦率地承认失败，再去尝试另一种办法。但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敢于尝试。
有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试图没收土地重新分配给贫穷的农民，而重新分配土地的政治运动与实际转让土地之间可能相隔多年。在这些年里，现有土地所有者对未来的预期会导致他们放松对土地的维护，并放弃获得长期受益，因为这些长期收益需要投入时间和金钱除草、灌溉、筑栅栏和其他土地看护工作来获得。当土地真正到穷人手上时，土地状况可能变得非常差。正如一位发展经济学家曾提出的，土地改革有可能是“无力承受者的一个糟糕的玩笑”。
这种情况并非美国特有，也不是 21 世纪初才有的经济问题。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总统说过：
扬言要没收富裕的外国人的财富——不论是土地、工厂、铁路还是其他什么东西——在政治上广受欢迎，于是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做出这样的威胁，即使他们也很害怕真正实施这些威胁所带来的经济后果，因此并不会真正去实施。以 20 世纪中期的斯里兰卡为例：
2013 年，《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不确定性是复苏的敌人”（Uncertainty Is the Enemy of Recovery）的文章，指出即使经济复苏缓慢，许多企业仍然“发展不错，有资金可进行投资”，该文接着设问：“他们为什么不将更多的资金注入经济、创造就业、刺激国家经济引擎呢？” 答案是：不确定性。据某金融咨询机构估计，美国经济在近两年时间内的不确定性将带来 2,610 亿美元的成本。此外，如果能够消除当前的不确定性，估计每月将会新增 45,000 个工作岗位，两年时间就能超过 100 万个岗位。
虽然理想的共识认为外国房地产应该国有化，但是执行国有化的决定却往往被习惯性地推迟。不过它仍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政治威胁，不仅使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茶叶公司的股票价格相较于股息来说较低，而且也吓跑了外国资本与企业。
在经济学中，风险和不确定性之间的区别很重要，因为市场竞争会更容易把风险考虑进去，无论是通过购买保险的方式，还是留出一笔可估算的钱来应对可能性。但是，如果一项投资需要好几年才能取得成效，而政府政策在此期间会摇摆不定，这样一来市场就具有不确定性，那么许多投资者可能会选择不进行投资，直到局势明朗。当投资者、消费者和其他人仅仅因为不确定性而收紧钱袋的时候，带来的需求缺乏会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甚至是非常一般的威胁或不负责任的声明都会对投资产生影响，比如马来西亚在一次经济危机期间的表现：
除了风险，可能性还有另外一种形式，被称为“不确定性”。风险是可以计算的：如果你玩俄罗斯轮盘赌，你中枪的概率是六分之一。但如果你惹恼了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会做什么就不确定了，可能性包括绝交，甚至报复。它是不可计算的。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Mahathir Mohamad）试图将危机归罪于犹太人和白人“仍然想统治世界”；但是每当他指责一些外国替罪羊时，马来西亚的货币和股票市场就会下跌 5 个百分点。于是他的大嘴巴逐渐闭上了。
不确定性
总而言之，不管地主、福利妈妈、投资者、纳税人还是其他什么人，人们都有一定的预期。如果政府认为政策只会产生预计的影响，那么他们通常会对结果感到很吃惊或震惊，因为那些受制于政治约束的人会通过各种方式做出反应，使自己受益或保护自己。这些反应带来的副作用常常使得政策产生的结果与计划全然不同。
在某种程度上，投入与回报之间不同的时间间隔，必须跟无数个体的耐心以及风险承受能力的差异相协调。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全面确保人们能够及时地得到回报。这就是说，必须确保某人专门拥有某些特定事物，并从这些事物中获得经济收益的财产权。此外，对财产权的保护，是全社会获得经济收益的前提条件。
在不同的经济体中，预期的表现方式也不同。在通货膨胀期间，人们手里的钱会花得更快，他们会囤积日用消费品和其他实物资产，这就加剧了市场上不断减少的实物商品与不断增多的用来购买商品的货币之间不平衡。换句话说，当货币迅速失去价值而无法发挥作用时，人们就会预期无法在将来获得所需的商品，也就会预留一些资产以备不时之需。在 1991 年苏联恶性通货膨胀期间，消费者和企业都在囤积货物：
不同的人愿意等待的时间长短并不相同。承包商可以雇用那些靠间歇性工作获得报酬来满足眼下需求的工人，并创造出一项有利可赚的业务。这些工人不会愿意为了周五下午才能拿到薪水的工作在周一早上干活，因此承包商会在每一天结束后就发给他们薪水，等到周五工作完成后，再从雇主那获得全部薪水。另一方面，有些人会购买 30 年期的债券，期待退休后能够增值。然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介于两者之间。
囤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俄罗斯人囤积了大量的通心粉、面粉、腌菜和土豆，堆积在他们的阳台上，电冰箱里也塞满了肉和其他易腐烂的商品。
在一个依靠个人报酬来完成不计其数的事情的经济体制中——不管是劳动、投资、发明、研究还是管理组织——都会面临这样一个事实，即重大任务的工作情况和成功完成之后收到报酬之间必然存在时间间隔。不仅如此，这些时间间隔的长短也存在巨大差别。擦皮鞋的人在擦亮鞋子后立刻就能得到报酬，但是从石油公司勘探石油矿床，到这些矿床的石油最终能够在加油站出售，并获得收入开始补偿多年来的成本，这之间的时间间隔能够长达十几年甚至更多。
商业企业也同样以实物交易，而不是使用货币：
许多人认为，企业收入偏离所谓的正常利润，政府就应该进行干预。“正常”利润的概念也许在某些情境下有用，但在其他情况下却会引发诸多困惑和危害。由于本身的性质和一些不可预测的情形，投资和企业家才能的回报率并不确定。在短短几年时间里，甚至一年中的不同时间里，公司利润都可能会急剧飙升，也可能会一而再地遭受巨大损失。不管是利润还是损失，都发挥着重要的经济职能，将资源从需求小的地方转移需求较大的地方。如果政府介入其中，降低攀升的利润或补贴巨大的损失，那么就会打破市场价格在配置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中的完整作用。
到 1991 年，企业更愿意相互使用货物支付，而不是俄罗斯卢布（事实上，最聪明的工厂经理也因受到国内和国际实物交易的冲击，不再给员工支付俄罗斯卢布，而是发放食物、衣服、日用品甚至是古巴朗姆酒）。
如今，大部分人是固定工资水平的雇员，有时候工作期限也是固定的，比如公务员、终身教授或联邦法官。这就意味着不可避免的风险现在都集中到了那些提供固定职业的人身上。雇员所面临的风险也绝不可能全部消除，但是总的来说，比起农业社会，雇员社会中风险不再清楚、直观、形象，人们也不再任由不可掌控的自然和市场摆布。雇员社会的一个结果，是来源于风险波动的收入常常被人视为奇怪、可疑和邪恶。相较于通过自己的工作获得比较固定的收入，“投机者”不是美称，“意外的收益”假使不是违法也相当可疑。
对社会和经济政策的讨论常常根据其所宣扬的目标，而不是它们所引发的激励。对许多人来说，这未免有些目光短浅。对于政治家来说，他们关注的时间范围通常仅限于下一届选举为止，这意味着任何一个广受欢迎的目标都会为他们争取到大量的选票，而它的长远影响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会显现，无法在选举期与政治联系起来；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因果关系很难得到证明，除非使用大部分选民都无法掌握或无法使用的复杂分析方法。
风险最重要的一点，也许就是它不可避免。某些个人、群体或机构也许能够规避风险，但其实是以其他人为其承担风险为代价。然而从社会整体来看，并没有其他人能够为它承担风险。这看似浅显易懂的道理，却很容易被人遗忘，尤其是很多或多或少都能规避风险的人。过去，当大多数人都从事农业生产时，风险普遍存在，且被广泛熟知。干旱、洪水、虫害以及植物病害仅仅是自然风险的一部分，每个农民在收获季节还要面临价格不确定的经济风险。今天，风险同样普遍存在，但是人们对风险的认知却不再普遍，甚至认识不到风险的不可避免，因为如今很少有人必须独自面对风险。
然而，在私人市场，人们可以雇用专家来做这样的分析，并进行预期模拟。因此，债券评级服务机构穆迪和标准普尔在 2001 年调低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债券信用评级，虽然当时并没有发生违约，而且该州预算仍然有盈余。穆迪和标准普尔的判断依据是加利福尼亚州电力危机会耗费巨大成本，这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给该州财政带来非常大的压力，从而提高该州债券违约或延迟付款的风险，这相当于部分违约。在这些机构调低加利福尼亚州债券评级一年后，众所周知利福尼亚州的巨额预算盈余突然变成了巨大的预算赤字，震惊世人。
——罗伯特·L．巴特利（Robert L. Bartley）
① 禁止私营雇主辞退超过某个年龄的雇员会带来深远的经济影响，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使年轻人很难有晋升的空间，因为老员工长期留任，阻碍了年轻人的升迁途径。从整个经济的角度来看，这就是效率上的损失。取消“强制退休”年龄，而不是在雇员生产率开始下降的时候自动淘汰他们，意味着雇主在每一个案子中都要证明雇员生产率的下降，以此满足政府第三方的要求，并避免因“年龄歧视”而受到诉讼。这些成本与风险就意味着许多老职工会继续得到雇用，即使年轻人能够更有效率地完成他们的工作。至于那些生产力没有下降的老员工，雇主可以有区别地选择推迟他们的退休年龄。不管是对于雇主，还是对雇员，都不存在事实上的强制退休年龄。
资本市场的作用就是引导稀缺资本得到最充分的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