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小办公室位于纽约中央公园一角的哥伦布转盘广场，包括秘书在内，公司只有3人，一切进展顺利。我们什么都做：在全世界投资（股票、债券、外汇、大宗商品），我们卖空，做保证金，凡是在金融市场能做的我们都做。别人做过的投资我们做，不过由于外汇管制和历史视野的局限，其他人则不会去做某些投资。
尽管没有原来挣得多，我仍然自降75%薪水去创业。不过钱对我而言不是问题。我给大家的建议以及将来给我孩子的建议是：在你询问这份工作会有怎样的报酬以前，首先要确认这对你是否是份合适的工作和合适的地方。如果选对了地方，只要你把工作干好，不愁挣不着钱。我保证钱会来找你，挣钱对你而言将不在话下。
从地理上看，美国曾经是并在一定程度上仍将是个孤立的国家。我们被一左一右两个大洋裹挟，我们也是唯一在战后不缺钱的国家。我们和世界其他国家没有太多交往：我们根本不需要。我们是战胜国——为何美国的投资者甚至认为德国、法国、意大利或者日本已经从战争的废墟上崛起了呢？
索罗斯是个非常优秀的交易员，对市场时机和交易的感觉相当敏锐，而我对此并不擅长，也毫不在意。我做了大量调研工作，我感兴趣的是透过岩石、寻根究源，去发现世界上将要发生什么事情，预测事物变化的趋势。我的这一工作热情归功于1964年年初闯华尔街的经历。那时，漫无目标的我去华尔街找工作却一无所获，发现唯有这份工作热情能养活我。
源于对世界的好奇，我开始寻找任何可以找到的答案。机会就在那儿，如果你能找到，就去投资。我们并不受历史、地理、传统或者类似荒谬因素的局限。只要有机会我们就投资，在全世界各地投资。我们大量使用杠杆（即以手中投资组合资产反复抵押贷款，获得更多资金去投资），这也积累了巨额风险，好在我们方向做对了。当然，我们大部分情况下都做对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A.W.琼斯去找投资者，告诉他们：“我很聪明，也是个优秀的投资者，我要建立一个基金，将我的赌注、我们的赌注对冲。我希望你们付我高薪让我做得更好。如果你们想和我一起投资，你们得付钱。”那时，共同基金不允许找投资者收取奖励费（利润提成），但《美国证券法》规定，对冲基金发起时，如果在法律上投资者少于99人，且没有考虑从公众中募集资金（就像富达从数以百万计的投资者中募集了资金），只是通过私人聚会寻找投资人，确定投资者想要的薪酬管理模式就行。因此，对冲基金的规模相对较小。
1971年，我们遭受了创业初期以来的首次重大挫折。当时的尼克松总统关闭了“黄金窗口”，即各国货币只有通过美元才能同黄金发生关系。尼克松同时还宣布美国将征收10%的进口货物税，美国的物价、工资、租金和红利在现有状况下统统冻结90天。[4]
从理论上讲，无论年景好坏，对冲基金都会赚钱，因为它们可以卖空，这也是20%利润提成的精髓所在。如果干得好，你能赚很多钱，但如果没有利润，投资者分文不付。不过如果投资者乐意支付20%的利润提成，很显然基金收益颇丰，这意味着他们也赚了很多钱。
我们正好在日本股市上做多，日本一直蓬勃发展，令人惊讶的是，日本市场却无人关注。日本股票很便宜，且正在慢慢上涨，日元也非常健全。我们做多日本市场，并将大量头寸做空美国股市。尼克松在周日晚上宣布了这一消息。随后的一周，我们做多的日本股市暴跌了20%，而我们大量做空的美国股市却一飞冲天。那一周我们备受煎熬！好在我们手里还有北海石油股票，算是弥补了我们的损失。我们投资的这家欧洲石油公司正持续产油，增长强劲，源源不断地从北海“挖”出财富。
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的主要区别在于，对冲基金能卖空。当然相比共同基金而言，对冲基金的名头就标明其能够对冲。美国的共同基金只能买股票，且只能做多。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薪酬政策的限制，共同基金只能收取很低的费用，也不允许借钱，即买保证金。对冲基金可以买保证金，可以收取任何他们想收的费用。我们每年收取1%的基金资产管理费——共同基金可能只收0.5%；同时，按照当时的标准，基金经理人还将赚取20%的利润提成。
然而，作为最广泛的大宗商品交易，或许是最重要的大宗商品（作为一种相对于任何其他形式更为重要的资产），石油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作为大宗商品开始交易。几十年前的20世纪70年代，在纽约商品交易所开始原油交易前，石油交易都是经纪人或者从事能源业务的人通过电话完成交易的。其他如纸、钢铁、铀等有广阔市场的大宗商品，也从未引起在交易所交易的圈内人的关注。煤已经存在数百年，但那些买卖煤的人仍然在研究他们的生意，而未从这个有组织的市场中获益。
最初的对冲基金由艾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3]于1949年创立。当我们创立量子基金时，艾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依然健在，他的对冲基金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都非常成功。我们也采用了和琼斯基金同样的薪酬结构，这在当时的华尔街被广泛应用。
早在1971年，在油价大幅飙升的前两年，量子基金已经投资了石油和天然气。我的研究表明，石油、天然气正面临严重短缺。我收到一家公司的招股书，该公司表示正准备发行30年期企业债券，所募资金将用于投资天然气管道业务。招股书中指出，该公司现有天然气储量可供应8年——如果真像招股书中所说的那样，除非这一行业发生重大改变，不然这家公司的天然气管道里将空空如也。多年来这一行业惨淡经营，天然气储量逐年递减，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开采石油无利可图。
到1974年，全球只剩下少数几家对冲基金。没多少公司一开始就做对冲基金，大部分对冲基金公司都已倒闭，当时的华尔街太难赚钱了。即使有少数公司存活，其投资大部分也在美国境内。我们是唯一一家国际对冲基金公司。理论上讲，搞对冲基金的都是些聪明人，可那时他们都没在海外投资。那时没多少人能在地图上找着比利时，更别说在那里开拓市场了。
1956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联邦政府拥有天然气生产商向州际管道公司出售天然气的定价权，不过政府定价（直到1971年仍然）太低。那年我14岁，我对最高法院一无所知，但对美国西南地区的油田却非常熟悉。我始终记得父母开车带着我从亚拉巴马州到姥姥家所在地俄克拉何马州，一路要经过路易斯安那州和德州的钻井区域，到处可见石油和天然气燃烧的火焰。当石油工人用钻机抽出石油时，伴生而出的气体会被工人们烧掉。天然气价格太低，已令石油公司根本不愿意留存。同样，当时的油价非常便宜，以至于更为有利可图。
我们找了间小办公室，创立了量子基金[2]，这是一个专门针对境外投资者的多元化的离岸对冲基金。为了不让他们遭受利息平衡税的困扰，我们将公司设在了拉丁美洲荷属安地列斯群岛。我们在全世界各地做空股票、大宗商品、外汇、债券等。我们在全球各地别人未涉足、还未利用、待开发的市场上投资。我拼命工作，让自己尽可能多地了解全球的资本、商品、原材料等的流动状况以及各种资讯。
当然，那时我对此一窍不通。但在1971年，天然气燃烧的场景历历在目，尤其在我收到那份招股书后，我正好看了一家大型钻井承包商——赫尔默瑞奇·佩恩公司的年报。这家有数十年钻探经验的公司指出，美国钻井平台的数量正以每年15%的速度递减。自1956年以来，已有储备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需求开始呈现稳步增长。我由此推断，美国和世界正面临非常严重的能源危机。
我去了阿尔霍德-布雷奇罗德合伙人公司，和公司副总裁乔治·索罗斯一起工作。那时他正好要找个聪明的年轻小伙子，而我正想换工作。有人引见了我俩认识，我们一拍即合。他和我一样有国际投资视野，比我大12岁。索罗斯在匈牙利长大，后移居英国直到20多岁，有国际投资经历。于是我俩成了好拍档。我们在布雷奇罗德合伙人公司管理“双鹰”对冲基金，主要利用国内外的机会赚钱。当时因为新的监管限制[1]，我们被迫分出去单干。阿尔霍德-布雷奇罗德合伙人公司成了我们的交割经纪行和主要保管行。
我拜访了赫尔默瑞奇·佩恩公司的董事长，他把29岁的我拉到一边，语重心长地说：“听着，这个行业没有前途。我只想提醒你，这是我的家族企业，我肯定不会离开这一行当，但你真的不该投资这一行业！”在他们的年报里，这位董事长解释了业务下滑缘于某些公司难以掌控的因素：长期以来钻探设备数量大幅下滑，因为石油天然气开采无利可图。仅这一点就令我无比兴奋。我去的所有地方都可以看到石油天然气的供应正走向枯竭。
在牛津大学读书时我就对国际投资很感兴趣，也正是在那里，我第一次开始关注世界其他地区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记得1968年退役后去了华尔街，当我谈及投资，如买卖丹麦克朗时，周围人没有给我任何建议。这些聪明、有经验的老江湖们只有干瞪眼的份儿，好像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有丹麦这个国家，更不用说那里的投资机会了。那时华尔街只有两家专门提供海外投资服务的小公司，其中一家就是阿尔霍德-布雷奇罗德合伙人公司（另一家是卡尔·马克斯合伙人公司）。
我们立刻飞回纽约，买了这一行业的所有股票。
1962年，伴随德国经济的增长、日本经济的自给自足和其他国家经济状况的改善，大量美元离场。美国从国外进口的商品越来越多，贸易逆差不断加剧。1963年，美国国会推出所谓“利息平衡税”，即对购买外国证券的本国居民征收15%的附加税，以防止私人资本外流。这意味着，如果你买了100美元的大众汽车股票，除了100美元外，你还得给美国政府再交15美元的利息平衡税。这一税制的初衷是抑制资金外流，这一目的也确实达到了。尽管有大把机会，却没有多少美国人在海外投资。而其他国家却在利用美国的外汇支出蓬勃发展。
我曾告诉一个在一家基金公司工作的朋友我们的研究成果以及正在做的事情，但这个毕业于哈佛商学院并到处自我标榜的小伙子对我的分析置若罔闻。几年后，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此后欧佩克成员发起了石油禁运。再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正好碰见他。
20世纪60年代，很少有美国人在海外投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们对股票的所有认知就是纽交所的那些上市公司。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世界上很多国家，而在富裕强大的美国，人们尚未开始寻找投资机会。尽管有很多原因造成了这种短视，但没有比在美国实施外汇管制的投资政策更令人沮丧的事了。
“哥儿们，你们可真走运，不是吗？”他说。
今天几乎所有机构的大部分投资都是股票。1964年我刚去华尔街实习时，纽约证券交易所只有300万股的交易量。1天300万股的交易量啊！他们都可以在早餐前完成这300万股的交易量，或者在开市前就搞定了。如今，纽交所一周的交易量就高达50亿股，另外再加上纳斯达克的50亿股。
“你说啥呢？”我答，“我之前告诉过你这事，也告诉过你为什么会有这事。事情真的发生了，现在你倒说我们是撞大运。”
当我开始华尔街的职业生涯时，很少有人在股市上投资。20世纪60年代末，不论个人还是机构投资者，类似养老金计划和捐赠基金都被拿来投资债券。（买卖货币或大宗商品？华尔街甚至鲜有人能拼写出这些单词。）20世纪60年代末，福特基金会曾委托一家机构做过一份调查，只有能派息、有资本收益、和债券一样有吸引力的“普通股”，才会引起投资者关注。多亏了福特基金会的公信力，使得这些调查结果对投资者进入一个新的投资领域发挥了作用。不过对于今天的MBA而言，这依然令人难以想象——几十年前，普通股还只是一种比较罕见的投资。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牛市才令这一格局出现巨大改观。
“如果没有这场战争，”他坚称，“油价不会上涨。”
要想在华尔街获得成功，你必须有很强的好奇心。当你捡起一块石头，谁知道可能会从里面爬出什么来，又会引发什么样的结果？除此之外，你还得持有怀疑态度。你被告知的大部分信息，在翻到石头的背面后，都是不准确的。无论是政府、公司还是个人，这都反映出常识的匮乏和信息失真。判断事物时，任何人的话都不能成为唯一标准。你要自己去做调研，自己去验证每一件事。你必须要挖掘每一个线索。这就好比100个人走进房间同时听到同样的信息，但只有3%～4%的人会做出正确的判断。
于是，我又试着教导了他一番。我向他指出，石油禁运已结束了5个月，油价却还在持续攀升。我提醒他注意，欧佩克成立于1960年，每年的欧佩克成员国部长会议上，他们都提出要涨价，可市场却笑看油价一路走低。但在1973年，当欧佩克涨价时，却有什么被卡住了，为什么？因为石油开采少，产量严重不足。没人开采石油，石油储备几乎耗光。人们开始投资这一领域，市场对此快速反应，油价自然就上去了。
努力工作是华尔街所赋予的，但成功的人毕竟是少数。很多人在牛市中赚了钱，不过在正常环境下能赚钱已非易事，更何况在熊市中赚钱，这个行业里大部分人注定会惨遭淘汰。恒心和毅力是生存的基础，但同样重要的还有判断力。
基本面可以告诉你一切。除非基本面是对的，你可以一整天都用来投资，否则做什么都是白搭。基本面正确，好消息就会接踵而来。幸运吗？如果你想成为幸运的人，最好先做足功课。正如露易丝·巴斯德所说：“机遇青睐有准备的人！”
在与其他兄弟的谈话中，我发现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从父母那里得到过任何有关如何与异性相处的建议和意见。我想即便我们问过，他们也不见得知道如何告诉我们该怎么办。他们俩结婚时，几乎刚脱离青少年的幼稚和青涩，根本没有太多的约会经验。我在自我教育中了解到自己的缺点后（生命的中自我意识来得有点迟），我希望我的女儿能做得更好！所有的父母都应该教他们的孩子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常识，我希望在女儿成长的过程中，为她们提供我的见解和建议。我会尽我所能告诉她们自己一路艰辛、自我习得的经验与教训。
就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开打前几天，我注意到埃及空军成功地击落了以色列战机（这令我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以色列空军要远远强于埃及空军），于是我想方设法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埃及空军装备了从苏联进口的先进智能电子武器装备。了解到这一实情后，我立刻跳上了飞机，逐一走访国内各大国防军工企业。当时正面临破产的洛克希德公司（因其过度扩张并在与波音的角逐中败北）以其先进的核心研发部门著称（即位于加利福尼亚、如雷贯耳的“臭鼬工厂”），这里的工程师们为五角大楼研发出最尖端的秘密武器。
我去阿尔霍德-布雷奇罗德合伙人公司工作时，露易丝和我离婚了。（离开哥伦比亚大学校园时，露易丝和她的很多学生都对现实生活有所了解。直到她毕业，她的父母和她40岁的兄弟都没答应为她提供汽车贷款担保，她问我是否愿意提供担保，我同样也拒绝了。）4年半后，我再婚，并再次因为一心一意专注于工作，令这场婚姻注定短命。我并没有特别以此为傲，但我从来就不是“维系良好关系的料”。我57岁时娶了佩姬，直到那时我一直与不同的女性保持阶段性关系。包括我的前两次婚姻，让我在不同的男女关系中跳进跳出。佩姬很特别，因为她能忍受我。我家里有五兄弟（没有姐妹），我们当中只有我一个人离过婚。
在调研了洛克希德和其他国防军工企业（如诺斯洛普公司）之后，我飞到华盛顿先后拜会了五角大楼的官员及参议员们，发现即便是国会里的鸽派，如威斯康星州参议员威廉·普拉克希麦尔等，也倾向于五角大楼应加大在研发尖端电子战争上的军费开支。
我爱这里的每一分每一秒！它已深深融入了我的血液。我忘情地工作，有时甚至一周7天一天也不休息。我甚至希望股市最好别在周末休市——我太爱这份工作了。我依然记得有次在一周内跑了10个城市，拜访了10家公司。世界上真没太多事情值得这样花时间去做。可以理解的是，露易丝却非常恨我有这么多的工作。当我一天15小时都埋头在办公室时，她正卷入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区的学生示威活动中，在她们那里，华尔街臭名昭著。她不明白一个对工作如此疯狂、野心勃勃的男孩最想要的是在华尔街赚钱致富！
越战后，基于国防开支压力（美国对一些新型尖端电子对抗的研发力不从心），当时的国防军工类股票要死不活，每股仅有一两美元——我的研究表明，这些股票便宜得令人心碎，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于是量子基金开始大量买入这类国防军工股票。
华尔街最令人兴奋和迷人之处在于万事万物总是千变万化，你必须随时保持领先且永无止境。这就像一个四维拼图，联结着体积和时间。每天你来工作时成堆的信息迎面而来——有人死了，有人罢工，哪里发生了战争，天气有何变化等。世事变迁，不管发生了什么，投资如果没有做到尽心尽力，就会被无休止地验证。比如你设计了一辆汽车，就会有一个投资预期，即你生产了汽车拿去卖，市场是否接受？但至少这个项目有一个生命周期。对于投资而言，根本没有什么能阻止流动（指资金），这样就形成一个持续、不停的挑战……叫它游戏也好，战争也好，或者管它叫什么都行。
那时在纽约有个聚会，一群年轻的投资高手相约每月聚一次吃晚餐，推荐股票并分享他们在各地的投资经验。他们邀请我参加他们的聚会，我对其中的一些人有所耳闻，能和他们一起聊聊真是求之不得。席间，我开始解释为什么我们要在洛克希德差不多每股2美元时买入。尽管很嘈杂，我依然能听见有个坐在桌子尽头的家伙在那儿窃窃私语，认为我的想法非常荒谬，那种对此投资策略不以为然的轻慢态度溢于言表。这个家伙有自己的对冲基金，是当时为数不多幸存的一家（理论上讲，这令他看上去高人一等），出于这个原因，他对我投资策略的否定令我在第一次与这些投资精英聚餐时感到非常尴尬。
在我投身华尔街时，正是股票市场最为乏味的10年之初。1970年道指一泻千里，仿佛20世纪30年代股市崩盘重现一般。我先后在3家投资公司工作，做了几年分析师。此后我去了一家颇有口碑的德国老牌犹太人开的投资公司——阿尔霍德-布雷奇罗德合伙人公司（简称A.S.B公司，其创始人格·冯·布雷奇罗德曾是德意志帝国首任宰相俾斯麦的银行家）。1937年，随着纳粹右翼势力的膨胀，A.S.B公司将其运营部门迁往纽约。就是在那里，在那个狭小的家庭作坊式的办公室里，我真正张开了自己的翅膀。
他叫布鲁斯·沃特福尔，和我年纪相仿，他的公司是摩根斯·沃特福尔（他死于2008年）。在聚会之后的几年，洛克希德股票飙升了100倍。我将永远铭记沃特福尔的反应，正是这次聚会，让我今后能继续坚定地说出自己的投资策略。
有一次和指挥官闲聊时我告诉他，服役结束后我要去华尔街工作。那是1968年，股市正一路狂奔直冲云霄，到处都有人谈论自己在股市里赚了多少钱。指挥官也不例外，他让我帮他打理他的投资账户，我同意了。我想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幸运的是，我没让他的账户亏钱。实际上，还让他赚了一点。1968年8月，当我服完兵役后，我把指挥官的本金和利润全交还给他。我不知道此后他做了些什么，不过1968年正值牛市见顶，伴随华尔街的崩溃，出现了一个漫长的熊市，我恰好在股市见顶时离开汉密尔顿堡。
量子基金的操作手法完全反常规。索罗斯和我做空那些大盘股，买入和持有稳健型成长股。那些被称为“漂亮50”的股票——市盈率动辄在100倍、200倍的，所有的银行、共同基金是它们的最大买家……我们却做空英镑……1980年，金价飞涨，我们却做空黄金。那是个光荣与梦想燃烧的激情岁月，我们的基金每年都大幅增长。而那些在熊市中度日如年的人，却认为华尔街是个可怕的地方。到1980年，我们的基金成立10年后，标准普尔指数上涨了47%（相当于我母亲银行存折上的收益），量子基金投资组合却上涨了4 200%。
即将从候补军官学校毕业时，我开始寻找纽约附近是否有合适的派驻地。当时纽约布鲁克林区的汉密尔顿堡正好有个军需官的职位，这正是我想被派驻的地方。幸运的是，我得到了这个机会，和另一位年轻中尉被派驻那里，我负责管理那里的军官俱乐部。
[1]当时华尔街盛传将要调整固定佣金制度。1975年5月1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宣布彻底废除固定佣金比率制度。这一变革后来被称为“五月花革命”。参见《水晶球：吉姆·罗杰斯和他的投资预言》，第8章。——译者注
去华尔街之前，我要服两年兵役。在注册了军官候选学校后，我获准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分校。我选了军需官学校陆战队新兵训练营后，被送到位于弗吉尼亚州的李堡军需官中心学校学习。露易丝已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她经常从纽约赶来李堡和我团聚。
[2]量子基金前身为“索罗斯基金”，后更名为量子基金。——译者注
1966年，在马伦哥县，没人能逃过当地应征入伍草案的规定。草案委员会只有一位女士，她的两个儿子均应征入伍，且都在越战前的战争中丧命。我非常反对战争，可能有人会支持她的观点，但她的牺牲已令其对冲突的支持变得强硬，而非对此采取柔性政策。
[3]简称A.W.琼斯，参见《水晶球：吉姆·罗杰斯和他的投资预言》。——译者注
努力工作是华尔街所赋予的，但成功的人毕竟是少数。很多人在牛市中赚了钱，不过在正常环境下能赚钱已非易事，更何况在熊市中赚钱，这个行业里大部分人注定会惨遭淘汰。恒心和毅力是生存的基础，但同样重要的还有判断力。
[4]参见《水晶球：吉姆·罗杰斯与他的投资预言》。——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