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这个例子是为了阐明以下问题。如今，全世界几乎每个人对所在国的封禁措施都有自己的评价：这些措施是过于严厉还是尚有不足？封禁期应该缩短还是延长？这些措施有没有落实到位、被正确执行？同时，大家往往将防疫封禁归为“客观事实”。实际上，我们每时每刻所做评判的背后，都有高度个人化的道德思考。简而言之，我们表达的事实或观点都是疫情之下基于自身是非观念做出的道德选择，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的人生态度。仅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世界卫生组织和大多数国家卫生部门建议我们在公共场合戴口罩，但它们提出的这项必要且简便的防疫措施变成了政治争论的焦点。在美国等个别国家，戴不戴口罩已成为政治敏感问题，因为有人认为这一措施侵犯了人身自由。但在其政治意味之外，是否在公共场合戴口罩其实是一种道德选择。这是否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个人抉择背后的道德原则呢？或许可以。
随着2020年年初暴发的第一波新冠疫情逐渐消退，我们现已步入后疫情时代，但全球许多经济体仍深陷衰退危机。从政治角度来看，这时再加大封禁力度极不明智。即使对最富有的国家来说，无限期的封禁也是不可承受之重，恐怕连能不能挺过这一年都很难说。长期封禁将导致严重后果，尤其是失业问题将对社会底层贫困群体造成巨大影响，使个人生活质量急剧下降。正如印度经济学家、哲学家阿马蒂亚·森所言：“疾病缠身可夺人性命，生计无着同样是死路一条。”[7]鉴于病毒检测和接触者追踪技术已得到广泛应用，个人和集体的许多决策必然会涉及复杂的成本效益分析，有时甚至是“残酷”的功利计算。每一项政策决定都要经过小心翼翼的权衡取舍，是尽量挽救更多生命，还是力保经济正常运转？尽管尚存争议，有些生物伦理学家和道德哲学家认为，在分析疫情后果时应计算损失（或挽救）的寿命年数，而不仅仅局限于已经造成（或本可避免）的死亡人数。生物伦理学教授、《你能拯救的生命》一书的作者彼得·辛格是这一主张的有力支持者。他举了一个例子：意大利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的平均年龄接近80岁，考虑到这当中很多患者不仅年事已高，而且还有潜在的健康问题，意大利人在新冠疫情中实际损失的寿命年数究竟有多少，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经济学家粗略估计，疫情导致意大利人平均寿命缩短3年，这一数字远低于战争情况下的损耗，战时死亡人口以年轻人为主，因此平均寿命减幅通常高达40年或60年。[8]
疫情也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公平的重要性，公平是一个高度主观的概念，但对社会和谐至关重要。当我们将公平维度纳入考量时不难发现，经济学中一些最基本的假设都包含道德因素。例如，在研究供求规律时，应考虑公平或公正吗？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反映了我们自身的哪些特点？在2020年年初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食用油、卫生纸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口罩、呼吸机等关键防疫物资一度出现短缺，这个经典的道德问题就摆在了我们面前。这时候正确的应对措施是什么？是让供求规律自由发挥作用，任由物价暴涨，直至市场出清，还是适当干预，调控需求乃至价格？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和理查德·泰勒在1986年撰写的一篇著名论文中探讨了这个问题，并得出结论：从社会角度来看，在紧急情况下哄抬物价完全不可接受，因为此举有违公平。一些经济学家可能会认为由供求关系引发的价格上涨可有效抑制恐慌性囤货，但大多数人认为这个问题与经济学关系不大，更关乎于公平感，也就是道德判断。大多数企业都明白，在疫情等极端情况下，抬高口罩或洗手液等急需品的价格不仅令人反感，更是公然挑战道德和社会底线。因此，亚马逊网站禁止平台商家哄抬价格，大型零售连锁企业也未选择提价，而是采用限购措施缓解物资短缺问题。
在防疫封禁初期，人们对公共卫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取舍展开激烈争论，道德选择问题由此表现得淋漓尽致。正如前文所说，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驳斥了“牺牲几条人命便可拯救经济”这种说法，但专家的发声作用甚微，人们对此仍然争论不休。在某些国家，特别是美国，一些政策制定者认为，经济至上合情合理，他们选择的政策在亚洲或欧洲根本不可能站住脚，如果有人提出这种方案，那么无异于政治自杀。（这可能解释了为何英国首相约翰逊最初主张群体免疫政策，而后又慌忙撤回，该种政策常常被专家和媒体认为是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将经济置于生命之上的传统由来已久，无论是17世纪英国伦敦大瘟疫期间的锡耶纳商人，还是1892年德国汉堡那些试图掩盖霍乱暴发的商人，都是这种思想的拥趸。然而，在我们掌握了先进医学知识和科学数据的今天，这种传统思想还能继续活跃，似乎与时代不符。“繁荣美国人协会”等团体提出，经济衰退会让人没有活路。这无疑是事实，却也是基于道德考虑的政策选择。在美国，经济衰退确实会使很多人丧命，因为有些人没有参加任何社会保障体系，或者受保障程度有限。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经过详细分析后表示，一个人在没有国家支持和医疗保险的情况下失业后，往往会“死于绝望”，包括自杀、吸毒或酗酒过量等。[5]在美国以外的地区，也会有人因经济衰退而丧生，但医疗保险和劳工保障方面政策的落实可以大幅减少死亡人数。归根结底还是道德选择的问题——是推崇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这是个人和集体的共同选择（可通过选举来表达），但新冠疫情反映出，高度个人主义的社会不善于表达团结。[6]
很难说这些道德考量是不是一种返璞归真，目前也无法确定疫情过后它们是否仍会对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产生持续影响。至少可以说，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更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决策是价值观的映射，并受道德选择影响。不妨据此大胆假设，如果将来我们能摒弃自私自利这个危害社会互动的“毒瘤”，包容性和公平性等问题或许就能得到更多关注。正所谓“一个愤世嫉俗的人知道所有东西的价格，却不知道任何东西的价值”，王尔德在1892年留下的这句名言便深刻阐释了这一点。
与道德哲学中的其他理论一样，共同利益的概念难以捉摸，且饱含争议。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人们围绕共同利益展开了激烈争论，探讨在应对此次疫情时，究竟是该使用功利主义的计算方法，还是该坚持生命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
[1] Hess, Amanda, “Celebrity Culture Is Burning”, The New York Times,30 March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30/arts/virus-celebrities.html.
此次疫情暴发后，无论是否情愿，我们所有人（包括公民和决策者）都被迫参与哲学层面的深入讨论，思考如何在尽可能降低损失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现共同利益。首先，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共同利益的真正含义。共同利益意味着对整个社会有益，但我们应当如何共同做出对整个社会最有益的决定？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持GDP增长，维持经济活力，防止失业率上升，还是照顾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让一部分人为他人做出牺牲，抑或是寻找中庸之道？若是折中，又该怎样做出取舍？一些哲学思想流派，例如主张个人自由高于一切的自由主义和追求“最大群体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甚至可能根本不赞同“共同利益”这一概念本身。这样不同道德理论之间的冲突能否被调和？此次疫情将这种冲突推到台前，对立流派之间的争论异常激烈。许多完全出于经济、政治和社会考虑所做出的决定，常常被认为“冷酷”和理性，但其实这些决定受到了道德哲学的深刻影响，因为决策者都竭力为该采取何种行动寻找理论依据。事实上，所有为更好应对此次疫情而做出的决定都可以被视为一种道德选择，这表明人类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是经过道德考虑才采取行动的。我是否应该对那些一无所有或与我意见相左的人表示同情？是否可以为了更大利益对公众撒谎？是否可以不对感染新冠病毒的邻居施以援手？是否应该为维持公司运营、保住一部分人的工作而裁掉另一部分员工？是应该躲进度假屋，让自己更安全、更舒适，还是应该将其无私贡献给那些比我更需要的人？是否应该无视封禁令去帮助朋友或家人？每一个或大或小的决定都关乎道德，而我们如何选择，最终决定了我们能否通往更好的生活。
[2] Barry, John, The Great Influenza: The Story of the Deadliest Pandemic in History, Penguin Books, 2005.
_道德选择
[3] Kruglanski, Arie, “3 ways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is changing who we are”, The Conversation, 20 March 2020, https://theconversation.com/3-waysthe-coronavirus-pandemic-is-changing-who-we-are-133876.
新冠疫情清晰表明，虽然世界各地联系紧密，但国家之间甚至是国家内部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团结。在封禁期间，令人动容的个体团结虽有所显现，但也不乏自私行为。在全球范围内，互帮互助的美德明显缺失，尽管人类学研究表明，人类的与众不同之处恰恰在于能够相互合作，并在此过程中发挥团队优势，促成“1+1＞2”的成果。那么，新冠疫情是会刺激人们自我封闭，还是会激发我们与生俱来的同理心和合作意识，促使我们更加团结？人类在以往几次大流行病中的表现并不乐观，但在此次疫情中，人们的反应有了根本性改变。所有人都意识到若不通力合作，我们将难以应对共同面临的全球挑战。简而言之，若不协力解决生存挑战（包括环境和全球治理急剧恶化等），我们必将走向末路。因此，我们别无他法，只能召唤出我们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4] Pamuk, Orhan, “What the Great Pandemic Novels Teach Us”, The New York Times, 23 April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4/23/opinion/sunday/coronavirus-orhan-pamuk.html.
心理学家称，认知闭合往往伴随着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人们倾向于选择简单的解决方案[3]，这很容易滋生阴谋论，也为谣言、假新闻、不实消息和其他有害思想的传播提供了便利。在认知闭合中，人们会去寻求领导力、权威性和明确性，因此（在社区内和领导人之间）信任谁、不信任谁，变成了至关重要的选择。在压力下，人们倾向于上下齐心，团结在宗族或群体周围，与同伴拧成一股绳，而不是躲在这种集体背后。自然而然，人们对周围人更加依赖，似乎变得像婴儿或体弱多病的人一样弱势、脆弱，对亲近的人也更加依恋，开始重新对我们所爱的家人和朋友燃起更强烈的感激之情。然而，这也会促使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宗教和种族情绪越发强烈，继而带来令人不安的负面效果。最终，这些问题集结起来，让整个社会表现出至恶的一面。200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尔汗·帕穆克在新作《瘟疫之夜》（定于2020年年底出版）中表示，当疫情来袭，人们总是会散布谣言和虚假信息，认为病毒是外国人恶意传进来的。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人们的做法与以往疫情暴发时一样，即开始寻找替罪羊。这也是为什么“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在有关疫情的记载中，总能看到无法控制的意外暴力事件、传闻、恐慌和叛乱”。[4]帕穆克补充道：“有关疫情的历史和文献表明，受难民众所经历的痛苦、对死亡的惧怕、形而上的恐惧和荒诞的感觉越强烈，他们的愤怒和政治不满就越强烈。”
[5] Case, Anne and Angus Deaton, 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https://press.princeton.edu/books/hardcover/9780 691190785/deaths-of-despair-and-the-future-ofcapitalism.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虽然飓风、地震等自然灾害会让人们紧密团结，但大流行病恰恰相反，会让人们离心离德。原因可能在于，突发自然灾害虽然猛烈，但通常持续时间较短，人们齐心合力，往往能速战速决，快速恢复。相比之下，大流行病持续时间长，人们出于对死亡的原始恐惧，在疫情迟迟不散的过程中，容易对他人产生不信任感。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大流行病最重要的后果是带来极高的不确定性，进而使人心生焦虑。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疫情是否会卷土重来？我们爱的人会不会受到影响？我们能保住工作吗？这一切毫无保障，会让我们心神不安，深受困扰。寻求确定性是人的天性，因此我们需要“认知闭合”，会竭尽所能消除妨碍我们机能“正常”运转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大流行病蔓延之际，人们面临的风险颇为复杂，难以掌握，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充满未知。因此，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更有可能节衣缩食，而非像在突发自然灾害或其他灾害时那样照顾他人的需求，这一点与媒体普遍宣传的情形相反。反过来，这也成为人们产生羞耻感的深层根源，这种情绪正是决定疫情期间人们心态和反应的关键。羞耻感是一种令人不适的负面道德情绪，混合了后悔、自责，以及对自己做了“不正确”的事所产生的模糊的“不光彩”感。无数以历史上流行病为背景的小说等文学著作都描述和分析了羞耻感，导致人们产生羞耻感的行为可能非常极端和骇人，例如父母抛弃孩子。短篇小说集《十日谈》讲述了1348年意大利佛罗伦萨暴发黑死病时，一群男女在乡村别墅避难的故事。在这本书的开头，作者薄伽丘写道：“许多孩子被父母抛弃，无人照料，无人问津，自生自灭。”同样，从笛福的《瘟疫年纪事》到曼佐尼的《约婚夫妇》，许多关于流行病的文学作品都讲述了对死亡的恐惧往往会压倒其他一切人类情感。在以上每部作品中，个人迫于形势选择优先保住自己的性命，但随后对自己自私的选择产生了深深的羞耻感。值得庆幸的是，凡事总有例外。在此次新冠疫情期间，我们看到了种种暖心之举，比如，医护人员经常表现出远远超出职责范围的关爱和勇气。但他们似乎只是例外！历史学家约翰·巴里在《大流感》[2]一书中分析了一战末期西班牙流感对美国的影响。他指出，当时卫生工作者急缺志愿者，但流感疫情越重，人们自愿参与的意愿就越低。这场流感仅在美国的致死人数就达到一战期间美军死亡人数的12倍，但如今我们对1918—1919年这场大流感的了解相当有限，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正是集体羞耻感。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迄今为止关于这一事件的书籍或剧本如此之少。
[6] Friedman, Thomas L., “Finding the ‘Common Good’ in a Pandemic”, The New York Times, 24 March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24/opinion/covid-ethics-politics.html.
初看之下，疫情似乎使人们更加团结。2020年3月，当时疫情最严重的意大利展现出全国上下团结抗疫的美好图景，这似乎是疫情肆虐的同时意外带来的积极效应。在意大利全民居家隔离期间，无数例子表明，人们不仅有更多时间陪伴身边的人，而且彼此之间也更加友善。这种集体观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歌剧明星在阳台上为邻居表演；人们每晚为医护人员唱诵赞歌（这一现象几乎传遍欧洲）；人们自发以各种方式互帮互助，支援有需要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件好事，之后，在全球各地封城抗疫期间，个人互助、社会团结的事迹不断涌现，引人瞩目。点点滴滴的善意、慷慨付出和无私奉献似乎成为各地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团结合作、社群主义、舍己为公、关爱他人等观念成为主流价值观。相反，凸显个人权力、名气和声望的现象遭人厌弃，“富豪名流”的受关注度也随着疫情的蔓延而逐渐消退。某评论家指出，新冠疫情能迅速“消除崇拜名人之风”，而崇拜名人正是我们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他表示：“当整个社会停摆、经济发展停滞、死亡人数攀升，每个人的未来仿佛凝固在拥挤的公寓或富丽堂皇的豪宅里，阶层流动的梦想就此消散。两个阶层之间的差异从未如此明显。”[1]种种现象不仅激起评论家的深思，也促使公众反思，新冠疫情是否激发了我们人性中至善的一面，从而引发对更深层意义的探索？人们会思考诸多问题，例如：经过疫情的磨砺，我们每个人和整个世界会变得更好吗？价值观会随之变化吗？我们是否会更乐于培养人际关系、维护社会关系？简而言之，我们会更乐于助人、同情他人吗？
[7] Facebook, “Knowledge Capsules: Lockdown or no lockdown”, 26 April 2020,https://m.facebook.com/KnowledgeCapsules1/posts/2374859852804537.
心理学家指出，与大多数重大变革一样，新冠疫情能激发人性中的至善与至恶。但究竟是善是恶？有哪些依据？
[8] Bazelon, Emily, “Restarting America Means People Will Die. So When Do We Do It?”,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10 April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 04/10/magazine/coronavirus-economy-debate.html.
_人性本善？人性本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