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水利厅有位叫陈泽兴的副厅长自杀了，据说他的死与那个项目有关系。”
“细节性的东西？你指的是什么？”
“陈泽兴，”她仰头看着天花板，“这个名字是有点儿耳熟，好像在哪儿听过。”
“我问过他，他知道一些，但有些细节性的东西他也不知道。”
想了一会儿后，她问我：“这个陈泽兴，是不是当过什么办公室主任？”
“怎么，你爸没和你说？他应该知道的。”
我说“是”，她又说：“我想起来了，他跟我提过这个人。这个项目呢，好像是上面一位对水能开发有研究的部长提出来的。据说陈泽兴能和他搭上关系，对项目的归属起到一定的作用。不过吕明好像挺烦这个人的，他当时属意的是万华地产，那个陈泽兴支持的是江南集团。”
“汉水花园这个项目，具体怎么回事？”
“那你知道他为什么属意万华地产吗？”
“后悔？”她笑了一下，“谈不上。”
“知道一点儿。”她说，“万华送了他不少钱，他原来在蒙特利尔的那幢别墅，差不多就是用那些钱买的。”
我忍不住问：“你后悔吗？”
“没有别的原因？”
“没有。为了他，我和家人闹翻了。虽然后来我和他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这都是我没预料到的。我始终爱他。”
“别的我就不清楚了。”
“那你对去哪儿没有意见？”
按辛思思的说法，我在脑海中大致将事情梳理了一遍：六七年前，万华地产与江南集团争夺汉水花园的项目。万华为了求得项目，送钱给时任建设厅副厅长的吕明。江南集团也不甘示弱，试图通过陈泽兴搭上那位部长的线。吕明将从万华那里拿到的钱用于在蒙特利尔购买别墅，说明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在做出逃的准备了。陈泽兴那边，戴森住的房子可能是江南集团送给他的。不过清溪苑的房子建成的时间和汉水花园的时间差了两年多，说明房子并不是江南为了取得这个项目送的。那陈泽兴当时为什么会支持江南集团呢？时隔两年，江南集团又为什么要送套房子给陈泽兴呢？这都是谜。
“这事说来话长。去加拿大是他的意思，原因其实也就那么几个：一是加拿大地广人稀，生活还是比较舒适的；二是他家人都在那边，他以后可能也会去那边。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蒙特利尔属于双语区，对英语的要求不是那么高，容易适应一点儿。”
另外，时间推到现在，有人想戴森这边出事，然后将矛头引到陈泽兴的身上，这人又会是谁？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这也是谜。
“你当时为什么要去加拿大？”
“六年前还发生过一起案子，死者是一对夫妻，男的叫宗越，女的叫卓静，你知道吗？”
我很愿意听辛思思的回忆，但我想我得主动去提及一些事情了。于是第四次见辛思思的时候，我主动问了她一些问题。
“听说过一点儿，这案子不是早就结案了吗？”
再次站到监狱的大门前时，我觉得自己已经成了监狱的常客，因为就连门卫也会热情地与我打招呼了。汉江省第二监狱执行的是比较宽松的探监政策，亲人、朋友都可去，一个月最多探视三次，每次不超过30分钟，周六、周日不是探视时间。与任何在里面等待重见天日的人不一样的是，我是自由的，我随时都能选择走。然而内心的囚笼是既定的，我无法挣脱，对真相的执着已然变成了一种束缚。选择从不分对错，只看你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真相也许会很残酷，但我的好奇心停不下来，就让好奇害死猫吧。
“结案是结案了，但经过我的调查，这个案子还存在着很多疑点。而且，这个案子发生的时间太巧了，和我父亲入狱是前后脚的事。”我恳切地说，“如果你知道，能不能跟我说一说？”
而胆小的我，也有许多事必须去做。
她摇摇头：“这个我真不知道。周记者，从跟你说吕明的事情开始，我就做好了坦白一切的准备。只是，这件事情我真不清楚。很抱歉，帮不了你。”
它始终没有撕裂现实的力量，就像胆小的我一样。
她说得很诚恳，让我连不相信的理由都找不到。
她说这话的时候，我正坐在婚纱店的沙发上休息。乳白色的婚纱从她脚边垂到地上，随着她的走动拖曳出长长的划痕，划破了空气，好像也划破了我的心。
我对她展颜一笑：“我暂时没有问题了，我们接着上次的故事继续讲吧。”
“你想得美。”她瞥了我一眼，“虽然我喜欢简单，但仪式感还是要有的嘛。”
她点点头，笑道：“好。上次说到哪儿了？”又自顾自地摇摇头，“真是老了，记忆力下降得厉害。我把事情说给你听，就当你帮我记着吧。”
我说：“那如果不是妈妈要求，你会不会直接抱个被子和我睡在一张床上就算结婚了？”
我说：“好。上次说到……嗯，说到你想抱他。”
她说：“我喜欢简单的东西。”
她笑道：“我是说真的。我不是唐突的人，确定了自己的感情，我才会亲近对方。春节过了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接到他的电话。那段时间我很烦躁，总觉得心里憋着一股火气。我知道原因是什么，我只是在等待，在被动地等待。我上火，脸都肿了起来，疼了很长一段时间。疼痛让我找回一些平衡。周记者，你信吗？最能让人清醒的其实就是疼痛，所以我们在这世上总是要受一些苦难的。身体疼也好，心灵痛也罢，这样证明我们还活着，一旦连感知疼痛的能力都没有了，那就真的行将就木、无力回天了。”
有一回我忍不住对付雪霏说：“别的女人对结婚这件事都很热衷，挑个婚纱得好多天，你倒好，不到一个小时就搞完了。”
我深以为然，用眼神告诉她我也对此坚信不疑。
两位妈妈挑起来筹备婚礼的重担。未来丈母娘的精神很好，再也没有发疯的迹象。我和付雪霏正常上下班，休息日便也跟着两位大人张罗周全。付雪霏对于婚礼的事情并不热衷，总是说简便就好；我则更没有什么要求，基本上，整个婚礼都是两位母亲在筹备。
她继续说道：“吃消炎药不管用，我迫不得已去医院输液，巧的是就在医院门口遇到了他。因为口腔内肿着，我说话很不容易。所以他跟我打招呼的时候，我只是勉强扯开了一个笑容。我看到他坐进车里，车开出了医院大门。输液的时候，我心里一直在揣摩他究竟是怎么想的，是不是我一厢情愿地患上了相思病？其实我心里也明白，我和他是不可能的，是不对的，是违反公序良俗的，而违反公序良俗的事情总是没有好结果的。可是我就是耐不住地想他。想到这些，我突然觉得自己很没有出息，下定决心一定要放下他。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没有痛彻的决心都是敷衍的，都是说变都能变的。我走出医院大门时，有人等在外面，不是他，是小顾。
宗越在争吵中杀妻，然后自杀，还能成立吗？我深深怀疑。
“他邀我上车，说是吕厅长特意让他等着的。真是见鬼，我当时怎么就上了车呢？我刚下定决心放下他的。这事我到现在都想不通。也许我只是想见他，也许是不甘心，总之是见鬼似的上了车，见鬼似的见到他。
工作日复一日，时间从不停滞，眨眼间半月即过。在这半个月，我辗转找到了一些与卓静、宗越有关的人，多方打听，所得出的结论却惊人的相同：宗、卓二人的感情一向很好，鲜有争吵，虽然已婚多年却无孩子，但两人对此并不是很在意，乐于过二人世界。
“在车上的时候，我忍不住向小顾打听他最近的行踪，小顾却把住口风，滴水不漏，就是不告诉我，还说让我自己问吕厅长。我对小顾没辙，只好问他我们是去哪里，小顾说到了就知道了。我生了小顾的气，坐在后排不说话，从车内的反光镜中看到小顾似笑非笑。我闭上眼睛，靠在车座后背上。可能是之前输液的药力起了作用，我有些困倦，迷迷糊糊地打起盹儿。再睁开眼睛时，车已经停了下来。看到两旁是陌生的风景，我惊慌起来，问小顾这是在哪里，他告诉我是在山脚下。我问他是什么山，他说荒山。我愈加惊慌起来，小顾笑着说这山没有名字，所以他只好叫荒山了。我问他带我到这里干什么，他指指山上，说吕厅长在上面等我。
臻园的事情给了江南集团一次露脸的机会，其代付农民工部分工钱的行为，获得了普罗大众一致的赞赏。主任笑着说这是为我们日后开展与江南集团的合作开了个好头。
“我当时的心情很复杂，激动、恐惧，甚至还有些期待。下了车，小顾让我上去，说自己在下面等着。我看看他，抬头看看面前的山，又看看周围荒凉的景象，犹豫了几下，才迈开脚往山上走。说是山，其实也不过是比较高的土堆而已。没几分钟，我就上到上面。他坐在山上的一块大石头上，面朝汉江，并不知道我站在了他身后。我叫了一声‘吕厅长’，他转过身来看着我，示意我过去。我上前，和他并排坐在那块大石头上。我们就那么坐着。山下的汉江汹涌奔腾，让我想起两句话：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更神奇的是，我刚刚想完，他就说出了这两句话。我一下子感觉我和他是心灵相通的。”
“也是。”我表示同意。建筑在爱情之上的对错与是非，往往带有盲目性，不可用理性的思维去衡量。
“周记者，我能问你个问题吗？”她突然停下了回忆。
“不想。我知道她一直是爱他的，她愿意为他受那么多的委屈，我再去追究这个问题，还有意义吗？”
我点点头：“你问。”
“那你想不想去问问？”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和你说这些吗？还要说得这么……矫情点儿说，这么有诗意吗？”
我问她未来丈母娘会不会早就知道了这件事，只是一直没告诉她。她搅着面前的咖啡想了半天，最后说：“也许。”
我不否认这一点，辛思思的描述总是带着些美好的味道，不像是日常生活的赘述，而是奔着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去的。我一直猜想这是她一贯的表达方式，或者她是想把过去的岁月描述得更美好些，借此安慰如今的灰白的现状。于是我回答她：“你是想把过去描述得更美好些。”
隔天是周六，我约了付雪霏出来，将陈泽兴几年前就离婚了的事情说给她听。她相当惊讶，但保留了固有的一份冷静：“这样也好，至少我会感觉好受一些。”
她点点头：“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的私心。我不希望在你的印象里，直接把吕明定义成一个贪官、大贪官、毫无人性的大贪官。这样不公平。我知道他犯了很多错，难以挽回的错，但他曾经是个好人。所以我在这里忏悔，在这里回忆，我不奢望所有人都能客观公正地看他，但是你作为涉事人的孩子，作为一个记者，我特别希望你能、能别那么恨他。”
我握住了她的手：“再见。”
恨，她用了恨这个字！
她没说话，几秒过后，她推开我：“不要搞得这么沉重嘛，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会尴尬。好了，谢谢你今天送我回家，再见。”她伸出手来，愉悦地笑着，没有婆娑的泪眼，没有未完的留恋，活生生一副剥离过去感情的模样，干净而利落。
我恨吕明吗？恨吗？
歉疚感像汹涌的潮水一样升上来，攫住了我。原来这便是她今天出现得不合时宜的原因。我过去抱了她：“对不起”。
不，我不恨！真的不恨。我只是想探求一个真相。任何成年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我父亲也一样。他明白那个签字代表了什么，即便在深层观念里他或许认为那不值一提。但我一直以来还存在着一个问题，那便是为何辛思思听到我父亲的名字会改变原来的态度。趁此，我将这个问题问了出来：“为什么听到我父亲的名字，你会改变对我的态度？”
“我可以抱你一下吗？”她的声音很轻很慢，像是缓缓浸过掌心的水。“就当是告别。”她又说，“我希望你幸福。”
“也许是因为觉得见到了熟人吧。”
她没有叫过我的名字，不算这一次的话。
“这可不像个好的借口。”我说，“也许只是因为你记得他。”
两个人就这么站了一会儿，外面天色渐暗，已有些朦胧。宋一歆主动提出要我送她回家。我本想婉言拒绝，犹豫了一下，心软了，还是答应了。宋一歆住得不远，从报社大约走十五分钟便到。一路上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很快便到了她住的地方。临分别的时候，她叫住了我：“周正。”
辛思思耸耸肩：“也许。你父亲是个很勇敢的人。”
“当然，稿子又不是他撤下来的。”
“这怎么说？因为他没有看到上级的签字后就马上签字？”
宋一歆说：“这事你不能怪主任。”
“有可能。你父亲最初并没有在那张用地批文上签字，是吕明给他打过电话之后才签的。”
我苦笑：“行什么行啊，行的话稿子就不会被撤下来了。”
“这我知道。”
似是怕我难堪，宋一歆又岔开了话题：“听老唐说，你还在调查宗越的案子？你可真够行的。”
“你大概不知道那个电话里，还有一些东西吧。”
我哑然，愣是说不出那个“是”字，只好扯开嘴角笑笑。
“什么东西？”
“其实我想过很长时间，喜欢一个人，那看着他幸福就好了，你说是吗？”她转身看着我。
“那里面，吕明是承诺了一些东西的。若是没有利益交换，你父亲怎么会那么容易动摇？”
“抓不住的东西，何必去抓？”我心念一动，害怕她说的是我。
“他承诺了什么？升官？”
“难过自己抓不住一些东西。”她的情绪陡然低落下来，面颊上虽然泛着笑意，但看上去并不舒心，有些勉强。
“和那差不多，反正就是提拔他的意思。”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念了李商隐的这两句诗后又问她，“你难过什么？”
一直以来，我都忽略了那个电话的内容。的确，辛思思的说法很合理。但我竟有些羞赧和黯然，如有一根刺在心里扎着。
她放肆地笑了：“所有的漂亮都只是我们看上去漂亮罢了。晚霞再漂亮，终要消失，然后迎来的便是漫漫长夜，那才是最难过的时候。”
“其实你不必为他感到不安或愧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光明地死去或是龌龊地活着，都是自己做的选择。”
此刻早过了下班时间，办公楼里再无他人，宋一歆的出现便有些不是时候。我问她是不是有事，她说没有，又回问我在想什么。我摇摇头，也说没有。她踱步到窗前，指着远处的红霞问我：“漂亮吗？”我点点头，说：“漂亮。”
第四次的会面到这里就画上了句号。辛思思最后的话一直在我脑中悬着，直到再次探望父亲，我才知她说的确确实实不假。
“有一会儿了，”她说，“看你在思考问题，就没打扰你。”
我问父亲：“吕明在电话中是不是给你暗示了些什么？”
宋一歆不知什么时候溜了进来站在我身后。我转身看见她，先是吓了一跳，然后才惊魂未定地问：“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父亲低着头，眼中噙着泪：“你还是知道了。我不想让你知道这事情，丢人啊！你看看，你父亲就是一个可以轻易被利益、被官位收买的人，就是这么一个软弱的人，一点儿硬骨头都没有。”
十有八九，电话是方脸打的。我这么想着，又抬头看了看远方，那里，彩霞似乎更绚丽了些。
我恨自己挑起这个话题，然而世上并没有后悔药可吃。
临分别时，我终于找到机会问尹峰那个电话的问题。出乎我意料的是，他说那个电话不是他打的。难道是方脸？趁着他还没走，我过去问，方脸没有回答问题，拍了拍我的肩膀，走掉了。
父亲又说：“周正，你知道给你起这个名字的意思吧？”
我乐得事情解决，爽快地答应了。
“您希望我做人做得周正，外圆内刚。”
“这当然没问题。”方脸说着，又将目光转向我，“周记者，做个见证吧。”
“没错。你不要学我，你父亲是个罪人，他配不上‘存义’这样的名字。”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尹峰也站起身来，“要签个协议。”
我想安慰他，却不知能说些什么。他问我什么时候结婚，我说10月1日，他笑着说赶上全国人民喜庆的大好日子，他在狱中也会为我祝福的。我又零零散散地将宗越的案子、陈泽兴的案子说与他听，同时将自己的分析也说了出来。父亲听罢说：“凡事都是有因果的，越是细微的线索，越可能是事情的关键，甚至有时候当事人也会是稀里糊涂、不明所以的。你想知道这些事情间的联系，恐怕不那么容易。”
方脸转过身，脸上露出笑容来：“尹总是个明白人。”
我说：“不容易，也终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这世界上，不见天日的真相总是极少的。”
眼看着就要出了大楼还未成型的大门，尹峰终于发声叫住了方脸：“好，我同意。”
父亲说：“都说纪委办事是神不知鬼不觉，让你在没有一点儿风声的情况下悄然入局。陈泽兴这个，看上去不像啊！”
“那就算了，我们继续抗议。大不了到政府去、到公安局去。政府是人民的政府，警察是人民的警察。我就不相信，人民政府办不了人民的事，人民警察管不了人民的案子。”方脸梗着脖子说道，同时站起身来，往外走去。
“像不像，人都已经死了。”我喟叹，“先不说功过是非，如果连真相都被埋没，那死亡的意义在哪里呢？靠着死亡保护别人，真以为有所谓的一死百了的事情吗？”
“如果我不同意呢？”尹峰还在轴着。
9月份的汉江，天气转凉，江州市的大街小巷中，已见来往的行人拉起了衣领。老唐从外面进来，抖出一身的凉意，嘴里不满地说：“汉江这地方，虽然算不上苦寒之地，但气候一直不算好，像这个城市，带着些暴戾。”
看来方脸早就打好了算盘。我像是在看一出戏。
老张似笑非笑地回了句：“又不是宁古塔，算什么苦寒之地？”
方脸说：“江南先拿出一半的钱来，垫补工人的工钱。报案，等钱追回来后，再从里面把这半钱划到江南的账上。”
宋一歆接了句：“又不是被流放的，这里才不是宁古塔。”
尹峰又问道：“那你想怎么办？”
宁古塔是清朝流放人员的集中地，环境十分恶劣。汉江的气候无常，最关键的形容词是极端，但我想怎样都会比那时的宁古塔好些。
方脸耸耸肩，没有说话。
上次的打架事件过后，张、唐两人为此僵持了挺长一段时间。办法终归是人想出来的，宋一歆是鬼机灵，拉着大家攒了个饭局，上演了一出喝了杯中酒、过往恩仇一笑泯的佳话。老张与老唐的感情自此更进一步，并常以不打不相知来调侃那段过往。
“你这是想逼着江南拿钱？”尹峰愠怒道。
老唐问我觉得汉江怎么样。我实话实说：“我没觉得这里有什么不好，我在这里长大，习惯了。”
方脸说：“尹总算盘真是打得精，不过现在是法制社会，不管什么性质的案子，到了警察那里，都是要调查取证的。案子能破，我们的钱当然能追回来，性质也就不重要了；案子破不了，钱追不回来，什么性质也不管用。”
他们都笑起来，指着我的鼻子问他们谁不是在汉江长大的。是啊，谁不是在汉江长大的，可是又能怎么样呢？在汉江长大的人便会喜欢汉江吗？不见得。这就像知道真相的人并不见得会喜欢真相。
“这不一样。”尹峰说，“你们报案和我们报案，不一样。你们报案，只能算对方赖账不还；我们报案，那就涉嫌诈骗了。”
婚期临近，事情多了起来，我和付雪霏商量，都请一段时间的假，把该办的事情办妥。结婚没什么问题，但我们发现了另外的问题，那就是两个家庭的问题。我父亲在狱中，母亲和我在家住；她父亲已不联系，母亲的精神状态恐怕仍旧有历史遗留问题，婚后怎么居住成了一件棘手的事情。两位母亲倒是达成了一致意见，说是腾出一套房子来给我们结婚，她们住到一块儿去。我和付雪霏当然不同意，但怎么解决，也一时没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
“尹总，您这是把我们当猴耍呢？”方脸很不悦，“报案我们自己会报，您这话等于没说。”
后来还是付雪霏有办法，找了中介把她家原来的房子卖了出去，正巧我们对门的那家人要移民，就把人家的房子买了下来，一来一回之间，就将问题解决了。
“你们继续施工，我出面解决挂靠的问题；钱的事，先缓一缓，我们先报案，等警方把钱追回来了，自然会送到你们手里。”
结婚之前，我又去了辛思思那里一趟，听她接着讲之后的事情：
方脸会心一笑：“您请说。”
“那天我和他坐在荒山上谈了很多，他说了许多他的事。春节之后的一段时间，他都陪着上面来的一位部长，在考察汉江及其沿岸的状况。这应该就是汉水花园那个项目提出来的先导条件吧。那位部长精力很好，真的是踏踏实实考察了沿江的地质、植被、人口状况等，他跟着部长一路考察，风餐露宿，其实挺辛苦的。部长回去后，他才有机会闲下来，不巧他母亲又因为生病住进了医院，来来回回折腾了几回，老人家最终还是去了。他让小顾带着他亲自去医院开死亡证明。
尹峰的妥协来得并不突兀。紧锁的眉头松动是他即将妥协的预兆，交缠的十指松开便彻底显出了退却的意图。“我有个折中的办法。”
“那天他的心情很不好，始终弥漫着一股忧伤，我感觉他很脆弱。他坐在大石头上，从口袋中掏出死亡证明来，问我：‘人活一世，到最后剩下的便就是这薄薄的一张纸片吗？’我无言，只默默握住他的手，想给他一些力量。风从我们身边吹过，吹着流逝的岁月，吹着沧桑和悲凉。他反握我的手，握得很用力，甚至握得我有点儿疼。但我一句不吭，默默忍着，很是心疼他。他将头倚在我的腿上，后来他身体慢慢颤动起来，我知道他哭了，我像个母亲一样搂住了他。
我重新将审视的目光投到方脸身上。他面容质朴，装束陈旧，浑身上下散发着常年贴合泥土才有的土腥味，只在双目之间溢出些精干的神色来，一看就是个踏实精明的人。我又将目光落到方脸对面的尹峰身上。他西装革履，白皙的手指交叉相握，目光深沉，同样是个精明的角色。隔着一方桌子，他们对视着。
“等他平静下来后，我们下山。小顾还在底下等着，他先让小顾送我到住的地方，看着我进了楼，然后才离去。
气氛有些僵，我轻咳两声，心里盘算着这个方脸的中年人的身份。他是民工的头，基本上所有的人都听他的话。他说话的语气与神态，与之前围着我们的那些人大不相同；他不经意间透出的镇定，完全不像是一个胆怯的农民工所有的；还有这份胆识与谋略，也衬托得他与众不同。
“正是那天，我感觉他是需要我的。
“不敢。”方脸说，“我一个小小的农民工，怎么敢威胁您呢？”
“当晚我接到他的电话，他说白天情绪有点儿失控，让我多包涵。我说没关系，并逗他说他得请我吃饭。他很爽快地答应了。隔天，他就打来电话，邀我吃饭。他说为了表示诚意，他想亲自下厨，问我介不介意到他家里面去。我说不介意，他说了地址，让我过去，并且很抱歉不能让小顾过来接我。
这话带着威胁的味道，戳中了尹峰心中的脆弱地带。臻园是断不能停工的，尹峰还指着它赶快完工，回笼资金、充实现金流呢。“你威胁我？”他沉声问道。
“那是我第一次到他家。因为知道他是一个人居住，所以我也就随便了许多，倚在厨房的门框上看他在里面忙碌。我看着他将土豆切成细条，看着他打鸡蛋，看着他变出一道道菜，心里感觉很温暖。我问他做饭怎么会那么熟练，他说平时不爱在外面吃，只要有机会就自己动手，慢慢就练出了一副好厨艺。对了，他的厨艺真的很好，做出的菜很好吃。我那天还问他以后能不能去他那儿蹭饭，因为我也实在是吃够了食堂的饭。”
方脸冷冷笑着：“那我们也没办法，既然尹总不愿意，那就算了。记者同志，就拜托你如实报道了。我再多说一句，尹总，我们耗得起，你耗得起吗？”
我问：“他怎么说？”
“如果我们不愿意呢？”
“他说很欢迎。他对我始终没有一点儿官架子，像是一个暖心的大哥哥。”
“就凭臻园是你们江南的项目。”
“他对别人呢？”
“好吧，就算以上都不成问题，那还是得绕回原点，我们凭什么替别人擦屁股？”
“那得看情况，一般对下级，还是需要端着点儿的。”
“这好办，只要尹总找到接收的公司，将我们挂在底下就行。”
“大概是因为他喜欢你的缘故吧。”我说
“我们需要一家承建公司，而不是一支工程队。”尹峰说。
辛思思却说：“这个问题我也问过他，他说自己也答不上来，反正从一开始就觉得我和他特别亲近，应该就是缘分吧。”
尹峰没有搭话，方脸又接着说：“质量是工程的保障，我们干了这么多年的建筑，明白的道理只有一个，那就是安全第一——人的安全第一，楼的安全第一。没有安全，一切都是扯淡。所以尹总大可不必为这个担心。”
我慨叹“缘分”二字真是奇妙。
“施工质量，我们可以保证。老板跑了，但是我们技术员还在，而且我们盖了这么多年楼，说句实话，自己都快成半个技术员了。”方脸调笑道，“尹总不会以为我们是野鸡工程队吧？”
辛思思又说：“也确实，后来的几个月，我去他那里蹭过好几次饭，我俩的感情，有一大部分也是吃饭吃出来的。”
尹峰说：“不一定吧，就你们现在的状况，有技术员吗？老板跑了，你们就是散兵，怎么保证施工质量？”
我问她：“我记得你们是2001年在一起的，在那之前还发生过什么事情吗？”
“这就好。”方脸说，“只要能付了我们前期的工钱，后期的施工自然不成问题。”
“有的，家里人给我介绍了很多对象，让我去相亲。但每次相亲，都被我搞砸。人一旦心里住进一个人，再想接纳别的人，那就很难了。每次看到那些相亲对象，我都会在内心深处将他们和吕明做比较，是不是像他那样睿智和成熟，是不是像他那样体贴和关心人，但最后没有一个人能敌得过他留给我的印象。所有的相亲都以失败告终，我妈气急败坏地问我究竟想找一个什么样的。我说不上来，只好敷衍说能谈到一起的，但我心里越来越明白我其实就是爱上吕明了。同时我明白我是不能爱他的，可我没能力走出来。很多事情过了若干年后，你再回过头去看，可能觉得云淡风轻、可以一笑而过，但当时你就是过不去，你就是历练不够、修为不够，那有什么办法呢？谁的成长和成熟是能一蹴而就的呢？换句话说，谁的生活不是带着伤呢？”
讲真的，我从没感觉到自己肩上的担子这么重。作为一个记者，我从来只负责客观地报道事实和还原真相，很少去协调事情的解决，因此竟生出些措手不及的慌乱。本着理清思路的办法，我说出了如下的话：“你们要求的是拿到那部分工资，至于之后的事情，还没有做打算；尹总这边，需要的是你们继续施工，后期的工钱由江南来出。问题在于前期被卷跑的工钱谁来付，后期的工程由谁来施工。我想这个问题，还是需要你们自己协商。至于第二个问题，本着一个记者的职业素养，无论结果如何，我都将如实报道。”
她有些激动，深呼了几口气，说道：“吕明他介入了我的生活，但他从不干涉我的生活。他知道我去相亲，他从来不发表意见，但隔段时间总要问我有没有结果。2000年的中秋节，我去他那蹭饭，他问我是不是已经找到如意郎君了，我耷拉着脸说‘没有’，他调笑着说：‘别找了，一看你就注定得孤老一生的。’我瞪他一眼，侧身去打他，不提防却跌入了他怀里。他抱着我，气息有点儿粗，说喜欢我。我看着他，想去吻他，他却突然推开了我。那天的气氛尴尬而暧昧。两人默默吃完饭，我要去洗碗，他拉住我，认真地问我是不是介意他已婚，如果介意，他会克制自己的感情，即便他真的很喜欢我。我很矛盾。情绪冲动的时候什么都不会想，但冷静下来，我知道我和他的差距。这不只是他有没有家庭的问题，还横着一道道德上的坎儿。其实这么多年，我总算看明白一个问题：道德本身就是没有什么尺度的。”
“记者同志，你看怎么办？”方脸将目光转向我，“如果协商不成，你会如实报道吗？”
“道德本身没什么尺度？”我重复了一遍她的话，又说，“这话我不太明白。”
在谈判桌上，方脸代表民工和尹峰谈起了条件。方脸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江南集团代替建筑公司的老板支付民工的工钱，否则工人们将持续抗议并拒绝继续施工。尹峰不同意这个要求，他直言江南集团没有义务替跑路的建筑公司老板料理烂摊子，因此拒绝支付那部分的工钱。但是，只要工人们继续施工，江南集团会负责支付日后的工钱。
“你会明白的，你听完我的故事就会明白的。道德本身就是不可靠的，所有源自于人类内心的东西都有不确定性，都会左右摇摆。”
电话不是尹峰那边打的，这证明有人想利用我的身份来达到某种目的。那么尹峰代表江南集团退让的那部分，就是对方想要达到的目的。
对便是对，错便是错，这个准则我信奉了多年，如今却好像突然垮塌。因为辛思思的话让我意识到，道德本身就是一个不够稳定的东西，所以依据道德生成的对错标准也是不稳定的。道德是我们主观的堆积，而主观之所以叫主观，就是因为它善变，它没有固定的数据可衡量。
所有的谈判其实都是零和博弈，一方得利必然意味着另一方有损失，这和物理学上讲的能量守恒是一个道理。单就这次的博弈来说，尹峰是输了。他的退却，他的妥协，实际上是对我这个记者身份和大众舆论的妥协。
但我仍旧愿意相信，人类社会的习惯道德会让每个人生成一条自己相对固定的底线，而我们都有责任去守卫自己的底线，社会也一样。社会有社会的底线，包容性再强、多元性再强，你也不能去触那条线。那是红线。越过红线，你就是罪人，先是自己的罪人，然后才是社会的罪人。
我站在办公室的玻璃窗前远眺，思绪不可遏制地飘回到谈判桌上。
可以说，与辛思思的这次会面对我影响颇深，让我在日后看问题时宽容了许多。
已是日薄西山的时候，城市的嘈杂声和往常一样泛滥着。窗外，残阳将半面天空渲染得一片绯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