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进光线阴沉的办公室，苏所长边骂着不知是谁的祖宗，边将事情经过和我们此行的目的说了。村长慢慢收敛了笑容，接过号码沉思起来。他拧紧眉头，片刻之后，拉开右边的抽屉，翻出个小学生作业本来，用手指在舌头上蘸一下，翻过两页，又蘸一下。大家凑过去，原来上面记着村里的一些资料，其中就有电话号码一项。村长连蘸几下指头，终于找到了。他抬起头，肯定地点点头，“是村东胡老三家。”
不到五分钟，一个留小平头的中年人就大步流星迈进了院子。一进门，他的目光迅速在院子里旋了一圈，然后直奔苏所长蹲的角落而去。“哎呀，苏所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有失远迎。”话没说完，从怀里摸出烟来，殷勤地为苏所长点上，待苏所长深吸一口，他才回过头来打量其他人，一脸诚惶诚恐的讨好的笑容。他的恭敬显然让苏所长气顺了不少，慢吞吞站起身，将我们几个一芥绍一番。村长脸上就一直带着受宠若惊的表情，忙不迭地递烟。
大家起身往村东头走，一行人都不说话，脚步匆匆。风携带着树叶在几个人的脚步间乱窜。村子里真叫静，家家户户关门掩户。苏所长不满地斜晚一眼村长，“都窝着堆吧。”村长不置可否地嘿嘿一笑，“冬闲，大家聚一块儿玩玩，素的，不来钱，不来钱。”
村委会居然一把大锁守门。苏所长见了，火气控制不住地往上攀，腾腾腾几步迈出院门，一把逮着个路人。那人见了他，一个劲点头哈腰。“苏所长，您今天怎么来指导工作？”苏所长骂骂咧咧几句，让那人赶紧把村长找来。
说着话，他停在一个小杂货铺模样的屋前。车队进村的时候，就从这里经过。好像这是村里唯一一家杂货铺。村长冲着半敞脸的柜台大叫一声“胡老三”，一个女人挽着头发应着声从货架后面走了出来。 犷哟，是村长，有客呀。”女人的眼睛含笑飞快地掠了众人一眼。
这个村隶属松河派出所辖区。一进村，苏所长的车就抢在前面直扑村委会。
村长绷着脸，不露一丝笑，粗声大气地问：“胡老三呢？”女人眼睛里的笑意凝固了。‘他，他出去了。”
这个村子的情况，一路上通过张副局的介绍，我已了然于心。它处在市郊最西头，交通条件不理想，经济一直处于最末位，是让松河区颇为头疼的一个拖后腿村。从村里的房屋就可看出来，只有一两栋看起来体面点的二层楼房，其余的都是老式平房，有的甚至瞧着特别寒酸。村民的生活过得不怎么样，却普遍好赌，由赌又生出种种事端，所以治安方面也让人头疼。
“8256333是不是你家电话？”
一段水泥路后，车拐上了柏油路面，路况不怎么好，坑坑洼洼的，车蹦蹦跳跳又开了半个小时，拐上了一条更加颠簸的土路。路两边已经可以看到大片大片平整的农田，地里倒伏着许多没收拾的枯秸秆捆。路两旁的树正在脱落最后一茬叶子，纷纷扬扬。枯叶被风卷着，满地乱跑。路边终于出现了一片较为密集的房屋群。红卫村到了。
女人愣愣神，满面疑惑地点点头。村长回头望众人一眼，一副“我说对了吧”的神气。回过头，他加重语气，“你家胡老三是不是给《今日快报》打过电话，给人家提供新闻线索？”女人的两根细眉在眉心那）L拧起来，像被一个小夹子给夹着，想了半天，摇摇头：“没，没听他说过呀？”苏所长耐不住性子，一步插上去，放雷似的说，“就是打死解放军的事。”
正说着，那个在电话里打过交汽的苏所长也带着两个干警赶到了。和我想象的差不多，苏所长五短身材，满脸络腮胡子，脸膛黑红。走起路来，胳臂甩得很开，一个人要占两个人的地儿。几个人一商量，事不宜迟，分乘两辆车直接赶去红卫村。
女人的眉毛倏地展开了。“哦，是这事呀，不是我家老三打的，是张三缺。就今早上，我听见的，我不知道他给谁打，但说的是这事。村里都传几天了……”
一小时后，我们出现在松河派出所。陈局和张副局都已等在办公室。我本想直接下去，可他们说号码交市局技侦科在查，估计吃完饭结果就能出来。已经下午两点了，我这才感到饥肠辘辘。三下两下扒完饭，结果也正好出来，是松河区下辖岳桥镇红卫村的一个电话。
“张三缺，是这狗日的。”村长从嘴里恶狠狠地吐出几个字，一摆手，率先往村西头走去。一路上，村长都在闷着头骂，“这狗日的张三缺，尽给老子添乱。”走了一截，苏所长终于忍不住了，“张三缺是哪个狗日的？”村长醒过神来，忙向众人介绍这个如今正被密切关注的人物。
这几个宝贵的数字．马上通过胡秘传到了章书记和李市长的饭桌上。几分钟后指示来了：以此为突破口，．全力以赴，尽快查清。并让我马上赶到松河督办此事，越快越好。我给老婆去了个电话，一刻钟后坐上了雷局的专座，和治安科的安科长同车出发了。
张三缺真名叫张三丰，他的父母给他取了这么个吉祥名字后，就早早地在席卷中国大地的三年“自然灾害”中撒手而去，什么福分都没来得及给他留下。张三丰打小跟着奶奶艰难度日。可怜他白有了这么好一个名字，从小缺衣少食，无父疼无母爱地长大，唯一的亲人奶奶也在他十四岁上段了。张三丰磕磕绊绊总算长大了，人倒不属歪瓜裂枣，可家徒四壁，整天游手好闲，爱占小便宜，滑滑溜溜像上涎的泥鳅。田理不好，猪养不肥，只好在赌桌上耍点小奸小猾，时间长了，村里就没人肯让他上赌桌。他跑到附近村里去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反正一人吃饱全家不愁。谁家敢把女儿嫁给他？而今四十螂当岁了，连媳妇的影子都没说上一个。村里人说，张三丰，你白占了好名儿，干脆改叫张三缺吧。于是张三缺的名儿就取代正名叫开了。张三缺，张三缺，缺老婆，缺孩子，最缺的还是钱。村里的孩子当歌谣唱。
我认真将数字记下来，又复述两遍，将谣言的事简单解释一下，末了对他千恩万谢。
村长走到村西头一座孤零零的黄泥抹墙房子前，停住了。房子还算齐全，可相当老式，门居然还是对开木门，好多地方墙土缺了一块。
我的心坪坪坪跳起来。“那人是男是女，你们有电话记录吗？”“有，我们特地装了来电显示，就怕有人虚报线索。你记一下……对，男的。”
村长敲门的工夫，苏所长一直双手叉腰，在门前空地上转来磨去。村长敲了好几下门，没人应。他张开巴掌啪啪啪地拍门，又握紧拳头砰砰砰地锤门，嘴里嚷着，“张三缺，狗日的开门！”可屋里静悄悄的。苏所长停住脚， 回身问：“狗日的不在？”
他说，今天早上接到A市一个市民的新闻报料电话，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打电话提供这个新闻。因为他叙述的事情让人拿不准，他们一直搁着没理会。可今天，那人又打来一个电话，还在电话里振振有辞，大有声讨之意，说你们这是什么省报，对这么重要的新闻也不敢报道……弄得接线的实习记者一愣一愣的，就直接转到了总编室。总编室一看材料，这事可不小，为慎重起见，他们想核实一下。
村长摇摇头，“村里没人待见他，他也没地方去。再说，门是从里面锁上的。”
我慎重地拿起笔，准备记录。没听上两句，兴奋就席卷了我。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他说的正是松河事件。
苏所长一听，几步走到门前用手扒开村长，抬起两只拳头，擂出激越如鼓的声响，同时放开粗嘎的嗓门，“张三丰，张三丰。”
《今日快报》是省报去年新办的一份市民报，只一年市场就做开了，很受市民欢迎。我也是它的忠实读者。它的新闻版分量重，信息量也大，覆盖全省，有时比当地报纸还来得及时。
我们几个面面相觑。没想到这个粗人，竟然能急中生智想出这等计谋，不愧是老公安。
“我是（今日快报》总编室。有件事，我们想核实一下。”
门吱呀一声开了。我紧盯着门开处，只见一个头发直竖、眉眼惺松、脸面灰良、穿一身松松垮垮秋衣裤的人，在一片黑底上逐渐显出了回圈的轮廓。衣裤上凌乱地贴着些补丁，还有两处小洞没来得及缝，露出了里面的皮肉。不用说，他就是张三缺，哦，不，张三丰。
“我是，请问您哪位？”我重新坐在了椅子上。
没等张三缺醒过味来，苏所长已经抖着他的领口，让他倒退着进了屋。
那天，“秋瑾”已经回家，我正准备收拾下班，电话响了。我有些不耐烦地抓起电话，里面那人操一口普通话。“喂，是A市政府办吗？”
我们几个赶紧跟了进去。大家心里还没底，巴不得事情早点水落石出，也就没谁出言提醒苏所长稍加克制。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线索自己来了。
进了门，才发现这屋子真是落魄得可怕。整个堂屋什么都没有，空空荡荡，浮着一股潮湿酸腐味儿。大家见没地可坐，就一起拐进了右边的卧室。房间倒是挺大，长条形，后窗根下放了张木头床，一条腿可能折了，用几块砖头，模样惊险地垫着。靠门的墙根那）L放着个水缸，旁边有条长板凳，对面一张漆面斑驳的老式箱子，角落里一只四脚小凳。床上光秃秃的，铺一领席子，上面一条薄棉被胡乱散着。若不是亲眼所见，我实在不敢相信本市地面上，现如今还有这么寒酸破陋的人家。
没人劝得了她。也没人能劝她回去。她就天天出现在政府大院里．成了一道古怪风景。
苏所长直接将惊恐的张三缺拎到了床头， 自己拖过条凳一屁股坐下。可没等坐稳，板凳一闪，就将他粗壮的身子闪到了地上。原来一条腿是伪装，早折了。张三缺莫名其妙地望着眼前这个气琳唯的闯人者，因预见了他的跌倒，现在果真又看见他狼狈不堪地仰跌在地上，终于缓过神来，一丝狡黯的笑意悄悄地、怯怯地爬进了他的眼睛。
她回答：“很难有多难？！”
“他奶奶的。”苏所长从地上爬起来，一脚踢开破板凳。他的动作迅猛有力，让半边屁股贴在床沿上的张三缺不禁缩了缩身子。苏所长又一把将张三缺拎到地上，叫他蹲下， 自己则坐在床沿上，居高临下地开始了讯问。几个人或站或坐，将张三缺围在了中间。只穿着秋衣裤的张三缺瑟缩着肩，抱紧双膝，像只灰地鼠似的蹲着。
还有人猛摇着头说，你父亲这事，很难！
我有些不忍，可看众人都绷着脸，心里一转念，大家不都是抱着一个目的来的嘛，我应该分清孰轻孰重。
她回答：“我父亲的事没结束。”
“你是不是给《今日快报》提供过新闻线索？”苏所长厉声问。
也有人说，现在还有谁跑平反，平反的工作二十多年前都结束了。
张三缺抬起头，表情木然地望着苏所长，不做声。
她回答：“有意义。”
“我问你是不是？”苏所长一声厉喝。
倒也出现过一两次希望。比如前任市长就关心过这事，可人事部门觉得无从下手，什么材料都找不到，加上前任市长很J决升到省里去了，她的事又一次搁浅。有人劝她，你要那张轻飘飘的纸有什么意义。
张三缺惊恐地赶紧点点头。
十年里，她的女儿靠师范生的补贴，和她每月一百多元的工资，学成归来。先在市一家中学当了两年老师，就义无返顾地下海了。据她说，卖过服装，开过小卖铺，守过电话亭，现在坐进一家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的餐馆里，当起了老板。母女俩现在衣食无虞了，可“秋瑾”没有违背自己对父亲的诺言，依然穿着十年前的衣服，天天守候在政府大院里，风雨无阻。
“提供的什么新闻？”“是不是松河派出所打死部队连长的事？”“是不是？！”张三缺的头已经埋到了两膝间，又轻微地点了点。“什么时间打的电话？有几次？”
在那个漫长的并不平静的秋天里，“秋瑾”做出了平生第一个果断的决定：继续上访。那时节，流行办停薪留职，为了去南方机遇无限的“商海”里遨游。像“秋瑾”这样的，找不出第二个。人人都说她父亲的病，终于显出遗传的迹象了。
“我问你话呢！”
一年夏天，天气出奇地闷热，老人不再出现了。他像一片枯透的叶子，轻飘飘地倒在回家的路上。人人都以为这事该结束了。可没想到，冬天来临的时候，“秋瑾”穿着那件紫色夹袄出现了。在刚刚过去的安静的秋天里，“秋瑾”先后安葬了他的父亲和母亲，把女儿送进了省属一家师范学校，并和认定他们一家都是疯子的丈夫离了婚，在厂里办了提前退休。
“两次。今天上午，还有……记不清了。”声音小得像蚊子在嗡嗡。
到后来，一拨一拨老人下台了，走了。一拨一拨年轻人来了，也走了。 日益远去模糊的历史，越发成了让人说不清道不明的谜。晚年的邱海华仿佛走进了一个怪圈，再也走不出来，最后把自己也给绕进去了。他天天痴痴地坐在政府接待处门口，那时政府还在公园路上，见有人经过，他就逮住人家拽着人家的袖子，念叨“我不是国民党特务，我不是国民党特务”。人人都知道他疯了。
“你说是‘亲眼所见”那将你亲眼所见的事情跟我们再说一遍。”
邱海华绝望了，一挫身子跪在那人面前，老泪纵横。“我求求您了，您只需要说句话，证明我确实被人批过斗过，我求求您了……”那人还是一脸密不透风的冷漠，“老人家，凡事是要讲究实事求是的，我不能凭空胡咧。”说完，将两人毫不留情地推操出门。
这次张三缺沉默的时间特别长。苏所长音调提了再提，也没效果。他环顾众人一眼，突然放松语调，“你应该知道，手里没证据，我们是不会来找你的。武汉的录音资料，今天已经传过来了。·你就是现在不说，跟我们回所里做一个声音鉴定，一样逃不了。到时候，事情的性质可不一样锣，你想清楚。”他望着张三缺乱糟糟的后脑勺，放缓语速，加重语气，“现在说，还算你是自首，可以从轻。”
好不容易熬到1977年，好多和邱海华同在台上挨过批斗的“战友”，都纷纷收到了平反文件，他等呀盼呀，却始终没能盼到这一天。在他接近七十岁的时候，他还继续奔波在上访路上。物是人非，不只当年革委会消失了，他被迫害屯定罪的材料竟然也找不到只文片纸，既然没有被迫害的证明，从何平反？当年闹猛得最带劲的那帮人也一个个奇怪地销了声匿了迹。好不容易打听到一个老造反派的下落，“秋瑾”搀扶着头发雪片一样飘飞的老父亲找去，人家死活不让进门，好不容易进了门，人家又一口咬定“没这回事”，还振振有词，拿出了文革中被人迫害的证明，声言“我也是受害者，你一定是记错了……”
屋子里安静下来。众人都默默地看着张三缺。只见他的身子慢慢地一点一点往后滑去，最后他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同时，一股细细的暗暗声像从地底下升上来。听了半天，我才弄明白这声音是从张三缺深埋在两膝间的嘴里发出的。
“秋瑾”站在离舞台不远的地方，看见豆大的汗珠从父亲的头发根里，从额头、眉毛、脸颊、脖子源源不断地滚下来。铁丝勒在父亲的头发根那儿，随时像要从他低垂的头上掉下来，让她的心揪得紧紧的。她和众人一起高呼“打倒国民党大特务”、“打倒资产阶级臭走狗”，心却被人用指甲狠狠地掐弄着，疼得异常尖锐。她不敢哭。深怕有人看见了她眼睛里的潮红，她奋力地呼喊，手臂一次又一次用力举过头顶。从那以后，那一场景，那种被人揪着心的感觉，常常将她从梦中痛醒，醒来就发现泪流满面……讲述这一幕时，现实中的“秋瑾”也流泪了。当年少女的脸容已经发福，面颊那儿卧着两团终年不散的红晕，她眼圈红红的，鼻子也红红的，有点像上了．妆的小丑。可那模样，确实让观者心酸。
惊慌失措的张三缺发出了孩子似的哭声，无助，惊恐，委屈，凄惶，无措。伴随着哭声，他交代了事情的全部经过。
那是在纺织厂子弟学校的大礼堂里。一群人被气势汹汹的红小兵押进来，“秋瑾”顿时在人群里矮了半截。她看清楚，中间那个弯着腰不停咳嗽的，是她父亲。她缩在人群里，敛眉低头，深怕有人将她揭发出来。可身边的人一律情绪高昂， 目光炯炯地盯着台上。她小心翼翼地抬起眼睛，就看见父亲的胳臂被反扭着，手腕那）L用绳子捆紧，紧得绳子都勒进了肉里。一个红小兵将父亲的胳臂向后抬起来，抬到高得不能再高，父亲的身子和头深深地埋下去，摆出了“向人民认罪”的姿态。他的双手像根大炮，十指古怪地指向舞台上空，胸前挂了块大牌子，牌子上写着硕大的“特务”，字上打了血红的大叉。
原来，张三缺赌遍了周围的村子，也将自己生财之道一条条给堵死了。手中拮据的他整天谋划着如何筹钱。骨子里早懒透了，农活一样做不来，又没一技之长。偷？抢？他又没这胆量。一日，他在外村闲逛，半拉报纸被风卷裹到他脚躁上。扯下来一看，正好是《今日快报》，他胡乱翻翻，瞧见了正中间一个套红方块：粗黑体“提供新闻线索有奖”，底下一行小楷“一经采用，即付稿酬”。
二十年眨眼间就过去了，脱下戎装的邱海华，成了个默默无闻的纺织厂仓库管理员。本以为可以平安度过晚年的老人，却被人从历史旧账中翻找出来，扣上了“国民党特务”、“资产阶级走狗”的罪名。文革中受尽屈辱，游街、批斗挨了不知多少回。“秋瑾”向我讲述过她父亲被红小兵押在台上“坐飞机”的一幕。
只读了三年小学的张三缺，不认识最末那个酬字，可他脑子灵，好使，一结合上下文，马上明白了“稿酬”就是奖金的意思。提供新闻线索，居然也可以赚钱？张三缺仿佛看到眼前猛然闪现出一条金光大道。往家走的一路上，他闷头琢磨起“新闻”的事。如何才能让自己提供的新闻，被顺利采用呢？走到离邻村李家铺村口不远，张三缺迎面看见两个穿制服的干警，正在呵斥一赶车人。那两人中的一个，张三缺认识，本村萧家的亲外甥，松河派出所的。前年春节，张三缺去萧家赶赌局，萧家人对他爱理不理，刚穿一身制服的萧家外甥神气地站在桌对角，阴阴地拿眼瞅他，直看得张三缺心里发毛，主动撤离了萧家赌场。现在萧家外甥正用手戳指着赶车人，怒气冲冲地说着什么。赶车人一脸畏缩，让张三缺猛然想起了前年春节站在萧家牌桌前的自己。
说这话，我自己都觉得底气不足。谣言，它是个随风乱窜的东西，出了口就被风吹散罗，哪是那么容易就能找到罪魁祸了伍。后来打了次败战，战后就被红军收了编。他的国民党军龄算起来只有三个月零九天。可没想到这三个月零九天，却纠．缠了他大半辈子。他随部队一直打到1949年全国解放，可以说为解放事业浴血奋战，九死一生。几次都走到了阎王殿门口了，不知怎么又被踢回来。
他没敢停留，远远地绕道过去了。一个大胆的构思开始在他心里萌芽……为了确保一举中的，他首先确定了框架。张三缺翻过一些小报，特别爱看那些希奇古怪、耸人听闻的东西。路上所见，启发了他，他将军人与公安干警的矛盾作为事件的核心。围绕这一核心，经过两天两夜的苦心琢磨，张三缺终于将一个足够荒唐的事件制造出来……
“噢，李主任呀。”对方的语气立马换了，委屈里面包着火气。“您是为那个谣言的事吧？告您，我已经三天三夜没挨床了。从那天接到电话，我们就将这几年处理过的案子都翻了一遍，确定了几百个涉案人员，又在里面确定了一百多个嫌疑最大的，一个一个过。全所的人都用上了，大家三天没合眼，个个上火，可他奶奶的，没一个认账……”我对松河的作风有所耳闻，去年就经手过两起上访，都是告他们严刑逼供。我不能不敲敲警钟。“你们着急没用，还得注意工作方式和分寸，别这事还没完，又闹出别的事来。你们再拓宽一下思路，多做些调查，尽快摸清谣言是从哪里出来的。”
张三缺异常兴奋，体会到一种创作的快感，每天只吃一顿饭，也不觉得饿，灵感频现。张三缺也考虑到，此事一旦被松河派出所发现， 自己就玩完了。他必须将这事做得人不知鬼不觉。套红方块最下面一行小字，进一步打消了他的顾虑―本报编辑部竭诚为提供线索者保密。可还有一个大困难―他家没电话。想来想去，他想到了胡老三家铺子里的公用电话。
那边极不耐烦，火星直冒： “你谁呀？！”我冷冷应到，“信访办，李好。”
张三缺事前做了充分准备。他挑了个胡老三老娘守铺子的时间，罕见地往胡老三家柜台上大大咧咧拍出十元钱，说要打个电话，还叫皱纹多得简直快把眼睛封上的胡老三老娘给他量一斤酱油。装酱油的大缸在货柜背后，老人不只耳背眼花，手脚还不利落，一斤酱油磕磕洒洒量了有五分钟。这五分钟，足够张三缺将自己背得滚瓜烂熟的“新闻”兜售出去。临了，怕老人计较，张三缺又罕见地大方了一回，统共付了五元钱。老人满脸乐开了花，一个劲儿在张三缺身后嚷“有空再来”。
放下电话，我转头拨松河派出所的苏所长那里。接电话的．让我等了半天，才听见一阵拖拖沓沓的脚步声，我等得着急上火。“怎么，大所长还在睡大觉？”
张三缺很得意，一切如他所计划的天衣无缝。接下来的几天，他天天情绪饱满地徒步走到离村三里地的路边报亭，看《今日快报》。前后左右翻一通，也不买，装模作样地嘀咕一声“没看头”，掉头就走，权当没看见柜台后面的白眼。可一周过去了，没有。倒是村里开始流传起他一手炮制的那条新闻。松河派出所到底离家门不远，这事传了几天，也就淡了。眼看第二周又过去了，报上还是没有。张三缺渐渐由得意到失望，再到愤怒。愤怒的人就没那么理智了，愤怒的张三缺将先前的种种顾虑抛到脑后，边心疼着长途电话费，边在电话里骂开了。一席话骂得胡老三媳妇，笑弯了腰，收话费的时候还在打趣张三缺，“我说张三缺呀，敢情打死解放军那事是你亲眼所见呀？”
“秋瑾”一脸紧张地望着我。几天共患难下来，她和我仿佛成了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她的话也比以前多了，闲的时候喜欢和我叨叨家常……还感慨说，信访工作吃苦受累不说，还尽听人家的冤枉话，受冤枉气，完全是政府设的一个受气“牌坊”。我开玩笑说，“您的觉悟可真是突飞猛进呀。”我本来想说，既然这么体谅我们，你上访十年那事干脆算了。没说出口。
张三缺撇撇嘴，“敢情！”
我在电话这头面色凝重，一个劲地嗯、嗯、嗯。我知道，章书记马上就要调到省里去了，这消息已经悄悄流传了很久。听说就是最近一两月的事了。谣言事件早不出晚不出，偏在这时候冒出来，一旦传出去，虽然关涉不到章书记上调，可终归影响不太好。
现在张三缺再也得意不起来，也愤怒不起来了。他像只搁了一秋一冬的烂茄子，从外到心全都蔫了。踏着西天最后几缕天光，张三缺被苏所长几个连拉带扯推上了车。他连一点反抗的力气都没了，泪眼婆婆地拱着两手苦苦哀求，“不是说算自首嘛。你们这是干嘛？带我去哪？”苏所长沉着脸，再懒得理他。
我在电话里详细汇报了事情经过。章书记略一沉吟：“小李呀，这事你们前期工作做得不错，但还不到位，现在松河派出所那边调查得怎样？抓紧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不能被动。谣言既然直指他们，肯定与他们脱不了干系，你督促他们尽快查清楚。这事闹得沸沸扬扬，像什么话！春节要到了，民心稳定是大事。老张刚好出去了，你一定要负起责来，盯着他们办。”
我和安科长准备直接回城。事情总算有了圆满的答案，我椒可以向书记、市长汇报了。临上车．我将苏所长拉到一边，问他张三缺够得上什么处罚。他苦笑着，满脸不屑与不甘，“也就一个治安警告吧，本来想罚点钱，可他有屁的钱，让他背一屁股债，到时候还得老子给他擦屁股。”
原来，章书记在市财政局工作的女婿，昨天到老丈人家过周末，说了传言。章书记这才知道居然有这么回事，而且上自机关干部，下至卖菜的，都在议论这事。他找来胡秘一伺，才知道专线办早几天就知道了，也与松河派出所取得了联系，证实这只是个谣言。
我正色道，“把他带到所里，切不可动粗。这事可能很快见报，到时不管是正面反面，他好歹也是事件的中心，这种时候你们不要给自己再制造麻烦。”
周一刚上班，胡秘的电话从内线进来，问清是我后，又追了句“说话方不方便”。我看一眼“秋瑾”，回答“方便”。接着，章书记低沉浑厚的声音从话筒里传了出来。
衬着越来越浓的暮色，苏所长表情模糊地顿一顿头，“他妈的，便宜这小子了。”
只一天，我对“秋瑾”就放下心来。她接电话极认真，说话也很有一套，似乎比我还能对付难缠的主儿。遇到拿不准的，她会主动将话筒交给我。我抽出身来赶紧写总结。
“还有，尽快问出材料，给我传真一份。”
·尽管是个钉子上访户，可上访十年“秋瑾”从没在办公室里耍过泼，反倒和每一任工作人员都处成了老熟人。她是市府里的一道风景，每天比工作人员还按时上下班，一来就里里外外打扫卫生，末了泡杯茶，坐到门外马路牙上。遇到没经验的上访户，她就和人家闲聊几句，指点迷津。遇到胡搅蛮缠的主儿，她就以过来人身份劝几句，比我们的话管用。
苏所长又一次顿了顿他粗重的头。
我在原地愣了‘刻，涨红脸逃回办公室，闷坐了半天．才鼓足勇气问主任。张主任晒笑一声，“那是个老上访户，算算，都有十年‘工龄’了。”初来乍到，对工作还没人门，我没好意思深问。
张三缺绝望的哭声从紧闭的车窗里传出来，在暮色中绝尘而去。村民突然从村子的角角落落里冒了出来，在村口站成了黑鸦鸦的一片。我又将村长拉到一边，交代他，张三缺很快会被放出来，放出来后，他这个村长要担起责任，给他安排个力所能及的事做，别再让他整天没事干，无事生非了。
谁知她抬起头，一翻眼， 口气硬邦邦地答道：“新来的？当然有事啦，没事坐这干嘛？无聊！”
上了车，我还不放心，又打开车窗，冲村长丢下一句：“回头，我给你打电话。”
记得我刚来那天，听完张主任的一番谆谆教诲后，心里充满对信访工作的责任感。一出门，瞧见“秋瑾”穿一身紫不紫黑不黑的夹袄坐在风口上，已是深冬，她的一双手绽开了一个个冻疮。我内心的阶级感情立刻涌上来，走上前，语气温和地问：“同志，你来这儿有事吗？”
两天后，《A市晚报》二版头条刊出了通讯《散布谣言张某被治安警告》。署名：通讯员李好。据说当天的晚报特别俏。
实在忙不过来，我将“秋瑾”收了编。她原名叫邱静，骨子里的那股执拗劲儿赛过了当年的女中豪杰秋瑾，大家都这么叫她。说起来，她在信访办摸爬滚打了近十年，“资历”比我还老。
张主任回来了，将我好好表扬了一通。他说，章书记对你很满意呀。带出你这介接班人，我也可以放心走了。我明白这话的内在含义。信访办是个非常锻炼人的地方，也是一个往上去的绝佳“跳板”，这几乎是个不成文的规矩，很多人就是从这个位置起跳，最终一级一级爬到相当的高度。张主任在信访办五年了，早想着能动一动，而且，听他的语气，铺垫得差不多了。他一走，我自然……我的劲头比以前更足了。
市长专线的记录，每天送交秘书处，挑出重要的向市长汇报。一连几天，每天的记录都连篇累犊，秘书处的人跟我开玩笑，说张主任这一走，你们专线组倒是火了。我苦笑。他们也和我一样， 自觉担负起辟谣之责。可就像蚂蚁遇见了洪流，我们的声音眨眼工夫就被淹没了。谣言这东西，明知道它在那儿，正疯狂繁衍，非常活跃，却没影没踪，无从抓捞，也不好急慌慌向市长汇报，所以那边也暂时压了下来。
冬天异常猛烈地来了，北风呼呼地刮走了一切鲜艳的色彩。树光秃秃了，天整日灰败着脸。这一年的冬天对于我，显得特别清晰，也特别鲜明、漫长。
我好气又好笑，如此荒唐可笑的故事，虽然编排了大量细节足以弄假成真，可故事的大致走向，要多荒谬有多荒谬。我不断地解释这是个莫虚有的谣言，我说你们可以亲自到松河派出所走‘趟，干警们好好地上班呢。可打进电话的人说，松河那么远，要是好调查，我们问你干什么？我们问你，是出于对政府的信任。我只好连连说，感谢信任，感谢信任。我也不知道自己的解释是否说服了那些人。
“秋瑾”依然每天按时上下班。她坐的地方正好是个风口，前些日子处出了感情，我心里过意不去，和张主任提了几次。张主任说，那总不成让她坐进办公室来吧，我们说话办事都不方便。我给她找了把椅子，搁在楼道下面放自行车的地方，避开风头，多少暖和点。我劝她，“你就回去休息几天，春天到了，你再来。好多动物还兴冬眠呢，你也回家冬眠一回吧。”
司机想从我这里吃颗“定心丸”：这七十五万到底赔不赔？松河派出所的名声确实有问题，司机根本不听我的解释，非常坚决地建议：不赔！让那些他妈的败类去偿命。
她固执地摇头，抬起手抹抹被风吹乱的头发，手上开满了紫色的花苞。张主任不在的时候，我就把她喊进办公室暖和暖和，两人随便叨叨家常。
松河派出所全所上下，这才慌了神。消息迅速通过小战士，汇报到自己所在的部队。市委章书记当时正在刷牙，听得此事惊得牙刷咚一下掉在了瓷砖上，沉思半晌后，他作出决定，由市里拿出七十五万平息此事。可人家还在气头上，不肯善罢干休……
我想着法子开解她，说你父亲若地下有知，也能安心了，有你这么个女儿，这么尽心，是他天大的福分。她叹气，摇头，不说话。沉默良久，长叹一声：“小李，你还年轻，很多事你没经历过，不知道过来人的心情。我爸去世的时候，眼睛都没闭上。我用手给他抹了几次……”说着，眼圈红了。
话说10月10日那天，一位从东北某军区来的某部队连长，带着一名小战士顺利抵达A市。在办完一应公事后（公事具体内容不详，部队的公事自然要保密），连长觉得此行意犹未尽，于是努力翻检记忆，想起一位老战友的妹妹正好在这里工作。一番辗转电话联系之后，他找到了那个女孩H，相约晚上在东门外一家“玫瑰园”卡拉OK厅见面。（中间过程从略）到了晚上9点，三人还在包房里聊天，偶尔也唱唱歌，连长一摸口袋烟没了，就让小战士去附近小商店里买盒平装白it. （众所周知，卡拉OK厅的东西贵得吓人，加上军人囊中通常不十分宽裕，此一情节转承得十分合情合理）偏偏就在这时，’碰上松河派出所的干警前来检查，其实际的目的，大家也都知道，是想做“业务”捞点钱，他们已经五个月没接到上面拨的工资了，心里窝着火。军人和女孩正好撞在了“枪口”上。一方认定两人正在从事不正当活动，另一方则死也不肯承认。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军人因为要到娱乐场所，换下了军装穿着一身便装赴约，可他的军人证还带在身上。干警们就着晦暗的灯光胡乱翻了翻，一口咬定“假的”。现在骗子满天下跑，居然连神圣的军人也敢衰读，罪加一等。军人动了怒，说你们真是没王法了，还讲不讲理。干警说，好呀，你一个骗子还敢这么嚣张，好，跟我们到派出所走一趟。小战士正好进来了，一看这还了得，上去冲着说话的那人就是一个反擒，说你知道和你说话的是谁吗，他是我们连长！小战士的动作尽管专业，可他也穿着一身便装。另外一个干警见势不好，转身冲出了包房。很快，连长和小战士就被七八个干警团团围住了。一场混战稀里糊涂展并。想想看，灯光昏暗的包房里人影憧憧，你推我操，拳来脚往，连长和小战士自然寡不敌众，一来二去，混战之中连长就倒下了。送到医院时，已不治身亡。
我递给她张面巾纸，她按了按眼窝，然后将纸捏在手里，叠起又神开。她半垂着脸，不一会儿，一串泪珠子就不断线地滚落到红背心上，留下一个个深色的水印。她猛摸一下鼻子，顺手抹在凳角上，头依然垂着，来来回回摇了半天。“我一直不能原谅自己。那几年，我从来没喊过他，在家里都没喊过。每次，在街上遇见他我都绕道走。记得有一天，他在后面叫我，我听见了，可不敢回头，拼命往家跑。回到家心还坪坪直跳，坐了一会儿，爸进来了，他什么也没说，把一个纸包搁在桌上。母亲问是什么，他说给芬芬的。晚上，他进房了，我才偷偷打开纸包，原来是几块饼干。黄色的油皮纸包着，油汪汪地渗出来．泅了一大块印子。我至今不知道爸是怎么弄到饼干的，他整天不是挨整就是扫厕所，见了任何人都低着头。你那时候恐怕还没出生，不知道当时弄几块饼干，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有多难。我将纸包重新包好，咽着口水将它放回到桌角那儿。那几块饼干，我一直没吃，搁在厨房角落里长出了霉，后来被我妈扔了。”
一早，我接到一个的士司机的电话，他说刚从他车上下去的乘客绘声绘色讲述了松河事件的始末。于是，我及时了解到谣言演化的最新版本。
她又猛烈地摄一把鼻涕，张开巴掌抹一把眼泪。“我给他抹身子的时候，才看见他腿根那）L那块疤，足有碗口大，暗红色，皮肉像一团碎布胡乱缝到一起。妈说，每到变天，他的伤口就疼得厉害。难怪他最烦梅雨季节了，一到梅雨下不停的时候，他的脾气就变得暴躁无常。他其实脾气挺好的，特疼我。我有个哥哥，三岁时得猩红热死了，他只剩我一个孩子，虽然是女儿，可他不在乎。到我十来岁的时候，一切突然变了，他一夜之间成了特务。不知为什么，我现在总想起小时候的事，想他驮着我在街上逛，带我走公园坐木马荡秋千，给我买吃的玩的……我一直忘不了那天站在台下，看他挨斗时的感觉。心如刀刻。真的，直到现在都是，只要一想起来，这种感觉就来了……”面巾纸被她捏在两手间，揉碎了。
谣言，现在可以肯定是谣言，迅速在A市的大街小巷蔓延开来，瘟疫一样具有非凡的传染性和繁殖力，而且发育得越来越生动具体。我的老婆、丈母娘、弟妹、孩子的老师……都从不同渠道获悉了这一“事件”。当我告诉他们这只是个谣言时，个个都瞪大眼睛，停顿片刻， 冒出句：“真的？”
“秋瑾”织起了针线活。她带了个大布包，里面装着毛线和毛线针，杯子搁到了地上。她每天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织。我从旁边经过，打趣说：“还嫌手不冷呵？”她不做声，抬起头来笑一笑，手上的毛线针依然飞一样进退。她织的毛线颜色总在不断地变换。一个月后，她突然将一双毛线织帮、上了橡胶底的蓝色童靴、一双红色有花的女式棉靴和一双黑色男式棉靴摆在了我的面前。我愣住了，马上会过意来，她是为我家三口织的。我将鞋一双双拿起来端详，直感叹：“真没想到，你居然还有这双巧手。”她有点不好意思地红了脸“‘别忘了，我原来是纺织厂的。”
以前专线组的电话也算热闹，一天能接到三十多个市民电话，现在上翻了几倍，其中90％都是关于“松河事件”的。
我想起人事局有个老同学，请他想想办法，没准可以帮帮“秋瑾”。倒不是被三双鞋收买锣．我其实早有这份心思．只是这次送鞋帮我下了决心。
我马上给胡秘回了电话，他舒了口气。一个上午的时间打水漂似的飞过去了。张主任走时交代的任务，写年终总结，整理一年的信访材料，还一个字没落到纸上。
老同学姓孙，外号“孙臭嘴”。凡事爱发议论，而且总奔着人的“穴位”去。他先是对“秋瑾”这个人物大感兴趣：“真没想到，人人奔稀松的时代，还有这么‘执著’的主儿。”接着又对我这个老同学产生了兴趣，“你现在也开始忧国忧民了，显然在政府衙门里熏陶得不错呵。”我捶他一拳，“你还是张臭嘴，和原来上学的时候一个德性。”中学时，他和我前后排坐，好得别人都说我们穿一条裤子，一人一根裤管。
“哦，哦。”苏所长可能意识到说错了话，声音低下来，换成了委屈的口吻，“李主任，麻烦您一定向章书记和李市长汇报一下，告诉他们纯粹是个谣言，所里的干警一个不差都坚守在岗位上……”电话又被张副局抢回去，“李主任，我们会尽快针对这事写份材料，详细汇报松河派出所的情况。麻烦您先让章书记安下心来。对这件事，我们会尽全力展开调查，尽快弄清情况。”
嘴臭点，可人挺义气。三杯酒下肚，“孙臭嘴”言归正传，一瓶红酒见底，便帮我想出了一个也算办法的办法。
“这是市民打进‘市长专线’‘说的，我们自然要慎重对待。
两个月后，章书记上调回了省城。张主任也成了市府副秘书长。我还在原地踏步，不过挂了个虚职，代理着信访办的一应杂事。
二十分钟后，张副局来了电话。“李主任吧……”电话里尽是世唯的杂音。我让他大点声，对方不得不扯开嗓门，“李主任，我现在就站在松河派出所的院子里，苏所长现在就站在我身边，遵照您的指示，我已经将整个派出所检查了个底朝天，连半个军人的影子都没发现。这下您该放心了吧……”他还没说完，一个粗嘎嗓门就抢过了话头。“李主任，我是派出所的老苏，这真是没影的事，哪个狗杂种造的谣，让我逮住非好好……”
我找到一个去松河的机会，顺道去了趟红卫村。这一次，我熟门熟路地在村委会找到了村长。他殷勤地倒茶敬烟，可神情有点不自然。待他坐定，我问他：“张三缺，过得咋样？”
“你们是不是官僚作风太严重，市长专线，市长专线，接个电话都那么慢吞吞的。”像是个退休老干部，慢条斯理，真理在握的样子。见我不应声，那人转而问起松河事件。我不得不振作起精神，再次将已经练熟的那套说辞重复一遍。接电话的工夫，“秋瑾”挺善解人意地给我的茶杯里蓄满了水。
他抓抓脑门。“挺好。”
门窗给“秋瑾”关死了，我热出一身汗来，心里毛躁得慌。这边电话还没放，那头的专线又响了。我赶忙三言两语结束了手中的电话，抢火一样抓起“市长专线”。
“怎么个挺好？”
他是张油嘴，在电话里像拉卷筒纸，没完没了地扯出一大通。不过，确实把我高悬的心给说落下来了。我没忘记胡秘的交代，让他一定到松河派出所现场走一趟，只要看见有军人，不管是哪的，也不管是不是退伍的，都得及时汇报，不许隐瞒。我特别强调，这事可开不起玩笑。
村长又猛劲地挠挠脑皮，不接话。
挂了电话，继续拨。这次，电话很快通了。区局的刘局出外办案了，留守的张副局在电话里指天发誓，以人格担保“绝无此事”。他告诉我，雷局长已经来过电话，没头没脑把他批评了一通，“这通批评真是受得冤，连影子都没有的事。”
“我让你给他找个事做，你给他找了吗？”看这样子，我估计事情办得不顺，加重语气道。
现在，我满面笑容地握着一只揣了钉子的手。缠磨了半天，我的好脾气终于使对方找不到新的发泄渠道，堰旗息鼓了。这通电话弄得我口干舌燥，疲惫不堪。
“找了，找了。”村长提高声音，忙不迭回答。左手又不由自主地挠起了脑门。“可他不愿干。我本来想让他守仓库，可您知道那人，叫人不省心。后来，我们几个村干部一商量，让他去守水坝。守了几天，他撂了腿子，说大冬天的水坝有狗屁守头，干脆自己回家‘冬眠’去了。”村长嘴巴一咧， 自己先笑起来，大概为自己用的“冬眠”一词感到得意。
两年前，我刚从市检察院办公室出来，坐进政府信访办的办公室，张主任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吴天祥知道吧？全国劳模，做事兢兢业业，待人诚诚恳恳，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今后你就要以他为榜样……见我一个劲点头，他又接着阐述信访工作的重要性，用了一个比喻―信访办就是政府伸出来给全体市民握的一只手，对面的那只手再脏再不讲理，哪怕它揣着颗钉子，我们也得满面笑容地把手迎上去，热情地握住。
“那你们没再想办法？”我皱起眉头。
“喂，市长专线吧，松河派出所的事是不是真的？是不是要赔人家七十五万？”一个尖细声音传过来，像被人掐着喉咙。有了前面的电话垫底，我从容多了，一口否认。可对方不依不饶，话里话外仿佛我们已经统一了口径。他在电话里骂骂咧咧，我耐住性子由他说。
“唉，他这人，您也知道，很难办的。”村长满脸委屈地望着我。
接着拨松河区公安局的电话，连拨几次都是忙音。我这边电话刚搁下，“市长专线”又响了。
“很难有多难？！”
见他不像是装疯卖傻，我加重语气叮嘱：“一定要尽快落实情况，章书记那边可等着回话呢。”
我不知怎么火气突然上来了，脱口而出。一出口，马上意识到这是“秋瑾”经常对人说的话。
市公安局的雷局长是个火爆脾气，一听这事在电话里开了炸：“绝对没这回事。简直是无稽之谈！”又炸雷一般，“无稽之谈！”听筒里传出哑闷的一声轰响，估计雷局长厚厚的手掌携带着愤怒狠狠拍击在了桌面上。
村长愣了，好半天才低下头慑懦地说：“我们再来想办法，再来想办法。”
“呕”一声巨响，门被风一头撞开。风打着旋儿在桌上疯跑起来，一桌的材料都给卷到了地上，“秋瑾”赶忙起身收拾。
我又一次踏着暮色离开红卫村。西天飘浮着一簇簇美丽的珊瑚状云彩。可我的心情和上回离开红卫村时没法比，心口堵得紧。一路上，穿着秋衣裤瑟缩着肩背的张三缺，蹲在地上发抖孩子般樱缨哭泣的张三缺，苦起脸拱着手苦苦哀求的张三缺，晃动在我眼前……我问自己，你为什么要关心他？他值得你关心吗？想了半天，也没想出答案。
“秋瑾”听出点眉目，一个劲儿地摇头，“现在的派出所是不像话，那个松河派出所去年不是出了好几个娄子？就算这事不是真的，我看也是他们名声太差给闹的。”她的脸色终于缓过劲来，呈现出熟悉的潮红。
转眼，春节快到了。信访办开始准备名单，年节前，市领导照例会到一些困难家庭去慰问，办公室让我们从上访者里面挑几个特困户。我将张三缺，哦不，张三丰的名字填上了。不知道村长到底想出办法没有？
我又细细将事情经过复述二遍，那边沉默半晌，说：“这样吧，你以信访办的名义打个电话给市公安局、松河区公安局、松河派出所，看到底有没有这码事。加点压，现在真怕有人出了事遮着盖着，反而把事情搞复杂。问清了，赶紧给我回个话。”
除夕前一天，我将一份盖着大红印章的纸递给“秋瑾”。看着看着，她的眼泪扑簌簌掉了下来，打在纸上啪啪啪地响。她赶紧将纸拿开了，用手抹着眼泪，边哭边笑，“你，你……”
好不容易将那人安抚得挂了电话。接电话的时候，“秋瑾”一直坐在张主任的椅子上，神情专注地望着我。我没心情顾及她，马上给章书记的胡秘去了电话。胡秘非常肯定：“没这事，至少章书记没做过这样的决定。”
这是一份平反通知，盖着人事局的大红印章。一切都是我的老同学孙臭嘴帮忙花的心思。我和他一起起草了全文，打印、出来，然后由他利用职务之便盖上章。
我果断截住了那人的话头：“我能理解您的心情。但我们还没有接到任何关子这事的汇报。按您刚才说的，这不是件小事，如果是真的，我们应该已经知道了。您放心，我们会尽快弄清情况。”
我装出无比惋惜的口吻，“可惜，你父亲走了十多年了，一时也找不到他的档案，你也知道，这些年制度变化很大，本来应该补发一些钱的．可……”
“大家都在议论呢。具体的我也不清楚，反正说打死了一个连长，这，人家能依嘛，现在松河派出所的干警都被部队的人扣起来了，说书记急了，准备赔人家七十五万，让人家息怒。七十五万呀！有这七十五万，可以解决多少下岗工人的家庭困难。不瞒您说，我是一纺厂工人，现在呆在家一个月才拿二百来块，我的好多同事都和我一样，我们听了这事，心寒呀。如果真要赔七十五万，我们这些工人可不答应……”
“没关系，没关系，有这就够了。”“秋瑾”忙不迭说。她将纸小心翼翼地叠好，放进衣袋里，“我明天就拿到我爸坟头去烧了，让他在那边安心。”她这话让我彻底放下心来。好久，她抹干净两边脸颊上的泪水，抬起头来，“我该怎么谢你才好？”
我愣住了，这是哪儿冒出来的事？连一点风影子都不曾飘到我耳朵里。“您别急，这事您是听谁说的？具体经过怎样？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我笑了。“谢天谢地，你再不用踏进我们这门槛了。”
刚坐稳，电话响了。我将电话一把抓过来。张主任昨天起程去了南方沿海城市考察，信访办“市长专线”组就我一个守城。刚喂一声，那头迫不及待地发起了连珠炮，“市长专线吧，我早上锻炼，听人说松河派出所打死了一连长，东北的，现在派出所的人都被抓起来了，章书记答应赔七十五万。有这事吗？”
她咯咯地笑起来，脸上浮出好几个笑涡。“我也可以安心做我的事去了。”
我坐下来喘气。“秋瑾”已趁这工夫，从开水房提来一瓶开水，又取下门后的抹布，将我和张主任的桌子擦了一遍，接着洒水扫地。我由着她忙碌，想插手恐怕也没机会，“秋瑾”一准会护住扫帚不放手。
“秋瑾”从那一天后真地消失了。张主任是在春节过后发觉的，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问我：“咦，真是奇了。那个‘秋瑾’怎么不来了？”我笑了，“大概想通了吧。她不来了，您也省心了不是？”张主任一个劲地点头，“那是，那是。”
我看看表，八点过七分了。“怪这风，够邪劲儿。这么冷的天，你也不在家呆着。何必天天来受罪！”“不受罪．不受罪。”“秋瑾”抱起大茶缸，后脚跟我进了办公室。
三年后的一天，我无意间按到电视台的一个专访节目，采访的是我市一位民营女企业家。她烫着板栗色的卷发，抹了眼影，涂了口红，在胸前舞动的手指擦了银色的指甲油，黑色的羊毛衫上挂了一串洋气时尚的暗红色珠串。她语调低缓地讲述自己的创业史，有种挺打动人的从容劲儿、舒展劲儿。
我骑着车，一路上埋头和逆风较劲。拐进市府大门时，鼻尖蒙了层细汗。隔老远，就瞧见“秋瑾”坐在马路牙子上。风将她的一缕头发撩起老高，在空中上下翻飞。那身紫不紫黑不黑的旧夹袄外面，套了件老红色棉背心，身子显得胀鼓鼓的，双腿蜷起来护着她那只巨大的茶缸。听见铃声，她抬起被风躁成了紫红色的脸，迎着风艰难地冲我展开一个笑容，“你今儿可来晚了。”
我越看越感困惑，这个女人的表情神态、说话的语气都让我感到十分熟悉，可我实在不记得在哪儿见过这位女企业家。后来，主持人问起了她的家庭，她沉吟一下，两颊凹陷下去：“我有一位让我深感骄傲的父亲，他为国家吃过糠，扛过枪，打过战，受过伤，文革中受过很多很多委屈，背负着莫须有的罪名离开这个世界。在他死后的第十个年头，政府终于还给了他公正……他叫邱海华。”
风像一条性急的蛇，长驱直人钻进厚毛衣里，转个身，又灵活地钻出来，一进一出，将好不容易在热被窝里积聚了一夜的热量，分区分片卷走了。冷直往心窝里钻。白露刚过，冬的影子已清晰得让人不安。
我眨眨眼睛，想起来了。
王芸
原文载于《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