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多管他，带着人扑进黑屋子。
两个警察冲上去。只一眨眼就缴下柳树的拐杖，把他按在地上。柳树挣扎，哭喊，涕泪四流，极度痛苦。
“蔡小霞！小蔡！”
我说：“抓住他。”
盲女无声无息。屋角木床有一团黑影蜷缩其上，静悄悄一动不动如一床棉絮。
房门从里边反门。房间如此破败简陋，门门还能坚固到哪里？随行人员中一个年轻人跑上前，用肩膀一撞，破门立时洞开。这时便有响动，柳树大声嚎叫，从屋里跳出来，举着拐杖朝门边年轻人狠打，年轻人没躲过，被一杖打倒。
医务人员用担架把蔡小霞抬出破屋。盲女没有知觉，血流半身，四肢冰凉，，模样骇人，是一种濒死状态。医务人员抬着担架，一路小跑奔向停在巷子外的救护车。柳树则被上了手铐，让警察架着离开现场。他不再哭叫，垂头丧气，老实了许多。
我觉得不能等了，说：“把门弄开。”
我在走出他们的黑屋子后回头看了一眼，在那一刻下了决心。
我让他们敲门，喊柳树，喊蔡小霞，屋里没一丝声息。工作人员说明此刻不是来拆除他们的违章建筑，是县长亲自上门探望，查看蔡小霞的伤情，帮助他们。屋里依然没有反应，拒绝领情。再三呼唤，屋里什么动静都没有，死一般沉寂。
“停。”我说，“把人都叫过来。”
我领着人们朝巷子底部赶，聚集在巷道中的居民没有过激动作，他们让出道路，看着我们走过。我们一直走向那间黑屋子，远远的，只见房门紧闭。
我让他们进屋，将这对残疾青年不多的家当全部搬出屋子，这些家具多半残缺不齐，犹如其男主人的腿脚。然后大家动手，先拆除屋后违章搭盖的窝棚，再彻底清理，将黑屋子一举摧毁。我在现场盯着，整个行动准确快捷，前后只花了二十分钟。黑屋子早已摇摇欲坠，拿掉顶撑外墙的粗木柱，几个小伙子发一声喊，一起用力，居然将个房子一把推倒，有如掀翻一堆儿童积木。一股呛人的土灰忽地腾起，曾经污水四出，瞎姑娘伏身满地抹的黑屋子再也不复存在。
我即下令：“通知120立刻来个救护车。咱们走。”
离开现场时，我注意到聚集在巷道中部的人已经散去许多，留下的多神色不宁。
“满头满脸的血。”他们说。
当晚，工程指挥部和街道办事处组织的大批人马进人船民街，再一次挨家挨户动员，晓以大义，讲清利害。同时宣布施工队将于隔日上午正式行动，依法拆除船民街全部抢建的违章临时搭盖建筑，县电视台、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的记者将现场采访，并直播整个过程，有关方面将派人员维持秩序，制止任何违法行为。政府有诚意，也有决心，代县长齐国栋将亲临现场指挥。
我听到了一个情况：盲女蔡小霞意外负伤，可能相当严重。起因是柳树阻挠工作人员拆除后墙外非法临时搭建的窝棚，双方相持中，柳树挥舞拐杖，大喊大叫。蔡小霞摸出家门劝阻丈夫，被火头上的瘸子失手推了一把，一头撞到墙角，摔到地上时额头又砸在一块石条上，当即不省人事。施工人员看到柳树急得在一旁跳个不停，赶紧帮他把人抬进家里，并商量是否送医院。这人却不领情，舞着拐杖逐客，大家被迫撤出那间黑屋子时，蔡小霞依然昏迷不醒。
我用电话向曾慰报告情况。他沉吟许久。
其实没那么轻松。我在路上连打几个电话，指令工程指挥部的现场处置人员把拆迁队伍和施工机械后撤，暂时避免接触，同时要求派出所警察及时赶到现场，帮助维持秩序。我到达时，指令已得到有效执行，事态略显平稳。但是依然有大批居民围阻在船民街小巷中部，驱之不去。
“老齐，有把握吗？”
我开玩笑，说我写过《县长内参》，这时候派不上用场，今后还供谁参考？送给鸟去做窝？哈哈哈哈。
我说以我的经验，觉得可以。
“老齐你冷静。”书记说，“稳妥为要。”“书记放心。”我说，“会处理好的。”
第二天上午，行动圆满成功。
那个月下旬，船民街开始动迁。有天我在政府大楼开会，指挥部打来电话，报称他们拆除一户居民临时抢搭的违章建筑时受到阻挠，有数十名群众包围施工人员，手握木棍铁棒，情绪激动。我立刻停下会议赶往现场。还在路上，曾慰的电话就追踪而至。
蔡小霞打来电话，说她和柳树想一起见一见县长。他们有一个想法。
我让有关人员注意这一家人，不要急。
我问：“身体怎么样了？”
指挥部人员告诉我，瘸子柳树比较顽固，一直拒绝合作。工程指挥部、街道办事处加上县残联工作人员接连上门动员，该残疾青年总是声称无处可走，哪都不去。看到附近有些居民匆匆忙忙在屋前屋后胡乱搭盖，想以违章建筑增加拆迁赔偿面积，瘸子也跟着学，叫了一帮人用破砖木棍油毛毡在破屋子后边空地，也就是街巷下水道的盖板上不伦不类临时搭建一个窝棚，要指挥部人员把那窝棚面积量走，列人赔偿。他还给街道和残联打电话，说家里没吃的了，快饿死了，让他们送米送油送菜，声称不给的话他就一瞎一瘸再到县长家做客去。盲女蔡小霞没有参与其夫的种种非文明活动，她呆在黑屋子里，．除擦拭地下污水，已经另有事干，电信部门帮她安装的电话开始发挥作用，公司业务主管报告，盲女的电话谈心服务颇受欢迎，业务量日渐上升。
她说好多了。县长关心无微不至，真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当过五年县长，征地拆迁，修桥铺路，于我并不新鲜。船民街拆迁有其难度，麻烦很多，但工作做细，总是可以拿下来的。那一段时间里我几管齐下，全面宣传，广泛动员，组织大批人员下街人户，重赏主动搬迁居民，引导观望者，分化钉子户，工作迅速铺开，进展很快。
我说，就安排星期五上午吧。他们行动比较不方便，我会派车去接，到我办公室。我很高兴能跟他们一起聊聊，听听他们的想法。
所以我“找死”，做我的前任做不下来的“群生计划”，要将船民街夷为平地。
两天后他们来了。事前我让政府办主任准备一点水果，我说要会见两位残疾人朋友。年轻主任一听客人是那一对子，即发怔，好一会儿，才小心翼翼地请示说，要不要让机关保卫，或者让公安局派两个警察到这里，有所防备？该主任那天跟我到过现场，看过柳树挥棒打人的场面，显然心有余悸，怕齐代县长也来领教一回，讨柳树一棒。因为腿脚不便，该瘸子格外身手不凡，舞棒手势特别灵巧，令人过目难忘。
我心里难免还有一种痛切，以及不平。我哈哈哈哈故作轻松，其实没那回事，笑得很痛苦的。受处理后我赋闲一年多，在家“读研”，写《内参》，感受真是丰富极了，未曾亲身经历实难以想象。我总想如果还有机会，我一定要证明自己究竟是个什么人，证明我想做的是些什么。应当给我处分，似乎也应当给我锦旗。
我说不必，别怕。这是政府大楼，不是船民街小巷。环境不一样，他不会乱来。现在也不是那个时候，情况变了。
这就是我所谓的“作风不佳”，因为一些青年妇女的问题“犯过错误受过处分”的故事。我为什么要一直走到船民街小巷的底部去看一个残疾人居住的黑屋子，为什么自嘲“视同残疾”？这就是缘故。蔡小霞使我想起曾经有过一位健康明朗的湖南女孩，她曾经代表人民对我表示爱意，同时表扬我也爱她们。我愿她还活在家乡的轮椅上，愿她能像蔡小霞一样得到帮助，不仅在助残日获赠三百元钱。
我就这样在自己的办公室独自会见我的两位残疾人朋友，也算勇敢。一个来月时间过去了，我注意到蔡小霞气色好了很多，不是那天抬出黑屋子时那种死人模样。她的眼睛明亮清澈，让我无法把她跟盲人联想。她穿了件新衣服，尽管她不一定能够感觉新旧衣服有多少区别。柳树跟在她后边，一瘸一拐进了我的办公室。小伙子也穿了件新衣服，打份得像是新郎信上丈母娘家做客似的。他的一头乱发已经理短，脸色依然苍白，眼光有些乱，手部动作相当神经质，基本不说话，略显无精打采。
我无以自辩。这家工厂将职工宿舍、库房和生产车间混处一楼，另有其他消防隐患，被责令停产整顿。我作风不深人，未细察情况，奉我的指示处理该厂欠薪事件的政府办人员又听信企业主言辞，打着我的旗号，压相关部门暂缓执行消防规定，允许该厂重新开工，以此博得我的表扬。惨祸因此酿就。
这一＿对残疾人真是天造地设，差别如此巨大，让人想不明白他们怎么会搞在一起。这样的两个人却是感情至深，超乎常人，我非常清楚。那一天在黑屋子外边，柳树满地翻滚，哭嚎连天，痛不欲生，不是因为被警察制服，是因为无助，他可能以为蔡小霞已经活不成了。女的也一样，那天晚上我到医院探望她，她头上手上缠着纱布，正在接受输液。医生说她头部伤得不轻，左手臂骨折，营养不良，比较虚弱，但是没有生命危险。那时她已经醒了，也从其他人员那里听说了发生过的事情，一看到我她就哭泣不止，翻来覆去一直说：“他不是故意的。”
事后，我因负有领导责任被解除县长职务，并受严重警告处分。这一结局对我而言尚属幸运：当天恰逢周末，有大批本地农村女工回家，未在厂区过夜，否则死伤人员肯定倍增，后果将更为惨烈，我将承担更为重大的失职之责，我的职业官员生涯肯定将就此告结，政治上完全报废。
她在替柳树求情‘她是说柳树伤害她是意外，他不是故意的。她的意思还包括柳树伤害他人是情急之下丧失理智．不是有意行为。瘸子在盲女感情中的地位，当初她在县政府大门外用手背抹眼泪时，我就有极深刻的印象。客观地说，柳树伤害其妻肯定不是故意的，伤害他人就不一定，从他在我的轿车车头上打出一道凹痕那次起，我就感觉这人身上有一股敌意，没由来，却存在，可能出自失意落魄者的心理扭曲。这人拄着拐杖，跟着他的妻子一瘸一拐走进我的办公室，敌意并未消失，它藏在他的新衣服里，如一头野兽在他的肩头挣扎耸动，我能感觉出来。他身上那件新衣服只表明蔡小霞的一番苦心，盲女希望我们知道柳树已经醒悟，听话，愿意合作，他不会再胡闹了。我相信柳树之所以强压其暴烈之性，同意蔡小霞把那件衣服套在他身上，做一种驯服状前来走访，更主要是因为内疚，还有后怕。这家伙曾差点失手把她弄死，此刻他得听从安排，不能再违拗她、伤害她。
那天我在市里开会，接到灾报后漏夜急赶回县，到达时大火已被扑灭。我到现场查看了火情，赶到医院看望伤员。我看到了给我送锦旗的湖南姑娘，她有幸从火中捡了条命，但是因跳楼身负重伤，腰椎骨折，从此再无法站立，将在轮椅上度过余生。
蔡小霞跟我说了他们生活的情况。她说，我给他们安排的周转房挺好的，比他们原来居住的破屋子好到天上去了。·街道给他们买了新家具，给他们送来救济款，还留下电话，答应帮他们解决各种困难。她说，她和柳树知道所有这些都是政府关心，是齐县长安排的、他们总想着应当做点什么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只是不知道他们可以做些什么，想来想去，两人商量出一个想法。
这面锦旗以及它上边的文字没让我玩味多久。一个多月后，一个晚间，这些女工所在的企业于深夜发生火灾，火从地下库房燃起，烧人一层车间，蹿上二层，再逼上三楼、四楼女工宿舍。消防队赶到时，整座大楼在熊熊燃烧，女工们接二连三跳窗逃生，厂区一片惨叫。有六位女工在这场火灾中死亡，伤者数十名。死伤人员焦头烂额，肢体残缺，惨不忍睹。
“柳树琴弹得可好，他会好多种乐器。”她说，“我们可以开一个音乐会。”
我止不住发笑。她们绣在锦旗上的不是对联，实为两句标语。送锦旗的人显然出自底层，文化水准不是太高，Ail I不擅咬文嚼字，比较熟悉标语口号，尤其是一些土造标语。锦旗上的这种标语早年间以各种变体通行于许多相关场合，例如：“人民卫生人民抓，抓好卫生为人民”、“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人民管”等等，通俗易懂，但是用得太滥，流于庸俗，现在已经比较少见。难得她们记得，绣在本锦旗上，虽不是很通，意思表达大体清楚。
她想开的当然不是维也纳金色大厅里的那种音乐会。柳树琴弹得再好，也只属于自学成才，无师自通，层次有限，离维也纳还差得太远。他们的用意不在音乐，竟然意在齐代县长。蔡小霞通过她的电话服务，也通过县广播电台的广播知道他们旧旧所居船民街已经进人大规模拆迁，但是仍有一些居民因种种原因思想不通，需要进一步说服。她和柳树想在他们旧居的废墟周围开代场音乐会，她想把这场音乐会起名叫“明天会更好”，用他们的音乐现身说法，把齐县长一再描绘过的美妙远景告诉大家，让大家感觉到未来和希望，增加克服困难的决心，服从政府的安排。
她说的是她们送我的礼物：一面锦旗，红缎面，绣有两行金字，“人民县长人民爱，人民县长爱人民”。
我很惊讶。我没想到盲女蔡小霞竟如此聪颖，想出的主意会如此绝妙。
她说：“县长，这是我们自己想的，心里话。”
我说：“很好。很好。”
两天后，有五个青年女工代表来到我的办公室，上门致谢。我心里有数，这些女孩子忙着打工挣钱，她们见识不会太多，胆子并不太大，一般不会如此自发结队踏进县政府大楼来接见县长。可能是妇联主席政府办主任等人在后边策动她们上为了让县长高兴高兴，也为本项三八妇女节维权活动划个圆满句号。这些女孩中有一个姑娘比较会说话，大约二十出头，圆脸，短发，长得很清楚，是外来妹，湖南人，笑模笑样，让我印象很深。
我笑，哈哈哈哈，由衷的。
“她们知道这是县长亲自批示办的，都说，感谢政府，感谢县长。”
十天后，晚间，这场残疾青年主办的音乐会在船民街的废墟上举行。县里相关部门为这场音乐会操办了大量具体事务，包括平整演出场地、布置灯光音响和为残疾演员们化妆。当晚县电视台出动数架摄像机，对音乐会做全场录相。指挥部在现场安排数排小马扎作为听众座位，到场欣赏音乐会的有县里干部、工地施工人员、各界相关人士以及一些船民街居民。现场附近，旧日船民街此刻已经拆除殆尽，废墟间却还三三两两留有一些民宅，这是一些因种种原因暂时拒绝搬迁的所谓钉子户，在破砖烂瓦中它们形单影只。大局已定，他们坚持不了多久，我有足够的耐心请他们一起从容欣赏音乐，愿能与之有所抚慰。
我在女工们的申诉上签了意见，要求县政府办协调有关部门，了解情况，采取措施。企业有什么问题，政府尽量帮助，女工们的欠薪，企业应尽快发还。一星期后，直接负责处理此事的政府办主任向我报告，问题已妥善解决，该企业确实碰到了一些困难，导致生产不能正常进行，经政府办协调，生产恢复了，女工们也领到了欠薪。
我早早到场，有许多县里部门领导闻讯随同，这场废墟音乐会因此群星闪耀。舞台上有残疾青年，并无歌星，唯有代县长和部门领导们聊为弥补，一起曝光。当晚音乐会由蔡小霞主持。盲姑娘身着盛装，被打扮得格外漂亮。有三个乐手参加演奏，两个为伴奏，主角是柳树。柳树那晚化妆也很精彩，穿件深色西装，别别扭扭夹着拐杖。不管如此出场是否心甘情愿，他演奏得相当卖力。
我说：“这事抓得对。”
其间出了点意外。
女主席听进去了。这人有干劲， 回去后就搞方案，打报告，在县电视台发布新闻，公布投诉电话，办理维权事宜，弄得有声有色。半个月后她来找我汇报，讲到了一件事情：城关一家私营纺织企业有百余女工，其中半数来自本县乡村，半数是外来妹。这百余女工已经被欠薪两个月，老板以种种理由拖欠，甚至说企业办不下去了，打算关门走人。女工们写了份申诉，通过妇联提交政府，恳请帮助。
他们演奏主题曲，柳树弹扬琴。音乐高潮处，突然“砰”地一声乐曲中断，扬琴的一根弦意外弹崩。场上有人发笑，柳树静默片刻，抬手用力一掀，把眼前那架扬琴推倒在地。场下观众顿时面面相觑，不知道柳树突然发的哪门神经。我坐在第一排。我看到台上跑前跑后指导这场演出的那个人站着发呆，慌了手脚。主持人蔡小霞也呆立茫然，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我说，妇女同胞过节，拟开展的活动项目都不错。我考虑还应当增加一点内容。妇女节是全体妇女的节日，不能只在机关周围哈哈哈哈， 自娱自乐，卡拉OK似的。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关注一下妇女中的一些特殊群体，例如女工们。现在一些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用了大量女工，这些女工工炸很累，工资不高，权益还屡受侵犯，也属弱势群体。妇联不是有个维权部吗？能不能在三八节到来之前，组织一点力量，采用合适形式，开展一些维权调查，找几个典型，为困难女同胞们办点实事？
“给他二胡。”我用指头向指导示意，尽量显得声音平静，不慌不忙。
“别急，”我笑着对主席说，“今年三八节我要特别关心妇女，给五万，一刀不砍，但是你们得重新写一份报告给我。”
那是县文化馆的干部，他立刻抓过一旁道具桌上摆着的一把二胡，跑过去递给柳树。哪想柳树看也不看，举起二胡用力往下一砸，砸在倒地的扬琴架上。
我在那一刻突然发怔，电话都听不下去。待妇联主席把报告放回桌上，我即放了电话，把那张纸拿起来，当场一撕两半。
那一刻全场鸦雀无声。
我批了几个字。类似经费要求， 申请的和审批的都心里有数，在申请基础上砍一刀，狠一点的话拦腰砍断，要十万给五万。善一点砍个小头，要五万给三万。我正考虑这一刀狠一点还是善一点，电话响了，我把笔一放先接电话。时恰逢变天，外头刮风，听电话间一股风自窗外吹来，桌上报纸文件忽一下四处乱飞：妇联那份报告被吹出桌面，落到地上，滑进屋角沙发座下边的缝隙里。女主席赶紧跑过去搬沙发，捉拿那张纸。她还得凭那上边县长的批示找财政局拨钱呢。
我再次发话，语音依然平和：“把小提琴给他。”
两年多前，我在邻县当县长。那年二月，县妇联主席拿份报告找我，一是报称她们筹划三八国际妇女节活动，届时恭请县长参加，以示“关心妇女”。二是要求批一点活动经费，要的钱不多，打了五万。她们计划搞一场各界妇女联欢，评选本县十佳妇女标兵，还有一个时尚节目，叫“夕阳红”中老年妇女时装表演。
柳树再发神经，把小提琴举过头顶，但是这一回没敢再往下砸，可能因为比较心疼这一把琴。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收回手，把琴往下巴上一夹，演奏从头开始。
为什么要这样？有缘故。我说过，有些记忆很惨痛。
除了这一插曲，音乐会一切顺利。
我没有笑，但是和颜悦色。我说你回去吧，没关系，不想搬就别急着搬，到时候想搬再搬。电话的事我已经安排好了，先用再说。本来让他们装在你们的新房子里，现在改过来，就先装在船民街那边。明天电信公司会派人上你们家去，请你加盟他们的服务热线，报酬从优。其他费用你不必考虑，认真干就是，像你在四川老家时一样。还有什么需要帮助，你们尽管跟我说，我会替你们想办法。
残疾夫妇所办“明天会更好”废墟音乐会的新闻于第二天分别在市、县电视台播出，两天后上了省电视新闻。新闻当然经过剪辑，柳树推扬琴砸二胡的情节自当滤除。这场音乐会使一对残疾夫妇成为本县新闻人物，客观上也帮助了船民街的拆迁工作。几天后，这条街上的所有民居全部拆除，“群生计划”最大的难题圆满破解。
盲女不会撒谎。事情的突变肯定跟柳树有关，这人挺躁：“害人贪官去死”。齐县长别指望缎子金字的锦旗了，瘸子可以说不，瞎子没有办法。
我开始考虑为他们找一个新的住处。
她哭了：“不是他，是我。”
有一周末，因县里开会无法离开，我妻子依例前来劳军，搞卫生。．这人婆婆妈妈，念念不忘见过一次的盲女。我兴之所至，决定于所谓百忙中抽空，携夫人视察该盲女及其瘸夫迁住的新居。这一视察坏了，妻子在现场哼哼哈哈，也说不错不错，于盲女面前做表面文章，一回头就对我埋怨不止，说你一个大县长给人家找的就这么个破地方？预制板旧楼，一层，又小又潮，还好意思说什么新居。我告诉她房子不错了，比他们原先住的船民街黑屋子好多了，蔡小霞自己说，好到天上去了。这还是我让街道办事处想办法硬挤出来的，给残疾人找间房子，有那么容易吗？我告诉她不光找房不容易，把这对残疾人请进去也不容易，当初柳树发横，死活不搬，我在盲女受伤昏迷，柳树举棒伤人那回下令拆掉他们的房子，事前搬出他们的东西，全部送到这里，柳树断了退路，才不得不服从安排，住进该新居。妻子听了依旧不服，她说你这还是糊弄人家瞎子，你就不能帮忙帮到底吗？
我说：“小蔡，这是你们家柳树的意思吧？”
我觉得很受刺激，想一想也有道理。这对残疾青年所谓新居好不好倒在其次，关键在于这只是一处周转房，只供他们临时居住，不可能成为他们的长期住所，总还得帮助他们考虑最终可以定居的那个屋檐。
她在宿舍楼的门洞边已经守候了大半天。干什么呢？竟是急急忙忙，专程前来拒绝。她说，感谢齐县长的好意，她想了一个下午，觉得不敢让齐县长这么操心，他们还是先守着自己的破屋子吧，不搬了。电话也不要了。
有一位姓张的房地产开发商找我，请我帮助解决项目报批的一些具体问题。这位老板刚刚参加招标，得到了船民街附近一块土地的住宅开发权，此前在县城中心地带开发房地产多年，手中握有几块楼盘，颇有实力，这人对参与县政府全力推行的“群生计划”态度也相当积极。我知道他手中有一些空置住宅，主要是不被消费者看好的底层住宅，那一对残疾人需要的恰就是这类房子，因为行动不便。
竟是蔡小霞。盲女听觉过人，她听出了我的脚步声。
我给他讲了两个残疾人的故事，让他拿一个小套住宅，作一项善举，安置这对残疾青年。这人爽快，也可能因为有求于政府和我，欣然应允，说：“行，就把他放到我这边的拆迁安置户里吧。”
下午妻子走了。当晚有市里部门要员到县里检查，我去酒店陪客，九点来钟才回到宿舍。还没进楼，一个黑影从荡洞边钻出来：“齐县长。”
这人在船民街附近的开发项目涉及到拆迁民房，需要为相关动迁者提供安置。
妻子问我，电信部门不归县里管，说得通吗？我说你以为你丈夫光会犯错误受处分，然后哈哈哈哈？让电信公司收容全县的瞎子，这个做不到，一个蔡小霞也帮不了，要我干什么？以往这一对残疾人没有固定职业和收入，柳树有时在地下歌厅乐队拉琴，有时沿街倒卖盗版光碟，同时依靠各种救济勉强度日。事实上他们还有谋生能力，给他们机会和帮助，命运就可能改变，不再被压在生活的最底层。
几天后他来找我，说有问题了。房子是现成的，事却不好办。为什么呢？原来柳树并无安置资格。两个残疾人住的黑屋子原不是他们的，该房连同一旁民居的产权归一位老太太，柳树只是租住。事实上柳树连租住户的资格都没有，这房子的正式租户是柳树的一位远亲。柳树并非本县人，小时候在市里儿童福利院长大，后四处流浪，几年前才来到本县，居无定所，后来借居该屋，相当于替人家看房子而已。他搬出后不可能指望得到赔偿，也无权拥有安置房。
我也笑：“对，就是那个东西。”
这可能是他早先死活不搬的主要原由。
“我知道锦旗。”她笑，“红缎子，上边绣金字的。”
我说这就对了。这一对残疾人现在已经无家可归，或者说他们本来就是无家可归。眼下他们能够找谁？观音菩萨，还是土地爷？找不着的。所以只能靠社会，靠政府。政府不能只管领导们和老板们的事，还得管百姓的，包括类似弱势群体的事。老板们赚了钱，有了能力，配合政府施点援手，回报社会，也应该。对不对？
盲女欢天喜地离开。走之前她说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县长。我开玩笑，我说这个容易，到时候你们可以送我一面锦旗。齐县长喜欢锦旗。
他说：“我听县长的。”
我说放心吧，没问题，你们会有一部电话，你马上还会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我说张老板放心，好心终有好报。”
“我只会做这件事，没有其他谋生手段。”她说，“外边盲人有的做按摩，有的算命，妈妈不让我学那些。她说，瞎子也能有文化的。”
他笑，立刻给我送高帽。他说齐县长一心为民，本县人民真有福气。我也笑，我说我算什么呢。当年杜甫老先牛胸怀雄心壮志，“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哪办得到？别说全县寒士，再有两三个残疾人找上门我就招架不住了。我还能把你张老板的房子全数征用，分给瞎子和瘸子？但是能办一个算一个，这一对儿我肯定要帮到底。
她解释说，她在四川老家时，电话初装费还很贵，母亲节衣缩食为她装了一部电话，让她可以借以跟人交流。后来她参加当地电信部门开办的热线服务系统，作为一个特约人员，为电信顾客服务。常有这么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人，生活中受到挫折，心情郁闷无处排解，求助于电信服务热线，希望诉说、交流、咨询，得以放松。蔡小霞当时是最受欢迎的热线服务人员之一，因为她善解人意，有同情心，能够倾听，长于交谈，她的身份也具特殊效应，一些对话者听说她天生盲目，异常艰辛依旧顽强生活， 自我感觉顿时良好许多，怨天尤人之气也相应消减。蔡小霞以此帮助别人，也从电信部门获得规定的报酬，因此特别投人。离开家乡来到本县后，她就再没用过电话，因为没有钱支付安装和通讯费用，．她向本县电信部门申请过，答复说他们的谈话服务人员已经足够，没有增加的计划。
一个月后，蔡小霞和柳树迁人本县“新元花园”，有了一套二居室住宅。是真正的新居，条件很好，小区环境亦佳。此刻已经不用我发话， 自有许多人关注这一对残疾人，并提供各种帮助，因为他们办过一场著名的废墟音乐会，本县齐代县长率众多干部在该音乐会上公开露面，显示出与这一对残疾青年的特殊关系。
我感到意外。没想到她还会这般要求，似乎有些奢侈了。
后来的事情略带喜剧色彩：残疾人夫妇喜迁新居的新闻上了市里电视，然后又上了省里报纸，随之媒体人士接二连三闻讯而来，打听此间新鲜，挖掘其中意味，充分表现对弱势群体特别是残疾人士的关爱。有一则报道颇表扬了代县长齐国栋几句，书记曾慰在该报道剪报上批了意见，要各部门领导好好读一读，想一想自己为群众做过些什么。其秘书把批示复印件装在信封里，于第一时间送我，我赶紧去了个电话。
“房子里能安一架电话机吗？”她问。
“书记你这是做什么？”我说，“让我诚惶诚恐。”
这是我早就考虑，作为给这一对残疾人欣然上门做客准备的二份大礼。·不出我料，盲女蔡小霞喜出望外。
他开玩笑，说是在帮我写内参。他说，接近年底了，咱们共同努力吧。
我告诉蔡小霞，她和她的家人可以立刻搬进这套居室，作为拆迁周转。条件不好，但是肯定比他们现在的住所强。
我知道他的意思。年底没什么，问题在于过了年底就是新年，新年之初依例召开县里两会，代县长齐国栋将面临一次选举投票。这次投票应当跟上一次失败的选举正成对照，让上级和本县百姓印象深刻，为此我们都得努力。天底下什么人都有，齐代县长扶助一对残疾青年，在本县也不是没有其他声响，有人说俩残疾青年是“县长的人”，蔡小霞是“县长的瞎子”，柳树是“县长的瘸子”，评价很有趣。齐代县长如何对付？还是那一标准手法：哈哈哈哈。尽量显得轻松，富有穿透性，充满表现力。
“好的，定了。”我说。
显然曾慰认为需要从正面加以支持和引导。
主任报告说他们已经设法调剂出一套房子，产权属于该办事处辖下机构，位于船民街附近一座旧楼一层，一房，有小厅和厨卫设施，三十多平米，是二十多年前盖的预制板房，原住户为该办事处电工，电工另购新房后将其私租他人，后由单位收回。这房子条件较差，但作为拆迁周转房还是满合适。
这以后县里许多部门参与赞助这一对残疾青年，通俗语汇叫“纷纷响应”，“纷纷表示”。开发商张老板因为提供一套底层住宅大出其名，果有好报，如我所预言。他还意外地发现我让其收容安置的这对残疾青年其实尽是资源。张老板说盲女蔡小霞挺上镜，模样耐读，很纯，“看上去一点不瞎”，聘为其住宅开发公司形象代言人，于是该公司各楼盘到处立起蔡小霞推介新楼盘的大幅广告图，配印广告词：“我们憧憬明天”，表明该楼盘大有前景。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不甘落后，施以援手，推荐柳树在所居小区物业部门就业，当了个保安。我始终没搞清楚他一瘸一拐能如何站岗，又怎样抓贼。或许他用他的二胡来维护小区治安？他有那样的暴烈脾性，眼光中有那么一股似乎与生俱来的敌意，加上屡有前科的那支拐棒，他能做保安吗？
“交代你们给找的房子怎么样？”我问。
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的命运已经改变。
我立即给城关街道办事处主任打了电话。
蔡小霞说：“我经常在梦中醒来，以为自己还在梦里。不知该怎么感谢县长。”
“我知道县长是想给大家光明，还有彩霞。”她说，“但是它能属于我们吗？”
我说你们去找一张红纸，画一面锦旗，让柳树写两行字给我，够了。我听说柳树的字写得挺好。
·我跟她说，船民街的破房子拆除之后，会有一条大道穿过城南，一直抵达江边，连结那里一座新建大桥，今后那一带会成为本县交通的主要通道。这对于船民街附近居民有什么好处呢？他们将告别棚户，住进新居，享受现代城市设施和服务。那一带会日趋繁荣，形成一片新的商业区和生活区，当地居民旧的房宅物产将不再只被视如破烂，一旦征用会得到较多的补偿，他们开铺子、搞小加工、做小生意会有更多的利益，找工作机会也会更多。贫困居民的处境会因此改善，收人会随之增加。因此克服一点暂时困难是值得的。
她很认真。她说她问过人家了，都说就送一面锦旗哪行啊，太平常太简单了。
我说，你放心，政府会帮你们想办法。
冬天里，船民街旧日棚户区废墟上新建的县城主通道正式通车。道路沿用旧名，却不叫船民街，那是俗称，它的正式名称早有，叫“建国路”。这条大道破开了全城最破烂的地段，给这座县城，特别是城东南区域带来了一如景观的车道、人行道、绿地、林荫和路灯。我敢说不仅这些，许多人的命运已经因此改变，其中包括不少境况可能比盲女蔡小霞他们略好，但是仍属贫弱的人们。
“我们没地方去。”
举办通车典礼那天，这对残疾青年出了事情。他们挑了个好日子，恰就在县里隆重庆典之际。刚剪完彩，我的手机响了。一听，是蔡小霞。
我笑着打听那行书法作品：“害人贪官去死！”蔡小霞眼中一片茫然。她看不见，不知道是谁在他们家墙上写些什么。她说柳树让她啥都别操心，他来对付。她听说自己住的房子要拆，挺犯愁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县长，县长您有空吗？”
我们请这位盲女在家里吃了午饭，让残联理事长作陪。家常饭，四菜一汤，两荤两素，县长太太的手艺。该同志跟盲女挺投缘，拉着手问这问那，分外感慨，因此菜做得特别用心，客人们连说好吃。
一我一听不对，在哭呢。
县长太太听得烯嘘不已。
“一会儿我给你回电话，小蔡。”我说，“我在通车典礼上。”
后来他们时常联系。母亲去世时，蔡小霞只觉世界整个儿塌了，不知今后自己该怎么生活。柳树得知消息，拄着拐杖乘火车来到四川，把蔡小霞接到了本县。
我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一个典礼总是有许多程序，总是请许多客人，特别是上级领导。动完剪刀之后，领导还有许多活动，得有人陪，我肯定跑不了。因此回过头我就交代政府办人员打电话联系县残联，要他们了解盲女碰上什么麻烦了。
柳树比蔡小霞小两岁，是本县人，孤儿，在市里儿童福利院长大的。他读过书，会多种乐器，琴弹得好，被一个草台艺术团老板看中，进了乐队，也上台演奏，随团四处演出，一直跑到四川。柳树脾气不好，跟老板闹翻了，离团流落在川东，在蔡小霞家乡的公园里跟她邂逅。后来整整一个星期，蔡小霞天天跑到公园听他拉琴，两人就这么相识了。柳树告诉蔡小霞他不想在外流浪，想挣点钱回家乡去。蔡小霞央求母亲帮助他，母亲心眼好，答应了，七凑八凑，帮柳树买了张火车票，送他上了火车。
这姑娘隔一段时间会给我打一次电话，说一说他们的情况。她挺聪明，电话里从来欢天喜地，努力让齐县长为她，还有柳树感到高兴。例如告诉我她的业绩特别好，电信公司因此把她这条服务热线命名为“小霞热线”，写在公司的宣传栏和广告单里。她还告诉我县城数所中学请她去跟应届毕业生座谈，讲“身残志不残”。还有柳树被请去参加五四青年节联欢晚会，表演乐器独奏，主持人称他为“我县著名残疾人艺术家”，等等。她对齐县长从来是报喜不报忧，难得如此用心。也可能有些事她不甚清楚。但是我知道其他一些情况，我还有很多信息渠道。
这位盲女千里迢迢从四川来到本县，与瘸子柳树一起生活，说来很特别：她母亲还活着时，有一个春天星期日，母亲领她去公园，让她感觉春天的青草地。公园里有人拉小提琴，十分动听。蔡小霞问母亲拉琴的人什么样呢？母亲说是个小伙子，头发很乱，衣服很脏，坐在台阶上，身旁有一支拐杖，还有个装钱的纸盒。可能是流浪的残疾艺人，靠拉琴乞讨。蔡小霞说妈咱们给他点钱吧。那个人就是柳树。
县城有家医疗保健器械用品商店，是新开的。有一天商店老板接到了一个电话，要求提供一辆新式轮骑，立刻送往新元花园小区值班室。老板问你是谁呀？打电话的人说他是柳树。老板问你哪棵柳树啊？打电话的人挺不耐烦，说你看过电视没有？这个县还有几棵柳树？老板说你就是那个残疾人艺术家？柳树说我的腿不好，总拄着拐杖挺累的，我想试试轮椅。
她告诉我们她二十四岁，单亲家庭孩子，从小跟母亲一起生活。她家乡在川东一座城市，母亲当过下乡知青．回城后在家乡的报社印刷厂工作，当校对。母亲很疼爱她，悉心呵护，她是在母亲的童话故事和儿歌声里长大的。母亲为她描绘外边的世界，领她想象人间的各种美好，也告诉她做人的道理。她上过盲人学校，但是她的最主要的老师还是母亲。她们的生活不宽裕，却也挺充实。不幸的是母亲得了乳腺癌，发现时已为晚期，拖了一年多时间，做过两次手术，未能救活。这是四年前的事了。
他得到了一辆新轮椅。未付款。他说他要先试试，合适的话他会告诉齐县长，让齐县长给老板打电话。该老板至今还在等我电话。他对县残联主席说，齐县长可能是太忙了。后来县残联为这辆轮椅提供了一笔补助。
我妻子立刻给盲女迷住了。她左看右看，无论如何不相信蔡小霞那么漂亮有神的一对眼睛会是瞎的。她问蔡小霞是不是上医院检查过？蔡小霞笑，说自己一生下来就这样，先天性失明，在家乡时什么医院都去过了。
有回我到县医院看望一位住院手术的老领导，医院院长陪同。看望结束时我跟院长握手道别，他忽然很高兴地跟我说：“我们给他做了CT，没有问题。”
我还真有些遗憾。
给谁做了？柳树。这家伙跑到医院，说他近日总头痛，睡不着觉，齐县长让他上医院检查一下。医生把情况报告院长，院长很重视，让医生立刻安排检查。结果没发现什么特殊问题，除了一条断腿户当然，没有付费。
我说这也真是，哈哈哈哈，紧张什么呢。
这都是我刚好碰上的，我知道我没碰上的肯定还有。我感到柳树似乎是故意这么干，这家伙的神经是有毛病。这样下去怎么行呢？哈哈哈哈，那不反了！
他没有到场。理事长领来的只有蔡小霞一个。盲女连声道歉，说柳树这人性子挺急，其实怕羞，一想起要跟齐县长见面，昨晚紧张得翻来覆去，一夜不眠，今天一早爬起来就跑得没个影了。她怕县长久等， 自己跟理事长来了。
我还没考虑怎么办他，挑了个好日子他又来了。庆典会上一接到蔡小霞电话，我就估计是柳树出的毛病。这一回该不是奉齐县长之命挥根拐杖去抢银行吧？通车典礼快结束时，县残联女理事长给我打来电话，声音有些惊慌。
很遗憾，到底没把她吓着。不是瘸子柳树因齐县长礼贤残人而一变乖巧，是他一跑了之，无从向我们表演他的拐杖绝活。
． “蔡小霞不见了。”她说，“到处找不到。”
我在宿舍的厅里演示给她看：一条腿弯起来，一脚在地上跳，一支手臂挥舞拐杖，另一手臂伸展开以保持平衡。这就是柳树，他就这么干，难得他打得又准又狠。
“不会跑远。”我说，“半小时前她从家里给我挂过电话。”
“你别吓我。”她颇感吃惊。
她也没见着柳树，瘸子不知何往。
事前，我交代妻子特别注意柳树的拐杖，有所提防，有备无患。
我说：“找。有消息就告诉我。”
所谓“县长家”其实就是我在本县的宿舍，并非真就是个人私宅，拿来处理公务也还合适‘我不是本地人，奉命到此地工作，只身赴任。由于实行任职回避制度，眼下县级官员中有不少如我这样的外来干部，由县里提供周转宿舍。我的宿舍平日里就当朝的一个，周末时，如果我因事未能归返，妻子就会从邻县家中赶来，帮我收拾屋子，洗衣做饭，有时还把女儿一起带来团聚。这星期，为了接待客人，我让妻子务必前来，承担女主人职责。妻子在我们老家那个县工会当于部，擅长婆婆妈妈，工作认真，心地善良，业余时间喜欢替青年男女牵线搭桥，热心为未婚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我们是同乡、大学同学。我当县长时，她曾被市权威部门评为“廉内助”，以表扬她不敢帮我收礼受贿，我们以尚有差距为由力辞，无效，一起光荣。后来我受处分回家“读研”，她也颇受打击，所幸性情未改。现在我还把她请出来，共同为残疾人服务，只是不可能让她的红娘专长在这一对儿身上有所展示，未免大材小用了。
中午，我跟书记曾慰一起陪参加庆典的几位重要来宾吃饭。刚剪完彩的这条路修得不错，当天的庆典很成功，午宴也挺好，来宾们都很高兴，我们也是，哈哈哈哈。饭毕，把几位来宾一一送进宾馆休息，我们才喘过气来。
“明天上午，我领他们上县长家去。”理事长说。
我当即打电话找人。没人接，一对残疾青年都不在家。
我问这是哪个说的，女的，还是男的？’不出我料：是女的，瞎子比瘸子会说话。
我回到宿舍，外边站着个人，却是城关公安分局的局长。
“他们说，真是太荣幸了。”
他说，知道齐县长今天太忙，不敢打搅，但是也不敢拖延，所以特地守在这里等候。有一个重要情况要直接向县长汇报， 口头汇报。
隔天，残联理事长回话，她已经见过蔡小霞夫妇，他们感到意外，也很高兴。
柳树犯事了。
本来我也想再顾茅庐。考虑再三，打消了那个念头。指挥部人员正在船民街一带走家人户，就居民动迁进行说服动员，这种时候我去那里掺合不一定好。我心里还另有一重顾忌：助残日那天到船民街慰问，也算办好事吧，莫名其妙忽然冒出个残疾青年就是一拐棒，只差把车头砸扁。此刻再访船民街，是不是还有更意外更令人惊喜的戏剧性情节？说实在的我本人并不害怕这种惊喜，要害怕我还敢做事？但是类似情节出多了，全县流传，到处生笑，也确实不好。所以我决定这一次以逸待劳，把这一对年轻残疾人夫妇请来，到办公室显得太生硬，请到家里最好。我可以不请上门，也容我请人上门不是？残疾青年柳树这回是来做客，当不至于一言不和老棒相向，把本“贪官”家中物品砸个稀烂，有如他在派出所干的勾当。
今天凌晨，一个女子用手机向县110报警，称自己被坏人劫持，请求警察救命，并报了地址。城关公安分局干警立刻赶往出事地点。女子报告的地址位于城西一处旧巷，有数间平房，警察冲进其中一间，控制了其中人员，一共两名，一个正是该报案女子，另一个不是别人，却是残疾人柳树。报案女二十四五岁，外来人员，也不是什么良家女子，是附近一家发廊里的洗头妹，兼营卖淫，为暗娟，有前科。案发平房为该女租住宿舍，也是容留缥客漂娟的营业场所。警察发现现场情况与女子所报有出人：该平房仅十余平米，空间不大，门边有一张木沙发，柳树坐在那张沙发上，控制房门，女子则躺在屋子另一侧木床上，身上盖有棉被。警察冲进去时，两人没干别的，一起在看电视。现场没有暴力搏斗迹象，除柳树持有拐杖外，没有发现其他暴力器械，与一般劫持现场有较大区别。女子对警察还是一口咬定自己被拐子劫持，两人便被一起带到公安分局。经分别盘问，案情基本弄清楚了，原来并非劫持人质，是一起漂娟赖账案。当晚柳树与该暗娟漂宿，讲定价钱三百，凌晨柳树起身要走，暗娟抓着要钱，瘸子赖账，说没钱，有拐杖。两人争吵，拉扯，柳树打了暗娟一杖，暗娟气愤不过，打手机就找警察，她说自己早让警察逮过，脸皮不要了。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拐子，四肢不全还要玩女人，睡过觉了还赖账，她非让拐子吃个大亏不可。按本地处罚规定，漂客暗娟卖淫，逮住了各罚五千，经常全罚到缥客身上。该暗娟平时不看电视新闻，不读报纸，不晓得柳树什么玩艺儿，一心只想让警察痛罚拐子，狠狠教训他一番，却不料柳树不怕。他说：“咱们就在这里等警察。”于是两人一起看电视，各守一头互不讲话像正在惬气的一对冤家男女，直到警察光临。
我说换一个方式吧。请他们到我家里做客，时间就定在周末。
“人现在还在分局里。”局长报告说，“案情也还没上报。”
“齐县长是想再到他们家看看，还是请到办公室座谈？”
我知道他的意思。警察根据报案，在自己的管辖区域里抓住了一对违法人员，本来没什么大不了的，按规定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但是这一回他们感到有些棘手，因为扣住的是柳树。柳树有何麻烦？首先该残疾人没有几个钱，肯定无法足额交付罚金， 自己的罚金都交不了，别说加上暗娟的。而且他显然不打算交这笔罚金，如同他非要赖暗娟缥资一般。警察能怎么办呢？不处罚了，放了他？会不会太便宜他了？处其拘留，关进看守所或者弄去劳教？这就更复杂。该残疾人不好侍候，他在本县城还颇有知名度，谁都知道他和他的盲妻跟齐代县长的关系，俗称“县长的人”。
我请她再去看看这位盲女，还有她的家人。我说，县里在船民街搞建设，这家人可能面临一些新问题，需要了解一下，尽可能帮助解决。我打算跟这一对残疾人聊聊．做点沟通．请理事长代为联系安排。
所以分局局长赶紧找我。他一定挺犯愁，怎么跟县长说呢？让县长管这种事，还要他这个分局局长干什么？偏偏柳树身份又比较特别，“县长的瘸子”，不及时向县长报告，万一县长不高兴了，怎么办？所以还是得说，或放或罚或关，请县长做重要指示。县长不表态，起码表达一点意向吧，至少他们算是及时做了报告。
尽管已过一段时日，她还印象深刻，连说记得，是个盲人女子。
我没含糊，也不哈哈，给他一个明确态度：“这个不必问我，你们依法办事。”
“助残日那天，咱们在船民街临时去的那户残疾人家，还记得吧？”
“是，是。”他有些口吃了，“我们研究一个，一个办法。”
我考虑了数日，给县残联理事长打了个电话。该理事长是女性，为人热心，十分敬业，我交代了她一件事情。
我说行了你去吧。
我表扬了指挥部诸位下属。我说，你们及时向我汇报，这做对了。要是急急忙忙把警察叫来，慌慌张张去收拾一个残疾人，激化矛盾，影响大局，这就错了。
他却不走。说还有情况汇报。
不由我想起座车车头上拐杖敲击出来的印记。肯定是他，残疾青年柳树，这还能跑到哪去？对这家伙又能怎么办？哈哈哈哈。
他说，在处理柳树案时出了个小岔子。上午的值班民警是两个年轻人，他们经验不足。柳树被拘到分局之初，在做笔录时情绪尚可，没有激烈举止。询问处理中双方开始争吵，柳树感情冲动，动作猛烈，与办案民警发生肢体冲突，幸而事前收了他的拐杖，没有酿成流血事件。两个警察把柳树就地铐起来，还扣上脚镣。柳树赖在笔录室地上不起来。说警察打人，有种就把他打死，不死的话，他出了分局就找报社，找电视台，找残联，找县长。
工程建设指挥部的人员把这一场景拍了下来。他们向我汇报，请示是否报警，让警察介人调查并处置。他们说，根据初步了解，照片上这一行黑字可能是本房屋住户自己涂写的。住户是个年轻残疾人，拐子，性情暴烈，对拆迁事项反应激烈。前些时候指挥部工作人员勘察现场，在这间房屋外墙上写下“拆”字，这残疾人立即冲出家门，挥舞拐棒，大喊大叫，情绪冲动。另据旁证，该拐子聪明，腿脚不行，手却灵巧，能写一手好字，年前在街上叫卖过春联，都他自己写的。所以此人嫌疑最大。
“他们向我汇报，我立刻换上两个人，把原先两个撤出来。”分局局长说，“铐子脚镣都已经卸掉。但是柳树的情绪还是非常激动。”
谁干的？“拆”字来历清楚，是城建部门人员的手笔。这种手笔各动迁地带随处可见，有关方面人员根据规划，在各需要动迁的建筑醒目位置写下这个字，表明该建筑列人拆迁范围，只标明该拆，不涉及赔偿金是否谈妥，安置方案是否确定，需要在什么时间内拆除，由谁拆除等等具体问题。这是常规作法，无可厚非。那一行黑字来历不明，指向却很明朗，针对的是“官”。哪一级别的官呢？显然是决定和执行那一“拆”的官员。大至本县长，小至提一桶红漆在该建筑上涂写画圈，公开展示其书法水平的城建部门工作人员。称颂我们这些人为“贪官”，且“害人”，诅咒我们“去死”，感情色彩相当强烈。
他检讨，说治下民警急于结案，办案中可能确有些处置不当之处，不排除有轻微刑讯逼供行为。对此他一定认真调查，严肃处理。柳树一案从起初情况看，除缥娟外，尚未涉嫌其他违法事项，后来虽发生与警察肢体冲突，妨碍警察履行公务，妨碍办案等情节，考虑到其残疾人的特殊情况和民警办案中的一些方法问题，可不予追究。在离开分局到县政府汇报前，他们已经准备放了柳树，罚金暂欠，今后补交。但是柳树拒绝离开，依旧大闹特闹。
他们说，黑字已经给涂掉了，用白石灰水直接抹上。
“他说．他说……”
他们给我看照片。正是那间房子，我还有印象。正面墙壁略倾斜，用一根粗木柱顶撑住。跟助残日那天慰问有所不同的地方在于墙面，墙面上有一个大大的红字：“拆”。下边还有一行批语，黑字，字体略小一点：“害人贪官去死！”不计内容和面积，仅从书法角度欣赏，那一手黑字写得相当漂亮，比红字水平高出许多。
我的手机响了。分局局长把话收了回去。来电话的是残联女理事长。她把她手下那些人都叫去找人，一直姆找到蔡小霞。街上有人看到过盲女，说她乘一辆三轮车往城西方向去了。他们找遍城西大小角落，没有她的影子。
我为什么要临时指定在船民街找一位残疾人作为助残日慰问对象？为什么要穿过小巷一直走到一间外墙用木柱顶撑的破旧黑屋子里？因为我正在筹划拆除这条街道和小巷，．把两个残疾人赖以安生立命的黑屋子夷为平地。船民街位于县城东南，恰在旧日群勇村和生水村的结合部，破旧棚户区的中心位置。船民街是俗称，它的正式名称叫“建国路”，数十年前，这里曾经是一片荒滩，傍着一条江流。当年江流航道通畅，有众多小型船只航行其间，多为货运木船，船民们家家户户生活在船上。后来，随着上游水土流失、航道淤积，以及运输越来越倚重公路和铁路，本县县城的航运史终于划上句号，众多船民丢弃他们的船只，走上江岸，经政府安置，就近定居在江滩船民街一带。定居船民遇到了更多的生活、就业和提高收人方面的困难，船民街一带因此渐成棚户区中最破烂之境，满目疮痰，直到今天。
我说：“继续找。”
后来我想，或许是那个人促成了我的决心，就是那个蹲在黑屋子里抹地板，然后于隔日在县政府大门外哭泣的残疾女子。还有她家一棒打凹我车头的那位瘸子。
我把电话收起来，问了公安分局长一句话。
但是我打定主意要干。
“你们跟柳树的家人说些什么了吗？”
所以曾慰替我担心。我计划拆除县城东南棚户区大片破旧民居，大批动迁群众将面临许多困难，一些特殊群体遇到的困难之大可能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尽管是为了他们生活的最终改善，但稍微处理不当，他们的不满和意见还可能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那样的话，我这个代理县长将首当其冲，决无好果。刻薄点形容，我这叫找死。
果然。柳树被拘后，办案民警打过电话给“县长的瞎子”。著名的“小霞热线”谁不知道呢？民警让蔡小霞马上到公安分局领人，并交罚金。蔡小霞很紧张，问柳树又犯了什么案？警察说是缥娟。蔡小霞立即在电话里哭，说他怎么会这样？家里哪有那么多钱呢！显然是警察的这个电话让案子复杂化了。此前柳树虽然不合作，却也没有激烈举止，一听说已经通知蔡小霞来交钱领人，他突然跳起来，拿脑袋、身子猛撞警察，嘴里大喊大叫，整个人疯了一样，完全失去了理智。
法律规定县长须由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县人大闭会期间，人大常委会可以选举副县长，却无权选举县长。我到任后，县人大常委会依例将我选为副县长，并代理县长，主持县政府日常工作，这个身份将一直延续到来年春天召开县人民代表大会时为止。届时我将被提名为县长候选人，如果有幸不遭遇我前任落选的尴尬，我将正式成为本县人民政府县长。在得以正名之前，我有将近一年的代理期，这也将是人们对我的考察期。除了代理县长，我或许还可以自称为候补县长，或者是试用县长，如果这一年里我的表现欠佳，到时候无法制止人民代表们在我名字上方的空格内打叉―他们已经有效地叉掉了一个，有了足够的经验。
我很生气。我说：“你们怎么就不会多用点脑子！”
我们合作得不错。应当说我们是最佳搭配，找我来当这县长肯定是着妙棋。我当过五年县长，不是生手。这个县因我的前任们内让被耽误了数年，有如那项屡提屡弃的“群生计划”，现在需要有人来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我自认为这方面比较擅长。特别我还如自己所称是个“犯过错误受过处分”的干部，重新启用之后自然会格外珍惜机会，客观上我会更加注重做事，而不指望急功近利，玩虚的，图谋得到迅速提升，因为处分将影响一定期限，一段时间里我没有提拔的可能。同时我也会特别注意跟书记协调一致，尽管我年岁长，资格老，经验足，头上却顶有个疮疤。
“我批评他们了。”分局局长嘴里哩喳抽气，“批评了。”
，我也笑，我说书记开玩笑，‘渐愧。
我说，柳树的事情不急，别管他。现在蔡小霞不知去向，大家正在辉她，分局也安排民警帮助找找吧。这位盲女没有违法，为什么要伤害她？即使是办案需要，也应当注意方式方法。社会各界对她很关注，县里，市里，省里，很多人知道她，还特别同情这个残疾姑娘，要是出个什么意外，怎么面对大家？
那时他就笑，问说：“你那‘内参’写的就这个吗？”
分局局长说齐县长放心，他立刻安排，一定在最快的时间里找到她。
我说，我相信下边会有人嘀嘀咕咕，不管台面上的人物如何讳莫如深。这就像一个秃子头上长了个疮疤，他要是总·戴顶遮阳帽唯恐旁人注意，旁人的眼光肯定无时无刻都盯在那顶帽子上。他还不如争取主动，哈哈哈哈，秃着个头欢迎欣赏，大家看腻了便视而不见，让太阳晒一晒，疮疤没准还会好得快些。
他嘴里吭吭吭吭，还想跟我讲柳树的事。我一摆手制止他。
事后曾慰说我：“你怎么搞的？何必呢？”
“不用讲了。”我说，“他的事我说过，依法办理。”
我说，刚才几位领导都讲了话。他们提到我一些优点，没有讲到我犯过的错误，以及我受过的处分。我明白这是顾及我的面子，我要感谢各位领导的好意。我在这里之所以特别说明这一点，是想以此表示，有些记忆很惨痛，我不会忘记。我深知自己这样的人能被再次委以重任实属不易，我一定不辜负所有人的期待。
“县长，县长，”他急了，“这人还有问题。”
我没有笑。我只是故意说得轻松一点，于我而言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
“县长的瘸子”还有什么问题？他骂娘。以他那种脾性．警察铐了他，他不骂娘倒奇怪了。问题是他没骂警察的娘，骂的居然是县长。他说他一个拐子还怕什么，警察不怕，所长不怕，局长不怕，县长也不怕。谁都知道代县长齐国栋待他不薄，他竟然大喊大叫，声称恨不得打断县长的一条腿，让县长也尝一尝坐轮椅拄拐杖的滋味。
有人忍不住发笑。我相信他们对我的底细一清二楚，至少在听到我即将到来的消息后紧急打听个一清二楚。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全都明白。
“我不怕你们跟他说！你们去，”瘸子对警察撒野，“就是他，都是他！”
最后轮到我表态。我说我应当先说明一下，我是个犯过错误受过处分的干部，我犯的错误源于作风不佳，与一些青年妇女有涉。这件事在座诸位有谁不知道？
不由我笑。
我被确定为新任县长，派来本县工作。到任那天，市里分管副书记和组织部副部长带我到县里报到，县里依例召开班子成员会议，由市领导宣读文件，介绍情况。我很注意听他们怎么介绍我，我发现场上所有人都跟我一样聚精会神。领导对我评价不低，这在预料之中，因为本县上层机关曾经一度混乱，前任主官很不称职，派来接任者如果不是德才兼备，岂不是对本县数十万人民和事业极不负责？领导一一介绍我的履历，十分强调我曾在邻县担任过五年县长，“工作努力，作风踏实，实绩突出”。然后便跳到眼下，希望我如何如何继续努力，希望与会各位如何如何支持我。领导用心良苦，刻意回避了我在家“读研”写“内参”的经历。然后与会各位逐一发言，表示对上级决定的拥护和对我的期待，他们也都一样，刻意回避了同一话题。
我说：“你们把他放了。把拐杖还给他，让他来试试。”
我没想到自己这般了得，用我的自我注解，叫“哈哈哈哈”。在奉命履新前，我已经赋闲一年有余，深居简出，每天在家里看电视，学习报纸以及各种书籍，并在纸上涂写，我自称此为“读研”、“写内参”。我跟友人说自己读的是“县长研究生课程班”，我准备写一份《县长内参》，聊充论文拿来申请学位。我这份内参一定能为当过县长，，正在当或者今后可能当县长的人提供一些宝贵参考，该参考属内部性质，所以称为“内参”。赋闲的这三百多天时间里，我坚持每天写作，深思熟虑，不多不少，只写一页， 日积月累，这样一份《县长内参》也已堪称蔚为大观。我得说所谓读研写内参之类言论都是笑谈，仅供哈哈，不必深究。但它们居然广为流传，为许多同僚所知，这我也是始料不及的。
当天下午，我把县民政局长叫到我的办公室，交代他马上到市里去办一件事。隔天上午他从市里给我回了一个电话。
曾慰先我到任。他比我年轻，不上四十，原在市委办公室当主任，是市委书记身边一员大将，为人稳重，处事精明，水平很高。收拾本县乱局，重塑形象，需要他这样的领军人物。在确定书记人选之后，让谁跟他搭档备受关注，固然两条腿的人有的是，不比三条腿的蛤蟆稀罕，有时候要找一个合适县长也不是太简单。这个人必须有经验，会办事，能很快打开局面，取信于百姓。他还必须顾大局识大体，行事为人夹紧尾巴，决不重蹈前任窝里斗的旧辙。用我们这里的土话说，这个人既要热得发烫，又要冷得结冻。谁有这么高的水平？本人，齐国栋，齐家长男，国之栋梁。
“找到了。”他说。
我和县委书记曾慰到这个县任职，属事出意外。今年年初，这个县开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大会最后一天选举时出了事：县长候选人得票未过半数，依法落选。这位候选人在本县已经当了三年县长，这一次属连任性质，上下脸熟，本来于当选有利。加上县长选举目前均采用等额选举方式，与副县长选举的差额方式不同，不存在竞争因素，照说该十拿九稳，丢个十张二十张票有可能，不至于搞得过半数反对，如此狼狈。因此事情一出，各相关部门全都失火一般手忙脚乱。县人大会以选举失败草草闭幕后一个月，原县委书记被调离，安排到市渔业办当副主任，降职以示惩戒。如此处理，是因为这位书记与落选的那位县长彼此不和，各立山头，明争暗斗，互相扯皮，办不成事，干部群众怨言颇多。通常情况下，党政一把手间矛盾再大，不敢拿人代会选举这种大事开玩笑，这两人却玩得过火了，当书记的竟然授意一些人用选举“搞”县长一下，这一“搞”搞得过了头，群众笑话，上级震怒，便统统下岗。
我让他查柳树的情况。我对该残疾青年产生了极大兴趣。从棒击座车，到“害人贪官去死”，再到准备打断县长之腿，这人真是神经有病吗？柳树是外来人，本县没有他的历史记载。蔡小霞跟我说过，他是在市民政部门办的儿童福利院长大的。我让县民政局长从那里找起。一查，原来他也不是从小就在福利院，是七岁那年才被送去的。那时他是个小流浪汉，他的父亲是个老流浪汉，带着他四处游荡、乞讨。因为一起意外事故，父亲死了，他受伤致残，被福利院收留。这人不合群，性子暴，挺让老师们头痛，但是很聪明，学了一手好字，在市里特教学校上学时迷上乐器，学什么会什么。在福利院他从不讲自己的经历，后来他上中学，没读到毕业就辍学，离开福利院跟一个草台乐班走了。
所谓《县长内参》怎么回事？这话说来挺长。
情况清楚了，我表示满意。但是没有哈哈。
我说请曾书记批示，他批示同意我就写进去。
紧接着我接到报告：蔡小霞有消息了，她在昨日中午从本县火车站搭乘过路班车离开，所乘列车目的地为成都。公安分局长亲自布置得力警员，用拉网方式走访查询核实，信息比较准确。警察是专业人士，这一方面他们无与伦比，比其他人有办法。
他们还开玩笑：“老齐讲得好。这个观点写进《县长内参》了吗？”
分局局长说，他们已经跟铁道公安取得联系，请求协助。一定用最快的速度找到她，把她带回来。
我们操心什么呢？控制全球二氧化碳排放还是推动中国和平崛起？那些事显然不归我们直接谋划。两个县级小官管的事怎么说怎么平常，撑破天不外也就修桥铺路，替本县人民包括残疾人谋点小福利。但是就这么点小事办起来也不容易，所谓复杂性和难度充分考虑了没有。县里开会讨论，与会者大都既表示赞成，也表示担心。他们开玩笑：“老齐这是迎难而上顶风作案嘛。”我跟他们一起表示由衷的高兴，哈哈哈哈，很轻松。我说大家的意思我明白。我考虑还真得这么干。有很多眼睛看着我们，不能再玩虚的，得实事实做。别让瞎子把眼睛都看歪了。
我给予充分肯定。我说有情况再给我挂电话。
“行，我支持。”他说。
但是不必劳驾了。几小时后蔡小霞出现在我的办公室，悄无声息地找上门来。
我说我仔细考虑过了，这事得这么办，不这么办我们交代不了。群众眼睛雪亮，包括瞎子的眼睛都意外地雪亮，没法偷偷糊弄。曾慰最终被我说动，下了决心。
她已经调整过来了，睁着她那双所谓“看上去一点不瞎”、非常有神的大眼睛，平静地坐在代县长办公室的沙发上，双手规规矩矩放在膝头，没有眼泪，不显悲伤。
曾慰问：“老齐，这里边的复杂性和难度你考虑充分了吗？”
她说，她确是上了火车，她打算一走了之，回四川老家去。半道上她下了车，她觉得自己这样走开不对，对不起齐县长，对不起柳树，也对不起大家。
我笑。我说有什么不能？齐代县长多了不起啦？视同残疾。如此而已。
我说你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能，能这么说吗？”
她告诉我，柳树犯了错误，不能全怪他，跟她也有关系。这一段时间里他们总是拌嘴。他们同甘苦共患难，相依为命好几年，从没有这么吵过。柳树野惯了，让他老老实实呆在一个地方，他非常难受，哪怕这环境好到天上去了，也那样。他还特别偏狭，本能地有一种逆反情绪，他说他讨厌新房子，讨厌小区值班室，讨厌那些记者和官员，讨厌自己的乐器，甚至讨厌自己。因此他特别不着家，总往外跑，随心所欲，惹事生非， 自暴自弃，劝都劝不动。
“跟他们说，齐代县长说了，对待残疾人也要像对待县长一样。”
“我在电话里跟多少人谈过心，好多人说我的话像清风一样，给了他们帮助。”蔡小霞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帮不了他，我没办法说服他，他的耳朵听不进去。”
我说，告诉值班室，今后凡残疾人上访，务必特别用心。起码一条，不得让他们在政府大门口无助地哭泣。可以请到屋里劝说，或者通知信访部门派人立刻过来处置。别让旁人看了义愤填膺，以为本政府恶待弱势群体。
’出事前一天他们吵了一场，吵得特别厉害。蔡小霞哭了，说这日子没法过了，她不想再这么下去，她回四川老家吧，大家各走各的。柳树把手一甩，摔门离开，彻夜不归。第二天接到警察电话，知道柳树出了丑事，她不假思索，只拿几件衣服就走，行前才想起要给我打个电话，她没想报告准备离去，只想请县长不要太难为柳树。恰好我忙，说不上话。她抹着眼泪就上车站，搭火车走了。
不由我想起蜷在黑屋子中间的那团黑影。我想这位盲姑娘确实有必要把他们家地板的污水擦干，那地板本就破碎，加上污水油滑，弄不好会摔人的。正常人在那种地方尚且需要踢手摄脚，小偷行窃般格外留神，何况腿脚不灵多出条拐杖者。
后来怎么又回来呢？是她忽然记起了一件事：柳树负气出门时没带家里钥匙。他回家怎么进门呐？她还记起当年，母亲去世那会儿，她的整个世界一下子崩溃了。有一个晚间她把自己关在家里，那一天她什么都没吃，却已经不觉得饿了。她想自己可能差不多，要跟母亲去了。那时有人敲门，很执着，一遍一遍地敲。她过去开门，只听忽地一声，一个人像一麻袋红薯似的倾倒进门里，．摔在地上爬不起来。
“瞎子也被我们劝回去了。”县政府办负责人告诉我．“她知道县长亲自过问她的事情，说了，县长的恩情她一家会牢记在心里的。”
这就是柳树。他从家乡赶到四川接她，身上藏着些钱，却不花，几乎是一路乞讨而行，饥寒交迫、行动不便还饱受欺负，吃了无数的苦头，终于赶到四川，在她最无助的时候。那一夜两人抱头痛哭，从此他们就在一起，永不分离。
我当即指令办公室处理此事。没多会他们就报告说，年轻残疾人早给放了。昨天此人袭击车辆被警察带离现场，警察没打算扣留他，只准备教育教育就放。这家伙在派出所里撒野，用他的拐杖把派出所桌上的热水瓶茶水杯打得粉碎，还在一个实习警察的额头上打出一个包，因此在拘留室被关了一夜。今天上午蔡小霞来到县政府找我，因为其夫被警察带走的事由是袭击县长轿车，恰巧我在此前到她家慰问，因此打算找我求情，放其夫一马。她被门岗挡在门外，直守到下午被我意外发现。其实她根本不必如此费劲，她站在政府大院门外哭泣那会儿，她的瘸子丈夫已经给放出拘留室，回到他们那间破旧黑屋子。为了这个残疾人，两个办案民警被他们的顶头上司派出所所长臭骂了一顿。所长告诉县政府办公室，说这事不必交代，早处理完了。两个办案民警年轻，没经验，屁大一点事，没必要弄成这样。什么人都好抓，残疾人不好抓。别的犯人抓住了先搜缴凶器，你能把瘸子的拐杖也收缴了？缴了人家怎么走路？不缴是不是有意为其提供棍棒袭警之方便？别的犯人抓来可以往拘留室一扔，残疾人行吗？这不都要人侍候的吗？谁来侍候他们？干嘛吃饱了撑着逮个大爷来供？昨天所长去局里开会，不知道这事，今天回到所里一看，当下决定不要瘸子赔开水瓶和茶水杯，一分钱不罚，签个字就把人放了。
她下了火车，在一个四等小站等了近十小时，．上了往回的车，再次走向柳树。
我很意外。残疾人互相配对并不少见，这么一对搭配起来还真是有些反差。
她说：“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他，我不能没有他。”
原来她丈夫不是别个，就那瘸子。姓柳，叫柳树。
我注意到蔡小霞在言谈中有意回避一些东西。我断定她跟她的柳树间争吵的一个重要内容当是本人，代县长齐国栋。柳树生性暴烈，他不是本县的文明办主任，他不必太含蓄，他能向警察充分表露对齐代县长的热烈情感，不太必要也不可能对天天生活在一起的蔡小霞严加隐瞒。他们在所谓“害人贪官”问题上肯定难以互相说服。
“放了？谁？”
蔡小霞回到县城，立刻上门找我，主要目的还是请求宽恕柳树。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第一次在县政府大门口，她哭泣。我让政府办过问，才知道柳树早放了，已在家中。第二次在医院，她向我反复表明柳树伤害她，还有伤害拆迁工作人员均不是故意的。那一次我直接给公安局打电话，没有眼下．“依法办事”那般严谨，只一句话：‘能放就放了。”现在她再次请求，鉴于她的瘸子声称要打断本县长的腿，我该如何办理？
“她说，请求齐县长放了她丈夫。”
不劳我即刻发话，警察自己找上我了。城关公安分局长打来电话，话说得吞吞吐吐：“县长，铁道公安反馈，车上没找到蔡小霞。听，听说她回来了，在县政府？”
“说了什么事吗？”我问。
我笑，我说你的情报很准确。你们动作很快，反应及时，电话也打得恰是时候，给予表扬。我问他柳树目前情况如何，是否还在分局里吵闹，拒绝离去。
我在车上打了个电话，要政府办值班室的人马上到大门口那边，问一下那是谁，在那哭什么。几分钟后他们给我回了电话，果真不错，就是蔡小霞。她在那里哭，是因为门岗拦着她，不让她进政府大门。这个人一味要进政府大门，竟跟我有关：她告诉门岗她要找齐县长，门岗说齐县长很忙，有问题先到信访办去吧。这人不走，她要找的就是本县长。
“是的，不吃不喝，身上又是屎又是尿，疯子一样。”
我觉得这人有些眼熟。车过大门，驶上大街，我才忽然想起来，这人好像就是那个盲女―蔡小霞，“我没见过彩霞什么模样，想来一定很好看。”
我下令剥掉他的衣裤，把他洗干净，然后放了他，必要时强制执行。告诉他，蔡小霞在家里等他，给他做了好吃的，再不回去饭菜都凉了。
门边站着个人。政府大院门口通常热闹，人来人往，个把人在这里站着不稀奇。问题是这人挺惹眼。年轻姑娘，穿着普通，收拾得挺整齐，皮肤很白，圆脸，看上去面容妓好。就这么一个姑娘模特似的站在县政府大门边，干什么呢？哭泣。脸上淌着泪，用手背擦眼睛，模样挺伤心，楚楚动人。
很快的，他们给我回复：柳树听到蔡小霞的反应后立显平静，不再闹了。
隔日下午，市里一位领导到本县检查工作，我提前离开政府大楼，前去路口迎候。轿车开出政府大院时，不经意间朝窗外看了一眼，这一眼挺意外。
我让我的司机把蔡小霞送回家。我告诉她，柳树已经归返，一切都过去了。我说柳树的心里有一个结，这个结需要化解。不只柳树，很多人心里都可能有结子，所以才需要“小霞热线”。齐代县长没打过“小霞热线”，总是哈哈哈哈，很轻松的样子，齐代县长心里就没有结子了？不是。齐代县长拆船民街的房子，给残疾青年柳树和蔡小霞找新的居所，他用这种方式化解心中的结子。有些记忆很惨痛，但是不能止于惨痛。蔡小霞可以把道理跟柳树好好说，他心里这个结可能不容易化，但是不化怎么行呢？一时说不通也别着急，来日方长。
当晚小陈把车开到修理厂去处理。经仔细修补，轿车头部的凹痕基本抹平，没有特别关心特别认真之精神，不会发现有伤。
她把她什么都看不见的眼睛睁圆：“县长，您听到什么了吗？”
我摆摆手不再发问。作为助残日慰问的一个小花絮，这件事并不让人感觉愉快。但是我还能怎么办？哈哈哈哈，恐怕也就如此。不管是蓄意袭击还是偶然发作，该年轻人可能有其理由，但是旁人也许永远也搞不明白。这人在警察胳膊下挣扎时怒不可遏的表情让我印象极其深刻，那张脸面特别生动，我能肯定自己从来没有见过他。
我笑了笑，说：“事情我都知道。”
警察是附近派出所的。他们接到电话，知道县长到船民街慰问。船民街交通特别差，他们急忙赶来，以备有事时帮助疏导，恰遇上年轻残疾人袭车。
我说了来日方长。错了，已经没有太多的来日。
“还好警察来了。”小陈说。
当晚两个残疾人团聚，没有发生任何特殊情况。第二天一切正常，有人看见他们一起出门，在风景宜人的小区里散步，柳树坐轮椅，蔡小霞在一旁扶着，表现很好。第三天上午他们家房门始终紧闭。中午时分，有人在他们那个楼道外闻到一股异味，小区保安马上报警，消防警察即刻赶到。那是煤气泄漏。因处理及时，未酿成更大惨祸，但是柳树和蔡小霞双双煤气中毒，死于家中。
被警察拖走的那个年轻人是个拐子，即瘸子。车头那一凹痕就是该年轻人用他的拐杖奋力敲打出来的，作为对本县长一行在助残日于百忙中风尘仆仆来到船民街陋巷慰问残疾人的回报。为何非得如此惊世骇俗？不知道，没有谁得罪他。此人拄着他的拐杖路过巷子，被我们的车挡了路。我已经说过，这条破巷铺的是石板，石板多已破损，小巷很窄，我们的车因此被迫停在半道，无法前进。停在巷中的两辆车犹如两块开水瓶软木塞，把个狭窄小巷塞得死紧，行人过往因此需要略侧一点身子。瘸子与常人有异，行动往往比常人需要更多的空间，得有个地方让他摆放拐杖，我们的车可能确实给他造成了不便。据说他已经顺利绕开车身走过去了，不知为什么忽然转过头高举拐杖狠命一击，来了这么一下，且有意放过面包车，只拣轿车打。
时为冬日，他们关闭了家中所有门窗，却打开了煤气阀门。谁干的？柳树，还是蔡小霞？没人知道。是失误，还是有意？无法判定。我倾向于有意。他们出事的消息让我极度震惊，无法相信。我赶到殡仪馆看了他们最后一眼，他们的面容相当安详。我得知消防队员破门进人时，他俩躺在床上，身子已经僵硬，仍紧紧抱在一起，分都无法分开。
“一个拐子，”小陈气愤难平，“疯了。”
我几乎无法自持。感觉惨痛。
我知道这里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当时我没做声，上车，降下车窗，跟车下人们招手作别，一切如常。车出小巷，我才问了小陈一句：“怎么回事？”
十多年前，我在他县一个乡镇任职，当书记时年轻，风华正茂。
一个不太深，却分外特别的印记留在我的座车车头上。这辆车尚新，驾驶员小陈保养有方，车身光洁照人。此刻却有一条长约四五厘米的凹痕赫然出现在车头盖上。此盖为金属质地，想在上边敲出这么一条凹痕也不是太容易，得费点气力。
那年元旦清晨，我起个大早，带镇办一位年轻干事检查镇区环境。在镇政府门前大道上与一群人意外邂逅：一个疯子，还有十数个小孩。疯子为青年男性，是民间所谓的“花痴”，寒冬时节赤身露体在路上行走，头发蓬松如同乱草，长及肩膀，腿间物件无遮无拦，跟着他走路动作一晃一荡，有如牲口。跟在他后边的十数小孩多为镇区附近农家子弟，他们尾随花痴，起哄，拿小石子扔他，快活不已。
巷子中部乱哄哄一片，有喊叫声在我们车辆停靠的地方滚动，分贝极高。我看到几个人纠缠在一起，其中一个年轻人情绪激动，声嘶力竭，大喊大叫。这人身材瘦小、头发蓬乱，衣着平常，手中挥舞着一支木棒。有个警察从身后抱紧他，把他胳膊紧紧夹住，让他无法有效使用手中的木器。年轻人因此暴怒，一边挣扎一边狂叫。他们身边还另有一位警察，两位警察合力擒拿，在我们到达之际及时把该年轻人拖离现场。
我说：“这哪来的！”
我们离开。
小孩说镇子那头还有一个，是女的。我抬头一看，果然那边也一伙孩子。有个女子衣衫槛褛，赤着脚，站在村头呵呵笑，嘴里啃一根甘蔗，一望而知为傻子。小孩说，除了一男一女两个神经病，镇区周围还来了数位乞丐，以及一些流浪人员，都是忽然间冒出来的。
她说她叫蔡小霞，彩霞的霞。但是她没见过彩霞是什么模样，想来一定很好看。
我立即打电话，让一位副镇长立刻过来。
“把你的名字再跟我们讲讲。”
“看你们怎么搞的！”我发了火。
我没多说。本来我是想借机说几句话的，现在改主意了，她的话好听。
这一天比较特殊，不是通常元旦。这天上午，有市里、县里的许多领导光临我这小镇，为本镇新建的自来水工程剪彩。这一工程耗时近一年，投入百余万，惠及镇政府所在地及附近三个村子的群众，是迄今为止本镇最大的一项为民办实事工程，是我倾尽心力争取项目、资金，终于做成的一件大事。当天上午的剪彩仪式将在镇区新建自来水厂门外举行，然后来宾将从镇政府门口通道走到镇区尾端，那里有数排外观极破败的民居，居住着本镇区最困难的一些群众，他们因种种原因陷人生活困境，贫穷得买不起水龙头，我为他们免费安装了自来水管线，以及所有的水龙头。参加剪彩的市县领导将走进这些贫困群众家中，慰问他们，并为他们亲手开启龙头，让自来水从此流进他们的生活。
她在自己的衣襟上揩干净双手，用它接过我赠送的慰问金。她说，她眼睛看不见，心里却很明亮。她感觉到有一股亮光在这个屋子里闪耀，这是齐县长和各位领导给她带来的。她感谢政府关怀，祝愿好人们一生平安。
我很重视本镇这项元旦活动，它的每一个细节都被我仔细推敲过，我还组织全镇干部打扫环境卫生，力图从各个方面展示我们的工作面貌和业绩，让大家特别是来宾和领导们能够留下深刻而良好的印象。所以元旦清晨一大早我还要如此用心地四处巡查。我一看见突然冒出来的花痴憨女俩疯子以及尾随起哄的两群孩子就觉得牙痛。一会儿领导来了，这一男一女忽然跑出来招摇，加上几个乞丐冲上去伸手，请领导们奉献爱心，那不免有些难堪了。
有人拿开她手上的抹布，把铁桶拎到一旁。她把两手在衣襟上擦了擦，连声道歉，说屋里没有水龙头，无处洗手。小巷的下水道从屋后边过，那条水沟常堵，污水从墙后缝隙钻过来，四处流，不赶紧抹掉，屋里就连个站的地方都没有了。
我让镇里分管民政的副镇长和民政所人员赶紧处置，给“花痴”弄件衣服穿，至少在挡间围一块布，然后把他和女傻子全都带走，不让他们守在本镇要道上热烈欢迎来宾。还有乞丐和流浪汉，别让他们在那条路上埋伏，·伺机活动。
我也笑，我说：“不全是。我姓齐，代理县长。”
他们立刻去办。几个都是专业人员，有经验，不多久即报办妥。随后车队鱼贯而至，十点剪彩，然后人户。市县领导一直走到镇子角落，进了一户贫困户家中，为他们开水龙头放水，还送上慰问金，该户老少由衷地热泪盈眶。
“谢谢，谢谢，”她笑了，“真是县长吗？”
整个活动圆满成功。没有疯子和流浪汉为我们制造意外惊喜。
街道办事处主任告诉她，蹲在她面前跟她说话的是本县县长。今天是助残日，为发动全社会关心弱势群体，助残扶残，县长亲自率队上门慰问残疾人。
也有一项意外：我代表本镇在剪彩仪式上致辞时恰起风，我一不小心没抓牢，一页讲稿被风刮走，打个旋掉落到一旁堆着的石条缝里。镇里有干部跑过去找那纸，场上略有些乱，我赶紧摆手示意：“算了，完了。”
我在她的面前蹲了下来，看着她的眼睛。这一对眼睛让我很惊讶。它看上去很有神，清彻明静如山间林中两洼湖水，你无法相信它纯为摆设。我注意到她眼中的茫然，显然她不知道自己以及她的这间黑屋子正意外地遭遇关注。
后来有人开玩笑，说我一语成徽，把自己说完了。
我那时吃了一惊。她的话音很特别，轻柔悦耳，一口相当标准的普通话，一听就知道不是我们这类本地土著。黑屋子忽然被电灯照亮时，我发现这位女盲人蹲伏在地上并非有意为我们表演刺猜，她是在忙活。地上臭烘烘一洼水，从屋后床铺下淌出来，在破破碎碎的地砖上千回百转，河流人海般汇到屋子中部，那里低洼。盲人手上抓着块抹布，身边放着个铁桶，正把地上的污水从低洼处抹起，往铁桶里拧。她脸上身上一道一道，尽是污迹。
那天，差不多就在起风那时候，一辆拖拉机在镇外十余公里处山路上意外倾覆，翻进二十米深的山沟里。拖拉机上载有两位镇干部，还有他们从镇区各重要地段搜查到的疯子、乞丐和流浪汉。据后来调查，这些不速之客竟是邻近某县在当天清晨用面包车送抵，空降兵一般投放于我镇的。原来该县当天亦假元旦新年之机，请领导光临，为竣工项目剪彩，出于跟我相同的考虑，他们把流浪人员收容起来，集中遣送出境，送远了嫌麻烦，就近扔到了我这边。我镇里干部奉我之命紧急收容邻县弃物，他们开着拖拉机，见一个拉一个，全都拉到车上，然后拉走，准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空投奉还。却不料运气不佳，半道翻车，一车人员无一幸免，五死六伤。
原来盲人不需要为照明付费。随行人员在门边四处寻找，没找到电灯开关，屋中央那团影子忽然发话：“在柱子那边。”于是电灯亮了。
氰后处分相关责任人，我受重处，被撤职。我用了八年时间努力工作，才得以回到原点。这是我所谓“犯过错误受过处理”的第一笔记录，早于后来的纺织厂消防失职。有一位县妇联主席请我批给三八节活动经费， 申请报告被风吹落，我心有所动，提出让她们增加项目，为女工们维权。为什么？我想起当年有过的一阵风和被拖拉机倾覆于谷底的人。命运很会安排，我因之再次遭遇灾难，几近灭顶。
“她是瞎子。”
我心里颇有不平。我想我这个人其实不错，为什么我总是被自己的努力击中？这种事怎么总让我碰上？所谓“运气就是这么好”。邻县同行空投弃物，一帆风顺，轮到我就是车毁人亡。别的地方消防隐患只隐不患，轮到我就熊熊燃烧。看来我这人哈哈哈哈大有前途，否则怎么会如此备受青睐？生活可能想努力告诉我一些什么，但是一个人一生中经受那么两回也算多有领教了，为什么我还没完没了？十多年前的事情，在许多人的记忆里早已不现，我却需要意外而隆重地再次邂逅。
“怎么不开灯？”我问。
当年拖拉机倾覆山沟，伤员中有一位流浪儿童，时七岁，于此祸中失去一腿，终生致残，其流浪汉父亲死于同一事件。这伤员就是柳树。十多年后我们在另一次事件里重逢，其中多出了一位盲女。我为他们做了些事，却无法消解固有的敌意。一对残疾青年彼此难舍，但是终于还是无法互相说服，无可奈何，算了吧，相拥离去。
我们见到了那位女士。该蔡小霞住在小巷底部一间矮房里，矮房破烂不堪，墙面略倾斜，撑有粗木柱以防倒塌。我观察到这不是正经房间，当是旧日旁边人家胡乱搭盖的杂物间，历经沧桑，现辟为残疾人居室。房间无窗，光线极差，到处黑洞洞看不清东西，有一团黑糊糊的影子刺猾般蹲伏在屋中央的地上，对突如其来的大队人马发呆。
事情可能就这样。有些记忆很惨痛。
这人叫小霞，姓蔡，年轻女性，就住在附近，据说口齿清楚，善解人意。其实我车上的两位责任官员并不认识此人，他们是临时用电话从手下工作人员那里把她揪出来的。他们问清了这位小霞女士的住址，领着我和慰问队一行直扑过去。我们穿过船民街弯弯曲曲的道路，拐进一条小巷，小巷铺石板，路面陈旧，车轮一碾，铺路石这头翘那头翘吮当有声。车到半途就过不去了：巷子越走越窄。我让一群人下车，随我步行前去。对此我感到满意，我为什么指定在船民街一带找人？这是一个原因，类似事情有时候应当是走着去的。
两个月后我被县人代会选为县长，高票当选。人民代表对我近一年的代理县长作为．包括不惜“找死”扫荡棚户区的作为印象深刻，对我与曾慰的团结表示满意。
那时我们的慰问车队经过船民街，街两旁尽是破旧房屋，我估计找出藏匿此间的某个人应当没有太多困难。所谓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人群中残疾人总是占有一定比例的，据说这一比例相对恒定，任何时候人群中总会有那么多，老天爷在这个问题上始终坚持原则，从不开恩，很残酷。随我慰问的县残联理事长和城区街道办事处主任在我的车上紧急磋商，当即按我的要求，临时找到了一个。
很遗憾没有锦旗。我曾让那一对残疾人给我送锦旗，说是开玩笑，实为下意识里有所企图。现在我很想从来没有那一个助残日，没有一个盲姑娘蹲在一间黑屋子里抹地上的污水，我从来都没见过他们。
这天是助残日。县残联等部门人员随同县领导慰问本县残疾贫困群众，备有红包，每包三百元，聊补困难。慰问名单是事先拟就的，慰问路线也事先拟好。我负责县城区域慰问事项，所率一路队伍最为庞大，有车两辆，除我的用车桑塔纳两千外，还有一部面包车，车上载着工作人员及本县电视台、广播站报道组记者。上午慰问了五户人家，均为中老年残疾人，四男一女，其中三人卧床不起，两人有语言障碍，电视镜头前神情紧张、 口齿混乱，让我颇觉无奈。恰好还有时间，便临时下达任务，增加慰问对象一名，慰问金由县财政增补，但是必须符合我开列的条件。
但是我依然会做我注定要做的事情。无可逃避。
我让他们立刻给我找出这么一个人，条件不算太苛刻。我要的这人必须住在这一带，年纪不要太大，男女不限，女性优先，面容蛟好，具有上镜效果者最佳，最后一选项略带玩笑性质。除此之外，先决条件当然不能违背，必须五官不全，四肢不便或者傻憨呆痴等等，同时家境贫寒。
原文载于《中国作家》
杨少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