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不敢想啊！锡院长。冉平接着锡作仁的话说，送礼的人就是冲着权力来的，哪里还是传统的人间亲情友情民风民俗啊！现在收礼的人谁个不知，今日手中有权，就有人送礼，明日没了权力，就没人送礼，这不是以金钱贿赂权力是啥？
锡作仁打断冉平的话说，节日收受贿赂，已到了惊人的地步，我们可以判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官员，在节日，特别是春节，都在受贿。可是，有多少人承认这是受贿呢？我们还可以做出这样的评估，根据官员的权力大小，收受的贿赂比东启聪少的大有人在，比东启聪多的也大有人在，只是这些人没有出事，至今还在心安理得地接受贿赂，还在百般诡辩节日的送礼不是贿赂，是礼尚往来的走动，是亲情友谊的表达，是传统的民风民俗……实际这统统是屁话，是谎话，是自欺欺人的假话。送礼的人怎么不给无权无位的人送呢？怎么不给退休下台的人送呢？不得了啊！多么严重的现实啊！冉平同志，你说，如果纪检部门和检察院反贪局去调查这事，够上立案查办，逮捕入狱，判刑劳改、枪毙至死的人物该有多少啊！
冉平啊，这样一看，你能没有一种危机感吗？看看，我们的干部，手中握着大大小小权力的尊贵人物，其中的百分之八十都有受贿嫌疑啊！锡作仁又抽出一支烟，点燃起来，深深地吸了一口，他想压压有些激愤的情绪。
冉平院长说，东启聪东窗事发，是由一起索贿的线索引起的，这起索贿，他完全是为情妇蓝莹。至于春节和中秋节收受的贿赂，是他主动交代的，这部分受贿的资金占到了全部受贿金额的百分之七十。
锡院长，你看的真透啊！冉平已为锡作仁对时下节日收受礼品的剖析折服了，他觉得，锡院长不是一般的大法官，他就像一个高深莫测的社会医生，不仅能看透“病人”患的病症，而且能找到患病的原因；不仅找到患病的原因，而且能发现造成这种原因的原因。在锡作仁的启迪下，冉平似有一种惊人的发现，他颇为惊叹地说，咱们这么一认真的分析，怎么我的面前就出现数不清的囚犯，原先受人尊敬的带长字的官们，多有职务犯罪嫌疑，只要去查，一查一个准！别的地市我不敢说，就咱中级法院在那个市、市委书记最常对市纪委书记说的一句话是，那个地方还是别去查了！一查又要毁掉多少干部啊！
锡作仁与冉平分析了当今人们之所以想做官的深层原因，这样一看，东启聪不择手段，削尖脑瓜钻入政界，就非偶然了。锡作仁看着东启聪的“由衷的忏悔”，对冉平说，东启聪的忏悔，与诸多贪官不同，他没有强调自己的出身贫寒，以求对他宽大处理；没有强调自己不懂法律，方才贪污受贿；没有强调自己的政绩，以达到将功折罪的目的。这说明虽然沦落为阶下囚的东启聪，态度是诚实的，不像有那至死还在编造假话，缺少诚意的犯罪官员，你细想一想，贪污腐败，与出身有什么关系？不懂法律，就应该受贿贪污吗？至于为自己评功摆好，展示政绩，更是诸多犯罪官员惯用的伎俩，这种人就没能想一想，做了政府官员的人，只要张张嘴，挥挥手，就有办不完的好事，做不完的政绩，只要去总结，功劳遍地皆是。他们就是没有想一想，倘若换了另外的有德行的人坐这官位，干的活儿，出的政绩，肯定比他们的要多要大。这种官员，至死也不承认自己的平庸、无能、品质低劣，又好大喜功，他们怎能真正认罪呀！对于原本朴素诚实的农家孩子东启聪，走至罪恶的邪道上，堕落为一个犯了严重罪行的囚犯，正像他的忏悔中所说，因为他不仅失去一个领导干部应有的党性，连普通人的人性都泯灭了。不过，在东启聪认识到导致犯罪的主观原因以外，我们应该看到酿造这种罪恶的客观原因，特别是作为直接审问罪人的法官，更应该明察这种罪过的社会原因。说到这里，锡作仁又接上一支烟，吸了两口，他若有所思地引用了一段古人的话，古人以宴安为鸩毒，无德而福贵谓之不幸。称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宠，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无大功而受厚禄，三危也。多么精辟的警语格言啊！看一看，如今多少官员正陷入这种三危，只是东启聪的事败露了，还有很多贪官，罪行尚被掩盖着，正是权力给了这类缺德少才的人以宠信、以高官、以厚禄，方使得志的“小人”骄奢放纵，飘飘然的找不着自己了。冉平听着锡作仁深刻的剖析，十分钦佩的点头称是，他是打心眼里佩服锡院长的。是的，一个真正的法官，在审判犯人的同时，也在审查这个社会。接下来，话题转到东启聪受贿贪污的事实上。
是啊！是啊！锡作仁打断冉院长的话说，哪一个市委书记愿意看到他管辖的县长乡长毁掉啊！书记的好心，对干部的爱护，可以理解啊。其实已经有那么多干部被毁掉了，只是不忍心去正视这个活生生的现实，只好采用掩耳盗铃的滑稽手段了，无奈啊！可悲啊！
中国的官员太好当了，一个平庸的官员，虽然缺德少才，又缺乏责任意识，只要他谙熟关系学，又懂规矩规则，一旦跻身政界，窃取了官位，就比较他有德有才的同窗好友、同事同仁的日子好过多了！风光多了！显赫多了！富裕多了！高贵多了！倘若是一个贪婪的人做了官，那就更不了得，也就更能显示人生的“价值”了。也许正因为此，做官成为当今含金量最高的职业，它理所当然的幻化为芸芸众生、莘莘学子择业的第一志愿，只要坐上官员交椅，没有人留恋先前的业务和行当，或者说什么专业不对口的傻话。无论是硕士、博士，就连已经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学者、教授，一听说要赐予他们市长、省长或其他的什么长，一个个就打着踢脚，蹦着跳着，欣然的去接受这种极大的信任和至高的恩惠，即使有那专家研究的成果就要见到成效了，也要立马放下，不再顾忌半途而废或前功尽弃的损失，不再考虑国家对自己含辛茹苦培养多年的代价，不再顾及修炼的学科是否后继乏人。在官帽官衔官位的光环闪烁下，寒窗苦读、专业修炼、理想事业、科研成果等等诸如此类奋斗追求、寄托、目标，即刻幻化为易燃的材料，刹那间被“官火”化为一片灰烬，随之又刮来阵阵强风，一切的一切就被吹得烟消灰散，无影无踪了。唉！如今哪个人不知，就是再大的科研成果，再有价值的学术成就，再被尊崇的专家学者，比起做官的价值，真的是千差万差，天差地远啊！唉，能怪如今做学问的人太浮躁、太见异思迁、太急功近利吗？别说是政界官场，就是在学校，再好的教授若没戴着主任、院长、校长的帽子，也难以受到关爱重视；再有成就的科研人员，若不挂个“长”字的职务头衔，也“牛”不起来。有一个在某博物院的高级研究馆员，本是早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高材生，是这家博物院最懂文物的专家。可是，凡遇有关文物的活动，特别是出头露面的那类好事，没人邀他参加，也没人叫他参加，这种专业性很强的活动，无论是邀请一方，还是被邀请一方，公推的首席人选是博物院院长，院长倘若不在，身边有三个副院长呢，即使哪一天正副院长都不在，下边还有主任副主任呢，谁会拿一个没戴任何官帽，没沾任何官气的纯业务人员当“盘菜”啊！这位高级馆员终于有意见了，常常为怀才不遇发出感慨。一位好心的领导善意地对他说，都五十岁的人了，还没闹懂咱们的国情社风民意，你得想法子当上馆长，凭你的学历、学力、成果、资历，至少当个副的不成问题吧。高级馆员不解地问，当不当馆长，那是组织的事啊！我想当就能当吗？好心的领导开导他，如今想当馆长的人都在活动，这种好事，你不主动，组织能主动找你吗？你得主动争取嘛，当上了馆长，还会怀才不遇吗？可是，一旦当上带“长”字的官们，哪一个还再专心研究业务，潜心做学问呢？大多的“长”们都忙着迎来送往，攀龙附凤，一门心思的冲刺更高台阶的“长”啦！
这么说，东启聪的职务犯罪，绝不是个例啊！真的动起真格的，会有多少个东启聪啊！不敢想啊！冉平真的害怕了，对这个未知数，其实他是知道的，他长年生活在那个辖管四个县的地级市，对那里的市情、县情、乡情太了解了。
对于东启聪的案子，开始，办案人重点查办的是他如何利用权力，发包工程，收受贿赂，索贿敛财的勾当，至于节日收受的礼金，并不是查办的重点。众人皆知，每逢传统节日，特别是大年和中秋，官员收受礼金早已成为见怪不怪的家常便饭，尽管各级纪检部门在这种节日到来之前，都会不失时机的发出醒目的红头文件，严禁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党政机关的各级带“长”字的人物，收受各类礼金……但是，这种三令五申却不起作用，相反，节日送礼的行情日益飙升，犹如凶猛的疾风，所向披靡，势如破竹，早已蔚然成风，形成气候。到了这步田地，就是天王老子，也拿它没辙。所以，每年例行下发的严禁公务员收受有价礼品的严肃文件，变异为一种提示或提醒，它起到的作用是，送礼的时机到了，赶快行动吧！难道不是吗？锡作仁早就发现了这种既滑稽又灰色的幽默，他阅览过多份职务犯罪的卷宗，见过多名身份原本高贵的犯罪官员，无论是与这类囚犯对话，还是进入社会调研，得到的答案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世。有人讲，节日向官员进贡送礼，是中国传统文化使然，不是现代人的发明，至于送礼的行情何以年年看涨，那幅度远远超过物价上涨的比例；有人说，送礼的行情是随经济发展的幅度上升的，由于咱们的经济发展迅猛，送礼的分量当然随之迅猛增长了；有人讲，这种说法并非事情的本质，深层次的原因是如今企盼做官当官保官的人愈来愈多，企盼赚钱发财暴富的人也愈来愈多，这两类人都极需权力的支持，是他们把送礼的行情哄抬起来的。也许，这些说法不无道理。眼下，攀附权贵，争夺权力，倚仗权势，已到了一种信仰境地。这是一种异常危险的风气，由此导演出了追求做官的人日益翻番，它比物价上涨的指数，比进贡送礼的行情上升的幅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奇怪吗？
冉平同志啊！其实我也不想思索这么残忍的问题，可是，它是现实啊。古人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咱们是判官啊！以传统文化说，咱们是阎罗王手下管生死簿的官啊！咱们能只坐等那么多到了该死地步的人来到面前时，宣判一下他们的罪行了事吗？就像你们那个地市的市委书记，只是不让纪委书记去查办他下辖的县乡贪官，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能避免官员的职务犯罪吗？是对干部的真正爱护吗？当然，问题已经由点发展到面上了，即使大面积地查，能大面积地治吗？法能责众吗？这又是一个老大难，自古就有“罚不责众”之说。难道我们的权力可以拿着古人的某些说法，来掩盖自己的过失吗？即使先辈的成语格言，也有它的局限性，我们为什么不以发展的态度积极运用它呢？我们何以要眼睁睁地看着，待罪恶已由点发展到面上时，由个例到了众人身上时，方才考虑去诊治呢？这是对干部的爱护吗？就像一个患癌症的病人，直到癌细胞扩散了，我们才重视起来！听着锡作仁的肺腑之言，冉平很受感动，他知道，他接触过那么多的官员，却少有锡院长这种为国为民的忧患意识，更没有他深邃的思想和善良的用心。太难得了。所以每当遇到把握不准的案子，每当心中涌动困惑情绪，就不自觉的来到锡作仁身边。锡院长心中明白，冉平这次找他，是想听听他对东启聪案子的态度。对这种问题，锡作仁从不越俎代庖，他只是帮助他们知悉更多的主观与客观世界，传授给他们一种态度和方法，至于怎么判决，那是具体审判案子的法官的事。话题终于又转到东启聪身上，锡作仁说：“东启聪之所以发展到今天，由一个地市的副市长，沦为阶下囚，能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吗？我们能看不到引发这种罪症的社会原因吗？其实，就东启聪而言，他的本质并不坏，他本应该成为一个正直有为的国家干部，他本该有美好的人生前程，可是，如今他什么也没有了，不要讲对他判决是死刑还是无期，即使只判决三年五年有期徒刑，也是惨痛的人生失败啊！一个有抱负有理想有追求的人，被逮捕判刑，就足以证明他的惨重失败了！到这时候，方谈起挽救他，岂不已徒劳无功，最多只能是事倍功半。我始终想不通，我们的各级机构，各级官员，早些时间干什么去了？就像眼下节日送礼愈送愈烈、愈送愈高的公开秘密，却没人出来说话，只是由纪委发个文件了事。难道各级权力人物不知道，这文件到底起了多大作用？非等到贪官倒台落马，方才追查其节日收受贿赂内情，也才将这种‘节礼’视为受贿，凡是没有东窗事发的官们，还在继续受贿，只是对这类没出事的人物，依然将这种受贿视为礼尚往来的正常赠与……”
两个院长的交流已经过去了四个钟头，从晚饭后一直聊至午夜，在锡院长的办公室里，也只有这个空间，方能专心的与人沟通交谈。可是，冉平院长依然不想离去。似乎走近了锡院长，就依傍住一架坚实的靠山，先前模糊不清的概念会明朗清晰，瞻前顾后的犹豫会变得果断，忐忑不安的心情会得以抚慰，顾虑重重的压力会悄然释放。在冉平心中，有了锡院长的理解和支持，胆子就壮起来，信心就足起来。也是这种缘故，他与锡院长的交流就特别深刻，谈吐更是淋漓尽致，毫无保留。当锡院长从冉院长口中得知，东启聪的职务犯罪，百分之九十的罪过来自受贿，这种受贿，其中百分之七十来自每年的春节与中秋节两大传统佳节。东启聪自做县长市长的九个年头，合计受贿金额四百多万元，另外，在妻子生子、乔迁新居、出国旅游、生日庆典等等时机，也有知情者不期而至送上厚礼。开始，在背头县任副县长时，收受的礼品多是烟酒、食品、衣物、农产品，当然也有人民币现钞，那一年收的礼金合计起来，也就是十几万元。到固阳市任市长以后，行情一路看涨，礼品以含金量高、价值昂贵的名牌服装、瑞士名表、金银首饰、高档化妆品、商场购物卡等细软和人民币现钞为主了。到了东启聪坐上西阳市副市长的交椅之时，送礼的人越发显得轻松潇洒了，大多人怀揣的是一沓子一沓子的现钞，大商场购物卡，充足了人民币的银行卡或贵宾卡、金卡之类的，那类携着大包掂着小包的送礼者已基本“灭绝”。
当冉院长走出锡作仁的办公室，他的脑海再也平静不下，成为阶下囚的东启聪还尚有一颗诚实的心灵和认罪的态度，可是，在东启聪之外，却有那更为欲壑难填又老奸巨滑的贪官，他们居心叵测，手段刁钻，叫办案人的眼睛扫描不见，所以这类贪得无厌的赃官逍遥法外，继续着受贿索贿的罪恶人生。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缘故，使一些虽然落马栽倒的贪官至死还不心服口服，真正认罪。其实这就是正在转轨变形时期特有的国情和世情，不了解这些，仅仅就案说法，如何能将事实把握得准确，将法律施用得恰当呢？
几乎在同一时间，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锡作仁与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冉平都收到了东启聪的“由衷的忏悔”。是这份长达十页的忏悔，又将冉院长与锡院长拉到了一起。其实还是东启聪的案子，使一贯谨慎小心的冉平思虑重重，举棋不定，眼看开庭的日子日益临近，他想找个益友聊聊，一吐心中的闷郁，他想请个良师点拨，以摆脱眼下的困惑。自然，锡作仁就是冉平心目中的良师益友。
开庭审判东启聪职务犯罪一案的时间终于到了，这时候，担任审判长的冉平院长，已胸有成竹，信心十足，他相信以自己为审判长的合议庭能够审理好这起引人关注又十分棘手的案子，最终当以准确公正的判决，使被审判者心服口服。同时，公正公平的判决也当赢得社会各界的认同和赞许。因为他和他的合议庭不仅掌握了法官应该知悉的所有证据和信息，同时，他相信，他是以自己的良知，凭自己的良心去审理并判决的。
东启聪贪污受贿案的侦查工作结束了，正式由检察机关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由受理此案到开庭审理之间，是法官们最忙碌紧张的时段。特别是东启聪这起职务犯罪案子，时间跨度甚大，从他任江北省背头县常务副县长，到升任固阳市市长，直至晋级为西阳市副市长，其间历时九个年头，都有受贿行为；还有，这起案子涉案人员多，有个体老板，大型国企法人，还有党政机关人员，有的还颇有政治地位或身担要职，正在台上指点江山，发号施令。无疑，办这种案子，对法官有一种无形的精神压力，这是一根难啃的“骨头”。为办好案子，市中级法院院长冉平亲自出任审判长，刑事庭长与副庭长任审判员，组成了实力雄厚的合议庭。长期的法官生活使冉平院长养成一种谨慎小心、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接手东启聪的案子以后，尽管卷宗中已有大量翔实确凿的证据，他还是难以确定准确的刑罚。对于东启聪的职务犯罪，在冉平法官的脑海里，一时涌动着多种判决结果，无论哪一种，似乎都有道理。那么，哪一种判决更有道理呢？可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不同的见解就产生不同的判决。这种事本来就不是演算数学题，怎么会像数学，一加二一定等于三呢？可是，冉院长的工作作风，往往指令着他，去寻觅，去“演算”，企图找到最准确的答案，那应该是被众多人群认可和接受的判决结果。实际上，这个看似常理的目标，做起来却难上加难，对职务犯罪，大凡人们心中，判决最为重要的标尺是罪犯贪污和受贿的钱财数额，当这个数字达到相当的分量，无论怎么严惩重判都顺乎情理。不过，在运用法律的空间，贪官贪污受贿钱财的数额固然是重要的量刑依据，却不是惟一的依据。与量刑有关的依据还有罪人有无主动交代了办案人员没有掌握的受贿事实，构成自首，有无检举他人违法违纪线索，为有关案件的查处发挥了作用，特别是检举了组织尚不知晓的隐藏的大案要案线索，为国家挽回了损失。如果有这种行动，就构成了立功，立功的罪犯，是应该给予从宽处理的。还有，罪犯能否主动退缴赃款，能否如实的毫无保留的供述犯罪事实，真正的有悔罪表现，也都影响着对罪人的量刑。可是，把握权衡这些影响量刑定案的因素，尚没有明确的量化数字，何况有些东西就无法量化。然而，在正直的法官心中，却揣着这种量刑的标尺，它就是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