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让他好好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他说：“我听说，周大队长因为一点小事儿都抓起来了，尉军的事比他大多了，你说该怎么办吧！”
金矿长叹息一声说，说来话长了。自从尉军当上治安大队长之后，他的煤矿就开得不顺，尉军总是找毛病刁难他，特别在炸药这个环节上，把他为难坏了，后来一看实在摆不平了，就托人向尉军问话，到底想干什么？尉军就提出要入股，可是没有钱。但是，他也不白入，说入了股以后，煤的销路由他包了。金平没办法，只好答应，煤矿给他两成的股份。前些年煤炭滞销，他确实也在销售上起了一些作用，所以金平也就认了。可是，这几年，煤价起来了，是卖方市场，根本不愁销路。尉军一分钱不投入，每年分干股，他有点儿受不了。可受不了也得受，人家是治安大队长，卡着自己的脖子啊。他正犯愁呢，平地一声春雷响，尉军免去了大队长。金矿长说：“我一听这消息可乐坏了，今后再也不受他勒了。人家耿大队一上任就跟他不一样，啥都按规定办，一点儿也不刁难我们，我上赶着给好处人家都不要。可没想到，我听到消息说，尉军又要上黑滩派出所长当所长了，这不又骑到我脖子上了吗？我可再也受不了啦，所以来找您了！”
什么……我心猛地一跳，问他告什么。他说，告尉军在他的煤矿入权力股，还告尉军多年来从他那里拿走人民币五十多万。说着，把腋下夹着的黑皮包打开，从里边拿出账本儿，翻开一笔笔账目让我看，可以说是证据确凿，铁证如山。
听着金平的话，我心里忍不住一阵狂喜。我本能地感觉到，这事不但能遏制尉军，还能帮上周波的忙。所以，立刻把纪检人员召过来，给金矿长做笔录，要求他们在核实后，依法转交给检察院。
我有点儿奇怪，打量了一下进来的这个人。四十多岁、长得挺粗俗的，不过穿着挺气派，开煤矿的肯定有钱。我客气地请他坐下，问他有什么事。金矿长就说，他是来告尉军的。
立刻有人慌神了。
这天，耿才敲开了我的门，引进来一个人，说：“严局，这是黑滩十三号矿的金矿长，他有事要找你！”说完就出去了。
先是梁文斌急慌慌地来到我办公室，听了情况后，又气又急，转来转去不知说啥好。再接着，政法委书记霍世原亲自赶来询问情况，听完后也是打了好几个转转走了。第二天一大早，金矿长又来到我办公室，低着头不好意思地说：“严局，这……这个案子，我是说，我昨天跟您说的那些事，都是假的，您别当回事，算了吧，我把话都收回……”
然而，物极必反。谁也没想到，就在这时候，事情发生了变化。
这……
我的心有点堵，不，很堵，可是，没有办法。
我立刻明白了怎么回事，严肃地说：“那怎么行？你是玩我们公安机关还是玩我这个局长？说报就报，说撤就撤？哪有这么简单的事？再说了，你的证据都提供了，怎么能说是假的呢？”
想不到，我提拔周波没提拔成，却遂了尉军的心愿。
金矿长唉声叹气地说：“局长，都怪我，都怪我，实在对不起，要不，您处罚我吧，怎么处罚都行，这事，您就别再追了，也别往检察院过了……”
可是，梁文斌不干，他找到我说，不能因为周波出事而影响尉军，在他的坚持下，我不太情愿地上了党委会，梁文斌事前肯定做了工作，党委委员们都没什么异议，顺利通过。梁文斌说，提拔正科一事需要县委研究，但是去黑滩派出所任所长一事是局党委就能决定的，所以要先行成文下发，而且通知了尉军。
我说那他必须跟我说实话，到底出了什么事？
那么，尉军呢？既然周波的事不行了，尉军的事也先放一放吧！
他说，尉军听到消息后找了他，向他赔礼道歉，说保证再也不提入股的事了，以前花他的钱，也会慢慢退给他，只求他把案子撤了，还说……
三天过去，周波还是没有回来。人都进去了，提拔的事自然泡汤了。
我说：“还说什么？”
可是，内幕到底怎么回事呢？如果真是行贿，周波为什么还那么理直气壮呢？
金平：“他还说，只要我不再追究，周波很快就能放出来！”
如果不是谋取不正当利益，谁会白白把四万元送人哪？
这……
可是，这算什么呢？我请教了法制科长。法制科长说：“受贿的前提是替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他是求别人办事向表舅借的钱，而不是给表舅办什么事，所以这恐怕构不成受贿。”我问：“可是，他用这四万块钱求人办事了，而且还是一件大事啊！”法制科长叹息说：“那就要看办什么事了，如果是用这笔钱给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恐怕就构成行贿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看来，周波上次跟我说的是假话，他说，借这钱是买楼、给母亲看病用的，现在却成了求人办大事，这……
金矿长说：“严局，您是过来人，应该明白咋回事。尉军跟检察院的屠检是老铁，他的钱不是自己花的，最少得给他分一半，所以……”
天哪……
金平不说了，我也不想再问了。
交代了问题的表舅出来了，恢复了自由，可以回去继续开煤矿了。可是，他通过别人给我捎过话来，他交代的问题是，他曾经借给过周波四万元人民币，周波说是要用它求人办一件大事。他当时说不要了，周波说一定还，不过到现在还没还上。
怎么办？
问题严重了。
按理，应该追下去，把尉军、屠龙飞都牵进来，让他们也进看守所，而且金平提供，他们俩勒卡的绝不是金平一家煤矿，如果把这些都查出来，他们会吃不了兜着走。何况，这些混蛋也太坏了，自己干出这种缺德事，却把同样的罪名扣到周波头上。
周波去了检察院就没回来，也被送进了看守所，而且异地关押，关进江新市看守所了。
可是，追查下去，又会是什么结果呢？
我的心忽忽悠悠的没有底。
肯定困难重重。首先，这不是我的职权范围，最后必须移交给检察院，落到屠龙飞手中，那时，你还能查得下去吗？
天哪，他是什么意思啊！难道，他真的有问题？他真的花过不该花的钱？还有，他说的，他们要是把他逼急了，就都说出来，指的是什么呀……
对，你可以监督案件的调查处理情况，盯着他们，可以把问题向上级反映，可是，如果这样的话，你还有精力顾上你的本职工作，你的终极目标吗？
重压之下，必有懦夫。我去看守所的第二天，周波的表舅就交代了“问题”，检察院办案人员立刻来到公安局，要把周波带走。我闻讯后赶到刑警大队，问周波到底有没有问题。我以为他会说没有，想不到，他当着检察人员的面说：“有。不过严局你放心，他们把我逼急了，我就都说出来！”
所以，只能到此为止了。
我能说啥呢？我是公安局长不假，可对这件事实在无能为力，随之，我不由思考起反腐败的事。多年来，大家都在喊这个口号，还有的说，要是杀掉一大批腐败分子准能产生震慑作用。可是你们现在看到了吗？反腐败是好事，可要看反腐败的印把子落到谁手里，你们看，落到屠龙飞手里，会是什么结果？如果真要杀一大批，由他说了算的话，恐怕首先杀的是我和周波。
不过，有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周波必须恢复自由身。所以我故意沉着脸说：“让我考虑考虑再说吧！”
我也知道这是胡来，可是没有办法。那天，我去看守所检查工作，一个监舍内突然有人大叫起来：“冤枉，局长，我冤枉啊……”正是周波的表舅，我问他喊什么。他说他是蒙冤被检察院押起来的，屠龙飞亲自带人审他，让他检举周波的问题。还说，不检举就别想再开煤矿，而且，在审讯时还打了他。说着还揭起衣服让我看身上的伤痕，说是屠龙飞亲手打的，接着就哭起来，说他一个开煤矿的，检察院为啥对他这样，他该去哪儿说理啊？又说，他进来不要紧，他不在煤矿不好办哪……话里话外还透露出点儿什么，我的感觉是，他有点承受不住了。正说着，检察院驻所检察员走过来，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支支吾吾地也说不清楚，后来把我拽到一旁说，屠龙飞的事，连检察长都没办法，他有啥办法！
金矿长走了。
可是，我们公安局这边乱套了，局内局外，议论纷纷，说啥的都有，周波更是又沮丧又无奈，对我说：“你查我行，可你扣我表舅干什么？有这么办案的吗？难道屠龙飞就可以无法无天吗？”
之后，梁文斌、霍世原自然也都上来了，都主张我到此为止。第二天，周波一身轻松地回来了。
他成反腐英雄了！
只能到此为止了。有账不怕重算，等时机成熟，倒出手来再跟他们较量。
检察院果然认真，他们不但顺着上一批调查组的路线重新调查了一遍，还把周波的表舅传到了检察院押了起来，说他包庇周波。他“不说实话”、也就是不揭发检举周波就不放人。架势拉得很明白，非把周波整进去不可。我气坏了，先后给检察长费松涛和汉英打电话，问这是怎么回事。费松涛告诉我，反贪局的一摊由屠龙飞负责，这案子他不好过问。汉英也觉得为难，最起码，从表面上看，检察院是履行职责。而屠龙飞放出风说：“这回他犯到我手里了，谁说话也不行。要反腐败，就得顶住压力，我是豁出去了！”
周波回来了，可不等于事情完了。我把他找到办公室，拉下脸来，问他那四万元到底怎么回事？是求什么人办什么事了？想不到，周波说出一个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却又完全在情理之中的事。
果然，第二天，检察院反贪局就上来了，他们还让我看了省高检和市中检领导在一封举报信上的批示，要求华安县检察院认真调查处理。
他说：“那四万元我送给屠龙飞了。”
调查组把调查结果向县委作了汇报。汉英打电话告诉我，根据调查的结果看，周波没啥问题，让我放心，这两天就开常委会研究他的事。电话撂下后，我却高兴不起来，我有一种感觉，觉得事情不会这么顺利过去……
什么……
调查组是由县委组织部和纪检委联合组成的，他们先到了周波表舅的煤矿，到工商和煤炭管理部门，查登记，查账目，然后再找周波表舅本人，找矿里人员了解周波是否有合伙或者入股之事，最后才找周波谈话。这时，调查组没有再问这个事，而是转移了主题，问起他是否在表舅的矿上得过好处，这下子把周波问住了。他愣了愣问：“你们指的好处是什么？”调查人员干脆地说：“当然是钱。”周波说：“钱……我跟表舅借过钱，这也算吗？”调查组让他说清楚，在什么情况下跟表舅借过钱，还没还。他就交代了，一是买现在住的那个住宅楼时，钱不够，向表舅借过；二是去年母亲生病住院时借过，现在已经还了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二没还。表舅说不要了，但是他不是花别人钱的人，一定要还。调查组没再问别的，就让他离开了。事后周波气愤地跟我说：“难道，我跟表舅借钱也是问题吗？多亏我能把得住自己，不然还真让他们整了！”
他继续说：“他当上刑侦副局长之后，掐半拉眼珠子看不上我，我感觉出来了，要是不跟他搞好关系，早晚他得把我拨拉走，更别说提拔重用了。所以，在提拔副科级那次，我就从我表舅那儿借了四万元送给了他……严局，这事是我心中的一个伤疤，我真不愿意提它，可是，我不说明白，你是不会放过我的。我这次进去也是豁出去了，如果他真想往死里整我，我就说出来。跟你说吧，我送他钱的时候，是留了证据的，这两天我正琢磨说不说呢，他却突然把我放了！”
我觉着，周波没有说假话，松了口气又劝起他来：一定要正确对待，只要你没事，别人爱说啥说啥，爱咋调查咋调查。
怎么会这样？
他都气糊涂了，不知说什么好了！
就应该是这样，这样就合理了。
周波迎着我的目光：“严局，我起誓，我要是真的跟我表舅合伙开煤矿，我不是人，我不得好死……妈的，倒是有人开煤矿，可没人管，却扣到我头上来了！”
一种深重的悲哀之情从心头升起，我想起法制科长的话，行贿的前提是，为他人和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那么，周波谋取的是不是正当利益呢？凭他的能力，为人，是完全胜任刑警大队长角色的，现在还要提拔他为副局长，可是，他送钱所要得到的，只是保住自己刑警大队长的位置，提拔为副科级……
听着他的话，看着他的表情，觉得不像是假的，可这种时候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就用眼睛直直地盯着他问：“周波，你看着我的眼睛，你能不能用你的人格保证，你说的话是真的，没有欺骗我？”
这不能算是不正当利益，而是正当利益。
他说：“要说我帮表舅的忙我承认，可是说我跟他合伙开煤矿，纯粹是胡说八道。严局，是有人背后鼓捣我吧？”
为了获取正当利益而给人送钱，还算行贿吗？
接着，他对我说，他是有个表舅在黑滩开个小煤矿，他也确实帮过一些忙，一是有些地痞流氓敲诈勒索时，他去“镇”过，再就是表舅在办理一些手续遇到刁难时，他托人帮过忙。在使用炸药上，因为尉军卡得厉害，他不得不求屠龙飞出面，找尉军说话，才把事情解决了。
我真的很悲哀。
他说：“严局，是不是有人整事了？对，肯定是，一听我要提拔，他们坐不住了……”
悲哀之后，我又很愤慨：“周波，你告他，一定要告他！”
离开周波家以后，我放了点儿心，因为我亲眼看到，周波的家境一般，不可能是腐败分子。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他表面装成清贫，把大笔大笔的钱存到银行里了。不过我看不出他是这样的人。在周波送我回局路上，我突然问起，他是否跟谁合伙开着煤矿。他听了我的话，一下结巴起来，起初吓我一跳，还以为他真有问题呢，可是，他说出的话却让我稍稍放了点儿心。
周波说：“不，不但不能告，刚才的话也到此为止。这件事除了我只有一个人知道，就是邢姐。当时，她也劝我这么做，所以我跟她说过，而且她帮我留下了证据，一旦出事会站出来证明。可是，不到万不得已我不能说出来，现在的风气完全颠倒了，如果我说出来，别人会怎么看我？会觉得我这人不行，给人送钱还告人家，而且，凭我能告得动屠龙飞吗？所以，这事只能烂在肚子里，他要不逼我太狠，我是不会往外说的。”
周波的家在一幢半新的居民楼里，从外观上看，还过得去。走进屋子，我看到的是二室一厅、总面积约八十平方米的一个单元，除了踢脚线和门边包了，就是普通的白灰墙了，没几件像样的家具，倒是一个大书柜引起了我的注意，里边摆着好多书，历史、文学、艺术都有，相当一部分是刑侦业务书籍，还有好几本是介绍外国警察的。过了一会儿，他当小学老师的爱人回来了，手里拎着塑料袋，里边装的是肉类和蔬菜，这是她接到周波的电话后，为了招待我而买的。在我的强烈要求下，她只炒了简单的四个小菜，我们就一起吃起来。吃饭时，周波的儿子回来了，夫妻俩介绍说，儿子已经十三岁了，今年夏天就考初中，所以放学较晚。我们边吃边唠，很快，我还知道周波有个母亲，最近去他哥哥家住了。
悲哀完全笼罩了我的身心。
晚上下班的时候，我找到周波，要他请客，请我吃饭，而且要去他家吃。他很惊讶很不解，说要吃饭可以去饭店，家就别去了。可是，我非要这样不可，他没办法，只好领我去了他家。
周波又安慰我说：“严局，他们这么做，既是为了报复我，也是对付你，他们是给我们捣乱，让我们没心思去查他们的事。现在我出来了，咱们用实际行动回击他们！”
周波能是这种人吗？
说得对，我没看错人，他真的很有头脑，完全够刑侦副局长的料。
尽管这么想，可我还是心里没底，因为这封匿名信确实言之凿凿，不但说周波和他的表舅合伙开矿，而且还指出，他多次为表舅违法违规跟有关方面斡旋，如果没有利益相连，他能这么做吗？甚至，他在哪一年哪一个月，找过什么部门斡旋都写到了……
我再次找汉英，汉英很快召开常委会，通过了周波任刑侦副局长的决定，而丁英汉随之提拔为刑警大队长。
我的心有点慌，真的有点慌。因为公安部有规定，公安民警也包括公务员不许经商办企业。当然，这条规定限制不住那些有本事的人，因为谁也不会傻到自己直接去当老板，往往是找个代理人出面，谁来查也没办法。而这个代理人，或者是可靠的亲属，或者是莫逆的朋友。所以我也保不准周波是不是也在暗中干这种事。不过，我有一种直感，周波不像那种人。
尉军却没当成黑滩派出所长。金平虽然不再告他了，可是，影响已经形成了，我有充分理由否了上次党委会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梁文斌也不好说什么了。
汉英想了想说：“那就先调查一下吧，不过，一定要注意方法。”
周波的任职令下达了，他走进我的办公室，压抑着兴奋向我表达由衷的感激之情，并说今后一定处处听我的招呼。我说他说得不准确，他不能忠于我个人，他效忠的是党和人民。他心里只要时刻想着公安事业，想着百姓，就是对我的报答。我提拔他是为了工作，是想着有一天我走了，能给华安留下个好苗子，留下一个有正义感的局领导。周波听了双脚使劲儿一磕，给我敬了个举手礼：“严局，如果有一天我辜负了你的希望，我就不是人！”
我和梁文斌也看向汉英。
我和耿才也谈了一次话。他告诉我说，周波被整进去，尉军又提起来，他实在看不下去了，所以找了金矿长，动员他站出来举报尉军……
组织部韦部长看着汉英，不再表态。
我深深地感激耿才，从他的身上我感到，正义的力量是永远也扼杀不了的，如果有他们生存的环境，他们一定会站出来同邪恶力量斗争的。
霍世原说：“那也得重视啊，现在上级可是再三强调，提拔干部不能带病上岗，群众举报了这么多问题，我们不理不睬，照样任命，万一出了问题，谁负这个责任？”
这一页就这么揭过去了。
我说：“霍书记，这只是封检举信，说的不一定是事实。”
现在，可以回过手来，继续干应该干的事情了，这事情当然是侦查贾氏兄弟的犯罪线索。可惜，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尤子辉还是没有踪影，失踪的秀秀也没有什么发现，下一步从哪儿着手呢？我跟周波商议了一下，他说，这两条线索暂时没工作可做，只能寄望于李强失踪案了。
霍世原问：“难道这封信中列举的问题还不严重吗？”
可是，这条线索也不乐观，目前我们只有胡连有提供的情况，而他人又已经枪毙了，严格地说，这件事甚至很难立案，充其量，我们只能说，李强失踪了，很可能被贾氏兄弟杀害了。可如何侦查下去，连方向都无法确定。
韦部长说：“这些年形成了一个惯例，对匿名检举信，一般不进行调查，因为这样的信太多了，可是，如果信中检举的问题非常明显，非常严重，就另当别论了。”
艰难，真的很艰难。我说过，打击黑恶势力，技术层面上也存在相当困难，他们虽然作恶多端，却也诡计多端，我们是只听辘轳响，不知井在哪儿。何况，这些事都是前几年发生的事。何况，贾氏兄弟又不是常人……
汉英问组织部韦部长什么意见。
难道，就因为时间的迁移，他们的罪恶就可以不受惩罚吗？
霍世原说：“可是，信里说得可是言之凿凿，县委不能置之不理呀，夏书记，你说呢？”
不，犯罪一定要得到惩罚。
汉英、霍世原和韦部长互相看了一眼。
可是，证据在哪里？线索在哪儿？
我的怒火一下升上来，一拍桌子说：“这是匿名信，是整人，不能信。”
我的眼前一片迷茫，可是，我的信心却没有动摇，我相信，只要我耐心等待，不懈地努力，曙光就一定会出现。
霍世原和组织部韦部长也各拿出同样的一封信，看来，写信的人很明白谁在提拔干部中起作用，这三个人的三票，在提拔使用干部上的分量太重了。
曙光真的出现了，出现在凌晨的时候。
这是封检举信，信封上写着华安县委书记汉英同志收，内容是检举周波的，里边写着，周波有重大腐败问题，身为公安民警，却跟表舅合伙开煤矿，而且用开煤矿的钱行贿买官儿，还有他多年来办案中的贪赃枉法等一大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