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波看看屠龙飞：“没了。”
“没了？”
我问屠龙飞：“屠局，你有什么补充的吗？”
周波不说话了。
屠龙飞说：“没有，还是听听你的高见吧！”
“这是显然的。”
我不理睬屠龙飞，而是继续问：“既然特点这么明显，为什么没有排查出来呢？”
周波：“最后，这个人有一辆自行车，有受害人提供，他作案后离开时，骑了一辆自行车。”
又是冷场，片刻后，屠龙飞哼声鼻子说：“那还用说，肯定是排查的时候有不到位的地方。”
“也有道理。”
这话有理。案子能不能破，领导的指挥部署固然重要，可是，你布置得再严密，下边具体工作的民警马马虎虎，有线索也漏了，这也是好多案子不能及时侦破的原因之一。
周波继续说：“其次，罪犯生活水平较低，甚至，没有正当的工作和经济收入。因为，每次作案他首先都是找钱，拿值钱的首饰，而且每一两个月都要作案一次。”
我又问：“可是，罪犯已经多次作案，我们肯定不是一次排查过人口，为什么每次都没有发现呢？”
“有一定道理。可是，为什么没排查上来呢？”
冷场。屠龙飞哼鼻子：“要是知道咋回事，案子早破了！”
周波：“啊……严局，我们认为，这个罪犯是单身生活，他没有配偶。理由是，他每次作案都对受害人实施性侵犯，而且不分受害人的年龄和形象，这说明，他缺乏正常的性生活，或者说性饥渴！”
我没有再问，而是开始进行部署：一、继续扩大线索，要对三年来未破的所有类似案件，也包括入室抢劫、盗窃案件进行倒查，把这些案件的作案特点都提炼出来。二、进一步排查嫌疑人。要把责任落实到人，所有参与调查的民警都要签订责任状，破案后如发现有遗漏线索者，追究责任。三、立即开展夜间巡逻。
周波的目光看向屠龙飞，屠龙飞不耐烦地说：“看我干啥？有屁就放呗！”
我这么部署的理由是：第一，我觉得，犯罪没有得到及时打击是会升级的。我怀疑，这个罪犯最初作案，只是盗窃，后来屡屡成功，越来越胆大，才开始强奸抢劫。所以要扩大线索。第二，签订责任状是为了提高参战民警的责任心。第三点也非常有针对性，我注意到，罪犯作案的间隔时间有越来越短的趋势，而从最后一起到现在已经有三个来月了，他最近极可能要出来活动，我们的巡逻有可能抓到现行。
会场静了片刻，与会人员互相望着，都不开口。
不过，罪犯这次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作案呢？
我继续往下说：“现在我想知道，在前期的侦查中，我们的侦查范围是怎么划定的？对嫌疑人是怎么刻画的？”
我和周波私下分析过，他提出一个观点，使我很受鼓舞。
屠龙飞又现出不耐烦的表情。
他说：“因为你来了。”
我说：“那好，咱们就继续往下分析，首先我们要搞清楚，罪犯到底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我觉得，这一点毋庸置疑，作案历史将近两年，周边市县又没发生过同类案件，所以，这个人肯定是我们本地人……”
周波的意思是，我严忠信的名声大，来华安后，把这个罪犯吓住了，我是“活阎王”，这小子怕我把他的魂魄摄走。
他说：“是，我认，我无能，现在不是你来了吗？可不是我保证一个月破案哪！”
他的话使我产生一点自豪感，可我不敢把这种感觉保持太久，我不可能靠名声来稳定一方的治安。罪犯真是慑于我的名声没有再作案，那也是暂时的，或许，他现在已经急不可耐了，正在暗中窥视着我，等待机会出手……
我沉着脸说：“屠局，我是说过，力争一个月破案，可是，这案子已经发生快两年了，刑侦这块可是一直归你抓。”
我产生了紧迫感。
听着没有，把一切都推给我了。
刑警大队的会议结束后，我又召开了派出所会议，要求他们和刑警大队同时行动起来，在所有易发案地段、部位进行夜巡。每天夜里我都坐镇在办公室，随时同各个巡逻组保持联系，还时常突然出现在巡逻现场，检查落实情况。
屠龙飞就不耐烦地说：“说这些没用的干啥呀？严局，你保证一个月内破案，这么有把握，是不是掌握什么了？”
这些措施产生了效果。
我召开了由刑警大队领导班子和中队长参加的案情分析会。会议开始，先对案件进行了一般性的分析，我指出了几个特点，如：一、一人作案，是个三十到四十五岁之间的男人。二、都是夜深人静时，撬门窗入室作案。三、作案时是既要钱财又要人，也就是，既要拿走受害人家的钱物，同时还要强奸家中的女人，也就是说，既抢劫又强奸，等等。
那天夜里一时许，办公室副主任丁英汉开车带我下去检查，看到各个巡逻组都在岗在位，我很满意，在往局里返的路上，发现一个男人的身影推辆自行车从一条岔路走上来。
此后，每过一两个月就发生一次，距离现在最近的一次是在我来之前的半个月。
丁英汉警觉地停下车：“严局，这个人有点儿可疑！”
侦破仍然没获进展。
丁英汉说着开门下车，我也跟了下去，岔路上走来的男人看到我们的身影一愣，忽然扭头就跑，边跑边狂呼着：“抢劫了，来人哪，抢劫了，警察快来呀，救命啊……”
说这起案件不够准确，因为，这是系列案件。案发于去年年初，一蒙面歹徒闯入一居民家，不但抢走了部分钱财，还强奸了女主人。案子迟迟未破，大约三个月以后，又发生了第二起同类案件，这回，华安公安局的技术人员在现场提取到一枚指纹。可是，他们同档案库里储存的指纹比对了一遍，没有找到相似的。两个月后，第三起案件发生。根据受害人提供的罪犯体貌特征及作案手段，确认是同一个罪犯。
转眼间他就消失了，连丁英汉“警察”的声明也没听。
应该介绍一下这起案件了。
因为他边跑边喊警察救命，所以，我的怀疑有点儿消除了，可是，当我和丁英汉走到扔下的自行车跟前时，心却突突跳起来。
我真没开玩笑，我这么说是基于自信。要是连这个案子都拿不下来，我这辈子刑侦就白干了。何况，我昨晚看过了案情，已经掌握了一点儿什么。
自行车后架上，有一杆扁铲式的铁器，刃口锋利。
我说：“我没开玩笑！”
正在侦查的系列入室抢劫强奸案，罪犯都是撬压门窗入室，现场照片上的撬压痕迹和这个东西的刃口很相似。
梁文斌：“严局，咱们要谨慎……对了，你那句话说得太大了，一个月把案子拿下来，这可不是开玩笑！”
这个人有重大嫌疑！我立刻调集警力进行搜捕。
我说：“罩着怎么了？我就不信，有人罩着，他们杀了人就没事了，就看我们能不能抓住他们手腕子，走着瞧！除非他们不落到我手里，落到我手里，我绝对饶不了他们！”
搜捕落空，没找到一点儿踪迹。
梁文斌：“这还用说吗？上边有人罩着他们！”
我要周波调集附近的监控录像，找出嫌疑人的逃跑方向，周波的话差点把我气翻。他说：“哪有监控录像啊？”
我的气顿时上来了：“梁政委，你什么意思啊？”
这……
梁文斌：“可是，严局，咱们斗不过他……”
近些年，刑事犯罪的流动性越来越大，对这种犯罪，以往那种就地挖坑式的手印脚印、摸底排队的侦查手段基本上没用了，各地公安机关纷纷实施天眼工程，在辖区重要路段和部位安装监控录像，实在资金缺乏，不能安装的地方，也要借助交通录像，可是，华安根本就没有实施这个工程，连交通录像也是应付了事，所以，这条途径根本指望不上。我只能把气咽回肚里，召集刑警大队全体人员和城镇派出所长开会，让大家亲眼看到自行车和扁铲，又拍了照片，复印了上万张，发给民警们在调查中使用，同时，和电视台取得联系，将自行车和扁铲在电视上播出，发动群众提供线索。
我说：“不，我就是要跟他们较劲！”
很快，自行车的主人找上门来，说自行车是他前天丢的，经调查属实。他的自行车是在一家商店外丢失的，至于被谁偷去了他也不知道。
话有点儿没头没脑，但是，梁文斌却完全听懂了：“严局，小不忍则乱大谋，犯不上跟他们较劲儿……”
扁铲的调查也没有进展，虽然上来一些线索，但核实后都落空了。
所以，听了梁文斌的话之后，我说：“那好啊，让他们来吧，我等着呢！”
可是我没有泄气，因为事实证明，我前面的分析是正确的，罪犯真的在我们巡逻后出动了，这说明，他由于多日未能作案，有点按捺不住了。
近些年，有关他们兄弟的犯罪举报确实少了，甚至没有了，或许有人会想，他们是浪子回头改过自新了吧。这话别人信我却绝对不信，真正悔过自新的人，必须是经受过重大挫折，得到沉痛的教训之后，而他们不是，他们从来就没受过沉重打击，对他们来说，华安是他们的逍遥乐土，包括江新市乃至全省，都是他们为所欲为之处，所以，他们根本不会有自新的动机，在犯罪中得到成功鼓舞的罪犯，永远不会自动停止犯罪。
于是，我做出新的部署，全体巡逻民警休整三天。
再后来，他们的势力进一步膨胀，逐渐发展到敲诈勒索、替人要债等行业，名声越来越大。可是，他们也越来越狡猾，很多事明明是他们主使，拿到罪证却很难，所以我一直没有给他们致命打击。后来我就调到市局，也曾接到过有关他们的犯罪举报，也带人来华安查过，可那时他们的羽毛已经逐渐丰满，保护圈初步形成，查起来阻力干扰很大。那时，我就心情沉重地感觉到，再想打击他们会非常困难。这不，现在贾二已经光临我们公安局视察指导工作来了。
大家不明白我为什么这么做。梁文斌就问我：“严局，怎么能停止巡逻呢？万一他再出来怎么办？”
他们就这样度过了少年时代，等到十七八岁以后，我抓他们的时候就少了，因为这时他们已经不再亲自动手，而是控制了一些流氓扒手，专吃他们的供奉，所以，我们打击的多是他们的手下，就是从喽啰身上挖出点儿他们的事来，也只是劳教了一年半载作罢。实事求是地说，那些年，他们还没成大气候，我也没太把他们放到眼里。
我说：“没事，最起码，三天内他不会出来了。”
我跟他们弟兄打交道伊始于八十年代初，那时，他们还是街头小混混儿，掏包挂马子欺压良善寻衅滋事啥事都干，所以我没少抓他们。不过，那时他们尚未成年，干的事也不大，也就一直没受到严重处罚。他们虽然是哥儿俩，可是，在性情上却有明显区别。贾二虽然年纪小，但是，鬼点子特别多，贾老大虽然年纪大，身强力壮，可基本上还是属于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类型，所以，兄弟俩自然形成了分工，老二出主意，老大出力气，跟他们的名字文才和武才符合上了。
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他已经知道惊动了警方，知道有警察在夜间巡逻，不可能马上出来冒险，一定会蛰伏一段时间，即使他急不可耐，最起码也要避几天风头。因此我算好，三天内他不会再出来活动。
有必要再补充介绍一下他们。
这好像有点冒险。梁文斌就提醒我说，万一他在这几天出来，干出大事来，那我可就有责任了。
是的，我感受到了，这也是我初见他时，心里产生一丝恐惧的原因。
听到没有？我们很多领导干部就是这样，在工作中，往往从自己是否负责、负什么责出发，而不是考虑如何对工作更有利。在侦查破案中也如此，好多所谓的刑侦人员，也包括少数领导，在分析案件时，总是有这种可能，也有那种可能，同时也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反正，各种可能都让他说到了，要真的破了案，肯定是他的各种可能之一，说明他英明伟大。破不了案，不是他的责任，而是下边具体侦查人员工作不力。却从来没想到，他这样一种分析部署，会让下边的弟兄极大地分散了精力，无所适从。这样的事，我在侦查中也经常遇到。你们看，巡逻中都发现了嫌疑人的身影，你怎么能停止巡逻呢？万一漏了，谁负得起责任？所以，不但不能停止，反而还要加大巡逻密度，增加巡逻时间，把大家熬得人困马乏，而罪犯在暗中看得很清楚，等你实在熬不住了，松弛下来，他突然出手并获得成功，而我们已经困顿不堪……
梁文斌：“这回你知道了吧，他们的能量有多大！”
所以，我没有这样做。我在会上宣布，巡逻暂时停止，全部参战人员转入人口清查。
我把刘主任在卫生间跟我说的话告诉了他。
一天、两天、三天……
梁文斌：“你说呢？这次视察是不是跟他有点儿关系？”
我焦急而耐心地等待着。
我反问：“你看出什么来了？”
对，应该告诉读者，公开巡逻是停止了，但是，却改成了秘密巡逻，而且，参加的是一小部分民警，我让他们夜间化装出现在最可能发案的地段和部位上。为了增强巡逻民警的责任感，我坚持每天夜里都跟他们一起行动。我相信，只要罪犯敢再出动，我一定能抓住他的狐狸尾巴。
梁文斌一进我的办公室就发问：“严局，你和贾总过去是不是有啥过节儿？”
可是，就在这时，一件事情发生了，极大地分散了我的注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