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江林似乎明白了马正文的用意，问，你的意思是要对党校的财务进行严格的调查？
马正文点点头，说，送给领导和年终福利加起来，总共只有十八万，还有其它四十三万元到哪里去了呢？
马正文说，我们已经进行了粗略的调查处理，说是粗略，是对党校不符合财务开支的部分进行了罚款等处罚，对这一部分，我们目前还暂时摆在那里。
韩江林倒不担心上面列有自己的名字，觉得马正文把材料送给他看，一定另有目的。他问，这些支出包括在六十一万里面吗？
为什么？韩江林问，以他的年轻气盛，以阳光行政的理念，他希望对任何问题都要一查到底，这样能够对有问题的干部进行严肃处理，把这些害群之马清除出公务员队伍，同时，还没有问题的干部一个清白。另一方面，对违纪案件的调查又往往牵涉到一系列的人事，特别是领导干部牵连其中，会让一件本来就单纯的案件变得复杂起来，从而形成一个震动社会的政治事件。为了消除这类案件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纪检机关如果没有得到主要领导的支持，在一般的情况下，宁愿放弃对这类案件调查，专事查处那些计划生育什么的于社会、于政治无关痛痒的小案件，并以查处这类案件的数量逐年递增为荣。
上面没有马正文的名字，他似乎怕韩江林多心，说，纪委和检察院进行案件调查时，经常发现以研究的方式给领导年终送礼的帐单，基本上没有纳入调查处理范畴，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行规。
马正文严肃地说，我给你看的这些材料，不是来自我们的卷宗，而是来自村里县人大代表的手里，这个问题说明了什么？你认真想一想。
在课时费的发放上，清楚地列着韩江林的名字，课时费是一万，也有组织部长杨维仁的名字，费用也是一万。在另一张单位发放的福利中，杨维仁作为党校的兼职校长，领取了与单位职工同等的福利，一万五千元。人们习惯把这种额外的收入作为灰色收入来看待，在一般情况下，或领受者在没有其它问题的情况下，人们可以把它抹白，视为一种合法收入，一旦与别的问题牵扯起来，立刻就有可能抹黑，成为非法收入，成为受贿记录和罪证。
马正文的暗示让他一个激灵，仿佛看到一只黑手向他伸了过来。在县人民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会上将选举他为白云县县长的关键时刻，有人把牵涉到他的问题材料散发给基层的人大代表，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韩江林再仔细一看，原来在他的名字下面，有人用笔画了一个圈，提醒的意味十分明显。
在这一叠材料里，韩江林看到了有可能引爆炸弹的导火索，幸亏他对此早已防患于未然，不然，这枚炸弹随时有可能葬送自己的政治生活，乃至于人生前途。
散发这份材料的人目的就是针对他而来。
因为掌握内情，韩江林对此深有防范，轻易不敢接受下级单位或领导个人送来的年终礼金，能推掉的尽量推掉，不能推掉的，都交给了单位财务。数千年来的中国官场，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潜规则，能够给领导送礼的人，除了有求于领导这个因素，更大的因素在于送礼者愿意投靠到送礼对象门下。拒绝送礼金下属，在某种情况下等同于拒绝这个人的投靠。因此，即使他把礼金交出去，完全采取保密的方式，尽量不伤害送礼者的自尊心。先前是由财务交给了县纪委处理。后来，一件事的暴露让他改变了做法。纪委查处县一所学校的学生借读费时，没收了三万元，财政把这笔钱返还给纪委作办公经费，县纪委用这笔钱给每一位纪委常委更换了新手机。韩江林心想，与其把违纪资金用于给纪委领导干部配备手机，倒不如给本来就贫穷的小学修几扇破旧窗户，换几张新课桌。把学校的违规资金用于给纪委领导配手机，类似于杀贫济富了。现在韩江林收到的礼金，主要由小周交给团县委的希望工程，以匿名方式支助需要帮助的贫困大学生。
查，坚决查到底，韩江林被隐藏在幕后阴险目的激怒了。
韩江林粗略地一翻，骤然心惊，紧张得气也喘不过来。后面是党校的几张年度支出帐单，分别列着县里领导和市委党校领导的名字，支付单虽然是以课时费形式发放的劳务费，按照不同的级别，付给数额不等的劳务费。在劳务费帐单下面，明明白白地写着，根据县委党校某年某月某日教务会议研究，同意给以上人员发放课时劳务费。明眼人一看就能明白，这其实是变相给领导年终送礼。韩江林在组织部那一段时间，深入各单位考察干部，有干部或出纳人员，揭发本单位的领导年终给领导送礼时，也采取了班子成员集体研究同意支付的形式，然后列帐目或者找来发票冲帐。但单位会议记录清楚楚地记着给某某领导送礼的数目，以及时间。那时候，韩江林翻着那些记录，就觉得那是埋伏在领导干部屁股底下的定时炸弹，只要那一个环节碰掉了基层单位领导手里的最后一根保险索，定时炸弹随时有可能爆炸，炸得一大群干部人仰马翻。
冷静，江林，这事需要冷静，马正文说，对方不就是希望我们闹出大动静吗？对于一桩案子的调查，不可能完全依照我们的意志进行，消息散布出去，对你有百害而无一利。
马正文说，你还是看看下面再说吧。
我可以证明我的清白，韩江林为自己的先见之明而得意，略带一丝傲气。
韩江林坚决地说，应当追究监管人员的失职。
你的清白无需证明，我也相信你的清白，问题是，你能够让所有的人都相信你的清白吗？你能够跟每一个人大代表说明你的清白吗？即使召开大会，由纪委出面为你澄清事实的真相，你能够相信所有的干部和人大代表都不会被假相蒙蔽，相信你的清白吗？我记得你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人民会被蒙蔽，但永远不会被腐蚀，这句话多么的经典。
马正文说，党校这两年办学历班，迎合了机关干部提升学历的需要，具有了一定的市场，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这一笔预算外资金去年才纳入财政结算中心管理，管理一年的结果，仍然是这个样子。
韩江林笑了起来，这是法国文学家卢梭说的话，不是我说的。
韩江林重新看了一遍帐单，胸口轰起升起一团火，生气地敲着桌子，天天哼穷，天天哼穷，吃起来就像猪，不要脸，一个小小的单位，接待费居然一年十二万，一个月一万，扣除双休，平均每天五百，不到十个人的单位，是不是他们每家的伙食都由单位包了下来？
不管是谁说的话，它说明了一个道理，真相有时候是有可能被掩盖起来的，或者，为了某种政治目的，人们会掩盖事实的真相，进而言之，当揭示真相需要时日，也会造成某种混乱的时候，人们宁可快马斩乱麻，把真相暂时地隐藏起来。
马正文说，你再对比看一看前面的支出，问题就出来了。
听了这位有经验的老哥子马正文的话，韩江林充满了失败感和挫折感，一种悲哀的情绪在心底弥漫开来。他在工作中一直努力追求风清气正的环境和风气，现实又是如此残酷，往往让他陷入一种莫名的污浊空气中无力自拔。人们崇尚清明的政治、崇拜清廉的政治家，诸不知伟大廉明的政治家只有在民主的土壤里、在风清气正的时代方能产生。在不清明的社会风气里，政治家即使有廉明的理想和愿望，也会陷入世俗的泥坑而变得卑劣起来。
韩江林反问道，这个其它支出太大了，基本上相当于人大办公室一年的办公经费。
那你准备怎么办？韩江林疑惑地问？
马正文问，没有看出问题吗？
不是我准备怎么办，而是我来请示你，怎么办？马正文笑了起来，我个人的建议是，在目前的关键时刻，保持沉默是给对手最有力的回击方式之一，对手费尽心机散发这些材料，一定希望搅起一团浑水，扰乱目前的时局，我们顺着这种思路走，势必中了奸计，倒不如采取坐观风云起、稳坐钓鱼台，以静制动的策略，对手沉不住气就会跳出来。
材料首页是一张财政结算中心的帐单，单位是白云县委党校。韩江林一个类别一个类别地看过后，目光在其它支出上面定格了一下。在那一格里显示，县委党校上一年度其它支出达到了六十一万元。他用疑惑的目光看着马正文，等待马正文明示。
韩江林眼睛一亮，瞪着马正文不说话。
来到县长办公室，趁韩江林倒茶的时候，马正文慢慢从包里拿出一卷材料，从里面抽出几张，按次序叠起来递给韩江林。
我们初步调查了党校的帐务，做出了处理，已经给了外界一个强烈的印象，党校的问题到此为止，不会再有什么大的问题存在，如果我们继续深挖的话，不仅于我们纪委的工作不利，也不利于大会的选举，当然，如果真的存在问题，我们肯定要开展进一步的认真调查。
在车上两人东南西北，一路扯着不着边际的闲话，避免触碰那个即有可能爆炸的严肃话题，当然，也是因为当着司机小刘的面，不能把机密的事情随便说。一些领导坏事就是坏事在司机或者秘书面前嘴巴不严，一件好事转眼间闹得满城风雨，所以挑选司机和秘书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必要的保密程序仍然是需要坚持的。
马正文的话暴露了纪检工作一些基本的思路和做法，纪检工作并非是服务于制度和法律的需要，更多地服务于政治的需要，服务于领导的需要。服务于政治需要的纪检工作只是有限的纪检工作，而不是无限的纪检工作。有限的纪检工作使得纪检机关在查处问题时，更多地服从于长官意志，而不能够体现纪检工作的实质。
马正文点头同意，说，我坐你的车，有个事要向你汇报。马正文说这话时，脸上浮现出职业化的严肃，韩江林情知不妙，心里格噔一响。
韩江林脑子一转，想，是谁把这些材料泄漏出去呢？
吊车开来了，公安开始清理现场。韩江林没有必要继续呆在这里，对老马说，我们呆在这里，碍手碍脚，回去？
马正文似乎看透了韩江林的疑问，说，党校现在存在着两派，按他们内部的说法，一派是当权派，也就是以原来的常务副校长为首的一派，另一派是反对派，即以周明为主的一派，加上几个不入派的人，构成了另一派，两派为了可观的经济利益在里面闹得不可开交。
马正文明白了韩江林的意思，笑着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好，我说。
马正文的说法就是不论对错，各打五十大板。韩江林一向不赞成机关中习惯采用的和稀泥的办法，对与错是有一定的依据，不调查事实的真相，对一闹事就反感，就打入另册的办法，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也不利于单位乃至于社会的稳定。屠晋平临出事的时候，为了安抚周明，把他调入党校任副校长。杨维仁任校长后，认为周明是被判过刑的人，不适宜在党校工作，更为能让他上讲台给干部上课。常务副校长借此一直排斥周明，不安排他做任何事情，自然，单位发福利时，也没有周明的份。周明作为一个副校长受此待遇，当然有气，于是经常和常务副校长对着干。小小的一个单位分成了两三派，闹得一塌糊涂。
韩江林思考了一下，自己说是代表政府，政府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约束，出了麻烦可以诉诸于法律，而党委对行政的建议，虽然是必须执行的建议，但也仅仅是建议，还不存在法律方面的制约问题，而且按照一般的理论，党委是一贯正确的，更不应当受到社会乃至于法律的质疑，坚持道，这事还是老马你出面说为好。
周明申诉到韩江林这里时，韩江林为周明的工作问题和杨维仁进行了沟通。韩江林认为，周明的刑期已满，只要他有上课的能力，就不能再以政治为借口，把他排斥在课堂教学之外。杨维仁坚持自己的看法。
县委负责分管政法的纪委书记马正文闻讯赶到，和韩江林碰过头，他也同意韩江林按照一般案件处理的意见。韩江林说，你代表党委，你负责跟公安的同志说。马正文说，你是领导，还是你说。
他努力用道理说服杨维仁，说，在战争时期，我们还请被俘的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军官作为八路军、解放军的教官，共产党具有敞开心扉、善纳人才、善纳良言的雅量，才不断壮大，最终赢得了江山，不能因为坐了江山，就失去了容人之量。周明服刑的时候没有政治权利，政治权利具体包括什么权利？似乎还没有确定的解释，从现实的操作来看，只包括了两项内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那么，我们更不能借政治权利这一托词，否定周明上课的权利，更何况县委任命周明担任党校副校长，本身就是对周明授课权的一种肯定。
菜主没有想到会有天上掉陷饼的好事，脑子一时转不过弯来，等到明白过来，扑通一声跪倒在韩江林面前，涕泪横流，政府呀，县长呀，我娃娃上学的钱不愁了，天大的恩人呐。
韩江林的坚持终于让周明走上了讲台。
王茂林以为韩江林说错了话，不停地眨眼暗示。韩江林明白他的意思，赔菜主的损失，意味着承认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存在失误，会让他们陷于被动的地位。他压制住心底的悲哀和愤怒，心道，这是我们违规执法应当支付的代价，不然，我们以后何以赢得人心，赢得民心？
说材料是常务副校长一方泄露出去的，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因为泄露这份材料，已经是对他们的政治前途包括人生前途的极大威胁；如果说是周明泄露出去的，周明曾经在多种场合对韩江林的支持表达了感激之情，假如说他想借这份材料陷害韩江林，最大的可能就是失去一位支持者，失去一位靠山，今后的工作必然处于不利的境地。但政治是不讲感情的，甚至是不计代价的，谁又能够肯定地说，周明不会为了泄愤铤而走险呢？
其实，韩江林刚刚看过一个电视纪录片，央视记者随一辆山东运送蔬菜进京的卡车采访，从山东到北京，菜车一路被收费站收费、交警等罚款，共罚了二千多元，一车菜到北京反倒亏了几百元。看过电视的同事都说，菜车不是车，而是一只任人宰割的菜鸟了。看着瓜菜满地滚的现场，韩江林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电视里的菜鸟，居然飞到自己的地盘上了。而宰割菜鸟的不是别人，是自己属下的警察。他无言地握着菜主的手，良久，才说，请人把河沟里的菜收拾一下，拉到县城卖掉，看看有多少，损失的部分，政府赔你。
韩江林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让他们闹吧。
菜主似乎被意外的情况弄昏了头，神情悲怆、语无伦次地说，跑了一路都是不平坦的道路，刚看到一条笔直的道，司机看得高兴，加大了油门，这么好的路，六七十码也超速，罚款五百，我开他的运费四千块，到这里已经被罚了二千二百多块，扣除油钱已经亏大了，再罚五百等于倒贴钱，他们吵了起来，我以为他上车拿钱交罚款，没想到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满满的一车菜呀，我们可不是有意抗法，有意顶撞政府。
他们闹糊涂了，我们就清醒了，事情就好摆平了。马正文说，当前最紧要的大事就是要保证组织意图的落实，我们的一切大政方针就围绕这一目标转，有人放出了阴风，我们就要吹阳风，不断地向群众和人民代表宣传你的政治优势，换届选举要保证的人选太多，还有可能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现在只保你一个核心，一个重点，只要内部不出现杂音，不出乱子，肯定能够保证组织意图实现。
王茂林简单地把中年汉子的情况作了介绍，他是广西的蔬菜种值大户，请车拉反季节蔬菜到重庆卖。又把韩江林介绍给菜主，这是我们韩县长，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向他反映。
韩江林心里应了一句，我担心就是内部的杂音呢。
视野的尽头聚着一群人。韩江林的车驶近，王茂林等几个公安人员迎上前来，打过招呼后，韩江林没有问更多的话，竟直走到公路边上。小河沟里，卡车和警车绞在一起，卡车上的瓜菜滚得满坡满河沟。一个瘦黑的中年汉子蹲在公路坎边抽烟，木然地望着河沟里混乱的现场。
马正文说，我们的代表都是经过组织认真考核检验的，少数负面的消息反而会让他们对别有用心的人保持足够的警惕，只要我们保持强大的宣传优势，把工作做扎实，阳光一定能够驱散阴云，毕竟这世界还是阳光的世界嘛。
停下，韩江林说，小刘一脚急刹。韩江林下了车，回走几步，看到纸盒里的雷达测速器还摆在那里，没来得及收。他看了看来路，又望了望去路，一种悲哀的情绪从心底弥漫开来。默默地走回来，上了车。现代行政理念强调阳光行政，政府也被称为阳光政府，执政乃至于执法行为，都应当是阳光的，光明正大的，可某些部门为了一己私利，居然做贼心虚似的，把执法行为地下化，诡秘化。君子坦坦荡荡，执法者应当是民众的表率，但有些执法者被利益蒙蔽了心灵，哪里还有一点光明正大的坦荡胸怀和勇气？尽管公路交通有了完备的法律，但执法者的素质跟不上，执法者的理念还是非法的，法律不仅有可能是一种摆设，还有可能沦为一小撮人谋私利的依据。
说到最后，马正文为借助意象的表达方式笑了起来。马正文越是保证，韩江林越不安。通过马正文的话，他已经明显感觉到了肯定有人要在选举的时候跳出来竞争，因为人代会安排选举的机会并不多。在不是换届选举的时候成为代表联名提出的候选人，参加竞争，胜出的机会比换届档期大得多。而且在他人看来，韩江林是那么年轻，那么地缺乏政治和人生经验，一个有成熟政治经验、有良好社会声誉的人和这样的年轻选手竞争，即使没有组织作保证，胜出的可能性也非常大。想到这些，韩江林顿时充满了隐忧，为前途担心起来。转念一想，欧成钧和吴传亚信誓旦旦地要充当把门壮丁、给自己看着的话，有这一帮兄弟作后盾，韩江林焦躁不安的心略为松弛下来。
轿车驰上被称为白云高速公路的一段国道线，这段国道从大坝中间穿过，笔直而平坦，视野开阔，两旁郁郁葱葱的行道树遮蔽着公路，形成一道很美的风景。轿车加速时，略有一点起伏的公路让轿车忽上忽下，给乘车者一种飘飘欲飞的感觉。经过道路的中间，小刘指着一个摆在地上的纸盒子说，那是交警藏在公路上的雷达测速器，这一段路好跑，司机跑得高兴，一不小心加大油门加速，马上就被埋伏在纸盒里的雷达测速器测到，跌进了交警设置的陷阱中，这一段路也被司机称为罚款陷阱，本地司机经常中箭，更不要说外地司机了。
韩江林不想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纠缠下去，换了一个话题说，从公路上出现的违规执法现象和党校的财务事件，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有了制度，但是，一旦执行制度走了形、变了样，制度往往会变成一种摆设，变成人的牺牲品，我们要从这些现象中吸取教训，一方面要继续加强制度化建设，推进法制化进程，另一方面，要着力提高执法者的素质和执法水平，制度一旦建立，就要坚决执行，要让人、让利益为制度让路，而不是制度给人、给利益让路，决不能再让制度为某些人、某些群体作出牺牲了。
政治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政治是条橡皮筋，什么都可以套。韩江林想起党校一位教授讲的顺口溜，莫可奈何地摇摇头。此时，任何意见无益于挽回定性错误造成的坏影响，他说什么都是画蛇添足了，于是轻描淡写地说，没什么。
马正文苦笑着说，这恐怕很难，因为制度化建设需要思想作为支撑，主要体现为制度和法律的思想建设，如果不能在思想意识上解决好这一问题，我们恐怕仍然要在相当长时间内，生活在非法制化的无序状态中。
按照一般的事件来处理，这事对于肇事者和地方政府都有利，按照恶性事件处理，对于公安机关有利，按照此定性，他们可以放手处理肇事者，极有可能因为处理了一起复杂的案件而立功受奖。这也是为什么下级或者地方政府，喜欢把普通的问题复杂化，把简单的困难加重化，把一般的灾难绝对化的原因。把问题往重处说，不仅能够获得更多物质的支持，还极有可能获得上级的嘉奖。它带来的坏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即影响了上级对于问题的基本判断，因而极有可能造成决策失误，另一方面浪费了国家宝贵的行政资源。可是，一起普通的事件，为什么要扯上政治的虎皮呢？莫非卡车司机是敌对势力的派出人员，是特务？
什么叫非法制化无序状态？这是一个新名词吧，韩江林笑问。
什么坏了？王茂林不知道韩江林想表达什么。
马正文笑了起来，非法制化本来就是一种无序状态，我觉得只有这个词能够更加准确地描述一种深受专制思想影响，而又摆脱了专制统治，开始迈入现代民主社会的形态。
这次王茂林回答得十分痛快，这是发生在我们县的第一起暴力袭警事件，也是近年来很少发生的暴力袭警事件，我们在第一时间里向市局作了汇报。韩江林一听，猛地一拍大腿，脱口说道，坏了。
这是一个高深的理论问题，对于解决现实问题无益，韩江林说，我在一份报纸里看到一则消息，全国公路执法大检查中，司机对我们这一段国道的交警执法满意率最差，我们的违律执法早已引起了司机们的反感，今天出现的事件虽然是个别案例，但它又是一个迟早要出现的必然事件，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认真开展一次执法教育，要通过纠风行动，彻底改变当前执法队伍中存在的违法违纪现象。
韩江林不放心地问了一句，案件还没有上报市公安局吧。
对，马正文点着头说，事实上我们的执法一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把警察拉来搞中心工作，造成了警察和普通百姓的矛盾，在这方面，作为政府的主管领导，你要多和苟头那边沟通，取得共识才行，对于执法教育，我准备召开一两次会议，把任务布置下去。
是。王茂林响亮地回答。
见自己的意见被马正文接受，韩江林高兴地说，我们已经对这事取得了共识，这就是一个良好的开始，苟头现在刚刚上任，挽起衣袖准备大干一场，暂时可能还听不进不同意见，要有做长期工作的思想准备。
韩江林预感到出现死亡的严重后果，生气地说，为什么说可能？有没有生命危险，医生说了算，赶快送医院救治，不能出现任何死亡事件。
任务是艰巨的，战斗是长期的。马正文用了一句经典的战争题材电影台词，站起来说，材料放在你这里，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对这事你思想上还得有个准备。
王茂林说，卡车司机受最重，大量失血，我们已经紧急送往南原市人民医院，我们的交警卡在车里，刚刚救起来，可能不会有生命危险。
韩江林感谢马正文的善意，大声说，好，我一定听从马正文的指示。
韩江林问，伤员送医院了吗？
马正文笑了起来，你搞错没有，现在谁指挥谁？
根据韩江林的第一判断，这是一桩普通的事件，极有可能是警察粗暴执法造成的恶性事件。案件的表象是卡车司机暴力袭警，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却是执法队伍粗暴执法，违规甚至于违法执法，巨额的罚款激起卡车司机的愤怒，引发了暴力事件的产生。但是，在普通人乃至于传统根深蒂固的观念里，执法者代表了国家政治，不管其态度粗暴还是违规执法，他们的任何行为都是合理的，任何对执法者的侵犯都是不可饶恕的。所以王茂林能够按照这一思路，轻易就把这一事件定性为暴力袭警的恶性政治事件。韩江林担心公安机关以此定性报告了上级。如果事件真的就这么简单定性，一起简单的袭警事件就变得复杂化了。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使人们能够把注意的焦点由公安机关转移到当事人身上。
韩江林说，我们是一个班子的成员，谁也不指挥谁，唯苟头的命令是从。
韩江林认为，对于普通的事件，公安机关直接处理就行了，没有必要报告地方行政长官。执法机关喜欢把发生的事件直接报告行政首长，原因就是行政首长负责对他们的提拔负有任命的权力。人们常常抱怨执法机关不能独立执法，在实际生活中，公安机关却喜欢自动交出独立执法权。王茂林接下来的话却让韩江林心头一紧。他声色俱厉地给这一事件定性为暴力袭警恶性政治事件。
马正文玩笑一句，听你这话，我们好像跟着苟头撵山打猎了。
在赶往出事现场的路上，韩江林听取了王茂林的详细汇报，原来一辆拉蔬菜的外地车，采取自杀式的暴力方式，冲向在公路上执法的交警大队警车，卡车和警车一起翻进了河沟，造成两辆车损毁，卡车司机和一名交警严重受伤。
这句话有一点戏谑的味道，两人同时放声大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