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江林几乎要用莫名惊诧来形容此时的感受了。苟政达并非沉默寡言的人，但他在公开场合的发言纵论古今，从来不触及人的心灵，更不会像屠晋平一样探询领导者的心态。他这种有意识的回避原来是被人压制着，现在压在泰山顶上的石头搬掉了，他的思想像春草一样获得了生存的空间，蓬勃生长起来。
江林，俗话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我不是板刻守旧的人，更不是思想僵化者，我也十分赞同创新，说真话，办实事，老百姓可能会喜欢这种风格，我只是说喜欢，因为老百姓是最容易被糊弄的，如果说的比唱的好听，他们很容易就会被打动，所以高明政治家说的比唱的好听，就很容易打动老百姓，办实事是需要时间来检验，需要老百姓个体一一的感知，才能够获得认同，而做报告和做演讲就不同了，只要不断地鼓劲，不断地说好话，不断地给老百姓以希望，在群情激动的特殊语境下，那怕是放一个屁也会获得热烈的掌声，法西斯怎么会上台？在没有听希特勒的报告以前，很多德国人都对法西斯持反感态度，一旦听了希特勒的报告，几乎所有的听众都被他慷慨激昂的演说所打动，被他所设计的美好愿景和蓝图所征服，为什么领导者喜欢召开千人、万人大会？因为这是他们最容易获得掌声，最容易迷惑群众的时候，领导者的思想在这种时候最容易获得扩散，从而满足他们极度强烈的自尊心。
能够把长话说得简单是一种本事，而把简单的话说长，又是另一种本事。苟政达说，老百姓是缺乏理性，很容易受到情绪左右和影响，他们最佩服那种手捧茶杯云里雾里、古今中外、国内国际滔滔不绝说上几个小时的教授，听完报告他们一头雾水，同样对讲演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所谓报告一般的情况下就是用一堆新名词，一打新概念，一通大废话把听众给弄糊涂了，方才能够显示报告者的高明，如果讲一通大白话，他们听懂了，明白了，回过头却说，这些道理谁不懂呀，还用得着说吗，倒把你气得半死，所以，在老百姓缺乏知识，或者人大代表还没有变得更理性的时候，我们的报告要站在一定的高度上，和代表的理解力保持一定的距离，要通过大道理而不是大实话来让他们佩服，大道理往那儿一摆，实事做得怎么样，做不做，没有人敢来质疑，如果你说实话了，摆在和他们同样的地位上，他们就有理由来质问你，你们说了，为什么不做？
韩江林的混乱让苟政达的自尊心得到了部分满足，他为了表示豁达与宽容，大手一挥，请示就不必了，不知道内情的人还以为我老苟伸手太长、插手太多，说我们面和心不和什么的，政府的事还是你做主，我的意思是，不依规矩，不成方圆，政府报告还是应当按照政府报告的文体，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在一只现成的箩筐里面，装上我们自己的东西，如果不用现成的箩筐，而是生造出一只箩筐来，势必造成标准的不统一，上级指导组的领导一看我们是新东西，马上产生疑问，你们是怎么搞的，要创新是不是？创新要拿出成绩来呀，如果上级因为报告的事情盯紧了我们，让我们成为全市的把子，我们今后的工作就会全面陷处被动。
听到这里，韩江林第一次为真诚做人感到害羞，真诚对于苟政达这一番话来说，变成了无知和浅薄。人们往往批评形式主义的无用，事实上，形式主义之所以盛行，是因为形式主义太有用了，它能够把没有思想的灵魂遮掩起来，让人们看不透它倒底有些什么货色。人们甚至通过某种形式，能够把一条无知的狗，变成一只能掐会算的神仙。
韩江林本想就报告的事解释一下，在没有弄清苟政达的意思之前，他的任何话都有可能是对苟政达的想法的否定，从而引来苟政达更多的反感甚至于反击。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韩江林故意吐字不清地说，我只是想，报告，主要是实事，这件事情本想来和书记请示，忙也就来不及了。
苟政达见韩江林已经被说服，总结性的说了一句很有生活哲学的话，报告的理论部分就是衣服，可以把一篇没有多少实质内容的报告装点得色彩斑斓，而报告内容就是肉体，强不强壮，性感不性感，有衣服罩着，一般人是看不到也看不透的。
韩江林以为他是在嘲讽，脸热辣辣地烧了起来，却发现苟政达换上了一副严肃的表情，这下子倒把他给弄迷糊了，弄不清楚苟政达是什么意思。
韩江林心虚地问，我们的报告要推倒重来？
肯定没有问题，还是年轻人脑子好用，思维活跃，观念新颖，思想开放，充满了活力，如果这是一篇演讲稿，绝对是一流的演讲辞，能够和美国总统林肯先生的演讲相媲美。
不，不，苟政达显得开通的样子，报告的核心部分这么写，很有份量了，可以说有血有肉，但是，这种赤裸裸的血肉是见不得人的，要给它穿上衣服，那就是仍然用报告的大道理，用报告的文体形式，把它套上，这就是一篇创新了和形式的完美报告。
有什么问题吗？韩江林问，感觉后脑勺嗖嗖嗖吹来一股冷风，阵阵发凉。
创新形式有什么用？你总不于给家里的黄脸婆换了一套新装，就以为得了一个新婆娘吧，苟政达嘿嘿一笑，听说有的女人为讨丈夫的欢心，居然做什么处女膜修复术，换一个处女膜，就是新人了？狗屁，创新内容就好比灰姑娘穿着旧衣服，衣服虽旧，人却是新人，只要有一双红鞋子，灰姑娘马上可以脱胎换骨，变成超凡脱俗的新人。
苟政达不习惯用长语，说到后面时，头一歪，粗大的喉结一提，青色的血管暴露出来。韩江林不知道他为什么对一份报告会有这么强烈的情绪反应，情绪应当出现巨烈反映的是韩江林，因为刚刚重写的报告，他还来不及看，就被送到了苟政达的案头。说得好听一点，说明苟政达在政府办还有着不可撼动的强大影响力；说得不好听，苟政达在他身边安插有钉子。
韩江林怀着敬佩的心情离开苟政达的办公室，走到楼下，一丝细雨凉幽幽地洒在脸上，韩江林忽然一个激灵，方才清醒过来，感到陷入苟政达设计的彀中。一份报告，苟政达却雾里云天地扯了许多大道理，让韩江林无法反驳他的意思，只得乖乖地执行。细细思量，还真不得不佩服苟政达的洞察力。如果平等对话，不能说服对方，势必会引起争论，如果用大道理来说明，好比如来佛用五行山压孙猴子，你纵然有七十二般变化，又哪里能够奈何？更何况在我们这种以崇尚大道理为荣的社会里，政治的大道理自古以来就是老百姓的大箩筐，既装衣服蔬菜又装牛屎马粪，一个平常老百姓怎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丢弃这个貌似可以养家立命的东西？事到如今，韩江林纵有千般想法，万般考虑，也变成了拴在苟政达磨盘上的叫驴，只能顺着他的意思转了。
苟书记。韩江林刚改口，还有些不习惯。苟政达哗地放下报纸，动作幅度很大，把韩江林吓了一小跳。苟政达挪开报纸，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一只眼睛看着文件，一只眼睛看着韩江林，眉头向上一拉，做了个古怪的表情，这就是你要代表县人民政府向人民代表大会提交的政府工作报告？
韩江林回办公室坐着，思考如何改进报告才能更完美，又与苟政达的意见有所区别。他想整两份报告，一份以报告文体为标准写作的，作为大会上发布的材料，自己在会上作的报告，则另外准备一份。这想法一经出现，随即被他否定。
形式往往是文化造就的，屠晋平自恃文化高，凡事讲究形式，就连接待领导和群众的来访，都要讲究一二三；苟政达出身草根，从农业聘干里起步，做事没有那么多的规矩。办公室的大门是敞开的，不管干部群众，有事说事，无事可以进去打个招呼。韩江林到来时，他正双手高举着报纸在看，报纸把他整个地遮住了。
向大会作报告本身就是严肃的政治生活，必须态度严谨、一丝不拘，两份报告的出现，肯定会受到代表的质疑。在一些工作会议上，有些自以为是的领导，经常采取会上发一份，自己讲话另行一套的形式，以此来表示自己的高明。这其实是一种雕虫小技，这种雕虫小技只能够糊弄泛泛之辈，而不会受到有思想的干部群众欢迎。任何会议从政治上说是严肃的，从经济上说都是在花费纳税人的钱，需要达到既定的社会效果，因此事前的准备是周密的，领导的思想和意志已经在报告中有所体现。另做一份报告，只能证明报告是秘书写的，而领导事先没有与秘书、与其它会议筹办者进行很好的沟通，于是领导在会上自行其是，这种态度只能说明领导根本就不重视这次会议。领导自以为高明的行为，实则是对自己威信的损害。出笼两份报告也是对公共行政资源的浪费。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人大杨主任见韩江林还有事，草草说了几句就结束了汇报。他们一走，韩江林跟着出了门，经过办公室门口和小周打了一声招呼，我到县委苟书记那里商量个事情。
正道直行，韩江林耳边又响起这个声音。他决定按照苟政达的意思重写报告。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此时低一下头算不得吃亏。同时，要对秘书们表示道歉，他个人的想法浪费了他们宝贵的时间和很大的精力。韩江林在政府办当过秘书，知道写领导报告的艰难。领导的想法千变万化，秘书的笔头也得千变万化。报告中所包含的内容涵盖社会的方方面面，秘书对此也得成竹在胸。“胸中自有百万兵”，这句成语在战时形容将军、和平时期形容秘书其实也不为过的。只有胸中陈兵百万，才能够随时让领导点将，方能够挥笔而就。如果秘书只有领导点的兵，遇到情势一变，领导意思大变，秘书会措手不及，最后只好乖乖缴械投降。
负责代表审查工作的副主任把代表的构成情况和名单交给韩江林，韩江林粗略地看了一下，代表中党员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七十，余下的百分之三十也是私营企业主，或者机关中的无党派人士，也就是说，白云县最高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基本上是政府官员和既得利益者，要这些人对上级的意图提出反对意见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如果在选举中可能出现不同意见，则表明政府领导者中出现了分裂，而不是来自组织外部势力的强烈冲击。拿到这份名单，韩江林暗暗松了一口气，觉得县长这一职位对于他来说，已是探囊取物，所谓的选举不过是走一走形式，走一走过场。
韩江林叫小周把执笔人员召集起来，安排对报告重新进行修改。在等待秘书集中的时候，韩江林把想法大致梳理了一下，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要点。他所讲的当然只是针对内容部分，至于文字的修饰，那是秘书们的事情。他如此关注内容，这就好比一个年轻的女人，对自己美丽而健康的身体充满了自信，大抵平时只需要关注身体的健康锻炼，而不是外在的衣着。她们出门的时候，只需要素面朝天，能够以健康的身体和青春靓亮的容颜赢得百分之百的回头率。只有那些人老珠黄者，才会如此关注自己的外表，并对衣服等进行精心的修饰，以此掩饰内在的虚弱和不自信。某些领导如果不是对全篇的严格要求，而是仅对于文字的过分雕琢，大抵是因为胸无点墨，对于内容、架构等实质内容的把握无度，只好在文字、标点符号等无关紧要的地方，刻意地进行严格的要求，以转移秘书们的视线，以此显示态度的认真。精于敷衍塞责之道的秘书们，则会极力迎合领导的自尊心，有意在领导在乎的地方，特意留下领导表演独特个性的场地，以让领导自认为获得部下的赞赏和加分。领导在台上往下看时，以为自己高高在上，是何等的绝顶聪明。部下也并非都是糊涂蛋，对领导的表演一向了然于心，之所以还愿意给低劣的表演以掌声，只是因为高高在上者手里拿着他们所需求的资源，因此，他们像一群嗷嗷待哺的狗一样，毫不吝啬地送上欢笑和掌声。当年纪晓岚领着一帮文人学士编著《四库全书》时，知道乾隆皇帝有喜欢改文字的习惯，于是故意在编著的时候留下一些错字，让皇帝表现自己的高明。乾隆皇帝看到鼎鼎有名的大学者纪晓岚居然被自己查出错误，皇帝虚荣的自尊得到了何等的满足。诸不知，乾隆正是落入了纪晓岚们的彀中。后来，因为乾隆皇帝对于文字的吹毛求疵失去了兴趣，纪晓岚有意留下来的文字瑕疵就成了留给后代学者的一笔糊涂帐。
人大负责代表审查的副主任正要汇报会议筹备的相关情况，苟政达的电话打了过来，要求韩江林到他办公室有事商量。韩江林只得简要听取了人大常委会三位领导的汇报。从汇报的形式上说，作为县长的韩江林要对人大常委会负责，但人们习惯于把书记县长当成县里的一二把手，向他汇报是冲着他的县委副书记这职务来的。从汇报的内容来看，汇报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人大的领导不过借汇报，多和书记、县长加强联系，以便不管是当前还是今后，多得到县里主要领导强有力的支持。
执笔的秘书们陆续到来，主任进门的时候，眼睛不经意地与韩江林一碰，韩江林发现他嘴角得意的微笑，心里格登一响，一股怒火从心底腾地烧了起来。人会因为施展一点成功的小计谋而暗自得意，或许他正沉浸在这种得意中呢。对付他人的挑衅，要么是宽以待之，晓之以礼，动之以情，然后让时间慢慢把矛盾消化掉；要么给予最为严厉回击，几个回合将对手击溃，叫对手或其它人想起来就胆寒，以后再也不敢招惹自己。韩江林料想自己不是那么强势的人，没有必要不给别人以退路。从客观方面来说，他到政府这边的时间不长，还没有做几件能够让人心服口服的大事，别人心里有疑意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能够给别人理解自己的时间和机会，表现出容人的雅量，以后才能争取更多的人支持自己。潘建平副书记曾经说过，官场中的政治就是让支持自己的人越来越多，反对自己的人越来越少。如果自己不能做到这一点，至少说明政治素质还欠火候。
刘涛忙点头说，按照县委的要求，财政局坚决保证四大班子的工作经费。杨国超听了这话，松了手说，有这句话，我可以依法放你一马。大家呵呵笑了起来，刘涛赶紧笑着告辞。
大家集中起来后，韩江林开门见山地向大家道歉，把个人对报告的想法进行了说明，然后说明他的想法与时下通行的报告体裁存在某种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有可能会给大会带来负面的影响。他坦荡的胸怀立刻赢得了秘书们热烈的掌声。
刘涛见他们商量起选举的事情，站起来要走，被杨国超拦住了，说，财神爷在这里，我们不另外到庙里烧香，现场办公，你要抓紧把会议经费划拨过来，还有，今年县委安排人大常委外出考察学习的经费，是不是考虑安排一下。
人们常说，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韩江林这一反常规的露相，在秘书们看来就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大真人。负责文书的办公室副主任见领导说了真话，情绪有些激动地说：我说两点，行事有规矩，作文无定法，行事有规矩是因为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大家在一定范围内生活，如果不讲规矩，势必影响他人的生活，作文不管如何写，都是思想的东西，思想的东西只要接受的人有心胸，有肚量，有抱着商量的目的，就不会对对方的生活造成伤害，当然，现代社会因为思想对他人造成的伤害，大多是因为心理承受能力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对思想的东西感到恐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内心存在着思想或者道德方面的缺陷，用老百姓的话说，怕别人揭我们的伤疤、戳我们的痛处，长期以来，我们把报告这种灵活的文体变成了固定的模式，一方面说明思想的僵化，不敢创新，另一方面，说明我们存在缺点，担心随时被上级领导或者人大代表们质疑我们工作中的不足，韩县长提出改进报告的写法，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敢于面对领导，敢于面对人大代表，敢于面对现实，这需要具有很大的思想和精神勇气，还需要面对缺点的道德觉悟，今天提出重新按老规矩来写报告，我觉得在形式上尊重了传统，尊重了一些旧习惯，而内容上却保持了独立性、创新性。
杨国超说，从客观上我们也相信经过认真考察和选举的代表，但为了坚决落实组织意图，还是要考虑加强必要的防范措施。
酸。这是副主任一番话给韩江林最强烈的印象。面对这种酸，他心里如同打翻了五味瓶，既有一些儿不适，也有六月里喝酸汤的味道，感觉上颇有几分飘飘然。从副主任身上，韩江林不得不佩服中国文人对政治的演绎，从最早的赵高指鹿为马开始，中国文人能够一直对皇帝和领导的话进行最为全面、最为正确的诠释。就像他的一番话，副主任却能滴水不漏的演绎出一番无比正确的道理。如果自己的地位更高一些，权力更大一些，是不是自己放一个屁，也会有人接在手里，说这是天底下最香的屁？
韩江林说，这个我相信，人大常委会同志都是经过组织的严格考察，精挑细选地选出来的，能够严格地执行党委的文件指示和精神，但是，我们不能保证所有代表都有这样的党性和纪律意识。
白云民间有一个关于香屁的故事。故事说，兄弟俩分家，狠心的哥哥要了最好的土地，把最贫瘠土地分给了弟弟。这块地种不什么好东西，弟弟只好种一些葱。弟弟挑着葱到街上卖，放了一个屁，整个街面都闻到了香味，大家都注意到了弟弟的葱，纷纷跑来购买吃了能放香屁的葱。弟弟靠一块贫瘠的土地过上了好日子。哥哥看着不服气，硬要把自己的土地和弟弟换，弟弟没有办法，只好换给了哥哥。哥哥也种了葱，挑到街上卖，一路上喊，卖能放香屁的葱喽，卖能放香屁的葱喽。街上人的听说，纷纷路过来买。正在这时，哥哥放了一个屁，臭气顿时熏晕了好几个人，街上变得臭不可闻，愤怒的人们把哥哥狠狠地揍了一顿，把他的臭屁股打烂了。
杨国超说，我以人大常委会全体常委的名义保证，一定严格依法把你的候选人变成职务。
一通屁话酸文人能够总结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韩江林心道，这就是中国文人政治的悲哀。自孔子始，正式把中国推进了文人政治的酸菜缸里，在这个酸菜缸里，什么东西在里面泡一泡，都有了文人的酸味，都似乎变得适合于所有的人，比如说仁、比如说道，诸如此类，说不清楚道不明白，可以有无数种解释的语言，文人直接把他们的思想和语言变成了规则。正因为可以有无数的解释，恰恰迎合了皇帝无限善变的政治需要。相比后来的西方社会，卢梭等人的思想，只是制定规则的基础，而不是真正的社会规则。社会规则是刚性的，文人思想和语言是弹性的，刚性的社会生活需要刚性的规则，中国传统社会一直用弹性的规则来管理刚性的社会。文人为了推销政治观点赢得生存的空间，总是向皇帝和领导者推销自己思想和语言，他们一般分为两步走，首先是通过演绎皇帝的话来让皇帝欣赏，从而进入核心决策圈，进入核心决策圈后，又通过皇帝的口，或者谏言来推销自己的思想和语言，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人政治。柏杨把什么都可以演绎和解释的文化称为酱缸文化，韩江林倒是觉得，这种所谓的酱缸底料的最大特色就是酸——酸溜溜毫无骨气软弱无力，处处被动随时挨打，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最大特色。
韩江林说，杨大主任，说话要有法律依据啊，我目前还只是县长候选人，县长候选人和县长还是有区别吧。
赞扬成了会议的基调，在场的人都跃跃欲试，准备朝这条道走下去，把韩江林的一点想法捧为无比伟大、正确的决策。韩江林张着耳朵准备倾听一通花团锦族而毫无意义的溢美之词，手机铃声及时给他解围。
杨国超拿起烟看了看，说，县长就这品牌？这是乡科级抽的磨沙黄果树啊。
王茂林在电话里向韩江林汇报，在国道上发生了一起暴力袭警事件。韩江林乍一听，寒毛都耸立起来，什么，暴力袭警？
两人正在说话，杨国超主任和人大的两位副主任走了进来，他把包放在茶几上，笑眯眯地说，管火的都在，今天有搞头了。韩江林知道杨主任所说的管火是什么意思，从抽屉拿出两包烟甩了过去。
对，王茂林在电话里大声而肯定地说，这是一起具有恶劣政治影响的袭警事件。韩江林心直往下沉，在要对他进行选举投票的关键时期，发生这样的恶性事件有可能影响他的政治前途。
这天，韩江林把主持财政局工作的刘涛叫到办公室，商量从什么地方如何挤出一些钱来，给乡镇增加一些补助，以安抚乡镇长们的心，间接地达到稳定各乡镇代表团的目的。这种做法在这种时候，无异于赤裸裸地收买人心，但在选举日益临近的关键时刻，这也是万不得已之举。
等等。韩江林对王茂林说，简单交待办公室主任继续开会，然后匆匆走出会议室下楼，对着电话命令王茂林，
本次人民代表大会有选举县长的任务，负责会议筹备的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们神经有些紧张，生怕选举出现什么问题，几乎每天都要向苟政达和韩江林汇报会议的筹备工作情况。先前韩江林还能够镇定自若，后来，受到他们的情绪影响，随着会议时间的临近，心里不由得也紧张起来。
把事情说详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