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清华大学一对教授夫妇带独生女儿坐公共汽车购物。不知为什么事儿，教授给售票员提了意见，售票员便刁难起这对夫妇来，女儿跟着批评了售票员，售票员便扼住这女孩子的脖子。司机中途停车，售票员将女孩子推下车去。接着，公共汽车突然起步，车门不光夹住了跟着下车的夫妇，还将他俩拖拽了几十米。公共汽车扬长而去。整个过程，车内无一人挺身而出。姑娘被推下时脑袋触地，血流如注；教授的腿也骨折了。等送到医院，这十六岁的花季少女停止了呼吸。大家静静听着，不觉露出愤慨的神色。
小伙子讲了今天的安排，说上午访问州政府，下午参观这个国家的一所著名大学。接着，车内响起一阵欣喜的低语。小伙子打趣说：首长们离开祖国，一定非常关心最近发生的事情吧。下面，交流友好协会广播电台就播送来自祖国的新闻。他先说了中央领导们出访和接受各大国政要来访的新闻后，便讲起在北京发生的一件事。
迟瑞成突然问：“你怎么知道的？”小伙子立即答：网上看的，中国的事情随时能看到。接着，他补充一句：来自中国的著名网站。大家点头称是。有人问他怎么来这个国家的。他毫不隐讳地讲自己出身农家，后到深圳一家公司打工，几年前来这里，现具备申请绿卡的资格，还没拿到，等等。
刚到那天，代表团在这连锁饭店里开预备会，钟勇和大家才晓得这个州对中国交流友好协会的会长兼理事长是位律师，还当过几个城市的市长；副会长和副理事长却是一对来这个国家多年的中国夫妇。后来大家待的时间长了才晓得，现在这个国家几乎各地都有这样的协会，有叫对中国“交流友好协会”的，也有叫“交流协会”的，还有叫“友好协会”的，更有叫“交流永远友好协会”的，不一而足。任务都是接待这些年从中国到这个国家的代表团、培训团，等等。这些团，有来自中国各级政府的，也有来自各大学、各大型国有企业、科研院所甚至是民营大公司的，真有点像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大批官员、学者和企业家到欧美学习。省委组织部介绍，这些年中国发展速度全世界第一，其中还有组织出国培训的功劳。如今，这个国家如同雨后春笋般冒出的这些协会，就是专吃这接待饭的。结果，来访的团长和团员们就几乎永远见不到正宗的外国人——会长兼理事长们，估计都是些挂名吃闲饭的，却只能见到这些搞接待和拿接待费的中国人。大家揣摩着：等代表团、培训团一走，这些中国人再跟外国老板们——会长兼理事长们分钱。所以，在这些距城很远因而房费低廉的连锁饭店中，每天早晚来来往往的全是中国人。大家打趣这些协会是“永远是哥们儿忽悠会”，“专忽悠咱中国人的钱”。
钟勇看见，迟瑞成仰身在座位中，头倚在靠背上，闭目养神，好似无动于衷，但能看出他难以抑制心中的气愤。顿时，钟勇心头腾起一股对老大哥的强烈好感。
他介绍自己是该州对中国交流友好协会的交流部主任，负责全团的接待工作。
大轿车到州政府大楼前的大道上停下，小伙子对下车的人们说，政府外事办公室正在开会，一小时后我们集合进大楼；先自由活动。人们四散开了，多数人穿过人行道，往州政府大楼前的空地而去。钟勇看见，这空地的左边是大片草坪，右边是个喷水池；正中有不少年轻男女席地而坐，对着州政府大楼这世界闻名的巍峨建筑写生。草坪旁是这个国家无处不在的一片片树林，一些年轻人正在林间几辆各色面包车旁忙碌，拉横幅卸鼓号，像准备搞什么活动。林间和草坪上还躺着一些蓬头垢面的流浪汉。
一位穿浅古铜色毛料西服的小伙子上了大轿车，车门“嘭”一声关闭了。他站到司机身后，拿起车头栏杆上悬挂的无线话筒，面向大家。他西服翻领上别着一枚交叉着中国和这个国家两国国旗的彩色徽章。
钟勇看后感到没多大意思，便回转脸来，却看到迟瑞成正站在一圈高高的塑像前面。钟勇赶忙逆众人方向，向老大哥走去，然后跟他一起昂首凝望起来。
第二天一早，钟勇和培训团的成员们在下榻的连锁饭店里吃完早餐，然后陆续进入候在饭店门前的大轿车中。一落座，有人就抱怨起这个国家的早餐来，很多人也随声附和。钟勇没吭气，但觉得大家说得对，的确够难咽的。每天就这么几样，大概这饭店也永远这么几样。当然，咖啡、牛奶，全世界都一样，没什么可挑剔的；鸡蛋却是用黄油炒的，还像没放盐，所以既像黄土那般松散，也像黄土那般无味；肉片倒烤得焦黄卷曲，切得也如纸板薄脆透亮，却也像纸板那般难嚼和味道怪异；甚至就连面包也远不及省会的可口。不过，钟勇没发怨言，要跟大学毕业后的工地生活比，尤其跟举报时候的地狱日子比，如今不论什么日子都像上了天堂，更甭说是来这么一个富强国家啦。
这高高的白色大理石基座上矗立着一组人物雕像：一位戴宽檐帽、穿十八世纪欧洲服装的男子双手横握着一杆步枪，腿旁还蹲着一只猎狗；一位神态端庄的美丽少妇双手托着一张渔网，侧后方坐着一位正俯身织布的姑娘；一个少年坐在火堆前读书，一位少女挨着他，略带稚气的脸蛋探到书前，俩人的神情又纯洁又专注；一位秃顶神父一手拿《圣经》，另一手高高举起，食指指向天空，表情严肃而庄重，一位长发披肩、发中插着长长翎羽的年轻印第安人单腿跪在他的身旁。
钟勇赶忙摸自己这面床头柜，关了灯，可后来还是没合眼，平生第一次思索起西方社会制度的合理和先进来，不由又对比厅里的那些事儿。他琢磨着，更对老大哥有好感了，觉得他就是自己的同道。结果，他脑海里波涛汹涌，翻过来滚过去——怎么办？
迟瑞成转过脸来，对钟勇笑笑，随口道：“多了不起啊。”然后，他指着雕像对钟勇说：“你看，两百年过去，这个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一片蛮荒之地变为世界头号强国，可精神象征一直没变，”他一一指着这百年雕塑，“劳动、知识，还有宗教，这个国家的立身之本，可说是立国两百年一以贯之，始终不动摇。可不像咱们——老刮风，好像一过多少年就得把以前的推掉，再立个新的。”
说到这里，迟瑞成的声音不觉带出点儿颤抖，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躺了下去，翻了个身，说：“不说了，再说得癌呀。小钟，咱们只能随它去吧，无奈。睡吧，今儿一个白天都是听官员们讲课，机会难得啊。”
钟勇心中一动，刚才看了，只觉得新颖别致，却没往这上面想。的确，自己在国内也算走了不少地方，可看到的，似乎除了庙宇和佛祖还有玉皇大帝、太上老君乃至各路神仙，就再没什么一以贯之的了。多年前，不光社会主义遭非议，就连雷锋、张思德、焦裕禄和白求恩等等都遭攻击，说他们是共产党愚弄人民的工具，到今天，依然是争论不已的话题。
团长打断大家的话，说：“想一想，美国连搬个东西都规定了动作，还有动作的先后顺序和时间要求，精确到了这种程度，每一分钟都不让员工浪费。可咱们中国呢？最司空见惯的就是党员学习，不论脱产学习一天还是几天，单位工作照常运转。照理说，党员应该是这个单位最先进的，可这么多先进人物放下工作，单位工作却不受影响，光这一点就不能不让咱们深思。我的孩子去美国进修，回国后说，他在美国从来没感到困过，因为工作太紧张。但出国前，他每天必须午休，不然就难受。在美国那两年，他最怀念的就是咱们国家公务员的工作节奏。”
迟瑞成缓缓道：“单就这一点，你就不能不佩服这个国家伟大，立国之本不动摇。可咱们呢？”
听到这儿，车中有人打趣道：“凭关系，你才能进省委机关，才能医生不当，当了处长。”
钟勇不说话了。
说到这里，这位前医生激愤道：“可在咱们中国，那个被缀了扣眼儿的农民既不懂得起诉也没地方起诉。再说配眼镜，哪有什么博士头衔的验光师，先给你做眼底检查什么的，就是眼镜店的师傅把镜片一块块给你往上加。至于配餐员就更没有了，随便你点菜，点什么给什么，跟下馆子一样。我敢说，但凡二十一世纪前进肥缺单位的，多数没经过公开招考，全是凭关系，只要有关系，什么乌龟王八蛋都能进来，可就苦了那些没关系却只有职业训练的人啦。”
迟瑞成苦笑道：“其实，当年中国共产党打天下，最得人心的，就是严明的纪律和坚定的理想。这不光争取了全中国的人心，还赢得了外国人的心，看看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吧。可现在，哪有什么纪律和理想信念，不少党员干部不是为升官就是为了发财，大概你的体会最深。一些领导班子，风行的就是官场作风，就连我，不也跟着班子一起打压你吗？”说着，他恋恋不舍地再看了这雕塑一眼，轻轻拉了一下钟勇的手，离开这里了。
有位女处长告诉大家，她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医院，惊讶地发现，医院里不少医生竟然是初高中毕业，没念过一天医学专业，都是这个医院或者这个市什么头头脑脑的子女，行医经历就是在一些老医生带领下，穿上白大褂照猫画虎地看门诊。有回，一个这样的“大夫”缝伤口，要让我们缝，也就四五针，可她缝了二十多针。因为是市委书记的女儿，外科主任没批评，只玩笑道：你当给小情人缀扣眼儿呢，针线越多越结实。如果在美国，这种行为早按无照行医处置了，不光要判刑，还得替受害人罚上几百万美元。
他俩坐到了草坪上。
那天出了市政府，大轿车一开动，大家隔着玻璃窗向讲课的这位官员摆手告别。可他一转身，大家就迫不及待地说起来，就连平时不苟言笑的团长也开口了。
迟瑞成说：
他又给小学弟细细讲了起来：
“不过，像咱们厅的问题，还是些鸡毛蒜皮，所以你别认真，别自找倒霉。老实说，现在更大的事情都认真不了呢。像房地产，别说北京上海深圳了，就连咱们省，房价都涨到什么地步了？中央三令五申，可房地产开发商和一些地方政府勾结起来，反而跟中央展开了一场拉锯战，房价依然如脱缰的野马。现在，国家连续出台一系列调控政策，却立即遭到利益集团反弹，一些官员和无耻专家学者还纷纷跳出来表示：在房地产上，政府调控不能过度，要讲宏观调控的‘科学性’。你想想，这么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都被搞得如此艰难，所以，咱们也就看开点儿吧。一个房地产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如此巨大的经济利益，中央要触动它，利益集团能不动员他们的力量，继续把党和政府让人民受惠的政策，演变成为对人民的破坏吗？所以，一旦失去纪律的制约，必然造成社会公信力不断降低，甚至再无信任感可言。话说回来，解决问题的唯一道路，就是像这个国家——立国两百年一贯制，始终不动摇，始终加强理想信念和纪律。”
迟瑞成带点儿激动，笑着告诉钟勇：听后，团员们掌声如雷。
讲到这里，迟瑞成不觉忧心忡忡了，说：
“一个国家的富强文明，主要靠制度。只有制度合理，才能最大限度地把人的潜能开发出来。严格的工作标准和激烈竞争的就业态势，还有对人民负责的各项规定，保证了我们的制度不可能形同虚设。我们市政府处理过这么个案例：一位黑人清洁员在食堂买了份汉堡包，咬了一口发现是生的，便让服务员喊来食堂主管。主管一到，她突然将这汉堡包扔到主管脸上，主管什么话没说，转身给她换了个新的，接着进厨房操作间告诉做汉堡包的大厨：你被解雇了。大厨上诉公务员权利保障委员会。在美国，只要是政府雇员，不论干什么的，清洁员、厨师、公交车司售等，都是公务员。委员会研究案情后认为：作为政府工作人员，清洁员只有半小时的午休时间，那天她又处理了一些额外工作，到食堂后只剩二十分钟，排队花了四分钟，买来的食品却没法吃，再排队很可能迟到，并有可能因此被解雇。所以，委员会认定：她和食堂主管的行为都是合理的。于是，那位经过医学营养专门训练的白人大厨的饭碗就这么给砸掉了。”
“其他国家这么简单的房地产问题，我们这里却难于上青天，问题关键就是纪律，而不是什么经济，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的问题。现在，由于利益集团的对抗，导致人民群众尤其是年轻人社会处境日益恶化。这年轻的一代，本来就有物质主义倾向，如今却越来越没有能力购房，这就难以组建家庭，当然造成他们对社会失望，并且是与日俱增。”
这官员还讲了很多例证，最后结论道：
迟瑞成愤怒地挥了一下手，道：
迟瑞成告诉钟勇：当时听到这里，他直想叫骂出来。
“其实，在任何社会，住房都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社会支柱，‘居者有其屋’嘛。可现在，在利益集团操控下，房地产却成了他们自己的暴富领域！广大人民群众却成为他们利益的受害者。所以，要么加强纪律，即新加坡化；要么纪律荡然无存，就是泰国化。泰国经济发展不高速吗？可人民没能分享成果，社会高度两极分化，结果顺理成章成为今天泰国人谁都不愿看到的局面——濒临内战。”
“我们这些做法，正是对人民负责。在这里，就连配眼镜的验光师都必须是博士毕业，每两年还必须考取验光师执照，就连医院的订餐员也必须是营养专业的本科毕业，还必须每两年考取一次营养师执照，只有这样他才能为病人配好餐：既符合病人口味又符合营养需求，准确配好具有多少脂肪、多少维他命和多少微量元素和热卡的食物。”
钟勇急切地插嘴了。
接着，这位美国官员却严肃了，说：
“所以我才执纪，就害怕这点：经济发展越快，人们信心反而越不足，对前途越感渺茫，导致信任危机……”
迟瑞成告诉钟勇，当时他也笑了。
迟瑞成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
在座的美国官员们笑了起来，团长也有礼貌地笑着，一些团员尤其是年轻团员却沉着脸。
“不就是查厅里的工程吗？我劝你还是别查为好，顺应大气候吧。你以后多看看这方面的通报：每年一到雨季，哪里没有‘豆腐渣工程’？不是哪哪洪涝才发现堤坝原来是豆腐渣，就是哪哪哪桥梁大楼垮塌滑落……特别是汶川地震，谁都瞠目结舌，那么多教学楼不经一震，就像战争年代埋下的地雷：只要一够压力，立即爆炸，叫你顷刻家毁人亡。可是，根子在哪里？不在个别人——像田处长他们，就在纪律上：不论怎么捞，怎么干坏事，法不责众，没事。我想，你比我体会得要深刻得多。这种培养千千万万丧尽天良经办人的风气，已经发展到甚至要跟党和政府博弈，如果再不警惕，继续歌舞升平，还会蔓延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见面，那位美国官员就带着幽默的语调说：“听说中国同行要来，我和同事们非常高兴，我们特别羡慕中国的公务员制度：一直保持这职位到退休。可是在美国，通过公开招考当上公务员后，还必须不断进修和考取相关的执照。在美国，无论你从事哪种工作，不光要经过职业训练，还要不断考执照，各行各业都考，一般是每两年一次。谁考不上执照，就证明他没有接受新知识的能力，再干这工作就构成违法。所以，我们非常羡慕中国公务员们不用考执照，而且，一干就是一生。”
钟勇赶紧插进嘴。
迟瑞成高兴起来了，又告诉他，那回他们来美国，还受到讲课的美国官员的奚落。
“所以，我一参加工作就跟王八蛋们过不去，为了理想纪律……”
钟勇用力点起头来。
迟瑞成却放声大笑起来，招得正在不远处照相的几位团员不由侧目。
“昨天培训，州政府也给咱们讲了：对于市民的申请，视难易程度，州政府公务员必须在三天、七天、十四天内给予答复，逾期不答复或者没认真解决问题，就是失职。不满意的市民可以对照州政府颁发的工作标准，向法院起诉。美国的工作标准，不光有公务员和白领的，还有蓝领的。甚至规定：搬运东西先迈哪只脚后迈哪只脚，接下来又是什么动作。他们认为，一有多余动作，或者颠倒动作次序，就会影响工作。这些标准，都是经过电脑模拟和测试后才制定的。他们能像咱们中国，一切都大而化之吗？”
“行行好，你还是算了吧，也替你老娘想想吧，没谁欢迎你反腐败……”
说着说着，迟瑞成也不由有点儿激动了。
钟勇却愤怒了。
钟勇对迟瑞成说的深信不疑：刚来两天他就感受到了，无论在机场还是在饭店，培训团全体成员最感慨的就是那近乎完美的服务，还有工作人员的彬彬有礼和服务的周到高效。大家一感慨完，还要对比国内。
“怎么，该杀我们头啦？”
钟勇听得目瞪口呆，简直是闻所未闻，这更增加了他对老大哥的敬意，觉得他见多识广。他想：我们厅这堆垃圾之所以张狂，就是因为根本没什么工作标准，决定他们升迁荣辱的，往往根据他们待在这职位的时间，还有人缘，甚至是你敢不敢干坏事，好融入田处长他们的圈子。
钟勇怒叫的时候，迟瑞成把脸转向州政府大楼，眺望起来，待他叫完，才转回继续面对着钟勇。
迟瑞成继续道：这种职业压力，还使美国人形成了不浪费一分钟的工作习惯。从打卡那一刻起，每个工作人员就成了机器人，一刻不停地按照规定的标准去运转。昨天他们州政府也讲了，就连接待市民来访，公务员们的微笑举止都有规定，女公务员们连着装发式都有标准，头发稍一蓬乱便被市民投诉或者被上司警告。当然，接待时还不能说闲话废话，更不能少说该说的话，还不能解释过长，否则也被认为不胜任。所以，不论哪个国家的人到美国后都赞叹，觉得服务周到满意。当然，这可不是因为他们都是好人——上帝的选民，而是有一个好制度，这制度还规定必须对每个工作人员进行严格的训练。
“你总算觉悟了。反腐败，就是要杀你们的头。其实，过去你也领教了，就是没接受教训，大概因为反而升了官啦。如今你又被放在火上烤，应该好好总结一下教训了。”
钟勇不觉全神贯注起来，想：如果我们厅也能实行这种制度，哪能烂到这地步？要是全国都实行了这制度，全党全国痛恨的腐败分子又怎可能存在？现在，多少饱学之士，包括博士博士后，找工作都难于上青天。可我们厅，那么多重要位置却叫一堆垃圾占据着。这个样子，怎能民族复兴？
说着，迟瑞成抱住胳臂，凝视着钟勇，但又慢慢摇了摇头。
迟瑞成说：美国是个竞争十分激烈的社会。任何一种职业，包括公务员在内，都保持了优胜劣汰的局面，谁也没个一劳永逸的职业，每个职位的背后都有几个人待聘。这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就业压力，不论谁，哪怕是公务员，只要不好好干，立即请你走人。在美国，房子、汽车和家用电器等，都是分期付款，半年不付款，银行就会收走。失业救济金又只给半年的，只能维持基本生活，所以，这就决定了每个美国人必须玩命干。
“钟勇，你是个好干部，没一点私心，只想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但是，没用。”
见到钟勇依然有些不以为然的样子，迟瑞成想到：正好，顺水推舟，再干干北京站交给的任务吧。他强打起精神，也像钟勇这般坐了起来，倚着床背，和颜悦色告诉他：我多次出国，深深理解组织上让我们接受培训的意义，欧美国家没有我们这么多烂问题，就是因为它们社会制度合理。接着，他似乎怕伤到钟勇的自尊心，又宽慰他道：你头一次出来，出来多了就能体会到，到那时你的感受没准比我还深呢，毕竟你是写文章的。然后，他为钟勇介绍起上次来美国接受培训的事情来。
“为什么？”钟勇被激怒了。
迟瑞成睁开眼，淡淡笑了笑，可看到钟勇认真的脸色，有些不大情愿地坐了起来，耐心道：“当然先进，要不省委组织部也不会让咱们出来，哪个干部不是忙忙的？省里给咱们一个人就花了八万块钱啊，都是人民的血汗。”
“听着，你还年轻。你想，哪位领导会喜欢你反腐败呢？反腐败，就要揭发问题，出问题就要追究责任，最起码也是领导们‘管理不善’，且不说还很可能有领导跟腐败牵连着。所以你细细想想吧，哪位领导尤其是一把手，会欢迎你反腐败呢？咱们厅，吕宇真是好人，其实我们这个班子早就想搞掉你了，全倚仗他百般护着你，所以你根本不用领我的情，是他吕宇的功劳。那个纪工委，除了怂恿你害你，什么忙也帮不了你，更别说护着你啦。你要明白，你的升迁荣辱，是我们班子说了算，这个班子又是集体领导的，我和吕宇也得‘少数服从多数’。你别怨恨那天吕宇找你谈话。调动你工作，他是执行班子的集体决议。
钟勇愣住了，然后顺从地点点头，旋即又有点不同意，声音稍稍变大，说：“迟厅长，它有狗屁先进？”
“所以，你要明白现今干部们的心态：旧时代的干部们，的确是‘为人民服务’，没半点私心，就那样毛主席还不放心，一个劲儿叫他们‘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呢，‘修’——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腐败。看看吕江山吧，你就知道了，什么叫毛泽东时代培养出的廉洁奉公，不能不叫人钦佩。不过，即便是吕江山，今天也会变的。如今在厅里，除了你是特例，多数干部就两个目标：升官，发财。吕宇要升官，田处长他们一帮子要发财，更多干部既想升官又想发财。你想，你来反腐败，闹得人人既升不了官又发不了财，不纠集在一起收拾你，又会收拾谁呢？谁才叫害群之马呢？所以我老说，吕宇真是好人。他想升厅长，你反腐败闹得他升不了，他还不报复你。在党组会上，大家全骂你‘破坏全厅团结和谐’，他还百般护着，真是好人！”
迟瑞成将被子往脖上拉了拉，闭上眼睛，带着睡意说：“别东想西想的啦。省委组织部叫咱们来培训，为的是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别老想厅里了，好好体会体会人家社会制度的先进吧。”
迟瑞成说完了，肩背舒坦地向后，靠在了栽在草坪中央的那棵树上，从兜中摸出烟盒，取出一支上等雪茄，用镀金“杜邦”打火机点燃它。钟勇坐在他的对面，细细琢磨着一直让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
可是，听着听着，迟瑞成打哈欠了。钟勇所说的一切，他都知道，甚至比钟勇讲得更详细，北京站介绍了“恐龙”的全部情况。
“我明白了，为什么我母亲还有吕江山，他们跟我说来说去的意思了。”
钟勇一面注意观察着他的表情，一面如同竹筒倒豆子。
迟瑞成哼了一声，“可能。”
迟瑞成专注地听着。
“我还要管。”
他一骨碌坐了起来，倚着床背，一脸严肃地讲起心中的痛苦来。
“别管什么腐败啦，那么多干部，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陈良宇都看透了，他们都是坏人？历史潮流不可阻挡，没人会为反腐败感谢你，看开些吧。”
自从那回去迟瑞成家畅谈后，钟勇就再也没找这位老大哥深聊了，因为秦钢再三对他强调办案纪律：有些话，即便对亲爹都不能讲。可现在，他觉得能说了。
“我还是要反。”
钟勇先说“没有”，而后却急切开口了，说：“没法闹。”
迟瑞成透过雪茄的烟雾锐利地盯着他。
片刻后，迟瑞成伸手去摸床头柜，拧亮他这面的床头灯，闭眼微笑着。一会儿，他撩开雪白的被子翻身下地，迈开休假时在海边晒得黑红黑红的匀称健硕的双腿，向卫生间走去。上床后，他那双生气勃勃、明亮有神的眼睛盯着钟勇，笑道：“还想厅里的事儿呢？”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如今，他对这位总在设法解救自己的老大哥充满了感激之情。
“我没法不这样做。我是党员，看到腐败势力大，就吓得不作声吗？”
钟勇不觉一惊，然后浮起谦和愧疚的笑意，道：“对不起，迟厅长。可能是换了地儿闹得……”
迟瑞成从嘴上把雪茄一抽。
“还没睡呢？小钟。”
“我不是一定要阻拦你，钟勇。”他的眼睛里闪着光，“我恨腐败，过去比你更恨，但很快我就看明白了，要不，我能年轻轻升副厅长？全省还没几个。可是，我了解厅里的干部们，没一个欢迎你反腐败。”
忽而，对面床上传来了睡意蒙眬的声音。
钟勇没有辩解，也没讲自己看到的那个水库工地的事情，在那位工地主任的带领下，整整一个领导班子为人民奋战。他好像又听到那天的《国际歌》声，但也全然清楚老大哥为什么会看开：因为后来他不光不受罪了，金钱和好人缘还滚滚而来。所以，光是为了挽救像老大哥这样的好干部，我也必须管，可这话又怎能对他说出口呢？
看着看着，钟勇不觉忘情了，出声道：“了不起呀……”
钟勇只好说：“很遗憾。不过，我不能不管。”
来之前，他只觉得这国家的人们就是一帮只知道吃喝玩乐的，还有小时候听父亲战友们讲述的“少爷兵”印象。可此刻他在心中叫道：多么勤奋的人民呀，整整二十四小时，高速路上毫不停息，简直不亚于以勤奋著称的中国人。昨天，培训团驱车到州政府访问，偌大一个城市，世界闻名，街道上居然见不到什么人，除了一些看上去百无聊赖的流浪汉。在大轿车中，面对大家的发问，陪同的那位华裔官员答道：这个国家的大中城市几乎都是这样。说起来，同行的干部们也算见多识广啦，可在中国，无论去哪个城市，即便是个小县城，哪能见到这种景象呢！尽管也有咱中国人多的因素。一时，大家无语，好像都意识到了什么。那位官员虽然也是改革开放后留学才改变了自己的国籍并考录为该国公务员的，此时却也流露出自豪的神色。当访问完出州政府的时候，太阳已西斜，人行道上满是行色匆匆的人们，马路上挤满车流。大家与候在车门口的州政府官员一一握手，用不熟练的英语话别鱼贯上车后，不禁默默望起窗外。这位华裔官员又道：只有穷人才留在城中，这个国家的中坚——中产阶级全赶往城外的家中；而且，越是富人住得越远，甚至在山上。大家知道这是真的：飞机降落前向下望去，山顶山坡上满是片片豪宅，还有一个又一个如珍珠般细碎地镶嵌其间的湖蓝色的家庭游泳池。
迟瑞成被激怒了。
或许是时差的缘故，钟勇已经断断续续看了两夜公路，这时他不得不在心中感叹了：了不起啊，怪不得成超级大国呢！
“为什么呢？”
钟勇来到这里，并没感到这世界第一超强国家有多了不起，甚至觉得这里的大城市还不如省城先进：省城的道路和高楼大厦远比它们要更新更亮，即使马路路面和楼墙也比它白净得多，楼内设施也好像更先进更便捷。不过，唯一扎眼的却是这车流，不论白天黑夜，一辆接一辆急速流淌，快得甚至让他心惊。
“挽救干部。”钟勇不得不说了，“延安时候，党把干部比喻成种子，播下去，就能结出果实，丰收在望。可现在，别处我是不了解，咱们厅播下去的又是一些什么‘种子’呢？只能让‘豆腐渣工程’四处开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不感激吕宇，他不反腐败，一心想升厅长，保持所谓‘团结和谐大好局面’。如果一把手都是吕宇，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将荡然无存：有权有势的中饱私囊，无权无势的只能放弃老一辈传下来的道德——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同样不择手段向钱看。要想制止这种滑落，唯一的办法就是打鬼，恢复为钱毁掉的人的本性。所以，我必须打田处长他们，叫豆腐渣工程和它孳生的歪风邪气，树倒猢狲散，灰飞烟灭，还蓝天绿地予人民。”他又说起文章词句来。
他赶紧转移思绪，再看起这异国风光来：一双双车灯宛如暗夜中的猛兽眼睛，在窗外的高速公路上飞快移动。矮一些的“眼睛”是轿车，高的是载重货车。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些远比国内卡车高大许多的货车车头顶子上总安放一个流线型的壳子，宛若一面迎风的盾牌，壳子两侧还印着这个国家的国旗，老远望去，仿佛戴了一顶飘扬着国旗的帽子。
迟瑞成终于愤怒了，目光奚落地看起他来。
他睁眼躺在黑暗中，侧脸看着黑黑的玻璃窗。远方矮矮、连绵的群山上方泛出长长的一抹鱼肚白，看着这情景，他感到一种似乎还在国内的亲切感，想无论哪里这景象都差不多。接着，他却又想起了王丽萍，不觉在心中哀叹一声，懊恼地抓了抓短短的头发。
这时，交流友好协会的那个小伙子四处招呼起大家来。时间到了，该进州政府大楼接受培训了。
钟勇陷在阔大舒坦却又感到有点怪异的席梦思床和格外绵软的被褥中，小心地、有些困难地轻轻翻动身子，生怕吵醒床头柜那头床上的迟瑞成。他不知道这位神通广大的老大哥用了什么办法，竟把他和自己临时塞进一个出国考察的干部培训团中。长这么大，钟勇还是第一次走出国门，并按规定改换了自己的机关纪委书记身份，来到世界上这个最强大的国家，学习他们的执政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