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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厅长成了间谍

迟瑞成又和培训团会合了。按照培训日程安排,迟瑞成和团员们走在日本政府大楼的走廊里,走廊地上铺着深红色的地毯,走廊两边的门扇对望,上面标示着第一会议厅、第二会议厅,等等。没过多一会儿,培训团随着走廊入口的人群进入会议大厅。规定时刻一到,大厅陷入一片漆黑,但很快又亮了起来。一道光束从后墙上的放映孔中直射过去,穿越整个大厅,照亮了参加日中经济研讨会人们的脑袋。在远远的舞台上有面幕布,光束在幕布上投射出图表和文字,扩音器里传出报告人的声音,每当他说完一段,就准确地接续上汉语的同声翻译声。

午后刺眼的阳光把东京的街道烤得滚烫。夕阳西下,阳光慢慢变成暗淡的金色。

迟瑞成专注地听着、想着,最后他终于想开了……

布雷兹看后,命令:无论是录音还是摄像,都要尽快制作成若干份,呈北京站,并且归档,再分送情报局各部门头头,尤其要尽快送给负责情报分析工作的局情报部主任,局情报部是不会放过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最后这一切还要盖上标明最高保密级别的印记。

培训团在东京考察完毕准备去日本其他地方考察,按照北京站的要求,迟瑞成再次请了假。

日本警车载走迟瑞成后,布雷兹、乔治和东京站的两个情报官疲惫地站起身来,他们身体僵硬,然后各自用自己的方式舒展起紧张的肌肉来。负责录音的日本人把头上的耳机摘下,把录音带倒回原来的位置。布雷兹向乔治示意,他俩走向隔壁的房间,里面桌边围着两个日本人,一台复杂的摄像装置摆在桌上,墙边放着播放监控录像的大型投影屏幕。然后,操作员控制着按键,技术员嘴里叼着烟,眉头紧锁,专注地看着屏幕。每当他认为效果不够好时,就向操作员做个手势,操作员便按他的指示回放,再操作设备修饰起播放效果来。

布雷兹、乔治接见了北京站情报员迟瑞成,对他进行首次培训。

北京站的招募工作又一次顺利结束了。

布雷兹伸出手掌,彬彬有礼地请这弯腰驼背的中国官员入座。尽管迟瑞成再三想挺直腰杆,却不能不点头哈腰。

到了下午,迟瑞成终于崩溃,录音机的磁带卷轴一直转动着。

布雷兹不觉想,大概当年在日本侵略军面前,千千万万中国人也这副样子吧?他更加客气了。

他说:“迟瑞成,听我说,你是条硬汉子。我们知道,也都看到了。但是,即便是你也撑不下去了,因为,我快失去耐心了。我的同事,”他朝身边的那位年轻的欧美人点点头,“乔治也已经疲惫了。和我们北京站一起工作的,”他向那两个日本人点点头,“还有东京站,他们早就不耐烦了。亲爱的迟瑞成,我想你也知道,中共对于证据确凿的大贪官是不会有任何仁慈的大赦的。如果再不合作,我们只能把这一切提交中共的纪委了……”

乔治坐在他对面,像看出了上司的心思,便在迟瑞成背后,向布雷兹耸耸肩,摊开双手,做了个无奈的表示。

迟瑞成抬起头,向着灯光,脸颊上的汗水闪闪发亮。他听着这位自称是北京站高级情报官布雷兹的话语,脑袋不由耷拉下去,下巴杵在胸口上。然后,这位布雷兹又介绍起“黄雀行动”,说: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之后北京站便将遭通缉的几乎所有民主运动人士都偷运到了大洋彼岸,从此让他们享受荣华富贵。布雷兹告诉他,跟北京站合作,是既保险又前程无比美妙的事情。

布雷兹和蔼可亲地问:“你在这个机关多少年了?”虽然他什么都清楚。

“听着,我可怜的迟瑞成。你会跟我们合作的,也许不是现在,但最后肯定会的。我们知道,你是忠于祖国的人,在这点上,我们跟你完全一致,北京站也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帮助你们推翻中共,就像莫斯科站帮助你们的同行推翻苏共那样。这样,就再也没有力量能对你们这些官员构成威胁了,不是吗?不会再有反腐败的刀架在你们脖子上啦。其他中国人也能生活在自由、民主、人权的天地中。所以,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合作呢?比你更高的中共干部也在这里待过,最后,他们总会合作的。难道不是吗,迟先生?没人能不跟北京站合作,只要我们把这些账单交给中共,你想,他们会怎么做?刚才,我们还给你播放了你的下级——那位田处长、主办科长等等给你送钱的录音。我们注意你已经很久了。要知道,北京站无所不知、无所不晓,难道不是吗,迟先生?没有哪个中共干部能在这里撑到底的。”

迟瑞成终于镇定下来了,淡淡地答:“十来年了。”

坐在他们当中的那位五十多岁的欧美人开口了,一口地道的普通话。他话音轻柔,很有礼貌,循循善诱。

布雷兹惊叹道:“老资格啦。”然后问:“作为中共的中级干部,你说说,什么是意识形态?”

在台灯的光芒中,他们出示了迟瑞成的银行存款账单明细的复印件,这些存款有国内的,也有迟瑞成通过可靠关系存在瑞士银行和美国银行的。迟瑞成不知道情报机关是怎么搞到的,这些存款一笔不差,还准确标明了每次存款的时间。每项工程完工之后,迟瑞成总要化名在银行中存入一笔,数额大了就集中存入国外。田处长从来不吃独食。但是,他绝不屈服。

迟瑞成不由愣住了,呆呆地看着面前这位外国情报官员,心想这也叫培训吗?

除了迟瑞成,屋里所有人都穿着衬衣,袖子高高卷起。

那天到了后来,迟瑞成之所以放弃抵抗,就因为料定干这个国家的间谍是个只赚不赔的买卖。他想:腐败根本反不了。这么多年,无论田处长他们在厅里如何胡闹,可谁都无法撼动。吕江山当常务副厅长的时候曾经想摇一摇,不久却只好“团结”他们。几届机关纪委什么都清楚,却只能干瞪眼。所以,最聪明的办法就是跟搞腐败的王八蛋们合作,结果,从此我财源滚滚。现在,要我充当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情报官员,而身份又如此隐秘,当然就更不可能有什么危险了。不过更重要的是,迟瑞成听了布雷兹讲的“黄雀行动”,便更加清楚:退一万步说,假使哪天有什么危险,北京站会迅速将自己和家人移居到那个伟大国家,那里可真是天堂啊。迟瑞成早就深深理解李真、胡长清他们的心情,“早做准备,江山一旦易手……”他想:自己比他们更高明,因为又靠上了这个强大国家做后盾,一到中国走前苏联道路分崩离析的时候,我不光能保住家人的平安,还会拿到肥厚的分红。不过,迟瑞成根本没料到,第一次培训竟提出这种问题。

迟瑞成带着哭音抗议起来。他听见屋里只有自己的声音,每当停顿下来,还能听见这四个男人粗重压抑的呼吸声。

多年来,他第一次嗫嚅了,道:“意识形态?就是写文件简报报告……”说到这里,他觉得有点儿不合适,可想来想去,“意识形态”是什么?入党这么多年,好像真没注意过,经济是什么,他倒能说上几天几夜,或许有过“意识形态”的党内文件吧,可早没印象了。于是,他理直气壮起来,道:“不错,就是这些,我们就是这么干意识形态的。”

渐渐地,他在一片黑暗中看出了:四个男人坐在桌后,其中两个欧美人、两个日本人,他们的身体和肩膀一字排开。他们身旁还有一张小桌,桌后坐着一个日本人,脸冲墙,桌上的大型录音机的工作显示灯发出微弱的绿光,但没听见磁带卷轴转动的轻微的沙沙声。

他发现布雷兹嘴角流露出一丝嘲讽的微笑,便赶忙补充道:“还有,给全省各大报社起草报道稿。我们机关一开什么会议,各大报必须准时发稿,按我们早就写好的稿子发。现在记者们懒得很……”他的话一下流利了。

他看不清坐在前面桌子后的那几个人,屋里只有一盏台灯,强烈的灯光笼罩住他和这把橡木椅子。台灯放在桌上,灯罩扭转过来,雪亮的灯光更增强了屋中的热度。迟瑞成只能看见台灯下斑驳的桌面上移动的手腕或者手指,还有被手指夹住的香烟冉冉飘起的一缕缕烟气。他知道,这不是在禁烟的城中,而是在荒郊野外。

布雷兹和乔治交换了个眼色,乔治从后面拍拍迟瑞成的肩头,制止了他的话语。

笨重的橡木椅子在迟瑞成臀下“咯咯”响着,椅子是用螺栓固定在地上的。

布雷兹说:“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因为北京站并不是要你当007,主要让你们干意识形态。所以,你们必须从当今中国的惯性思维中转变出来,搞清什么是意识形态。”

他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平房里一张简易的行军床上。屋内白墙上污迹斑斑,有些地方生着霉点,还可以看到点点凝结着的暗红色的血迹。房间里又热又闷,充斥着汗臭和尿臊味儿,空气中还飘浮着鲜血特有的带点儿甜丝丝的腥味。迟瑞成顿时明白了,这是外国情报机关行刑的地方,一下又晕了过去。

布雷兹有条不紊地开始培训,讲得很仔细。迟瑞成低头盯着乔治给他端来的咖啡碟盘,显出忧心忡忡的样子。可布雷兹敏锐地看出,这位新情报员终于放心了。

迟瑞成知道,自己的猜测是准确的,双脚便乱踢起来,旋即招来一连串日语的咒骂,一只粗硬的手掌像刀一样猛击在他胸口上,接着一只拳头重重打在他小腹上,后面伸来的一根食指又狠戳到他耳后的神经节上。顿时,他像被关上开关的电灯,眼前一黑,昏迷过去。

布雷兹说:“意识形态就是思想的总和,是引导人们按这思想去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马克思主义给意识形态下的定义是非常科学的,就是‘思想一旦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当年,无数共产党人正是依靠意识形态,才造成共产运动的成功。当然,后来的共产蠢货们把这个武器忘记了,结果招致惨败。但是,我们情报局始终牢记马克思、列宁阐述的意识形态理论。所以北京站的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让西方的先进思想掌握中国民众,让千千万万中国人争取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和人权幸福,去移山倒海,就像前苏联那样。”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两辆警车在一个很像是农场的地方停了下来。迟瑞成被他们从警车里拖了出来。迟瑞成苏醒过来,猛然挣脱他们的手掌,像颗出膛的子弹冲了出去,这些穿警服的人连蹦带跳一阵风似的追了上去。很快,迟瑞成双臂又像被老虎钳子夹住一般。他双脚离地,被迅速架到几间低矮的平房前。

迟瑞成干干地笑了,此时他感到一点顾虑都不必有了。来之前他还以为,干情报就是把自己知道的都告诉他们,再把不管标明“秘密”“机密”还是“绝密”的文件,统统复印给他们,就算完成任务,想不到只不过是搞“意识形态”,拿我们的话来说,就是“玩虚的”。

迟瑞成立即警觉起来,跟着想到出国前培训时警告的事情——外国情报机关的绑架案例。顿时,他大叫着没命挣扎起来。后座上,那两个不知是真的还是冒牌货的警察死死按住他,前座上的领头警察回转身来,接着,迟瑞成太阳穴上狠狠挨了一枪柄,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布雷兹像看出他的心思,耐心解释起来。

迟瑞成忽然发现,警车没有拉响警笛,沙沙地驶向公路飞离餐馆。

“要在中国重新建立起文明的社会制度,即中共最害怕的‘西化’,并不是要动用我们强大的军事力量。”他停顿下来,解释道,“苏联的解体,不是军事干预的结果。”

警察们一个跟着一个迅速钻进警车。

迟瑞成点头,内心却是一片茫然。

迟瑞成莫名其妙,可在他们的枪口和推搡之下又不能不向门口走去。餐馆里的人们无比惊愕,侍应生张大嘴巴,早把本该拿到的丰厚的小费忘掉了。点歌少女却笑笑,向迟瑞成投去钦佩的目光。出门时,一个警察在迟瑞成后背上猛力推了一把,让他一个趔趄险些栽倒,接着迟瑞成被推入车中。

布雷兹知道,尽管这次北京站招募的是中共的一位高素质干部,可现在很多中共干部只知道经济,早搞不清什么是意识形态了,于是他不能不去掉话语中略带思辨的词句,像对小孩那样,使用白痴也能理解的语句。

迟瑞成赶忙站起,再小心离开座位。警察们一拥而上,一下将他按倒在地,熟练地铐住双腕,然后迅速搜身。

尽管布雷兹如此认真,可他知道自己不过是完成情报局交代的任务,给新招募的情报员进行意识形态重要性的培训。他真正关心的却是那个早就呈报上去却至今也没有回音的《烈火计划》。

冲进门的这四个日本警察围住他,领头的用生硬的中国话吼:“座位站起,趴下!”

解释过“意识形态”,布雷兹转了话题,询问起迟瑞成机关的情况。

他摊在桌面上的双臂举了起来,拿着筷子、调羹的双手越举越高。

迟瑞成如释重负了,详细汇报起来,说我们厅不光工程建设,就连干部人事工作中的腐败问题也挺严重。我们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扩充,向社会招人。人事处一些干部便乘机敛钱,结果,一大批没文化没本事却肯掏钱的家伙进了机关。而现行的中共干部体制又是——进来的就出不去,上去的就下不来。结果到如今,这些人在这机关,多则二十多年,少的也十来年了。

迟瑞成爱好广泛,也常去靶场打靶,当然认识他们拿的是警界流行的英国“布希曼”冲锋手枪,有二十发弹匣供弹。他见这八个警察个个精干强壮,动作准确利落。迟瑞成十分清楚:如果有半点反抗,将立即被打成蜂窝烂泥。

他滔滔不绝起来。

忽然,餐馆外传来轮胎急刹车发出的特有的刺耳声响,迟瑞成转脸一看,两辆警车突然驶入餐馆前的空地。警车顶上的灯柱一闪一闪,红蓝交织的灯光映照在餐馆玻璃窗上。之后,两辆警车的后车门几乎同时砰然打开,每辆车后跳下两个警察,这四个警察迅速从餐馆两边的门冲了进来,全端着手枪。接着,两辆警车的前车门也打开,每扇前车门后飞快地埋伏起警察,前车门后的这四个警察都伸直双臂,双手攥着同样型号的手枪,却都对准迟瑞成。迟瑞成和餐馆所有人一样,顿时惊呆了。

“之前他们绝大多数连干部也没当过,什么屠宰工、木工、炊事员、护士、广播员……一片,什么本事没有,就知道一个,时下流行的——‘谋私’,再就是‘抱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可现行的中共干部体制是:只要没逮住你犯事的证据,过几年就得升一级,要不就有资格闹,‘凭什么不给我升,我又没犯错误。’所以这么多年下来,他们大都是科处级了,一个个鼻梁上架起金丝眼镜,到了下面身份也挺唬人:省里来的高素质大干部。我们这些当领导的,面对这状况,也只能睁一眼闭一眼,好求得机关内部团结和谐还有稳定。”

不一会儿,迟瑞成面前的餐桌上摆满了盘碟碗筷,各色各样的食物堆放得像小丘,新鲜、灿烂、闪闪发光。

布雷兹现出满意的笑容,想:这更证实了《烈火计划》的可行性,北京站会比莫斯科站更加顺利地建立起一支强大的第五纵队。

侍应生推着小推车过来了,停在他手肘旁边。迟瑞成打量了一下,推车上放着烤架,下面是燃烧的炭火,十几根银制烤扦叉在推车正中那个硕大的瓷盘里,盘中有肉排有海鲜还有自己不知名的五彩斑斓的各种蔬菜,各样调料,还有一些捣碎的黏稠的东西,盛放在环绕大盘的一圈精致小碟中。侍应生忍不住骄傲,就像这些菜肴是他亲手做出的一样,朝迟瑞成粲然一笑,然后微微弓腰,先端大盘,再将一个又一个小碟小心翼翼地端了上来。

“这很好。不过,还不够,还要进一步提升他们的道德。要通过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唤起更多的中国人符合人性的感情和渴望,转向影视娱乐明星及其私生活,还有种种娱乐方式。这是我国心理学和医学的最新成就,在前苏联和东欧都获得了巨大成功,自然也能使全体中国人心悦诚服地接受人类的共有文明。”

迟瑞成心生惬意,想:知识就是力量。这次出国培训,一个团二十几位正副厅级干部,却只有自己能跟日本官员还有专家学者们交流,提出种种高层次的问题,其他团员几乎都是张口结舌。所以临别时,那些日本人也跟这位侍应生一样,给自己深深鞠躬。我充分展示了泱泱大国新一代年轻领导干部的学识。想到这里,他听着不知名的日本女歌手深沉柔和银铃般的嗓音,不禁颔首微笑起来,身子靠到椅背上,带点儿高傲地端详起邻座来。那位肥胖的生意人正津津有味地吃着一盘很像是水果沙拉的东西。

迟瑞成诚恳地点头了,觉得说到了自己心坎上,早在上大学时他就有这样的看法,近乎顶礼膜拜西方文化。

不一会儿,餐馆里回荡起甜润的日本抒情歌曲声。

布雷兹像看透了这位情报员的内心活动,不觉加重语气,继续道:“中共是野蛮落后的,但是,文明战胜野蛮并不容易。克劳塞维茨说过,胜利要着眼于三个目标:军队、国土和意志。但是,即便歼灭了军队、占领了全国,意志没被征服,这场战争就没有结束。”

他点好饭菜,将那本上等羊皮纸的菜谱递回侍应生。侍应生特意深深鞠了一躬,表示出由衷的敬意,轻手轻脚离开了。

说到这里,布雷兹不觉激奋演说般地滔滔不绝起来。

他就近坐入餐座,一位穿着雪白制服的瘦高的侍应生前来。迟瑞成估摸着,准是这个勤奋民族的放学后打工的学生,便讲起流利的英语,问起餐馆的特色菜肴。果不其然,侍应生眼中顿然透出尊敬的神色,之后用带着迟疑的英语介绍起来。点歌的日本少女回转头来,腼腆地看了看这位仪表堂堂的三十多岁的中国人一眼。

“作为中共的中级领导干部,你出国机会很多,以后我们还会对你培训的。这回召你来,是要你懂得,北京站的首要目标是意识形态,是让中共的邪恶目的在所有中共干部中迷失,这样共产党就不会有任何真正的支持者。所以,运用好意识形态这‘主观因素武器’,占据中国人民心灵的,必然是无比的光明,即中共目标的熄灭。然后,中国人民当然有理由断定,共产党所说的一切都是谎言,并从此将西方的教导视为真理。如果你们在我们领导下做好这项工作,那么,在北京站的档案里,你们的工作成果就会被记录为慷慨的赠礼。到中国人民完全胜利的那天,你们自然会得到丰厚的回报。到那时,作为中共的摧毁者,你一定会获得来自西方的最高奖赏。”

餐馆阔大明亮,象牙色的餐座一尘不染,刷着油漆的木制吧台白净耀眼,墙壁涂成蔚蓝色,上面还绘着淡淡的浮云。一幅崭新的招贴画钉在墙上,画面上,一位穿和服胸佩美国国旗图案的美丽的西方少女立在富士山前。在这大幅招贴画的周围,还环绕着一片书本大小的照片,都是衣着暴露的日本少女,正摆出各种诱惑的姿态,眼波闪闪地妩媚地笑着。迟瑞成忍不住多看了两眼,再将脸转向吧台,看到吧台后面墙壁的搁板上整齐排列着各色酒瓶,吧台旁还放着一台擦拭得熠熠闪亮的自动点唱机。一位窈窕的穿校服的日本少女低头在点唱机旁的橙色小桌前,正翻阅着印制精美的厚厚的歌曲本,挑选着点播曲目。

迟瑞成终于由衷地欢笑了,然后情不自禁地说了一段话,尽管过后他也觉得自己很幼稚。

他推开光亮的玻璃门,心满意足。

他激动地宣誓一般告诉布雷兹:坚决完成北京站交给的任务,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拯救处于黑暗迷雾中的中国人民。

就在钟勇去迟瑞成副厅长家的第二天,迟瑞成参加省党政干部培训团,去日本考察培训了。培训团快离开东京的时候,迟瑞成向团长请假,说是要看望一个老朋友。他来到东京僻静市郊的一家非常有名的餐馆。

此时,迟瑞成坐在会议大厅里,反复回想着这一切,慢慢地,他觉得事情不会像布雷兹说的这么简单:把自己招募过来,就为说点儿虚的?他想:今后肯定会有更具体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