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泰章被“双规”后，又陆陆续续查出另外一些问题，其中一条就是“作风腐败”。这几乎成了惯例，凡是被查出有问题的领导，百分之百都有“作风问题”。不说别人，就说当年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文革中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不也是说他又五个老婆吗？或许，当领导的需要能力，而“能力”和知识一样，也是融会贯通的，工作能力强的人，其他方面能力也强，所以，能当领导的人，内能高，犯“作风错误”有内在原因；或许，因为他们位高权重，主动送怀投抱的人多，要求内能高于一般的领导长期抵御资产阶级香风确实勉为其难，所以，客观上也有犯“生活错误”的条件。总之，建国以来，凡是被“打到”或“双规”的领导，无一例外都伴随“腐化堕落”问题，樊泰章也不例外。比较麻烦的是，在被他“腐化”的名单当中，居然有“安小元”的名字，这就让劳天容怒不可遏，还无法表达。不管怎么说，安小元已经是她的儿媳妇，这是既成事实，自己的儿媳妇成了领导的“情人”，倘若劳天容是普通老百姓，或许还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但同样作为领导，这就是对自己的极大侮辱了。受侮辱，还不能说，劳天容遭受的心里煎熬无法言表。
樊泰章被“双规”之后，外面的传说非常多，说已经查出的问题就是几千万，肯定要判死刑等等。老百姓的传说似乎有根有据，说当初刚刚解放的时候，天津的一个高干就因为贪污被枪毙了，如今的党中央在反腐败的问题上态度更加坚决，比如胡常青，比樊泰章的官大多了，而且还没有几千万，就被枪毙了，等等。说的有鼻子有眼，像真是那么回事。
劳天容自我安慰，想在心里否定，想着“名单”并没有公开，一切都只是传闻，跟“谣传”差不多，所以，自己的儿媳妇其实并不是樊泰章的情人。不过，她很快就发觉自己是在自欺欺人，因为，关于樊泰章，安小元在成为劳天容的儿媳妇之前，曾经亲口对她说过，说樊泰章在和安小元跳舞的时候，居然多出一条“小腿”，这说明，樊泰章确实对安小元动过心思，考虑到樊泰章作为位高权重的领导，只要对权力范围内的某位女人动了心思，基本上没有搞不掂的，否则，也太低估了领导的权威和个人能力了。所以，劳天容相信，即便安小元现在不是樊泰章的情人，也至少曾经是他的情人，起码被他得手过。再想想安小元对她自己所动的心计，估计对异性领导动的心计也不少，而异性领导需要的，肯定不是一件鹿皮大衣或把儿子弄到身边，科学已经证明，男人的进化比女人慢，所以，身上保留的动物属性比女性明显，据此推断，当初安小元与樊泰章肯定有一腿。
“双规”是游离与法律之外的一种侦查方式，并不是正式的拘押，而是“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讲清楚自己的问题”。尽管如今有法律界人士对“双规”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但是实践证明，对于很多身居要职的领导干部来说，“双规”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侦查方式。首先，这些领导干部不是普通的老百姓，如果是普通的老百姓，只要掌握了一定的犯罪证据，马上就可以先抓起来，然后再慢慢审，而且，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只要把他往小偷流氓打手里面一关，在里面被这些社会渣子一收拾，他们就会自动说出问题，因为只有早日说出问题，他才能尽早脱离苦海，要不然，孙志刚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句话为什么是“感谢”？难道是感谢被无端收容，或者是感谢无端被打？孙志刚是大学生，尚且如此，一般的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但是，对领导干部不能这样，领导干部毕竟是领导干部，就是在战场上，抓到敌方的将军，所给予的待遇也不能跟普通战俘一样，何况是我方的领导干部呢，所以，不能抓，而只能“双规”，这是待遇，是普通老百姓享受不到的待遇。另外，如今中国讲法制，其中的一条就是整顿超期羁押，而领导干部都有背景，如果对有问题的领导干部不采取“双规”，而是按照普通老百姓的方式抓起来再诉讼，这期间来自各方面的干扰一定不少，那么，很可能使问题永远也查不清楚，等问题查清楚了，早就造成超期羁押了，所以，“双规”还是一个比较务实的做法，或者说是一个真正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做法。
让劳天容略微感到安慰的是，传闻有关部门找安小元核实的时候，安小元不仅断然否定，还把专案组骂得狗血碰头。
特区的老百姓当中曾经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说只要中纪委来人，根本就不用查，到特区的街上见到处以上干部就抓，抓起来之后再审，保证能审出问题，而且是大问题。老百姓讲的笑话当然只能是笑话，不可能当真，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不管在特区还是在内地，老百姓关于领导腐败方面的笑话都有夸大之辞。比如，前段时期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建起了一栋大厦，标准超过政府大厦，于是，当地老百姓马上就编了一段顺口溜，说这栋大厦是“赌徒砌的墙，嫖客打的桩，三陪小姐出泥浆，出租司机送装潢”，意思说这栋大厦完全是靠罚款建设的。一个省会城市的公安局大厦当然不可能靠罚款来建设，至少不会是完全靠罚款来建设，最多只是做了一点预算外补贴，可见，老百姓当中流传的顺口溜往往有夸大之辞。但是，是树就有根，是言就有声，无风不起浪，老百姓的语言或许是偏激，或许确实有夸大之辞，但也不完全是孔穴来风。比如这次对樊泰章，上面来的人对樊泰章一审查，立刻就审查出问题，于是，樊泰章被“双规”了。
幸好安小元已经下海了，也不是公务员，不怕得罪纪委。男女之间这种事情，主动权在女方，只要女方坚决否认，就不能定案。再说，事情已经过了多年，怎么取证？所以，传闻最后不了了之。
儿子以义愤填膺的口气向父亲告状，父亲以不经意的方式在高官圈子里面一传，儿子的不服气就转化为其他高官的不服气了。怎么？下面一个副市长的儿子居然在美国拥有最豪华的别墅？那么我们的别墅是不是应该建在月球上了？不用问，肯定是腐败了。遂展开调查。
樊泰章的被突然“双规”，对劳天容的心理震动非常之大，既然今天樊泰章说“双规”就被“双规”了，那么明天谁敢保证这种事情不发生在她身上？这时候的劳天容，自己在心里开始为自己开脱，尽量想把自己想象成没有什么大问题，至少没有樊泰章这样的大问题。
台湾作家李傲做过研究，说早年台湾国民党政府的高官子弟当中，父亲职位越高的人，其子女承受侮辱的能力越差。其实早年台湾国民党政府的高官基本上都是从大陆去的，所以，李傲的研究成果不仅适用于早年台湾国民党政府高官子弟，也适用如今的北京高官子弟，比如适用于与樊斌是美国邻居的那个高官子弟。如此，这个北京高官子弟就非常承受不了樊斌的侮辱，所以就要发泄，向北京告状。
劳天容把自己的问题跟樊泰章做了对比。就劳天容所知道的，樊泰章好象还是比较廉正的，至少以前还是比较廉正的，要说有什么问题，那么就是他儿子樊斌搞的那个工程监理公司实在是太招摇了，谁都知道樊斌是樊泰章的儿子，谁都照顾他三分，完全是不平等竞争，这样，樊斌这些年肯定是赚了不少不清不楚的钱。劳天容又想到了她自己，她自己的功劳是大大的，要说问题，主要也就是儿子郑小彤跟安小元在一起做生意，具体地说就是做能源集团的生意，这些年确实也赚了不少的钱，这里面当然也仰仗于她劳天容的面子，要说有问题，那么跟樊斌的问题差不多。除此之外，就是侯峻峰等人进贡的那些钱和下面各二级公司孝敬的那些钱。侯峻峰的钱只要自己不承认，外面根本不知道，因为侯峻峰每次都是直接给的现金，连存折都没有给过，更没有转帐过，这样，就一点证据都没留下。至于下面二级公司孝敬的那些钱，最多属于“违规”，而不是“违法”，而“违规”和“违法”是有本质区别的。
特区人是觉得正常了，但是北京人不一定觉得正常。樊斌别墅的旁边，就是北京的一个高官的儿子的别墅。于是，这个高官的儿子觉得不正常了。第一，樊斌的别墅比高官儿子的别墅大，别墅拥有的花园也比高官儿子的大。高官儿子别墅的花园里面只有树木和草坪，而樊斌的别墅花园里面除了树木和草坪之外，还拥有泳池，于是，一下子就把档次拉开了。第二，如果樊泰章的职务比北京的那个高官大，那么当然就没有什么了，问题是樊斌的父亲樊泰章居然只是下面一个城市的副市长，级别明显低于北京的那个高官，于是，这就不正常了。高官的儿子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
这么想着，劳天容就从容不少。并且，她决定就此收手。不管会不会败露，必须就此收手，绝不增添新的烦恼。劳天容现在已经把钱看作是烦恼，就像《宝葫芦的秘密》当中小主人翁把自己书包里面同学的小画书当作烦恼一样。所以，当侯峻峰再次按照惯例给她送“水果”时，她坚决不要。
樊泰章的儿子樊斌在美国有别墅，由于特区的干部子女在美国有别墅的不是樊斌一个人，比如以前在能源集团担任二级公司老总的许嘉厚的女儿在美国也有别墅，所以，关于樊泰章的儿子在美国有别墅的事情也不是什么秘密，好在特区人宽容，宽容到政府机关的一般干部有一辆进口轿车，或者是最近刚刚换了一辆进口小汽车，没有人大惊小怪，更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正常。既然一般干部有进口小轿车很正常，那么作为市委常委的樊泰章拥有“进口别墅”不也是很正常吗？
“不用了，”劳天容说，“大家这么熟悉，又是校友，不需要这样了。”
樊泰章的出事全是外国别墅惹的祸。
侯峻峰听了一惊，心想，又要加码？
49
劳天容大约是看出来侯峻峰的疑虑，笑着说：“不要误会，只要我还在这个位置，放心，能源集团的生意你照做，谁让我们是校友呢。”
在这样的提心吊胆的日子里，劳天容甚至再次想到了要找樊泰章汇报思想。并且她已经想好了，假如樊泰章要她去自首，那么她就真的去自首。这样起码会落得个从宽处理。在劳天容看来，与其这样成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还不如主动接受处理。但是，她做梦都没有想到，樊泰章竟然先于她出事。
侯峻峰更加慌张，见劳天容这么客气，就像《林海雪原》上小炉匠栾平听见座山雕哈哈大笑一样，担心是“杀无赦”。
姚中诚这样一说，劳天容就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于是只好顺着姚中诚的话，说好啊好啊，等将来真的退下来，我一定来江淮省看你。而姚中诚则说好啊，欢迎你来呀之类，结果，任何实质性的话也没有说出口。既然什么话也没有说出口，那么就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那么劳天容就仍然拿不定主意，仍然提心吊胆。
“真的，”劳天容说，“你给我的水果不少了，说实话，我们家也吃不了这么多，你以后不要再送了。”
姚中诚说：“退了也好，我其实也算是退了。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强，基础知识比我们扎实，思想观念也新，脑子转的快。现在都知识经济时代了，我们这些老家伙都快赶不上了，与其在这个位置上受罪，还不如早点退下来。”
劳天容见侯峻峰还是疑惑地看着她，知道不来点硬的不行，于是转而严肃地说：“如果你再不拿走，那么我就真的不买你的货了。听清楚没有？”
劳天容这样说，就打算正式进入今天谈话的实质。按照常理，劳天容只要说到自己要退，姚中诚肯定就会说“你还很年轻嘛，干吗这么早就想到退呢。”只要姚中诚说到这样一类的话，劳天容就准备叹气，然后姚中诚就会问她为什么叹气，劳天容就会根据当时谈话的气氛和口气试探性地说自己在这个岗位上也犯了一些错，得罪了一些人，最后姚中诚可能就会说错误总是难免的，知错就改就行。如果那样，劳天容或许就会透露一些自己的问题。当然，可能先说一些无关痛痒的小问题，比如说下面二级公司给她发奖金这样的问题，如果姚中诚把这个问题看的很淡，淡到认为下面二级公司给的奖金她可以拿，只要不忘记交所得税就行，那么，劳天容就有可能再往深的说一点，说除了这个之外，还收过一些礼金。如果劳天容这样说了之后，姚中诚说那也没有什么，只要你下次不收了，并且主动把已经收到的礼金上缴就行了，那么，劳天容可能就真的考虑主动上缴，并且跟姚中诚请教如何上缴的细节。但是，姚中诚并没有按照劳天容事先计划好的思路往下说。
侯峻峰肯定是听清楚了。不仅听清楚了，而且也知道劳天容不是开玩笑。于是，恭敬不如从命，不管怎样，至少不要惹“女皇”生气，还是先拿走吧。
“是，”劳天容说，“是同龄的。我也快退了。”
第二天，侯峻峰忐忑不安地想给劳天容打电话，但是又不敢打，没想到劳天容主动给他打过来。劳天容告诉侯峻峰，她已经跟下面打过招呼了，让他们尽可能关照他。
“退休了？”姚中诚问，“他好象跟你同龄的吧？”
“你自己也要灵活一点，”劳天容说，“注意跟下面保持好关系，比如水果，我这里你以后再也不要送了，如果实在要送，你还不如看情况直接给他们送一点。”
姚中诚接到劳天容的电话，非常高兴，问了许多特区的情况。当然，更多地是问人，问樊泰章，问程万里，还问了许多其他人的一些情况。劳天容一一做了汇报。当然，在说到程万里的时候，劳天容没有说的太具体，只是笼统地说他退休了，而没有说他为什么退休。
侯峻峰傻了，愣了半天，还是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他还是按照劳天容的吩咐做了。
劳天容就是在这个时候给姚中诚打电话的。
当侯峻峰按照劳天容的吩咐做了之后，劳天容心里好受多了。默默地祈祷过去的事情就让它成为过去吧，从此之后清清白白地做人，再也不要贪不义之财，并且下定决心，等六十岁一到，坚决退休。
没有当上省长的姚中诚本来还有机会到中原省当省长的，但是他选择了放弃，不知道是怕再次落选还是觉得在哪里跌倒就应该在哪里爬起来，或者干脆对官场的风云产生了厌恶，反正姚忠诚是选择了放弃，他继续呆在江淮省，继续做他的常务副省长。后来，许多年之后，当江淮省的经济在他们的代表自己推举的省长的带领下并没有多大起色的时候，当初排挤姚中诚的许多代表还后悔不该意气用事，如果当初顺着上面的意图，选姚中诚做省长，江淮省的经济发展可能会比现在好些，或者说可能与旁边的江苏省的差距缩短些。现在不但没有缩短，反而越拉越大了。不过，此时姚中诚已经过了年龄，也过了心情，即便这个时候姚中诚再被推举出来，也不会有当年之勇了。
劳天容甚至认为，只要她不收了，而让下面的人收，这样，下面的人对她的怨恨肯定就少了不少。再说，即便将来真的出了什么事情，反正收“水果”的也不是她一个，罪责可能会分摊掉一些。
这就是命运，常常拿人开玩笑的命运。
劳天容这样做了之后，心情顿时舒畅许多，想着安小元也快生孩子了，自己也应该想开一点，还是认了这个儿媳妇，如果不认儿媳妇，那么将来怎么好认孙子呢？总不能连孙子也不认吧？再说，只要认了儿媳妇，至少在安小元这条线就不会出事了。只要侯峻峰和安小元这两条线不出事，就不会出大事。
但是，大约是做的太明显了，或者是现在确实民主了，在那次人代会上，居然有代表联名推举了本省的另外一个副省长作为省长候选人。尽管上面做了工作，但是实际上这些工作等于是反工作。因为上面越是做工作，下面支持另一个副省长的代表人数就越庞大，态度越坚决，仿佛不这样就不能显示他们作为人民代表的真正权力，或者是人民代表也是人，他们也喜欢刺激，也希望人代会“出彩”。反正不管是什么原因，最后当选江淮省省长的不是姚中诚，而是另外那个副省长。
劳天容暗暗庆幸自己及时悬崖勒马，既没有像程万里那样灰溜溜地下台，更没有像樊泰章那样被“双规”，老老实实坚持一年，到时候体面地退休，回家抱孙子，多好！
大约是上面也考虑到了程序，所以在姚中诚的上任时机上，也恰倒好处。不早不晚，正好掐在换届选举的半年之前把姚中诚调到江淮省常务副省长的位置上。这样，等到换届选举的时候，姚中诚对江淮省的情况刚刚有点熟悉，或者说是江淮省的人大代表们对姚中诚刚刚有点熟悉，既然刚刚有点熟悉，那么留在代表们心中的就只能是好印象，不可能有什么坏印象，因为时间短，来不及有坏印象。既然如此，投票的时候就只能按照主席团提交的候选人名单划圈，而主席团提交的省长候选人通常是一个人，即所谓的等额选举，这样，代表们别无选择，在对姚中诚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坏印象的前提下，自然就只能选姚中诚。
劳天容甚至想到一旦退休，就立刻离开特区，回北京，北京的社科院大院，还有他们的家，并且，仿佛那里才是她真正的家，而深圳的住处，只是她人生的一个驿站，并且是个没有给她带来好运的驿站，所以，她要逃离这里。
话虽然这么说，理也是这个理，但程序还是要走。这个程序，就是人大的选举程序。
想是想好了，但是，要她一下子转一百八十度的弯去主动跟安小元联系，劳天容做不到。
姚中诚离开特区后，调到江淮省担任常务副省长，既然是常务副省长，那么就等于是省长，只要等到换届，江淮省的省委书记就要上调，不上调就是平调，反正是调，只要原来的省委书记一调，那么原来的省长就会升任省委书记，常务副省长自然就升任省长。其实姚中诚在特区担任市委书记的时候，本身就兼着广东省委副书记，到了江淮省担任省长也是能说得通的。毕竟，省长也兼任省委副书记，只不过排名第一罢了。姚中诚当初在广东省委副书记当中虽然不是排名第一，但是考虑到广东省的经济实力远远强于江淮省，在广东排名不是第一，到江淮省来排名第一也没有占太大的便宜。
国庆节前夕，劳天容主动问郑品浩：过国庆节的时候要不要把小彤他们叫回来吃饭？
关于姚中诚离开特区之后的事情，劳天容也听说过一些，好象还是听程万里说的。程万里的消息一直都比她灵通。
郑品浩担心自己的耳朵背了，不敢确定劳天容刚才的话中到底有没有“他们”两个字，怕如果听错了，这时候接的不对，又自讨没趣，所以，他看着劳天容，像是询问，也像是等待她下面的话。他忽然发现，劳天容的气色很好，是这些天来少有的好，而且，似面有喜色。
劳天容有一种感觉，如果她找姚中诚谈谈，不管姚中诚能不能帮她，但至少姚中诚不会害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姚中诚离开特区已经很多年了，并且在离开特区之后，几乎再也没有插手特区的事情，甚至好象一次都没有回来过。这样，他实际上相当于是个局外人。劳天容发现，她现在最希望的恰好就是找一个能信得过的并且掌握政策的局外人谈一谈。根据劳天容对姚中诚的了解，她相信姚中诚是个人格上靠得住的人，另外，最重要的是劳天容知道，姚中诚现在基本上已经处于半退位状态，有时间，没有脾气。根据劳天容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只有当他们处于退位或半退位的状态，他们对求上门来的在位的老部下才最亲切、最诚恳、最慈祥，并且最有耐心。当然，这些退位或半退位的老领导往往并没有什么实权，也不一定真的能帮上老部下的什么忙。好在劳天容现在并不需要姚中诚帮什么忙，而只是信得过他，找他说说心里话。劳天容感觉，找姚中诚谈谈比找樊泰章谈更合适。
郑品浩的胆子稍微大了一点。
这个想法冒出来之后，就一直在劳天容的脑中盘绕，并且多少给她带来一丝温馨与希望。
“你是说让他们俩都回来？”郑品浩问。
劳天容仔细想了想，竟然想不出一个可以说知心话的人。或许，如果老书记姚中诚没有走，能跟他说说？对呀！劳天容想，可以跟姚中诚说说呀。
“废话，”劳天容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算把他们俩分开呀？”
劳天容想到了樊泰章。樊泰章是自己的领导，而且是自己信得过的老领导。或许，对自己的领导说了，就算是主动交代了吧？不行。正因为樊泰章是自己的领导，一旦对他说了，就没有退路了。劳天容甚至已经想象出，一旦她主动跟樊泰章说了，樊泰章肯定会要她主动向纪委和司法机关自首，如果劳天容不去自首，樊泰章即便没有党性原则，出于自保，他也要向市委汇报，向一把手汇报。甚至，即使劳天容答应向有关部门自首了，樊泰章仍然会向一把手汇报。没办法，处在樊泰章这个位置，他只能这么做。将心比心，如果是劳天容自己，遇到自己的部下向她汇报犯罪行为，她也只能这样处理，否则不就等于是跟部下同流合污了？所以，如果劳天容向樊泰章汇报了，那么她就真的一点退路都没有了。这是几千万的金额呀！即便是主动自首，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那么，不跟樊泰章说，还能跟谁说呢？劳天容发现，这个问题甚至比她儿子郑小彤跟安小元怀孕生孩子的事情还要麻烦，还要难以启齿。既然安小元要生孩子的事情她都没有办法找一个人说，那么这件事情她还能找谁说呢？
劳天容说这句话的时候，虽然口气比较生硬，但是是那种有点发嗲的生硬，并且脸上明显挂着微笑。
劳天容非常希望找人问一问，但是她不知道该找谁问。既然这样的话跟自己结婚几十年的丈夫都不能说，那么还能跟谁说呢？
郑品浩见状立刻就开心地笑起来，就像三十多年前站在香山上看枫叶的时候，悄悄地握劳天容的手，而没有遭到拒绝的时候一样。
劳天容甚至想到了主动上缴。主动上缴可以吗？劳天容不知道。
“好呢！”郑品浩说，“我这就去打电话。”
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劳天容实际上是整天在提心吊胆中度过的。她真希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什么钱都没有得到，还是以前那样清清白白，两袖清风。两袖清风真好啊！但是，已经不可能了。劳天容回想起年轻时候看过的一部电影《宝葫芦的秘密》。电影中的小主人翁梦想拥有一个宝葫芦，自己想要什么东西，宝葫芦就能帮他得到什么东西。后来，当他真的拥有这个宝葫芦后，才发现宝葫芦给他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烦恼，甚至是羞辱。因为小主人翁看见同学的东西好，心里就想：这个东西要是给我就好了。正想着，同学的东西马上就飞到他的书包里。这不是成了小偷了吗？于是，小主人翁躲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对自己的宝葫芦发火：谁让你把同学的东西变到我书包里的？！宝葫芦委屈地说：不是你自己想要的吗？是啊，确实是他自己心里想要的，但是，心里想要的东西就一定真的要得到吗？最后，主人翁终于觉醒，自己把宝葫芦砸碎了。砸了也就轻松了，砸了反而解脱了。现在，劳天容面临的情况也差不多。劳天容的“宝葫芦”就是她手中的权力，在国企老总位置上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正是这个权力，让她得到本来不该属于她的一切。劳天容也想对着自己的“宝葫芦”发火，也希望自己一分钱不义之财没有拿，一个“水果”都没有得到。但是，她毕竟已经拿了。正像《宝葫芦的秘密》当中宝葫芦对小主人翁说的：“不是你自己想要的吗？”是的，是她自己想要的，如果她真心的不想要，那么她总有办法不要。在商品社会里，或许任何人对金钱都有欲望，但是，当这种欲望不加以限制时，无节制时，带来的很可能就是灾难。其实，人的欲望在很多情况下还是让它仅仅就是一个欲望好，如果一切欲望都能得到满足和实现，那么带来的烦恼肯定比愉悦多。劳天容现在就真的像《宝葫芦的秘密》里面那个小主人翁一样，一心想把已经到手的钱变回去，但是，她能够变回去吗？《宝葫芦的秘密》讲述的是一场梦，而劳天容现在面临是现实，梦中不想要的东西可以通过“醒来”变回去，但现实中的不义之财是没有办法不留痕迹地变回去的。
“别，别，”劳天容说，“明天吧。明天等我上班去之后再打。”
可是，事态的发展能按照她设计的路线走吗？很多事情是她想处理好就能处理好的吗？许多包袱是她想甩就能甩掉的吗？还有那么多的羁绊，是劳天容想斩就能斩断的吗？事实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当天晚上，劳天容跟郑品浩正式恢复中断了数年的夫妻生活。
经过深思熟虑，劳天容决定还是先把善后的一些事情处理好，把该甩的包袱甩掉，把该斩断的羁绊斩断，然后用大约一年的时间一步一步地退出。
劳天容发现，丈夫还行，自己也还行。看来，还是老老实实做人好，只有老老实实做人了，心里才舒坦，而只有心里舒坦了，才能恢复人“性”，才真正是个“人”。比如现在。
有那么一刻，劳天容甚至想把自己所做的一切和盘托出给郑品浩。如果那样，说不定郑品浩还真的能根据这些实际情况帮她想一个系统的解决办法。即使没有，劳天容内心承受的巨大压力也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但是没有，劳天容最终没有向丈夫和盘托出。不但没有和盘托出，而且连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向郑品浩吐露。不知道她是不相信自己和郑品浩之间的感情，还是他们之间的感情太好了，好到劳天容不忍心让郑品浩陪她一起担惊受怕甚至是承担责任，反正最后劳天容是什么也没有说。既然什么也没有说，那么郑品浩就什么也不知道，那么郑品浩就还是时不时地冒出“无官一身轻”和“尽享天伦之乐”这样的话。如此，劳天容只能自己依靠自己。必须自己一个人承受煎熬。
劳天容或然感悟，其实名誉、地位、金钱、权力，全部都是身外之物，没有它们生活不精彩，但是太多了就会成为生活的累赘和负担，说不定还会给自己带来灾难。劳天容甚至还自己给自己算了一笔帐，如今国企彻底改革了，改革的重点是工资制度，尤其是国企老总的工资制度，按照新制度，劳天容每年正当合法的收入差不多将近一百万了，干吗还要贪呢？既然合法的收入都用不完，再贪不是自己不想过好日子吗？有安心的好日子不过，偏要过整天提心吊胆的日子，不是傻瓜吗？
劳天容甚至还联想到丈夫郑品浩前段时间说的话，“很多身居要职的人，他们在位时期做的很多事情，没有人追究，等到他们退位的时候，很可能就会被确认罪行。”丈夫当时说这段话或许是针对秘鲁前总统藤深的，但是现在用她身上，也能适用。劳天容想，现在她还在位，她还有一定权势，别人对她还有所顾及，如果她现在退位，那么她以前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会被确认为罪行呢？毫无疑问，当然会被确定为罪行。墙倒众人推，没有问题也会从墙根底下挖出一些问题来，况且是真的有问题，而且是大问题。丈夫郑品浩现在话里话外劝她早日引退，前提条件是他根本就不知道劳天容做的那些事，比如劳天容接受的那些“水果”，如果知道了，他还会这么旁敲侧击吗？
不贪了，以后坚决不贪了。
是啊，程万里是全身而退了，但是他全身而退的前提是他“一分钱没有往自己腰包里面装”，所以他才敢于全身而退，并且在退下来的时候还敢声称问心无愧，如果他也往自己腰包里面装了，而且也装了几千万，他会全身而退吗？他能够全身而退吗？他还敢说问心无愧吗？
劳天容想通了，彻底地想通了。
既然保住了，那么程万里也就没有什么事了。程万里的全身而退，对劳天容起到了一定的师范作用，使劳天容马上就想到了立刻引退。劳天容的想法也得到了丈夫的支持，因为丈夫郑品浩最近经常旁敲侧击，常常说一些“无官一身轻”和“尽享天伦之乐”这类的话。说实话，劳天容真的想退了。但是，当她真正要把这个想法付诸实施的时候，另外一个声音出现了，这个声音就是程万里退位之前说过的那段话：“我是一分钱没有往自己腰包里面装。从这一点来说，我倒是问心无愧的。”
想通了之后，加上久违了的夫妻生活，使劳天容的身心从内到外都舒畅了一把。而且是彻底的舒畅。她甚至想到，等自己退下来之后，找一个适当的机会，真的按照当初侯峻峰说的那样，把身外之财全部捐献给希望工程，如果那样，将更加的舒畅，而且是永久地舒畅。
实践证明，特区政府这双“看得见”手力量是异常强大的，足以强大过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政府已出手，石化就妙手回春，特区石化这个“壳资源”被保住了。
这么想着，劳天容居然有点激动，于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主动向郑品浩要求了第二次。让她感到不可思议地是，郑品浩居然完全能够胜任。
48
奇迹！
劳天容的“宝葫芦”就是她手中的权力。在国企老总位置上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正是这个权力，让她得到本来不该属于她的一切。她真希望自己不曾拥有过这个“宝葫芦”。人的欲望在很多情况下还是让它仅仅就是一个欲望好，如果一切欲望都能得到满足和实现，那么，带来的烦恼肯定比愉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