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自我安慰地想，不管怎么说，我在能达公司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即便与郑小彤之间不可能，只要能在能达立足，就等于在特区立足，就总能找到自己的情感归宿。
傅娜重新认识自己。打算调整自己。决定从自己掌控不了的漩涡中挣脱出来，把精力用到更有价值的事情上。
她觉得关键是提升自己。好在附近就是自考培训中心。傅娜决定利用业余时间接受培训，争取通过自考实现“专转本”。傅娜清醒地认识到，对于她这样小地方来的没有背景的女人来说，通过提高学历获得在特区立足的机会，或许都比通过婚姻更可靠。当然，如果在培训班上斩获爱情，更好。她决定自断后路，主动向男朋友提出分手。她决定永远不回那个小地方了，赖也要赖在特区。
傅娜想努力探索清楚，她甚至分别跟踪到郑小彤和安小元的住处，但仍然获得她想知道的所谓真相。主要是身份所限，她所琢磨的对象一个是老板，另一个是副总，和自己不在一个层次。上层了解下层很容易，下层了解上层好比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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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娜的男朋友是本县一位副县长的公子，副县长虽然级别不高，起码相对于劳天容、樊泰章来说微不足道，但在本县也算“高干”，其公子被顺理成章地安排在县劳动局工作。算不上多好，但起码是铁饭碗。所以，当傅娜决定到外面闯闯的时候，并没有强求男朋友随去，主要是预防万一自己无法在大城市立足，还有一条安全的退路。现在，与郑小彤一比较，傅娜立刻觉得男朋友浑身透着小地方人的狭隘与自以为是，而她更喜欢郑小彤的大气、彬彬有礼和宠辱不惊，加上她喜欢能达公司漂亮的写字楼、高雅的办公环境和宽松的工作氛围，傅娜真希望能在此环境中长期生活并与郑小彤组成家庭。至于家乡的男朋友，估计在她提出分手后，最多装模作样地痛苦一番，然后立刻非常容易地另求新欢。毕竟，他是当地的“高干子弟”，又有公务员身份，估计在送走傅娜的那一刻，就做好了这种准备，并不会真的为傅娜死去活来。本来已经看到胜利的曙光，没想到郑小彤突然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傅娜不甘心，不明白，她想弄清楚事情真相，死也要死个明白。凭着女人的细心与直觉，傅娜察觉到老板安小元与副总郑小彤之间的微妙，可通过跟踪之后发现，俩人并不住在一起，虽然下班时间比其他人拖后，但离开写字楼之后各走各的，并未居住在一起。这与傅娜的想象不一样。按照傅娜作为“过来人”的经验，如果安小元和郑小彤之前真是那种关系，完全没必要藏着掖着，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地同居，甚至结婚，干嘛要躲躲闪闪呢？
劳天容默认了郑小彤在能达贸易公司当副总后，心里一直不踏实。她不傻，她知道安小元请郑小彤当副总是利用郑小彤，不但利用郑小彤，还利用她。不过，仔细想一想，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说到底不就是相互利用吗？不要说人与人之间是互相利用，就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甚至是国家与国家之间，说的好听是相互合作，说的难听就是相互利用。互相利用没有关系，只要能互惠互利就行，因为只有互惠互利才是真正的平等。那么，我跟安小元之间是互惠互利了吗？不管怎么说，郑小彤跟着安小元之后，儿子总算在自己身边了，而且儿子确实也确实比在北京的时候更开朗了，更精神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便给安小元利用一下，甚至即便让安小元占点便宜，也值。这么想着，劳天容心里就平衡不少。
这似乎已经成为新的风气，男女双方只要明确了恋爱关系，就可以互相占有，而不必像上辈人那样等到结婚之日才“圆房”。
但是，劳天容并没有放松警惕，没有忘记经常让身边人核对安小元供货的质量与价格。按说她作为集团公司的一把手，本来可以不过问这些事情的，但正因为自己的儿子郑小彤在安小元的能达公司当副总，所以劳天容才特别警惕。因为她知道，有郑小彤这块挡箭牌，如果她自己不亲自过问，那么整个集团公司就没有人敢过问了，时间长了肯定要出事。劳天容不想出事，为了不出事，她必须亲自过问。劳天容知道，安小元一旦出了事情，肯定会牵扯到她，除了安小元曾经是她的秘书之外，还有就是郑小彤在能达公司其实是有股份的，能达公司实际上是她儿子郑小彤和安小元两个人的。只要不出事，这些事情根本就不是“事”，而一旦出事，这些事情不是事也是“事”。
安小元的眼光没错，傅娜确实已经是“过来人”，她在老家与男朋友确立关系后，就把自己的“第一次”交给了对方。
关于郑小彤在能达公司的股份，或者说关于郑小彤在能达公司分红的情况，安小元从来没有对劳天容谈起，不但不对劳天容谈起，而且每次在分配给郑小彤利益的时候，她都特别强调：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事情，与你妈妈无关，她要是不主动问，你最好都不要跟她说。安小元这样做当然是为了保护劳天容，至少她是为了让劳天容知道她安小元是很注意保护领导的。她清楚，领导只信任那些善于保护领导的人。这是惯例，不是特例。安小元的这种做法对任何领导都有效。事实上，这种保护也确实很有必要，因为如果把这种事情与劳天容扯在一起，那就是“事”，如果不跟劳天容扯在一起，那就不是“事”。
36
郑小彤是个非常听话的人，而且不多话。这点很像他爸爸，爸爸郑品浩是中国学者研究玛雅文化的顶尖专家，玛雅人有过灿烂的辉煌与文化，但现在基本上不发出声响，所以郑品浩不需要说话。安小元让郑小彤不要主动对他妈说，他就真的不主动对他妈说。其实安小元并不是真的要他不对劳天容讲，而仅仅是要让劳天容感觉到自己一直是十分注意保护首长的考考朋友，但是郑小彤不知道，郑小彤认为既然安小元特别关照他不要主动对他妈妈讲，那么，只要劳天容不问，他就真的不对劳天容讲。甚至在他已经分得几百万之后，他一直都没有对劳天容讲。因为劳天容也根本就没有问他。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劳天容主动问了，所以他就说了。
这时候，劳天容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既然自己关照侯峻峰每次都能得到回报，那么，关照安小元这么多次了，是不是也该得到回报？并且得到更大的回报？劳天容回想了一下，除了那件鹿皮大衣，好象再没有什么。再联想到樊泰章的儿子樊斌已经是大老板了，而安小元也曾经说过她赚的钱有百分之三十是郑小彤的，给了吗？实际给了多少？如果给了，郑小彤怎么从来都没有说过？带着这些疑问，劳天容准备找个时间跟儿子好好跟儿子谈一下，不管怎样，起码要做到心里有数。没想到跟儿子一谈，又谈出一个天大的秘密。
这是一个星期天，今天安小元没有来“打扰”劳天容，自从郑小彤来特区之后，安小元星期天就很少来打扰劳天容，仿佛“打扰”工作由郑小彤接替了，她自己就可以省心了一般。如此，星期天的中午是劳天容难得可以跟儿子单独吃饭时间。所谓“难得”，就是平常他们其实很少在一起单独吃饭，因为平常中午他们都在各自的公司吃饭，是不回来的，晚上也大多数情况是吃饭之后再回来。对于劳天容来说，有各种各样的应酬，她也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应酬，反正很少在家吃晚饭。对于郑小彤来说，既然妈妈在外面有应酬，不在家，那么他当然也是在外面吃过饭才回来。特别是跟安小元尝试了“第一次”之后，晚上不回家吃饭几乎成了必然。事实上，自从跟安小元尝试了一次之后，郑小彤就像着了魔，对安小元产生了依赖，只要有机会，他就要继续尝试。机会当然有，只要晚上下班后不回去，继续留在办公室，等其他人都下班了，把门一关，“机会”就来了。所以，只要安小元不是回大同办事，或者不是碰上每个月那几天不方便，这样的“机会”几乎天天有。所以，郑小彤晚上也不在家吃饭。如此，劳天容跟儿子在一起吃的机会就只能是在星期天，准确地说是在劳天容恰好没有出差并且也没有其他应酬的星期天，确实“难得”。
劳天容发现，对儿子不关心是自己一贯的毛病，当年由于对儿子不关心，导致儿子连大学都没有考上，现在儿子来特区，说起来天天跟儿子在一起了，其实跟儿子的直接交流并没有增加多少，每天真正在一起的时间也就是吃早饭的时间，而就是这个吃早饭的时间，也不能保证，常常起来迟了，或者懒了，不想费时间做了，干脆在门口买个早点，各吃各的，各走各的，自己又花了多少时间关心和照顾儿子了呢？
星期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劳天容问：“你工作上的事情怎么样？”
获知这个信息后，劳天容马上就想到了自己儿子郑小彤。
“很好啊。”郑小彤说。
劳天容听了心里一惊，但她相信许嘉厚不敢开这样的玩笑，因为樊泰章还在职啊。后来一打听，真的。原来樊泰章的儿子樊斌已经从美国回来了，并且就回到了特区。先在一家工程公司做业务经理，由于特区正处在高速发展之中，大型基础建设项目一个接着一个，而樊泰章正好是管经济工作的副市长，于是，樊斌的业务提成就相当可观，据说当年就突破了七位数，后来干脆自己开了一家工程监理公司，不但做工程监理，而且还“协助”工程公司承接项目，承接到的项目当然是给樊斌监理，监理费还要上浮几个百分点，把业务介绍费浮进去，如此，在美国买别墅也就不奇怪了。
劳天容心里想，傻儿子，你哪里知道什么叫“好”啊。
“不知道吧，”许嘉厚说，“我告诉你，是樊泰章儿子的别墅。你有本事连樊泰章的职位也调整呀。”
劳天容马上又想起樊泰章的儿子樊斌，又想起侯峻峰给她的那些“水果”，觉得儿子可能是吃亏了。
劳天容没有说话，她不想回答这个无聊的问题，她也确实不知道许嘉厚女儿的别墅旁边是谁的别墅。
“工资怎么样？”劳天容又问。
许嘉厚没有掩饰自己对劳天容的仇恨，有一次单独跟劳天容在一起的时候，他甚至以开玩笑的口气对劳天容说：“你就知道整我。不错，我女儿在美国是有别墅，但那一片全是中国人买的别墅，你知道她别墅的旁边是谁的别墅吗？”
“还行。”
劳天容没有想到，本来是出于正义感的一次行动，却最终演变成为自己敛财的一次机会。她更没有想到，她已经彻底得罪了许嘉厚，并且最终为她自己的落马埋下了祸根。
“那你可要注意存钱，不要乱花了。”
事后，劳天容想，这么多年了，二级公司每年发年终奖都没有想起她，为什么今年想起来了？想了半天，想通了，这些都是自己对许嘉厚进行了调整效应。
“知道。”郑小彤说。
劳天容刚开始还不要，后来各公司老总说，如果您作为董事长不要，那么我作为总经理也不敢要，下面的副总就更不能要了，各部门经理也不能要了，您的意思是不是取消奖金分配制度了？劳天容当然不是想取消奖金制度。既然不是想取消奖金制度，不想成为全体员工的众矢之的，那么当然最后还是要了。如此，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劳天容就迅速地富了，并且人富了之后，精神面貌也就爽了，人也就显得愈法年轻，看上去根本没有五十岁。
劳天容嘴巴动了一下，有点犹豫，但是还是问了。
奖金是用报纸包的，看上去跟包两条香烟差不多。每个公司都给她孝敬了十万八万，加在一起不是个小数目，差不多就跟侯峻峰送给她的“水果”那么多了。孝敬的理由是：劳天容在二级公司也是董事长，既然是董事长，那么当然就是二级公司的“职工”，那么当然就应当跟其他职工一样享受年终奖，并且企业的年终奖是与职位挂钩的，假如普通工人是八千，那么班组长就是一万，车间主任是两万，公司领导就是五万，老总就是八万，到了劳天容这里自然就是十万。
劳天容问：“你现总共存了多少钱？”
春节，各二级公司的一把手像是商量好的，全部都分别给劳天容孝敬了奖金。
郑小彤把头往上仰了一下，眼睛瞪着屋顶，愣了一下神，然后说：“差不多三百万吧。”
劳天容这样做，一方面可能是出于心里不平衡，但主要还是出于正义感，还想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做一些主张公平的事情。但是，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她这种调整带来了一个奇怪的效应。
劳天容一惊，本能地先看看门，仿佛怀疑门口有人偷听，然后收回目光，注视着儿子的脸，非常严肃地问：“你说多少？”
在年终二级企业班子调整的时候，劳天容把东部电力的总经理许嘉厚调整到了集团工会。因为许嘉厚最富，富到他女儿女婿在美国买了别墅，并且是一次性付款的方式买的。这件事情劳天容早就听说了，以前一直就没有当回事，现在当回事了。劳天容虽然没有证据证明许嘉厚吃了大量的回扣，但是劳天容相信他肯定是吃了，要不然为什么那么肥？劳天容虽然不能代替纪委书记对他进行调查，但是她可以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对他的职位进行调整，而且是往上调整，让他没有话说。
郑小彤被这紧张的气氛弄得紧张了，惶恐地又重新算了一下。
但是，这件事情对劳天容的心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且最终由心理影响到了行为。
“三百一十多万吧。我没有仔细算。反正三百万多一点。”郑小彤说。
侯峻峰跟劳天容是校友，而且都是特区校友会的骨干，送一箱水果很正常，不但在别人看来正常，就是在劳天容自己看起来也正常。水果接受的多了，劳天容的心态也变的坦然，仿佛那真的仅仅是一箱水果，里面根本没有十万块钱一样。时间长了，不但坦然，而且形成了习惯，以至于每次照顾完侯峻峰生意之后，她就自然地有一种期待，期待着侯峻峰给他送水果，就跟当初她期待着侯峻峰把那箱水果拿走一样。
“多少？”
又经过一段时间，一切如常。劳天容的心情也渐渐平静了，于是，看在校友的情分上，又照顾侯峻峰几笔生意。照例，每次生意之后，侯峻峰还是送给劳天容一箱苹果。
“三百一十万多一点。”
劳天容一愣，她突然发现，儿子大了，而且也变了。儿子以前不是这样说话的呀？是什么时候大的？是什么时候变的？但是她承认，儿子说的有道理。在国外，警察跟工程师和医生根本就不是一个阶层的，但是在特区，警察跟工程师和医生同样不是一届阶层，只不过位置正好倒过来，警察比工程师更威风。凭什么？凭经济基础。他们的经济基础是怎么来的？当然，这不是她管的问题，干脆想都不要想。
郑小彤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这么严肃，怪吓人的。
“当然要讲证据，”郑小彤说，“比如我们隔壁的这个邻居是个普通交警，凭他的工资和奖金，能跟我们住同样的房子吗？但是他不仅住了，而且还有私家车。总不能因此把他抓起来吧？如果要抓，那么还不把整个特区的警察全部抓起来了？他们哪个不是比普通的工程师或医生有钱？但是他们的工资和奖金比工程师和医生高吗？”
劳天容这样瞪了儿子很长时间，然后以更加严肃的口气问：“你上哪来这么多钱？”
这个问题着实捆扰了劳天容长一段时间，有一次她甚至在吃饭的时候跟儿子谈起这个问题。本来跟儿子说就相当于自言自语地说，没想到儿子比她明白。
“自己挣的呀，”郑小彤说，“分红的呀，我们每做一笔就分一次呀，总共三百一十万，另外我还有工资，所以我说三百一十万多一点，多多少我也不知道。”
劳天容觉得很奇怪，什么是证据？收入和财富明显不相符不是证据吗？还要什么证据？就好比一个人去残障中心参加活动，明明少了一条腿，谁都能看得见，可门卫一定要他出示残障证明，没有残疾证，坚决不让进。这不是荒唐吗？跟古代传说中一个人去买鞋，因为尺寸丢了，宁可跑回去取，也不相信当场量试穿一样。
郑小彤与其说是“说”，还不如说是在辩解，仿佛是辩解他的钱不是偷来的。
劳天容心里藏不住事情，逮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她把心中的疑惑含蓄地向樊泰章表露了。樊泰章听后，先是沉思片刻，然后与他一样，也表现出自己的焦虑和不满，总体观点和她差不多，但涉到本质问题，也说要慎重，要重证据。
“你挣的？你分红？你怎么挣的？谁给你分的红？”劳天容问。
劳天容虽然暂时没有抓这件事情，但她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注意集团内部谁更富裕的问题。她认为凡是富裕的，肯定就是吃了回扣了。越肥，说明吃的回扣越多。劳天容虽然没有证据，但是她相信事实。事实是明摆着的，还要什么证据？她感觉到了纪委书记不作为。但她不能说。天下哪有一把手监督纪委书记不作为的道理。如果她这么做了，不是被人怀疑更年期反应？
劳天容仿佛突然忘记郑小彤在能达公司拥有股份的事情，或者并没有忘记，但是她没有想到这么多，这才多长时间呀，就三百多万，如果像侯峻峰那样用水果箱装，得装三十箱，不得用汽车拉？！因此，她惊糊涂了。
借着这种共鸣，劳天容真想抓一抓，管一管，但是一想，既然这是行规，既然国家并没有什么损失，那么自己干吗要那么认真呢？再说，就是要管，自己也没有证据，怎么管？而且企业是国家的，国家有专门的司法机关和各级纪律检查机构，就是能源集团内部，上面也专门派有纪委书记，这种事情应当由纪委书记管，她配合，要不然，纪委书记不是吃干饭的了？领导是有分工的，自己作为集团一把手，如果放着那么多大事不做，而专门去抓部下的小辫子，不是越俎代庖吗？不是让方方面面都讨厌吗？最后，劳天容还是说服自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至少暂时先不要管这件事。
“公司呀，”郑小彤说，“公司给我分红呀。你忘了？小元姐姐跟你说好的，我在能达公司有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这些话，安小元和侯峻峰说的时候，劳天容就觉得顺耳，但仅仅是顺耳，并没有往心里去，现在回响起来，就不是顺耳了，而是产生了共鸣，强烈的共鸣。于是，往心里去了。
劳天容当然没有忘记，安小元确实是跟她说好的，说分给郑小彤百分之三十的红利，还说要不是打点大同那边，她就分给郑小彤百分之五十。问题是，事情过了这么长时间，分红都已经分了三百多完了，儿子竟然都没有跟她说一声。
劳天容第一个反应是心里不平衡，并且马上就回响起安小元和侯峻峰的话，“他们凭什么比您富？能源集团是谁创立的？谁吃的苦最多？谁的功劳最大？给您我服气，给他们我心里不服气。”
劳天容心里想，真跟他老子一个样，能存得住屁。
在今后的几天里，劳天容暗中调查了几个二级公司负责人的经济方面的情况，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我的乖乖，个个是超级富豪兼大款呢！起码相对于劳天容来说是富豪，是大款。而他们是劳天容的部下啊，工资奖金和其他福利综合起来怎么也不会超过劳天容，他们凭什么富得流油？凭什么别墅都有好几栋？
“我当然记得，”劳天容说，“但是这么多钱，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难道真是侯峻峰“让利”？他让利了，那么其他供货商有没有“让利”？假如侯峻峰说的是真话，这是“行规”，那么，其他供货商按照这个“行规”把利“让”给谁了？
郑小彤拘谨了一下，嗫嚅地说：“小元姐姐说这是我和她的事，如果你不问，我就不要主动告诉你。你不是没问嘛。”
第二天上班，劳天容首先是打听了煤炭行情，然后查看了能源集团各二级公司采购煤炭的质量和价格。查的很仔细。质量上不仅查了发热量，而且还查看了含硫量和燃烧后残留灰份指标。价格上不仅查看了每吨单价，而且还查看是到港价还是离港价，并且连途耗指标都查了。最后发现，从侯峻峰那里进的煤炭跟从其他途径进的煤炭无论在质量上和价格上均毫不逊色。也就是说，虽然侯峻峰给了她十万块钱，但是公家确实没有任何损失。
“你和她的事？”劳天容突然有点火，“真是不管我的事情吗？你以为就凭你那点水平，她能分给你百分之三十？”
劳天容仍然没有“处置”，照原样放好，仿佛这水果箱根本就没有被打开过，她也根本就不知道那里面除了水果之外，还躺着十万块钱。
郑小彤没有说话，但是脸红了，仿佛有话要说，憋着。
回到家，劳天容从自己房间的衣橱拐上拖出水果箱，打开，移开由于时间过长而味道更浓的水果，发现那十万块钱还静静地躺在那里，仿佛在告诉她：您没有记错，是我，我一直在这里，等待着您的处置。
劳天容火完之后，又觉得自己的话说重了，这样说话也容易伤害儿子的自尊心。儿子毕竟是儿子，跟丈夫还不一样，劳天容在社科院当机关事务管理局当局长的时候对丈夫经常以这种口气说话，以至于早些年丈夫差点跟她离婚，现在丈夫不在身边，没想到又跟儿子这样说话了。
难道是我自己记错了？难道根本就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意识到自己的不妥之后，劳天容就想缓和一下，于是，伸手在郑小彤的头上摸了一下。郑小彤本能地想躲，但还是忍住了，没有躲，不过脖子僵硬的很。
在“等待”期间，劳天容非常警觉地注意自己身边有没有发生什么异常情况，甚至小彤有时候回来晚了，轻手轻脚地进来，她也紧张半天。但是，任何异常情况也没有发生，原来是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不该怎么样还是没怎么样。这期间，在裴教授的张罗下，他们校友会的几个头头还在一起聚过一次，劳天容参加了，侯峻峰也参加了，二人还是“平起平坐”地坐在一起。劳天容还特意注意了侯峻峰的表情和说话，发现侯峻峰的表情没有任何异常，说话也是该说什么还是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就不说什么，丝毫没有暗示或者是卖乖。总之，除了劳天容的内心之外，一切跟以往一模一样。以至于有那么一刻，劳天容差点自己忍不住跟侯峻峰提起一点什么，但是她终于忍住了，没有提。既然没有提，那么就真的跟以往没有什么两样。
“对不起，”劳天容说，“妈妈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三百万不是个小数目，分这么多钱，你应该告诉我。”
劳天容当然没有把那十万块钱捐献给希望工程，如果捐给希望工程，却说不清钱的来源，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嘛。但是，她也没有立即把它占为己有，而是做了一个折中的处理。所谓的“折中”，就是一直放在那里没有动。她似乎对自己有一种暗示，假如这是侯峻峰设计的一个圈套，那么她也没有完全钻进去，因为她并没有动那个钱，她可以说她根本就不知道水果箱下面有钱，假如侯峻峰能够证明她确实知道那里面有钱，那么她也不怕，因为她可以说自己已经叫侯峻峰拿回去，并且钱根本就没有动，既没有取出来花，也没有以她自己的名字存在银行里，而是一直在“等待”侯峻峰拿回去。这样，她就可以为自己开脱了。
郑小彤嘴巴微微动了一下，想说什么，又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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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天容冷静一想，又突然发现安小元这样做其实非常有道理，不要说我不知道，就是知道，也要装作不知道才对。这么想着，又后悔自己知道这件事情。
或许是好奇，或许是不甘心，或许是对真相的探索精神，总之，傅娜在郁闷几日之后，决定搞清事实真相。除了察言观色之外，她还决定充当私家侦探，这一侦查不要紧，竟然使她陷入更大的疑惑。
“好了，”劳天容说，“小元姐姐说的没有错，这是你们俩之间的事情，与妈妈没有关系。记着，不要把我们今天晚上谈的东西对任何人说，包括不要对安小元说。今后哪一天要是有什么人问起这件事情，你都说妈妈不知道，知道吗？”
傅娜是个有主见的女孩，她并不甘心于在小地方生活，向往着大城市。最初是向往武汉，也托亲情朋友帮忙，想调往武汉，但关系不硬，学历不高，人虽然有几分姿色，但也仅仅是小地方的美女，到了大武汉，并不出众，所以，最终没能调动成功，只是在武汉郊区一家私立学校勉强谋得一份工作，可私立学校并没有正式的编制，傅娜的身份相当于打工。既然是打工，那么不如直接到特区来打工。如果能立住脚，在特区立住脚比在武汉更有意义，如果不能立住脚，打工几年再回洪湖，起码挣的工资比武汉多。因为家乡有许多人在特区开出租车，所以傅娜对这个新兴城市并不陌生。安小元的能达贸易公司，是傅娜在特区的第三份工作。第一份工作同样是在私立学校当老师，同样不可能有编制，不能解决特区户口，没有任何保障，所以，干了一学期，就趁着放暑假的机会出来重新找工作，跳槽了。第二份工作是在一家港资企业做文员，刚开始感觉不错，起码是“外资企业”，听上去还可以，但总是加班，只要生产线上工人加班，她这个当文员的就不能提前离开自己的岗位，这样，她就像是卖给了工厂，吃喝拉撒睡全在工厂里面，感觉跟坐牢差不了多少，别说不能保证在特区立足，就是能立足，这样的生活也不是自己所需要的。于是，再次跳槽，这次跳槽到了能达贸易公司。也只有到了这里，她才真正感觉到自己生活在“特区”。漂亮的写字楼，高雅的办公设施，干净的卫生间，早上九点才上班，中午有午休时间，晚上五点半准时下班，整个晚上和周末的时间全部都是自己的，老板待人和气，副总彬彬有礼，这一切与傅娜最初的想象不谋而合。她想，这，或许就是自己想要的特区生活。特别是副总郑小彤与她年龄相仿，一看就是还没有女朋友，这更给傅娜更多想象的空间。或许，如果跟郑小彤确立了关系，自己就能在特区立足了。至于家乡的男朋友，本来就是为将来可能的退路准备的，如果在特区有更好的出路，分手也罢。傅娜对郑小彤试探了几次。起初是用语言和眉目之间透露出某种信息，得到郑小彤的积极响应之后，下班的时候故意与郑小彤同步，然后假装不经意地说某某地方什么风味非常不错，问郑总是不是想去尝一尝，再后来，吃饭过后故意路过影视城，“正好”看到某部香港新片上映，表现出非常有兴趣的样子，引导着郑小彤邀请她看电影。正当一切朝着那个方向顺利进展的时候，突然，郑小彤的热情骤降，搞得傅娜很郁闷。
说完之后，劳天容突然有一种不详之兆。
此时的傅娜其实已经有男朋友，只不过男朋友没有来特区，仍然留在湖北罢了。
“哪一天”？
傅娜不是傻瓜，她虽然比郑小彤还小一岁，但明显比郑小彤有心计。被郑小彤拒绝了几次之后，开始注意观察，结果，从他的眼神中读出猫腻。尽管没有证据，也不敢肯定郑小彤和老板之间有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但傅娜看出郑小彤喜欢安小元。
郑小彤并不知道母亲内心复杂的活动，但是他也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郑小彤很听话，小时候听父母的话，在学校听老师的话，现在听安小元的话，他果然没有把自己的事情对劳天容说。可是，他毕竟城府不深，自从和安小元好上之后，就明显对傅娜冷淡不少，当傅娜再次给他递眉眼的时候，郑小彤居然视而不见，连心跳加速的状况都没发生。当傅娜主动约他出去吃饭或看电影的时候，起初郑小彤还知道找个理由搪塞，次数多了，连理由也不用找了，干脆直接说没时间，不去。并且，他越看傅娜越不顺眼，要不是安小元阻拦，他或许早就找个理由让傅娜走了。
“这事犯法？”郑小彤问。问的非常小心，象是在拆定时炸弹的引芯，稍不留神就会引暴。
34
劳天容又愣了一下，并且这次发愣的时间比刚才长。这样愣了很长时间之后，才说：“那也不是。如果是你自己做生意，分红，当然不违法，但如果妈妈掺和进来了，那就不好，毕竟妈妈是国企老总，是单位的一把手，至少有以权谋私的嫌疑吧。”
什么是证据？收入和财富明显不相符不是证据吗？好比一个人去残障中心参加活动，明明少了一条腿，谁都能看得见，可门卫一定要他出示残障证明，没有残疾证，坚决不让进。这不是荒唐吗？
劳天容把话说的很轻松，语调轻松，用词更轻松，把犯法说成是以权谋私，而且仅仅是“嫌疑”，仿佛这样一说，就真的没有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