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01年下半年，E28公司终止了和英业达的合作，准备自己独立研发手机。这让张峰面临一次新的选择：下一个项目该做什么？公司未来又该怎么发展？此时，英华达股份有限公司已经成立，它是英业达集团众多的子公司之一。张峰作为子公司的负责人，需要给公司指出新的业务方向，并能在业绩上有所表现。恰在这时，一个新鲜事物出现在英华达眼前——小灵通。
1994年，张峰在南京组建了英业达南京的通信团队。从1995年到2006年，他领导的研发人员从300多人增至1000多人。在这个时期，他也参与了很多重要项目的研发，比如给英国电信运营商BT的付费电话做支持系统、给贝尔实验室的电话购物做微弱信号检测系统。2001年，张峰的团队给一家叫作E28的公司研发了智能电话，大获成功。这款售价4000多元的手机，后来卖了几十万部，成为行业标杆。
对于那个时期的道路选择，张峰将其定义为“赚钱的邪路”。但是当时，张峰对此完全没有意识，他还沉浸在成功的喜悦当中。
张峰大学一毕业就进入了通信行业，曾经师从中国3G之父李世鹤，参与过中国第一台移动电话YD9100的研发。李世鹤曾经对张峰说：“做技术要沉下心来积累，一旦想赚快钱做商人，就不要想还能做出伟大的技术。”因此，张峰一直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在技术的道路上前进，后来进入台湾企业英业达集团（英华达的母公司）工作。
他本能地根据市场做出了选择，看起来收效显著。2001年10月，英华达和东芝公司签署了芯片购买协议，4个月之后，小灵通实现了量产。在量产的那一刻，一辆辆货车在英华达公司的门口排队，等待提货，场面蔚为壮观，也让张峰感受到了市场的蓬勃。
2011年2月的一天，南京英华达的总经理张峰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等待着一家他从未听说过的公司的到访，这是他从事通信行业的第24年。
从那个时候起，英华达开始大规模建设生产线，逐渐从研发公司演变成一家供应链企业。虽然张峰也带领团队做一些GSM全球移动系统终端，比如华为、夏普的手机，但是主要产品还是小灵通。小灵通曾经以绿色环保、资费低廉、超长待机的优势风靡一时。2005——2006年，仅凭小灵通的订单，英华达的净利润就达到5亿元以上，这让张峰沉浸在叱咤风云的感受当中。但是很快，现实就让他陷落到凄风冷雨当中。
英华达和夏普
2009年，工信部发出通知，要求小灵通于2011年退网。2009年1月，中国联通在公布2008年业绩预告时披露，将小灵通资产进行一定规模的减值准备，这实际上就是将小灵通资产列入贬值资产。2010年，小灵通确认将于2011年1月1日正式退市。政策的变化对英华达造成了重大打击，订单剧烈缩减，昔日穿梭不息的货车不见了，生产线的产能和工人大量空闲。2010年是张峰最痛苦的一年。那个时候，英华达主要依靠日本和印度的手机订单维持产能，其中印度的一个叫作SPICE的品牌，一开始大部分在英华达生产。2010年下半年，英华达开始接一些“中华酷联”的订单业务，维持着相对稳定的出货量。
某时某刻，创业者一定要成功，否则我们就得滚蛋，去另谋出路，我们必须是一支紧密团结的队伍，大家都要经过锻炼和提高，创始人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员工推入激流滚滚的大海，告诉他们——好好游。
在2011年2月的这天上午，坐在南京英华达总经理办公室的张峰，正在等待一个叫刘德的人前来拜访。刘德来自一家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名字的公司——小米。在等待的那一会儿工夫里，回想过去8年自己所走过的路，张峰意识到，小灵通并非主流技术，但是因为赚钱太过顺利，这短暂的狂欢让他忘记了技术积累的重要性。这是一个虚假的捷径。
其实雷军和林斌当时也没有供应商的经验，就像林斌从来没有过法务的经验一样，他们都在进行跨界学习，努力走出旧世界的框架。这是他们真正体会到创业维艰的时刻。虽然《创业维艰》是2015年才出版的，但是这本书里谈到的艰难探索，在2010年的小米公司，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他们也是像作者说的那样去做的：
他忽然想起导师李世鹤曾经对他说过的话：“你是想一直做技术积累，后续有持续的爆发力，还是想单纯地做一个商人，获得眼前短期的利益？”现在反思起来，过去8年的成功，竟然像一个魔咒。
把一个全新的人放在一个全新的岗位上，然后从零开始学习，这对于任何一家初创公司来说，其实都是一种常态的打法。如果说大公司会讲专业分工，创业团队只讲哪里缺位就尽快顶上。
小米公司的访客到了。刘德给张峰的第一印象是看起来像一个大学老师，高高瘦瘦的，金边眼镜后面是一双总是略带笑意的眼睛。此时此刻，刘德是抱着一种背水一战的心态来拜访英华达公司的。其他的代工厂全都拒绝了他们，英华达是小米唯一的希望了。他面前的张峰，穿着T恤衫、牛仔裤，头发有点儿长，还有一点点小波浪，举手投足间有一种台资企业职场人士特有的严谨气质。而此刻的张峰，内心正渴望着一个对未来有抱负的合作伙伴，来激活他的生产线和工人，让他重新走上技术积累之路。毕竟，他已经为英华达投入了几亿元人民币，做了几个EMC（电磁兼容）实验室。
就这样，2010年年底，刘德在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接管了小米的供应链。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帮小米谈下唯一那家还有希望的代工厂——位于南京的英华达。
在宽大的会客室里，刘德非常详细地介绍了小米互联网手机的设想。在一面白板墙上，刘德一边写写写画画一边说：“我知道你想知道，我们小米未来能有多大的量，这个目前我们也不知道。不过我们的操作系统MIUI已经有几十万用户，这些是我们的种子用户，将对小米手机的市场转化起到巨大的作用。”
“干砸了我不怨你！”雷军说。
此前张峰并没有特别深入地了解过互联网思维，但听了刘德的话，一直在硬件领域工作的他隐约觉得，这应该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机会。小米现在是什么都没有，但它有梦想，张峰愿意和这家公司一起，为那些更有意义的想法拼一把。尤其是，小米提出可以先期支付研发费用，这解决了英华达的后顾之忧。
由于刘德过去有过一些创业的经验，雷军最后让刘德专项负责供应链。他让林斌和刘德一起，继续去啃那些最难啃的骨头。让一个设计师管理供应链，这个决定让刘德惊讶不已，他所有的经验都集中在工业设计领域，距离硬件供应商的圈子十万八千里。他离硬件最近的经验就是，曾经在自己开设计公司期间，给甲方做了一个军用望远镜的外壳，但是这只是小打小闹。对于打造手机供应链这件事，他真心怕自己干砸了。
这笔生意最终谈成了。随后，林斌飞到南京和张峰就合同细节和报价进行了详谈。据林斌回忆，在得知报价的前一秒钟，他坐在厂区的沙发上，内心非常紧张，而张峰最终写在纸上的价格出乎意料的厚道。看到报价的那一刻，林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狂喜。小米的商业模式终于可以继续推进了，而创始团队把这一刻定义为供应商英华达对小米鼎力相助的时刻。这也是硬件世界和软件世界一次握手的重要时刻。
这一切都在困扰着这家初出茅庐的公司。
英华达的合同似乎终结了小米的坏运气，一直没有尘埃落定的夏普屏幕也终于露出一丝曙光。雷军通过金山日本分公司的负责人沈海寅找到了夏普方面的负责人，在夏普中国销售总监陈基伟的帮助下，小米和日本的三井商社取得了联系。在这家日本财团的帮助下，小米终于和夏普约好了见面的时间，他们将在2011年3月24日15点，在位于大阪的夏普总部进行第一次商谈。
另外，在手机屏幕方面，小米最终锁定了当时全球顶级的屏幕供应商夏普。这是因为，夏普作为液晶技术之父，是全球久负盛名的供应商之一，也是iPhone的主要供应商，对于全面对标iPhone的小米而言，这是必须拿下的合作伙伴。但是小米通过各种渠道提出的见面请求，都被夏普公司以没有时间为由拒绝了。
然而，就在3月11日下午，一个突发的大事件震惊了世界——日本仙台港以东太平洋海域发生9级大地震，连同其引发的海啸共造成超过15000人死亡。福岛第一核电站遭到破坏，核泄漏让原本热闹的街道变得空无一人。整个日本已经变成了灾区。
大家清点名单后，发现只有最后一家代工厂还没有彻底拒绝小米，那就是位于南京的英华达。如果这家英业达集团的子公司最终也拒绝与小米合作，那么这对创业者来说将是致命一击。而且，如果代工厂谈不下来，谈好了的供应商又有什么用呢？
是否按照约定的日期去参加会议？是否需要和夏普讨论一下延期？几位创始人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几轮讨论。但是地震和核辐射已经是小米在这个时期所遭遇的最小危害了，最终，几个人决定按期前往。
与供应商的合作协议正在慢慢地达成，可未来小米手机的代工厂是谁，还没有任何进展。周光平的团队将包含富士康在内的全世界前几大代工厂列了一个名单，轮流去谈了一圈，但都无果而终。其实，越是顶级的公司，和新品牌合作就越谨慎。他们的产能都是充足的，他们的资源，只愿意划拨给长期合作的老客户。
那一天，从北京飞往大阪的飞机上，只有雷军、林斌和刘德三个人。
大立光电、友达、光宝、TPK……按照顶级供应商的名单，两个人在台湾约了很多会议，马不停蹄。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供应商被雷军攻克了。比如做触控技术的TPK，早先也是拒绝小米的供应商之一，雷军想尽办法调动了所有的资源，通过高盛的台湾地区合伙人见到了TPK的负责人，经过一番艰难的游说，TPK终于不再以产能不足拒绝小米。再比如声学器件供应商瑞声科技，雷军亲自飞到深圳，经过两个小时的洽谈，终于达成了与对方的合作。当时小米刚刚完成新一轮2.5亿美元的融资，出于对小米模式的看好，瑞声科技创始人当场决定对小米投资250万美元。
蓄势待发的小米
他发现，人生第一次，他需要一遍一遍地做自我介绍。
在北京飞往大阪的飞机上，他们怀揣着一份给夏普总部写的商务报告，这是刘德和夏普中国销售总监陈基伟在一个星巴克里讨论了很久才写成的，里面写有小米对夏普屏幕计划采购的数量。陈基伟特别建议，第一次采购不要过于激进。此前有太多的厂商拿出巨大的屏幕采购量，结果都被拒绝了。因此，他们写出了一个相对合理的数字——30万片。
周光平曾经说，在手机行业浸润多年，他眼看着上千家供应商起来，又眼看着上千家供应商倒下。见多了风起云涌，潮起潮落，他知道很多刚开始时很美好的故事，最后都变成了令人狼狈不堪的事故，所以大家都异常谨慎。最后，雷军和林斌决定亲自到供应链一线和供应商洽谈，仅台湾地区他们就去了好多次。在软件和互联网世界里一直是传说中人物的雷军，对于供应链世界来说还是个陌生的名字，他依靠投资界、金融界、软件界和互联网界的朋友，和供应商世界建立联系。往往前一天，一些在台湾的老朋友还争抢着雷军的时间想和他见个面，第二天，他走进供应商的会议室时，却要对人们说个开场白——“大家好，我叫雷军”。
2011年3月24日下午3点整，在夏普总部大楼里，三井商社的工作人员已经在前台等待来自中国北京的几位客人。除了雷军、林斌和刘德以外，日本金山公司负责人沈海寅全程陪同了这次访问。由于大地震刚刚过去13天，很多国际商务业务被迫中止，整座大楼显得有点冷冷清清。
出现这种情况并非供应商保守或者傲慢，而是由于当时很多供应商都深受“山寨手机”之苦，所以对新的品牌略显抵触。一些山寨品牌动辄订几十万元的货，但销售情况根本无法保证。账期一到，这些厂商无法正常付款，就变成了老赖，供应商往往血本无归。因此，后来很多供应商都对采购方提出要求，合作之前先拿出三年的财务报表，否则不可能合作。当然，这就给没有任何财务报表的小米造成了困扰。
在日本夏普总部VIP第一会议室里，小米公司的三位创始人雷军、林斌、刘德，经过几个月的波折，终于见到了夏普公司的大桥康博部长。后来他们知道，他们是那天夏普大楼里唯一的一拨访客。洽谈的气氛非常友好，几位创始人按照事先的安排，把小米手机的商业模式讲述了一遍，并恳请夏普成为小米的屏幕供应商。
这个时候，小米的管理层逐渐意识到，手机厂商的供应链关系，远非甲乙双方的合同关系那么简单。也不是你手里有充足的现金，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挑选你想合作的供应商。元器件供应商往往要投入资金和采购方一起进行研发，因此很多元器件都是独家定制的，导致供应商对与新采购方合作极其谨慎。供应商要选择正确的合作者，很显然，小米不在“正确者”的名单里。当时还没有什么人可以真正理解互联网手机的含义。
小米的几位创始人研究过，夏普的一块屏幕拥有FWVGA（854×480）的分辨率，这是当时的智能手机还不具有的优势。但是一旦采用这块屏幕，夏普需要修改底部的FPC（柔性电路板）电路，这意味着夏普要进行额外的成本投入。
供应商的拒绝带来的不仅仅是业务上的焦虑，还给员工带来了自尊心的挑战。同样是来自摩托罗拉团队的朱丹和刘安昱清晰地记得一个细节，一个做触控的供应商派来了两位代表到小米谈合作，两个人半仰在沙发上，明确地告诉两位年轻人：“我们知道这里不会有什么生意。只是老板让我们来一趟，我们其实就是走个过场。”朱丹和刘安昱从未遭遇过这种羞辱，要知道，在摩托罗拉工作时，他们都是供应商的宠儿。这种态度甚至让两个人有了想去决斗的冲动。
原定一个小时的会议持续了三个小时。大桥康博显示出特有的严谨认真，他叫来夏普的工程师，现场研究起修改电路的可行性，会议室里不断有人进进出出。他们一直轻声地用日语交流着，一会儿点点头，一会儿拿着屏幕指指画画。
一家供应商的负责人被林斌请到了雷军的办公室，林斌打开他和高通洽谈期间就准备好的介绍小米模式和现状的PPT（演示文稿），给这位负责人全面介绍了小米公司，以及小米是如何用极致性价比的模式切入互联网服务的。这位负责人当即表示，这种模式非常新颖，他很有兴趣，但是没有表态是否会合作。几周之后，他们传来了正式的回应：暂时不和小米合作。
两个小时之后，大桥康博给出了一个正式结论：“可做！”
那个时候小米对供应商已经到了渴求的程度。颜克胜会拿着一块打印出来的绿色电路板给他理想的供应商看，然后告诉对方：你能做多少，要多少料，都可以，如果你愿意全部做，全部都给你也可以。但是当时并没有人看好小米的模式。
雷军也拿出了自己最终的屏幕订购方案——30万片。小米高管们已经达成共识，如果小米手机一年可以完成出货30万部，这将意味着战斗的初步胜利。
从摩托罗拉到星耀无线，再到小米，颜克胜是一路跟随周光平博士的团队成员之一，一直是结构工程师背景并在行业里浸泡多年，他和很多头部的手机供应商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刚开始给小米找供应商时，他以堆叠手机内部结构那样的熟练，一个电话就定位到了多年的熟人，他热情地和对方叙旧、聊天，气氛特别友好。但是往往到了最后，供应商都直白地告诉他：“克胜，咱们吃饭聊天都没有问题，但是生意就不要谈了。你们这个公司行吗？别到最后货款都收不回来。”这让颜克胜感慨不已，一个螺丝钉其实就是几厘钱的价格，连一分钱都不到，这真的是当时供应商们对小米的认知吗？
在晚宴上，大桥康博说出了愿意和小米合作的几个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三井商社的背书。夏普和三井商社是长期的合作伙伴，双方的信任度一直很高，因此夏普愿意和三井介绍的品牌接触。另外一个原因是小米的创始人们在大地震之后不久冒险按期来访，让他们有些出乎意料，而所有交易的达成都必须依靠面谈。
在投资文件中，供应商关系被列为小米面临的两大挑战之一。随之而来的一场场创业维艰的大戏，其实在这个时间点才真正一点一点地拉开帷幕，其中很多剧情是雷军这种在中国做了20多年企业的人，也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周光平博士带来的整个团队有着丰富的硬件经验和供应商资源，对手机供应商非常熟悉。雷军满心以为，在手机供应链搭建方面，完全用不着自己操心。直到有一天，周光平告诉他，供应链遇到困难了，连一个最简单的螺丝钉，厂商都不愿意和小米合作，这让整个创始团队如同遭遇了平地惊雷。
最后，大桥康博说：“这次合作成功，也体现了我们关西人的特点，那就是热爱冒险。”
遭多家供应商拒绝
一直到今天，夏普公司的工作效率还让刘德记忆犹新。刚刚从大阪飞回北京的那天，林斌和刘德还没有吃午饭，他们决定在公司楼下吃碗面条再上去工作。突然刘德的电话响了，楼上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夏普的工程师到了。”他们匆忙吃了两口，放下筷子跑上楼去。这家企业一旦决定支持你，他们进入角色的速度是飞快的。
就这样，经过两个月的挣扎犹豫，和高通的知识产权协议最终在2010年12月份得以签署。此时雷军和林斌都不知道，这将是小米和所有和供应商取得合作的过程中，最顺利的一个篇章。
可以说，与夏普的成功合作给小米接下来的供应链合作带来了福音，夏普给小米带来了背书效应。从这个时候开始，小米的整个供应链体系慢慢地开始跑通了。刘德经常会夸张地带着小米的存款证明去谈合作。言下之意是直白地告诉对方：我们和那些小公司不一样，我们账上有钱。
硬件和软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两个世界的商业逻辑以及行走路径完全不同，当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的免费理论还在互联网的世界被捧为圣经并被人们津津乐道时，在硬件世界里，雷军和林斌知道，没有任何东西是免费的，时间是真金白银的硬性成本。
刘德对那段满世界谈判的日子印象深刻。当时刘德和一个叫余安兵的同事一起出差，下了飞机他们会租一辆破旧的桑塔纳开着四处跑。很多供应商的工厂都非常偏远，他们借助GPS（全球定位系统）来导航。但是当时是2011年年初，很多地方的公路建设并不完善，和GPS的信号也不匹配。很多时候路还有，信号却没了，他们就只能凭感觉开。刘德在美国生活了7年，养成了开快车的习惯，他经常把余安兵吓得大叫：“太危险了！！”
合同真的一字未改就签了。这样的情景，在雷军20多年的职业生涯里，第一次发生。
有的时候，他们会住城中村，住那种他们之前从没有住过的旅店，一推门就是床，剩下的地方只能放一张极窄的桌子。
事实证明，和高通最后签订的协议一字未改。雷军和林斌最终意识到，对于互联网公司来说，时间就是生命线，竞争对手也许正在四面潜伏。对于小米这家刚刚出生的婴儿公司来说，争取时间才是正道。小米没有等待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与高通进行商业谈判的资本，他们必须快速推进。意识到这一点，11月中旬的某一天，在卷石天地的办公室里，雷军和林斌看了看对方，然后说：“别谈了，闭着眼睛签吧。”
有的时候，林斌和刘德也会去供应商比较集中的台湾地区出差，一天之内把台北、新竹、台南跑一圈。有一次出差途中林斌累到眼底出血，不得不提前飞回北京，刘德只能自己一个人把剩下的行程跑完。在捷运的站台上，天色昏暗，刘德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儿，晕头转向地发现自己买错了票。那一刻，他有些恍惚，自己是谁？在干什么？为什么此时此刻会站在这里？
时间在静悄悄地流逝，大部分的硬件部门的员工此时都在等待。一些员工在午休散步时悄悄议论，目前硬件部分没有任何进展，是不是公司已经无法继续推进？而一个员工在一个星期之前刚刚入职，却在此时选择了离职。
在北京的小米办公室里，供应商们开始来拜访了。因为手机涉及几百个不同的元器件和供应商，因此林斌和刘德每天的日程表都是满满的。这是一段无比疯狂的日子，他们开始了和供应商长达5个月的谈判车轮大战。有时候几家供应商一起出现在办公楼里，他们不得不在一个会议上中断10分钟，然后到另一个供应商的会议上接着谈10分钟，这样不停轮换。晚上办公室锁门后，他们就把谈判现场转到楼下的星巴克，接着沟通合同细节。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林斌几乎每天都随身带着这本英文法律词典。即便是在团队的讨论会上，他也很少听会议的内容，而是扑在合同上写写画画。有很多次，他都感觉到有点绝望，因为就算借助词典，他也难以真正理解那些晦涩文字背后的深意。研究了一个月之后，林斌才揣摩出一些条款的深层含义。高通的条款比较严苛，林斌如同一个严谨治学的学者一样，将合同的每一页都画上了线，然后密密麻麻地附上自己的标注，希望将来和高通谈判时可以重点讨论。而高通方面却告诉林斌，合同每修改一处，他们都要发回公司总部进行复核。等待的时间不能确定，从三个月到半年都有可能。
在林斌和刘德与供应商紧锣密鼓谈判的同时，硬件团队也终于等来了高通的许可协议，小米的这群从摩托罗拉迁移过来的顶级工程师，终于可以在他们的广阔天地里大干一场了。他们也期待更多来自高通的工程师来协助他们，共同把艰难的研发工作做好。
这一天的会面时间比较短，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紧接着就是“十一”长假。在假期之后，当林斌收到厚厚的高通格式合同时着实吓了一跳。这是一份如同天书一般的合同文档，里面全是艰深晦涩的英文商务法律条款，每一句都需要仔细研读。即便是在美国留学、在谷歌工作多年的林斌，也需要借助英文法律词典来研究这份文档。
订购芯片并不是把采购来的芯片放到硬件里调试运行那么简单，尤其是对于旗舰芯片来说，一家企业要把高通的知识产权完全消化掉，然后由双方的工程技术人员一起把系统做稳定，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如果有一千家企业做智能手机，真正能把知识产权吃下来的寥寥无几，对于高通来说，要选对一家合作伙伴，一半靠观察，一半靠运气。有的时候，选择合作伙伴就是一场赌博。
2010年9月30日，为了获得高通公司的专利授权，林斌和周光平在嘉里中心对面的一家酒吧里，会见了高通中国负责授权业务的高级管理人员罗伯特·安。这是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国字脸，言谈举止彬彬有礼，有着外企人士特有的职业风范。他礼貌地介绍了要得到高通授权需要的流程和手续，并表示会支持小米进军手机市场，很快就会给他们发送相关的法律文档。
在和高通签订授权协议之后，高通全球高级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王翔来到了卷石天地。作为一个和手机行业息息相关的芯片企业的高管，他必须了解趋势。王翔拜访客户时有两个重要的使命，一是介绍自己的技术，二是了解客户对于趋势的判断，从而决定如何调拨自己的资源。
小米是一家初创企业，是否可以获得高通的资源，还未可知。
初次与王翔见面，雷军就讲了三个小时。他主要讲了为什么要成立小米公司，以及小米的商业模式是什么。他讲到了MIUI社区，讲到了智能手机，甚至讲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所有这一切，都让王翔感觉新奇。雷军还讲到了自己怎么做卓越网，怎么投资凡客，怎么帮助金山转型，这些电子商务的经验将验证小米未来商业模式的可行性。
在高通内部，业务线被分成两条，一条业务线是知识产权（IP）授权部门，高通需要收取前置的专利授权费用，然后将技术授权给通信企业。另一条业务线是半导体芯片（QCT）部门，高通需要调拨专业的工程师和企业一起进行手机研发。高通的中国工程师数量相对固定，能获得多少工程师的支持，取决于高通对伙伴未来产品的信心。通常情况下，高通会调拨更多的工程师资源给自己看好的生产厂商，这是因为，未来产品在市场上的表现和高通的业绩息息相关。每出售一部手机，高通都会收取后置的专利费，大约占每部手机批发价的5%（这个数字在几年之后有所调整）。
雷军也讲到了想扭转外国人对中国商品都是廉价、劣质商品的印象，这是小米选择最高端芯片的主要原因。他谈到了日本企业的崛起、德国工厂的强盛，这些国家的制造业都经历过价格便宜、质量不好的阶段。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通过几个品牌，彻底改变了全世界对日本制造的印象，这需要企业家精神和强大的执行力。雷军所讲的这一切引起了王翔的共鸣。
作为消费电子领域最复杂的产品，手机的生产并非采购一批元器件，然后像组装电脑一样拼装起来就行，而是需要手机厂商做大量的研发工作，包括定制、调试、优化数百个元器件，还要考虑天线怎么设计，内部结构如何堆叠……手机厂商需要跟芯片等核心零组件厂商一起做联合研发、联合调试。于是，像高通这样的核心零组件厂商对手机制造厂商的支持与研发配合就显得至关重要。
当时高通在中国的主要合伙伙伴是华为、中兴、宇龙酷派、联想这些大品牌，除此之外，就是龙旗这样的设计公司。王翔最大的苦恼是如何调配工程师资源，这考验着管理层的眼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和高通合作的企业成百上千，项目数量繁多，但是所有项目最终的成功率只有10%，这意味着90%的合作项目是失败的。
而高通的出现则解决了这个问题。高通和那些把技术专利当作护城河的公司不同，它用技术手段研发出芯片，然后通过专业授权的方式将技术解放出来。这种模式最大的优势是，它为新的进入者迅速形成竞争力提供了便利，同时还可以帮助一些全球运营的公司，在有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降低产权法律纠纷的风险。无论是哪家通信制造商，只要研发进行得更快，效率更高，就可以凭借占领市场的能力获得胜利。
但是王翔决定给小米调配更多的工程师资源，小米订购的高通骁龙MSM8260旗舰芯片，是高通历史上功能最强劲的一款处理器，王翔认为这样的产品值得给有梦想的人去做。通常来说，第一个旗舰芯片用户叫作阿尔法用户，做高通的阿尔法用户往往意味着价格更贵、工程资源投入更多。王翔知道，大多数厂商出于商业的考虑，不愿意做旗舰芯片的首发。从某种层面上来说，在智能手机刚刚发轫的2010年年底，中国企业还没有能力和勇气切入旗舰手机。当时用旗舰处理器的都是三星、诺基亚这样的公司。
在模拟技术时代，关键通信技术只掌握在几家大型制造商手里，由此形成了技术垄断。如果他们不公开技术，别人就买不到芯片，也就和这个行业没有缘分了。
小米订购的30万片旗舰芯片，一片价格在50美元左右，而其他多数中国企业购买的芯片，价格在20美元到30多美元不等。
小米的各位创始人一开始就对他们要打造的手机有着清晰的定位，那就是非苹果供应商不用、非三星的旗舰供应商不用，而且要采用高通平台，采用旗舰芯片。只有这样的顶级配置，才能保证小米手机一出生就是极致产品。因此，硬件团队一到岗，小米就开始寻求和高通公司的合作。
王翔决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来帮助这家中国公司，进行这次大胆的实验。
在软件团队热火朝天工作的同时，硬件团队和工程团队却正经历着最煎熬的日子。高通的许可协议文档很长时间没有到位，这意味着周光平带领的硬件团队和工程团队只能做些最简单的准备工作。有的员工陷入了迷茫，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继续待在这家公司。
卷石天地里的气氛更加热烈了。MIUI团队依旧保持着强劲的竞合氛围，和用户的沟通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硬件和工程团队开始进行堆叠和结构的讨论，和所有的手机公司一样，这个团队和ID（工业设计）团队对于外观和功能有着非常激烈的争论。供应链团队还在与供应商进行车轮谈判，连喝杯水的时间都显得非常奢侈。
可以说，外资互联网公司进入中国，以及互联网在中国蓬勃发展的最初10年，为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培养了很多本土人才。2000年以后毕业的大学生，在这些高度市场化的阵地工作锻炼10年之后，已经被磨砺得经验丰富、锋芒初现。他们中的一些人正是小米最初的人才构成。
这一天，有一位员工晚上11点才从卷石天地下班。过了马路，他回过头，顺手对着自己的办公地点照了一张照片。卷石天地其他楼层的办公室灯光大多已经熄灭，只有12层还灯火通明。他不禁感慨地在微博上写了一句自己的感想：这里燃烧着小米人的青春。
偶尔也会有人出去买几瓶啤酒，大家一起喝了，然后联机打一会《街头霸王》，或者追《斗破苍穹》的连载。午休之后，他们又开始了将持续到深夜的工作。
刘德经常会回想起那段每天都有波澜壮阔的东西在心中涌动的非常态的日子。公司还没有搬离银谷大厦时，他住在逸成东苑，每天下了班他就步行回家。他一路向北，穿过五道口、清华大学，一直走回逸成东苑。“路上看见谁都像亲人，整个世界都特别美好，是爱心大满贯、大爆棚的感觉，当你的心里有一个特别想全身心倾注的事业时，你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公司搬到卷石天地之后，刘德必须开车上下班，但是他通常会先把他招来的两个海归设计师李宁宁、陈露送回家才放心。两个女孩刚从上海搬过来，在公司附近合租了一间房子，面对每天如此紧张的工作节奏，刘德常常担心地想：“这么忙，万一她们嫁不出去怎么办？”
每个人工作起来都分外努力，只有在午休的时候，紧张气氛才稍有缓和。吃过午饭，有人坐着，有人瘫着，办公室如同一个大学生宿舍。偶尔，设计师秦智帆偶尔会从角落里拿出一把吉他，并不熟练地弹奏几首刚学会的曲子，然后被同事们一通抗议——哥们儿，能不能不要制造噪声。
很多人在问，为什么小米的管理是如此的扁平？雷军曾经回答过这个问题：“扁平化是基于小米相信优秀的人本身就有很强的自驱力和自我管理的能力。我们的员工都有想做最好的东西的冲动，公司有这样的产品信仰，管理就变得简单了。”
特别有趣的一个现象是，自从员工入股后，雷军经常遇到主动找他聊天的人。一些员工时不时地来到他的办公室，开门见山地问：“咱们公司现在状况怎么样了？”显然，作为员工股东，他们比以前更加关注公司的运营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机制塑造了公司内部人人都是创业者的心态，也是小米全心投入热血文化的基石。
据说，小米的创始人们早期确实买过一个考勤打卡机，但是这个打卡机到今天也没有使用过。
除了真诚和热爱，这家新创立的公司也使用了合理的薪酬体系来保证员工的内驱力能够持续。在进入公司之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降低薪水但尽可能多争取期权的薪资方案。他们知道，只有把事情真正做成，才能在将来得到丰厚的回报。这是让员工成为创业者、在公司拥有主人翁意识的最好方式。在硅谷软件业腾飞的时代，各个初创公司都留出10%~15%的期权给普通员工，特聘的高管期权另算。这样一来，老板与下属便从雇佣关系变成了契约合作关系，员工也才成为真正的创业者。而雷军在初始结构上，给其他合伙人和员工留出了70%的股权池，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大家的主观能动性。后来，雷军不但给予员工期权，还在员工的请求下接受了员工入股。有一天，一个员工推开雷军办公室的门，对他说：“平时我也会有一点点存款用于投资股市，现在公司在进行外部融资，与其这样，不如把一些投资份额留给员工。”对于这个请求，雷军欣然应允，他给每个员工设置了投资上限——30万元人民币。在给全体员工群发邮件宣布这个决定后，76名员工一共投资了1000万元人民币。在那批最早进入小米的员工里，女孩管颖智表现得最为热情。在没有看清楚这是一封群发邮件的情况下，她就把回复邮件不小心发送给了所有同事。人们看到了她写的四个字——“谢谢雷总！”后来，她把自己的嫁妆钱一共10万元投入到了小米公司。
米1的摇滚式发布
很多人后来用“完美”这个词来形容这段创业早期的日子。也有人用了一个词——乌托邦。银谷大厦400平方米的办公室逐渐不够用了，于是小米搬进了位于望京的卷石天地。在新的办公室里，这些年轻人依然继续进行着系统优化，有着不可思议的自发动力。他们从来没有打卡制度，也没有复杂的办公室政治。所有人的初衷只有一个，那就是把事情做好。因为他们知道，他们都是公司的一分子。
为了调拨更多高通工程师到小米公司协助研发，王翔需要取得高通总部的认可。然而，高通总部对中国公司的认知，还停留在既有的印象当中。10年前，中国手机企业展示出来的工程能力和技术把控能力都和今天相差甚远，中国手机品牌占全球市场的份额也非常少。王翔需要让总部的人理解，为什么要把工程师资源调拨给市场份额尚未可知的小米。
黎万强作为设计师，经常给大家灌输他最欣赏的设计大师原研哉的理念——设计的原点不是产品，而是人。设计者要创造出顺手的东西，创造出良好的生活环境，并由此让人们感受到生活的喜悦。
王翔几次邀请高通全球CEO（首席执行官）保罗·雅各布（Paul Jacobs）与雷军见面，并且亲自担任翻译。对于小米的模式，他已经烂熟于心，对互联网模式、和用户做朋友、极致性价比这些概念也能脱口而出。另外，王翔特意邀请时任高通运营半导体的QCT（质量控制技术）部总裁（现任CEO）史蒂文·麦克考夫（Steven Mollenkopf）来到小米公司，让他看到雷军手上展示的MIUI操作系统是什么样子的，也让他亲自感受那个系统在手心当中滑动的感觉。王翔知道，只有亲临现场，才能让直接决策者了解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可以看出，史蒂文虽然刚开始满腹狐疑，心中有个大大的问号，但是最终，他的眼睛中逐渐露出理解了这家公司的温和目光。
被摔在地上的手机总要被捡起来，激烈的争吵最终被一顿或者两顿烤串儿化解，而被装进麻袋这种说法，几天之后就成了大家哈哈一笑的谈资。不管怎么说，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
在这样的努力之下，高通给小米配备了尽可能多的优质工程师资源。MIUI团队那种热辣的工作氛围很快传导到了硬件和工程团队。憋了两个月的硬件团队此时如同开闸泄水一样酣畅淋漓。负责手机系统软件的刘安昱还清晰地记得大家拿到高通授权合同时，整个团队那种如获至宝的样子。大家一个词一个词地研究着那些英文条款，仿佛要把它们吃到肚子里。
获得高通协议
整个房间里充满了青春的荷尔蒙的味道。创始人、MIUI团队、行政、财务、硬件团队，包括当时刚成立的米聊团队，都坐在一个大平层里。所有的人相隔都不太远，有了问题大家就站起来喊一声，立刻有人走过来协助解决。公司的氛围非常融洽，办公室里满是创业前线的战场感，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
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论坛上活跃着一个叫“小虾米”的热心用户，但是只有小米员工知道，“小虾米”神秘的面纱之后，是昔日的中关村少年英雄——雷军。
做硬件设计的朱丹是周光平博士从摩托罗拉团队带出来的工程师，直到今天，他仍怀念当时的那个黄金团队，虽然人数不太多，但是每个人都能力强大，至少有7~8年的工作经验，整个团队呈倒金字塔形结构，即顶级工程师在上面，占最大的比例，所以整个团队的设计能力是顶尖的。“这是一支精锐部队，正好遭遇摩托罗拉走下坡路，小米把这支队伍给捞过来了，这可能是小米的运气之一。”朱丹说。
有的时候，“小虾米”会孜孜不倦地和产品经理们分享自己的产品建议，比如：“我要上网的时候突然发现手机联不上网了，重新启动折腾很久，才发现是关闭了‘数据访问’功能。如果手机连不了网，是否可以先查询一下数据访问状态，如果关闭的时候，就弹出窗口让用户选择呢？或者，手机上显示有网络标志，但就是上不了网，我听说是那个基站打电话或者上网的人比较多。此时是否应该有返回错误，明确提示用户呢？再或者，关于智能拨号，统计每个号码的使用频度，常用的电话号码优先，写短信时输入电话号码，可以从通信历史中选择最近联系人。”
此时的朱丹有一种在前线征战的感觉，光一个PCB板（印制电路板），他都要画三遍，并不是第一遍不够好，而是他希望得到最优解，因此他一遍一遍地计算着在一个10毫米的空间里，如何完美地走好9条线，以保证空间利用率的最大化。
“小虾米”经常出现在MIUI论坛上。有的时候，他会分享自己的感受，比如：“MIUI要学习的不仅仅是苹果，还有另外一个游戏界的神——暴雪。暴雪的产品设计理念是易上手，难精通。手机行业还没有具有暴雪这样设计理念的公司。苹果和暴雪，在有些方面是一样的，比如极致的产品设计态度，比如高口碑，拥有强大的粉丝群体，还有所有员工对于所从事事业的极度狂热。”
负责BSP系统软件的刘安昱此时早已经走出和供应商交流的那种挫败感，全身心沉浸在工作的亢奋当中。2011年3月4日，是他终生难忘的一天。这一天，他去南京英华达的工厂打板，等待硬件工程师许春利拿出已经做好的核心电路板，然后他需要让软件在这块电路板上运行并进行调试，最后将整个屏幕点亮。这个过程将证明，主系统、内存、屏幕等可以以最小系统正式运行。
那个时候，行政专员管颖智每天中午都给雷军订沙县小吃，偶尔会加个鸡腿。而几乎所有的同事也都在同一家小馆下单。多年以后，小米的创始员工都还记得，那家店里最受欢迎的是“鸭腿饭”，可以单点追加的还有鸡腿。员工们曾经强烈建议雷军把楼下那家沙县小吃给收购了，以飨员工。
但是第一次点亮屏幕并不顺利。晚上8点之后，板子做出来了，刘安昱一次一次地尝试运行软件，可屏幕就是毫无动静，房间里死一般的寂静。各种待查的原因他都检查了一遍，就是找不到问题所在。
这个时期的小米没有层级关系。从金山进入小米的刁美玲迄今还记得在办公室里和雷军一起吃盒饭、讨论产品原型时的情景。在金山时，刁美玲离雷军的层级很远，她戏称自己在“公司的六环以外”，但是进入小米之后，她经常和雷军、黎万强坐在一起开会。他们在雷军的办公室一边吃着沙县小吃一边讨论。刁美玲记得：“那个饭通常会吃得很快，我们经常一边啃着鸡腿，一边决定把某个产品功能给改了，这种场景时常让我觉得恍惚。”后来随着这种讨论越来越多，刁美玲才逐渐习惯了这种“奇幻感”。
“那种感觉真不是用绝望可以形容的，简直是头皮发麻，因为我们完全不知道是硬件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如果是板子本身的问题，那最终的结果有可能是把硬件拿回去重做，这样的话，整个项目就会被推迟几个月，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刘安昱脸上弥漫着的那种类似于上届奥运会的冠军在这届奥运会预赛阶段就已经被淘汰出局的悲壮。他完全不知道，如果给团队带回去这个结果，会给那个战场带来怎么样的精神打击。
为了让更多的用户参与进来，MIUI论坛上经常举办各种各样有趣的活动。产品经理姚亮曾经策划过一个叫作“我是手机控”的话题活动，这个活动可以让大家标记自己每年使用的手机，并在微博上一键分享自己的手机编年史。小米还会给用户打上一个标签，上面写着用户手机使用的级别，比如菜鸟级、骨灰级和神马级，像雷军这样的手机发烧友就是神马级的。这个活动既怀旧又有趣味性，很快就吸引了超过200万人参与。到今天为止，这个活动依然是社会化运营的一个经典案例。
那一次，刘安昱出差订的是锦江之星酒店，但是他压根儿就没有入住，下了飞机他就来到了英华达的产线工作，一遍一遍地如同盲人摸象一样调试着整个系统，每一次调到最后都前功尽弃。凌晨四点，刘安昱调整了一个小小的细节，忽然之间，屏幕亮了起来，一些Log（程序日志）正在输出。尽管是性格不易激动的工程师，刘安昱在那一刻也几乎快抱头痛哭了。
MIUI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用户。从100个人开始，用户呈现出指数型增长的态势。用户提出的反馈越多，产品经理得到的灵感就越多。MIUI逐渐成为安卓系统中做得最开放、最有深度、最出色的手机操作系统。这些论坛高手成为产品经理最熟悉的陌生人，虽然素未谋面，但是他们就像心有灵犀的朋友一样彼此热爱。
张国全是负责电话模块的工程师，他至今还记得2011年4月20日中午小米手机第一次接通电话的情景。从严格意义上来讲，那还不是完整的小米手机，只是在一块绿色板子上面扣着一款屏幕，上面接着一个外置天线，整个外观还非常丑陋。但是在这个时候，张国全需要打通一个电话，来证明整个硬件通路是工作的，手机设计的P0阶段已经完成。
在这种松散和看似随意的组织之下，MIUI变得越来越便捷，越来越好用。它的拨号面板非常人性，快速的拼音简搜索嵌入了电话本；不同的响铃让电话的声音选择更多；手电筒功能异常便捷；百变锁屏提供了个性化的锁屏壁纸。在安卓还是一片蛮荒的时代，这些技艺高强、热爱魔鬼般细节的人，在这片鼓励创新的岛屿上，逐渐筑造起一座新的乐园。
“丁零零……”当这块并不完美的电路板响起来的时候，已经在手机行业工作长达10年的张国全，也难以形容内心的澎湃，因为这是一款他真正想做的手机。大家兴奋地招呼雷军来到他的办公桌前，希望他赶紧体会一下这个重要的光辉时刻。雷军弯着腰，像倾听婴儿的啼哭那样，把耳朵紧紧地贴在桌子边上，捕捉这个美妙的声音。这弯着腰侧耳倾听的一刻，被小米的员工抓拍了下来，成为小米进程中值得铭记的历史瞬间。
每周二的发版会，通常是争吵最激烈的时候。这一天，大家要提供一个用很清晰的文字描述的“本周更新”，之后，激烈的巅峰对决总是不可避免。大家为自己坚持的产品功能进行辩护，挑战那些看起来愚蠢的功能和设计，最夸张的时候，个别人甚至有掀掉桌子的冲动。
直起身来，雷军带领大家鼓了鼓掌，对团队表示了祝贺，看上去完全是一个创业者在某个关键阶段来临时波澜不惊的状态。张国全的内心在惊呼：“天啊！老大！老大！你知不知道这一刻意味着什么？！”他真想抓起雷军那双细长的手帮助他在空中挥舞两下，他本能地希望雷军更兴奋一些。
很多时候，产品经理觉得是很好的设计，却被工程师否了，因为工程师认为自己更懂产品。通常大家会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解决问题。但是偶尔，产品经理要艰难地跨越产品经理和工程师之间的“鄙视链”，双方最后都怒不可遏。在争吵时，他们声嘶力竭，用词犀利，而且经常想把对方“装进麻袋”。
无论是硬件团队还是软件团队，都意识到即将诞生的这款产品可能是一款在市场上给竞品一记重拳的产品——第一款双核1.5G手机、4英寸屏幕、800万像素摄像头、通话时间900分钟、待机时间450小时，所有的一切都是顶级配置。硬件团队知道，这种搭配将是梦幻一般的组合。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们不敢想象。
“这个功能很好，但是从底层进行系统设计时，根本做不到。”
而在软件团队这边，MIUI已经聚集了50万论坛粉丝，其中30万是活跃用户。很多人不断在论坛上披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有的是水果店店长，有的是香港内衣设计师，还有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粉丝。MIUI允许用户重新编译定制，这种开放策略吸引了很多国外发烧友，他们发布了MIUI英语版本、西班牙语版本、葡萄牙语版本。到2011年7月底，大约有24个国家的粉丝自发地把MIUI升级为当地语言。2011年，有人在推特上说：“我在Google Nexus上安装了MIUI，它就像新鲜空气，感觉好极了。”
“你这么设计交互，看上去很傻。”
就在硬件和软件齐头并进时，雷军也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商业上的思考。当初他设想的商业模式正在一步一步变成现实，现在他不停地在思考和衡量新的手机该如何定价，这也是他并没有张国全预期的那样兴奋的原因之一。如何定价，决定着小米手机是否能迅速击穿市场，而小米手机能否迅速击穿市场又决定着他第二次创业的成败，而这个成败又不仅仅决定着他个人的命运走向，也关乎那些跟随他的创始人，以及那些每天血脉偾张地奋斗的年轻人的明天。
“这个功能为什么要做？”
这是考验一个创始人直觉和经验的时刻。
争吵简直就是日常工作中的一部分，也是工程师和产品经理在做项目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的情况。一个个新功能的发布，通常是先由产品经理设计出原型交互图，然后交由系统工程师来具体实现，而矛盾也经常由此产生。
在思考定价的这段时间，雷军也开始准备小米的第一次产品发布会。在金山时期，他经历过各种形式的产品发布，组织员工进行过的市场活动不计其数。在第二次创业的重要时刻，他决定去除那些他从内心觉得荒诞可笑的部分，那些请客、讲话和走秀的结合。他深信，一场发布会能否成功的关键在内容，这一次，他决定用PPT的形式，集中介绍产品信息，以最透明的方式，让用户看到这个新物种的诞生。
很多早期员工回忆起这段日子，都觉得那是一段有着不可思议的民主、每天灵感无数、天大地大热火朝天的日子。大家为了好的想法而竞争、辩论，甚至一气之下摔掉手机。人们兴奋、忙碌，经常凌晨两三点钟下班。
这个决定让负责制作产品发布PPT的梁峰和刁美玲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抓狂状态。视觉效果是做了多年WPS的雷军的强项，因此梁峰和刁美玲几乎是在老板最擅长的领域之一进行工作，其中的痛苦可想而知。雷军用了几乎两个月的时间来做这份长达96页的产品资料，他会非常形象地描述出自己所需要的资料效果，比如：“我需要这个部分是6块拼图的样子，刚开始时分别放在6个方向，最后通过动画的模式组合在一起。”“我要价格出现的动画效果，是最后以较大字体降落到纸面上。”“我要和现在市面上几款手机的参数对比。我们需要这几个指标。”除此之外，雷军要求所有的设计都尽量符合最美的标准，每一个字和每一个标点符号都要追求极致。
就这样，负责底层系统的工程师、负责核心CSP（手机核心通信工具——通讯录、短信和电话的统称。）的产品经理、负责桌面和小工具的设计师们组合在一起工作。那是MIUI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组织结构极度扁平、文化极度开放、气氛非常炸裂。
负责产品发布会的小团队占据了一个会议室，他们把所有的资料和电脑都放在那里，整整一个半月每天忙得昏天黑地。因为涉密，所有的物料都被锁在了会议室里。那段时间，有人在那个会议室门上贴了一张A4打印纸，上面写着三个大字——“疯人院”。
因为所有的评价机制都来自用户，因此无论是工程师还是产品经理，都产生了强烈的自驱力。能在周五得到一桶爆米花的人，简直就是漫威英雄。而被迫举起绿色毛绒猪头的人，基本就是颜面扫地，虽然大家只是起哄笑一阵，但也会给拿到猪头的人一种无形的压力。他们深知，在社区中，在微博上，如果做得不好，用户的骂声会非常刺耳，他们只有知耻而后勇，努力改正错误，才能找回颜面。
就在这段紧锣密鼓的发布会筹备期，一个媒体沟通会却不得不提前召开了，这是因为，这段时间发生了一些事情，雷军需要回应外界的一个猜测。在雷军再次创业这段无比繁忙的时间里，他的两位相交20年的老友，经常会来卷石天地拜访，他们就是金山公司的创始人张旋龙和求伯君。在雷军离开金山三年多的时间里，金山公司不但进行了大分拆，软件和网络游戏的业绩也双双下滑，2010年第一季度，金山公司的营收比上一季度大跌了18%。在这种情况下，两位创始人每周都来恳请雷军重新出山，担任金山的董事长。与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同，这一次，两位创始人决定赋予雷军全部的投票权。
小米设置了一个叫作“爆米花”的奖项来激励那些得票最高的功能开发者。周五下午，这些得票最高的工程师会得到一桶管颖智购买的爆米花作为奖励。通常，得奖者会把爆米花桶捧在手里，然后绕着办公室游走一圈，这对于开发者来说是最高的荣誉。相对应的，是一个叫作“猪头奖”的奖项，这是给那些在本周制造了bug（漏洞）、影响了用户体验的倒霉蛋们的。猪头其实是个绿色的毛绒靠垫，一旦获此“殊荣”，绿色的猪头将放在获奖者的椅子上一周，起到警示的作用。
本来已经低调创业的雷军马上就要发布自己的产品了，对于张旋龙和求伯君的请求他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婉拒，但是两位创始人的不断恳请最终让雷军心软了下来。毕竟，金山凝结过他全部的青春梦想，现在又是这家公司最困难的时候，他不忍心袖手旁观。于是，几天之后，雷军要重回金山担任董事长的消息传遍了网络，这让雷军有些忧虑。在他心中，金山下一步的调整势在必行，但是马上就要发布的小米产品，将是他此生最重要的作品。
不仅仅是来自外资互联网公司的工程师们感受到这种开发流程的剧变，来自本土的软件公司金山的工程师，同样面临着观念的洗礼。屈恒当年负责金山词霸的开发，习惯了其特有的开发节奏——一年只做一个版本。通常来说，这种开发节奏是固定的，前期调研就需要半年，实际开发再做半年到9个月。而MIUI这种每周发布、每天发版的节奏，对于他来说简直是不敢想象。随着产品每周迭代节奏的制定，“橙色星期五”应运而生。除了工程师写的代码之外，产品的需求、测试和发布都开放给用户参与，MIUI的许多功能设计都通过用户讨论和投票来决定。每个星期二，MIUI请用户提交四格体验报告，工程师们汇总出上一周哪些功能是用户最喜欢的，哪些功能令人失望，还有哪些功能正受到广泛期待。
2011年7月12日，小米第一次媒体沟通会在北京后海举行。在这个会议上，雷军第一次披露了自己已经再次创业的消息，利用这个机会，他也向投资者和公众表明，他将同时担任金山董事长和操盘小米，两者并不矛盾。就在这个沟通会上，一直在秘密运行的小米商业模式被第一次公开。毫无意外，敏感的科技记者对雷军所描述的“铁人三项”商业模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长期的行业观察者发现，第一次有一家中国企业宣称，要同时涉足硬件、软件、互联网三个行业，这显示出了巨大的野心。而对于这种模式创新，人们的看法则是冰火两重天。
孙鹏是负责底层系统的工程师，统领MIUI整个底层系统的开发。他做Windows Mobile时那种浩大而传统的开发方式在小米被彻底颠覆。在小米，他执行着敏捷开发的制度，每天早上和小伙伴们站在工位上，用几分钟交流一下今天要做的事情，然后大家坐下分别开始工作，据说这借鉴了丰田的动态系统开发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开发效率。在小米这样的氛围里，孙鹏在足球场上的“凶猛”性格被淋漓尽致地显现出来，他心直口快，遇到什么问题都很直接，经常和产品经理甚至公司合伙人据理力争。他曾说过一句名言：“MIUI更新发版，（代码品质问题）雷军说了不算，我说了才算。”因此，除了“皮总”之外，孙鹏又被同事们送了一个“孙大嘴”的美称。
在一些兴奋的表达之外，也传来了诸多看衰的声音。人们对这么小的创业公司要做顶级智能手机充满了质疑。就在小米筹备产品发布会期间，谷歌NexusOne手机在线店刚开启了近200天，但是销售情况不容乐观。就在小米召开后海沟通会的12天后，这款谷歌自主品牌的安卓智能手机停售了，这标志着谷歌在线直销模式失败。这更加剧了人们对小米模式的怀疑。
同样来自谷歌中国上海办事处的金凡，也体会到了这种前所未有的“暴爽”感受。在谷歌，一个用户界面的改动都需要总部某位高管批准，流程的限制不言而喻。而一进入小米，金凡就在用户反馈——筛选痛点——把反馈做成产品——发版这个过程中，迅速找到了一种以前只有在电子游戏中才能感受到的快感——实时正向反馈。他说：“在游戏里，你枪击一个苹果，苹果会立即一击而碎，人们的欲望在此时得到满足，这就是人们沉迷于游戏的心理机制。”那是还没有米聊和微信的年代，金凡沉浸在这种令人沉迷的“游戏”里，他在MIUI上开发了短信拜年的优化体验，用户在群发拜年短信的时候，可以自动插入对方的名字，解决了群发短信千篇一律的痛点。
在业内组织的多个沙龙里，人们纷纷开始预测小米公司的命运，最乐观的观察者也只给出了5万~10万部的销售预期。雷军在参加一个叫极客公园的媒体组织的一场沙龙活动时，再次完整地讲述了小米模式。他讲完后，主持人问，现场有多少人被雷军说服了，举手者寥寥无几。
许斐进入小米时28岁，她是放弃短期之内要孩子的想法，毅然决然进入小米的。入职之后，许斐发现，在这里，产品迭代的速度几乎在实时进行，那些曾经束缚她的东西都没有了。她面对的发烧友都是手机专家，这些人给她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创意和灵感，作为产品经理，这是一种幸福到起飞的感受。手机的锁屏是往上滑还是横向滑？有的用户说为什么不能让我自己定义？好的，那就干脆让用户自己定义锁屏画面，产品经理们将这个设计称为百变锁屏。在这里，许斐和小伙伴们感到心灵的枷锁被打破了，整个人都在放飞。办公室里经常能听到她爽朗的大笑声，有人揶揄她，能不能不要笑得如同大婶儿一般，后来，同事们送给她一个亲切的外号——“许婶儿”。
在这段时间，“疯人院”里没人有时间理会外界的质疑。梁峰、刁美玲和雷军在头脑风暴中产生的想法正在被反复打磨，这奠定了小米发布会的基调——信息为王。刁美玲坦诚地回忆，她发现这方面做得最极致的还是大洋彼岸的苹果公司，那种影像呈现的美轮美奂和信息提炼的简明扼要，打动过她很多次。因此，苹果早期的发布会她回看了很多遍，甚至一帧一帧放慢了看。她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什么时候国内的发布会能把创意做到这个地步？这需要有大量的资金和时间投入。
小米的年轻人也对这种流程革命倍感兴奋。产品经理许斐原来是谷歌中国的一名产品经理。200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她，经过几轮残酷的魔鬼面试，才进入梦寐以求的公司——谷歌中国。她是一个性格活泼、爱说爱笑，总是有新奇想法的长发女生，希望在谷歌中国大干一场。但是谷歌的工作节奏却让她颇不适应，产品的开发需要和总部同事不断约时间，当好不容易做好产品定义，把产品原型交给设计师时，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约等和讨论。“当所有的事情以月和季度为单位时，想几周做成一件事情非常困难。”她说。在谷歌中国工作的几年里，她最得意的一件事情是，只花了两周时间和谷歌总部沟通，就推动了一个拜年短信的产品功能在中国发布。这对于谷歌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可想象的速度了。
秦智帆是给发布会的场外产品站和PPT上的小米手机拍照的负责人。但是学设计的他最终觉得自己在摄影方面是个外行，于是找了外包公司去做这件事，而他自己则一整天都蹲在旁边观看。外包公司拍好照片之后问他：“你觉得怎么样？这样的效果可不可以？”这些问题对于小秦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因为作为设计师，他看一眼就知道图片效果不好，但是却说不出哪里拍得不好，也无法告诉摄影师该怎么拍，所以沟通的工作经常在三言两语之后就进行不下去了。这让拍摄工作进入了一种怪圈。最后，秦智帆紧急叫来黎万强和梁峰现场救援。作为摄影发烧友的黎万强，很快就指出拍摄灯光的软硬问题，然后和摄影师一起把灯光调得“硬”了一点。就是这样信手拈来的小小调整，拍出的图片立马就不一样了。这一年，是秦智帆跟随阿黎学习成长最快的一年。
不论是来自谷歌、微软，还是金山，这些年轻人都有丰富的产品开发经验。但是无论是谁，都没有经历过这种工作方式。黄江吉说，即便是在全球顶级的软件公司微软里，也没有人和用户联结得如此紧密。
时间终于来到了2011年8月16日，这一天是小米第一代手机发布的日子。那个夏日午后，北京的阳光格外灿烂。雷军内心隐隐感觉，也许这一天是改变命运的日子，他的命运？国产手机的命运？还有和他一起奋斗的年轻人的命运？他并不确定。这些模糊的感觉只是在他的脑海里一闪而过。
到2010年8月MIUI第一版发布时，论坛上已经汇聚了100名核心用户，他们都是顶尖的手机玩家，对用户体验有着独到见解。他们热衷新鲜事物，对系统不断提出自己的想法。为了表达对这100名核心用户的浓烈感情，一名叫梁峰的设计师甚至把他们的名字写到了开机画面上，MIUI团队还为这个开机画面起了一个名字：“感谢你，勇敢的上帝”。
雷军突然意识到，当张旋龙和求伯君把投票权完全赋予他，承认他可以对所有的决策负责时，这是他金山岁月的一个成人礼。而今天，是他给自己的，作为创业者的一个真正的成人礼。不论结果如何，这是他完全自己设计商业模式、操盘大局的时刻。
黎万强开始满世界泡论坛，寻找资深用户，每天在一些知名的安卓论坛上灌水、发广告，被封号之后就换个账号继续发帖。早期用户就是这样被黎万强一个一个从不同的手机论坛上拉过来的。
这一天也许会是某种分界线吧。在全世界，手机这种产品第一次只通过互联网来销售，这种模式将绕过所有经销商，把中间层的利润让给消费者，这是雷军改变中国制造业的第一次尝试，也是创业者对新模式的亲自践行。
于是，黎万强有了主持MIUI时的第一个疯狂想法——能不能先打造一个10万人的互联网开发团队？而这个开发团队的成员，绝大多数来自用户。
此时，雷军内心很平静，平静得甚至完全没有在意自己的着装。他平时在办公室就喜欢穿几十块钱的凡客诚品出的黑色T恤和牛仔裤，还有同样几十元的乐淘网出品的帆布鞋。这并不是一个财务早已自由的人特意营造的勤俭节约的个人形象，这是他最贵的穿着之一。他经常半开玩笑地对同事说：“这都是我花了几百万美元，甚至上千万元美元投出来的，这是我穿的史上最贵的衣服。”某种程度上，他在检验这些他作为天使投资人投出的产品。
“做MIUI系统，我们能不能也只依靠口碑传播？”雷军问黎万强。
这一天，他穿着这身“工作服”在家吃了午饭，然后在离发布会开场还有10分钟时来到了位于北京798艺术中心的发布会现场。一下车，他仿佛瞬间从一个安静的洞穴里被吸入一场旋风中，798艺术中心正在经历一场橙色热带风暴。狂热的小米粉丝早已经把会场入口堵得水泄不通，很多小米员工也被挡在了会场之外。作为当天发布会的唯一男主角，雷军发现自己进不了自己的会场，只好打了一个电话叫了四个同事出来帮他挤出了一条路。
这种开发模式得益于雷军最初对移动互联网的设想——手机操作系统必须用互联网的模式开发。这是因为，互联网的极致都是在快速迭代中产生的。早在2008年，雷军就总结出了互联网的七字诀：专注、极致、口碑、快。其中，专注和极致，是产品目标；快，是行动准则；而口碑，则是整个互联网思维的核心。雷军认为，MIUI应该打造一个手机操作系统的维基百科，让人人参与成为现实，而产品的扩散传播不应该依靠广告投放，而是基于口碑。在这种期待之下，雷军希望给整个产品打造一种氛围——人人都是产品经理。
能容纳500人的现场，大概挤进去了800人。此时距离发布会原定的开始时间还有5分钟，发布会总导演黎万强略带慌张地走到雷军身边耳语：“咱们开始吧，要不然一会儿真出事了怎么办？”
但是，和其他系统开发的模式不同，对于如何改善和优化产品，小米的产品经理和工程师们都是与用户直接沟通的，这是一个开先河的系统开发模式。每个小米员工都有一个论坛账号，无论是工程师、产品经理，还是设计师，必须登录MIUI论坛，实时和用户交流使用体验。在得到真实的使用反馈后，他们会有针对性地对系统和界面进行修改。雷军也有自己的账号，他天天潜伏在论坛里，把自己叫作——小虾米。
这是小米历史上唯一一场提前5分钟开始的发布会。
刚刚开始打造MIUI时，工程师们首先要让系统快起来，让用户感受到顺滑流畅。于是，工程师和产品经理需要持续优化桌面的动画帧速，从每秒30帧到40帧，再到60帧，每一次滑动的时长在不断缩减。另外，产品经理和工程师需要把打电话、发短信这些核心模块的功能一点一点打磨到最好，让人们体会到妙不可言的舒适感。比如，给常用的联系人发短信，一般的系统要用3~5步，而MIUI只须用两步完成，而且过程需要特别人性化。再比如，MIUI试图让用户不用看手机屏幕就能以最快捷的方式调出手电筒，然后只要一松手，手电筒的灯光就自动熄灭，不用刻意去关。此外，“好看”的诉求应运而生，所有的一切必须赏心悦目，就连主题壁纸都要千姿百态，设计师们屡屡被“美”的要求逼到极限。
那场长达78分钟的小米1代手机发布会至今还是很多人难忘的记忆。发布会几乎全程伴随着人们的尖叫声。雷军把自己的商业模式春风化雨一般讲述给在场的所有听众。他给人们提供了两份最好的礼物：第一，最好的安卓系统的手机硬件——国内双核1.5核，全球主频最快，比主流手机主频速度快200%，比最新发布的高端手机主频速度快25%。第二，首款以互联网模式开发的手机操作系统MIUI，千变主题和首创的百变锁屏。
一些新入职的软件工程师，通常是刚走进办公室，就被MIUI的开发模式震撼了。
整场发布会最高潮的部分经过了精心设计——在和四款手机进行详细的参数比对之后，一个大大的金黄色问号，掉落在黑色的大屏幕上。雷军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这样一款各项参数、软硬件躺赢的手机，最终定价将会是多少？人们像等待魔术师最后一个魔法一样屏气凝神地盯着大屏幕。
银谷大厦807室很快就热闹起来，这些年轻人聚在一起，每天对手机痛点进行排序筛选，然后进行头脑风暴，希望以最快的速度解决用户使用手机时的各种问题。这里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民主，人们演讲、讨论、争辩，甚至经常有人摔门而出。
几乎撑满整个屏幕的巨大数字，如同夜空中的陨石一样降落下来——金黄色的“1999”字样，伴随着巨大的声效显示了出来。这个视觉效果是雷军亲自设计的。
虽然表面看起来风平浪静，但是小米公司内部正在进行一场热火朝天的革命。几个月来，一些背景不同又个性强烈的年轻人不断加入公司。此时的小米求贤若渴，创始人们恨不得网罗全中国最优秀的工程师马上加入小米，这让他们对人才的强烈个性很宽容。比如，一名叫彭涛的产品经理，面试的时候直接告诉黎万强，她可以经受住强度最大的工作，但是每年都要允许她去日本看彩虹乐队的演唱会，她才会入职。类似这样的要求，黎万强都答应了。
几乎把房顶掀翻的尖叫声和掌声爆发了出来，持续了将近半分钟。
与此同时，所有的员工也都签订了保密协议，甚至很多员工的家属都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公司工作，具体在做什么。家里人只是朦朦胧胧地知道，他们加入了一家软件公司，做的东西好像很神秘。
在同等配置的手机价格都在4000元上下时，小米手机直接将价格减掉了一半。这个震撼的价格，加上这种价格出炉的方式，极具戏剧效果。此时此刻，舞台上似乎正在上演一部真正的魔法大戏。
再次创业，雷军刻意选择了低调。他知道外界一定会对“雷军的再次创业”这个话题倍感兴趣，一旦公布消息，他马上就会成为媒体的焦点，这会给整个团队，包括他自己，带来巨大的压力。他曾经做过调研，如果创业者二次起跑时过于高调，往往会导致动作变形。因此，这一次，他选择低调，希望用产品说话。
很多在中控台的小米员工顾不上自己正在工作，都流下了眼泪。这一刻，小米人和米粉的心情是一样的，他们把最真诚的热爱，献给了这家无与伦比的魔法公司，献给了这一注定载入史册的时刻。
具有魔力的参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