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部的工作人员是公司里的“酷孩子”，这一点从方方面面都能看出来：无论是穿着(身穿定制西服，光脚蹬古驰乐福鞋)、饮食(常常在午餐时搭配昂贵的葡萄酒和苏格兰威士忌)还是他们结交的好莱坞明星、著名运动员和政客。他们总是到异域风情浓厚之地出差旅游，经常乘坐协和式飞机到我们在巴黎的欧洲分部，然后再从那里出发到蒙特卡洛和圣莫里茨等地去报道当地的盛事。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鼎盛时期，ABC体育部是整个电视网最能赚钱的部门之一，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周一橄榄球之夜》和《体育大世界》的超高人气。另外，部门旗下还拥有大学生足球赛、职业棒球大联盟比赛、职业高尔夫锦标赛、拳王争霸赛以及《美国运动名将》和《体育巨星》等一系列精彩的内容和节目。除此之外，每隔四年，ABC都要播放奥林匹克运动会，从1964年到1988年，几乎所有的奥林匹克比赛都是由ABC播出的。
我在部门得到了晋升，也终于在协和式飞机上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这些出差的经历，尤其是在ABC《体育大世界》节目期间的经历，改变了我的人生。之前从未出过国的我，眨眼之间便成了环游世界的空中飞人[就像吉姆·麦凯(Jim McKay)在每周的节目开场白中低声吟诵的一样，我们“跨越全球，给您带来新鲜多样的体育盛事”]。每逢周末，我不是在夏威夷的冲浪冠军赛，就是在布拉格的花样滑冰赛，要么就是在布达佩斯参加举重比赛，或是在怀俄明州夏延参加夏延拓荒节的牛仔竞技赛。阿卡普尔科刚举行过悬崖跳水活动，基茨比厄尔的高山滑雪活动就开始了，而中国、罗马尼亚、苏联的体操比赛也早已排上了日程……
他给了我两周的时间在别的部门找份工作，否则我在公司里就彻底玩儿完了。我当时只有23岁，却确信自己在电视领域的职业生涯已经走到了尽头。但我还是来到了ABC的招聘站——那个时代的招聘站，就是墙上挂着的一张剪贴板。在一个大约包含着25个我没有资格胜任的职位的列表中，我找到了ABC体育部的一个空缺职位的岗位介绍。我立刻打电话联系了我在辛纳屈演唱会上认识的同事，告诉他我现在遇到了麻烦。他让我到1330号来(ABC的总部在美洲大道的1330号)，一个月后，我便被雇为了ABC体育部的演播运营总监。与我丢掉的那份工作相比，这个新职位只是稍稍光鲜了一点，但这却是改变我人生的重大转折。我觉得其中一部分要感谢弗兰克·辛纳屈，另一部分，还要归功于那个之后因挪用公款而被公司炒了鱿鱼的前上司。
ABC体育部让我环游了世界，丰富了我的见识，也让我接触到了之前连想都没有想过的事物。第一次在巴黎吃精致法餐的时间和地点，第一次说出“蒙哈榭”[6]这个词的感觉，还有第一次驾驶奢华跑车穿越摩纳哥的体验，我至今记忆犹新。对一个在纽约奥欣赛德错层式房子里长大的孩子而言，这一切都让人有些恍然若梦。但实际上，这份工作的意义要远远超出其带来的奢华享受。我频繁造访第三世界，安排赛事报道，与态度强硬的政府组织协商，还要在腐败和欺诈成风的体系中寻找出路。我亲眼目睹了“铁幕”下人民的生活状态，体会到了他们每天都要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在冬日夜里俯瞰因政府限电掐断电网而伸手不见五指的布加勒斯特的情景，我至今仍能记得)。我也看到，那里的人们的梦想，与普通美国民众的梦想并没有什么区别。如果说当时的政客们想要力图将世界分化成两极或是培养出一种“相互对立”“非善即恶”的理念，那么我的见闻却告诉我，事实远非这样非黑即白。
“你在散布有关我的流言。”他说道。我没有否认自己的确谈论过他，他先是死死地瞪了我一会儿，然后告诉我说：“你猜怎么样，艾格？你今后晋升无望了。”
毋庸置疑，这份极尽光鲜的职位带来的奢华生活是不负责任的(而这种情况最终也成了历史)。但在那时，ABC体育部运转于自己的轨道之上，不受对其他部门具有支配作用的条例的限制。而位于这轨道中心的人，便是鲁尼·阿利奇。20世纪60年代初，鲁尼受到委任管理ABC体育部，到我入职的时候，他已然成了电视圈的贵族。在广播历史上，他对人们体验体育电视节目的方式，产生了无人能及的颠覆性影响。
实际上，公司的一辆皮卡车的使用权的确暂时在我手里，我对几个同事开玩笑说，也许我应该用这辆车把家具搬到我刚租好的公寓里。我根本没有这样做，而我也是这样告诉他的，但在那时我突然意识到，肯定有人告诉过他我是个爱找麻烦的人。
鲁尼明白，我们的首要职责是讲故事，而不只是播放赛事，想要讲好故事，就需要优秀的人才。他是我效力过的最好胜的人，也是一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创新者，但是他也知道，自己的优秀程度取决于部署在身边的人的优秀程度。无论是吉姆·麦凯、霍华德·科赛尔、基斯·杰克逊，还是弗兰克·吉福德(Frank Gifford)、唐·梅雷迪斯(Don Meredith)、克里斯·申克尔(Chris Schenkel)，或是主持滑雪节目的鲍勃·比蒂(Bob Beattie)，抑或是主持赛车节目的杰基·斯图尔特(Jackie Stewart)，把这些具有迷人魅力的人打造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的推手，就是鲁尼。
一天，他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里。我一进门，他就立刻开始指责我违背了公司的规定。“你在搞什么鬼？”他问道，“听说你用公司的卡车往新公寓搬家了。”
再借用《体育大世界》开场白中的一句台词，在我们所播报的体育赛事中，鲁尼所看到的，其实就是“体育竞技中的人性悲欢”。运动员们就是故事中不断展开的角色。他们来自何方？为了到达今天的位置，他们克服了怎样的困难？这场比赛与地缘政治中的云诡波谲有什么类似之处？比赛这个窗口是如何体现不同文化的？我们带入千百万美国观众起居室里的不仅仅是体育运动，而是世界格局，对此，鲁尼乐此不疲。
一回到肥皂剧和竞赛节目的无聊世界中，《盛事》演唱会的工作所带给我的兴奋感便烟消云散了。然而不久之后，我便被卷入了不得不去应付的闹剧之中。我所在的小部门的负责人是个营私舞弊、仗势欺人的人，他挪用部门的经费，雇用销售方和供货商为他自己和ABC的其他高管做私活(他美其名曰为“政府工作”)，然后把回扣揣进自己的腰包。另外，他还会打着肥皂剧道具的名义购买家具，然后让舞台工作人员把所有家具都搬到他为一个情妇在中城区安置的公寓里。我被告知要对所有这些行为采取纵容态度，要么帮忙，要么视而不见，这让我反感到了极点。我开始询问部门里的一些同事，看看有没有任何我能采取的措施，而这消息竟被回传到了他的耳朵里。
另外，在我所效力过的人中，鲁尼也是第一个利用科技创新对我们制作的内容和方式进行颠覆革新的人。反打镜头摄像机，慢速回放，利用人造卫星直播比赛——这些都是鲁尼的杰作。他想要尝试每一台新器材，想要突破每一个陈腐的格式。他总是在寻找与观众沟通和抓住观众注意力的新方式。而那条在我接下来的每一份工作中指引我的箴言，也是鲁尼教给我的：拼死创新，如果你做事的出发点是对新兴或未经测试的事物的恐惧，那么创新就无从谈起了。
我一边完成我的杂事，一边看着所有一切在工作人员的怨声载道中被摧毁再被建起。毋庸置疑，与排练内容相比，在不到24小时后播出的那场演唱会简直判若云泥。我不知道鲁尼是怎样做到这一切的，但我后来了解到，这就是鲁尼的风格：绝不甘心接受“差强人意”。为了做到极致，顶着不容动摇的截止期限在最后一刻完成任务(且在此过程中把众人累得半死)也是家常便饭。
此外，鲁尼也是一个严格的完美主义者。在初到体育部的那些年里，我几乎每个周末都是在66街的一个位于地下的控制室里度过的。我的工作内容包括接收来自世界各地的订阅内容，并送至制片人和剪辑师的手中，由他们进行剪辑和加入配音，然后播放。鲁尼常会现身于控制室，如果不亲自到场，他也会从所在地打来电话(我们的每一间控制室里都有一台红色的“鲁尼专线电话”，活动现场的设备车中也不例外)。如果在家观看节目时发现了让他介意的地方(无论身在何处，他总是眼观一切)，鲁尼便会打电话告知我们：这台摄影机的角度有偏差，那条故事线需要突出，我们可不能让观众猜出接下来要发生的事!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鲁尼工作中的状态。他将排练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并在结束后作出决定：几乎所有一切都得推翻重做。舞台需要重新设计，霍华德的开场白需要重新修改，灯光也需要作大幅度的调整。除此之外，鲁尼还表示，辛纳屈与观众互动的方式也要重新构思。
对于鲁尼而言，没有任何细节是可以忽略的。完美便是将一切微小细节做好的结果。就像我在辛纳屈演唱会上所见的一样，他会在播出前将整个节目撕成碎片，然后命令团队将一切推翻重做，即便这意味着大家要在一间剪辑室里工作到天亮也在所不惜，这样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他不爱大吼大叫，却依然严厉而苛刻，他会用非常清晰的语言表达问题所在，并说明他希望问题能够被解决，而对于解决问题所带来的牺牲，他却不以为意。节目是最重要的，节目是他的一切。对于鲁尼来说，节目要比打造节目的人更加重要，若想为他工作，你就得接受这一点。他那一丝不苟创造卓越的架势很能鼓舞士气。虽然让人既受累又沮丧(主要是因为鲁尼会等到制作过程快要完成的时候才给出评语或是要求修改)，但整个过程还是给人很大启发，而且启发所带来的利益要远远超出不满情绪带来的弊端。大家都知道他对创造卓越的重视，也一心想要达到他的预期值。
《盛事》演唱会的制片人，由杰瑞·温特劳布(Jerry Weintraub)和咄咄逼人的43岁ABC体育部负责人鲁尼·阿利奇(Roone Arledge)担任。1974年的鲁尼，已经成为电视领域中的一位传奇高管，他在演播团队中安排了许多在ABC体育部为他效力过的制片人。演唱会的前一晚，大家进行了一次排练。霍华德·科赛尔(Howard Cosell)宣布演唱会开始，像介绍拳击手一样介绍辛纳屈出场(舞台也被布置得像是赛场中央的拳击场一般)，然后，辛纳屈走上台来，一连演唱了将近两小时。
鲁尼的信条很简单：“为了更好，不惜一切。”在我从鲁尼身上学到的东西之中，这句话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在谈到领导力这个具体特性的时候，我为之取名为“追求极致，追求完美”。在实际操作中，这一原则涵盖了许多内容，也难以下定义总结。相较于一套准则而言，这实际上更像是一种思维模式。至少在我看来，这句话并不是指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完美(鲁尼并不非常在意所谓代价)，而是创造出一个拒绝接受平庸的环境。对于“没有足够的时间”“我没精力”“这样做会引出一段不愉快的谈话，我可不想参与”，或是其他许多我们可以用来说服自己“足够好”“已经足够”的借口，我们会出于本能地予以抵抗。
“布鲁克林哪!”辛纳屈说道，好像那是除了霍博肯[5]之外最好的地方一样，然后，他递给我一张崭新的百元钞票。演出结束后，他送给每一位工作人员一只精巧的金制打火机，上面还刻着“辛纳屈敬上”几个字。那100美元我几乎转眼就花掉了，但时至今日，那只打火机仍存放在我的书桌里。
离开鲁尼的团队几十年后，我观看了一部叫作“寿司之神”的纪录片。片子的主人公是一位来自东京的名叫小野二郎的寿司大厨，他经营的寿司店不仅获得了米其林三星评价，也是世界上最难预订的饭店之一。影片中的他已年近90，但仍然坚持不懈地打磨自己的技艺。有人说，他是日语中“职人”精神的活生生的化身，而这种精神所指的，就是“对于某种事业精益求精的追求”。我在看片的时候便爱上了小野二郎，也对“职人”概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13年，我到东京出差，和几位同事一起来到了他的寿司店。我们与小野二郎见了面，他为我们制作了晚餐，看着他在35分钟的时间里动作娴熟地将19件精美绝伦的寿司一一摆好，我不禁肃然起敬、叹为观止(这样的速度是因为他要确保寿司上桌时米饭与体温相同。如果进餐时间过长，那么米饭的温度便会稍微降到37℃以下，对于小野二郎而言，这是无法接受的)。
不知为何，我回答的是“布鲁克林”。布鲁克林是我出生的地方，5岁时全家搬到长岛前，我一直住在那儿。我想，我当时一定是希望在他面前表现得更接地气一点，而“奥欣赛德”这个地名总少了些情怀。
我对这部片子喜爱有加，于是便在一次迪士尼拓展活动上为250名高管播放了其中的片段。通过小野二郎的例子，我希望他们能更好地了解我所说的“追求极致，追求完美”的含义。小野二郎让我们看到：对于所创造的产品抱有巨大的自豪感、既有追求完美的本能又有让人能够将这种本能贯彻到底的职业精神，是怎样的一种风貌。
“你是哪里人？”
在我与鲁尼的交流中，我最喜欢的一次发生在我刚刚在ABC体育部入职的时候。体育部是个体量较小的部门，我和鲁尼都在同一层办公，但在那时，鲁尼从未给我留下平易近人的印象。除了礼节性地打招呼外，他几乎意识不到我的存在。一次上厕所时，我发现他就站在我的旁边。没想到的是，鲁尼竟然开口问我：“最近怎么样？”
“我叫鲍勃[4]。”
我惊得一时说不出话，短暂的沉默后，我回答道：“有的时候，我觉得能把头浮在水面上不至于溺水就已经够难的了。”
“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鲁尼双眼看向正前方，毫不犹豫地说：“那就找个长点儿的呼吸管。”说罢，他便收拾完毕，走了出去。
保镖还没来得及回话，我就从化妆间深处听到了那个熟悉的声音：“让他进来。”不消片刻，我就站在了“董事长”[3]的面前。
鲁尼是一个不喜欢借口的人。直到后来与他有了更加密切的合作后，我才发现人们口中他的“不达目的不罢休”是什么意思。他如果让你做什么事情，就会要求你穷尽一切可能的方法去达成目的。如果你回头告诉他你做过尝试但实在做不到，那么他就会告诉你：“再找别的路。”
我手拿着漱口水，忐忑不安而气喘吁吁地敲响了化妆间的门。门打开了，迎面站着的是一位高大威猛的保镖，他问我怎么会在这儿。我回答说：“我是给辛纳屈先生送李施德林的。”
1979年的国际乒乓球锦标赛将在朝鲜平壤举办。一天，鲁尼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对我说：“这次比赛应该很有意思。我们在《体育大世界》里做期报道吧。”我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因为想在朝鲜争取到赛事的直播许可是不可能的，这一点，他当然知道。
能跟辛纳屈同在一座房子里参加他的排练，能够为确保演唱会顺利进行而尽我的微薄之力——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发生在演唱会预定开始的几小时前，一位助理制片让我赶紧出去买一瓶漱口水，然后以最快的速度送到辛纳屈先生的化妆间。我跑到几个街区外上城区的一家药店，买了一瓶我能找到的最大瓶装的李施德林。一路上我都在想，辛纳屈嗓子有恙，而整场直播的成败，可都压在我的肩上!
然而，他并没有开玩笑。
1974年秋天，我被派入《盛事》演唱会摄制组工作。这是弗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在麦迪逊广场花园[2]举办的一场演唱会，由ABC在黄金时段进行现场直播。我担任的是现场的演播总监，也就是说，我必须守在现场，听候麦迪逊广场花园为数众多的舞台工作人员的差遣。这是一份美差，对我而言还有着重大的意义。在家里，父亲常在唱机上一遍又一遍地播放辛纳屈的唱片。直到今日，父亲站在起居室里和着辛纳屈的低吟吹着小号的样子，仍然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于是，我便踏上了环游世界争取许可的征程。第一站是在威尔士的首府加的夫会见国际乒乓球联合会的会长，由于不能进入朝鲜，我随后飞到北京与朝鲜代表团会面。经过了几个月的紧张交涉，就在眼看要达成协议的节骨眼儿上，我接到了美国国务院一位亚洲代表的电话。他告诉我：“你跟他们进行的所有交涉都是违法的，你触犯了美国禁止与朝鲜进行任何商务往来的严格禁令。”
我的一项职责便是等待制片人回看录影，如果节目在稍晚一点的时区播出之前需要更新信息或进行修改，我就要把话传给哈里和摄制组。一天晚上，哈里已经准备好要继续喝他的第二杯马提尼了，他让我跑回电视台，问问制片人情况如何。我硬着头皮走进控制室，说道：“哈里让我来看看节目怎么样了。”制片人一脸蔑视地看着我，然后拉下裤子拉链，掏出阴茎，问我：“我不知道，你告诉我它看上去怎么样。”45年后回想起这一幕，我仍然感到义愤填膺。虽然我们已越发认识到在工作场所打造公平、平等、零侮辱的待人方式的需求，但这条路，我们还是走得太久了。
看上去，这明显是死路一条。但我想起了鲁尼，想到了他告诉我再辟新路的样子。后来我们得知，国务院不但不反对我们进入朝鲜，反而鼓励我们带着摄像机在那里尽可能多拍素材。他们只是不允许我们付钱给朝鲜人购买许可或是跟他们签订协议罢了。我对朝鲜代表团解释了情况，他们怒不可遏，整个计划眼看就要土崩瓦解。最终，我想到了一个变通的方法，绕开主办国，通过国际乒乓球联合会获取拍摄的许可。朝鲜政府虽然没有拿到我们的经费，但还是同意让我们入境，就这样，我们成了几十年来第一支踏入朝鲜的美国媒体团队——这不啻为体育广播界的一个历史性时刻。鲁尼并不知道我为了达到目的花费了多少心血，但我知道，如果不是出于他对我的期望和想要让他刮目相看的渴望，做成这件事也就无从谈起。
给大家举一个将当时的情况体现得淋漓尽致的例子：当时，《ABC晚间新闻》栏目在美国东部时间的傍晚6点播出，录制完毕后，主持人哈里·里森纳和他的一位绰号“白爷”的舞台总监便会离开录制现场，在西区67街“艺术家酒店”的酒吧里休息(《ABC晚间新闻》节目就是在这家老酒店改造后的宴会厅里录制的)。每天晚上，哈里都会点上一杯加冰和柠檬皮的双份超干必富达马提尼。
在要求你的团队做出成绩和避免给他们灌输对于失败的恐惧之间寻找平衡点，是一件需要小心拿捏的事。几乎所有为鲁尼效力的人都希望能达到他的期望值，但我们也知道，他对于借口是没有任何耐心的，一旦觉得任何人的表现没有达到令他满意的标准，他便很可能会用其特有的刻薄甚至无情的方式对人进行攻击。
当时的电视行业与今天相比有很大的差异，从某些方面来说要更胜一筹。当时的竞争不那么复杂，而世界的碎片化也没有这么严重。当然，当时的行业中盛行着一种几乎人人通用的美国式叙事法，它建立在社会对于某种基本事实的共同信仰之上。但是从其他许多方面来看，当时的行业其实不如今日。举例来说，当时的行业对于现今看来不可接受的粗鲁无礼抱有一种视而不见的容忍。毫无疑问，与我相比，女性和弱势群体的成员在日常所遇到的不公待遇当然是无法与现在相提并论。但即便是对我而言，处在食物链的最底端就意味着要偶尔遭受别人随意为之的侮辱，而放在今天，这样的侮辱是足以让人丢掉饭碗的。
每周一的早上，体育部的高级主管们会聚集在一张会议桌旁，回看上周末的报道并为后续的内容做计划。其他人便会像名副其实的“后排议员”一样坐在会议室外圈的椅子上，等待着高管们对于我们刚做完的内容的点评和对接下来一周的指示。
直到今天，我仍然几乎每天都会在清晨4∶15起床，但我现在这样做是有私心的：这样我就能在白天的职责袭来之前腾出时间思考、阅读和锻炼了。这样的作息时间虽然不适用于所有人，但无论你选择如何腾出时间，每天创造空间让你的思绪远离眼前的工作职责尽情徜徉，以一种不像每天为工作排序时那么受束缚的更富创意的方式来一一分拣脑海里的思绪，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我已学会了珍惜早晨独处的时间，我也坚信，如果不在清晨伊始的几小时里远离那些在一天接下来的时间里占据大量精力的电邮、短信以及电话，我在工作上的效率和创意也会大打折扣。
在我刚进入《体育大世界》节目组不久——大约是在我和鲁尼进行完那次关于“呼吸管”的谈话前后，一天早晨，鲁尼走进会议室里，对整个团队厉声痛斥，责备大家错失了英国伟大中跑运动员塞巴斯蒂安·科(Sebastian Coe)在挪威奥斯陆田径赛中打破男子800米世界纪录的画面。一般来说，这样的新闻事件我们是不会错过的，但这次遇到了突发情况，我没能及时获取赛事的直播许可，因此没有来得及播出。我隐约感觉到这件事会在周一招来麻烦，但还是不切实际地幻想着整件事能悄无声息地糊弄过去。
这份工作的职责非常简单：哪里有需要，就要做到随叫随到。一般来说，这就意味着需要在清晨4∶30来到摄影棚，进行“打光测试”。肥皂剧的内景一般会在开拍前夜搭好，而我的工作，就是在离太阳升起还有相当长的时间之前为灯光技术指导和布景人员开门，以确保灯光设备在导演和演员到场进行第一场排演时已经架设完毕。我要与所有的木工、道具师、电工、化妆师以及发型师进行协调，为所有人开门，并确保每个人都领到了当天的通告单。我要记录大家的工时、不满以及违反工会条例的情况。我要确保工作餐已经备好，还要确认空调已把摄影棚降到了可以在火热的灯光下拍摄的温度。这份差事一点也不光鲜，却让我摸清了这些节目里里外外的门道。我学会了专业的术语，也认识了将一档节目搬上荧幕的每一个工种。我还学会了忍受电视制片高强度的工作时长和挑战极限的工作量，而这种对待工作的态度，从那时起就一直伴我左右。这，或许是我最重要的收获。
然而我可没那么幸运。鲁尼环视了一圈坐在桌旁的高管团队，想要知道这件事是谁的疏忽所致。坐在外圈的我举起手来，表示错误在我。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二十多张脸都朝我转了过来。没有一个人吱声，会议继续进行，但在会议之后，很多人都走到我身边低声告诉我说：“我真不敢相信你敢那样做。”
这份职位的周薪是150美元，在ABC的权力金字塔上几乎处于垫底的位置。无论是游戏节目、肥皂剧、脱口秀、新闻节目还是电视电影[1]，凡是ABC巨大的曼哈顿摄影棚制作的节目中的苦力活，都交给我们六七人的团队完成。我被分配到一批电视节目中担任打杂工作：《我的孩子们》《只此一生》《莱恩的希望》《1万美元金字塔》《金钱迷宫》《一决胜负》《迪克·卡维特秀》，杰拉尔多·瑞弗拉(Geraldo Rivera)主持的《晚安美国》，还有哈里·里森纳(Harry Reasoner)主持的《ABC晚间新闻》。
“我做什么了？”
我当真联系了他，而他则措手不及，一时没反应过来我究竟是谁。根据叔叔为我描述的情形，我本以为对方是一位权力直通公司顶层且影响力巨大的电视台高管，而他实际远非如此。但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是在他负责的“制片服务”这个小部门为我争取到了一次面试机会，不久之后，我便被雇为了部门的工作室主管。
“主动承认错误呀。”
我能到ABC，要多亏鲍勃叔叔的视力出了问题。做完眼睛手术后，这位我崇拜有加的叔叔在曼哈顿一家医院里住了几天，他的室友是ABC的一位低层主管，不知为何，他想让叔叔相信自己是电视台里的大人物。他躺在病床上假装接听电话，仿佛电视台真的有一些只有他才能拍板的决定似的，而我的叔叔还当真信了。在那人出院之前，叔叔告诉他说侄子正想在纽约的电视制片领域找一份工作。那人把电话号码给了叔叔，告诉他：“让你侄子给我打个电话。”
“你什么意思？”
我在ABC的职业生涯始于1974年的7月1日，那时，我在ABC电视台担任演播总监。在那之前，我曾在纽约伊萨卡的一家小型有线电视台做了一年的天气预报员和新闻特稿通讯员。那一年在迷茫中痛苦打拼(且表现平平)的经历，让我放弃了自15岁起就一直拥有的梦想：成为一名电视新闻主播。若说为伊萨卡的观众每日播报天气的经历教会了我一项不可或缺的技能——传播坏消息的技能，我可不全是在说笑。从那一年10月直到次年4月那漫长阴冷的六个月的时间里，我可绝算不上镇上最讨人喜欢的人。
“从没有人主动认过错。”
担任了迪士尼的首席执行官后，我带着已过暮年的父亲在纽约共进午餐。我们聊到了他的心理健康问题，也说到了他对人生的看法。我告诉他，我非常感激他和母亲为我们兄妹所做的每一件事，也很感激他们教会我们的伦理道德和给予我们的关爱。我告诉他，这已经足够，甚至绰绰有余了，我也希望，自己的感激之情能够稍稍消解一些他的挫败感。我明白，许多在职业生涯中对我有所助益的特质都是父亲带给我的。但愿，这一点他也能明白。
鲁尼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但我感觉，从那一刻起，他对我的态度有了转变，仿佛对我更加重视了。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本以为这段经历中只包含着一条显而易见的经验，也就是在犯错时敢于承担责任的重要性。这道理没错，也的确很重要。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越是能够诚实承认自己的错误，你就越能受到周围人的尊敬和信赖。避免犯错虽说不可能做到，但你能身体力行的，便是认识错误，从中吸取经验，并以身作则地让大家知道偶尔犯错并不是问题。但是，通过撒谎或遇事先为自己开脱而损害他人利益，却是绝不可取的。
父亲没能过上更幸福的生活，母亲也因此受累，但除此之外，早年的生活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多的痛苦。真希望父亲能够对自己感到更加自豪。小的时候，我和妹妹从未缺少爱的滋养。我们的头顶永远有房顶为我们遮风，餐桌上也一直有食物供我们果腹，但除此之外，我们几乎没有什么闲钱能做其他事了。假期的时候，我们通常不是驱车到某个无聊的地方，就是去离家几分钟远的海滩。我们有足够的衣服能穿得像样，但并不够穿得体面；如果我在秋天把裤子穿烂了，父母一般会打上补丁让我继续穿，直到我们有钱买新裤子为止，而这，有时就意味着要等几个月的时间。我从没有感觉到贫穷，也没有人把我当成穷人看。但我们家境其实远比表面看起来更清贫，随着年龄增长，我才渐渐意识到这一点。
这段经历中连带的另一条经验，是我在数年后真正踏上领导岗位后才完全理解的。这条经验简单得或许让你觉得不值一提，但其中包含的特质却罕见得让人吃惊：那就是以善待人，用公平和同理心对待每一个人。这并非让你放低期望，也不是让你传达犯错无足轻重的信息，而是让你打造出一个环境，让人们知道你是一个会倾听他人讲述事情原委、情绪稳定而处事公平，且会在别人犯下无心之过时给他们第二次机会的人(但如果对方不愿承认错误，把问题归咎于别人，或是因为违反道德之举而招致错误，那就是另一码事了，这样的错误，是不应被容忍的)。
我考上了伊萨卡学院，大一和大二两年里，我几乎每个周末的晚上都在当地的必胜客做比萨。我在高中的成绩大多是B，也有几个A，但对学术研究却从来没有兴趣。然而上了大学后，我却突然摸着了门道。我下定决心，要努力学习并尽力汲取更多的知识，我想，这也与父亲有关——因为，我无论如何也不愿意体验与父亲同样的失败感。对于“成功”是什么，我并不明晰，对于金钱和权势我也没有明确的愿景，但我下定决心，决不能度过抱憾的一生。我告诉自己，无论人生如何展开，我决不允许自己在绝望中苦干，也决不允许自己陷入缺少满足感的泥潭。
ABC体育部的一些人生活在时刻担心会遭鲁尼责骂的恐惧之中，也因此避免冒险或不太敢放开手脚做事。我虽然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却亲眼目睹过别人身上的实例，也理解这种恐惧感来源于何处。鲁尼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上司，时间一长，这种反复无常会对团队的士气造成严重的削弱。有的时候，他会让你感觉自己是整个部门最重要的人；但一转眼，他又会用尖刻的批评来打击你，或是出于并不太明确的理由在你背后捅刀。他懂得如何巧妙地挑拨人心，而我一直没弄明白这到底是有意而为的策略还是他的性格使然。鲁尼虽然才干过人且功成名就，但内心却是个缺乏安全感的人，而他抵抗自己不安的方式，便是把这种不安根植到周围人的心中。一般而言，这种方式都能收到效果，也会驱使人们愿意付出巨大的努力来迎合他，但有的时候，他也会把我逼到下定决心辞职不干的绝境。我并不是唯一一个有过这种念头的人。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越发体会到了父亲对自己的失望。他度过了充满遗憾的一生，将自己视为一个失败者。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之所以激励我们如此努力和追求高效，就是为了让我们有可能获得他从未有过的成功。由于父亲在工作中的动荡，只要想要任何零花钱，我就必须得自己找工作。我从八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打工，铲过雪，看过孩子，还在一家五金店里干过搬运工。15岁的时候，我在我的校区找到了一份暑期清洁工的工作。工作职责包括先将每间教室里的每一台暖气机清洁干净，然后再擦洗每张课桌的桌底，确保桌底在新学年开始时不粘有口香糖。把口香糖从1000张课桌的桌底清除下来可以磨砺性格，或者至少能帮我更好地忍受枯燥，反正总归有点用处吧……
然而，我最终还是没有辞职。我接受了鲁尼行使权威的方式，将其中有利的部分作为动力，也尽量不把有害的部分放在心上。我认为自己生来有股韧劲，而为鲁尼工作的经验则使之得到了进一步的历练。我为自己的努力而感到自豪，尤其是在一个身边很多人的教育背景和见识都胜我一筹的环境中。到了拿出真功夫的时候，我可以比任何人都更努力，了解到这一点对我而言非常重要，因为这让我将绝大部分的注意力放在了努力工作上，而不是去关注鲁尼喜怒无常的情绪。
我的父母都是爱发愁的人，两人都带有一种有什么不测就要发生的气场。不知是先天基因的机缘巧合还是后天学会的对父母焦虑的应激，我在这方面一向与他俩相反。除了人生中几个屈指可数的意外，我从来不会对未来产生过多的焦虑，也从来不会对尝试和失败抱有太多的不安。
直到回望过去之时我才意识到，我们取得的许多成绩其实并不需要付出如此的代价。鲁尼对于完美的追求成了我的动力，一直鼓舞着我前行。但除此之外，我从这段经历中还学到了另外一条经验：卓越和公平并不一定是互相排斥的。当时的我是说不出这样的话来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当时的我一心想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完全没有考虑过自己如果在鲁尼的位置上会作出什么改变。但几年之后，当领导团队的机会来临之时，我不仅本能地意识到了追求完美的需求，也体会到了只关心产品而忽略员工的隐患。
我从小就觉得自己有责任成为家庭稳固的重心，甚至连家里的修修补补之事也应由我负责。若是有什么东西坏了，母亲便会叫我去修理，而我从儿童时期起就学会了如何修理任何需要修理的东西。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对于科学技术的好奇心也来源于此。我喜欢使用工具，喜欢拆装东西，也热衷于搞懂器物运作的方式。
[1] 由电视台制作或最初进行发行的电影，与院线电影相比，电视电影质量一般较低。
有时，父亲会在走过我的房间时查看我的情况，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为了确保我“正在有效利用时间”，意思是说我要么是在阅读，要么是在做作业或是在做能通过某种方式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事情。他希望我和妹妹能开心玩耍，但对他而言，明智利用时间并集中精力朝目标前进也很重要。我确信，我在时间管理上的小心谨慎(有的人或许会称之为偏执)，就是从他那里学来的。
[2] 位于美国纽约州曼哈顿中城区，曼哈顿分为上、中、下三个城区。
我为父亲的坚强性格和政治理念感到自豪。他对于何为正确和公平抱有强烈的观点，总是站在弱势群体一边。但与此同时，他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经常会说出给自己招惹麻烦的话来。我后来得知，父亲被诊断患了躁狂症，为了治病，他已经尝试过包括电痉挛在内的数种疗法。作为长子，我首当其冲地受到了他情绪波动的影响。我从没有因为他的喜怒无常而感觉到危险，却能很敏锐地体察到他的阴暗一面，也为他感到揪心。我们永远猜不到晚上回到家的是哪一个父亲，我坐在家里二楼自己的房间里，听着父亲开门关门和走上楼梯的声音，便能分辨出回家的是开心的爸爸还是忧伤的爸爸，这一幕，我记忆犹新。
[3] 弗兰克·辛纳屈的昵称之一，因为他在娱乐圈占有崇高的地位。
父亲一向热衷于政治，非常偏向于自由主义一派。有一次，他决意去参加华盛顿游行和马丁·路德·金的演讲，上司拒绝批给他一天的假期，但他还是执意去了，也因此丢了工作。我不知道他是先辞了职然后去参加了演讲，还是因在被告知不能去后依然故我而被炒了鱿鱼，但是，这样的结局，出现了不止一次。
[4] 罗伯特·艾格昵称。
我们一家住在长岛的一座错层式房子里，所在的小镇叫作“奥欣赛德”，主要由工薪阶层构成。我是两个孩子中的哥哥，妹妹比我小3岁。我的母亲和蔼而慈爱，直到我上高中之前，她一直是位家庭主妇，后来又在当地初中的学校图书馆找了一份工作。我的父亲是一位从战场上退下来的海军退伍老兵，在几支“不太知名的”大型乐团里吹小号，但他觉得自己永远不可能靠着当音乐家真正立足，因此从来也没想要全职做音乐。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主修市场营销，第一份工作是为一家食品加工公司做营销，由此进入了广告领域。他成为麦迪逊大街上一家广告公司的客户经理，经手的客户包括老密尔沃基啤酒以及宾士域保龄球等，但最终还是丢了饭碗。他换了几家广告公司，但位置总是不升不降。等到我10岁或11岁的时候，父亲调动的次数之多，连我也开始纳闷起其中的原因来。
[5] 美国新泽西城市，辛纳屈的出生地。
毫无疑问，我对世界的好奇来自父亲。我们有一间书房，里面满满排列着放满了书的书架，这里的每本书，父亲都读过。直到上了高中，我才正正经经成了一个爱书之人，之所以能最终爱上读书，全要归功于他。他拥有从“每月一书”俱乐部订购的所有美国文学巨匠的成套完整作品——包括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福克纳以及斯坦贝克等等。我会从书架上父亲的《夜色温柔》《丧钟为谁而鸣》或是其他几百本著作中取下一本，如饥似渴地阅读，而父亲则会鼓励我阅读更多。我们还会在晚餐时讨论世界大事，只有10岁的时候，我就会抓起前院草坪上的《纽约时报》，在其他人起床之前倚在厨房的餐桌前阅读。
[6] 蒙哈榭葡萄酒是世界上最著名且价格最高的葡萄酒之一。
这本书并不是一本自传，但谈到在职业生涯中对我助益颇多的特质，就不能不回顾我的童年。有些特质是我与生俱来的，有些习惯是我素来坚持的，这是神秘莫测的先天和后天因素共同使然的结果(比如说，我从记事起就一直是个早起的人，也一向珍惜在全世界尚未醒来之前的那几个独属于我的钟头)。而其他的特质和习惯，则是我在人生旅途中有意抉择的结果，与许多人一样，这些抉择从一定程度上是我对父母作出的反应，尤其是我那才华横溢而又充满矛盾、对我人生影响最深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