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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

如此等等,于那时的杨绛是欢愉,是深刻。

大庙东庑是“女生间”,里面有个马桶,女生在里面踢毽子。可是我只会跳绳、拍皮球,不会踢毽子,也不喜欢闷在又狭又小的“女生间”里玩。

直到后来,她还时常忆及:“我在大王庙上学不过半学期,可是留下的印象却分外生动。直到今天,有时候我还会感到自己仿佛在大王庙里。”

一个说:“到‘女生间’去踢踢毽子。”

也是,对于一个人来说,童真时代最为快乐,掺不进任何沙子。

一个说:“步步太阳”(就是古文的“负暄”,“负”读如“步”)。

我委屈地问:“女孩子该怎么?”

他们一家在新租的房子里,没待多久就出了事。

她们说:“女老小姑则(女孩子家)不兴得‘逃快快’。逃呀、追呀是‘男老小’的事。”

杨荫杭很喜欢吃“炝虾”,于是在家附近的河里打捞了一些小活虾,简单处理下蘸着酱料直接吃了。家里其他人也都很喜欢食用这种美味。

我告诉她们:“贼得趁早逃跑,要跑得快,不给捉住。”

不久,家人一个个感到不舒服起来。尤其是父亲,病症最为严重。

又有人说:“你要给人捉出来,就得挨打了。”

之前就听说过,这座房子里的前几家住户都得过很重的伤寒,恐怕也是食用了这生鲜的河虾所致。经过简单的治疗,家里其他人都慢慢好了起来,唯独父亲没有好转,或许是吃了过多的缘故。

她们只好耐心教我:“是贼,就悄悄儿坐着,别让人看出来。”

经历了二小姐丧亡之痛,家里人都开始担心起杨荫杭的病来。

我这个笨“贼”急得直要挣脱身。我说:“我是贼呀!得逃啊!”

杨荫杭留过洋,对西医极其信任,认为只有西医才能治好自己的病,因而拒绝中医治疗。可是,偌大的无锡当时只有一个西医,并且设备设施皆不齐全,无奈只得先抽了血,取了大便,送往上海化验。

“嗨,快别响啊!是贼,怎么嚷出来呢!”

只是,路途遥远不说,确诊也很慢,拿到化验结果时已经过去一周了,却还没有确诊出到底是个什么病。

“我是贼呀!”

眼看杨荫杭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已经连续几个星期高烧不退,神志也有些不清,唐须嫈开始万分着急。一想到之前因伤寒不幸去世的二女儿,她就觉得不能再听任丈夫这样下去了,于是果断地找来了中医。

……我和女伴玩“官、打、捉、贼”(北京称为“官、打、巡、美”),我拈阄拈得“贼”,拔脚就跑。女伴以为我疯了,拉住我问我干什么。我急得说:

中医来了之后,一搭脉便说是伤寒,但拒绝给杨荫杭开药,如此,大家心里也都明了:杨荫杭已经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

不过,关于在学校游戏玩乐的情景,她却记得清晰真切。她在一篇文章中如此记载道:

顷刻之间,如同天塌了一般,所有人都陷入了惶恐之中。毕竟一家老小都靠着他来养活,如果他不行了,整个家也就垮了。那几天里,很多亲戚都过来看望杨绛的父亲,连夜里都是,家里的灯一直都亮着,人来人往,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悲痛之色,长吁短叹,似乎要发生一件大事。

对于在这所学校的学习生涯,杨绛的记忆很模糊,说读的什么书全忘了。

年纪尚小的杨绛虽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一颗心也跟着悬着,不知如何是好。后来,这段记忆如影随形地伴随着她一生。

挨过打的学生们对孙老师痛恨至极,于是在一面有个马桶的“女生间”的墙上画了一幅“孙光头”的像,大家常常对着那幅画像叩拜。起初,杨绛还以为是学生们讨好孙老师才这样做的,后来听他们解释,才知是为了要“钝”(“钝”在无锡方言中是叫一个人倒霉的意思)死他。

唐须嫈真是个坚忍的女子,在大家都觉得杨荫杭奄奄一息只讲胡话的时候,她毅然决然地去请了杨荫杭的老友——有名的中医华实甫先生。她坚信自己的丈夫是不会如此轻易丢下她和一家老小的,于是要求华实甫先生务必开个药方。

这所学校不仅教室少,而且职员也少,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校长,一个是姓孙的老师。孙老师剃着光头,学生们在背地里称他为“孙光头”。学生们都很不喜欢他,因为他常常拿着教鞭,动不动就打学生,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挨过他的打。不过,他从不打杨家的小孩,或许觉得他们是“做官”人家的孩子,身份“特殊”,或许是因为杨绛和弟弟们十分乖巧。总之,他们在那个学期没挨过打。

华实甫真的开了一个药方给她。为了能让只信西医不信中医的丈夫吃掉这些中药,她专门买来了有胶囊的西药,然后倒空,把中药塞在里面,再重新扣好胶囊,伪装成西药的样子。

杨绛和两个弟弟插班进了这所学校。杨绛本来读初小三年级,所以一进来就插入最高班。

她想,如果华实甫先生也救不了丈夫的话,那就认命吧。

这里的一切,都令小小的杨绛感到新奇,尤其是一所叫“大王庙”的小学。这所由“大王庙”改成的学校,是个神奇的存在。这所学校里只有一间教室,教室里双人课桌的摆放也很特别,四五行的样子,并且,全校四个班级全都在这间教室里上课,而当时学校男女学生加起来约有八十人。

皇天不负有心人。吃了华实甫先生给开的药后,杨荫杭的身体竟慢慢地恢复了起来。想来,真是从死神手中过了一遭。

在这里,他们一家八口团聚在了一起。新租的房子的厨房外面有一座木桥,过了桥就可以到自己家的后门。在这样的院子里站着,不出门便可以看见船来船往,一如住进了风景之中。尽管这个婉约的地方不见北方那种高墙青瓦,然而,这里的小桥流水人家却深深地吸引了杨绛。

在杨绛的心里,父亲的死里逃生全然是母亲的功劳。若不是母亲的坚持和悉心照料,父亲或许真的会和二姐一样。

一路颠簸,终于回到了无锡老家。为了让一家老小尽快安定下来,父亲决定不回家中年代久远的老屋,而是新找一处地方安家。他选择的是沙巷的一处宅子。

也许,就是这样的经历,让杨绛深刻懂得“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在后来的岁月里,无论对父母、家人,还是对丈夫,她都有着深切的关怀,因为在她的心中,有家人的家才叫家。

杨绛和三姐的兴致最高。在海上漂得久了,大家多少都有了晕船的不适,只有她俩兴致极高,还要看海上的日出。她俩早早起来,相伴着看了人生第一次海上日出。

杨荫杭病愈后,便不愿再在那所房子里租住了。

不过,尽管旅途劳顿不堪,一家老小还是很开心,毕竟一家人的团聚和陪伴才是最令人心安的。一路上欢歌不断,长途奔波成了愉快的旅行,孩子们在父亲杨荫杭的逗弄下各种嬉戏,母亲唐须嫈虽被呕吐折磨,望着一家人一片欢愉却也安静地喜悦着。

这时,有亲戚介绍了一处房子,父母带着杨绛一起去看。世间之事真是神奇至极。这所房子里当时住着的不是别人,而是后来成为杨绛丈夫的钱锺书及其家人。在留芳声巷朱氏宅的旧屋里,杨绛第一次到了钱家,只是这一次并没有遇见钱锺书。

在天津,他们下了火车,住了一两天客栈才搭乘“新铭”号轮船抵达上海。但轮船也没能抵达终点,他们还需要换乘“拖船”(一种由小火轮拖带的小船,一只火轮船可以拖带一大串小船)才可以回到无锡。

虽然如此,那时的他们也算是有了最初的擦肩之缘。

南去的火车,并不能将他们真正带到南方。他们还需要倒轮船。

后来,杨绛还曾谈起这桩往事:“我记不起那次看见了什么样的房子或遇见了什么人,只记得门口下车的地方很空旷,有两棵大树;很高的白粉墙,粉墙高处有一个个砌着镂空花的方窗洞。锺书说我记忆不错,还补充说,门前有个大照墙,照墙后有一条河从门前流过。”

缘分真是兜兜转转。你在这里,我在这里;你离开,我依然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