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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谈一 世间最美属她一人,

再度出国留学的杨荫杭,先是进入曾待过的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科,因该校本科不授学位,所以后来他又通过论文获得法学学士学位。毕业后,他便去了美国。

听说他暑假回无锡,在俟实中学公开鼓吹革命,又拒绝对祠堂里的祖先叩头,同族某某等曾要驱逐他出族。我记得父亲笑着讲无锡乡绅——驻意大利钦差许珏曾愤然说:“此人(指我父亲)该枪毙。”反正他的“革命邪说”招致清廷通缉,于是他筹借了一笔款子(一半由我外祖父借助),1906年初再度出国留学。

在美国,杨荫杭就读的是宾夕法尼亚大学。

杨荫杭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终于触犯了当时顽固的保守派,招致他们的仇恨和追捕。后来,关于这段往事,杨绛在回忆里有所提及:

关于这些,无论是学位还是论文,杨荫杭都未曾向杨绛提及过。只是在一次偶然中,杨绛在家中发现了一张父亲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于1909—1910年的注册证。后来,还是钱锺书告诉她有这回事,这件事情才得以验证:“爸爸的硕士论文收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丛书第一辑,书名是《日本商法》(Commercial Code of Japan)。”

他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只可惜,当年的社会大背景将他这个梦想击得粉碎。

曾经,杨绛为此还专门写信给美国的友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李又安教授,托她帮忙找下《日本商法》这本书。果不其然,李又安教授在法学图书馆很快就找见了那本书,还专门复印了封面及几页内文寄给杨绛。

曾经的游历和开阔的眼界,使得他产生了新的认识和想法,他对当时的中国更生出了革命的梦想。虽然工作繁忙,但他还兼职了《时事新报》《苏报》的编辑和撰稿人,并在中国公学、澄衷学校、务本女校等校授课。

再次出国四年多的父亲,在西方的文化思想熏陶下,渐渐地削弱了之前对革命的“激烈”而冷静下来。他已不再为了革命付诸言语和参与,偶尔会跟母亲挖苦一下当年自称“廉洁政府”的政府。他也跟杨绛提及过“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得失。只是,他已彻底失望,也放弃了个人的革命,他说一切皆是“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

这次回来,他得以和留日同学蔡文森、顾树屏组织“理化研究会”,并且专门聘请了一位日本教师讲授自然科学。

这样的父亲,给予了杨绛一颗清朗之心,使得她明白,尘世得失在所难免,个人毕竟渺小,付诸力量即可。

1902年,杨荫杭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本科毕业。回国后,他被派往北京译书馆从事编译工作。后因译书馆经费出现短缺问题而停办,他不得已回到家乡无锡。

1901年夏,杨荫杭于暑假回国探亲期间,在无锡老家创建了励志学会。

那个年代,婚约都有媒妁之言。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和母亲唐须嫈便是经由媒妁之言而结为夫妻。他们订婚极早,两人当时都不过十二岁。

作为当年留日学生自办的第一份杂志,《译书汇编》所刊登的作品的译笔皆清丽、流畅、优美,对推动当时青年思想的进步影响极大,因而在海内外学生中风行一时。

关于唐须嫈的资料很少。能获知的是,唐须嫈也是无锡人,生于1878年,与杨荫杭同龄,于1898年嫁给杨荫杭。唐须嫈是一个贤良淑德的女子,身上凝聚着的都是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

在这里,他开拓了视野。1900年春,他和留日学生一起组建了励志会。同年下半年,他和杨廷栋、雷奋等人一起创办了《译书汇编》杂志,专门翻译刊登欧美政法领域的名著,比如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万法精义》、卢梭的《民约论》、英国学者穆勒的《自由原论》(今译《论自由》)等书。

她曾就读于上海著名的女子中学务本女中,于当时是少有的知识女性,长得美,做事也稳妥,性情还好。

一开始语言不通,导致交流出现很大问题,但这并没有难倒杨荫杭。他先到日本文部省特设的日华学校补习语言,很快就考入早稻田大学(当年的“东京专门学校”)学习。

大凡优秀的女性,最为难得的品质就是内敛,唐须嫈将这一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她与杨荫杭结婚后,就此洗手做羹汤,从不愿抛头露面,甘愿做贤良的妻子、睿智的母亲,安静地相夫教子、料理家务。

为了继续学业,他考入上海南洋公学。这所公费学校由著名的政治家、企业家和慈善家盛宣怀一手创办,正是这所学校给了杨荫杭崭新的见识。在这所学校学习了两年之后,适逢南洋公学挑出六名学生赴日留学,他成为其中幸运的一员。

在杨绛的记忆里,母亲很喜欢看书。母亲看《缀白裘》,看到高兴处还会开心地笑。

结局虽然糟糕,却足见杨荫杭刚正耿介之性情。

在文学上,唐须嫈很有造诣。某天,她看了苏梅的《棘心》,忍不住跟杨绛讨论:“这个人也学着苏雪林《绿天》的调儿?”当时,《绿天》作者用的是笔名,其实苏梅就是苏雪林,唐须嫈却可以在文中读出一股独特的韵调。还有,她在读了冰心的作品后如此评价道:“她是名牌女作家,但不如谁谁谁……”

这场学生风潮起因于伙食。那时,洋人出来镇压,将带头的一个广东学生开除以示威力,并威胁大家,谁跟着闹风潮就开除谁。一大伙人便真的被吓住了,没人敢作声。当时,杨荫杭并没有参与。然而看着一伙人都缩着脑袋的样子,他顿时火了,于是说道,还有他。就这样,他跟那个广东学生一起被开除了。

如此品位独特、见解不凡的母亲,很是令杨绛钦佩。

如此结果,源于一场学生风潮。

在杨绛的记忆里,母亲很有情趣,也多才多艺。这样的母亲,也使日后的杨绛温润如雨丝。

1895年,杨荫杭考入北洋大学堂(当年的“天津中西学堂”,也是北洋大学、天津大学的前身)。只是学习十分努力的他,却未能顺利毕业,还被学校除了名。

那时,母亲有个每晚记账的习惯,可是总也记不清有些钱是如何花掉的。这时候,父亲就会夺过笔来自己写“糊涂账”而不许她多费心思。账目虽然母亲从来都搞不明白,但是每月寄回无锡大家庭的家用她一辈子都没错过。这对于母亲而言是不容易的。

溯源而看,的确如此。

这样贤惠的母亲和有修养的父亲,成了杨绛记忆中最温暖的部分。

晚年时,杨绛曾专门撰写过《回忆我的父亲》,从文字中可以看到杨荫杭令人钦佩的一面——坚持司法独立、不畏强权。

父亲和母亲的感情也很好。他们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的夫妻典范。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曾如此描述过父母之间令人艳羡的融洽关系:

杨绛的父亲杨荫杭是当时十分著名的律师,以刚正不阿扬名于世。

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子女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我父母却无话不谈。他们俩同年,一八九八年结婚。当时我父亲还是学生。从他们的谈话里可以听到父亲学生时代的旧事。他们往往不提名道姓而用诨名,还经常引用典故——典故大多是当时的趣事。不过我们孩子听了不准发问。“大人说话呢,老小(无锡土话,指小孩子),别插嘴。”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的《人性与世态》。他们的话时断时续,我当时听了也不甚经心。我的领会,是由多年不经心的一知半解积累而得。我父亲辞官后做了律师。他把每一件受理的案子都详细向我母亲叙述:为什么事,牵涉什么人,等等。他们俩一起分析,一起议论。那些案件,都可补充《人性与世态》作为生动的例证。

自她的曾祖父、祖父时期起,他们无外乎书生、穷官而已,既不是权贵,也没有赫赫声名。然而,他们个个秉性耿直,又酷爱读书。如果让我说,这样的书香世家,最能使一个女孩成长为内心明朗、安然若素的女子。更何况,无锡这座城素来人文荟萃、英才辈出。

如此和睦、自由、民主、开明的家庭氛围,在那个年代真的难能可贵。

她的故乡,在江苏无锡,当年的杨氏家族世居于此,虽不是权贵,却因世代皆为知识分子而“显赫”于那片富庶文明之地。不过,杨绛本人则谦逊地说,这样的家世算是“寒素人家”。

他们从不限制孩子本身的个性,所以他们的儿女都养成了很好的性情,个个出类拔萃。他们的相处方式也成了儿女将来婚姻的榜样。

民国的才女,家世多“显赫”。比如张爱玲,比如陆小曼,比如庐隐、冰心,等等,她们或出身名门,或出身书香世家,且皆为名媛、千金。杨绛先生也是如此。

杨绛自己也说,我们姐妹虽个个都对自己的丈夫很好,但未曾有一个似母亲对父亲那样细致耐心。

有父如此,有母如此,是杨绛的幸运。

家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