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个学期的成绩很不理想，并且仍旧喜欢在课堂上捣乱，没有礼貌。很显然，你这样做既不尊敬我，也不尊敬你的老师。你要学着去尊敬你生活中遇到的女性。你对待我和你老师的态度，就是将来你对待这个世界上其他女性的态度。悬崖勒马，未来你才会成为更好的男人。由于你的表现不佳，这周你被禁足了，不能看电视，不能打游戏。
——箴言篇22:15
谨启，妈妈
“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
而我，当然觉得这惩罚完全不公平。我得写封信来回击。
亲爱的特雷弗，
“我能和你谈谈吗？”
这些是很有礼貌的通信。如果我们争执得很厉害，或者我在学校惹了什么麻烦，回家后会有言辞更为苛责的信件在等着我。
“不可以。你想回复，就给我写信。”
谨启，特雷弗
我回到房间，拿出纸笔，趴在桌子上，开始一条条地反驳她的论据。
亲爱的妈妈，早前收到了您的来信。很高兴地告诉您，洗碗的工作已经开始了，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会继续完成这项工作。请留意，花园地面潮湿，此刻我无法做杂草清理的工作，但我保证这项任务将会在周末结束前完成。另外，我完全赞同您关于尊重一事的言论，我会将我的房间清洁保持在一个令人满意的标准之上。
敬启者：
敬启者：
亲爱的妈妈，首先，这个学期很难，您说我的成绩不好，这很不公平，尤其考虑到您以前在学校成绩就不好，而我，毕竟是您的孩子，如果您在学校表现都不好，那为什么要求我就非要表现好，毕竟我们有一样的基因。外婆总是说您以前有多调皮，很显然，我调皮是您遗传的，所以我认为您那样指责我是不正确、不公平的。
我会乖乖做家务，如果我有什么要表达的，我也会回封信给她。我妈妈是秘书，放学后我常常去她办公室玩，在那里学到了很多商务通信技巧。我对我的写信能力非常骄傲。
谨启，特雷弗
谨启，妈妈
我会把信拿给她，站在原地看着她读。每次她读完都会把信撕了，丢进垃圾桶。“垃圾！这是垃圾！”然后她会开始试图训我，我会说：“啊啊啊。不行，你得给我回信。”然后我就回屋，等着她回信。这样来来回回可能会持续上好几天。
作为我的孩子，以及一个负责任的年轻人，我对你怀有一些期冀。我希望你能整理自己的房间。我希望你能打扫屋子。你还要整理好你的校服。我的孩子，我希望你，谨遵我的要求，这样我也会尊重你。现在，我希望你去把碗洗掉，再到院子里去除草。
我犯了小错，我妈会写信。如果我惹了大麻烦，我妈会打我屁股。和大多数南非父母一样，我妈在惩罚小孩的方式上很传统。如果把她逼急了，她就会去拿皮带或者鞭子。那段日子就是这么过来的。我所有的小伙伴几乎都是一样的遭遇。
——歌罗西书3:20
如果我愿意，我妈是可以坐下来好好打我屁股的，但是她永远抓不住我。我外婆叫我“跳羚”，地球上速度第二快的哺乳动物，仅次于猎豹。我妈为了打到我，要化身游击队，哪里能打到我，她就在哪里打，随手抄着皮带鞭子或者拖鞋打，灵活机动。
“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
我很佩服我妈的一点是，揍完我，这事就过去了，绝不会让我留有疑问。我挨揍不是因为她心情不好或生气，而是出于她对我的爱。我妈妈一个人带着我这样一个疯狂的小孩，我破坏钢琴，在地板上大便，我会做错事，她会把我暴打一顿，给我时间让我哭一会儿，然后她会再次跑进我的房间，脸上带着笑容说：“吃不吃饭？想看《火线救援》的话，咱们就得快点儿吃。来吃饭不？”
亲爱的特雷弗：
“什么？你是有毛病吗？你才揍了我！”
等到我七八岁的时候，我已经变聪明了，不会再被这种小伎俩骗到，于是她又改变策略。那时我的生活变成了法庭戏，两个律师轮番上阵，试图抓到对方的逻辑漏洞。我妈妈很聪明，并且巧舌如簧，但是我能更快地给出论点。我妈一跟不上我的节奏就会乱了阵脚。于是她开始给我写信。这样她就能更清晰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不用和我吵来吵去。假设我今天需要干家务，回家后就会看到门底下塞了个信封，就像是房东留的。
“是啊。因为你做错事了，这又不意味着我不爱你了。”
“因为你一直在那儿吵吵着要太妃糖苹果。上车，我们走了。”
“什么？”
“因为你说你不是我妈。为什么你要说你不是我妈？”
“看，你是不是做了错事？”
“你哭什么？”她问我。
“是的。”
收银员点点头。她付了钱，拿上我们买的东西，走出了超市。我丢下太妃糖苹果，哭着冲出去追她，在车那边追上了她。她转过来，放声大笑，好像她终于狠狠治了我一顿。
“然后呢？我揍了你。这件事就过去了。干吗还坐在这哭？该看《火线救援》了。威廉·夏特纳在等你呢，你来不来？”
她再次耸耸肩。“好可怜。我希望他能赶快找到他妈妈。”
说到惩戒，天主教学校可不是闹着玩的。在玛丽威尔的时候，每当我犯错，修女们会用铁尺的边缘抽我的指关节。如果我骂了脏话，她们会用肥皂洗我的嘴巴。如果犯了更严重的错，我就会被叫去校长办公室。只有校长才能给你正式的惩戒。你要弯下腰，他会用一种好像鞋底一样平平的橡胶物体，打你的屁股。
我开始慌了。我疯了吗？她不是我妈妈？我开始哭着大叫。“你是我妈妈！你是我妈妈。她是我妈妈。她是我妈妈。”
每当校长打我，他都好像怕下手太重。有一天我在被校长打的时候想，天，要是我妈能像这样打我就好了，结果我开始笑。实在憋不住。那是学校第一次让我妈把我带去看心理医生，之后还去了两次。校长深感不安：“如果挨打的时候还笑个不停，那你脑子肯定有问题。”
我妈妈摇摇头：“可怜的有色人种小朋友找不到妈妈啦。好可怜啊。”
学校让我妈带我去看过三次心理医生，那次是第一次。每一个心理医生在给我做完检查之后都说：“这孩子没毛病。”我没有多动症。我没得精神病。我只是太有创造力，太独立，而且精力过于充沛。那些医生给我做了一系列的检查，都会得出一个结论，我将来要么会成为一个杰出的罪犯，要么就会变成一个善于抓罪犯的人，因为我总能找出法规中的漏洞。每次发现一个法规不合逻辑的地方，我就会绕着走。
“什么？她不可能是你妈妈，小朋友。你看，她是黑人，看不出来吗？”
譬如关于周五弥撒圣餐仪式的规定，就完全没道理。在集会的一个小时里，我们要先跪着，再站着，再坐下，再跪着，再站着，再坐下，再跪着，再站着，再坐下，到最后，我都饿死了，但是我从来不能领圣餐，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其他孩子都可以吃耶稣的身体，喝耶稣的血，但我不能。而且耶稣的血是葡萄汁，我超爱葡萄汁。葡萄汁和饼干——哪个小孩不想吃？他们就不让我吃。我总是在和修女牧师争辩。
我指着我妈：“她就是我妈妈。”
“只有天主教徒才能吃耶稣的身体、喝耶稣的血，对吗？”
“是啊，”收银员附和着，“你妈妈在哪儿？”
“是的。”
“你是迷路了吗，小朋友。你妈妈在哪儿？”
“但是耶稣不是天主教徒。”
收银员看看她，又看看我，又看看她。我妈耸耸肩，好像在说，我真不懂这小孩在说什么。然后她看着我，那样子好像她这辈子都没见过我。
“他不是。”
我蒙了。“你是我妈妈啊。”
“耶稣是犹太人。”
“我是你妈妈？不，我不是你妈妈，你妈妈去哪儿了？”
“嗯，是的。”
“啥？我妈妈？你是我妈妈啊。”
“所以你的意思是，假设现在此刻耶稣走进我们的教堂，他本人也不能吃耶稣的身体，喝耶稣的血？”
“不对不对，不该是你妈妈给你买吗？”
“嗯……呃……嗯……”
“你给我买呀。”
他们从来没给出令我满意的答案。
我妈妈转过来对着我说，“谁给你买？”
有一天早晨，在弥撒之前，我决定要吃到耶稣的身体、喝到耶稣的血。我悄悄潜伏到圣餐台的后面，喝了一整瓶的葡萄汁，吃掉了一整包的圣餐，把我之前没吃到的都补回来了。
“不是啦，”我说。“她给我买。”
在我的理解里，我没有违背规定，因为那些规定根本没道理。我被抓只是因为打破了他们心里的规定。有一个小孩在忏悔的时候出卖了我，然后神父揭发了我。
收银员用怀疑的眼神看着我：“你等等，小朋友。我先给这位女士结账。”
“不对，不对，”我抗议着，“你才违背了规则！神父是不能把别人忏悔的话讲出去的！”
“加一个太妃糖苹果，”我说。
他们才不在乎。只要他们想，学校可以打破任何规则。校长痛斥了我。
终于，当我们拿完所有东西，准备去付账的时候，她松口了。“好吧，”她说，“去拿一个太妃糖苹果吧。”我迅速冲过去，拿了一个太妃糖苹果，冲回来，把它放在结账台上。
“什么样的人才会吃光耶稣的身体、喝光耶稣的血啊？”
我妈妈一直试图管住我。经年累月，她的策略发展得越发复杂。如果说我的优势是年轻与无限的精力，那么她的优势就是狡猾，她会变着法地对付我。有一次周日，我们去超市买东西，货架上摆了一大排的太妃糖苹果。我特别喜欢太妃糖苹果，于是我一直缠着我妈要她给我买。“求求你，可以给我买一个太妃糖苹果吗？求求你，可以给我买一个太妃糖苹果吗？求求你，可以给我买一个太妃糖苹果吗？求求你，可以给我买一个太妃糖苹果吗？”
“很饿的人。”
我和我妈的关系很像电影里的警察与罪犯，她有着冷静无情的刑侦能力和复杂的谋略，致力于逮到我的犯罪事实。我们是劲敌，同时，我的老天，又极其尊重对手，有时候甚至会发展为互相欣赏。有时候我妈快要抓到我了，但就差一步，又被我逃掉，这时她会给我一个这样的眼神：总有一天，小子。总有一天，我要逮住你，让你下半辈子都逃不掉。这时我会冲她点个头。祝您晚安，警官。这贯穿了我的整个童年。
我又挨了一顿揍，然后第二次被送去看心理医生。我第三次去看心理医生，也是压垮校领导的最后一根稻草，发生在六年级。一个小孩欺负我，说他要暴打我一顿，我就带了一把刀去学校。我没有打算要用它，我只想带着防身。但学校不管我说什么，这对他们来说是最后一根稻草。严格来说，我不是被开除的。校长还是让我坐下来，告诉我：“特雷弗，我们可以开除你。你要好好想清楚，明年还想不想继续在玛丽威尔上学了。”他是在给我下最后通牒，希望我能改过自新。但是我觉得他是在给我打开大门，于是我就接受了。“不，”我告诉他，“我不想在这儿待了。”我在天主教学校的日子结束了。
而且我没法控制自己。孩子们总是为此烦恼，他们好像都有强迫症，强迫自己做不理解的事。你可以跟一个小孩说：“做什么都行，就是别往墙上乱画。你可以画在纸上，或者这本书上，你想在任何地方画都行，就是别往墙上乱写乱涂。”那小孩会呆滞地看着你，说：“明白了。”十分钟后，这个小孩就会画到墙上去。你开始对这小孩尖叫：“你为什么还往墙上画？！”小孩会望向你，他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往墙上画。作为小孩，我记得自己总是处于这样的迷茫之中。每次我被惩罚，一边被我妈打屁股，一边心里在纳闷，为什么我刚才要那样做啊？我知道不该那么做的。她让我别那么做的。挨完揍，我对自己说，从现在起我要好好表现。我一辈子都不要做坏事了，再也再也再也不做了——为了要把再也不做坏事记下来，我得把这句话写在墙上提醒自己……然后我会拿起一只蜡笔，直接往墙上开始写，我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这样。
有趣的是，这件事发生以后，我妈没有找我麻烦。回家后，我并没有挨揍。从ICI离职后，她就没有奖学金补助了，供我去私立学校上学将会是一笔很大的负担。可即使这样，她也觉得是学校反应过度了。事实上，在和玛丽威尔的对抗中，她通常是站在我这边的。对于这次的圣餐事件，她百分百支持我。“我就直说了，”她对校长说，“就因为一个小孩想要分享耶稣的身体和耶稣的血，你就惩罚他？他为什么不能吃那些东西？他当然可以吃。”当他们因为我被校长惩罚而笑个不停，便把我送去看心理医生时，我妈也跟学校说，这事简直荒唐。
从大人的角度看，我是个破坏力极强，而且也管不住的小孩。但是作为一个小孩，我一点儿也不这样认为。我从来没想过要破坏什么。我是想要创造些什么。我不是要烧掉我的眉毛。我是要创造火。我不是要弄坏投影仪，我是想制造混乱，看人们如何应对。
“诺亚女士，您的儿子在我们惩戒他的时候一直在笑。”
我走到厕所，望向镜子。我的眉毛全没了，前面的头发大概也烧掉了几厘米的样子。
“好吧，很显然你不知道怎么打小孩。这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可以告诉你，我打特雷弗的时候他从来不笑。”
“去厕所自己看看吧。”
这是我妈有点儿怪同时也有点儿牛的地方。如果她同意我的想法，觉得一个法规是愚蠢的，那么当我违背这个法规的时候，她不会惩罚我。她和心理医生都觉得是学校有问题，而不是我有问题。天主教学校并不是一个富有创造力和独立精神的地方。
“哈？”
天主教学校和种族隔离一样，都是无情的独裁者，而且权力中心所仰赖的那一大堆法条完全没有任何逻辑。在我妈妈的成长过程里，她遇到了各种各样的规则，而她会质疑这些规则。如果规则没有拦在她面前，她就直接绕着走。我妈心里唯一的权威就是上帝。上帝是爱，《圣经》是真理——所有其他事情都可以辩驳。她唯一头疼的就是我总在试图挑战并质疑她。
她摇摇头。“你知道吗？我可以揍你一顿，但耶稣已经揭发了你的谎话。”
我七岁那年，我妈妈开始和她的新男友约会——他叫亚伯。他们交往了一年，那时我还小，还不懂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我只是觉得：“嘿，那是我妈的朋友，他经常来找我们。”我挺喜欢他，他人很好。
“没啊。”
那个时候，一个黑人要想住在郊区的话，你就得去找一个白人家庭，租他们的用人房或者车库来住，亚伯就是这么做的。他住在一个叫橘子苑的街区，租了一个白人家庭的车库，改装成了一个类似小木屋的住所，里面配有轻便电炉和一张床。有时候他会来我们家，有时候我们去他家。在我们有自己的房子的前提下，住车库并不是很理想的选择，但是橘子苑离我的学校和我妈上班的地方都很近，所以这也有它的优势。
“你玩火了？！”
这个白人家庭还有一个黑人女佣，住在后面的用人房里。每次去亚伯那儿住，我都会和那个女佣的儿子玩。那个年龄段的我，是真心爱玩儿火。那天下午，所有人——我妈、亚伯和白人夫妇——都去上班了，女佣在屋子里打扫，我和她儿子玩。我那时候很喜欢干一件事，就是用放大镜把我的名字烧在一片木头上。你要调整镜片的角度，把太阳光聚焦到一点上，木片上会出现灼烧的痕迹，然后你缓缓移动，就可以烧出想要的形状、字母或图案什么的。我为此痴迷不已。
我佯装镇定，尽管我还能感受到那个火球正在我脸上灼烧。“哦，没事儿。啥事儿也没有。”
那天下午，我把这个小技巧教给那个小孩。我们待在用人房里，这个房间更像是连接主屋的工具间，礼帽堆满了木梯子、整箱的旧画，还有松节油。我带了一盒火柴，这是我的日常打火工具。我们坐在一张旧床垫上，是他们以前睡在地板上垫的，基本就是一包塞满的稻草。太阳光从窗口射进来，我给那个小孩演示，该怎么把名字烧在一块胶合板上。
“发生什么了？！”
忽然我们想休息下，拿点儿零食吃。我把放大镜和火柴丢在床垫上，和他一起离开了屋子。几分钟后我们回来时，发现这个小木屋的锁从里面自动锁上了，我们进不去，除非去找他妈妈帮我们，于是我们决定先在院子里玩一会儿。又过了几分钟，我注意到窗户的缝隙里有烟冒出来。我跑过去往里面看，在我们放火柴和放大镜的地方，有一小团火苗正在草垫中间燃烧。我们跑去叫女佣。她来了，但她也不知道怎么办。门锁住了，在我们想到破门方法之前，所有的东西都烧起来了——草垫、梯子、画、松节油，所有的东西。
我最喜欢的两样东西，一个是火，一个是刀。对这两样，我简直是如痴如醉。刀还好，我可以从当铺和庭院甩卖摊子上收集到各种刀：弹簧刀，蝴蝶刀，兰博猎刀，还有鳄鱼邓迪刀。但火简直是我的本命，我尤其喜欢烟火。11月的时候，我们会庆祝盖伊·福克斯日，每年到那时我妈都会买一大堆烟火，家里简直像购置了一个迷你军火库。我想到，我可以把所有烟火里的火药倒出来放到一块儿，自己做一个巨大的炮仗。有一天下午我真这么干了，我和表哥闲着无聊，把一大堆火药取出来塞进一个空花盆里，然后我的注意力被黑猫爆竹吸引了过去。黑猫爆竹的牛逼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能点燃然后爆炸，你还能把它折成两半再点燃，它就能变成一个迷你的喷火器。我在做巨型炮仗的途中，忽然去玩了一会儿黑猫爆竹，不知怎么地，一根火柴落在了火药堆上。整堆火药炸了，一个巨大的火球直接腾空而起，飞到我脸上。穆隆格斯尖叫起来，我妈妈惊慌失措地跑到院子里。
火焰移动速度很快。很快，屋顶也着了，火舌从那里开始向主屋接近，整个房子都烧了起来，黑烟直冲天际。一个邻居叫来了火警，警笛大作。我和女佣还有女佣的小孩都跑到人行道上，看救火员灭火，但是等火熄灭的时候，一切都完了。什么都没剩下，只有一个烧焦的砖头水泥空壳，屋顶没了，屋里东西全毁了。
如果我还有多余的精力没有发泄完，那肯定得想尽办法去调皮捣蛋。我自诩为恶作剧之王，并引以为傲。上学的时候，老师会用投影机把大纲笔记投在墙上，而我有一天转了一大圈，去每个教室把每台投影机里头的放大镜镜头都取走了。还有一次，我拿了一只灭火器，把里面的东西倒进学校的钢琴里，因为我知道第二天我们会到这里集合看表演。演奏者坐下来，刚按下琴键，嘭！所有的泡沫都从钢琴里爆了出来。
白人一家回来后，就站在人行道旁，望着他们家的残骸。他们问女佣到底怎么回事，女佣问她儿子，她儿子直接告发了我。“特雷弗带了火柴。”白人家庭什么也没对我说。我觉得是他们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们目瞪口呆，没有叫警察，也没有要告我。他们能怎么做呢，逮捕一个七岁的小孩，告他纵火罪？而且我们家很穷，告我们也拿不到什么钱。何况他们有保险，所以这事就完了。
我妈妈以前会带我去公园，让我在里面疯跑，把精力发泄掉。她会带个飞盘，扔出去，我狂跑着去接，拿回来给我妈。如此反复。有时候飞盘会换成网球。黑人家的狗一般都不会玩这种取物游戏，因为人只会给它们丢吃的。直到我到了公园，看到白人是怎么在遛狗的，我才意识到，我妈原来是把我当成狗在训练。
他们把亚伯从车库里赶走了。我觉得这有点儿滑稽，因为车库和其他房子不挨着，是整个家唯一没有受到损伤的地方。亚伯其实没理由离开，但是他们赶走了亚伯。我们收拾了他的东西，放进车里，一起载回了伊登公园。从那时起，亚伯就和我们住在一起了。他和我妈大吵了一架：“你儿子烧毁了我的生活！”但那天我没有受罚，我妈太震惊了。淘气是一回事，而烧掉白人的房子是另一回事。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还多动。我随时都在追求刺激，动个不停。当我在学走路的时候，走在马路上，如果你没有死命抓着我的胳膊，我就会挣脱你的手，向车流全速冲过去。我喜欢被人在后面追的感觉。我以为这是在玩儿游戏。我妈在工作的时候会雇一些老奶奶来照顾我，她们后来怎么样了？全被我弄哭了。我妈每每回到家，她们肯定在哭。“我不干了。我干不了这活儿。你儿子就是个暴君。”我的学校老师、主日学校老师，都有同样的感受。你不带我玩儿？那你麻烦大了。我并不是对人态度不好。我不会吵闹，也没有被宠坏。我很有礼貌。我只是精力太充沛，而且特别有主意。
我对这件事一点儿都不觉得愧疚，现在也不觉得。我心中的律师告诉我，我是无罪的。那儿有一盒火柴，一个放大镜，一个草垫，这是一系列不幸的偶然事件。有时候东西就是会着火。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消防部门。如果人们以前觉得我只是淘气，在这场火灾之后，我变得臭名昭著。我的一个舅舅不再叫我特雷弗，他叫我“特雷”（意为“恐怖”）。他常说：“别把那孩子一个人留在你家，他会把房子烧没的。”
我妈妈以为有了孩子就好像有了伙伴，但其实每个小孩生下来都以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并不理解自己需求以外的世界，我也不例外。我是个贪婪的小孩，看完了成箱的书，还想要看更多，更多，更多。我吃起来就像一头猪。我吃东西的样子很像要得肥胖症一样。甚至我家人都以为我肚子里长了虫。每次带我去表兄家，我妈还要带上一包西红柿、洋葱、土豆和一大袋玉米面。这样她就能先发制人，扼杀那些关于我太能吃的抱怨。在我外婆家，我总能加餐，其他孩子都没有这待遇。我外婆会递给我一口锅，说：“吃光它。”如果你不想洗碟子，叫特雷弗来。他们都叫我垃圾桶，因为我可以一直吃下去。
时至今日，我的表兄穆隆格斯依然无法理解，我怎么可以一直调皮捣蛋地活到今天的，我怎么能经得住那么多次暴揍，却一直不长记性。我的表兄弟都非常乖。穆隆格斯大概一辈子就挨过一次打，在那之后他说他再也不想挨打了，于是变得非常循规蹈矩。但是我还从我妈身上继承了一个特点，就是擅长忘记生活中的痛苦。我记得留下创伤的原因，但是我不会揪着创伤不放。我从来不会让回忆的痛苦阻碍我对新东西的尝试。如果你总是想着你妈妈会打你，或者生活会惩罚你，你就不会再突破界限，打破规则。最好的是，你挨完打，哭一会儿，第二天醒来继续生活。身上可能会留下几块淤青，提醒你发生了什么，但没事的，过一段时间，淤青会褪去，而且它们褪去是有原因的——又到了该干点儿什么坏事的时候了。
我妈妈曾告诉我：“我选择生下你，是因为我想要去爱某样东西，并且它也会无条件地爱我——然后我就生下了这个世界上最自私的玩意儿，成天就知道哭啊吃啊拉啊，还一个劲儿地喊‘我我我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