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事的最后一个碎片，来自我的妈妈。她完全清醒后，从她的视角讲述了整件事。她记得亚伯举起枪，指着安德鲁。她记得屁股中弹后跌到地上，接着亚伯走上来，站在她身旁，用枪指着她的头。她抬起头，往上看，只看到他的脸下面那个黑洞洞的枪口。然后她开始祈祷，这时枪哑火了。然后又哑火了。然后又哑火了，又哑火了。她跳起来，把他推开，跑向车子。安德鲁跳到副驾驶座上，她把车打着，但接着就是一片空白了。

亚伯就这么出来了。案件在法律程序上缓缓推进，但所有事情都开始倒向不利于我们的一边。由于我妈妈奇迹般地躲过了一劫，所以对亚伯的指控只能是谋杀未遂，加上此前亚伯的那些家暴，在我妈报警后并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所以亚伯没有犯罪案底。而且，他还请了个好律师，一直在法庭上强调，他家里还有孩子在等着他抚养。结果，这个案子根本没有进入正式的审判环节。亚伯认了谋杀未遂的罪，然后被判了三年缓刑。他一天都没有在监狱里蹲过，并且还继续拥有两个儿子的共同监护权。直到今天，他还在约翰内斯堡的大街上，行动完全自由。我上次听到有关他的消息是，他还住在高地北附近的某个地方，离我母亲的住所不太远。

直到今天，也没人能够解释发生的一切。就连警察都不明白。因为那把枪不是不能用。它开过一枪，然后开不了了，然后又开了最后一枪。任何懂一点儿枪支的人都会告诉你，一支9毫米口径的手枪绝对不会像那把枪那样哑火。但是在犯罪现场，警察在车道上用粉笔画了很多小圈，都是亚伯开枪后散落的弹壳，而在他在我妈身旁站立的那个位置上，掉着的是四颗完好无损子弹——没人知道这是为什么。

他在拘留所待了几周，等着保释听证会。我们申请了动议，拒绝让他保释，因为他会对我们产生威胁。因为安德鲁和以撒还未成年，社工也开始介入其中。我们觉得，这个案子的走势应该很明朗了，但是有一天，大约一个月之后，我们接到一个电话，通知我们亚伯被保释了。他被保释的原因，是个巨大的讽刺：他告诉法官，如果他还被关在牢里，就不能赚钱养活自己的孩子了。可问题是，他从未养过自己的孩子——都是我妈在抚养。

我妈妈的医院账单总共是5万兰特。在她出院的那天，我付清了全款。那四天我们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家庭成员陆陆续续地来探视她，聊天说话，大笑大哭。收拾东西准备回家的时候，我唠叨着说起了这一周过得有多么疯狂。

亚伯泄了气，把枪递给了表兄。表兄开车带他去警察局自首。

“你能活下来真是幸运，”我对她说，“我还是不敢相信你居然没有任何医疗保险。”

“你得拿出个男人样儿，”这位表兄说，“你现在这样是懦夫的行为。你得去自首。如果你有勇气干了那件事，就要有勇气面对后果。”

“哦，我有保险啊，”她说。

亚伯口中说的那个叔叔，并不是真正的叔叔，只是他的一个朋友。他把以撒留在朋友那儿，就驾车离开了。他用那一整天的时间去拜访了所有认识的人，各种亲戚、朋友，向他们道别。他甚至告诉了人们他做了什么。“是我干的。我杀了她，现在我要去自杀了。再见。”一整天的时间，他都在进行一场诡异的告别之旅，但后来他的某位表兄教训了他一顿。

“你有？”

“不，我要自杀。”

“是啊。耶稣。”

“不要自杀啊，爸爸。”

“耶稣？”

“我要去自杀。”

“耶稣。”

“那你要去哪儿呢？”

“耶稣是你的医疗保险？”

“我要把你送到叔叔家。”

“如果上帝和我站在一起，谁还能对我不利？”

“是吧，但你不应该杀死妈妈。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好了，妈妈。”

“因为我很不开心，”亚伯答道，“因为我很难过。”

“特雷弗，我祈祷了。我告诉你我祈祷了。我祈祷是有回应的。”

“爸爸，为什么你要杀死妈妈？”他问。那个时候，我们所有人都以为我妈妈已经死了。

“你知道吗？”我说，“这一次我确实无法反驳你。那枪，那子弹——我无法解释那一切。所以我就姑且让你这么说了。”但我还是忍不住最后戗了她一句：“可付医院账单的时候，你的耶稣去哪儿了，嗯？据我所知，他没来付这个钱啊。”

安德鲁带着我妈逃走以后，四岁的以撒一个人被留在了草坪上，亚伯朝他的小儿子走过去，把他抱起来，放进车里，发动了车子。在路上，以撒转头问父亲。

她笑起来，说：“你说得对。他是没来，但他赐给了我一个可以帮我付这笔账的儿子啊。”

母亲中枪以后，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太多事，我们只能根据后来从当时在场的每个人那里获得的不同信息，慢慢拼出事情的原貌。在医院焦急等待的那天，我们依然有无数问题没有答案，譬如，以撒后来怎么样了？以撒去哪儿了？我们找到以撒以后，他才告诉我们之后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