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忖度着，如果我进了监狱，人们肯定会觉得我是那种犯了重罪被抓进来的有色人种黑帮成员。所以我开始了我的表演。我假装我就是那种人，做戏就要做全套。每次警察问我问题，我都操着一口磕磕巴巴的南非荷兰语，带着浓重的有色人种口音。想象一下，一个肤色略深的美国白人，从外形上足以被认作是拉美人。他走进监狱，说着一口从电影里学来的墨西哥黑帮口音：“事情要开始变得麻烦了呢，朋友。”我就是这么做的——只不过是南非版本。这是我为了挨过牢狱时光想出来的绝佳计划，而且居然奏效了。那些和我关在一处的家伙，罪行不过是酒驾、家暴和小偷小摸，他们都没见过真正的有色人种黑帮，因此，所有人都不敢招惹我。
“别找麻烦！知道吗？”
我们都在玩这个游戏，只是没人知道我们在玩游戏。我第一夜走进那间拘留室时，所有人的脸上都写着：“我很危险。别惹我。”我心想，“天哪，他们都是重刑犯，我不该来这儿，因为我没犯罪。”到了第二天，情况迅速反转，这些家伙一个个去参加听证会了，我留在那儿等我的律师，而新人不断被送进来。现在，我成了老油条，扮演着那套有色人种黑帮的戏码，恶狠狠地望着新人，脸上写着：“我很危险，别惹我。”他们看着我，心想：“天哪，他是个重刑犯，我不该来这儿的，我和他不一样。”每天都这么重复，一轮接一轮。
他搜来搜去，最终只好让我进去，但他看着我的表情，就好像我一定会惹麻烦一样。
某一瞬间我忽然意识到，这间牢房里的每个人应该都在装。我们其实都是来自良好的社区，有着良好家底的文明人，被关在这里或许只是因为少交了一次停车费，或者犯了什么其他的小错误。我们本应该相处融洽，一起吃饭，打牌，聊聊女人和足球。但是这不可能，因为所有人都摆出了一副自己很危险的架势，没人开口说话，是因为所有人都被其他人的装腔作势唬到了。等他们出去后，回到家里就会说：“天哪，宝贝，太可怕了。里面有一些真正的重刑犯，而且还有个有色人种，我的老天，他杀过人。”
“我知道你身上哪里藏了刀，在哪儿？”
自从我摸清了里头的门道后，就没事了。我放松了下来，开始感觉我又搞定了一件事，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吃得还不错。早饭有花生酱三明治，面包片很厚。午饭是鸡肉和米饭。茶很烫，而且很淡，但是能喝。有一些在你之前进来的老犯人快要被释放时，会过来清掉牢房，然后把书和杂志分发下来，供大家传阅。其实，里面的日子还挺让人放松的。
“我没有刀。”
我记得有那么一瞬间，我一边吃着饭，一边对自己说，这日子不赖嘛。我可以和一堆人待在一起。没有杂事要管，没有账单要付，没人在旁边一直唠叨让我干这干那。花生酱三明治？天，我可以一直吃花生酱三明治。这日子真不错。我可以这么一直过下去。我真的很害怕回家之后等待我的那顿暴揍，所以我真的琢磨了一下怎么才能在监狱里一直住下去的事。想了会儿，我有了一个计划。“我可以消失个几年，再回来，跟大家说，我之前被绑架了，我妈永远也不会知道，她只会沉浸在与我重逢的喜悦之中。”
“你的刀呢？”
到了第三天，警察带进来一个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壮的男人。简直是个巨人。发达的肌肉，黝黑的皮肤，严峻的脸庞，看上去可以把我们所有人都捏死。我和牢里其他人本来在互相装凶——但他走进来的那一瞬，我们的恶人面具就全卸下来了。所有人都吓得瑟瑟发抖。我们一起盯着他：“妈的，完蛋了……”
那时我还是个少年，每次被警察或保安盘查，通常都不是因为我是黑人，而是由于我看上去是个有色人种。有一次我和表兄以及他的朋友去俱乐部玩，门口的保安搜了下穆隆格斯，挥手让他进去了，搜了我们的朋友，也挥手让他进去了。但轮到我的时候，瞪着我的脸说。
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被警察带过来的时候是半裸的，穿着警察局给他搜罗来的衣服，但那件磨破的背心穿在他身上实在太小，裤子也太短，看上去简直像女式紧身裤。他那样子，就像是个黑人版的绿巨人。
在南非，所有人都知道有色人种黑帮是最无情残暴的一类恶棍。这是你一辈子都无法改变的固有印象。最臭名昭著的有色人种黑帮是数字帮：26帮、27帮和28帮。他们控制着监狱，以凶狠暴力而闻名——打人致残、酷刑折磨、强奸、砍头——他们干这些事都不是为了赚钱，只为证明他们是有多么凶残，堪比墨西哥贩毒团伙。事实上，很多这类黑帮成员都在模仿墨西哥黑帮的样子，连外形都是：匡威的鞋子，迪凯斯的裤子，开襟衬衫，纽扣只系最上面一颗。
这个家伙走进来后，静静地找了个角落坐着。没有人说话。所有人都在观望，等待，心中忐忑着，看他接下来要干什么。有个警察进来叫绿巨人过去，要做信息备案。警察开始问他一连串的问题，但是这个家伙只是不断摇头，说他听不懂。警察说的是祖鲁语，绿巨人说的是聪加语。黑人与黑人面对面交流，却像鸡同鸭讲——又是巴别塔。在南非，很少人会说聪加语，但是我的继父是聪加人，因此耳濡目染，我也学了一些。听到警察和那个家伙你一句我一句，却什么都交流不了，我就走上前，开始帮他们做翻译。
拘留所的第一天过得特别安静，只是偶尔有经过的守卫大声骂人，列队点名。在拘留室里，没人开口说话。没有人会在走进拘留室后说：“嗨，大家好！我是布莱恩！”因为每个人都很害怕，没人想被其他人杀掉。我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只是个违反交通法规的小孩，我使劲地在脑海里搜刮各种蹲监狱的犯人形象，然后努力装出那副样子来。
纳尔逊·曼德拉曾经说：“如果你用一个人听得懂的语言与他交流，他会记在脑子里；如果你用他自己的语言与他交流，他会记在心里。”他说得太对了。如果你努力去说另一个人的语言，哪怕只是简单不成句的短语词组，在他眼里，你也是在说：“我明白你身上具有与我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身份象征。在我眼里，你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第二天早晨醒来后，迷迷糊糊间，我以为一切都只是一个梦。但环顾了一下四周，我才想起来这是现实。早餐来了，我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这就是我和绿巨人之间发生的化学反应。当我向他开口说聪加语的那一刻起，他之前那张看上去很吓人的脸，突然之间泛起了充满感激的神采。“啊，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你是谁？为什么一个有色人能说聪加语？你从哪儿来的？”
守卫给我发了一块垫子以及一床扎人的毯子。我把它们铺在水泥地上，想尽量弄得舒服些。我的脑海中呼啸着闪过以前看过的每一部监狱电影的情节。我心里想着，我要被强奸了，我要被强奸了，我要被强奸了。当然，我没有被强奸，因为这不是监狱，这只是拘留所，两者差别很大，而且我很快就会发现其中的不同。
我们一开始聊天，我就发现他根本不是绿巨人。他是这世界上最温柔最贴心的人，简直是一只大大的泰迪熊。他人很简单，没有上过学。我之前以为他被抓进来是因为谋杀，赤手空拳把一家人打死那种，但是他的罪行和那一点儿都不沾边。他是因为偷电脑游戏碟片而被抓的。他失业了，需要钱来养家糊口，他看到那些游戏的价格，以为可以偷一点儿，卖给白人小孩，赚一笔钱。他一告诉我这个，我就知道他根本不是什么重刑犯。因为我太了解盗版的世界了——偷来的游戏碟根本不值钱，因为盗版游戏的价格要便宜得多，而且没什么风险，就像博洛的父母做的那样。
尽管他都这样说了，我依然不觉得我的处境有多糟。我走进警察局的拘留室，看到房间里的其他六个人，心想，没什么大不了的。一切都会很顺利，我会从这儿走出去。我正想着，牢门在我身后“砰”地关上了，守卫大吼了一声：“熄灯！”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哦，靠，这是来真的了。
我努力给他提供了帮助。我跟他讲了先准备辩护词、尽量拖延庭审的小技巧，于是他也在拘留所里住了下来，等着被传讯，我们一拍即合，和睦相处了好几天，很开心，也对彼此有了更多了解。牢房里其他人都完全不明白我们俩到底是什么人，一个是冷酷无情的有色人种黑帮小子，一个是他那来势汹汹、绿巨人一样的朋友。他给我讲了他的故事，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南非故事：他成长在种族隔离制度的环境里，在农场工作，基本干的就是奴隶的活儿。那里就是地狱，但起码还能有一点点收入。他的工资少得可怜，但起码还有工资。每一天的每分每秒，都有人指使他干这个干那个。但种族隔离结束了，他连这样的生活也没有了。他千辛万苦地来到了约翰内斯堡，希望能找份工作，试图养活家里的孩子。但是他完全蒙了。他没受过教育。他没有任何技能。他不知道该做什么，甚至不知道该去哪儿。这个世界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就是让人们惧怕拥有他这样外形的人，但是现实却是，他也在惧怕着整个世界，因为他不具备任何一项生存技能，无法在世界上苟活下去。他能怎么办呢？他只能忍。后来他成了小偷，时不时地被抓进牢里。有一次，幸运降临，他找到一份做建筑工的工作，但后来又被解雇了。几天后，他在商店里看到几张电脑游戏碟，就伸手顺走了，但以他的理解能力，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偷来的这些东西几乎一文不值。
“对哦。”
我为他感到难过。我在牢里待的时间越久，就越觉得法律并不理智，几乎跟买彩票一样随机。你是什么肤色？你有多少钱？你的律师是谁？你的法官是谁？偷电脑游戏的罪行，比驾驶假牌照汽车的罪还要轻微。他是犯了罪，但是他还不如我更像罪犯。我们之间的区别，就是他没有家人或朋友能帮他出去。他付不起任何钱，只能等州检察官来处理他的案子。他要站在审判台上，没法说一句也没法听懂一句英文，而法庭上的所有人都会把他想成最坏的样子。他会坐一段时间的牢，然后被释放，且和坐牢之前一样一无所有。如果要猜的话，他现在大概三十五或四十岁的样子，而在他可预见的未来三十五或者四十年里，也会和现在没有任何差别。
“以防你上吊。”
我的听证会终于来了。我和我的新朋友告了别，祝他一切顺利。然后我被戴上手铐，塞进了警车的后座，前往法庭，直面我的命运。在南非的法庭上，为了尽量降低犯人的曝光机会，并防止他们逃跑，等待被传讯时，犯人会被关在法庭下面的牢房里，等轮到你的时候，不用被押解着走过长长的走廊，而是沿着一条楼梯直接走上审讯台。在这个牢房里，你会和那些在这里等传讯等了几周甚至几个月的犯人共处一室。这是很诡异的一群人，有犯了小罪的白领，有被交警拦下来的倒霉蛋，也有浑身都是监狱文身的重刑犯。就好像《星球大战》里的酒馆场景，乐队在演奏音乐，韩索洛坐在角落里，而来自整个宇宙的坏人和赏金猎人们共处一堂——一个同样充满了人渣与罪恶的巢穴，只不过这里面没有音乐，也没有韩索洛。
“为什么要拿走鞋带？”
我只和这些人共处了很短的时间，但在这段时间里，我便已经发现监狱和拘留所的不同。我看到了罪犯和只是犯了小罪的人的不同。我看到了人们脸上的冷酷表情。我开始意识到，几个小时以前的我是那么天真，竟然觉得坐牢的体验没多糟，我还能接受。而现在的我，真的开始担心起自己接下来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了。
到了熄灯时间，一个警察过来收走了我身上的东西：皮带，钱包，鞋带。
走进那间牢房的我，是个皮肤光滑，面孔青涩的年轻人。那个时候，我的发型是个巨大的黑人爆炸头，唯一让它整齐的办法，是把它往后梳成一个辫子，但这样看上去女里女气的，就像麦克斯韦尔。守卫在我身后关上门后，一个很恶心的老男人在后排用祖鲁语大声说着：“哟，哟，哟！妈的，伙计们。我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男人。今夜将会是很有意思的一夜。”
由于有律师罩着，我感觉一切事情都尽在掌握之中，我真是聪明极了，掌控了大局，而且最关键的是，我妈和亚伯还被蒙在鼓里。
他——妈——的。
现在，我需要的是钱。尽管律师人很好，但他不是做慈善的。我给一个朋友打电话，问他能否向他爸爸借一点儿钱。他说包在他身上了。他和他父亲讲了之后，律师第二天拿到了预付款。
我身边有个年轻人，显然已经崩溃了。他自然自语，大声恸哭着。他抬起头，和我四目相对，我猜他觉得我看上去是个能聊得来的人，所以他直接向我冲过来，开始向我哭诉他是如何被捕，被丢进监狱，以及那些罪犯怎么偷了他的衣服和鞋，还强奸他，每天打他。他不是什么流氓。他用词文雅，是读过书的人。但他已经在这儿等了一年了，他想自杀。这个人让我从心底里涌起了极大的恐惧。
那个警察把我拉到一边说：“听着，你绝对不想就这么直接去保释听证。他们会给你派一个完全不了解情况的检察官，他没空在你身上浪费时间，而是会向法官申请延期，然后你可能就自由了，但也有可能就会被一直关起来。信我，你可不想那样。你有权在这里想待多久就待多久。你应该找个律师，在上庭见法官之前做好万全的准备。”他并不是出于好心才给我这个建议的：他和辩护律师有约定，帮他拉客户，自己从中拿回扣。他把律师的名片递到我手上，我给律师打了电话，他接了我的案子，然后让我就待在牢里，等他在外面处理好一切。
我环视整个牢房，里面约有一百来号人，四散在各个角落，以各自的种族组成明确无误的小团体，挤成一团：一群黑人占了一个角落，一群有色人种占了另一个角落，几个印度人自己抱团，还有几个白人站在一边。那些和我一辆警车押过来的家伙，在我们踏进这个大隔间的一瞬间，就已经出于直觉，自动走到他们所属的圈子里去了。而我只能待在原地。
南非的程序是这样的，你被捕后，人要关在警察局的牢房里，直到保释听证会那天。听证会上，法官会看你的案子，听取检方意见，然后要么驳回起诉，要么设定保释金额和开庭日期。如果你可以支付保释金，那付完钱就可以回家了。但是你的保释听证会可能会出现各种纰漏：譬如你的法庭指定律师没看过你的卷宗，不知道现在是在干吗；你的家人付不起保释金；或者就是法庭本身要推迟工作。“对不起，我们太忙了。今天的听证到此结束。”不管理由如何，一旦你离开拘留所，你就不能再回来了，如果你的案子当天没有得到解决，那你要被转移到监狱里继续等待。在监狱里，你会和一群等待开庭的犯人关在一起，那可不是一群普通人。庭审等待室是个极其凶险的地方，和你关在一起的人中，小到违反交通法规的司机，大到不知悔改的惯犯，应有尽有。你和他们关在一起，可能有好几天，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在美国也一样。如果你很穷，如果你不知道系统规则是什么样的，就很可能掉进这个裂缝中，然后你会发现，你身处一个诡异的炼狱之内，即不在监狱里，也不是不在监狱里。你没有被判有罪，但是你依然被关了起来，无法出去。
我不知道该去哪儿。
由于我是在傍晚被抓的，所以受审时已经快到晚上熄灯时间了。不管喜不喜欢，我都得在牢里过夜。这时，一个警察把我拉到一边，悄悄问我是因为什么进来的。
我看向有色人种的那个角落。那些人是南非最臭名昭著、最暴力无情的监狱黑帮团伙。我长得跟他们很像，但我和他们不是一类人。我没法走过去，跟他们假装我也是个暴匪，因为他们立刻就会发现我是冒牌货。不行不行不行。我已经没法再玩儿那套把戏了，朋友。我此时可不能招惹有色人种黑帮。
我坐在警察局里，因偷车嫌疑而被捕——很可能还犯了劫持汽车罪，甚至杀过人——我脑中在激烈地争辩着，到底是该给家里打电话，还是去蹲监狱好。一想到我的继父，他很可能真能杀了我。在我脑海里，这完全是可能发生的场景。然后我又想到我妈妈，她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她可不是我现在需要的那种目击证人，而且她根本不会帮我——因为她明确告诉过我她不会帮。“如果你哪天被捕了，别给我打电话。”我需要有人同情我现在的处境，但我不觉得她会是那个人，所以我没有给他们打电话。我决定，我不需要他们。我自己已经长大成人，可以处理好自己的事。我给我表兄打了电话，跟他说我正在想办法解决，先别跟任何人说发生了什么——现在我只需要想出解决办法就可以了。
那么，我走到黑人的角落里怎么样？我知道我是黑人，我也觉得自己是黑人，但是我的脸长得不像黑人，所以那些黑人看我走过来会怎么想？我走过去又会招惹什么麻烦呢？因为你看上去是个有色人种，但你又往黑人圈子里扎，这比我假装自己是有色人种暴匪，往有色人种圈子扎，更能激怒有色人种。有色人种会觉得我是在讨好黑人，他们就会和我杠上，过来揍我一顿。我仿佛看到自己要在这个牢房里引发一场种族战争。
我真的真的惹下大麻烦了。我唯一的救生索是我的父母，一通电话就可以解决所有事。“这是我继父，他是修车师傅。我借了他的车，我不该这么做的。”完事。最差我也只会因为开了没有行车证的车而被处以轻微的处罚。但是回到家以后，等着我的又是什么呢？
“嘿！为什么你要和那群黑人混？”
然后派对如常继续，这还是被劫持者活下来的情况，更多时候他们会被杀死。人们总是因为自己的车而受到枪击。我不仅没法证明这辆车不是我偷来的，我也没法证明我没有为了这辆车而杀人。那些警察一直在逼问我。“你是杀了人才拿到的车吧，孩子？是吧？你是杀人犯吧？”
“因为我是黑人。”
“戴夫好可怜啊。”
“不，你不是。你是有色人种。”
“啊，那可真糟。嘿，各位！戴夫的车被抢了。”
“啊，对，我知道我看起来是有色人种，但是请容我解释，这个故事其实还挺搞笑的。我爸是白人，我妈是黑人，而种族问题其实是一种社会建构……
“对不起，车被抢了，晚点儿到。”
那样行不通。起码在这里不行。
车被抢，在那时的南非经常发生，太稀松平常了，以至于你听到类似的事件都不会惊讶。比如你约了朋友来家里吃晚餐开派对，结果接到一个电话。
所有以上这些念头，在我脑中只花了一秒钟，闪电般的速度。我在脑内做着疯狂的运算，看着屋里的所有人，扫描屋里的每个角落，检测各项变量。如果我往这儿走，会发生这个。如果我往那儿走，会发生那个。我的整个人生都在眼前一晃而过——学校的操场，索韦托的小卖部，伊登公园的街道——我每一次化为变色龙的时间、地点、人物，我在不同种族之间游刃有余，解释我是谁。我好像回到了高中食堂里，只是这里是来自地狱的高中食堂，如果我选错了桌子，就会被暴打，被刀捅，被强奸。我从未在人生中感到如此大的恐惧。但是我依然要选。因为种族主义在这里，你必须要选边站队。你可以说你不要选，但最终生活会强迫你选。
与此同时，他们查了那辆车的信息，结果对我也很不利。每次我从亚伯的修车厂借车，我都倾向于借那些没人要的破车，而不是真正的客户送来的车，我以为这样就能少惹麻烦。但那是个错误的选择。这辆马自达是亚伯厂里的众多破车之一，没有明确的车主归属，如果它有车主，那么警察给车主打个电话，车主就会解释说那辆车正在厂里维修，整件事就真相大白了。但这辆车没有车主，所以我根本无法证明不是偷来的。
那天，我选择了白人。只因为他们看上去应该不会伤害我。那是几个普通的中年白人。我向他们走过去，和他们厮混了一会儿，聊了聊天。他们进来主要都是由于犯了白领工作上的罪，譬如有关金钱的诈骗勒索。如果有人要走过来找麻烦，他们派不上任何用场，他们自己也会挨揍，但是起码他们不会对我造成什么危险，我是安全的。
希尔布洛警察局和南非其他警察局长得一模一样，都是在种族隔离的巅峰时期由同一个承包商建的，就像同一个警局帝国神经系统的不同分支。如果你被蒙着眼睛，从一个警察局转到另一个警察局，可能都不会注意到你换了地方。里面装着一样的日光灯，用着一样的便宜地砖，好像医院一样乏味又正统。警察把我押进去后，让我坐在登记台前，然后对我提出指控，让我按下了指纹。
幸运的是，时间过得飞快。我在这里只待了一个小时，就被法庭传讯了。到时候，法官要么会放我走，要么会把我投进监狱，等待最终审判。我起身离开的时候，一个白人向我凑过来。“千万别再回这里了，”他说，“在法官面前哭吧，做你能做的一切去卖惨。如果你去了又被送回来，日子可不会再这么好过了。”
警察查了下车牌，发现车牌和车对不上。可抓到我的把柄了。“这辆车不是你的！牌照又是怎么回事？！给我下车！”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啊啊啊啊，这下真惹上麻烦了。我走下车，他给我戴上手铐，告诉我，我因为有偷车嫌疑被捕了。我被带回了警察局，车则被没收了。
到了法庭上，我看到我的律师在等我。我的表兄穆隆格斯也在，他坐在旁听席上，准备等着一切顺利结束后，帮我付保释金。
但另一方面，你的父母，就一点儿也不理智了。他们在你的整个童年中扮演了法官、陪审团和行刑官等多重角色，好像每次你犯了错，他们都想判你个无期徒刑。在那一刻，尽管我理应害怕的是面前的警察，但我脑中想的完全却是，完了完了完了，等我到家后，肯定有大麻烦在等着我。
法警念出我的卷宗号码后，法官望向我。
那时我还年轻，说来也怪，比起被法律制裁，我更害怕惹怒我的父母。我在亚历山德拉和索韦托都和警察打过交道，但都是外部环境所致：被迫关闭的派对，对小巴的突然搜查。法律的利剑在我头顶转来转去，却从来没有落到我特雷弗的身上。当你跟法律没打过交道的时候，法律看上去很理智——尽管警察大部分时候是混球，但你也要承认，他们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
“你好吗？”他说。
警察把我拦下的时候，我很想争辩：“喂，我知道你们是因为我的肤色才要查我的！”但是这次我没法争辩，因为在那一刻，我确实违法了。警察走到我的车窗前，问了我那几个标准问题。你要去哪儿？这是你的车吗？这是谁的车？我答不出来，我动都动不了。
我崩溃了。整整一周，我都在假装自己是个硬汉暴匪，但此刻却再也装不下去了。
“没错。请出示驾照和行车证。”
“我，我不好，尊敬的法官。我不好。”
“因为你是警察，而我是黑人？”
他看上去很迷惑。“什么？！”
“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停车吗？”
我说：“我不好，法官，我真的很痛苦。”
开到希尔布洛的时候，我被警察拦了下来。南非的警察拦你停车不需要理由。警察拦你，只因为他们是警察，有权让你停车，就这么简单。我常常看美国电影，里面的警察让人停车后还要解释说，“你没打转向灯”，或“你尾灯没亮”。我总是在想，美国警察何苦还要编个谎啊？我很欣赏南非的一点是，我们的社会系统还没有文明到需要说谎的程度。
“干吗要跟我说这个？”
那些破车大部分都不能合法上路。没有行车证，也没有正规牌照。幸运的是，亚伯有在车库里存了一批旧车牌。没多久，我就发现，我可以从里面挑一块车牌安到旧车上，然后就可以上路了。那时我19岁，也许20岁，完全没有想过这样做的后果。我走到亚伯的车库，确保旁边没人后，挑了一辆车——那辆我开去高中毕业舞会的红色马自达，在上面安了个旧车牌后，便开着它上路去搜罗降价手机了。
“因为您问我好不好。”
从14岁开始，我就经常偷开亚伯的破车到周围转悠。我说我是在试驾，想检测一下它们维修得好不好。亚伯觉得这并不好笑。我被逮到过好几次，逮到后就被我妈大骂一顿。但这并不会阻碍我继续这么做。
“谁问你了？”
有一天早晨，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某家商店在清仓甩卖手机，价格低到匪夷所思，我知道邦哈尼和我可以在街区把它们转卖出去，大赚一笔差价。这家店在郊区，步行太远，小巴也不直达。所幸我继父是开修车行的，后院里停着一堆旧车。
“您问的。您刚刚问的。”
很多黑人父母真的是这么做的，不给孩子付保释金，不请律师——这是“严厉的爱”的终极形式。但可惜，这种手段并不太行得通，因为你恰恰在孩子最需要爱的时候，给了他“严厉的爱”。你想给他个教训，但这个教训却让他付出了后半生的代价。
“我说的不是‘你好吗’（how are you），我说的是‘你是谁’（who are you），我干吗要浪费时间问你好不好！这里是监狱，我知道所有人都在底下受罪呢。如果我跟每个人都问‘你好吗’就要在这儿耗上一天了。我说的是‘你是谁’，报上你的名字，备案。”
“是，但是大学的压力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你。我了解你。你的性格是不会坐在原地，让你眼睁睁看着其他人都超过你的。如果你在一个积极进步的环境里，你也会变成积极进步的人。我一直跟你说你要改变你的生活，你就是不听。有一天你会进监狱的，但进去之后，别给我打电话。我会让警察把你关起来，好好给你个教训。”
“特雷弗·诺亚。”
“在大学里玩和在街区里玩又有什么差别呢？”我说，“好像我真能去读大学似的。”
“好，我们可以继续了。”
她说她最痛恨街区的地方是，街区不会给我进步的动力。她希望我可以和读大学的表兄一起玩。
整个法庭的人都笑了起来，我也开始笑。但我现在更害怕了，我不希望法官因为我笑，就觉得我没把他当回事。
我妈妈痛恨街区。她不喜欢我在那里交的朋友。如果我邀请他们来家里玩，她甚至不想让他们进门。“我不喜欢那些男孩。”她会说。她并不是讨厌他们本人，她讨厌的是他们身上所代表的东西。“你和那些男孩惹了那么多麻烦，”她会说，“你必须要留意自己周围都是什么样的人，因为他们会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
结果证明，我并不需要担心。整个流程只花了几分钟就结束了。我的律师向检察官阐明事实经过，一切已经提前安排好了。他详述了我的卷宗。我没有前科。我不具危险性。反方没有表达反对意见。法官确认了我的审讯日期，准予保释，我自由了。
“妈的。”
我走出法庭的那一刻，阳光照射在我的脸上，我说：“亲爱的耶稣，我再也不要回到这个地方了。”时间只过去了一周。在拘留所里，我的日子没有那么糟，吃得也还算可以，但是在牢里的一周，真的是太漫长、太漫长了。没有鞋带的一周，实在是太漫长、太漫长了。没有钟表、没有太阳的一周，简直让人体会到了永恒的滋味。而那些更糟的情况，在真正的监狱里度过真正的时光，我连想都不敢想。
“周五晚上。”
我和穆隆格斯开车先回了他家，洗了个澡，睡了一觉。第二天，他开车把我送回我妈的家。下车后，我优哉游哉地走在车道上，假装一切如常。我的计划是说我在穆隆格斯家借宿了几天。我走进房子里，表现得好像没事人一样。“嘿，妈！怎么样？”我妈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问。我想，好了，棒，没事了。
“哦，糟了。什么时候？”
我在家待了一天。下午晚些时候，我们坐在厨房的桌子旁聊天。我在那儿编故事，说我和穆隆格斯这周都干了什么什么，然后瞥见我妈脸上露出了一种奇怪的表情。她缓缓地摇着头。我从未在她脸上见过这样的表情。她的样子不是在说：“有一天，我一定会逮到你。”不是生气，或不同意。那是失望的表情。她很心痛。
手腕轻扣。
“怎么了？”我说，“你怎么了？”
“邦哈尼在哪儿？”
她说：“孩子，你以为谁给你付的保释金？嗯？你以为谁给你付的律师费？你以为我是傻子？你以为没人告诉我？”
在亚历山德拉，被捕是生活的常态，十分常见，我们甚至有个简单手势来表达这层意思：将两个手腕轻碰一下，就好像是被戴了手铐一样。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动作的意思。
真相就这么哗啦啦洒了一地。她当然知道了：那辆车。那辆车丢了一周。我一直忙着处理坐牢的事情，掩盖我的足迹，却忘了我的罪证就在院子里，那辆红色马自达不见了。当然，我给朋友打电话，他跟他父亲借钱付我的律师费时，他父亲逼他说出了钱的用处，同样是为人父母，那个父亲立刻给我母亲去了电话。我母亲把钱给了我朋友，让他去付律师费。也是她，把钱给了我表兄，让他来付我的保释金。这一周我都在牢里自我感觉良好，以为我有多聪明，却没想到，她从始至终都对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
我妈对我从来都寸步不让。每次我犯了错，迎接我的都是“严厉的爱”——训话、惩戒、暴揍。每次犯错误都是这样。很多黑人父母也是这么教育子女的，他们要在社会给你惩罚之前，先将你教训一顿。“在警察把你抓走之前，我必须这么管教你。”从你能上街的那天起，所有的黑人父母心里想的都是这件事，因为法律正在外面等着你。
“我知道，你现在觉得我就是个疯婆子，在这儿唠唠叨叨，”她说，“但是你忘了，我之所以要那样管你、约束你，是因为我爱你。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爱的前提。如果我不惩罚你，这个世界会给你更糟的惩罚。这个世界并不爱你。如果警察抓了你，警察并不爱你。我打你的时候，我是在试图救你。他们打你的时候，他们是要杀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