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钱，”他说，“但我有几箱啤酒。”
“嘿，我们来做个交易吧，如果我们能把那个姑娘带到你的派对上来，让你和她相处相处的话，你愿意出多少钱？”
“好的，那今晚我们会来你的派对，到时候你要给我们两箱啤酒。”
但是这个女孩儿的妈妈可能会需要一笔贷款。一旦我们把钱借给她，在她还钱之前，她都无法把我们从她家门口赶走。我们可以经过，进去坐坐，聊聊天。那个漂亮女儿会在家里，但她妈妈并不会说：“不许和那些男孩说话！”贷款让我们和这位母亲建立了联系。她会请我们去吃晚餐，而当这位母亲了解了我们是正直、文雅的男孩后，她会同意让我们带她女儿参加派对，只要我们保证能把她安全送回家就行。随后，我们再去找那个为了和这个女生见面什么都愿意做的家伙。
“酷。”
比如我们曾经做了好几笔疯狂的交易。街区里的妈妈们都很宝贝她们的女儿，尤其是漂亮女儿。在亚历山德拉，很多女孩儿是被锁在家里的。她们会去上学，放学后直接回家，直接进屋，再也不许出门。男孩子也不许跟她们讲话，甚至都不能在她们家门口徘徊——什么都不能。有些男生总是梦想和这些锁在家里的女孩儿们交往：“她太美了，如果能和她在一起，我什么都愿意做。”但是他没法和她在一起。没有人可以。
我们去参加派对前，约上那个姑娘——她正为可以逃离母亲的牢笼而激动不已。那个男生带来了啤酒，也终于和心爱的姑娘见了面，而我们则把她妈妈欠我们的债一笔勾销以示感谢，随后再把那几箱酒卖了，把钱补回来。总有解决的办法，而这是最有趣的部分：拐个弯抹个角，解决难题，看谁走到了哪一步，谁又需要什么，我们可以联系到谁，让钱兜兜转转又回到我们手里。
吃过午饭，我们回到车库，放松一会儿，小睡一会儿，接着继续刻碟。到了下午，我们会遇见很多的妈妈们。妈妈们超爱我们，她们是我们最好的客户。因为妈妈们要管家，一直期待能买到那种从卡车后面滑落的成箱肥皂，而且比起和瘾君子打交道，她们更愿意从我们手上买。和瘾君子打交道并不是什么舒心的经历，而我们是正直、文雅的东岸男孩。我们甚至可以要更高的价格，因为我们的身份给这场交易蒙上了一层体面的光。妈妈们也很需要短期借贷，家里的各项支出都急需现金。同样，她们更愿意和我们做交易，而不愿去找那些放高利贷的黑帮。妈妈们知道，即使她们没还上钱，我们也不会打断任何人的腿。我们并不信奉暴力，另外我们也没那个能力——可别忘了这一点。这个时候，邦哈尼的聪明才智又要发挥用场了，他总是清楚当一个人付不出钱的时候，可以让他拿什么来抵债。
在我们生意巅峰的时候，我们手上大概有10000兰特的现金。我们有借贷，有利息，还存了一堆乔丹鞋和DVD机，我们从别人那买过来，等时机合适了再卖出去。我们还得买空白CD，雇小巴来装我们的DJ器材，每天还得喂饱五个人的肚子。我们把所有的细节都记在了电脑上。和我妈相处久了，我知道怎么做表格记账。我们做了一个Excel表格，记录了所有人的名字，他们欠我们多少钱，什么时候还了款，什么时候还没还。
中午的饭点过后，一般就没什么生意了，所以我们会在这时开始吃午饭，一般就是吃我们能找到的最便宜的食物，譬如一份“笑笑”配上玉米面。“笑笑”是羊头。清水煮过，洒了玉米面的羊头。我们叫它“笑笑”，是因为当你把它上面的肉吃完后，这只羊头看上去就好像在碟子里冲你笑一样。脸颊和舌头的肉很好吃，但是眼球很恶心，会在你的嘴里爆开。你把一只羊眼球放进嘴里，咬下去，一包脓浆会在你的嘴巴里爆裂，既不脆，也没有嚼劲儿，而且也一点儿都不入味。
下班时分，我们的生意才真正开始火起来。小巴司机会过来取他们最后一份订单，上班族都在回家的路上，但他们的关注点不是肥皂盒、玉米片，而是各种器材——DVD播放机、CD播放机、游戏机。还有很多人开始过来卖东西，因为他们一天都在各种坑蒙拐骗加盗窃，是时候销赃了。有人在卖手机，有人卖皮夹克，有人卖鞋。有一个长得很像《辛普森一家》里的黑人版伯恩斯先生的家伙，总能在交班时间拿出最莫名其妙而且毫无用处的垃圾，譬如一个没有电池的电动牙刷。有一次，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电动剃须刀。
午饭时分的生意单很多。我们会在亚历山德拉满城跑，去各种商店和街角，和各种人做生意。我们可以免费搭小巴，因为我们会假借和小巴司机讨论他们需要什么音乐，但暗地里就是不想给车钱。“嘿，我们来接订单的。你一边开车，我们一边聊。你需要什么？哪种音乐？你要新的麦克斯韦专辑吗？好的，我们有新的麦克斯韦。好，一会儿聊，我们先在这下车。”然后，我们再跳上另一辆车，带我们去接下来要去的地方。
“这是什么鬼？”
然后我们会坐在街角吃早饭。一边吃，一边接过路小巴司机的订单。接着，我们会回到邦哈尼的车库里，听听音乐，举举重，刻碟。到了10点或11点的时候，司机们陆陆续续结束了早班。我们会带上CD去街角，让他们各自认领自己的碟。之后，我们就在那街角待着，随便闲逛，见见人，看谁会路过，看这一天该怎么过。这个人需要这个，那个人在买那个，你永远不会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这是电动剃须刀吧？”
在街区里度过的每一天都是一样的。我早早起床，邦哈尼来我的公寓找我，我们坐小巴去亚历山德拉，带着我的电脑、巨大的主机以及那个又大又重的显示器。我们在邦哈尼家的车库把设备调试好，摆出第一批CD，然后我们走到十九街和罗斯福街的交叉口吃早餐。你想要用钱生钱的时候，可得留意你在吃上的开销。你得仔细算着，否则会把利润吃没了。每天早晨我们都会吃肥饼，一种基本是炸生面团的食物，很便宜，一块卖五毛钱。我们会买上一堆，这样就有足够的热量供我们撑到下午。
“电动剃须刀？我们是黑人。你知道用这种东西的话我们的皮肤会怎样吗？你见到周围有人用过电动剃须刀吗？”
邦哈尼一开始对我说“我们去街区吧”的时候，我以为我们就是去那边卖卖碟，或者在派对上做做DJ。结果，我们卖碟做DJ，都是为了在街区里做小额贷款和当铺生意积累资本。很快，后者变成了我们的事业中心。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他到底是从哪儿搞到这些东西的。因为我们不会问。但是我们最终还是从细枝末节拼出了答案：他在机场工作。那些没用的垃圾，都是他从别人的行李箱里摸出来的。
当然了，那晚我们吃的就是肉饼，还感谢了上帝赐予我们美食。
慢慢地，人潮散去，我们也开始放松下来。这时候，我们会清点一下货物，整理整理CD库存，算一下今天的收支明细。如果晚上接了DJ的活儿，那我们就要准备一下，不然我们就买点儿啤酒，无所事事地喝点儿，聊聊刚过去的这一天，听听远处传来的枪声。每天晚上都有枪声，我们总是试图通过声音来猜测那是哪个型号的枪。“应该是把口径9毫米的手枪。”当然，警察追逐戏也是固定节目，警车呼啸而过，追着前面开着刚偷来的车的家伙。最后，每个人都准备回家吃晚餐了，我也带上电脑，搭上一辆小巴，到家，睡觉。第二天再回来，把这所有的事再做一遍。
“我们知道。他认识的那个人能从哪儿搞来这么多汉堡肉饼啊？路上捡的吗？”
过了一年。两年。我已经不再想着去上大学了，而且也完全没有赚到学费。
“我们可不知道啊。”
街区吊诡的地方在于，你总是在干活，干活，干活，你感觉好像有什么事情在发生，但其实什么都没有。每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都是一样的流程：我们怎么把10兰特变成20兰特？怎么把20变成50？怎么把50变成100？到了晚上，我们就把赚了的钱花在吃上，或许还有啤酒上，然后回家，第二天回来再重复：我们怎么把10变成20？怎么把20变成50？忙忙碌碌一整天，才能把钱翻倍。你得走来走去，到处晃悠，不停思考。你得找到这个人，跟那个人搭个话，再想办法认识认识那个人。很多时候，一天忙到最后，我们手上一分钱都不会剩下，但却总觉得自己赚了挺多。
“妈，他偷的。”
倒买倒卖之于工作，就像上网之于读书。如果你把你一年在网上读到的文字加起来——推特、脸书推送、网页列表——那你读的文字量都约等于一吨书了，但事实上是，这一年里你一本书都没有读。当我回头想想，倒买倒卖就是那样。你投入了无限的精力进去，获得了最少的收获，就好像每天在转轮里跑步的仓鼠。如果我把同等的精力放在学习上，早就MBA毕业了。但事实却是，我只是专攻了倒买倒卖，没有哪个大学可以给我颁发个倒买倒卖学位证。
“不知道。他说他认识一个人而那个人——”
我第一次到亚历山德拉的时候，就被那里永不停歇的活力和刺激深深吸引了，更重要的是，我被那里接纳了。我在那儿获得到的归属感，比我在高中或其他任何地方得到的都多。我第一次出现在那里的时候，确实有几个人抬了抬眉毛：“这个有色小孩是谁？”但街区并不会以貌取人。如果你想去那里住，就可以去那里住。因为我不住在那儿，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我是个局外人，但是在那里，我却这辈子第一次感觉自己不是局外人。
“可是他从哪儿拿到的？”
街区的生活压力小，日子可以过得很舒适。你脑子里想的都是得过且过，所以也不必问自己什么大问题，譬如，我是谁？我应该在哪里？我做的足够与否？在街区里，你可以是一个40岁的老男人，住在自己妈妈房子里，四处向人借钱过活，也没人会看不起你。你在街区里不会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因为总有人比你更失败，让你感觉自己也不用再怎么努力，因为你身边最成功的人也没有比你成功多少。这让你活在一种了无生机的状态里，可以一动不动。
“哦，我上班的地方有个家伙卖给我的，”她说，“给我打了很低的折扣。”
街区里也有着很强的社区感。每个人认识每个人，从瘾君子到警察，都互相认识。人们会互相帮助。如果某个妈妈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去做。标准句型是“我可以劳烦你吗”，就好像所有人都是你妈妈，你是所有人的孩子一样。
“这是什么鬼？”我问。
“我可以劳烦你吗？”
而我自己的母亲，我那超级虔诚、遵纪守法、一直因为我违反规则而教训我让我学会遵纪守法的母亲——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我回到家后，看到厨房里放着一大箱速冻的汉堡肉饼的情形，足足有两百多个肉饼，上面打着黑牛餐厅的标志。黑牛餐厅的一个汉堡要卖至少20兰特。
“可以啊，你需要什么？”
如果你住在一个富裕安稳的世界里，远离犯罪，那么你很容易对犯罪这件事带有批判的眼光。但是街区告诉我，每个人心中对错的观念都不同，对于到底什么是犯罪，以及自己能接受参与多大程度的犯罪，也有不同的定义。如果一个瘾君子从超市偷了一大箱玉米片出来卖，前来购买的贫穷母亲并不会觉得我买这些玉米片，是在协助并教唆犯罪呢。不，她只会想，家里需要食物，这个人手上有玉米片，于是她就买了这些玉米片。
“我想你去帮我买面包和牛奶。”
于是，我们心里就只会这么想：白人丢东西之后能拿到钱，真是当白人的又一大好处。
“好的，我去。”
“哦，好的，”我说，“听起来不错。”
然后她会给你一些钱，你去买面包和牛奶。只要你当时没在忙，也不耽误你什么事，你都不会拒绝。
“是啊，白人丢东西了以后，他们找保险公司赔偿他们的损失，等于他们什么也没丢。”
住在街区里，最重要的事是学会分享。你不能一个人闷声发财。你有钱？那你为什么不帮助别人？邻居里哪个奶奶需要帮忙，所有人都会来伸出援手。你要是去买啤酒，就得给所有人都买上，四处分发。每个人都需要了解你获得的成就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回馈给社区，否则你就会变成众矢之的。
“保险？”
小镇也有自己的治安系统。如果有人偷东西被抓，小镇上的人会管。如果有人入室抢劫被抓，小镇上的人也会管。如果你强奸妇女被抓，那你要赶快祈祷，宁可警察先到一步，也别落到小镇人民的手里。如果一个妇女被打了，人们并不太会管。因为挨打牵扯了太多问题，为什么被打？谁来负责？谁先动的手？但强奸就是强奸，盗窃就是盗窃，你玷污了社区的名声。
“呃，别担心，”其中一个人告诉我，“白人有保险的。”
生活在街区里，有种奇异的舒适感，但舒适的同时也很危险。舒适给了供你躺倒的地方，但也给了压在头顶的天花板。在我们那帮人里，朋友G本来和我们一样，也没工作，整天四处闲逛。但后来，突然有一天，他在一家服装店找到了工作。每个早晨去上班的时候，其他人就会取笑他。我们看着他穿着正装出门，所有人都会在一边嘲讽：“喔，G，看看你穿的那身儿衣服！”“喔，G，今天又要去见白人了，哈？”“喔，G，别忘了从图书馆拿几本书回来！”
“但这原来是谁的？”我说。
G上了一个月班之后，有一天早晨，我们在矮墙上玩，G穿着拖鞋和袜子就出来了。他没穿工作正装。
开始我不知道这不能问。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买了个类似车载音响的东西。
“哟，G，怎么了？工作怎么样了？”
这就是街区。总有人在买，总有人在卖，倒买倒卖就是要在全程搅混水。没有哪一步是合法的，也没人知道这些东西是哪儿来的。那个帮我们拿到耐克鞋的家伙，他真的有“员工优惠”吗？你不知道。你也不问。对话只会是这样，“嘿，看看我找到了什么”，以及“酷，你要卖多少钱”。这是国际通用密码。
“哦，我不在那儿干了。”
于是这个家伙得到了DVD机，兜里还多了十块钱，他觉得自己做了笔好生意。他给我带来那双耐克鞋，我们去东岸找到那种特别芝士的芝士男孩，对他说：“哟，兄弟，我们知道你想要那双新乔丹鞋。店里要卖300块，我们200块卖给你了。”我们卖了那双鞋，就这样，我们把60兰特变成了200。
“为什么？”
“好的，你不是还要给我140吗？现在我们给你十块，你用你的员工价帮我们买一双耐克。”
“他们说我偷东西，我被开除了。”
“我买一双的话大概150。”
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我脑内遏制不住的一个念头，我觉得他是故意的。他陷害了自己，这样才能重新被其他伙伴们接纳。
“用你的员工折扣买一双耐克大概多少钱？”邦哈尼会这么问。
街区有种吸引力，它永远不会将你落下，也永远不会让你离开。因为你一旦决定离开，你就冒犯了这个生你养你、塑造了你、永不会背叛你的地方。这个地方会对你加倍奉还。
于是，我们给瘾君子投入了50兰特，从上班族那赚回了140。但是邦哈尼还能看到再将其翻倍的可能。假设这个买了DVD机的人在一家鞋店工作。
但一旦你在街区的生活变得顺心遂意，那你就该离开了。因为街区会将你拖下深渊，它总有办法，总会有某个家伙偷了东西后，把东西扔在你的车里，结果被警察找到。你不能留下来，你以为你可以，甚至开始想要做更多好事，把你的街区朋友带到某个高级俱乐部玩，但不一会儿，你身边人就打起架来，你的朋友掏出了枪，有人中了弹，而你留在原地，一头雾水：“刚刚发生了什么？”
“好的。”
只是发生了街区里会发生的事。
“没事。你先拿去，等你拿到工资，付给我140就行。”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一个派对上当DJ，不在亚历山德拉，而是在紧挨着亚历山德拉的伦巴第东，这里是一个稍微富裕些的中产阶级黑人社区。有人报了警，投诉说噪音太大。警察穿着防爆装备冲了进来，端着机关枪。我们的警察就是这样出警的，没有小情况，只有大事件。美国人所说的特种部队，对我们来说只是常规警察。他们过来查看噪音的源头，就是我。一个警察冲着我和我的电脑走过来，将他的冲锋枪对准我。
“但是我现在手上没有120块现金。”
“把音乐关掉，现在。”
“好了。120成交，这是你的DVD机了，是你的了。”
“好的，好的，”我说，“我在关了。”
那个瘾君子抗议了一会儿，但最终还是收下钱，毕竟他得嗑药，嗑药需要现金，必须立刻马上拿到钱。这时，邦哈尼再回去找那个上班族。
但我当时电脑系统是Windows 95，而Windows 95关起机来大概需要一辈子的时间。我忙着一个一个关闭窗口，退出程序，我有一个很容易受损的希捷硬盘，所以不想直接切断电源，那样会对硬盘造成伤害。但警察很显然一点儿也不在乎。
“好的，听着。你是个瘾君子。这是台偷来的DVD机，我只能给你50。”
“关掉！关掉！”
“我想要140。”
“我在关！我在关呢！我得先关掉程序！”
“这台DVD机你想卖多少钱？”
群众开始骚动不安，警察也越发紧张。他调转枪口，直接射向了电脑。不过，他可能不太懂什么是电脑，因为他射击的是显示器，显示器爆炸了，但音乐还在响。现场一团混乱——音乐震耳欲聋，所有人都在四处乱窜，被枪声吓得不行。我一把拔下主机电源，音乐没了，但此时，警察又开始向人群投掷催泪弹。
然后，邦哈尼再把瘾君子拉到一边。
催泪弹和我以及音乐本身都没有关系。催泪弹只是警察用来关闭黑人社区的派对的常规手段，就好像夜店打开灯，告诉所有人该回家了一样。
“好的，酷。”
我的硬盘没了。尽管警察冲着显示器开枪，但不知怎么我的硬盘却烧了。电脑还能开机，但是读不出这个硬盘。我的音乐库没了。尽管我有钱买一个新硬盘，但是我几年积累起来的音乐全没了。没有办法可以弥补。我的DJ生涯到次年结束，贩卖盗版碟的生意也戛然而止。突然之间，我们的小团体失去了主要收入来源。我们的技能只剩下了倒买倒卖。于是，我们只有更加勤奋地倒买倒卖，拿着一点儿现金，努力让它翻倍，买这个换那个。到后来，我们开始花积蓄，但不出一个月，我们便身无分文，只能吃土了。
“我想的是120。”他说。
有天晚上，我们那位在机场工作的朋友——黑人版的伯恩斯先生——下班后来找我们。
“看着，我知道你现在付不起DVD机的钱，”邦哈尼说，“但是你心理价位是多少？”
“嘿，看我找到什么了。”他说。
假设我们看到两个家伙在街角讨价还价，一个瘾君子想出手一台DVD机，另一个上班族想要，但是手头没有现金，因为还没拿到工资。他们在那来来回回地磨，但是瘾君子想立刻拿到现金，他可不想等。瘾君子的字典里没有分期付款的定义。这个时候，邦哈尼就会上前，将那个上班族拉到一边。
“你找到什么了？”
现金也给了我们在街区的物物交易中插上一脚的能力。众所周知，只要你站在街区某条主路的拐角，就总有人上前想卖给你点儿什么。“哟，哟，哟，老兄，要大麻不？”“要录像机吗？”“要DVD机吗？”“哟，我在卖电视。”就是这样的。
“照相机。”
我们挣的钱越来越多。尽管每次也不过几百兰特，最多一千兰特，但那都是实实在在攥在手里的现金。邦哈尼立刻意识到我们所处的地位。街区里的每个人都需要现金。每个人都在寻找短期借贷，来付一笔账单，交一笔罚款，或贴补家用。邦哈尼会出去谈生意，然后回来找我：“哟，我们可以和这个家伙做笔交易，我们借给他100块，这周末他还我们120。”我会说好的。然后那个人周末回来还给我们120兰特，我们再重复这个流程，再借更多钱出去。我们的财富开始呈两倍、三倍地增长。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台相机。那是一台数码相机。我们从他手里买了过来。我拿着相机，打开之后，发现里面都是一个白人家庭的度假照片，我感觉糟透了。我们买的其他所有东西，对我来说从来都不重要，耐克鞋、电动牙刷、电动剃须刀。谁在乎？是啊，可能会有人因为超市里丢了一小拖车玉米片被开除，但那不过是小事一桩。你不会去多想。但是这个相机里全是人的面孔。看着那些照片，我想起了我的家庭照片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心里想，我偷的不是相机，而是某个人的回忆，我偷了属于某个人的一部分生活。
卖碟逐渐演化为倒买倒卖，因为邦哈尼可以从各个地方发现商机，知道如何获得最大利润。邦哈尼和汤姆一样，也是个诡计多端的骗子，只不过汤姆是小拐小骗，而邦哈尼则更有谋略：如果我们这样做，会获得那样的结果，然后我们再把它转手换成别的，这就给了我们做更大生意的杠杆。譬如，有些小巴司机无法当场付钱：“我手上没钱，因为我这趟才刚开始跑。但是我需要新碟。我可以先赊着吗？你可以免费坐我的车。我这周末交班的时候就来付清，可以吗？”于是我们开始让小巴司机赊账，并从中获取少量利息。
这真的很奇怪，但是在两年倒买倒卖的生涯中，我从来没想过我在犯罪。我真的不觉得这是一件坏事。这只是人们找到的东西罢了。反正白人有保险。只要能找到合适的理由，一切都顺理成章。在社会中，我们彼此伤害，是因为我们看不到受伤之人的样子。我们看不到他的表情。我们不觉得他们也是人。这也是为什么会出现街区的终极理由——把种族隔离出去的那群人赶得远远的，眼不见心不烦。因为如果白人有一瞬间把黑人当人看的话，就会发现奴隶制是如此不合理。在我们生活着的世界里，我们完全看不到自己做的事情会对他人造成什么影响，因为我们并不住在同一个地方。如果一个投资银行家和那个借了次级房贷的人住在一起的话，那投资银行家估计会不忍心从贷款人手里大肆捞钱。如果我们能够看到彼此的痛苦，彼此同情对方的处境的话，我们从一开始可能就不会去犯罪了。
邦哈尼家车库的大门正对着跳羚弯。每天早晨，我们都会打开门，把电线接到外面，在路上支起一张桌子，开始放音乐。路过的人们会询问：“这是什么碟？我能买一张吗？”我们这个角落也是很多小巴司机的终点，他们会从这里调头回到小巴总站去。他们也会路过时下个订单，回头再来拿货。路过，下个订单，回来，拿货。我们一整天的时间都在接单，再回到车库刻录更多的碟，然后再拿回去卖。如果我们对那堵矮墙感到厌烦了，街角还有个改装过的旧集装箱，我们也会去那边玩。那里面有个付费电话，我们躲在里面给别人打电话。如果那天不太忙，我们就在矮墙和集装箱之间来来回回，和其他同样无所事事的人聊天玩耍。我们会和毒贩子聊天，也会和黑帮成员聊天。时不时地会有警察冲过来打断我们正在做的事。这就是在街区里的日常。到了第二天，一切照旧。
尽管我们当时很需要钱，但我没有转手卖掉相机。我感觉太内疚了，好像这会带来厄运一般，我知道这很蠢，那家人也拿不回相机了，但我就是无法将它出手。那台相机时刻提醒着我，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有人在另一头为此受罪，而我所做的事是错的。
我的犯罪生涯开始于在街角卖盗版碟。这确实是犯罪了，直到今天我都感觉我自己欠那些音乐家的钱，因为我偷了他们的音乐，但是以街区标准来看，这连违法的等级都算不上。在那个时候，我们从来没想过这件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如果刻碟算犯罪的话，那商店里干吗会卖刻录机？
有一天晚上，我们的团队被邀请去索韦托和另一伙人斗舞。希特勒要和他们中最好的舞者赫克托较量高下，赫克托是当时南非最棒的舞者之一。这封邀请函可是件大事，我们是代表我们的街区前去应战。亚历山德拉和索韦托这两个镇一直在较劲。索韦托被认为是个很势利的小镇，而亚历山德拉则被认为是肮脏下流的地方。赫克托来自迪普克鲁夫，那里是索韦托的富人区。在民主之后，迪普克鲁夫建起了第一批百万豪宅，仿佛在宣告“嘿，我们不再是小镇了，我们现在开始修高档房子了”。我们必须要与这样的地方较量一下，为此，希特勒辛苦练习了一整周。
在街区里，就算你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罪犯，人生中也会或多或少接触到犯罪。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从那个去购买卡车后面滑落下来的食物来养家糊口的母亲，到卖军用武器和硬件的黑帮成员，都是在犯罪。街区让我意识到，犯罪连绵不绝，是因为犯罪这件事做了政府没有做到的事：犯罪活动关心你的人生。犯罪是这里的基础。照顾需要帮助的小孩，帮了他们一把的，正是犯罪活动。提供实习机会和暑期工作、给予你晋升机会的，正是犯罪活动。犯罪活动渗透在这个社区的角角落落。犯罪活动不会歧视任何人。
那天晚上，我们乘上小巴去迪普克鲁夫，一行人里包括我、邦哈尼、门子、柏奇、G和希特勒。赫克托赢了比赛。G被人抓到在和那边的一个女孩接吻，结果爆发了一场群架，所有的东西都被砸碎了。半夜1点，我们准备回亚历山德拉，但刚刚驶出迪普克鲁夫拐上高速，一些警察就拦下了我们的小巴。他们让我们下车，把整辆车搜了一遍。我们站在车外，沿路排成一排。一名警察走过来。
在街区里，你的朋友和邻居可能就是黑帮成员。你认识他们。你会和他们在街角聊天，在派对上遇到他们，他们是你的世界的一部分，你在他们成为黑帮成员之前就认识他们了。并不是说“嘿，那是个毒贩子”，而是“哦，小吉米开始贩毒了”。黑帮成员很奇怪的一点是，他们看上去都一模一样，开着同样的红色跑车，和同样漂亮的18岁姑娘约会。很奇怪。就好像他们没有自己的人格，共享同一个人格。这个人可以是那个人，那个人也可以是这个人。他们都学过如何去当那个黑帮成员。
“我们找到一把枪，”他说，“谁的枪？”
我在街区里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明白平民与罪犯之间的界限。我们总是觉得世界由好人和坏人组成，住在郊区会给你这样的感觉，因为你住在郊区，就难结识到职业罪犯。但如果你去街区，就会发现这之间有着许许多多的灰色地带。
我们都耸耸肩。
严格来说，种族隔离时期的失业率反而要“低一些”，这是说得通的。因为有奴隶制度——人们就是像这样被雇佣的。而实现民主以后，法律规定所有人都要拿最低基本工资。雇佣劳动力的成本上去了，一夜之间，几百万人面临失业。种族隔离结束后，年轻黑人的失业率急速上涨，有时甚至能达到50%。很多人的情况是，高中毕业后付不起大学的学费，甚至连一个零售的工作都找不到，因为你来自街区，你的长相和说话方式都带着街区的味道。于是，对于很多生活在南非小镇的青年人来说，自由是这样的：每天早晨醒来，可能父母去上班了，也可能没去。他们就走出门，整天泡在街角玩，吹牛皮。他们是自由的，虽然他们已经被“授之以渔”，但是没人给他们钓鱼竿。
“不知道。”我们说。
在种族隔离制度终结以后，芝士男孩们的处境格外尴尬。一方面，如果你生在街区，心里就会明白自己永远不会离开街区，但是芝士男孩们已经见过外面的世界，他们的家庭条件不错，他们有小洋房，上过正规的学校，甚至可能考上了某所大学。他们拥有更多的潜力，但是并没有得到更多的机会。他们大概了解了一些外面的世界，但是没有办法真正融入到外面的世界里去。
“不可能，肯定有人知道。这是某个人的枪。”
邦哈尼是一群小伙伴里的头儿，他能把所有人召集到一起，让大家一起去做什么事。这伙人里有个人叫门子，是邦哈尼的跟班，只是想随大流混在人群里。柏奇是队伍里的酒鬼，总能不知从哪儿变出酒来，也总能找到喝酒的借口。然后就是卡克茨，我们叫他G帅哥。G只对姑娘感兴趣。只要队伍里有姑娘，他就会来。最后，就是希特勒了，派对之魂。希特勒只想跳舞。
“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啊。”邦哈尼说。
在亚历山德拉，因为邦哈尼和他的伙伴们都住在东岸，所以都被认作是芝士男孩。讽刺的是，由于他们住在过河后的第一条街，住在东岸后面街道上那些更好的房子里的小孩是“更加芝士”的芝士男孩，所以看不起邦哈尼和他的小伙伴。邦哈尼和朋友们从来不承认自己是芝士男孩的一员，他们坚称：“我们不是芝士，我们属于街区。”但是真正的街区男孩们会说：“呃，你们才不属于街区，你们是芝士。”“我们不是芝士。”邦哈尼的伙伴们会说，并用手指向东岸远处，“他们才是芝士。”他们总是为了谁是街区谁是芝士而争个不停。
他重重地扇了邦哈尼一巴掌。
对我们来说，终极升级版就是在上面加一片芝士。芝士是精华，因为它好贵。不用想什么金本位制了，街区信奉的是芝士本位制。在任何东西上加芝士都意味着钱。如果你有个汉堡，那很不错，但如果你有的是芝士汉堡，那就意味着你比那个买火腿汉堡的人更有钱。三明治上加芝士，冰箱里有芝士，这都表明你的生活水平不错。在南非的任何小镇上，只要你有点儿钱，人们都会说：“哦哟，你是个芝士男孩。”言下之意是，你不是真的街区人，因为你的家庭有钱买芝士。
“你再跟我胡说八道！”
街区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东西超级便宜，生活花销极少。你可以在街区买到一种叫柯塔的食物，它的外壳是四分之一条面包，把面包芯挖出来，再往里面放入炸土豆、一片熏肠和一种叫“阿査”的腌渍芒果泡菜。这一整套只需要几兰特。而你钱越多，就可以有更多的升级选择。譬如你的预算稍有富裕，那么可以往里面加个热狗。如果还有更多的钱，可以加个香肠，譬如德国碎肉肠，或者一个煎蛋。而最豪华的版本，就是把能加的都加了，足够填饱三个人的肚子。
接着，他开始按顺序扇我们每个人巴掌，挨个揍，问我们说不说枪是谁的。我们无法反抗，只有站在原地任由他打。
17岁那年，我从高中毕业，那时我的家已经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因为继父的关系。我不想再在家里住了，我妈同意后，我搬了出去。她帮我搬去了道路尽头的一栋楼，我在那找了一个满是蟑螂的便宜公寓。那时我的计划——如果说我有计划的话——就是去上大学，以后做一名电脑程序员，但是我们付不起学费，我得还钱。我知道的唯一的赚钱方法就是卖盗版碟，卖盗版碟最好的地方就是在街区，因为那里有小巴。而小巴司机总是在找新歌，播放好音乐是他们招揽乘客的手段之一。
“你们都是垃圾，”那警察说，“你们从哪儿来？”
过了二十街后，你会来到朱科斯凯河畔，过了罗斯福桥，走到河对岸，就来到了整个亚历山德拉最新、最好的地方，名为东岸。那是政府规划的地方，他们清理了非法占地者和棚屋，在那里建起了真正的房子。虽然仍是给低收入家庭的房子，但起码是像样的两卧带小花园的小洋房。住在那边的家庭通常都有一点儿积蓄，会把孩子送到街区以外更好的地方去上学，譬如桑德林汉姆。邦哈尼的父母就住在东岸，罗斯福路和跳羚弯的交界处。从小巴站穿过整个街区后，我和邦哈尼来到东岸，在他家门口的跳羚弯路中间的矮砖墙上玩起来，无所事事，吹吹牛皮。我那时还不知道，未来的三年，我都会在这个地方度过。
“亚历山德拉。”
对我来说，街区实在是一个感官超负荷的存在，但是在它的嘈杂之中，又隐含了一种秩序，一种社会系统，一种会依据你所居住的位置而划分的社会分阶标准。一街很差，因为它紧挨着混乱的小巴站。二街还不错，那里有一些以前这里还算正规居民区时留下的洋房。三街、四街和五街就更好了——对于这个小镇来说。那里聚集了一些大家族，都是有祖传基业的。从六街开始，情况又急转直下，棚户和临时屋逐渐增多。那里有几所学校和几个足球场，还有几个给外来打工人员盖的招待所，算是大规模的政府项目。你不会想去那边，那是黑帮的地盘。你只有在需要买一把AK-47步枪的时候，才会造访那片土地。
“哦哦哦，好的，我知道了。亚历山德拉狗。你们来这儿偷东西，强奸妇女，拦路抢劫，是吧。一群下贱的流氓串子。”
走在街区，你可以闻到你能想到的所有气味，譬如烧菜的味道，街边外卖的味道。有的人家的棚屋就临时搭在别人家的棚屋后面，他们没有自来水，所以他们从户外的水龙头接水，用桶洗澡，洗后的脏水就直接泼在街上，这些脏水会自动汇入街面上那条污水溪流里——因为这里的下水系统又堵了。有人在修车，他以为自己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实际上却一窍不通。他把旧机油倾倒在街面上，现在机油和洗澡水混在一起，组成了一条脏河，在街面上潺潺流动。应该还会有一只山羊在旁边踱步——不知为何，那里总会有一只山羊。你一边走着，音浪向你袭来，人类活动的稳定节拍，人们用十几种不同语言对话、闲聊、争论、吵架。每时每刻都有音乐声。你会听到某个角落里播着传统南非音乐，另一个角落大声放着桃莉·巴顿，而一辆车呼啸而过，留下一串震天响的克里斯托弗·华莱士的节奏鼓点。
“不是，我们是舞者。我们不知道——”
亚历山德拉这个地方被许多条街道划分成网格状。马路的路面铺过沥青，但是人行道基本就是土路。整个城市的色彩主题，是煤渣砖和波状钢的颜色，灰色和深灰色，间或点缀着跳跃的明艳色彩。有人会把自己的墙漆成柠檬绿色，外卖店门口会立着一个亮红色的招牌，也许有人凑巧捡到一片天蓝色的金属钢片。整座城市的卫生条件很差，到处都是垃圾，总是有人在某条巷子里烧垃圾。在街区里，任何时候都有什么东西在燃烧。
“我不管。在我们查明枪是谁的以前，你们都要蹲监狱。”
一旦经过小巴的队列，你就真正进入亚历山德拉了。我从未在其他地方感受过像亚历山德拉这样的紧张活力。这里简直是人类的蜂巢，人们在这里一刻不停地来来去去，黑帮在争夺地盘，路人在街角无所事事，小孩到处乱跑。由于这些高度集中的能量无处发泄，没有机制可令其自然消解，所以这里会周期性地爆发大规模的暴力事件，亦或是极度疯狂的派对。在一分钟以前，这还是一个平静的下午，人们在四处闲逛，干着自己的事，突然之间，警车和黑帮就开始上演追逐火拼大戏，车辆在街道上飞驰，枪声不绝于耳，直升机出现在头顶盘旋。十分钟后，这一切又好像从未发生过——所有人又开始闲逛着做自己的事了，熙熙攘攘，来来去去，东奔西跑着。
忽然，我们明白发生了什么。警察是在问我们要贿赂。用委婉语来说就是，“现场罚款”。你要按着警察精心设计的步骤来，用不挑明的方式把事情说明白。
在迷你小巴的旁边，当然，是一家肯德基。这是南非的一个特点：到处都有肯德基。肯德基拥抱了黑人兄弟。肯德基不玩花头。他们早早地在街区里扎了根，在麦当劳之前，在汉堡王之前，在所有人之前。肯德基好像在说：“哟，我们在这里，正是为你而来。”
“就没什么我们能做的吗？”你哀求警官。
邦哈尼带我到亚历山德拉后，我们像大多数人那样，从桑顿区那一侧穿进去，经过了约翰内斯堡最富有的生活区，经过了宫殿般的豪宅和金山银山，然后又穿过了韦恩堡这条工业隔离带，富有白人和贫穷黑人的世界，就是从这里分界的。在进入亚历山德拉的入口处，列着一排长长的迷你小巴，以及一个巴士站。这是你会在007电影或《谍影重重》里见到的那种熙熙攘攘、混乱不堪的第三世界市集。这里就是中央车站，只不过是在户外。一切都生机勃勃，一切都在飞速运转。好像这里没有什么存在于昨日，也没有什么能持续到明天，但每天都是完全一样的。
“你们想让我怎么样？”
种族隔离的墙倒塌之时，正是美国嘻哈音乐蓬勃发展的时刻，而在嘻哈文化里，来自“街区”是一件很酷的事。在此之前，住在黑人小镇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那是社会底层的最底层。但后来，我们看到了像《街区男孩》《威胁2：社会》这样的电影，黑人小镇都被塑造得特别酷。这些电影的主角们，包括主题歌，都以此为傲。小镇的孩子们也开始有样学样，以自己的身份出处为傲：你不再是来自小镇的人了——你来自街区。而住在亚历山德拉，能让你比住在高地北获得更高的街头信誉。所以当邦哈尼说“咱们去街区玩吧”时，我很好奇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了解更多。
“我们真的很抱歉，警官。有什么我们能做的吗？”
一开始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从说唱音乐里听到过“街区”这个词，也知道黑人住的各个小镇各有不同，但我从来没有用这个词形容过另一个黑人小镇。
“你告诉我啊。”
“街区？”
这时轮到你编故事了，故事里要暗示一下，让警察听你现在身上有多少钱，我们没法这么做，因为我们当时没有钱。于是他就把我们关进了监狱。那辆小巴是公共小巴，那把枪可以是任何人的枪，但是只有来自亚历山德拉的几个家伙被抓，车里其他人都没事。警察把我们带回警察局，把我们关在一间牢房里，再将我们一个个拎出去审问。他们审问我的时候，我写下了我家的地址：高地北。这些警察一脸迷惑地望着我。
“嘿，咱们去街区玩吧。”他说。
“你不是亚历山德拉人啊？”他说，“那你和这帮混球在一起搞什么？”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狠狠地瞪着我说：“听着，富少爷，你以为和这些人厮混很好玩是吗？这可不是过家家。跟我说实话，供出来到底是他们谁的枪，我就让你走。”
就在我们毕业前不久，有一天放学后，邦哈尼在校园里向我走过来。
我拒绝后，他把我丢回了牢房。我们在这过了一夜，第二天我给一个朋友打电话，他说可以跟他爸爸借一些钱，保我们出去。那天晚些时候，朋友的父亲过来付了钱。警察说这叫“保释金”，但其实就是贿赂。我们没有被正式批捕或审判，也没有留下任何档案记录。
邦哈尼住在亚历山德拉，但我从来没去那边找过他，因为当时我们还在上学，总是他来高地北，到我家来找我。我去过亚历山德拉几次，但都只是短暂停留，从没在那边真正待过。或者这么说吧，我从没在那边过过夜。白天造访亚历山德拉和晚上造访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感觉。那地方被叫作蛾摩拉是有一定道理的。
从警察局出去后，一切都恢复了平静，但这件事却令我们感到恐慌。每天我们都在街上胡闹，倒买倒卖，表现得好像我们和那些黑帮是一伙儿的，但事实是，我们就是比街区里的人更“芝士”的芝士男孩。为了要在这个世界生存下去，我们在心里给自己塑造出了那样一个形象。邦哈尼和其他那些东安的伙伴，只因为他们来自的地方和皮肤的颜色，人生就没有了盼头。在那种处境下，你大概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接下那份零售工作，或者在麦当劳煎汉堡肉饼——这还得是在你足够幸运的情况下——要么选择强大起来，戴上面具，正面迎上去。你既然离不开街区，就要按照街区的法则生存下去。
我的朋友邦哈尼个子很矮，秃头，但超级健壮。他并不是一直都长那样。其实，他之前是一个很瘦弱的人，直到有一天不知从哪里搞到一本健美杂志，自此改变了他的人生。邦哈尼是那种能从每个人身上看到优点的人。在所有人都不相信你的时候，他会相信你，并看出你身上的潜力——他就是这样的朋友，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小镇孩子都不由自主地被他吸引，这也是为什么我不由自主地被他吸引。邦哈尼原本就很受欢迎，但是他打败了学校里那帮臭名昭著的恶霸以后，声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坐实了他在小镇孩子们心中领导者和老大哥的地位。
我选择活在那个世界里，但我并不来自那个世界。如果非要说的话，我就是个冒名顶替的家伙。我身在其中，一天又一天地过着，貌似和所有人一样，但不同的是，在意识深处，我明白我有其他选择。我可以离开。他们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