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亏了我的电脑和调制解调器，我可以下到很多没多少人听过的独家音乐，但这对我来说也是个问题。有时候我在一些派对上放新歌，人们会站在原地一脸迷惑：“这是啥？这该怎么跳？”譬如，假设DJ播了一首歌，叫《看我（摆动/耐耐）》”（Watch Me [Whip/Nae Nae]），这首歌非常朗朗上口，但是该怎么摆动？耐耐又是什么？为了让这首歌流行起来，你得知道怎么摆动以及怎么跳耐耐舞。只有当人们知道如何跟随音乐舞动，派对上的新音乐才能得以流行开来。邦哈尼决定，我们得组建一个舞蹈团队，给人们展示怎么跟着我们的音乐跳舞。因为我们整天都无所事事，只是在听CD，想舞蹈动作而已，我们那些街头玩伴对这些歌已经很熟悉，所以现在他们成为了我们的舞者。而其中最棒、最帅、最厉害的舞者，就是邦哈尼的邻居——希特勒。
邦哈尼家门口的路中央有一道矮砖墙，每天，邦哈尼、我和我们的伙伴们都会坐在墙上玩。我会带上CD，我们播着音乐，练习舞步。我们白天卖碟，晚上去别人的派对上当DJ。很快，我们开始接到别的小镇和街区的演出邀请。
希特勒是我的好朋友，老天，他舞跳得真好。看他跳舞的样子很容易让人着迷。他的动作放松且流畅，简直违反了物理原则——你可以想象一只水母在陆地上走路的样子。而且他还特别帅气，高个子，身体柔韧，肌肉发达，皮肤亮泽光滑，大大的牙齿，笑起来很好看，而且他总是在笑。他每天唯一做的事就是跳舞。他早晨一起床就开始大声播放各种浩室音乐或嘻哈音乐，跳上一整天。
邦哈尼和我从高中毕业之后，我们都找不到工作。也没有什么我们能做的工作。我赚钱的唯一渠道就是卖盗版CD，以及在别人的派对上当DJ。既然我已经离开了桑德林汉姆，那么亚历山德拉的小巴司机和当地小孩就成了我唯一的客源。我也经常在那边当DJ，所以我选择继续这样赚钱。我认识的大多数白人小孩都准备休个“间隔年”。“我准备休个间隔年，去趟欧洲。”白人小孩都会这样说。所以我回道：“我也要休个间隔年。我准备这一年就在小镇上的街角闲逛。”事实上，我正是这么做的。
附近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的舞团里谁跳得最好。他就是我们的头牌。你要是很穷的话，会买不起车和漂亮衣服，但最棒的舞者还是能交到女朋友，所以你得和他搞好关系。希特勒就是我们的人。有时候，派对上会有舞蹈比赛。左邻右里的小孩都会带着他们心中最棒的舞者前来斗舞，我们总是会带上希特勒，而且他一般都能赢。
这当然很棒。
邦哈尼和我为我们的舞队设计舞步的时候，毫无疑问，希特勒将会是队伍中最耀眼的明星。我们的整套流程都围绕着希特勒来设计。我会先用几首歌暖场，几个舞者会上来跳几首，一旦场子开始热络起来，他们就会呈扇形散开，在舞台中央组成一个半圆形，在最后留出一个空位给希特勒切入。这时我会调高音量，开始播雷德曼的《让我们燥起来》，并且继续煽动现场观众：“准备好了吗？！我听不到你的声音！让我听到你们的尖叫！”这时人们开始尖叫，希特勒跳进半圆形的中央，所有人都疯狂了。希特勒开始跳他的标志性舞步，其他人会围在他的身边，为他打气。“跳吧希特勒！跳吧希特勒！跳吧希特勒！跳吧希特勒！”由于是跟随嘻哈音乐起舞，舞团其他成员都会做这样一个动作：把胳膊伸在身体前方，手掌摊平，跟随着节拍上下摆动胳膊。“跳吧希特勒！跳吧希特勒！跳吧希特勒！跳吧希特勒！”这时所有人都会疯狂舞动起来，街道上有一千人将双手举在空中，口中呼喊着：“跳吧希特勒！跳吧希特勒！跳吧希特勒！跳吧希特勒！”
我们的第一场演出，是从桑德林汉姆毕业的那个夏天的跨年派对。邦哈尼和我带上机箱。超大的显示屏。电线键盘鼠标，把它们塞进小巴，带去了亚历山德拉。我们占了他家门口的街道，从他家里接出电线，装好电脑，设好喇叭，借了个帐篷，人们就来了。那天的情形堪称爆炸。到午夜时分，整条街从这一头到另一端全部挤满了人。我们是那年亚历山德拉最大的跨年派对，能成为亚历山德拉最大的派对可不是闹着玩的。整个夜晚，从远处慕名赶来的人络绎不绝。大家都在谈论：“有个浅色皮肤的人在电脑上播音乐。你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我一个人做DJ嗨翻全场，一直到天亮。到最后，我和朋友们已经醉倒，精疲力竭地昏厥在邦哈尼屋外的草坪上。那次的派对盛况直接让我在当地出了名。很快，各地的邀约纷至沓来。
希特勒虽然不是个寻常名字，但在南非也并非闻所未闻，这主要是由于黑人取名的方式造成的。黑人取自己的传统名字时会非常用心，往往会选择那种包含深刻个人意义的名字。但是从殖民统治以来，到了种族隔离的阶段，南非的黑人被要求还要取一个英文名或欧洲名字——那种白人可以轻松念出来的名字。所以你会有一个英文名，一个传统名，还有你的家族姓氏，组成你的全名：帕特莉莎·努拜伊赛罗·诺亚。十次有九次，那些欧洲名字都是随便取的，要么从《圣经》里摘一个，要么挑一个好莱坞名人的名字，再或是新闻里某个著名政治家的名字。比如，我就认识一个墨索里尼，一个拿破仑，当然了，还有一个希特勒。
“我们要发大财了。”
西方人对这样的取名方式感到震惊且迷惑，但是，这其实是西方人自食其果的典例。殖民者瓜分了非洲，让黑人变成劳动力，但与此同时，却并没有给予他们应得的教育。白人也不会和黑人交流，所以黑人怎么会了解白人世界发生了什么？正因为如此，很多南非的黑人并不知道希特勒是谁。我自己的外公就以为“希特勒”是那种帮助德国赢得了战争的军用坦克，所以他会说“一台希特勒”。因为那是他从新闻里捕捉到的零碎信息。对于很多南非黑人来说，“二战”的故事梗概就是有个叫希特勒的人，让同盟国输掉了战争。希特勒太强大了，以至于到了某个阶段，黑人要去帮白人打仗——如果白人会屈尊请黑人帮自己打什么人，那这个人肯定是史上的最强者。如果你希望自己的狗变得威风凛凛，你可以给自己的狗起名叫希特勒。如果你希望你自己的小孩变得坚韧顽强，就给你的小孩起名叫希特勒。所以很有可能你会拥有一个叫希特勒的舅舅。这只是一种起名习惯罢了。
“音频软件显示，我大概能连续播上一周。”
在桑德林汉姆，学校教了我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使我们比在小镇长大的典型黑人小孩懂得要多，但学校教的也仅是皮毛而已。学校并没有教我们如何批判性地去思考希特勒、反犹太主义，还有大屠杀之间的关系。以此类推，学校也没有告诉我们，种族隔离制度的构建者就是希特勒的铁杆粉丝，这些种族歧视的法规正是受到了纳粹德国那些种族主义法规的启发。学校没有教我们思考希特勒和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之间的联系。综上所述，学校并没有教我们如何去思考。他们教我们的只是1939年，希特勒入侵波兰，1941年，他入侵了苏联，1943年，他还干了些别的。这些都是史实。把它们背下来，在考试的时候把它们写下来，然后把它们忘了。
“你一共有多少音乐？”他问我。
还需要考虑到的是：希特勒这个名字之所以不会激怒南非黑人，也是由于希特勒并不是南非黑人心目中最可怕的恶人。每个国家都觉得自己的历史是最重要的，在西方世界尤其如此。但如果南非的黑人可以坐时光机回到过去，选择杀掉一个历史人物，他们会选择先杀死塞西尔·罗兹，而不是希特勒。如果刚果的黑人可以坐时光机回到过去，选择杀掉一个人，那么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将会是首选，排在希特勒前面的前面。如果美国原住民可以坐时光机回到过去，选择杀掉一个人，那应该是哥伦布，或者安德鲁·杰克逊。
那个时候，大多数的DJ都只能坚持上几个小时，因为他们手上只有那么几张唱片。但派对都要通宵，所以你就需要请五六个DJ过来，才能把它持续开下去。但是我有一个很大的硬盘，里面全是MP3音乐，这也是为什么当邦哈尼看到我混曲时会那么兴奋——他看到了垄断DJ市场的可能。
我遇见的西方人，一定都坚称纳粹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暴行，毋庸置疑。是的，那场灾难确实非常恐怖。但我常常在想，刚果历史上经历过的那些屠杀暴行，会是多恐怖呢？犹太死难者和非洲死难者不同的地方在于，犹太死难者被记录了下来。纳粹分子记录了所有的细节，他们给受害者拍了照片，留了影像资料。归根结底就是这点不同。纳粹屠杀的受难者有死亡总数，是因为希特勒清点了人数。六百万人被杀。我们看着这个数字，一定都会觉得毛骨悚然。但当你看看非洲屠杀暴行的历史，没有数字，只有猜测。但是，让你对猜测的史实感到恐惧，可能就要难一些了。当葡萄牙和比利时在安哥拉和刚果大肆烧杀抢掠的时候，他们没有清点过自己杀了多少黑人。又有多少刚果黑人死于收割橡胶？多少死在德兰士瓦的金矿和钻石矿里？
亚历山德拉的街头派对是最棒的。你拿个帐篷，把它支在道路中间，把整条道都占上，你的派对就开始了，并不需要正式的邀请函或宾客名单。你只需要告诉几个人，口口相传之后，一大群人就会涌过来。你也不需要申请许可或类似的什么证。你只要有一个帐篷，就有权在街道上开派对。如果有车开到路口，司机发现这个派对堵了前面的路，他们也只是耸耸肩，掉头换一条路开而已。没人会生气。唯一的条件是，如果你的派对开在某家人的门口，那他们有权过来喝你的酒。若非有某个人中弹了，或者有酒瓶砸在某人脸上了，那么派对就不会结束。当然，派对也只能像那样结束，否则，它就称不上一个派对。
在欧洲和美国，是的，希特勒是历史上最可怕的疯子。在非洲，他只是历史书上的某个铁腕人物。每当我和希特勒在一起玩，我从来没有问过自己：“他为什么叫希特勒？”他叫希特勒，是因为他妈妈给他取名希特勒。
邦哈尼住在亚历山德拉。如果说索韦托是政府规划出来的超大规模贫民窟，那么亚历山德拉就是一个狭小又拥挤的棚户区，是从种族隔离时期以前就存在的那种贫民窟。用煤渣砖和波状钢建造的棚屋一排连着一排，几乎彼此堆叠在一起。它的外号是蛾摩拉城，因为在那里，最癫狂的派对和最黑暗的犯罪并存。
邦哈尼和我在DJ团队中加入了舞者之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我们的团队名叫“黑白男孩”，而舞者队伍名为“跳羚男孩”。各地的邀约纷至沓来。有钱的黑人家庭搬去了白人郊区，但是他们的孩子依然想办街区派对，保存自己的小镇文化，所以会邀请我们去他们的派对上表演。口口相传之后，我们在郊区的订单量越来越多，也开始和越来越多的白人接触，为白人表演。
“特雷弗，我觉得你还不明白，你简直是坐在金山上啊。我们得去给别人做这个。你得到镇上来，表演你的DJ才华。还没人见过有人用电脑做现场DJ的。”
我们在小镇上认识了一个孩子，他妈妈参与了一个学校的文化项目。在美国，这种项目被称为“多元文化项目”。在南非，这类项目逐渐增多，因为在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我们要做的就是学习和拥抱彼此的文化。这个小孩的妈妈问我们，是否愿意去林克斯菲尔德的某所学校的文化日上表演，林克斯菲尔德是一个非常富有的郊区，在桑德林汉姆南边，我的好朋友泰迪曾经住在那里。在文化日上，会有各种唱歌跳舞的活动，所有人都会聚在一起玩耍，了解彼此的文化。她说这个活动是有偿的，我们便答应了下来。她给我们发来时间和地点信息，以及学校的名字：大卫王学校。一所犹太人学校。
“是啊。”
到了文化日那天，我们订了一辆小巴，装上我们的设备，开了过去。到了以后，我们待在学校礼堂后面候场，同时观看了在我们之前登台的表演。有弗拉明戈舞蹈、希腊舞蹈、传统祖鲁音乐轮番上阵。接着轮到了我们。我们被宣传为嘻哈喷特拉舞团——南非街舞男孩。我们把音响系统在舞台上装好后，我望向台下，看到整个大厅里都坐满了头戴圆顶小帽的犹太孩子，跃跃欲试准备开派对。
“这太厉害了，”他说，“这个你当场就可以做？”
我接好话筒。“准备好了吗？！”
有一天下午，我在房间里刻碟，邦哈尼来找我拿货。他看到我在电脑上混歌。
“耶！！！”
人们总是说，“授人以鱼，受用一天，授人以渔，受用一生。”但他们却没说，“如果你能顺手再给他一个钓竿就更好了。”这就是缺失的那一环。和安德鲁一起合作，让我第一次意识到，你需要有个来自特权社会的人告诉你：“好的，这些是你需要的，而你只需要这样做就好了。”如果安德鲁没有给我那台刻录机，就算我空有一身销售才能，也一事无成。人们会说：“哦，这是一份施舍。”并不是这样的。有了它以后，我仍需要努力才能赚到钱。但如果没有它，我连赚钱的机会都没有。
“让我听到你们的尖叫！”
生活是如此美好，而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因为安德鲁。如果没有他，我就无法一手创建盗版音乐的帝国，并能吃上无穷无尽的麦当劳。在一定程度上，他所做的一切都使我意识到，经历了长期压迫后，谋生技能对于那些无权无势的贫苦大众来说有多么重要。安德鲁是白人。他的家庭可以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享受各种资源，拥有电脑。他的家族一代代都上过大学，而我的家族则挤在狭小的茅草屋里唱着“二二得四，三二得六，啦啦啦啦”。他的家庭唾手可得的东西，我的家庭一样都得不到。我有销售的天分，但是如果没有知识和资源，我有天分又能怎样？人们总是想要这样教育穷人：“为你自己负责！自己要学会创造！”但是请问，穷人拿什么原始材料来创造东西？
“耶！！！！”
钱越赚越多，我的享乐越发失控。我是这么花钱的：我买了一个无绳电话。那时还没人有手机。这个无绳电话的信号很强，我把基站放在窗外的话，可以拿着电话走两个街区到麦当劳，点好我的大份一号餐，走回家，进房间，打开电脑，而全程不间断地讲电话。我就是那个耳边举着超大电话机，天线伸到最长，在街上一边闲逛，一边和朋友煲电话粥的家伙。“是啊，我在去麦当劳的路上呢……”
我开始播放音乐。贝斯的节奏开始撞击大厅，我的舞团开始跳舞，所有人都特别兴奋。老师、监护人、家长和几百个孩子——他们都疯了一样地跟着音乐舞动起来。我们的节目时长限制为十五分钟，到第十分钟时，我会开始播《让我们燥起来》这首歌，我们的明星舞者也将闪亮登场，嗨翻天。
“好吧……我吃。但明天我要吃麦当劳。”
我开始播那首歌后，舞者们扇形散开，组成半圆，我打开话筒。
“今晚我们吃鸡爪。”
“你们准备好了吗？”
“我觉得我应该还会去吃麦当劳。”
“耶！！！！”
“今晚我们吃骨头汤。”
“你们还没有准备好！你们这下准备好了吗？”
“不，我要去吃麦当劳。”
“耶！！！！！！！”
“今晚我们吃鸡肝。”
“好了！让我们鼓掌欢迎——希——特——勒——！！！！！！！！！！！！”
尝到美国的味道后，我再也不在家吃饭了。我只吃麦当劳。麦当劳。麦当劳。麦当劳。麦当劳。每天晚上，我妈都想给我做晚饭。
希特勒跳到了半圆队伍的中央，开始了他的步伐。其他舞者围在他周围开始呼号，“跳吧希特勒！跳吧希特勒！跳吧希特勒！跳吧希特勒！”他们把胳膊举在身前，跟随节奏上下摆动。“跳吧希特勒！跳吧希特勒！跳吧希特勒！跳吧希特勒！”我则开着话筒，带领着他们大声喊着。“跳吧希特勒！跳吧希特勒！跳吧希特勒！跳吧希特勒！”
我爱上了麦当劳。对我来说，麦当劳就是美国的味道。你看它的广告，会觉得那感觉超级棒。你很想吃，你买了一份，你咬了一口，你嗨翻天了，比你想象得还要好吃。然后你吃到一半，意识到它也不是那么好吃。又咬了几口，你觉得，呃，好像哪里不太对。然后你就不吃了，然后你又疯狂地想吃，然后你又回去买更多。
整个大礼堂都静止了下来。没人跳舞了。老师、监护人、家长和几百个戴着圆顶小帽的犹太小孩，呆呆地站在原地，看着在台上的我们。我正在忘我表演，希特勒也是，所以我们没有停下。大概有30秒的时间，全礼堂唯一的声音就是音乐的节奏，以及我在麦克风里声嘶力竭的吼声：“跳吧希特勒！跳吧希特勒！跳吧希特勒！跳吧希特勒！把你们的双手为希特勒高高举起，哟！”
有了钱，我对自由的体会上升了一个新高度：我可以去吃麦当劳了。美国人民大概并不了解，每当一个美国连锁店在第三世界国家开业的时候，人们都会趋之若鹜。直到今天也是一样的。去年，南非第一家汉堡王开业了，队伍一直排到街角。这是大事件。每个人都奔走相告：“我要去吃一下汉堡王。你听说了吗？是美国来的。”不过好笑的是，排队的大部分都是白人。白人为汉堡王而疯狂。黑人却觉得一般般。黑人并不需要汉堡王。我们的心是属于肯德基和麦当劳的。在麦当劳进到南非来以前，我们就知道它了，也许是从电影里吧。我们从来没有梦想过南非也能有麦当劳；麦当劳给人感觉就像那种只在美国才有的东西，不会到别处开店。甚至在我们尝到麦当劳以前，我们就已经爱上了它，而且事实是，我们也的确爱它。有一段时间，在南非开业的麦当劳，比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多。曼德拉带来了自由，自由带来了麦当劳。我们搬去高地北后，离我们家两个街区的地方有一家麦当劳，但是我妈从来不带我们去那里吃。而手里攥着我自己挣的钱，我心想，来吧。我鼓足了干劲。那时候他们还没有“超大份”餐，“大份”就是最大的了。我走到柜台前，深深为自己感到骄傲，放下钱，说：“我要大份一号餐。”
一位老师从我背后冲过来，一把从墙上拔掉了电源。整座礼堂突然变得死一般沉寂。她转向我，面色铁灰。“你怎么敢这样？！这太恶心了！你这个可怕的令人作呕的肮脏东西！你怎么敢这样？！”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体会到有钱的感觉，那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事情。有钱后，我了解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钱给了你选择的权利。人们不是想要变得多富有，人们是想要选择的权利。你越有钱，你面前的选择就越多。这就是金钱带给你的自由。
我的大脑飞速运转，试图理解她说这话到底什么意思。突然灵光一现，希特勒有一个特殊的舞步，叫作欧斯巴纳瓦，意思是“你干事的地方”，这个动作非常性感：他的胯会扭动并向前推，就好像他在和空气做爱。那老师跑上来的时候，他正在做这个动作，很显然，她是觉得这个舞蹈很令人作呕。但是这个动作非洲人成天都会做啊，这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只是在文化日分享我们的文化，而这个女人却说我们令人作呕。她被冒犯了，然后我因为她被冒犯而感觉被冒犯了。
我的生意越做越大。到毕业的时候，我已经可以尽情享乐，因为我每周能挣到500兰特。客观来看，在现在的南非，依然有女佣的周工资达不到这个标准。可能这些钱养活一大家子人不够，但是作为一个住在家里、没有任何大开销的16岁少年，我简直是生活在美梦之中。
“这位女士，”我说，“我想你要冷静下来。”
有一天邦哈尼来找我，对我说：“你知道怎么才能赚更多钱吗？与其直接刻录整张专辑，你为什么不把不同专辑的主打歌刻进同一张碟里呢？反正人们只喜欢听自己中意的那几首。”这听上去是个不错的主意，我开始制作混曲CD。这些碟卖得很不错。几周后，邦哈尼又来找我，说：“你可以让一首歌的结尾慢慢淡出，直接融入下一首歌的开头吗？这样每首歌之间就没有间隙了，而鼓点一直不会间断，就好像是DJ整晚打碟那样。”这听上去也是个不错的主意。我下载了一个叫BPM的软件——“分钟节拍”——它的图标就是两张黑胶唱片叠在一起，我用这个软件可以进行混曲，将两首歌的首尾连在一起。基本上就是DJ在现场做的所有事情，我都可以用这个软件实现。我开始制作派对音乐CD，这些碟也成了香饽饽。
“我冷静不了！你们怎么敢这样过来侮辱我们？！”
刚起步的时候，我用的是拨号上网和一个24k的调制解调器。下载一张专辑需要花一天的时间。但科技在进步，所以我也一直在给我的事业进行投资。我把调制解调器换成了56k的，买了一个速度更快、支持多重录制的刻录机。我开始下载得更多，盗版得更多，卖得更多。这时，我拥有了两个为我干活的中间商，一个是我的朋友汤姆，他负责在北景一带贩售，还有一个是我朋友邦哈尼，他负责亚历山德拉一带。
“我们没有侮辱任何人。我们就是这样的人。”
感谢因特网，让我满足了所有人的需求。我不会对他们的音乐品味做任何评价。你想要涅槃的新专辑，我给你涅槃的新专辑。你想要DMX的新专辑，我给你DMX的新专辑。本地的南非音乐很多，但是人们真正趋之若鹜的是美国黑人音乐，嘻哈、蓝调这些。锯齿边缘合唱团很红。112也很红。我卖了好多张蒙特尔·乔丹的碟。好多好多张蒙特尔·乔丹。
“滚出去！你们这群人太恶心了。”
我生来就会做生意，但是那时我对音乐毫无概念，这对一个做盗版音乐生意的人来说，大概是很奇怪的事。我所了解的唯一音乐类型，就是教堂的基督教音乐，这是我妈允许在家里播放的音乐。安德鲁给我的是LX刻录机，只能按照播放的速度同步刻录。每天我放学回家，就会在自己的房间里坐上五六个小时，刻录CD。我从院子里亚伯的那堆废铁里挑出一些能用的老旧车载播放器，把它们绑在房间的各个角落，做成了我自己的环绕立体声音响系统。尽管每张CD在播放的时候我都坐在一旁，但我并不会认真去听它们在放什么。我了解毒贩子的法则：不能嗑你自己卖的药。
这个词出现了——你们这群人。现在我知道了，这位女士肯定是个种族主义分子，她看黑人跳舞就会觉得动作有暗示性，就会发脾气。我一边收拾我们的器材，一边继续和她理论。
我是个天生的资本家。我喜欢卖东西，而且我喜欢卖那些所有人都想要但是没有人能提供的东西。我的碟售价只要30兰特，约为3美元。商店里的正常CD价格是100到150兰特。一旦人们开始从我手里购买，他们就再也不会去买正版碟了——我的价格实在太划算。
“听着，这位女士。我们现在自由了。我们想做什么做什么。你无法阻止我们。”
我给博洛和安德鲁当了一年的中间商后，博洛离开了学校，有传言说，是因为他父母被逮捕了。从那一刻起，我便开始只为安德鲁工作，但当时他已经快要毕业，所以决定退出这项事业。“特雷弗，”他对我说，“你是个很可靠的合作伙伴。”为了感谢我，他把自己那台刻录机送给了我。让我们先说清楚，那个时候，黑人几乎接触不到电脑，所以，一台刻录机？那简直是传奇，是神话。安德鲁把那台刻录机送我的那天，我的人生从此改变了。感谢安德鲁，我现在掌控了生产线、销售线和配送线——我拥有了垄断整个盗版事业的一切条件。
“我要让你知道，我们的人曾经打败了像你们这样的人，我们还能再打败你们一次。”
身为小卖部男孩，我在卖盗版碟这件事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我已经有了人脉网络，只需要把盗版碟的生意插进去就好了。有了卖CD和游戏的钱，我就可以攒钱给我的电脑买新的组件和内存条。电脑极客安德鲁教了我应该怎么做，去哪里买最便宜的部件，如何组装，如何修理。他还给我展示了他的工作流程，如何下载音乐，去哪里批发可重写的光盘。我唯一缺的就是自己的刻录机了，因为这是最贵的组件。那时，一台刻录机几乎和整台电脑的价格差不多，大约需要2000兰特。
当然了，她指的是在“二战”中打败了纳粹，但听在我耳朵里就不是这样了。南非的犹太人就是白人。我耳中听到的是，某个白人女士正在大叫着说白人以前怎么打败了我们，而且她们还要继续打败我们。我说：“你永远也不会再打败我们，这位女士。”这时我甩出了王牌：“你永远无法阻碍我们的脚步，现在我们这方拥有了纳尔逊·曼德拉，是他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这样做！”
有一天，我正分发小卖部客户的午餐，偶然听到安德鲁和博洛在抱怨学校里的黑人小孩。他们先从安德鲁和博洛那拿货，嘴上说着“过会儿再给钱”，可转身就不付账了，而安德鲁和博洛因为害怕黑人小孩的抱团势力，从来不敢去要。我插进他们的对话里，说：“听着，不要不开心了。黑人就是没钱，所以我们就是喜欢用最少的钱得到最多的东西。不过我来帮你们吧，我可以当你们的中间人。你们把货给我，我来卖，我来负责要账。你们只要给我一点儿分成就行了。”他们立刻同意了这个主意，我们成了生意伙伴。
“什么？！”
博洛是我的小卖部客户之一，所以我和他变得很熟。博洛的父母是职业盗版商。他们制作盗版游戏，在跳蚤市场上贩卖。身为盗版商的儿子，博洛继承了家业——他开始在学校里贩卖盗版游戏。同学会将游戏机给他，让他带回家，几天后，他就带着一个装有内置芯片的游戏机回来了，里面全是游戏，然后再将游戏卖掉。博洛有个朋友叫安德鲁，安德鲁是白人，也是盗版贩子，卖的是盗版CD。安德鲁比我高两个年级，是个真正的电脑极客：他家里甚至有刻录机——那个年代，没人有刻录机。
她完全蒙了。我乘胜追击，开始骂她。“去你妈的，这位女士。去你妈的文化项目。去你妈的学校。去你妈的所有人。我们走，伙计们！我们不干了！”
我九年级的时候，桑德林汉姆中学转来了三个中国学生，他们是博洛、李小龙和约翰。他们是学校里上千名学生中仅有的几个中国小孩。博洛之所以被叫作博洛，是因为他很像尚格云顿主演的那部《血点》里的杨博洛。李小龙的名字则本来就叫李小龙，这简直令全校为之沸腾。这个中国男孩，安静、帅气，体格很壮，而且他叫李小龙。我们都觉得这简直是奇迹。感谢你，耶稣，给我们带来了李小龙。约翰就是约翰，和其他两位比起来，他的名字无聊到爆。
我们并不是走着离开的，我们是跳着舞出去的。我们在街上跳着舞前进，拳头举在空中。“跳吧希特勒！跳吧希特勒！跳吧希特勒！跳吧希特勒！”希特勒已经圆满结束了演出，他跳出了史上最邪恶的舞步，而那些白人根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击中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