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白人逐渐从尤维尔迁出，尤维尔开始慢慢衰败。我父亲的大多数德国朋友都搬去了开普敦。何况他又见不到我，也就没理由再待在这里，所以他也离开了。他的离开，并没有对我造成什么心灵创伤，因为我完全不觉得我们会失去联系，再也见不到了。在我脑海里，这件事只意味着爸爸要搬去开普敦住一段时间，无所谓的。
我12岁的时候，父亲搬去了开普敦，我们就此失去了联系。在他搬离之前，我们已经有段时间没联系了，那是由于一系列原因造成的。我那时还是个少年。整个世界在我面前等着我去探索。游戏和电脑对我来说比和父母相处重要得多。另外，我的母亲再婚了，嫁给了亚伯。而一旦知道我母亲居然和前任还有联络，亚伯就会暴跳如雷，所以我母亲决定我们都不要主动去激怒他，这样才比较安全。我从每周日去见父亲一次，变成每隔一周去一次，或者一个月去一次，这取决于我母亲能否把我偷偷地送过去，就好像她以前在希尔布洛住的时候那样。我们从生活在种族隔离的限制之下，转变为生活在一个爱施暴的酒鬼的专制之下。
然后他就走了，我留下来继续过我的生活，费劲儿地读完高中，费劲儿地度过二十来岁的日子，最后成了一名喜剧演员。我的职业生涯上升得很快。我成了一名电台主播，还在电视上主持一档儿童冒险真人秀。我的名字会出现在全国所有俱乐部节目的主演名单上。尽管人生在向前，但关于父亲的那个问题依然埋在我头脑深处，而且时不时地会浮到表面。“不知道他在哪儿。他会想我吗？他知道我在做什么吗？他会为我骄傲吗？”当父母中有一人离去，剩你一人陷于未知，你会很容易脑补出一些负面的东西：“他们不在意我。”“他们好自私。”幸好，我的母亲从来不会说我父亲的坏话，她总是在表扬他。“你把钱管得不错，这点儿随你父亲。”“你和你父亲笑起来一样的。”“你和你父亲一样干净整洁。”我心中从不会觉得怨恨，因为她让我知道，父亲的离开是因为环境遭遇，并非他不爱我。她总是给我讲她从医院回来那天的情形，我父亲一直问她：“我的孩子呢？我希望我的生活里有那个孩子。”母亲对我说：“永远不要忘记，他选择了你。”所以，当我24岁的时候，母亲才敦促着我去寻找父亲。
那些周日下午的大部分时间都很安静。我爸爸不太说话。他很关心我，全身心地为我，并且执着于细节，我过生日时，总会收到他的贺卡，每次我去看他时，他总会准备好我最爱吃的食物，还会给我买玩具。但与此同时，他又像是一本合上的书。我们会讨论他做的食物，讨论我们正在看的一级方程式赛车。时不时地，他会讲一点儿他人生中的小花边儿，关于他去过的地方，关于他的牛排店，但也仅限于此。和我爸相处起来就像在看连续剧，在这几分钟里面，我了解到一点儿信息，但一次就这几分钟，我要等一周才能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
因为我的父亲太注重隐私，要找到他很不容易。我们没有他的地址。电话簿上也找不到他的名字。我开始联系以前认识我父亲的人，那些住在约翰内斯堡的德国移民。我得知一个女人曾经和我父亲的某个朋友约过会，而这个朋友认识的某个人知道我父亲的上一个住址。但最后，我还是一无所获。后来，我妈妈建议我去找瑞士大使馆。“他们肯定知道他在哪儿，因为他总要和大使馆保持联系。”
除了过生日或一些特殊场合，我们唯一的相处时光就是周日的下午。他会给我做饭，会问我想吃什么，我总是给出一样的回答，一道叫罗斯蒂的德国菜，基本就是用土豆和肉做的薄饼，浇上肉汁。我会吃掉一盘罗斯蒂，配上一瓶雪碧，饭后甜点是塑料盒装的焦糖奶冻。
我给瑞士大使馆写了一封信，询问我父亲的去向，但是由于我的出生证上没有我父亲的名字，所以我无法证明我父亲是我父亲。大使馆的人给我回信说，他们无法给我提供任何信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是谁。我开始给他们打电话，但是他们依然回避我的请求。他们说：“孩子，我们无法帮助你。我们是瑞士大使馆，你是不了解瑞士人吗？我们以审慎的态度闻名。我们的长处就是保密。我们就是干这个的，你不太走运。”我持续骚扰他们，最终他们做出了让步，“好吧，我们会收下你的信，如果真有像你描述的这样一个人存在，我们也许会把你的信转交给他。如果没有这个人，我们也许就不转交了。听天由命吧。”
每年的生日父亲都会陪我一起过，我们也和他一起过圣诞节。我很爱和父亲一起过圣诞节，因为他过的是欧洲圣诞节，而欧洲圣诞节是世界上最棒的圣诞节。我父亲会铆足干劲，全力以赴。他会准备圣诞彩灯、圣诞树，还会在壁炉边装饰上假雪、雪花球以及长袜，还有好多圣诞老人送来的用彩纸包好的礼物。相比之下，非洲圣诞节就要实际得多。我们会去教堂，回家，吃一顿大餐，有肉，有好多的奶冻和果冻，但是没有圣诞树。你也会收到礼物，但通常就是一套新衣服。你也可能会收到一个玩具，但是并不会用包装纸包好，也从来不是圣诞老人送来的。非洲圣诞节对于圣诞老人这件事是有争议的，这关乎荣誉。如果一个非洲父亲给自己的小孩买了个礼物，他才不会把功劳归功于那个白人胖子。非洲父亲会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不不不，是我给你买的。”
几个月后，我的邮箱里收到一封信。“很高兴收到你的消息。你过得好吗？爱你，爸爸。”他给了我他在开普敦的地址，一个叫坎普斯湾的地方。又过了几个月，我去那里看望了他。
我和父亲按日程见面。我每周日下午去看他。尽管种族隔离结束了，但我妈妈心意已决：她不想结婚。所以我和妈妈有我们的家，父亲有他自己的家。我和妈妈做了约定，早晨我和她一起去混合种族教会和白人教会，之后我就不跟她去黑人教会了，不用参加驱魔仪式，而是去父亲家，和他一起看一级方程式赛车比赛。
我永远忘不了那天。那可能是我人生中最诡异的一天，我要去见一个我认识却又几乎不认识的人。关于他的记忆已经变得很模糊了。我努力去回忆他说话的样子，笑起来的样子，他有着怎样的脾气。我把车停在他住的那条街上，开始沿着路往前走，按照地址寻找他的家。坎普斯湾住了很多半退休的白人老头。我走在路上的时候，这些白人老头会迎面向我走来，和我擦身而过。那时我的父亲已经快70岁了，我很害怕自己早就忘了他长什么样。看着每一个从我身边经过的白人老头，我心里都会闪过一个疑问，你是我爸爸吗？我简直是在检阅这个滨海退休社区的每一个白人老头。最后，我找到了他的地址，按响门铃，在他开门的那一瞬间，我就认出了他。嘿！是你。我心里想着。当然是你。你是那个人，我认识你。
我父亲住尤尔路上，与洛基路相隔两个街区，紧挨着一个特别棒的公园，我很爱去那里，因为各个国家的各个种族的小孩，都会在那里跑来跑去玩耍。我父亲的房子布置很简单，是个很舒服的地方，没有什么华丽的装饰。我觉得我爸爸有足够的钱供他生活和旅行，但他从来不会大肆花钱买什么东西。他极度节俭，是那种一辆车能开二十年的人。
我们从中断的地方立刻重新建立了联系，他对待我的方式和对待当年那个13岁的小男孩的方式一模一样。我的父亲是个保持一贯习惯的人，这次也不例外。“好的，我们该干什么了？我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土豆罗斯蒂、雪碧和焦糖奶冻。”幸好我的口味和13岁时没有太大差别，我立刻大口吃了起来。
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我父亲从希尔布洛搬去了一个叫尤维尔的地方，那里之前本是一个安静的居民区，后来转变为一个极富活力的大熔炉，不论黑人白人，还是其他人种都聚居于此。来自尼日利亚、加纳和非洲其他国家的移民涌入这里，带来了不同的食物和激动人心的音乐。洛基路是这里的主路，两边遍布着小商贩、酒吧和餐厅。这里就像一场文化大冲撞。
我在吃的时候，他起身去拿了一个夹子过来，是一本超大的相册。他把它放到桌上，一边摊开一边说：“我一直在关注着你。”这是一本剪贴簿，里面有我做过的所有事情，报纸上每次提到我的名字，杂志上每次出现我的消息，哪怕是一条微不足道的俱乐部节目清单，从我职业生涯开始的那天直到这周的消息，全在里面。他带着我翻看，脸上露出大大的微笑，指着标题：“特雷弗·诺亚将会于周六在蓝屋俱乐部登台。”或者：“特雷弗·诺亚主持了新节目。”
他关了餐厅。
我感到身体内的感情汹涌。我需要使劲控制住自己不哭出来。我这十年里的生活缺憾，好像在一瞬间被填满了，好像父亲只离开了我一天。多年以来，我内心有那么多的疑问。他会想我吗？他知道我在做什么吗？他为我骄傲吗？但事实是，他一直陪着我。他一直在为我骄傲。因为环境让我们分开了，但他没有一天不是我的父亲。
“好吧，如果你不想那样做，你还有一个选择，就是转为正常的餐厅，只为白人提供服务。”
那天我走出我父亲的房子时，感觉自己长高了一英寸似的。这次的探望，让我更确信是他选择了我。他选择了让我存在于他的生活之中。他选择了回复我的信。我是被需要的。你能给予另一个人的最大的礼物，就是选择他。
“那我这个餐厅里就没别的地方了，全是厕所了。”
我们重新联系上后，我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要弥补我们错失的这些年。我想出的最好的方式就是采访他。很快我就发现这是个错误。采访可以给你事实和信息，但是我真正想要的并不是事实和信息。我想要的是一段关系，而采访不是关系。关系是建立在沉默上的。你和别人共度一段时间，你望着他们，和他们接触，然后开始了解他们——然而种族隔离让我们缺失了这个部分，也就是时间。你无法用采访来弥补上这段缺损的时间，但我得靠自己想明白这件事。
“虽说你已经有了开业执照，”他们说，“但是你还需要给不同的人种准备不同的厕所。你需要白人厕所，黑人厕所，有色人种厕所，还有印度人厕所。”
我要去和父亲住几天，为此我确定了任务目标：这个周末我要尽可能了解我的父亲。我一到他家就开始用一连串的问题轰炸他：“你从哪儿来？你在哪儿上的学？为什么你要做这个？你是怎么做那个的？”他显然有些生气。
后来那餐厅被关了，因为社区里的一小撮人自发去投诉。他们提交请愿，政府开始想方设法找理由让我父亲关门。起初他们派了调查员，想查他在清洁卫生方面有没有违章。很显然，他们没听说过瑞士人的特点。所以这一仗他们输得很惨。接着，他们决定给我父亲随意增加额外的条条框框，来对他进行各方面的限制。
“这是在干吗？”他说，“你为什么要审问我？现在我们这是在干吗？”
我父亲的餐馆立刻火了。黑人喜欢来，因为他们能去的高规格餐厅实在太少，而他们又很想去高档餐厅体验一下那是什么感觉。白人也喜欢来，因为他们想感受下和黑人坐在一起进餐是什么感觉。白人会来餐厅里坐着，看黑人吃饭，黑人会来餐厅坐着，一边吃一边看白人在旁边看他们吃。对于共处一室的好奇，胜过了将人们隔离开的仇恨。那地方的氛围特别好。
“我想了解你。”
由于我父亲觉得种族主义毫无道理，他也就没有遵守任何种族隔离的法规。在80年代早期，我出生之前，他在约翰内斯堡开了一家牛排店，是当年第一批可以为多种族人群提供服务的餐厅之一。他申请了那种可以同时为黑人及白人提供服务的特殊执照。这种执照之所以存在，是因为酒店和餐馆需要招待黑人旅行者，或其他国家的黑人大使，这类人理论上不会像南非本地黑人那样受到限制，所以南非本地有钱的黑人就抓住这个漏洞，去这类酒店和餐馆消费。
“这是你平时了解别人的方法吗，用审问的方式？”
我很了解我父亲的一点是，他极度痛恨种族主义和族群同质计划，而且他痛恨的理由并非出于伪善或道德优越感。他只是不理解，南非的白人凭什么要歧视本地的黑人。“南非全是黑人，你要是那么讨厌黑人的话，你为什么还大老远来南非？如果你那么讨厌黑人，为什么要搬来他们的家乡住？”对他来说，这简直蠢到家了。
“呃……其实不是。”
我知道他从没结过婚。他曾经说，大多数人结婚是为了控制另一个人，但他不希望被任何人控制。我知道他喜欢旅行，喜欢娱乐，喜欢聚会。但与此同时，他的隐私又是一等一的大事。无论他住在哪儿，他的名字都不会被列在电话簿上。我敢肯定，如果他要没有这么注重隐私，他和我母亲交往的时候肯定会被逮到。我妈妈热情而冲动，我爸爸保守而理智。她是火，他是冰。他们两个因为彼此的对立面而相互吸引，我则是他们二人的中和体。
“所以你都怎么去了解别人？”
虽然我并不了解他之前的生活，但通过我母亲，以及我能够和他在一起相处的有限时光，我大概了解他是怎样一个人。他是典型的瑞士人，整洁、挑剔、精确。他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去住酒店，但离开的时候，房间反倒比入住前还干净的人。他不喜欢别人服侍他。在他的世界里，不要服务生，不要管家，他自己做清洁。他喜欢自己的空间。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己解决所有问题。
“不知道。可能，通过和他们相处吧。”
我从没叫过他“爸”。我也不叫他“爸爸”或“父亲”。我是被要求这么做的。如果在公开场合叫他“爸爸”，别人听到后，会走上来质询，或者直接报警。在我的印象中，我一直喊他“罗伯特”。
“好的。那你和我相处看看。看你能发现什么。”
我从未见过远在瑞士的爷爷奶奶。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或任何别的细节。我知道我父亲有个姐姐，但也没见过她。我知道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搬来南非前，曾经在蒙特利尔和纽约当过厨师。我知道他曾在一个食品工业公司工作，还曾在各处开过酒吧和餐厅。我就知道这么多。
于是我们一起共度了一个周末。我们一起吃晚餐，谈论政治。我们看了一级方程式赛车，谈论体育。我们一起安静地坐在后院，听猫王的旧唱片。在这期间，他一个字也没有谈他自己。等我收拾好准备离开的时候，他走过来，在我面前坐下。
他为什么会来南非定居？不知道。
“所以，”他说，“在我们这段相处的时间里，你觉得你都了解到父亲的什么了？”
他在哪儿上的大学？我不知道他上没上过。
“什么也没了解到。我只知道你特别注重隐私。”
他在哪里长大？瑞士的某个地方。
“看，你已经开始了解我了。”
我父亲这人完全是个谜。有太多关于他人生的问题，我至今仍不知道该怎么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