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格尔回忆道：“当他听到船要来了的时候，提瓦达会穿上裤子，开始刮胡子，走出来家的时候，刮胡刀还在手里，在去往轮船的路上以及船在行驶的过程中，他还在刮，这一切都是为了能睡到最后一刻。对于一个律师而言，这是不同寻常的。他总是非常非常的狡猾。”狡猾意味着不循规蹈矩，不按规则出牌，寻找捷径。
每天早上，提瓦达都从卢帕岛上的家里出发，乘坐7点钟的轮船去布达佩斯上班。
当回想提瓦达逃避艰苦的劳动时，索罗斯比其他人更能认同父亲的生活方式。乔治·索罗斯后来承认，父亲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确很少工作。然而，这并不是件坏事。提瓦达能有更多的时间陪在自己身边，索罗斯很喜欢这样。他喜欢和父亲交谈，喜欢从与他的谈话中学到东西。别人觉得提瓦达花钱大手大脚，但索罗斯却不以为意。对于索罗斯来说，父亲钱多钱少都无关紧要。提瓦达不经意间向儿子传递了一个信息，而这个信息伴随他终生：“我所学到的经验之一就是为了钱，而赚钱是没有用的，财富对人来说，有时可能是个负担。”
内格尔清晰地记得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夏天，提瓦达·索罗斯准备去工作的情景。
对于提瓦达这样将物质的生存放在第一位的人来说，有太多的金钱反而可能会有负面的影响，会诱使人们渴望得到过多的财富。而财富太多可能会使人变得脆弱，生存就会变得更困难。提瓦达将自己的这些价值观传给了索罗斯，并且影响了他一生。后来，乔治·索罗斯拥有了人们难以想象的财富，但他却对此毫无兴奋感。
提瓦达性格的某些方面在战争期间令人钦佩，但是在和平时期，这些性格特点却黯然失色。的确，在20世纪30年代，对于卢帕岛的居民来说，提瓦达不再是个英雄式的人物了。提瓦达的皮肤有些黑，黑头发、黑眼睛，他的样子很帅，拥有运动员般的强健体魄，并且酷爱运动。他目光灵活，挥金如土，对于艰苦的工作兴趣索然，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年轻的索罗斯说：“我父亲并不工作，他只是在赚钱。”
索罗斯潜心投入慈善事业，并且事必躬亲，这充分证明了索罗斯对于赚钱没什么兴趣，但是能亲自深入地去解决世界上的一些困难，这让他感到欣喜万分。
对于这一点，索罗斯本人也承认：“要问父亲站在革命的哪一边，嗯，当然是站在两边。为了生存，他必须这样做。”父亲具备了生存者的品质，这一点对索罗斯意义重大。生存对索罗斯人生有着崇高的价值。
提瓦达给小儿子最好的礼物就是给予他很多关注。提瓦达经常和索罗斯谈话，向他传授一些人生秘诀，索罗斯渐渐理解了这些秘诀，并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除了给儿子自我价值感，提瓦达也帮助孩子建立了自信心。他坚信，索罗斯终究会学会如何克服困境，如何应对混乱的局面，而且索罗斯还懂得了，在很多时候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非常规的办法。
比索罗斯小一岁的费伦斯·内格尔（Ferenc Nagel），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仍然居住在布达佩斯。内格尔是一位化学工程师，在著名的匈牙利灯具制造商通斯拉姆公司（Tungsram）就职。1936年，他与索罗斯在卢帕岛（Lupa Island）上初次见面，卢帕岛是多瑙河畔的一个避暑胜地，距索罗斯和内格尔生活的布达佩斯往北有一小时的车程。据内格尔回忆，一旦情形不对，提瓦达总会有办法处理，“他从来没有被真正的打败过”，这正是提瓦达对儿子的影响，务实精神也是父亲留给他的宝贵财富。
在提瓦达教会小儿子生存艺术的同时，母亲伊丽莎白向他传授了对艺术与文化的品位。绘画、雕刻、音乐和文学都是伊丽莎白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她也试图培养儿子对于艺术和文化的热爱。索罗斯对母亲有着深深的依恋，他喜欢素描和油画，不太喜欢音乐。而他后来对于慈善的兴趣似乎也来源于伊丽莎白对于慈善的兴趣。尽管，他的家人都说匈牙利语，索罗斯最终还是学会了德语、英语和法语。
在讲述这段险象环生的历程时，提瓦达告诉索罗斯，在革命年代，一切皆有可能。尽管这并不是生存的诀窍，但是父亲的话却深深地烙印在儿子的心中，并伴随他一生。索罗斯逐渐认识到，父亲非常聪明，甚至可以说是老谋深算，他以智取胜，比许多同时代的人都机灵。年轻的乔治对父亲充满了崇敬。
西摩（Yehuditte Simo）是索罗斯童年时的伙伴，20世纪30年代她住在布达佩斯。她在20世纪90时年中期回忆起索罗斯时说，他是个非常可爱的小男孩。她在卢帕岛时就认识索罗斯和他的父母。
不管提瓦达·索罗斯有什么过失，他还是为自己的小儿子树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榜样。提瓦达曾是一名律师，在索罗斯出生的时候，他已经度过了人生中最为艰难的一段时光，这段磨难塑造了他的性格。他曾经在俄国生活了3年，从1917年革命开始到1920年的国内战争，局势极为动荡。在国内战争时期，他逃亡到西伯利亚，希望能在那里生存下来。对当时的他来说，只要能够生存，做什么他都愿意。事实上，他确实把能做的都做了，不管是多么让人讨厌的事。
据她回忆，伊丽莎白活得并不轻松。
他唯一的兄弟，是比他年长2岁的哥哥保罗。
提瓦达花钱很随意，大手大脚，对工作漫不经心，这使得家里总是充满了紧张和压力。尽管伊丽莎白尽量克制，但是这种紧张还是时不时地浮现。伊丽莎白很小巧，看起来很文弱，浅色头发，是传统的家庭主妇，她悉心照料着自己的两个儿子，经营着家庭，而这个家不像犹太家庭，更像匈牙利家庭。就像很多居住在匈牙利的中上层阶级的犹太人一样，提瓦达和伊丽莎白都明显地对自己的宗教感到不自在。索罗斯后来对人说：“我生长在一个犹太家庭里，但事实上这个家却是反犹太的。”
1930年8月12号，乔治出生于布达佩斯，他有个匈牙利名字叫吉奇·索拉什（Dzjchdzhe Shorosh），后来将名字改成乔治·索罗斯。尽管他的名字在匈牙利语中的发音是索拉什，他却让美国和英国的朋友们直接称自己为索罗斯。
索罗斯的眼睛是蓝色的，头发是金色的，这些像他的母亲，不像黑黑的父亲，因而索罗斯看起来不太像犹太人。当别的孩子告诉他“你不像犹太人”时，他会眉开眼笑。没有什么比别人说他长得不像犹太人更能让他高兴的了。
是什么激发了年轻的索罗斯拥有这样的想法呢？或许是父母的感染。索罗斯的父母确实很宠爱他。但是，父亲提瓦达（Tivadar）和母亲伊丽莎白（Elizabeth）也宠爱自己的另一个儿子，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仅仅因为父母的宠爱，年幼的索罗斯就觉得自己像神。
提瓦达很不喜欢犹太教，他甚至想成为一名基督教会成员。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让索罗斯从士兵那里要烟，然后提瓦达会把烟斗交给犹太人的店主。提瓦达这样做完全是让作为异教徒的自己表示出与犹太教的团结一致，对他来说这样会更安全。
可以说，认识乔治·索罗斯的人似乎都想把他拉回现实。好像他们不希望自己的朋友或者同事中，有人认为自己是神灵。如果嘀咕这种想法的不是索罗斯，换了其他任何一个人，他的同事和朋友肯定会说那个人是疯子。但是，他们不能这样对待索罗斯，毕竟，索罗斯是让他们敬畏的人。
尽管乔治·索罗斯想努力地脱颖而出，但在童年时代朋友们的记忆中，他不是一个太突出的孩子。他可能将自己想象成神灵，但是他的朋友并不认为他有什么神的特质，即使是作为一个人而言，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他们中的一个人这样说道，索罗斯想要表达的意思不是说他是神，而是他认为他能跟上帝通话！另外一个则认为索罗斯仅仅是想表达自己是无所不能的，他说自己是神，其实是打个比方，就像其他人可能会把自己比作拿破仑一样。
综合所有人的叙述来看，乔治并不是一个天才，但是他很聪明，并且常常能展现出主动性。在他10岁的时候，他编辑了一份叫《卢帕之音》（Lupa Horshina）的报纸，并亲自撰写了报纸上所有的文章，在夏季里，他将报纸卖给卢帕岛上的居民，得到了一点点回报。内格尔回忆说，索罗斯敢于与长辈对抗，“他认准一个事，就会据理力争。他个性很强硬，很专横，咄咄逼人。”
索罗斯将自己童年的幻想当作秘密深藏心底，无怪乎童年的故友都不记得他曾说过自己像神这样的话。在这些故友的印象里，索罗斯在童年时就喜欢高人一等的感觉。而他长大后，跟他打过交道的人都认为，当索罗斯说自己像神的时候，他其实是故意以一种夸张的方式来表明自己比别人优秀。他们好像是在为索罗斯的夸大其词道歉，他们想告诉人们：索罗斯不是真的认为他自己是神。
年轻的索罗斯很擅长运动，特别是游泳、帆船和网球。卢帕岛上有两个网球场，供40个家庭使用。他不喜欢橄榄球，觉得那是一项中上层阶级的运动，不适合他。他对各种各样的游戏有着浓厚的兴趣。其中，有一种叫资本的游戏尤其让他着迷，这是匈牙利版本的大富翁游戏。从7岁开始，他就和其他小伙伴玩这个游戏，毋庸置疑，他玩得最棒。最差的则是乔治·利特文（George Litwin）。后来，乔治·索罗斯成了金融巨鳄，而利特文则成为了一名历史学家，童年时的伙伴们对此一点也不惊讶。资本游戏中的长盛不衰让索罗斯感到乏味，为了让“游戏”变得更刺激，他引入了新的规则。其中的一条便是增加证券交易，使游戏变得更加复杂。20世纪60年代，已经成为了金融家的索罗斯回到匈牙利，他再次找到内格尔，当被内格尔问到如何谋生时，索罗斯笑着问他：“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玩的资本游戏吗？今天，我还在做着同样的事情。”
索罗斯长大后，很少再谈论这一想法，他未曾公开解释过为什么他要将自己看作神。如果你再逼问他，他可能会解释说，那只是个玩笑，他根本就不相信自己像神。甚至，他到处拿自己童年的感受去开玩笑。有个记者曾建议，索罗斯应该被任命为罗马教皇。索罗斯反问道：“为什么呀？我现在已经是教皇的上司了。”
在布达佩斯，年龄到14岁才能入学。对于贫穷的家庭，早一点送孩子上学是非常困难的。
索罗斯是否真的认为，成年后他在金融和慈善领域的领袖地位与自己孩提时代的幻想类似？很多年后，索罗斯努力纠正着人们的想法，他的“救世主的幻想”并不等于他认为自己像神。他坚持“救世主的幻想”，其真正意义在于，他感到有责任为别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米克拉斯·霍恩（Miklas Horn）是布达佩斯的一位经济学教授，他和索罗斯一起上的小学。1940年他们初次见面，当时两人都是10岁。同一年，他们转到了国立学校，这所学校是专为中上层阶级设立的，在接下来的6年里，霍恩一直都是索罗斯的校友。
在年轻的时候，索罗斯曾认为自己如同神灵，所以在21世纪初，当有人称他为魔鬼的时候，就显得很有讽刺意味。在这些人看来，索罗斯为极左的政治事业提供援助，试图以此来破坏美国的传统价值观。
读小学时，索罗斯热情开朗，这也是为什么他和霍恩不是好朋友的原因。“乔治非常胆大，又爱社交，而我当时很安静。他喜欢和别的男孩打架。事实上，索罗斯学会了拳击，学会了怎样保护自己。”在索罗斯的学校，所有的年级都被划分为两个班级，犹太人在一个班，非犹太人在另一个班。乔治和霍恩当然都在犹太人的班级里。霍恩清楚地记得，当时犹太和非犹太的年轻人发生过很多的摩擦和冲突。虽然，拳头并不是反犹太情绪的产物，但是孩子们都记得大部分打架都发生在犹太人和反犹太人之间。米克拉斯·霍恩说：“你能感觉到争斗的背后存在的反犹太主义，这样的打架其实是带着政治意味的。”
他继续写道，强烈的现实感让他意识到这些想法很不正常，有种负罪感，他只好将它们小心地藏起来，不让别人知道。“这也造成我长大后，在很多时候生活得并不愉快。”最终，他自己承认了这些想法，至少自己能坦诚面对这些想法，这让他感到快乐了许多。
年轻的索罗斯也参与了打架，但是他的校园暴力并不是对反犹太主义的回应。霍恩表示，乔治小心谨慎地让自己不要和任何一边走得太近，他和两边都维持着很好的关系。
1987年，索罗斯在他的著作《金融炼金术》（Alchemy of Finance）中用这样的一段话，来解释他的这些幻想。他坦承，作为一个年轻人，拥有这些信念是多么的痛苦，对他来说，这个秘密十分沉重，他不愿意与人分享。“当我承认我心里有过分夸大自我重要性的想法时，相信人们不会感到惊讶。坦率地说，我曾经幻想自己是某种神灵，或者是像凯恩斯那样的经济改革家，甚至是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
尽管成年后的索罗斯喜欢将自己看作知识分子，但是他属于大器晚成型的，他的同学和朋友们都想不起当时他擅长哪一门功课。据米克拉斯·霍恩说：“乔治并不是一个很突出的学生，属于不上不下的那种，但是他能说会道。”
他在自己的一本书中这样写道：“说实话，我从小就有很强烈的救世主的幻想，我知道自己要控制这样的想法，否则会惹祸上身。”
帕尔·泰坦伊（Pal Tetenyi）当时也在这所国立学校上学，跟霍恩一样，他记忆中的索罗斯也仅仅是个普通学生。有件事他至今记忆犹新，那件事发生在1942年春天，当时他和索罗斯都是12岁。
成年的索罗斯没有给出任何迹象或者公开否认他不再坚持这些狂妄的信念了，他只是暗示：一个人要想相信自己像神灵，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
当时，索罗斯和泰坦伊参加了一个童子军集会，在该会上宣布成立世界语协会。有意参加该协会的人需要将名字写在一张纸上，那张纸放在了一个长凳上。索罗斯很喜欢恶作剧，他一把抓起那张纸，让泰坦伊没法签名。“索罗斯非常爱挖苦人。我怕他会取笑我，我想报复他，所以我们俩就打起来了。”他们俩在长凳下面扭打起来，但是很快他们就尴尬地发现，老师正站在他们的身后，怒视着他们。因为打架，每个人都得到一次书面警告。
现在我们只能引用成年后的索罗斯的话了。成年后，在索罗斯看来，如果任何人将他在童年时的话当真，认为他确实觉得自己像神灵，那是十分荒谬的。但同时，我们又在疑惑，为什么索罗斯就没有资格这么想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9年9月爆发了，当时的乔治年仅9岁。他的生活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多少。因为当时纳粹对匈牙利还没有构成威胁。布达佩斯的居民生活依旧。在前苏联军队入侵芬兰后不久，乔治从当地的一家报纸上看到援助芬兰的呼吁。乔治冲到那家报社的办公室，要响应这一呼吁。这让报社的编辑们印象深刻，一个9岁的孩子想为远在千里之外的人们提供援助，这实在是不同寻常。为此，编辑们写了一则报道，讲述小小的索罗斯造访报社办公室的故事。
年轻的索罗斯成长在20世纪30年代布达佩斯富有的中产阶级家庭里，他看起来是个非常正常的孩子，拥有很多朋友，热爱运动，行为举止和同龄孩子别无二致，可如果他声称自己像神灵，又该作何解释呢？
随着战争愈演愈烈，德国入侵匈牙利的威胁也越来越大。乔治·索罗斯和其他在匈牙利的犹太人被迫卷入这场战争。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战争给他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如果一个孩子声称自己像上帝，你会怎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