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纳事件无疑让索罗斯感到，他和他的名声受到了很大的攻击。这些尖刻的话语，特别是批评他的毒品政策，开始给他造成负面影响。“我受到了一些围攻，”索罗斯告诉《时报》杂志：“我过多地暴露在公众视线中，为太多的阵线战斗，这是一个错误。”
“他的保镖对待我有点粗暴。他们将我扔出了演讲厅。他们没有对我提出控告。我被攻击了，我的肩膀脱臼了，所以我会控告他们。我没有向他们吐唾沫（像一些人说的那样），也没有向他们扔馅饼。”媒体完全忽视了斯坦纳的努力。当时，那里有15台电视摄像机，但是没有一家电视台播放这次事件。
索罗斯的第二个慈善追求——改变美国人对待临终者的方式再度引起争议。回想起父亲去世的经历，索罗斯发誓，他会尽自己的所能改善临终者的命运，在他们最后的日子里给他们一些慰藉和尊严。
斯坦纳拿着自己儿子的照片走上了讲台。“我拿着麦克风，开始自我介绍，谴责索罗斯，‘我的名字叫斯蒂芬·斯坦纳。我失去了年仅19岁的儿子。乔治·索罗斯关于毒品自由化的政策是错的。他是一个邪恶的人。’”
1993年，索罗斯召集了一组专家到他的韦斯特切斯特郡的乡村寓所中，鼓励他们设立美国的死亡项目。
斯坦纳知道，和索罗斯的一些冲突在所难免。2004年10月29日，索罗斯在华盛顿的国家新闻俱乐部（National Press Club）发表演讲，斯坦纳去听了。“我决定，我要站出来，公然指责索罗斯，努力引起媒体的注意。”
出席这个周末会议的人中，包括凯瑟琳·福利（Kathleen M.Foley）医生，她是一位神经肿瘤医生，也是一位高级疼痛专家，自1974年一直在位于纽约的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工作。她一直在做临床研究和培训项目，主要关注对癌症患者的疼痛治疗和临终关怀。
斯坦纳说，即使能够减少犯罪，我们也已经看到了酒精合法化后带来的伤害。他继续说道：“如果你看一下索罗斯对英镑、对法国内部交易的所作所为，你会认为，人们应该会排斥他，你会觉得永远不会有人去倾听他的想法。但是，这个人拥有太多的金钱。因为他的金钱和媒体的自由，他能够继续留在华尔街。这是一个邪恶的家伙。”
索罗斯的助手要求福利加入其他的临终关怀专家，向索罗斯简要介绍她的专业领域，这时她完全不知道索罗斯是谁，但是她同意与索罗斯见面，她很乐意与任何愿意并能够给予帮助的人讨论她的专业。
2004年，史蒂芬·斯坦纳（Stephen Steiner）与乔治·索罗斯在毒品使用问题上有了一次接触，这也是唯一的一次。2001年，因为过量使用毒品，斯坦纳失去了年仅19岁的儿子两年以后，斯坦纳获悉索罗斯赞成并资助毒品政策自由化，这位失去亲人的父亲猛烈抨击索罗斯。“我觉得这简直骇人听闻。”斯坦纳告诉我：“我跟索罗斯说，毒品合法化是不可取的，这样不会达到他的目的——减少犯罪。我责怪索罗斯和他的部下，他们不应该说如果毒品合法化，犯罪就会自然消失。”
在周末会议上，索罗斯回忆起1968年父亲去世的情景，他没能以一种恰当的方式和父亲说再见，这让他一直非常难过。他还提到了1991年母亲的去世。这次，令他宽慰的是，母亲是在家中舒适的环境中去世的，他一直都拉着她的手。
索罗斯越多地使用金钱的力量，反对他的声音也越大、越尖锐。保守的政府官员和毒品专家厌恶地大声叫嚷，说大麻在医疗上的使用是一个自大的社会实验，会导致大麻和其他毒品的合法化。但是这些批评都没有让索罗斯放慢脚步。1997年8月，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研究所宣布捐赠110万美元给旧金山潮汐基金会（Tides Foundation），为吸毒者提供清洁的注射器，阻止艾滋病的传播。
福利医生说，很多人都是在医院里去世的，没有得到恰当的临终照顾。他们不想在医院里离开人世，但是70%以上的晚期病人都是在医院中去世的，只有很少的人得到了安养院的关怀和照顾。“在我们的文化中，谈论死亡是一种禁忌，”福利医生在2008年接受我的一次采访中说道，“通过开展对死亡和临终关怀的讨论，我们为改善临终者的状况提供了机会。”
索罗斯捐了100多万美元给州表决提案，建议加利福尼亚和亚利桑那州实施更为宽松的毒品法律。这些提案希望扩展毒品在医疗上的使用。加利福尼亚州提议的法案是允许任何人种植和使用大麻，亚利桑那州提议的法案是允许医生为病情严重或者晚期病人开一种被禁止的毒品，包括大麻、迷幻剂和海洛因。两个提案都于1996年11月通过。索罗斯被认为是带领这些提案走向成功的人。
当这个周末结束的时候，索罗斯问专家们：“好，现在你们打算怎么办？”这是典型的索罗斯式的问题。索罗斯倾向于让专家们决定如何继续，用他的经济力量来保证项目的启动，并支持下去。
索罗斯过分谦虚了。他的确是很多努力解决美国社会问题的参与者之一，但是，他捐了这么多钱，吸引了这么多关注，从这点上说，他又是独一无二的。
这一组专家中没有人知道，设立一个项目需要多少钱。索罗斯催促这些专家尽快组织起来，以改善临终者的命运。他没有提到钱，但是他给人的感觉是，一旦这个项目组织起来，他们将会得到索罗斯的慷慨捐赠。
索罗斯说，和东欧慈善努力相比，他在美国的慈善事业的效果不太明显。“我感觉，在前社会主义国家，我做出的贡献更大，因为我的立场独特。”索罗斯在《慈善纪事报》（Chronicle of Philanthropy）1996年9月5日的那一期中说道：“在美国，我的立场并不独特。我只是众多参与者中的一个。在东欧，我们是在开辟道路；在美国，我们是加入群体。”
美国的死亡项目建立起来了。索罗斯承诺捐1500万美元给这个项目。最终，他将在9年时间内捐出4900万美元。
通过研究所的美国项目，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研究所继续支持不同的毒品政策改革，2007年的预算为400万美元。
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宣布了这一项目，他选择凯瑟琳·福利来牵头该项目。此后，福利担任项目主管，直到2008年夏天。到那时，这个项目已经扩展到了28个国家。该项目也遭到了人们的批评，指责这个项目中包括了医助自杀和安乐死。然而，批评者们误解了，医助自杀和安乐死并不是项目的一部分。福利没有将这两个具有争议性的行为纳入项目，因为她担心，它们导致的争议会使项目偏离所追求的更高的目标。
2000年，研究所为毒品政策花费了560万美元。2000年7月，林德·史密斯中心从研究所分离出去，与毒品政策基金会联合形成药物政策协会网络（Drug Policy Alliance Network）。
乔治·索罗斯预言，在他去世后，他的基金会只能维持10年。他希望从基金会的日常监控中抽身出来。他在投资方面就是这么做的。索罗斯希望能建立一个组织，没有他，这个组织依旧能够运作下去。他觉得自己正在逐步实现这个目标。但他还没有准备完全放手基金会的总体战略规划。
自1993年起，索罗斯为倡导改变美国毒品政策的基金会和团体捐赠了1500万美元。由伊桑·纳德尔曼（Ethan A.Nadelman）成立于1994年的林德·史密斯中心，是乔治·索罗斯开放社会研究所的一个项目，旨在支持毒品政策改革的研究。该中心一直运作到2000年。
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到恐怖分子袭击。这个事件发生之后，索罗斯认为，美国人正在偏离建立一个最伟大的开放社会的目标。他发现，自己在放宽毒品政策和改善临终关怀两方面的努力之间有一定的联系。
索罗斯认为，宣告滥用毒品违法的弊大于利，阻碍了有效的治疗，把太多人送进监狱。索罗斯提议在美国毒品政策上进行根本的变革，这一想法遭到了华盛顿政客和媒体专栏作家的攻击。但是索罗斯没有被吓到，他期待有一天，美国的毒品控制政策能更好地反映一个开放社会的理想。
“我感觉，当局在利用人们对毒品的恐惧，”索罗斯在2008年5月的一则采访中说道，“特别是父母害怕自己的孩子使用毒品，害怕他们成为毒品滥用的受害者。这使得布什政府采用了会产生相反效果的政策，导致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这两个项目可以与反恐战争联系到一起，因为政府都是在利用人们对于死亡的本能恐惧。这种本能的恐惧不是美国所特有的，但是，它是美国这种社会类型所特有的。”
索罗斯帮助美国社会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毒品问题。他强烈地感觉到，美国处理问题的方式削弱了对毒品的打击。
与此同时，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扩展到很多国家。在有些地方，索罗斯受到人们的敬畏，在另一些地方，他则受到人们的鄙视。索罗斯向人们传达了政治多元化和媒体自由的信息，这让东欧和前苏联的很多人激动不已，但同时也激怒了这些国家的右翼分子。
1996年12月以前，索罗斯对通过政治来改变美国表现出的兴趣很小。索罗斯自己没有卷入美国的政治中。他很少为候选人或主要政党捐钱。1996年，索罗斯给出的最大政治捐赠就是捐了10万美元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他也给三位参议员候选人捐了5000美元，给25位国会候选人每人捐了500美元，大部分是民主党人，有少数自由的共和党人。和他的实力相比，这些捐款的数目太小了。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以及吉尔吉斯斯坦的专制领导人攻击索罗斯，控告索罗斯基金会保护间谍，违反货币法。索罗斯的职员们遭到人身侵犯，受到要被囚禁或经济制裁的威胁。攻击最严重的是在白俄罗斯，索罗斯被迫在1997年夏天中断了基金会的运作。白俄罗斯希望关闭索罗斯基金会——这个国家最大的独立非政府组织。索罗斯基金会被指控违反货币交易法，白俄罗斯据此罚款300万美元。
1998年，研究所总的开支增长到5.747亿美元，其中美国项目占了1.185亿美元。2007年，美国项目支出为7790万美元。
索罗斯的慈善帝国面临的压力不断增大，但索罗斯没有屈服。索罗斯的慈善帝国雇用了1300名员工，分布在24个国家。1997年，索罗斯在中亚地区设立了5个办事处，分别在蒙古、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此外，索罗斯还在危地马拉设立了一个办事处，这也是他第一次在拉美地区设立办事处。2008年，开放社会研究所在亚洲拥有4个基金会。
1994年，开放社会研究所在美国项目上的开支为195000美元，捐给林德·史密斯中心（Lindesmith Center）（毒品相关的）和美国的死亡项目。
这并不是说他要削弱在其他国家的慈善投入，恰恰相反，特别是在前苏联所包括的国家。1997年10月，索罗斯宣布，在接下来的3年内，对俄罗斯的捐赠将高达5亿美元，用于改善医疗、增加教育机会，帮助军人接受复员后的技能培训。
因此，索罗斯开始在美国扩展他的慈善事业，首先是关注减少非法药物使用和无效的毒品政策带来的危害，改善美国的临终关怀处理方式。
索罗斯的捐赠使他有资格成为俄国领先的慈善家。他的捐赠超过了美国政府的捐赠，美国政府同期只给了俄国9500万美元的外援。
20世纪90年代中期似乎是一个好时机，索罗斯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美国亟待改进的地方。索罗斯不同意对某些社会问题的官方处理策略，他希望根据自己的想法，重新处理。
索罗斯知道，捐这么多钱可能只是让他成为一个“大钱袋”，2008年他在我的采访中用了这个词。“有时，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巨大的消化道，从一头吸进钱，从另一头挤出去。”索罗斯在他发表于1998年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危机四伏的开放社会》（The Crisis of Global Capitalism：Open Society Endangered）一书的序言中如此写道：“但实际上，这两头是由很多的想法连接起来的。”
“一个开放社会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可能最让我烦恼的就是人们为了成功而崇拜成功，不尊重所谓的内在价值——过去称之为‘公民道德’或者‘对真理的追求’。”
1997年2月，索罗斯继续从投资基金中拿钱。量子基金这一旗舰基金的资产为49亿美元，索罗斯金融帝国的资产在150亿美元。根据《福布斯》杂志，索罗斯自己的资产达到25亿美元。
当然，美国也有让索罗斯不喜欢的地方。
索罗斯对俄罗斯产生了巨大的兴趣。1997年，索罗斯进入俄罗斯市场，总统鲍里斯·叶利钦身边的年轻改革派减少了索罗斯对这个国家的担忧。同年3月，索罗斯借给俄罗斯政府几亿美元，帮助其解决过期的养老金支付问题。那年夏天，俄罗斯负债累累，政府腐败，到了无力偿还的地步，索罗斯成为俄罗斯最大的个人投资者。
自从20世纪50年代起，索罗斯就居住在美国。索罗斯变得富有不仅仅是凭借自己的投资天赋，还因为美国给他提供了赚钱的自由。这一切索罗斯都清楚，他赞赏美国的自由和开放，还有创业精神，这些使美国人在全世界勇往直前。“在这一方面，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有着巨大的区别，”索罗斯在2008年5月的一则采访中说道，“而且，在美国，你还能发现巨大的多样性，内容极其丰富。”
1997年8月末，索罗斯宣布他在俄罗斯的投资损失了20亿美元。但是对于挺进俄罗斯，他丝毫不后悔。他将这些努力看作是促使俄罗斯转变为开放社会的部分尝试。他知道，他没有成功，但是他已经努力了。但作为投资者，索罗斯非常遗憾。他在俄罗斯的经历表明：在投资者和慈善家的角色之间寻求平衡是多么的困难。
索罗斯认为，开放社会的主要敌人是一个新的、内部的威胁，索罗斯称之为“过度的个人主义”。
他在俄罗斯的最大一笔投资是为一家通信公司投资了10亿美元，索罗斯的合作伙伴是俄罗斯强大的“寡头”弗拉基米尔·波塔宁（Vladimir Potanin），年纪轻轻的波塔宁已是规模巨大的俄罗斯银行的主席了。
1996年，索罗斯的美国项目承诺3年捐赠1200万美元，用于代数项目（Algebra Project）。该项目是发展内城和乡村地区数学教育的。同一年，索罗斯的“犯罪、社区和文化中心”也提供了140万美元给30个项目，帮助囚犯自我改造。
寡头在俄罗斯很有声望，他们寻找私有化中可以获利的机会，但用来控制大公司的策略却存在问题。索罗斯认为这是他投资俄罗斯的最佳时机，正如他所说，强盗资本主义[1]就要转变为合法的资本主义。
索罗斯也确实将慈善的焦点放在了美国。1996年，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研究所正式设立美国项目，致力于儿童的校外教育、法律公平、生育权和其他问题。
索罗斯后来将他与波塔宁合作的大投资描述为他的职业生涯中最糟糕的一次。除了对波塔宁的投资，索罗斯还持有俄罗斯的股票、债券和卢布。1998年夏天索罗斯试图资助俄罗斯，他的立场可能并非是中立的。
索罗斯计划将自己的慈善努力集中于美国，因为美国的社会明显需要帮助。对于索罗斯来说，美国是创造全球开放社会的最佳场所，因为美国已经明显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
索罗斯联系了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E.Rubin）以及财政部资深官员戴维·利普顿（David E.Lipton）。索罗斯还给两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打了电话，他们是从前叶利钦政府的成员——叶戈尔·盖达尔（Yegor T.Gaidar）和安那托利·丘拜斯（Anatoli B.Chubais），以征询他们的意见，询问自己如何才能阻止俄罗斯发生经济崩溃。索罗斯奋力争取国际救援。
1994年，保守的共和党在国会选举中的胜利也让索罗斯恼怒不已，因为他觉得，通过排斥民主党人，美国人放弃了对贫穷的公民和移民的义务。结果，索罗斯越来越为美国担忧。他开始更多地关注美国，因为他感觉人们在美国享受的开放社会正岌岌可危。
1998年8月13日，索罗斯在《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一封信，其中说道，俄罗斯金融市场的崩溃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他呼吁应立即采取行动，包括贬值货币，建立货币委员会，该体制使得国家根据最富有的贸易伙伴的货币价值确定自己的货币价值。这个计划将夺取俄罗斯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的控制。
看到美国没有抓住柏林墙倒塌和前苏联解体的机会，索罗斯感到很失望。索罗斯觉得，美国应该花大量资金来支持东欧和前苏联的民主力量。美国对南斯拉夫的种族屠杀的后知后觉又让索罗斯感到很愤怒。1993年，索罗斯人道主义基金会通过联合国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提供了50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
这封信在俄罗斯引起了一阵恐慌，这让人们对索罗斯的动机产生了怀疑。那一天稍晚的时候，索罗斯发表了一项声明，说明自己并没有卖空卢布。索罗斯后来又补充说，他没有在这场危机中交易任何俄罗斯的证券。
在花费几十亿美元帮助世界其他地方之后，索罗斯现在非常担忧，美国自己的社会开放性正受到侵蚀。
到了周末，俄罗斯步入了拖欠国内、外债务的境地。贬值似乎迫在眉睫。国际投资者纷纷开始逃离俄罗斯。全球金融恐慌接踵而至。
索罗斯举起酒杯向客人们敬酒。索罗斯给他们提出了一项挑战：如果他将自己的慈善事业扩展到美国的话，他们会建议把焦点放在哪里？
索罗斯否认私利在他的金融外交中发挥作用。他的确深入其中，但是他的建议对自己并没有好处，他补充说，他的建议或许可以解决危机。
这样的周末有很多，被称为“索罗斯的隐退”，目的是帮助索罗斯考虑，如何捐出更多的财富。1994年，索罗斯向自己的慈善事业捐赠了3亿美元，他想捐出更多。
自从1992年狙击英镑之后，索罗斯已经成为了一个神话式的人物。他让总统和总理们忐忑不安，担心索罗斯会狙击他们的货币，担心华尔街和金融城会紧随其后，导致严重的贬值和经济危机。
1996年2月，一场风暴正酣，美国最有才能的哲学家、政治科学家聚集在乔治·索罗斯在韦斯特切斯特郡的乡村寓所中。风暴带来的大风极为强劲，连窗户都剧烈地摇动起来。
到了1998年，索罗斯陷入困境，根据媒体的报道，俄罗斯拖欠的债务让索罗斯损失了20亿美元。与索罗斯关系密切的同事表示，索罗斯的损失远没有那么多，只是在通讯公司的投资上损失了几亿美元。
2008年秋天，78岁的索罗斯依旧在寻找能发挥更大影响的途径。
几十亿美元的资产鼓励着索罗斯，他也确定自己拥有预测经济繁荣和衰退的天赋，乔治·索罗斯毫不畏惧地批评国际金融体制。1998年，索罗斯出版了《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危机四伏的开放社会》一书。在书中他警告人们，金融灾难即将来临。很多金融界的人认为索罗斯很扫兴，指责索罗斯，意图通过自己的书籍来阻止他人变得同他一样富有。问题是，事实证明索罗斯是正确的：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引发了一场全球经济危机。
“他觉得自己还没达到目标。他有机会影响克林顿政府，但没有机会影响布什政府。他写的每一篇专栏文章，人们都会读。他对那些重要舆论制造者的影响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索罗斯厌倦了听别人指责他说，因为他赚了很多钱，所以当他开始指出概念性的东西时，就不应该认真对待他。事实正好相反，索罗斯对CNN说：“我挣了很多钱的这个事实就是市场不完美的证据。我意识到这点，并且充分利用它，这就是我如何发家致富的。”
20世纪90年代，索罗斯对世界事务十分着迷，德鲁肯米勒似乎将基金打理得井井有条。用拜伦·韦恩的话说，因为有德鲁肯米勒作为候选人，可以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或者此后的某个时候接管基金，所以索罗斯想象自己可以成为“全职的伯纳德·巴鲁克，我认为索罗斯不想成为国务卿，他想做国务卿的顾问”。
到了1997年，索罗斯的经济力量变得如此强大，人们将几乎任何一种有投机者参与的金融危机都归咎于索罗斯。最好的例子就是1997年夏天的亚洲金融危机。客观的观察者认为，下滑的亚洲货币应该归因于“内在的腐败”。但是仍有人责怪乔治·索罗斯造成这个地区的经济衰退。
投资成为乔治·索罗斯生活中越来越不重要的一部分，他把更多的心思放在了推动慈善事业上。20世纪90年代，索罗斯每年捐出一半的年收入。
1997年初，索罗斯利用基金的资金做空泰铢和马来西亚的货币林吉特。索罗斯打赌，这两种货币都会贬值。1997年7月，泰国贬值泰铢。这引发了马来西亚和其他地区的货币贬值，导致了经济下滑。
为了稳定基金，索罗斯必须考虑，有一天他可能要回来经营业务。“他变了。”拜伦·韦恩说：“他从赚大钱，扩大基础转变到保留基础，保留基金的购买力。他想要做的是价值100亿美元的业务。索罗斯想每年大约捐出基金资产价值的5%，那差不多是4.5亿美元。他过去捐3亿~5亿美元，现在他每年捐出6亿美元，我觉得没有人比他捐得多了。”
各国货币贬值的时候，索罗斯说，他的基金是这些货币积极的买家。他相信，这些货币已经见底了。但是，这些都没有让索罗斯免于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穆罕默德（Mahathir Mohamed）的指责：“犹太人把巴勒斯坦人的一切都抢去了，但是在马来西亚，他们不能这样做，于是他们就让林吉特贬值。”几天后，索罗斯在华盛顿的一次演讲中做了回应，他批评马哈蒂尔和他的政策，表示首相执政不力，应该下台。
索罗斯基金的投资者收到一份备忘录，其中提到当时41岁的罗伯特·索罗斯将成为首席投资官，而34岁的乔纳森·索罗斯将和他的兄长一同担任索罗斯基金公司的副主席。那时，索罗斯基金管理着128亿美元的资产。
让这件事更加错综复杂的是，媒体大肆报道乔治·索罗斯可能损失了20亿美元，看起来索罗斯不可能从“引发”这场危机中获益。索罗斯和我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11年了，对于自己在林吉特上损失了多少，他的记忆似乎很模糊。“我损失了一点，不过不是很多。”我问他：“一点是多少？”“我不清楚，”他回答说，“但是损失很小。”他说在印尼损失更多。索罗斯表示，他真的不知道自己从林吉特中获利或亏损了多少。“我们盈亏平衡，或者赚了一点，或者亏了一点。我害怕他们会控制资本市场，资金会被冻结，所以我清仓了。他们确实开始控制资本市场，所以这是撤出的好时机。”
2004年10月，施瓦茨接班刚两年，索罗斯就宣布，让自己的两个儿子罗伯特和乔纳森在基金管理业务中担任高级职位。看起来，索罗斯做出这一改变可能是想表示，他想要实施接班人计划了。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前，索罗斯基本上被媒体忽略了。后来，媒体开始试图在弄清索罗斯到底是谁，他如何赚了那么多钱，以及他生活和职业的方方面面。1997年11月5日，《晚间热线》（Nightline‘s）的主持人泰德·考佩尔（Ted Koppel）将索罗斯描述为“世界上最富有、最慷慨的人之一，也有人说是不计后果的慈善家之一”。当提到抨击索罗斯的话时，考佩尔只愿意用“有人说”。他不想把批评之词放在他的名下。
威廉·斯塔克（William Stack）曾是德盛环球投资公司（Dresdner RCM Global Investors）的首席投资官，他在索罗斯基金只待了一年。索罗斯在2002年初宣布，马克·施瓦茨（Mark Schwartz）将接替威廉·斯塔克。马克·施瓦茨曾是高盛亚洲区的前任主席。索罗斯计划在施瓦茨之后将业务交给其他人，但是他的两个儿子表示，他们想要参与到业务中。
像考佩尔这样的记者们对索罗斯有着勉强的崇拜。凭借巨额的收益，索罗斯似乎独树一帜。考佩尔说道：“索罗斯先生拥有这么多财富，并且事实证明，他也有能力挣更多的钱，将他的行为和抱负与其他有钱人进行比较是很困难的。索罗斯运用财富的范围使人们很容易将他与政府比较，他有时资助了，有时又威胁了政府。”
1988—2000年的12年间，索罗斯一直在思考，自己退出之后，曾并肩作战的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将会接管基金。但报纸上的报道暗示，德鲁肯米勒已经厌倦了索罗斯给基金、给自己以及给他本人带来的种种宣传。2000年，德鲁肯米勒离开索罗斯基金，索罗斯自己在基金中的作用也在减小。此时的他开始认真地考虑，自己去世之后，索罗斯帝国会发生什么事情。索罗斯让很多人来经营业务，作为挑选接班人的实验。
这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索罗斯是英雄还是恶棍？大多数人认为他是一个英雄。愤世嫉俗者提出，索罗斯慈善活动的目的在于动摇政府的地位，破坏政府的稳定，结果导致混乱，而他借机从中渔利。有人说，为了挣钱，索罗斯必须扰乱经济。吹毛求疵者主张，尽管索罗斯宣传开放社会的优点，他的资助往往是给民族分离主义者，比如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和马其顿人。索罗斯目睹着暴力接踵而至，而他一直利用他的投资造势，并从中渔利。
他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开放社会研究所。他的确没有指望自己退出之后，这些研究所还能继续运作下去。在他的心中，唯有他有能力维持这些研究所需要的资金支持。但到了21世纪初，索罗斯改变了他的想法，他开始考虑如何能够让自己的儿子管理生意，如何使得开放社会研究所不会僵化，可以及时调整以适应新的变化。
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是克林顿总统在牛津大学时的室友，在1994—2001年，担任克林顿政府的副国务卿。20世纪80年代，他和索罗斯初次见面。他们对俄罗斯的未来都有着强烈的兴趣。后来，塔尔博特总是愿意和这位国际金融家见面，因为索罗斯通过金融力量做了很多事情。
向投资界展示他具有吸引公众注意的特别能力的关键点是，他在1992年狙击英镑中获得的暴利。韦恩补充说：“在赢了那场巨大的赌博之后，索罗斯成为金融界和慈善界的重要人物，他开始考虑成为影响世界事务的人物，他开始拓展自己的开放社会研究所。”
塔尔博特崇拜索罗斯，因为他认为索罗斯对外交和金融世界都很了解，“索罗斯能够将智慧、行动主义，对形势的把握和金钱进行有效的组合。通过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投入到前苏联各个国家的钱比美国政府投入的还要多。这意味着索罗斯在当地拥有巨大的影响力。索罗斯的基金会是草根组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地的人才。和我们（美国政府）与不同国家的交易相比，索罗斯雇用的地方人才更廉价，而且跟地方关系也更密切。”
韦恩回忆说，到了20世纪80年代，索罗斯逐渐名声显赫。“他创立了开放社会研究所，他仍然在创造辉煌，但现在是作为兼职的慈善家在努力打拼。20世纪80年代，他业绩十分辉煌。”
索罗斯被准予参与美国政治，成为重要的参与者。塔尔博特说：“我带索罗斯与希拉里聊天，将他引荐给克林顿总统，与总统谈论俄罗斯经济，还将他介绍给美国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
索罗斯的好友拜伦·韦恩在2008年春总结了索罗斯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在他看来，索罗斯的工作总是沿着一个向上的轨道前进。“当我在20世纪60年代见到他时，他只是华尔街的一个分析师。但到了60年代末，他创立了自己的基金，20世纪70年代，他渴望成功，并且做到了。”
对塔尔博特来说，索罗斯是个国宝。“索罗斯的外交政策和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不完全相同，但是是相容的。和他合作就好像是和一位友好的、同盟的独立团体合作，我们试着在对前社会主义国家，对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态度上与乔治·索罗斯保持一致。”
1996年，乔治·索罗斯已经65岁了。他依然没有放慢自己的脚步，无论是他的投资还是他的慈善，而且他根本没有想过要放慢脚步。20世纪90年代的10年中，只要他的健康状况良好，他都和早年一样地努力工作。
注释
1996年，索罗斯决定将自己一半的收入（3.5亿美元）捐献给他的慈善事业。
[1] 指叶利钦时代在俄罗斯形成的、建立在寡头政治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在这种制度下，极少数有权有势者盗用国家资源大发其财。——译者注
1995年对量子基金来说是个不错的年份，基金增长了39%。到了1996年，良好的业绩却没有延续下去，上半年，基金只增长了5.7%，到了1996年末，只比上半年的增长多了1.5%。尽管如此，索罗斯仍然骄傲地夸耀说，人们普遍认为，在投资基金中，拥有27年历史的量子基金保持了最出色的投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