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接着简要地谈了谈市场现状：“我想要强调的是，我没有看到市场崩溃或者垮台的危险即将来临。我们刚戳破了资产价格上的一个泡沫。现在的市场条件比去年年底要健康得多。我认为投资者不该在这个时候过度害怕。”换句话说，投资者可以买入美国的股票或者标准普尔期货。
更切中要点的是，索罗斯认为，造成市场不稳定的是共同基金和机构经理人，而非对冲基金，因为这两者都倾向于跟风。“当资金大量流入的时候，他们维持少于正常水平的现金，因为他们预计会有更多的现金流入。当资金大量流出的时候，他们需要提高现金的持有量，以便偿还。”结果，“他们造成了部分金融泡沫。”
索罗斯攻击了克林顿政府对日本在贸易上采取的强硬态度，批评他们试图让美元贬值。“这对于美元和市场的稳定都是非常有害的。将压低美元作为处理美国与日本的贸易政策是很危险的，我们不应该采用这样的手段。”愤世嫉俗者从这位大师的话中领会到一个明显的市场信息：做多日元，做空美元，直到贸易谈判稳定为止。
“你需要注意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导致了跟风行为？对冲基金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你注意对冲基金，这是合理的，但是就我的对冲基金而言，你们看错了地方。”
索罗斯继续努力不让对冲基金成为听证会的焦点。他指出，对冲基金不是投资领域中很大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使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平均每日货币交易额是5亿美元。索罗斯告诉委员会，这种货币交易水平不会影响市场，因为对冲基金最多只控制了每日外汇市场交易的0.005%。
索罗斯继续说道，只有当市场被跟风行为所主导时，才会出现盛衰序列。“跟风行为指的是：人们以一种自我强化的方式，在价格上涨的时候买入，价格下跌的时候卖出。不平衡的跟风行为是导致市场崩溃的必要条件，但不是盛衰序列产生的充分条件。”
索罗斯认为，货币危机和动荡的解决方案不是固定汇率，因为固定汇率“太呆板”，也不是浮动汇率，因为“浮动汇率本身存在缺陷，市场总是会过度反应”。索罗斯的解决方案是：“7国集团的金融专家应协调他们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消除造成市场不稳定的巨大差异。”
索罗斯在开始时断言，金融市场不可能正确地提前考虑到未来的情况，但是它们能够影响经济的基本面。当他们产生了影响，市场行为就会和有效市场理论中的正常行为截然不同。尽管盛衰序列不是经常发生，但是一旦发生，他们就能对经济造成混乱和破坏，原因就在于他们影响了经济的基本面。
从委员会成员向索罗斯提出的问题中可以明显看出，他们对对冲基金从事的事情感到困惑。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问：“对冲基金是什么？”索罗斯试图启发他们，但是他不得不承认，这个标签已经被贴到很多原本不属于这一领域的东西身上。“这个词被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以至于它包罗万象。唯一的共性在于，经理人的报酬是基于绩效，而不是所管理资产的固定的比率。”这样描述对冲基金似乎很奇怪，特别是当这样的描述是出自对冲基金之王时。然而，索罗斯并没有兴趣举办一个关于如何定义对冲基金的研讨会。他想要传达一个信息：对冲基金不是恶棍，他们实际上在金融市场上做了很多好事。
听证会的会议室里人满为患，最后人们只有站的位置了。“对冲基金入门课程”即将开始。“老师”阅读了一段声明，作为“研讨会”的开场，他用自己的金融理论来解释为什么立法委员攻击错了目标。
索罗斯直言不讳地为对冲基金辩护，他告诉听众：“坦白地说，我认为对冲基金不是在座各位或者管制人员应该关心的事。”他认为，1994年初股票和债券价格的下降不应该归咎于对冲基金。“我反对任何说我们的活动是有害的或者是造成市场不稳定的声明或暗示。”
为了得到一些答案，他们邀请了索罗斯这位大师出席1994年4月13日的听证会，实际上这可以被称为“对冲基金入门课程”。听证会议室里座无虚席，很明显，乔治·索罗斯是那天最出彩的一个。
索罗斯被问及，像他这样的一个私人投资者是否有可能积累很多资本，足以操纵货币的价值，比如意大利里拉或英国英镑。
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在考虑提出新规定之前，委员会必须解决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尽管，委员会的管辖领域是金融，但委员会的成员中很少有人知道，对冲基金是如何运作的，很少有人对他们使用的秘密金融工具有所了解。
“不可能。”他回答说：“我不相信任何一个市场参与者能够违背市场的基本面而成功地影响主要货币的市场，除了在短时间内。对于全球货币市场的规模，对冲基金只是相对很小的一部分，次要货币的市场缺乏流动性，这会阻止投资者成功地影响次要货币的价格。对于任何一个想要买入很多的货币资产来影响货币价格的投资者来说，由于缺乏流动性，在卖出资产的时候，他们将面临灾难性的结果。”
在听证会举行的前一天，冈萨雷斯发表了立法宣言，他威胁说要将这一领域的“不当管理”视作“对法律的直接违反”，并表示希望“加强国会对衍生的监督”。
索罗斯给人们明显的感觉是，如果国会决意管制衍生工具的话，他不会介意。“你看一下最近被强行分开的工具，抑或利息和本金分开的工具，我不是很确定它们是否真的需要管制。”
所以，索罗斯去了华盛顿。冈萨雷斯对听证会的目的并没有隐瞒，听证会的目的就是为了求证：对冲基金操作员是否如他们被描绘的那样诡计多端，是否通过他们的行动影响了金融市场，是否需要更多的管制。
提姆·弗格森（Tim.W.Ferguson）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索罗斯有点不公平，仅仅因为其他一些人近来蒙受损失，也不应在国会面前中伤一个对他没有用处的技术。
1994年初的动荡为国会的听证会创造了条件。这些听证会原计划是大体调查对冲基金，但是现在，有了一个具体的案例摆在他们的面前，表明对冲基金是金融市场的头号恶棍。参议员亨利·冈萨雷斯对索罗斯和对冲基金盯了有一年之久。他不关心索罗斯遭受了多大的损失。但1994年初股票和债券市场如此多变，使得冈萨雷斯有足够的理由追逐索罗斯。
支持管制让索罗斯感到有负罪感，他承认公司里的其他人曾试图说服他大胆抗议管制。明尼苏达州民主党议员布鲁斯·文托（Bruce Vento）问了索罗斯关于金融市场动荡的问题，索罗斯告诉他：“在为这次出席听证会做准备的时候，我们稍稍讨论了一下这个问题。坦白地说，可能需要管制的是衍生工具的发行，但是我的合作伙伴指出，不幸的是，管制通常会产生未曾预料的结果，因为管制人员只关注不利的方面，并不关注有利的方面。换句话说，他们想避免一场灾难，因此如果你强加在委员会注册股票等衍生工具的义务因为管制人员的利益与市场利益不一致，这确实会引起人们对官僚的抵制。所以，我的合作伙伴劝我不要推荐管制。”
“对冲基金的投资规模很大，如果它们失败，它们会给银行系统带来风险，会威胁整个社会的金融结构。”
索罗斯不是听证会上唯一证明没有必要加强管制的人。管制人员也做了证明，他们对对冲基金和衍生工具给银行系统和投资者带来的风险轻描淡写。通货监理官尤金·路德维格（Eugene Ludwig）指出，8家国有银行公司只有平均不到0.2%的资产有衍生工具的风险。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亚瑟·莱维特（Arthur Levitte，Jr.）在听证会上保证，几乎所有的对冲基金活动都已经处于银行和债券法的高度管制下，因此无须制定新的法规。尽管3位作证的管制人员一致认为，他们还需要更多的信息，但“我们并不支持管制”。
“今天，衍生产品在没有注册的情况下迅速增长，这对我来说还是个谜。因为没有注册，它们就不会被要求在某个特定的地点交易。如果他们不在特定的地点交易，人们就得不到有关记录和交易的信息。市场的因素、交易的条件和个人交易的因素这些都不会为人所知。”
委员会对索罗斯的陈述有什么反应？托马斯·弗里德曼第二天在《纽约时报》中写了一篇文章，恰如其分地总结了委员会成员的想法：“众议院银行委员会的成员似乎一方面对这位拥有点石成金魔力的人的讲解感到敬畏，另一方面对对冲基金的神秘世界充满了好奇，他们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对冲基金是富有的投资者结成的合伙关系，他们经常投资于外国的货币、债券和股票，在全世界进行交易。对冲基金经历的大动荡不仅没有使得基金的神秘色彩暗淡下去，反而越发地引人注目，其中包括索罗斯先生在近期的一笔货币交易中损失6亿美元。”
威廉·道奇（William E.Dodge）是迪恩·雷诺兹公司证券研究高级副主管和首席投资策划师，他说道：“如果你说，今天给我50美元，然后你可以拥有100盎司黄金，你随时想要随时就可以过来拿，只要你付我现在的价格与50美元之间的差价，我就会卖给你一个拥有100盎司黄金的期权。当我进入商业领域，如果我和很多人订立了这样的协议，那么这就被划定为非注册证券。”
索罗斯那天在华盛顿不遗余力地澄清自己的观点。但他觉得仅仅影响国会是不够的，他还试图改变媒体的看法。索罗斯将这个任务交给了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一位主管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Johnson），他陪同索罗斯一同前往华盛顿。
巴塞尔会议结束的时候，10个工业国的中央银行行长们并没有想出好的理由来为对冲基金或者使用自己的资金在国际市场上交易的银行制定出新的规章。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市场已经在动荡发生后进行了自行调整，没有理由去预期还会遇到麻烦。尽管如此，一些观察者明显感觉到，这次对冲基金通过各种狡辩逃脱了，它们仍然需要更多的管制。
在听证会后的对媒体的发言中，约翰逊表示，为了让国会和公众了解乔治·索罗斯的所作所为，他们还将付出更多的努力。他说：“最大的问题在于对冲基金的神秘。我们将会跟媒体保持更多的沟通和交流。”
被问及他关于对冲基金增加了市场动荡和不稳定性的这些指控有何反应时，索罗斯说：“我要说的是，市场有一种行动过头的倾向。因此，我根本不相信存在完美的市场。我也不认为对冲基金是完美的，否则，他们不会在一天之内损失5%。”
为了表示自己的坦诚，约翰逊透露了索罗斯如何分配他的资产，如何使用信贷杠杆。
“我的确认为，没有管制的市场最终要崩溃。因此，中央银行的调查是非常合理的事情。我们已准备好配合他们的调查。我只是希望，无论他们引入何种管制，结果不要弊大于利。”
•索罗斯通常有60%的资本投资于个股。在这一类投资中，索罗斯很少用保证金交易。
作为回应，索罗斯那年春天成为对冲基金的代言人。他决定尽可能地采取和解的态度。3月2日，索罗斯在波恩宣布，中央银行管制对冲基金巨头是合情合理的。“我感觉到，没有管制的市场有其内在的不稳定性，”索罗斯告诉记者，“我认为，政府有必要进行管制。”
•20%投资于宏观交易，在货币和全球指数上下注；在这一部分中，索罗斯有时用信贷杠杆，用信贷杠杆筹到的资金是他资本的12倍。
接着，因为日元的关系，对冲基金的这部分资产急剧缩水。其他对冲基金开始卖掉持有的一些欧洲债券，这使得债券的价格下降，迫使欧洲的债券发行国提高它们的利率，来吸引购买。欧洲的债券市场动荡不安，乱成一片，一些对冲基金交易者遭受重创。乔治·索罗斯希望能够保持低调，给自己一点时间来弥补损失，以确保“情人节大屠杀”这一事件不再重现。但这一愿望不可能实现。因为索罗斯作为公众人物的形象太突出了。欧洲的中央银行3月份在巴塞尔会晤。国会听证会定于4月举行。索罗斯和对冲基金的压力越来越大，因为这两个机构都威胁说要对他们采取行动。
•其余20%被约翰逊称为“预防储备”，例如短期国库券和银行存款。这20%是用于“在不利情况下为资产组合的缓冲赢得时间”。换句话说，是满足保证金的要求。
即使是那些没在日元上下注的人也没有幸免于这场骚乱。这些基金经理相信，高的失业率会迫使欧洲政府通过降息来刺激经济。于是，他们持有了很多欧洲债券。在他们看来，欧洲利率下降，债券的价值就会上升。
乔治·索罗斯通过了听证会的审查。从诸多迹象看来，他也证明了自己是无辜的。
在日元上打赌的不只索罗斯一个，其他对冲基金也参与其中，并且同样损失惨重。让事情更加复杂的是，一些对冲基金需要筹措现金而被迫卖掉部分持有的财产，比如日本和一些欧洲的证券。这些持有很多日元被套的交易者被迫卖出之后，紧接着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连锁反应。
两个月后，拜伦·韦恩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共进晚餐。他们提起听证会和索罗斯的出席，韦恩后来说，这位委员说，他觉得索罗斯表现得非常出色，以至于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国会不再为对冲基金苦恼了。
索罗斯登上头版的部分原因是金融界的唠叨，媒体也有这样的感受：索罗斯和对冲基金造成了越来越多的不安。这种不安源于1994年早期金融市场的振荡。但是，索罗斯觉得没有道歉的必要：“我依旧觉得自己是一个自私的、贪婪的人。我没有要故作圣人。我有着非常健康的胃口，我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总之，索罗斯可以心满意足了。
尽管索罗斯基金会在2月遭受了惨败，但到了4月，当索罗斯出现在华盛顿众议院银行委员会时，他依然是精神领袖，依然是世界一流的投资家。索罗斯的声望依然使他理所当然地登上了《纽约时代》的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