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握着兰达的手说道：“你知道，我很高兴这家公司在以色列。”兰达以为索罗斯的意思是，这笔生意对索罗斯终究还是有一些私人的意义。兰达借此机会邀请索罗斯去以色列，索罗斯答应了。
几个月后，1993年1月，兰达和索罗斯在索罗斯纽约办公室里再度见面，他们握手寒暄，签署了协议。索罗斯肯定还记得去年10月份他们一起度过的那个夜晚。他可能感觉到，自己给对方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似乎他不太愿意和一家以色列公司做生意，恐怕这会过度暴露他的犹太人身份。他想消除兰达这样的想法。
与兰达的邂逅表明了乔治·索罗斯身上发生着一些深刻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初期，索罗斯的朋友和同事都注意到，索罗斯对待犹太宗教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他对他的过去产生了新的兴趣。索罗斯开始让丹尼尔·多伦（Daniel Doron）在内的一些熟人，给他提供一些书，其中包括《犹太法典》。“他开始对犹太文明感兴趣，”多伦说，“突然间，索罗斯意识到他不是凭空冒出来的。”索罗斯的觉醒也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在布加勒斯特的索罗斯基金会正式揭幕典礼上，索罗斯站在人群前面声明：“我是乔治·索罗斯，是一个匈牙利犹太人。”桑德拉·普拉郎当时也在场，她记得人们都惊呆了。罗马尼亚人不习惯听别人公开说，自己作为一个犹太人很骄傲。
在电梯里，查特吉跟兰达说：“这让我很震惊。在我的人生中，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我从来不了解索罗斯这方面的事情。”兰达自己也感到意外。对索罗斯和兰达来说，这个晚上一直都是个非常私人的经历。
这是惊人的转变，对索罗斯这个直到五十几岁才愿意认同自己犹太人身份的人，对这个曾经觉得自己的犹太身份是个负担的人来说，这简直不可思议。然而，此时此刻，在20世纪90年代初，一切似乎都在发生变化。
到了晚上11点半，索罗斯和兰达因为谈话时情绪激动，此时都有一丝倦意了。兰达转向索罗斯，以最后下结论的口吻宣布：“我感觉让你最终认同以色列，就如同让你认同你的其他政治事业那样艰难，将你带回到犹太的世界，是我的使命。”“这将会很有趣。”索罗斯含糊地答道。
是什么唤醒了索罗斯的犹太意识？
即使在他们说话的时候，索罗斯都在受着东欧民族主义政权的攻击。“这太讽刺了，”索罗斯说，“他们试图把我和犹太复国主义的阴谋和老牌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绑到一起。这简直太好笑了。”好笑的原因在于索罗斯几乎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犹太人。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东欧右翼民族主义分子对他以及他的犹太身份的攻击。
“我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如果可能，只保留民族主义建设性的一面，而抛弃它负面的特征，以及它对政治和社会的破坏，那么你才能是对的——但这是不可能的。”
其次，他不再对自己的犹太身份感到困扰。索罗斯在商界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一定意义上，他已经经受得起攻击了。他不再担心自己的犹太身份可能让他处于不利地位。
索罗斯经历了太多纳粹分子的行径，以至于他无法给民族主义很高的评价。“民族主义只能导致罪恶、破坏、沙文主义和战争。”他答道：
最后，他在东欧目睹了很多苦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波斯尼亚战争，这些都提醒了他：他的犹太同胞们在本世纪初经历了多少磨难和痛苦。索罗斯援助萨拉热窝的供水系统和天然气管道的建设之后，一位记者问他，为什么像他这样的犹太人会同情穆斯林国家。在对他的犹太身份发表的为数不多的评论中，索罗斯说道：“如果你经历过一场大屠杀，那么当你目睹另一场大屠杀的时候，你就会产生一种特别的共鸣。对前南斯拉夫的大屠杀，我就有这样一种特别的关注。”
谈到民族主义这个话题的时候，兰达说，民族主义有一些建设性的、积极的作用，特别是犹太复国主义，它是一股非常积极的力量，是很有价值的事业。他对索罗斯说：“我想请你进一步讨论这个话题。”
然而，索罗斯对犹太教新生的热情最明显的标志还是他1994年1月对以色列的访问，这是他首次公开访问以色列。多年以来，索罗斯的犹太同事们一直试图让他更加关注犹太国家，但是他们都没有成功。索罗斯对犹太教的漠视让他们感到很生气，索罗斯似乎耻于做一个犹太人。但是他们明白，无论他们多么具有说服力，索罗斯必定是经历了某些变化之后才会进行这样的访问。
当他和索罗斯交谈的时候，兰达在疑惑，是什么导致这位投资家否认自己的犹太根源呢？听索罗斯讲述战争经历时，兰达似乎找到了正确的解释。他注意到，索罗斯总是将他在“二战”中的经历描述为一个刺激的游戏。但在现实中，他肯定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恐惧，而原因仅仅在于他是一个犹太人。兰达断定，对索罗斯来说，身为犹太人肯定是一种负担，从来都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那天晚上，索罗斯透露，只有20世纪80年代早期，他才感觉到可以轻松地公开承认自己是犹太人。在那之前，索罗斯完全回避这个话题。索罗斯表示：“或许商业上的成功最终给了我足够的信心，让我可以承认自己的犹太人身份。”
索罗斯一直都说，他远离以色列的原因在于以色列对待阿拉伯人的方式。他给出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觉得以色列的经济过于僵化，对外国投资者很不友好。索罗斯将资助的目标放在开放的东欧和前苏联的封闭社会，因此他没有理由要在民主的以色列寻找一个立足点。他认为，以色列不需要“开放”。
索罗斯似乎对这个问题感到很惊讶，但他没有感到不舒服。“无论如何，这对我并不意味着什么。我和你们合作并不是因为你们是一家总部在以色列的公司，而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商机。”在接下来的3个半小时里，索罗斯谈到了他的犹太人身份，他童年的经历，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躲避纳粹的经历。“这是我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事情之一，”他告诉兰达，“躲避纳粹就好像在玩‘警察与小偷’的游戏，非常刺激！”他们也谈到了犹太的民族主义，以及犹太人的自我憎恨。有时，他们不像在谈话，好像是在辩论，但气氛自始自终都是友好的，尽管他们的谈话总是围绕后来被兰达称为“那些私密的、棘手的问题”。
这并没有阻止其他人恳求索罗斯，并吸引他到以色列。
关于索罗斯对犹太教的冷淡，兰达略有耳闻。但他也知道，这位投资家是一个犹太人，是大屠杀中的幸存者。不知何故，兰达发现很难将索罗斯在大屠杀中的幸免于难与他对犹太身份的中立态度进行调和。于是，他问了这个问题。
1993年秋天，以色列宣布，他们一直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进行秘密谈判，目的是达成一致。以色列经济学教授古尔·奥佛（Gur Ofer）认为，这是一个好时机，他写信给索罗斯，请他重新考虑以色列之行。
索罗斯回答道：“当然。”他想当然地以为兰达会问一些投资方面的问题。兰达开始说：“我读过你的经济和政治哲学，但我不是非常感兴趣。”兰达可能没有注意到索罗斯听到这话时感到有些不快。“我感兴趣的是，”兰达提醒自己不要太唐突，“你对自己作为犹太人的感觉如何？和总部在以色列的公司做生意是否有特别的意义？”
“不知您是否还记得，我们曾讨论过请您访问以色列，但您拒绝了？”奥佛写道，“在过去的几年，以色列进行了一场非常严肃的经济改革，我们将要迎来和平。是时候重新考虑您和以色列的关系了。”奥佛从来没有得到索罗斯的书面答复。但是，当索罗斯宣布他将于1994年1月访问以色列的时候，奥佛似乎得到了间接的答复。
将近两年之后，在描述那个夜晚的时候，兰达对每个细节依然记忆犹新，似乎他和索罗斯一起吃饭就是昨天的事情。那天晚餐从7点半开始，持续了4个小时。大家落座准备就餐时，索罗斯请兰达谈谈他自己和他的公司。这花了20~30分钟，兰达接着问索罗斯，是不是该轮到他来问索罗斯问题了。
索罗斯访问以色列的决定可能不是出于他对这个犹太国家产生了新的兴趣，而是要向世界表明，他并没有被东欧的右翼民族主义分子的攻击吓到。索罗斯被指控他为以色列的情报机关工作，他可能想表明，这样的攻击是不会让他退缩的。
索罗斯和兰达就这样见面了。在场的还有另外两个人，索罗斯的助手P.C.查特吉（P.C.Chatterjee），以及第一波士顿公司的总经理罗伯特·康拉兹（Robert Conrads）。这个夜晚之所以让人难以忘怀，是因为谈话的性质。人们可能会想，这4个生意人聚到一起吃工作晚餐时，即使不是专门谈工作，至少谈论的主要内容应该是工作。但事实上，查特吉和康拉兹整晚都没有说什么。后来，兰达解释说，他觉得这两个人听到索罗斯和自己整晚都在谈论与商业无关的话题，他们肯定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
尽管以色列人迫切地欢迎索罗斯这样的重要人物访问以色列，但有些以色列人对这个消息的反应还是很谨慎的。这个谨慎和索罗斯没有太大关系，而是与名叫罗伯特·麦克斯韦（Robert Maxwell）的国际金融家有着更大的关联。几年以前，以色列人为麦克斯韦铺上了红地毯，隆重接待了他。和索罗斯一样，麦克斯韦也是后来才重新认同自己的犹太根源的。麦克斯韦访问之后，以色列人非常懊恼地发现，说得好听点，麦克斯韦是一个阴暗的家伙，说得难听点，他就是个骗子。所以，有些以色列人害怕，拥有几十亿美元资产、从事神秘的金融活动的索罗斯可能是另一个“麦克斯韦”。
“这让我们很震惊，同时也很高兴。我们之前预料至少需要6位投资者才能募集这么多投资。”1994年8月，兰达坐在雷霍沃特4楼的办公室里回忆说。双方已经谈妥条件，但是索罗斯告诉兰达，他对这桩交易有着浓厚的私人兴趣，希望在一切敲定之前能见见这位企业家。索罗斯邀请他到纽约共进晚餐。
尽管大多数以色列人从来没有听说过乔治·索罗斯，但以色列的重要政府官员听说过他。他们要确保提供给索罗斯四星级的待遇。对他们来说，索罗斯访问结束后对以色列有个积极的印象是很重要的，因为索罗斯在国际金融界的一句美言能够增加以色列对外部投资者的吸引力。的确，单单是索罗斯为商业目的访问以色列这一事实，就能够被以色列的公关机构加以利用，表明以色列经济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1977年6月，兰达请美国投资银行公司——第一波士顿公司（First Boston）为靛蓝做一些战略规划。第一波士顿建议从私募开始，几年后再进行公募。当第一波士顿公司即将完成私募备忘录，并发给潜在的投资者时，索罗斯得知了靛蓝公司的意图。在进一步调查后，索罗斯让兰达推迟私募备忘录的发布。索罗斯表示，如果靛蓝公司有兴趣的话，他愿意投资5000万美元。
以色列大部分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官员都会见了索罗斯，从总理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到索罗斯曾共事过的以色列银行行长雅各布·弗兰克尔（Jacob Frankel）。拉宾告诉索罗斯，以色列正在努力将一些国有公司私有化，欢迎投资者参与其中。索罗斯在以色列有两个小投资，他参观了那两个地方，一个是乔泰可公司（Geotek），经营专用移动无线电和无线通信业务，另一个是靛蓝公司。索罗斯在靛蓝公司持有17%的股份，1993年价值为7000万美元，1994年，这些股份的价值翻了一番。
1977年，兰达在特拉维夫不远的以色列雷霍沃特市（Rehovot）成立了一家高科技公司，名叫“靛蓝”（Indigo）。这家公司很快成为世界上高品质数字彩色印刷产品领域中的领军企业。
一天晚上，政府在荷兹利亚（Herzylia）的阿卡迪亚酒店设宴招待索罗斯，酒店位于特拉维夫以北，濒临以色列地中海海岸。以色列金融界大约有250位领军人物出席了宴会。索罗斯要对这些人发表一番讲话。那天晚上早些时候，索罗斯问兰达他应该说些什么。兰达告诉他，观众不仅喜欢听他讲商业方面的事情，他们也想听听索罗斯今天作为一个犹太人的感想，“告诉他们你那天吃晚饭的时候告诉我的话。”
1992年10月初，索罗斯邀请一位叫本尼·兰达（Benny Landa）的以色列企业家到索罗斯纽约的公寓里共进晚餐。这个夜晚是他们两人度过的最难以忘怀的夜晚。
索罗斯同意了。索罗斯讲了20分钟。通常，索罗斯很善于在公开场合讲话，但是这次的即兴演讲却让他感到胆怯。兰达记得，索罗斯“非常尴尬，说话结结巴巴，东拉西扯”。这可能是索罗斯第一次站在公众面前，以私人的方式谈论他的犹太身份。如果他一辈子都以作为犹太人为荣的话，或许他的话能说得更顺畅些。但是，索罗斯试图诚实地对待自己对犹太身份长时间的隐瞒，他肯定感觉到，在场的每位听众都以作为犹太人为骄傲，而且在大屠杀中失去朋友和亲属的人可能也不在少数。他肯定知道，他讲的关于犹太人的自我憎恨和自我否定可能听起来很难让人信服，很难吸引人。
“在他成长的过程中，这是他身份的核心。他是犹太人这一事实意味着，他必须逃亡，必须躲避。当他来到美国，人们根据他的犹太人身份将他归类，索罗斯想摆脱这些归类的束缚。他想因为自己的身份、智力和成就被人接纳，但另一方面，他并没有回避他是犹太人这个事实。他以为每个人都知道他是犹太人，但他不会在身上贴个标志表明自己是犹太人，以防你不知道。”
在那20分钟的讲话中，索罗斯重复着自己在一年半以前跟兰达说过的话。他说起了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如果朋友们称他为异教徒，这会让他很激动，说起了他从来没能与自己的犹太身份达成妥协，说起了这些年都对以色列的事情保持沉默，因为他觉得，既然自己对这个犹太国家印象不好，最好还是什么也别说。
他长期的朋友和商业合伙人拜伦·韦恩注意到：“索罗斯从来没有认为自己不是犹太人，他也从来没有试图隐藏过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他从来没有逃避过他的身份，但是我认为，他同时也不希望这成为他身份认同的核心。”
他也谈到，因为现在的以色列似乎放弃了沙文主义，正逐步与阿拉伯邻居们和平共处，他觉得可以访问以色列了。索罗斯还谈到他的慈善哲学，以色列一直伸手跟别人索要，但在他看来，以色列不应该这样做，这个地方吸引的是投资者，而不是慈善家。他没有打算把他的慈善事业扩展到以色列，但他目前已经有两项投资了，他在考虑更多的投资。
犹太人身份对索罗斯来说是个负担。这没有给他带来任何优势，只有作为天生的犹太人“强加”在他身上的“危险和侮辱”。因此，战后的那些年里，索罗斯对自己的宗教一直轻描淡写。他的智力思想都并排源于犹太教。
以色列对索罗斯此次访问的反应并非都是正面的。很多以色列人根本不知道应该如何对待索罗斯，当他们听到索罗斯那天晚上在阿卡迪亚酒店的讲话时，他们都感到非常失望。“对听众中的一些人来说，那天晚上他们受了打击。”兰达回忆说。“索罗斯没有做出任何承诺，他们对此非常失望。”
“1947年，我去了英格兰，后在1956年来到美国。”索罗斯写道，“我从来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一个美国人。我将匈牙利抛到脑后。我的犹太人身份也并没有促使我通过支持以色列来表达我的民族忠诚。相反，我很骄傲自己能作为少数民族的一分子，因为这样我能够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看到事情的另一面。作为一个匈牙利犹太人，这曾给我带来很多危险和侮辱，只有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和克服某种特定观点才能够弥补这一切。”
“许多以色列人对这篇讲话感到失望，非常失望。虽然每个人都知道，索罗斯表现得很坦率、很亲密，他们也知道让索罗斯公开自己的事情非常困难，但有些人还是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小题大做。他们说：‘我们曾在集中营待过，我们曾失去了家人，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成为反犹分子。我们抛弃以色列了吗？我们抛弃犹太教了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为什么我们应该理解他一定要与以色列拉开距离呢？’”
如果说索罗斯从大屠杀中汲取了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少数民族——如欧洲的犹太人——必须受到保护，而保护他们的最佳方法就是建立一个多样化的社会，给予少数民族应有的权利。
的确，索罗斯要克服这种高期望。有些以色列人原本期望索罗斯会给大家带来惊喜，宣布计划投资10亿美元给这个犹太国家。但索罗斯至少让以色列人相信，他是一个正直的、认真的金融家。即使当他们发现索罗斯对犹太复国运动缺乏热情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失望，但是他们也很快承认，索罗斯是一个谦逊的、不装腔作势的人。索罗斯没有麦克斯韦的夸大其辞和阴暗。
索罗斯的父母和自己的经历都没能拉近他与犹太教的距离。虽然大屠杀（特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让索罗斯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宗教背景，但是这也没有对索罗斯的宗教情绪产生持久的影响。1944年躲避纳粹的经历对索罗斯来说是一个大冒险，让他学会了一套生存技巧，但是这也没有让他更具有犹太人的特质。
索罗斯现在认为自己相当了解这个犹太国家了。以色列之行不久以后，他出现在1994年1月11日CNN的《拉里·金访谈》（Larry King Live）节目上。作为节目的嘉宾，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对以色列和叙利亚能够很快达成和解表示怀疑。索罗斯却不以为然，他说自己刚从这个犹太国家回来：“我对他们印象深刻，因为他们的内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觉得他们真的在为此努力，他们会拥有和平的。”
说起来有点讽刺，这个小时候觉得自己像神的人，其实很大程度上觉得自己与宗教不太相干。
事实证明，柯克帕特里克是对的。以色列没有与叙利亚达成和解，至少2008年夏天还没有，尽管在这一年早些时候，谈判又被重新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