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这个手稿完全没有编辑，也不完全正确。索罗斯的老朋友，也是摩根斯坦利的投资策略师拜伦·韦恩曾经很认真地编辑过这本手稿。“索罗斯写的草稿，我会提出修改意见，会认真编辑。有些人说，这本书还是难以理解，我跟他们说‘你们应该看看它以前是什么样子。’”
另外一个见过早期章节的人是艾伦·拉斐尔：“这本书应该是供研究生阅读的，而不是大众读物。我们不得不阅读他每一章的草稿，坦白地说，这并不令人兴奋。从读者的角度看，这本书并没有描写如何在10天内挣到巨额财富，这也不是他所做事情的日志，他的思绪一直是在跳来跳去。索罗斯没有让任何人编辑这本书，我觉得这是个错误。”据拉斐尔的说，西蒙与舒斯特公司（Simon&Schuster）想要为索罗斯提供一个专业编辑，润色全书，这是出版惯例，但被索罗斯拒绝了。
起初，索罗斯想将这本书命名为《盛衰》，但是韦恩说服他放弃了这个想法，“已经是陈词滥调了，这会贬低这本书的内容。”
纽约《格兰特利率观察报》的詹姆斯·格兰特（James Grant）算得上是华尔街的智者之一了，但他对《金融炼金术》的评价不高：“我试着读下去，结果却一无所获，我没有看到任何清晰的说明。”
索罗斯不想让读者误解这本书的意图，不想出版一本在华尔街的致富指导书。读者可能会在每一页上寻找投资诀窍，但索罗斯的目的并不是向他人提供如何挣钱的方法和诀窍，他写作的目的只有一个：向读者解释，他的金融理论如何成为更大的关于世界如何运转的通论中的一部分。他写道：“他是用在金融市场的经验研究出的方法来研究普遍的历史过程以及目前这个特定的历史时刻。”
曾经见过这本书早期版本的一个人是詹姆斯·马克斯，其实那是装订成册的笔记手稿。他说：“他给了我许多笔记看，这是一个苦差，对于很多人来说，这绝对是个催眠的好东西。”
为了使人们能够认真对待他的看法和思想，为了吸引公众对其思想的注意，索罗斯必须要让自己被人们理解。他必须清楚地阐释自己的理论，以便让人们理解起来没有太大的困难。他必须明确，他是如何将理论应用到投资的决策制定中的。如果他能做到这点，他将会打开通往自己思想的一扇窗户，并有可能赢得自己向往已久的尊敬。如果他做不到这点，那么他只会使人们更加困惑，最终不可避免地让大部分迫切渴望获得启发的读者感到厌烦。
后来成为《金融炼金术》的手稿来源于以前从未见光的写作。索罗斯只需将这些个人的写作准备好公开即可。回溯到1969年，他曾经把后来成为《金融炼金术》书中的几章内容给别人看。有些人看后，一言未发；有些则评论说，这本书太晦涩难懂了；只有很少的人提过具体的建议。因为这些人都明白，索罗斯想要的是对书的赞扬，而不是批评。
这本书最终还是出版了，并且得到了认真的对待，特别是得到评论家的认真对待，但是，却没有为索罗斯赢得金融界的尊重。原因很简单，索罗斯没有清楚地阐释自己的金融理论到底是什么。这本书的内容非常混乱，这一点似乎他自己并不知道。对于任何一个想花时间读下去的人来说，这本书真的是非常非常难读。
无论如何，索罗斯决定还是冒险尝试一下。
索罗斯真诚地相信，即使他在金融上惊人的才能越来越公开，他还是可以继续躲在暗处。他真诚地相信，虽然《金融炼金术》一书的出版会有助于他的声望，但是不会将他过多地暴露在镁光灯下。
尽管出版一本哲学著作仍然是个难圆的梦，但索罗斯很自信，出版一本解释自己金融理论的书还是可以的。冒险尝试之前，索罗斯有点犹豫不决，担心如果将金融理论暴露在公众面前，可能有炫耀的嫌疑。如果，书出版之后，他遇到了更多的金融挫折该怎么办？到那时公众会说些什么？人们会怎么看他的金融理论？
可他很快发现，他的这些想法大错特错。《金融炼金术》于1987年出版的时候，索罗斯希望金融界和金融界以外的人都能给予他一些尊敬——作为知识分子应有的尊敬。可他却不知道，媒体对于书中的想法漠不关心。当索罗斯意识到，人们对自己的理论的兴趣比不上对他的投资的兴趣时，他大受刺激。
索罗斯一直渴望著书立说，渴望对全人类的知识组成有所贡献，但是他知道，他必须将自己的思想更清晰地呈现给公众。他曾说过：“我的思想之所以没有被人们理解，是因为我不善于解释它们，而且它们确实很复杂。”
当西蒙与舒斯特公司跟索罗斯商讨如何推销这本书时，索罗斯欣喜地以为自己即将开始与媒体探讨思想的伟大历程。然而，与此相反，当索罗斯与媒体见面讨论这本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要面对一大堆问题，而这些问题却是他在过去的职业生涯中一直极力回避的。
索罗斯的反身性理论使他攀升到投资的高层中，而在1987年，他已经准备好让公众对他有更多的了解。他充分利用自己最强大的资源，即他的头脑，他现在很有信心，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他要在思想的世界中取得一席之地。过去，他没有取得这一席之地，现在他能成功吗？
出版社的一位高层人物对索罗斯说：“你必须宣传这本书。”
一方面出于投资的考虑，索罗斯想尽量保持神秘，但另一方面出于慈善的考虑，他又倾向于公开。索罗斯的一段话很好地刻画了这种拔河的状态：“有一个临界点，超出这一点，展现自我是有害的，而我性格中的一个缺陷就是有展现自我的渴望，这一点连我自己都不完全了解。”
“我想是的，”索罗斯很勉强地说，“可我应该怎么做呢？”
为了实现其他目标，特别是在东欧和其他地区推动开放社会计划，索罗斯不能再隐蔽起来。他渴望得到尊敬，希望那些愤世嫉俗者可以认真地将他看作是一位思想家。他明白，如果自己成为公众人物，为东欧人民说话，会有助于他在东欧的慈善事业。索罗斯好像在和自己进行拔河比赛。
出版社的人说，你应该让《财富》《纽约时报》这样的杂志来采访你，我们会给你安排。索罗斯安慰自己，采访会围绕他的书展开。但是，这样的想法很天真，他的同事试图纠正他的想法：他们不是想和你讨论你的书，他们想要发现你刚买了什么股票，这就是他们想要问的，这就是他们想要知道的。
拉斐尔说：“这就好像出现在《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的封面上，你的球队备受青睐，似乎对世界杯胜券在握，但是瞬间一切幻灭了。我们开玩笑地说，好像出现在封面就是一个不祥之兆。”
一个星期五的下午，索罗斯正和基金经理们开会，突然，他宣布要去赶开往华盛顿的火车：“我要去上《华尔街周刊》（Wall Street Week）的节目。”他自豪地说：“他们要讨论我的书。”
1987年9月却出现了一次重大的例外，当时索罗斯被《财富》（Fortune）杂志采访，作为封面人物报道，标题为：“股价是不是太高了？”在索罗斯看来，美国的股市不会衰退，但是日本的股市则有可能。不久之后，华尔街股市崩盘。
基金经理艾伦·拉斐尔知道索罗斯从来没看过这个节目，他想帮帮索罗斯：“你知道这个节目是关于什么的吗？”
拉斐尔说索罗斯的客户都在美国以外，都非常神秘，他们不想看到自己的名字见诸报端。20世纪80年代的早期和中期，索罗斯的新闻政策就是没有任何宣传。索罗斯的公司没有新闻发言人，也不会对外发布新闻，拉斐尔说：“我们想要的就是，静悄悄地来，静悄悄地走。”
“是的，他们想讨论我的书。”索罗斯坚持己见。
为什么？“因为有人会抢先。如果你在运作一个全球范围的基金，人们想知道你在做什么，但你不想让人们轻易地追踪到你，原因很简单，如果你想买入什么，而每个人都发现了的话，他们会抢在你前面购买，这无疑会让你陷入困境。”
拉斐尔继续说：“他们并不想讨论你的书。他们只是想知道你在买什么，你最喜欢的股票是哪些。他们会问你一大堆你不想回答的问题。”
1984年，艾伦·拉斐尔加入索罗斯的公司时被告知，永远不要和媒体说话。他照做了。他说：“量子基金被看作是秘密的索罗斯基金，在我看来，这是正确的做法。我们经常进行相当大的投资，而你最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情就是你在做什么。”
“不是的！”索罗斯说，但是这一次他的语气不那么坚持了，“他们会讨论我的书。”
索罗斯可能感觉到马克斯和记者交流过，他要求马克斯不能泄露信息。有时，马克斯确信，索罗斯知道他就是某篇报道的信息来源。“他总是有办法知道我干了什么，他会说‘天那，这篇报道看起来好像是你写的。’我可能在某天跟他说过支持什么事情，第二天这个事情就见报了。”
当天晚上，索罗斯如约出现在了电视节目中。很确定，寒暄2分钟后，问题就开始逼近索罗斯：“你最喜欢的股票是什么？”然而，索罗斯有备而来。“我不会告诉你的。”他没有告诉他们。无论如何，这次遭遇是索罗斯进入公众世界的开始，他觉得很不舒服。
马克斯同时向记者明确表示，他的话只能作为背景报道。“我会跟记者说，我告诉你我所知道的事情，或者我觉得自己知道的事情，但是绝对不能说这是我说的。”不能提及他或者量子基金，这就是他的原则。
在此之后，索罗斯“惊讶”不断。唐纳德·卡茨（Donald Katz）想为《时尚先生》采访索罗斯，但索罗斯坚决地拒绝了，正当卡茨似乎没辙的时候，他听说索罗斯写过一本书，他后来形容说：“很晦涩难懂的一本书，却是一本有时能让你眼前一亮充满智慧的书。”
1983—1984年，马克斯担任索罗斯的得力助手，经历了这一“秘密阶段”。那段时间，商业记者经常打电话到量子基金，希望了解基金正在做的事情，或是索罗斯和马克斯对一些新闻的看法，这些新闻可能会对华尔街产生怎样的影响。马克斯加入公司的时候，索罗斯跟他明确表示，不要和新闻媒体谈话。马克斯回忆说：“我最后一次上报纸是我来索罗斯基金工作的那天，即1993年1月1日。”事实上，马克斯是一个很友好的人，乐于和记者交流，尽管索罗斯有禁令在先。但在马克斯看来，在公众面前明确一些问题很重要。
卡茨给这位投资家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请求能准许采访。谁能拒绝一个读过自己的书的读者？几天后，索罗斯同意10分钟的访问。很显然，他并没有完全相信卡茨真的读了《金融炼金术》。
马克斯说：“对于索罗斯来说，公众的关注与金融损失之间几乎存在着因果关系。索罗斯很清楚媒体报道给自己带来的风险，它会使自己满足于既得的荣誉，只旁观，而不参与其中。他通过媒体和别人分享了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如何投资，但是看看这样做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吧！不仅如此，在这一过程中，他还失去了长期的投资者和朋友。所以，索罗斯步入了非常秘密的阶段。”
卡茨来到索罗斯基金的办公室，被领进接待室，里面到处是书，诸如《规范的定量风险评价》《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马克思主义观点》等。他还发现了一本中文书以及关于某个画家的一本书。
《机构投资者》的报道是正面的，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索罗斯疑惑，到底媒体的关注是不是令人高兴的事。在这篇报道之后的几个月里，索罗斯经历了他职业生涯中唯一的一年亏损。1982年，索罗斯在雇用詹姆斯·马克斯之前，和他进行了数次谈话，索罗斯明确地表示，他发现“出名”的经历很让人不快。
这时，索罗斯来了，他穿着一身漂亮的灰色西装，看起来神采奕奕，他亲自将卡茨带入自己宽敞的办公室。
在早些时候，要回避媒体很容易，商业新闻和商业人物对记者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有关索罗斯的报道以前也出现过，但是直到1981年6月，《机构投资者》将乔治·索罗斯作为封面人物时，他才引起了公众广泛的关注，但即使是那时，关注也只限于行业内部。
接着，索罗斯发问了，这更像是一个声明，带着嘲讽或者怀疑：“你说你看过我的书。”卡茨说：“是的。”与此同时，他感觉到了索罗斯的语气充满了怀疑。“你理解书的内容吗？”索罗斯问。不知他的具体回答是什么，但他确实让索罗斯相信同这位记者的谈话是值得的。索罗斯再次提到了他在华盛顿的电视节目中所希望说明的，他只关注慈善，根本不关注赚钱。
根据《格兰特利率观察家》（Grant‘s Interest Rate Observer）的编辑吉姆·格兰特（James Grant）的说法，并不只有索罗斯一个人躲在隐蔽处，实际上华尔街的投资者大都如此。流行的观点认为：“财富就像是蘑菇，似乎只有在暗处才能长得更好。华尔街的人们并不想在《纽约时报》的商业版块里解释自己如何赚钱。他们不想让人们知道自己拥有多少财富，因为他们明白，随着政治风向的改变，敬慕可能会演变为嫉妒，这种事情他们早有耳闻。”
“我真正的兴趣在于分析，”索罗斯向卡茨解释说。“我在乎的是我的理论，我在市场上的成功仅仅给我提供了一个平台，我希望人们能够认真地对待我。但我要说的是，我没有兴趣去发展新客户。”
早期的职业生涯中，乔治·索罗斯认为名声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最坏的事情，名声意味着立刻被人们认出来，意味着不断地被媒体的电话打扰，意味着享受私人生活的结束。名声被视为是对投资者职业的致命打击。
说到这里，索罗斯脸上闪过了一丝微笑：“当然，我也不希望从这本书上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