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欣然地回想起那次去爱尔兰的经历，索罗斯让他一道去参加索罗斯基金的董事会。会议地点在一座城堡里，里根总统曾参观过那里。“那里氤氲着一种非常高雅的氛围。”和董事们共进晚餐的时候，马克斯听着董事们的交谈，索罗斯能够轻松自如地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英语、法语和德语。董事们说哪种语言，索罗斯就转到哪种语言，马克斯被索罗斯的表现吸引住了。
但是，与索罗斯共事也是让人陶醉的。对于三十几岁的马克斯而言，索罗斯的生活和自己的完全不同。
一个人与这样一位天才共事，很有可能被迷惑。马克斯说：“他可能在智力上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可如果你被吓到，如果你成为唯唯诺诺的人，很显然，这对他一点好处也没有，当然对你自己也没有任何好处。”
索罗斯不会轻易表扬别人，或者和他人分享那些成功的投资项目。“他与你分享的是不断地并肩作战。”马克斯说：“他觉得这是一个联盟，是经济活动，而不是学术交流。你成功与否是由金钱所决定的，别人付钱给你的目的就是让你帮着赚钱。”
“如果你想成为‘小索罗斯’，想成为思想家，思考一些重大的问题，成为伟大的资产经理，想照搬索罗斯的做事方式，那很显然他不需要这样的人在他的办公室。可能现在（1994年）他需要，但是那时候他不需要这样的人。成为索罗斯式人物的想法是一个致命的诱惑，因为如果你真的认为他是行业的典范，你很快就会发现，你还没有准备好。”
“索罗斯对你的要求就是，你要确信你告诉他的事情，你要不断地检查，不断地盘问自己。他会严厉地问你‘你现在仍然相信你昨天告诉我的那些话吗？’”
索罗斯和马克斯在1983年合作得非常愉快。基金的资产价值当时达到了385532688美元，净增长75410714美元，较前年增长24.9%。1983年，乔治·索罗斯再婚，新娘是28岁的苏珊·韦伯。根据报纸的报道，因为打网球，索罗斯在婚礼上迟到了。其他媒体报道了婚礼上的一个尴尬时刻，如果索罗斯之前能抽出时间彩排的话，或许能避免这样的尴尬。据报道，当牧师问索罗斯是否愿意将所有的财富给新婚妻子时，索罗斯的脸瞬间变得煞白。
“索罗斯很容易发脾气。他好像能看穿你，这种看人的方式让我觉得自己站在一架激光枪前。他会直勾勾地看着你。索罗斯总觉得需要你在他身边，因为他总觉得你会做错，他认为要容忍你，就好像你是个不太重要的人，是个不如他的人。”
索罗斯的儿子假装咳嗽，显然是在示意父亲。索罗斯迅速地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律师威廉·扎贝尔（William Zabel），好像在说：“如果我重复誓词‘无论境遇是好是坏，我都将把我所有的财富赐予你’，那我真的要把一切都给苏珊吗？”扎贝尔暗示索罗斯，他的回答不会有什么坏处，这才扭转了局面。为了安全起见，索罗斯用匈牙利语喃喃而语：“这取决于我与继承人预先达成的协议。”这样，婚礼才得以继续进行。
“有很多次，我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但是他会跑过来，用像老师对待学生那样的态度对我说‘你不明白我的意思’，这时我就完全困惑了，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完全理解了他的意思。”
虽然1983年对于索罗斯来说是十分辉煌的一年，但1984年则不是。索罗斯基金虽继续保持增长，但是增长率只有9.4%，增长到448998187美元。较低的利润使得量子基金的董事们纷纷给索罗斯施压，希望他重新全身心投入投资中。索罗斯同意了。1984年夏天，索罗斯对马克斯宣布了这个消息。
如果说索罗斯在刚开始只是扮演着幕后操纵者的角色，但渐渐地，他让马克斯感到了不安。“他让人感觉，自己总是被批评，你总是要忍受被他找茬，也许我不应该说找茬，他只是在吹毛求疵，总是在试探你。一段时间之后，这真的会令人厌烦，让人十分疲倦。”
“不管你喜不喜欢，我都是这艘船的船长，我看到百年不遇的风暴就要来临。在这场世纪风暴中，我们需要最好的，也是最有经验的人掌舵。面对现实吧，如果在我们两人之间选择的话，胜出的人只可能是我。”
“索罗斯试图找出市场运作与你的预测的不同之处。比如说，我预期银行股会上涨，如果在一段时间内，银行股有所下跌，索罗斯就会说‘我们再仔细检查一下我们的假设，再检查一下你这么做的理由，为什么会感觉事情应该是这样，然后试图在这些感知和市场信息中找出一致。’”
这场“百年不遇的风暴”到底指的是什么？本质上，这场风暴指的是美国经济的崩溃，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里根政府实施高支出而不收税的政策之后，美国经济濒临崩溃。索罗斯深信，美国正在走向衰退。
索罗斯从来没有放松过，他盘问自己的得力助手，就像是面试一位博士生。“和上午相比，你现在有没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他通常会这样开始，接着连珠炮似的问一大堆问题，刺探、寻找马克斯可能出错的地方。在马克斯的记忆中，复盘是非常折磨人的经历：“因为索罗斯总是在寻找你的薄弱环节，总是在试图找出你给出的解释中哪里出了问题。”
马克斯回忆说：“那时，世界体系的压力与日俱增。美元越来越坚挺。里根不断地说：‘没关系，国家真正强大的标志在于其货币的坚挺。’而索罗斯认为，这迟早会引发问题的。”
每天清晨准备上班前，马克斯都要经历某个仪式，有时是在洗澡时，有时是骑着自行车上班的时候，他设想当天金融市场上可能会发生的情景。他将这些设想的情景称为“预期的框架”，从这些框架中，马克斯得出应该买入什么的结论。一旦纽约的交易日结束，索罗斯和马克斯会立刻展开严格的复盘，通常会持续到晚上。马克斯说道：“这样的复盘让人很愉快，但是又非常紧张。索罗斯所擅长的一件事，就是在你解释事情的时候直视着你，而且他能够分辨出，你是否在理性地思考。”
索罗斯宣布要再雇用两个人。对于索罗斯来说，一个理想的组织应该有4~5个专业人员。如果马克斯愿意，他可以继续留在一个比较次要的位置，管理着一小群人。但是，马克斯决定离开，他觉得自己被搁置了，以后不会有多少权力和威信可言。马克斯承认：“事实是索罗斯没有错。有时在上我觉得自己可能会患上脑血栓，事情太多，压力太大，根本无法忍受。”
1983年的前4个月对于马克斯而言是“一种文化的冲击”，这位新人开始意识到，“这位威严的家伙真的给了我所有的自主权以及金钱，让我疲于应付。”
与此同时，索罗斯和他的10位外部基金经理讨论，希望给基金注入新鲜血液。他们推荐了艾伦·拉斐尔。
举个例子，如果索罗斯预期利率会上升，那么马克斯则寻找利率上升会对哪些行业产生不利，于是他们做这些行业的空头。索罗斯的技巧是挑选行业内的两家公司进行投资。其中一家必须是该行业中最好的公司。作为行业中的佼佼者，这家公司的股票会成为公众购买的首选对象，而且价格经常会被抬高。另一家公司必须是行业中最差的公司，严重依赖融资的公司，资产负债表最差的公司。一旦很多投资者购买这些股票，那么投资于这样的公司最有可能获得巨额的利润。
拉斐尔说：“我是他的第一个候选人。”1980—1984年，拉斐尔一直在阿诺德·莱希罗德公司任研究部的联执主任，20世纪60到70年代，索罗斯曾在那家公司就职。1992年12月，拉斐尔回到该公司担任高级副总裁，担任全球战略指导和高级资产经理。
索罗斯和马克斯似乎配合得十分默契。索罗斯进行宏观分析，审视大局，譬如国际政策、全球的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率、利率和货币的变化，而马克斯主要负责从这些预期的新变化中找出能够获利最大的行业和公司。
1984年初秋，索罗斯决定将拉斐尔挖过来。尽管索罗斯声名显赫，拉斐尔早有耳闻，但是两人却素未谋面。索罗斯的几个外部经理给拉斐尔打电话，告诉他，他们已经向索罗斯推荐让他来担当第二把交椅。拉斐尔在全球经济研究的深厚背景使他理所当然成为首选。
尽管，此时的索罗斯采取了更加低调的做法，但是他还是会经常来到办公室。他长时间待在国外，春末在伦敦待6个星期，秋天在远东或欧洲待上一个月，而夏天，他一般住在长岛的南安普敦。
有个经理人问拉斐尔：“你有兴趣和乔治谈谈吗？”“当然！”他回答道。据拉斐尔回忆说，当时他只用了“十亿分之一秒”的时间反应。
1983年1月，马克斯到量子基金报到，正式上班。索罗斯将基金的一半资产交由他管理，将另一半分给其他外部经理人管理。除了要处理所有的国内交易业务以外，马克斯还要帮助索罗斯进行国际投资。索罗斯退居二线，马克斯全身心投入作战。
拉斐尔相信索罗斯是华尔街最优秀的投资者。索罗斯取得的成就是非凡的。能获得这样一份工作简直跟做梦似的。
讽刺的是，尽管索罗斯在1982年遇到了很多的麻烦和挫折，但是那一年索罗斯的基金取得了辉煌的业绩。正如索罗斯所预测，里根政府的政策刺激了美国的经济，那年夏天，利率下降，股市上涨，金融市场看涨。盛衰更替中的“盛”已清晰可见。到了1982年底，量子基金增长了56.9%，净资产价值从1.933亿美元增长到3.028亿美元。索罗斯的基金几乎回到了1980年的水平（3.812亿美元）。但是，索罗斯仍然想退出市场，至少是暂时退出。
就在这时，索罗斯本人打来了电话，他问拉斐尔能否在下周四到索罗斯在中央公园西大街的公寓用早餐。又是十亿分之一秒的时间闪过，拉斐尔答应了。
索罗斯即使在寻找接班人的时候，仍然十分苦恼，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将基金部分交给别人管理，而他自己只做兼职。在马克斯看来，索罗斯毫无疑问地想要减轻自己的负担。索罗斯不止一次地对他说：“要想玩这个游戏，你就必须心甘情愿地忍受痛苦。”马克斯感觉到，索罗斯不想再置身于游戏之中了，他想找个替身。马克斯说：“我想，我就是索罗斯的第一个替身。”
拉斐尔来吃早餐的时候，认为自己得到这份工作的机会极其渺茫。他想应该还有75个候选人在排队等着，工作遴选过程还要一年的时间，到那时，他可能早已经落选了。
马克斯在1994年春天告诉我：“索罗斯很善于思考。很多次，他会看看你是否能够跟得上他的思维，了解他将要去哪里，将要做什么。有时，他想知道你的脑子里在想什么，以及你能否做到唯命是从。他会描述一个经济场景，可能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然后问你：‘给定这些刺激因素和信息，你有何反应？又将如何应对？’”
90分钟过去了。拉斐尔觉得早餐的时间长短跟最终的结果毫无关系。索罗斯和拉斐尔起身拉开餐桌。拉斐尔觉得，这是向索罗斯概括一下自己的好时机。
每一次接触，索罗斯都让这位年轻的基金经理接受一些“思想训练”。马克斯感觉到，他越来越接近得到这份工作了。但是，马克斯首先需要耐住性子参加索罗斯的一些研讨会，因为这位伟大的投资家正在试探并质疑着这位年轻的经理人。索罗斯不断地问自己，这位来自中西部的神童是否就是他在苦苦寻找的那个人。
“对你来说，知道我做什么，不做什么非常重要。”他希望自己听起来不会太鲁莽或冒失。他不确定索罗斯是否理解了他的话。
1982年，索罗斯花了很多时间来寻找这位合适的人选。最终，他在遥远的明尼苏达州找到了。詹姆斯·马克斯当时33岁，他是一位神童，一直在经营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叫IDS进步基金（IDS Progressive Fund）的共同基金。马克斯不是等闲之辈，1982年，他所管理的基金增长了69%，资产达到了1.5亿美元，成为1982年共同基金的冠军。1982年初，索罗斯和马克斯初次见面，此后两人断断续续地又见了15次。
“很好！”这就是索罗斯对于拉斐尔的总结的反应。“其他的所有事情由我来做，我们会是很好的拍档。”拉斐尔吓了一跳。他只能用很细微的声音说道：“我想是的。”
也许索罗斯意识到了什么，对于经营量子基金，索罗斯还是很有热情的，但是他有可能不能继续全职管理公司了。在减少自己在公司中的影响之前，索罗斯知道他需要把基金交给一个有能力的人。
索罗斯又露出了他大大的微笑，然后用一种敲定的口吻说：“这个周末你再好好想想。下周一或下周二我们再见面。给我打电话，你还要过来吃早餐。”
索罗斯写道：“这种帝国循环的基础是强劲的美国经济，不断增长的预算赤字、贸易赤字，以及较高的不动产利率。其中心是良性循环，但是在世界范围体系的外围则是恶性循环。”索罗斯注意到：“这里有个自我强化的过程，但是不能一直持续下去，最终趋势会逆转，从而产生了盛衰更替。”
出了公寓的大门，走到街上，拉斐尔开始回味早餐的最后几分钟，他叫了一辆出租车，坐了进去，然后咧嘴一笑。可能是在做梦吧！确定司机没有在看他，拉斐尔狠狠地捏了一下自己。这次他肯定自己不是在做梦。他就要为乔治·索罗斯效力了，成为他的左膀右臂。
索罗斯的回答是：首先必须明确，这种盛衰更替并不是每天都发生。然而，这次里根政府的政策，也就是索罗斯称作“里根的帝国循环”，将会带来一次盛衰更替。
转眼到了下周四，拉斐尔又一次与乔治·索罗斯共进早餐。拉斐尔同时也接到了一份正式工作邀请。
索罗斯相信答案是肯定的，这肯定是另一个盛衰序列的开始。电视台评论员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请索罗斯解释，他如何知道盛衰序列会在何时开始。史密斯问这位投资家：“它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又是一个十亿分之一秒闪过。出于某种原因，他并没有当场接受这份工作，多年以后，拉斐尔还是难以理解其中的原因。他当时的答复是：“让我再想想。”在1994年的春天，拉斐尔回忆起那次见面时，只能说：“似乎当时我只能这么说”。
1981年1月，罗纳德·里根就任美国总统。此后，索罗斯惊奇地看到这位有保守倾向的新总统在没有增加税收的前提下，试图加强美国的国防力量，以便对前苏联采取强硬措施。里根政府的政策对于美国的经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会不会是另一个盛衰序列的开始？
拉斐尔想起其他人的警告，“这个家伙很难缠”，“他经常炒人鱿鱼”，拉斐尔决定不管这些：“谁在乎？这是我的机会。我可能会很忙乱。但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他打电话接受了这份工作。1984年9月初，拉斐尔和索罗斯签约就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