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杰斯在华尔街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贝奇公司（Bache&Co.）。1968年，仅靠600美元的身家，罗杰斯开始了在股市的交易。两年之后，他开始在阿诺德·莱希罗德公司为索罗斯做事。然而，新的经纪公司法规不允许索罗斯和罗杰斯从公司的股票交易中提成。阿诺德·莱希罗德公司不希望他俩离开，极力挽留。但是索罗斯和罗杰斯想要成为独立的资金经理人。于是他们离开公司，自立门户。
乔治·索罗斯和吉米·罗杰斯成为华尔街有史以来的一对最佳投资拍档。罗杰斯曾在英国的牛津大学读PPE，即政治、哲学和经济学，这给索罗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自己既是亲英分子，又自诩为哲学家。服兵役的两年时间里，罗杰斯获得了炒股专家的声誉，他甚至负责管理他的指挥官的股票投资。
1973年，他们建立了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SFM），办公室相当简朴，仅有3个房间，不过从办公室里可以俯瞰纽约的中央公园。这个新的基金公司远离华尔街。这在当时是个很奇怪的做法，为什么有志于投资的人会让自己远离权力中心呢？
1970年，索罗斯和吉米·罗杰斯（Jimmy Rogers）携手合作。罗杰斯在亚拉巴马州的戴玛波利斯（Demapolis）长大，196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
吉米·罗杰斯喜欢这样解释：既然他和乔治·索罗斯二人与典型的华尔街思维方式不同，看起来没有理由非得置身于华尔街。对于索罗斯来说，更重要的原因是，办公室离他在中央公园西侧的公寓仅一街之隔。
索罗斯也将理论应用到了20世纪60年代集团企业的大繁荣上，并且同样大赚了一笔。他承认，在上升的阶段和下滑的阶段都赚了。起初，他看出高科技公司的并购狂潮使得他们的收入激增，引起了机构投资者的密切关注。索罗斯相信，这种高涨的投资基金经理人的“偏见”将会继续抬高集团企业的股价。于是，他大量买入，然后卖空，在市场下跌期仍大赚了一笔。
相比于华尔街其他公司的紧张忙碌，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工作氛围要轻松得多。在夏天，职员们可以穿网球鞋来上班，而且有几个人骑自行车来上班，包括罗杰斯在内。索罗斯和罗杰斯喜欢办公室这种轻松随便的氛围。他们都想尽量保持这样的氛围，不管他们挣多少钱。尽管环境很闲散轻松，但他们每人每周都要工作80个小时。
索罗斯最后的结论充分证明了他的先见之明：“鉴于第三幕崩溃至少要在3年后才发生，现在我可以安全地购入股票。”他是对的。正如他预测的那样，美国房地产投资信托业在1974年已经过了鼎盛时期，此时，索罗斯卖空，又赚了100万美元。这些早期验证他市场理论的经历极大地鼓舞了索罗斯。
公司创办之初，只有他们两个人：索罗斯是交易员，罗杰斯是研究员。哦，还有一个秘书。办公室看起来很小，但是这两个人可以做的事情很多。而事实证明，规模小有小的好处。他们可以专注于手头的工作，不用担心与其他人的摩擦，不用做大量的文书工作，也不用烦恼于成堆的琐事。
1969年，在一份广为流传的备忘录中，索罗斯指出，在一个新的领域投资，即美国房地产投资信托业中投资会获益，这为他赢得了良好的信誉。索罗斯感觉到了一个盛衰更替的过程，他将美国房地产投资信托比作一出三幕剧，准确地预测出该行业将经历一段欣欣向荣的时期，接着发展过了头，最终要崩溃。
他们精通交易，将基金公司的资产投入股票。在初级产品或货币上投资时，索罗斯和罗杰斯就用期货交易或是融资。索罗斯基金公司在所有不同的市场上交易，包括货币、初级产品、债券和股票，这是史无前例的。从1970年开始合作，直到1980年两人分道扬镳，他们从来没有一年亏损过。华尔街的其他投资者谈论他们时，总是充满了敬意。他们似乎比其他人更清楚经济的走向。
索罗斯的双鹰基金密切关注的第一个行业就是美国房地产投资信托。
1971年，基金公司的资产净值是1250万美元，仅一年之后，增长到2010万美元。从1969年12月31日到1980年12月31日，索罗斯基金公司获利3365%。而同期的标准普尔综合指数只涨了47%。1980年底，基金公司的资产净值达到了3.81亿美元。
“我要采取实际行动，而且又不能与投资决策相脱离。我必须要运用我所有的智力资源，我惊讶而高兴地发现，我的抽象思想非常有用。如果说这些思想是我成功的全部原因，这未免有点夸张，但是如果说它们给了我优势，这一点则是毋庸置疑的。”
因为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是私人合资企业，所以相比于其他更加传统的基金公司，索罗斯有更多的优势。最为重要的是可以卖空，对于一些投资者来说，这样做的风险太大。人们到底是怎么看待卖空的呢？
不管像亚瑟·勒纳这样的人是否能了解“反身性”这个词的确切意义，乔治·索罗斯都认为是时候在市场上测试他的理论了，索罗斯坚信，他的理论可以给他带来竞争优势。
这听起来似乎是没有害处的技巧。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卖空似乎有点不爱国的意味。他们会说：“你怎么能赌一家公司的经营状况不佳呢？你到底是个怎样的美国人？你难道对自己国家的经济没有信心吗？你怎么能这样，别人已经很不幸了，你还趁火打劫？”
但是这不是索罗斯想要听到的话。正因为如此，大部分被要求点评索罗斯作品的人，都不会发表这样的意见。他们更加清楚，索罗斯是不会听他们的，那他们何苦自找麻烦？何苦惹他生气呢？
索罗斯可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对于索罗斯来说，卖空这个技巧好像有神奇的魔力，给他带来美国和海外市场上的丰厚利润。基金公司还通过融资购买股票，发挥杠杆效应。索罗斯基金公司的一个好处是规模小，相较于大的公司，没有官僚体制的负担，公司可以更轻易地建仓或斩仓。
索罗斯应该听从亚瑟·勒纳的建议，虽然大多数人不如索罗斯聪明，但是索罗斯却想给这些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如果想让他们印象深刻，索罗斯就必须得把诉诸文字的想法写得更清楚一些。而这就是亚瑟·勒纳想要告诉索罗斯的。话虽露骨，但初衷是好的。“索罗斯，找个编辑吧，找个人把你的想法用更加简单的语言表述出来。”
索罗斯和罗杰斯配合得十分默契。罗杰斯说：“通常，如果我们意见不一致，我们不会轻举妄动。”但是，这样的情况并不常发生。如果其中一人对某笔交易很有信心，那么他就去做了。罗杰斯说道：“一旦做完了，交易是对是错就显而易见了。当我们一起把事情想清楚的时候，便达成了共识，我讨厌用这个字眼，因为达成共识的投资通常结果很糟，但是我们几乎总能想到一块。”
勒纳觉得自己跟索罗斯关系密切，所以他给索罗斯提出了一些善意的忠告：“你可永远别当老师，因为要教那些水平不如你的人时，大多数人都……”他没有把话说完，而是直接说：“你很难准确表达你想要说的意思。”
他们为自己的思想独立而自豪。这也造成了他们最终的分道扬镳。他们是如此的独立不羁，以至于觉得对方有太多不同的看法。
“反身性”这个词让他很困惑，他还特意去了查字典。25年之后，也就是1994年的春天，勒纳承认：“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理解这个词。我根本不知道他要说什么。”
但是，短期内他们配合默契，就像润滑得很好的机器。他们辛苦寻找的是股市的突变，是别人还未注意到的变化，以此来验证理论。正如罗杰斯所说：“我们不怎么关心一个公司下个季度的收益或者是1975年铝的出货量，真正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会改变某个行业或者某类股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如果我们所看到的和股票的市场价格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那么再好不过了，因为我们可以大赚一笔了。”
正是在这个时候，索罗斯开始撰写《金融炼金术》。1969年，他曾让勒纳读了这本书的5章，但是勒纳说“我一个字也看不懂”，问题不在于他的智商，在他看来，问题在于索罗斯无法清楚地表达自己想要说的事情。勒纳原本希望从书中找到反射理论的概述，但是他在那5章内容中却找不到，于是他放弃了。
索罗斯也在寻找腾飞中的外国经济，希望从外国股市上获利。他关注哪些国家的市场对外国投资者开放？哪些国家在实施促进社会稳定的新政策？哪些国家致力于市场改革？
索罗斯一直都在思考，思考一些大的问题，他总喜欢用一些复杂的字眼，办公室的其他人可能需要查字典才能弄明白这些复杂的字眼究竟是什么意思。甚至勒纳都需要适应索罗斯，尤其是他的写作风格。“我没有料到索罗斯对于写作是这么一丝不苟。他的风格和我完全不同，我习惯了写报告给一般的人看，而索罗斯的写作风格却是文绉绉的那种。”所以，索罗斯脱颖而出。他的确让人印象深刻，但是谁又能够理解他呢？
索罗斯希望通过关注宏观层面的事情，获得优势。一位索罗斯曾经的下属说：“和任何精明的投资家一样，索罗斯总是试图用最少的投资获得最大的收益。”如果市场尚不成熟，比如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索罗斯就会赌上一把，他希望比别的投资者早6~18个月投资。
勒纳回忆说：“索罗斯是个严厉的监督者。他会让你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他精通全球事务的能力，让我惊叹，他可以从A点发生的事情，马上推论到B点的结果。我不知道其中逻辑，因为我和他不在一个水平上。索罗斯可能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宏观投资者，至于微观层面，他就不那么专注了，似乎并没有完全发挥出他的水平。”
因此，索罗斯购买了日本、加拿大、荷兰和法国的证券。1971年的一段时间，索罗斯将基金公司1/4的资产都投资到日本股市中，这场赌博使索罗斯基金公司的资产翻了一番。
在索罗斯的手下做事是很有紧张感的，但是又很吸引人。那两年，市场急剧地动荡，越发地增加了工作的压力和戏剧性。
索罗斯和罗杰斯在选股上很精明。1972年，索罗斯的一位熟人告诉他，根据商务部的一份未公开的报告，美国日益依赖于外国的能源。据此，索罗斯基金购入了大量的石油钻井、油田设备和煤矿公司的股票。一年以后，即1973年，阿拉伯国家实行原油禁运，导致能源类股票价格飞涨。
勒纳是纽约银行（Bank of New York）的分析师，阿诺德·莱希罗德公司曾于1967年和1968年多次力邀他加盟该公司，但是头两次都被他婉言拒绝了。到了1969年初，他最终还是答应了。他在阿诺德公司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做索罗斯的助理，帮他经营两个基金。在接下来的两年，两人并肩作战。
1972年，索罗斯和罗杰斯预见到会有粮食危机，于是他们购入化肥、农业设备、粮食加工公司的股票，结果，又获得了可观的利润。
20世纪60年代末期，与索罗斯一起共事的亚瑟·勒纳（Arthur Lerner）曾说：“索罗斯很早就指出，人要具有国际视野，不能目光狭隘，局限一隅，你必须知道此地的一个事件是如何影响其他地方的事件的。他从不同的渠道得到基本的信息，然后在头脑中综合加工。接着，他会得出一个论点，而大多数时候，这样的论点都是令人信服的。”
这个时候，索罗斯和罗杰斯精明地发现，美国国防工业存在投资获利的潜在商机。1973年10月，埃及和叙利亚的武装部队突然对以色列发起大规模袭击，这个犹太国家猝不及防。在战争刚开始的几天，以色列处于防御状态，死伤数千人，损失了众多飞机和坦克。种种迹象表明，以色列的军事工业已经落伍。这让索罗斯想到，美国的军事工业也可能过时了。他意识到美国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会投巨资来更新武器装备。
如果索罗斯当初留在欧洲，他可能还只是一个目光敏锐、精明能干的金融家，只是众多在金融市场中拼命赚钱者中的一员，而不会成为一位出类拔萃的某一领域的专家。但是在美国，情况却大不相同，像索罗斯这样的人寥寥无几。索罗斯对于欧洲金融市场的了解让他获益匪浅。他的一大优势就在于，他在欧洲和其他地方拥有各种各样的资源，这样索罗斯就可能知道大的局势是朝着何种方向发展的，以及金融和政治事件是如何影响世界各地不同的金融市场的。
对于大多数投资者而言，这个想法丝毫没有吸引力。越南战争一结束，军工企业损失严重，以至于金融分析家们连听都不愿意听。
1985年，为了刺激美国的出口，欧洲银行做出了降低美元汇率的决定（美元下跌使得美国的出口变得更为便宜）。该决定刺激了对冲基金在20世纪80—90年代的成长，并且使得索罗斯崛起为世界一流的投资家。被压低的美元为货币交易提供了新的刺激，索罗斯和其他对冲基金的经理人迅速采取行动，从中渔利。
早在1974年，罗杰斯就开始特别关注国防工业。国防工业的内在潜力促使罗杰斯动身去考察，去华盛顿会晤国防部的官员，并且去美国各地造访军工承包商。索罗斯和罗杰斯越来越相信他们是对的，而其他人就要错失这一大好机会了。
20世纪60年代中期，有一些对冲基金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人们对对冲基金的兴趣减弱了。随着1971年允许汇率浮动的决策出台，人们又开始关注对冲基金了，但是从1973年到1974年的熊市中，大多数对冲基金都被迫倒闭了。此后的十几年，对冲基金一直处于停滞期。
1974年年中，乔治·索罗斯开始抄底国防类股。他购入诺斯洛普公司（Northrop）、联合飞机公司（United Aircraft）以及格鲁曼公司（Grumman）等的股票。尽管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似乎濒临破产，索罗斯还是赌了一把，在1974年末投资该公司。索罗斯和罗杰斯得到了关于这些公司的一个重要信息。它们都有重要的合同，续签成功的话，接下来几年将会给它们带来源源不断的收益。
索罗斯是对冲基金领域的先驱之一，这时的对冲基金投资利润丰厚。索罗斯也是使用衍生工具这样带有争议的金融工具的第一人，衍生工具与对冲基金紧密联系。
1975年，索罗斯基金公司开始投资于电子信息对抗设备的供应商们，索罗斯和罗杰斯注意到了，中东战争中以色列的空军损失惨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高级的精密电子对抗设备，无法消除阿拉伯人手中的苏制武器的威力。
尽管有很多富有的美国人非常想加入双鹰基金，索罗斯却并不需要他们。因为他知道，他可以吸引到雄心壮志的欧洲客户，尽管这些欧洲客户的口碑不好，他们经常变化无常，但是索罗斯相信，基金的税收优惠将会提高他们的忠诚度。而事实证明，索罗斯是对的。他吸引了很多国际客户，包括富有的欧洲人、阿拉伯人、南美人等。虽然他在纽约的总部运作基金，但是和很多的海外基金一样，双鹰基金的基地设在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的库拉索岛（Curacao），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逃避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检查和资产收益税。
他们还注意到，现代战争方式从根本上发生转变。全新的现代装备武器都是高科技含量的：传感器、激光制导炮以及“智能型炸弹”。所有这些都要耗费大量的资金。索罗斯和罗杰斯是对的，结果，他们获得了巨额的利润。
在早期，这就是索罗斯的优势：同其他美国大公司的职员相比，他更了解偏远地区的经济。尤其令韦恩印象深刻的是，索罗斯率先建立了一个将美国客户排除在外的对冲基金，当然，除了索罗斯自己。虽然索罗斯是美国公民，但按照基金的章程，他是该基金的成员之一。通常情况下，索罗斯在这个行业中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对冲基金中，将海外基金作为部分资产组合的还比较少见。索罗斯却敢为人先。
在这个关头，索罗斯的秘诀是什么？
1968年，拜伦·韦恩第一次见到索罗斯，当时韦恩是华尔街一家公司的投资组合经理，而他所在的公司正好是阿诺德·莱希罗德公司的客户。韦恩的公司与日本的联系非常紧密，日本股市看似被低估了，但是没有人真正了解日本的经济。韦恩曾听别人提及索罗斯，听说他对日本的情况极为熟悉，于是邀请索罗斯过来聊天，洗耳恭听。
索罗斯对股市中的“金子”有着高度的敏感。每个人都在寻找“金子”，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然而，索罗斯却总能将自己的敏感与金融市场的变动相调谐，找到神秘的信号，这些神秘的信号表明有些事情正在酝酿之中。一旦找到了这些信号，他就会紧盯住不放，从不会向他人泄露为什么自己朝着这个方向，而不是朝另外一个方向，他用市场来验证自己的直觉。
25万美元就是索罗斯发家致富的开始。
他知道，他做得很出色。
20世纪60年代后期，乔治·索罗斯跻身金融大财团。索罗斯想在阿诺德·莱希罗德公司内部谋求更重要的领导位置，于是他成功地说服了上司，建立了两个海外基金，并且都由他负责。第一个基金建立于1967年，名为“第一老鹰基金”（First Eagle Fund），在华尔街的术语中被称为多头基金：客户投资，希望市场看涨。第二个基金是对冲基金，叫“双鹰基金”（Double Eagle Fund），设立于1969年。在这个基金中，索罗斯可以用股票和债券作担保品，购买任何数量的金融工具，包括股票、债券和货币。他用自己的钱创立了双鹰基金，仅仅投入25万美元。不久，索罗斯认识的一些欧洲阔佬注入了600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