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不到两个小时，我们就谈成了。在4年后的洛杉矶，中国田径队首次穿着美国的鞋和热身服走进了奥林匹克运动场。
在离开中国大陆之前，我们在上海还有一两件事要办。第一件是与中国田径协会确定一份合同，这也意味着与体育管理部门签订合同。与在西方世界，与每个运动员各自签合同不一样，中国的体育管理部门会为所有运动员签订代言合同。因此，我们前往上海的一所旧学校。那里有一间教室里面摆放着75年的老家具，墙上还挂着一幅巨大的毛主席画像，斯特拉瑟和我在此见到了部委代表。刚开始几分钟，中国田径协会的代表先讲了讲社会主义的好处，并一直说中国愿意和"思维相似"的人做生意。斯特拉瑟和我对视了一下，思维相似，什么意思？这个代表向前探着身，用低沉的声音问道："你打算赞助多少？"这让我突然觉得他是中国版的城市代理利·斯坦伯格（Leigh Steinberg，20世纪90年代著名体育代理人）。
更准确地说是耐克的鞋和热身服。
我们的车厢角落里有个旧风扇，不过连周围的尘土都吹不起来。为了凉快，中国乘客习惯性地脱到只剩下内裤，海斯和斯特拉瑟觉得他们也可以入乡随俗。如果我能活到200岁，我都不会忘记这两个庞然大物穿着他们的T恤和内裤在火车上走来走去，估计那天火车上的中国乘客也不会忘记的。
我们最后与中国对外贸易部相关人员会面。和前面几次会面一样，开始之前先有好几轮的长篇演说，主要是官员来演讲。在第一轮的时候，海斯就烦了；第三轮的时候，他都想自杀了。他开始玩弄涤纶白色衬衫前面的线头，并拿出了打火机。当外贸部副部长称赞我们是值得信任的合作伙伴时，突然停了下来，显然，副部长看到海斯已经开始往身上点火了。海斯用手拍打火焰，想要熄灭它。这破坏了会场的气氛，也打断了演说者的喋喋不休。
访问快结束时，我们坐了19个小时火车去了上海。我们没有坐飞机，因为我坚持要坐火车。我想感受一下乡村。过了不到一个小时，大家就都开始抱怨了，因为气候非常炎热潮湿，火车上又没装空调。
这都不重要。在登上飞机回家之前，我已经和两家中国大陆的工厂签了合同，正式成为过去25年内能在中国大陆合法做生意的首家美国鞋商。
当然，我们还喝了很多茅台酒。去过几次台湾之后，我的酒量大了不少，我的肝也逐渐适应起来。不过，我还是没有想到海斯竟然会这么喜欢茅台酒。每喝一口，他都会舔一下嘴唇，再要一些。
把这个叫作"生意"好像也不对。所有忙碌的日子和无眠的夜晚，所有伟大的成功和绝望的挣扎，好像无法用这个平淡无奇的词语"生意"来概括。我们实际做的要远远超出这个范畴。每当新一天到来时，都会有50个新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50个艰难的决定需要我们立即做出。我们都十分清楚，一次轻率的举动、一个错误的决定都会让我们走到尽头。容许犯错误的余地从来都是越来越小，但利益却从来都是在慢慢增加。我们都坚信这里的"利益"不仅仅是"金钱"。从某种角度上看，我觉得生意就是最大程度地追求收益、周期和结果；而对我们来说，生意就像人类制造血液。没错，人类的身体需要血液，需要生产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并流畅地及时平均分配到合适的地方。但是人类身体的日常工作并不是人类的使命，它只是一个生存的基本过程，而人总是努力超越这个基本过程从而实现更高的目标。20世纪70年代的某一时刻，我也是这样做的。我重新定义了胜利，对我原来认为"获胜就是不输，就是活着"的看法进行了扩展。原来的看法已经不足以支撑我或我的公司。我们想和所有大企业一样，想要创造，想要奉献，我们敢于把这些大声说出来。当你创造了某项事物；当你改进了某样东西；当你传递了某种思想；当你为陌生人的生活增添了一些新事物或服务，让他们更加开心、健康、安全和满意；当你干净利落地按照理所应当的方式解决上述问题，而其他人做不到，你就会更多地参与到宏伟的人类大舞台上。只是活着还不够，你还要帮助其他人活得更加充实，如果这算生意的话，那么，请叫我生意人。
我们见到了很多工厂的管理者、当地官员和各种各样的高官。我们受到了多次款待、宴请、质疑和议论，总体来说，他们热烈欢迎我们的到来。我们吃了好几公斤的海胆和烤鸭，在很多站我们甚至吃到了松花蛋。我可以品尝出这几千年的每处沧桑。[18]
也许这个想法会不断加深对我的影响。
他们从来不关心所谓的美学。中国人不知道为什么尼龙或帆布在一双鞋中非得左右脚完全相同。在这里，左脚浅蓝、右脚深蓝是很常见的。
我自己占有46%
没有时间打开行李，没有时间调节从中国大陆回来后的巨大时差。当我们回到俄勒冈时，上市的准备工作正在热火朝天地开展中。我需要做出很多重要的选择，特别是谁来负责新股承销。
最重要的是，这些工厂非常脏。鞋子会从生产流水线上滚下来，沾上污渍，而且是大片的污渍，没有任何预防措施。工厂根本没有整洁的总体感觉，也没有真正的质量监控。当我们指出一只有瑕疵的鞋子，管理工厂的官员们会耸耸肩说道："照样能穿。"
新股发行并不是都会成功。相反，如果承销不利或不当，公司就会粉身碎骨，所以说这是我们目前要做的一个关键决定。查克曾经在库恩·勒布集团（Kuhn, Loeb）工作过，现在依然和那边的人保持密切联系，他觉得库恩·勒布集团是最适合的。我们面谈了几家公司，但最后还是决定听从查克的直觉。目前为止，他对我们的指引还没有出过错。
当然，我们最想看的是工厂。接待人员不大情愿地同意了。他们带我们坐火车去了离北京很远的乡镇，在那里我们看到了许多大型的工业综合设施，就像是工厂都市一样，一个比一个落后。这些工厂破旧不堪、锈迹斑斑，相比而言，海斯买下的萨柯旧工厂看起来简直就像艺术品了。
接下来，我们需要编写招股说明书。草稿整整改了50次，招股说明书的形式和内容才符合我们的要求。
在某次停留时，我环视四周，发现有好几百个人都穿着中山装和不结实的黑鞋。这些鞋好像是由建筑用纸制成的。不过，还有些孩子穿着帆布运动鞋，这给了我希望。
最终，那年夏天结束的时候，我们已经把所有纸质文件都上交给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9月初，我们做出了正式声明。耐克将发行2000万股的A股和3000万股的B股。我们告诉公众，耐克股票的发行价格将是每股18～22美元，具体还有待商榷。
在中国大陆做生意的首家美国鞋商
接下来的12天，我们在接待人员的陪伴下游览了中国各地。他们带我们去了天安门广场，我们在毛主席纪念堂停留了很长时间。毛主席在4年前已经去世了。他们还带我们去了故宫、十三陵。我们被深深地吸引了，都非常好奇。接待人员都被我们一连串的问题弄得不舒服了。
在合计发行的5000万股中，将近3000万股将留作储备，大约有2000万B股将向公众出售。在剩下约1700万A股中，原始股东或内部人士，包括我、鲍尔曼、债券持有人以及"恶棍"大会上的其他人，将占有56%。
"那是为我自己准备的，"他说道，"你们的自己想办法。"
我自己占有46%。我们都一致同意这个份额，因为不管发生什么，公司都需要一个人来管理，用坚定可靠的声音与其他公司交涉。这个过程中不存在拉帮结伙、内讧或操纵的问题。虽然在外部人士看来，股票的分配可能有点不成比例、不均衡、不公平；但对"恶棍"们来说，这却是非常有必要的。因此，从来没有人对此提出反对或抱怨。
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没有说话，然后海斯叹了口气。
盛大路演
我们开始上路了。正式发行股票的前一阶段，我们开始了一系列路演，向潜在投资者推销我们的产品、公司、品牌以及我们自己。从中国大陆回来后，我们都不想再出远门，却又没有办法。我们必须举行华尔街口中的"盛大演示"（dog-and-pong show）。一周内要去12个城市。
我走了过去，斯特拉瑟和张大卫也走了过去。海斯巨大的内裤上面躺着12升伏特加。
第一站，曼哈顿。我们与一屋子挑剔的银行家举行午餐会议，他们代表着成百上千的潜在投资者。海斯先站起来，说了些开场的话。他简单地总结了一下数据，冷静而富有说服力。约翰逊紧接着站起来，开始谈论鞋子本身，以及是什么让它们与众不同、让它们变得如此富有创造力。他表现得棒极了。
当然，为应对恐慌症复发，他装了足够的"药物"。几个小时后，穿过北京海关，我听到后面传来一阵骚动声。房间空荡荡的，用胶合板隔成了很多间。在一个隔间的另一边，有很多机场工作人员正在大喊。我绕过隔间，看到两名工作人员非常生气地指着海斯和他打开的行李箱。
最后，我来结尾。我谈到了公司的发展历史、灵魂和精神。我有一张写有提示词的卡片，但是我一次都没看。我非常确定自己要说什么。尽管我不确定是否能在一屋子陌生人面前介绍清楚自己，但是介绍起耐克来我却毫不费劲。
第二天早上，海斯两眼无神，脸色苍白得吓人，不过，还是来到了大厅里。
我先从鲍尔曼开始，我谈到了在俄勒冈大学为他跑步，然后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和他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我谈到了他的头脑，他的勇敢，他设计的神奇华夫鞋。我还提到了他的陷阱邮箱，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故事，每次都能把人逗乐。而且这里面有个要点：我想要这些纽约客知道，虽然我们从俄勒冈起家，但也不容小觑。
"他会出现的。"
懦夫从不启程，弱者死于路中，只剩我们前行。先生们，女士们！是我们。
"但是......"
第一个晚上，我们在曼哈顿中城一场正式晚宴上做了同样的介绍，听众比银行家要多一倍。晚宴前提供了鸡尾酒，海斯有点喝多了。这一次当他起来演讲时，他决定即兴表演，自由发挥。"我已经和这些人相处了很长时间，"他大笑着说道，"这家公司的核心，你们可能知道是谁。我在这里告诉你们，哈哈，他们都是长期没人雇用的人。"
我穿好衣服，走到楼下酒吧。然后我想起了我们将要面对的是谁。"回去睡觉吧，"我告诉张大卫，"海斯明天会准时出现的。"
一阵干咳。
"他患有......所有的恐慌症。"
后面有人在清喉咙。
"哪一种恐慌症？"
周围只有蟋蟀的叫声，然后蟋蟀也不叫了。
"没错，他是患有恐慌症。"
后面某个地方有人像傻瓜似的笑了起来。直到今天，我还觉得这个人就是约翰逊。
"他好像恐慌症发作了。"
对于这些听众来说，钱不是可以用来搞笑的东西，如此大规模的上市发行并不适合开玩笑。我叹了口气，看了一下我的提词卡。即便海斯开着推土机穿过这个房间，情况都要比现在更好。那天晚上过后，我把海斯叫到一边，告诉他最好什么都别说了。约翰逊和我来负责正式的演示，但我们还需要他来负责问答环节。
"为什么？"
海斯看着我，眼睛眨了一下。他明白了我的意思。"我还以为你会让我回家呢！"他说道。"不会的，"我说，"我们需要你参与进来。"
"他在楼下酒吧里，他说他做不到，他没办法登上那架飞机。"
我们接着去了芝加哥、达拉斯、休斯敦、旧金山、洛杉矶和西雅图。每增加一站，我们就更加疲惫，感觉累得快要哭了，特别是约翰逊和我。一种奇怪的多愁善感慢慢向我们袭来，在飞机上、旅馆酒吧里，我们都在讨论年轻时候的事情。约翰逊曾寄出过数不尽的信件，请我回些鼓励的话语，而我始终都没回应。我们谈到了耐克这个名字出现在约翰逊的梦里。我们谈到了他的章鱼、詹彼得罗、万宝路男人以及我拉着他穿梭于各个国家的那些时光。我们还谈到了约翰逊当时差点被埃克塞特的员工给弄死，因为他们的支票被拒绝兑现。"经过这一切，"某一天赶向下场会议时，约翰逊坐在林肯城市轿车的后座上说道，"现在我们是在华尔街广受赞誉的人了。"
"你什么意思？"
我看着约翰逊，一切都变了，但是他没有。他把手伸进包里，掏出一本书，开始看了起来。
我走到门口，发现张大卫看起来很不正常：衣着凌乱，苦恼不堪，条纹领带斜斜地挂在脖子上。"海斯说不去了！"他说道。
直到感恩节之前，路演才告一段落。我模糊地记得火鸡、蔓越莓，还有陪在我身边的家人。我模糊地记得那天是某件事的纪念日，我第一次坐飞机去日本就是在1962年的感恩节。
"张大卫，让我进来！"
吃饭的时候，父亲对于公司上市提出了成百上千的问题。母亲却没有任何的疑问。她说自从买了一双7美元的Limber Up鞋之后，她就一直觉得公司上市是必然的。父母很理解我，也很能感同身受，他们向我表示祝贺。但是我很快就让他们安静了下来，求他们不要高兴得过早。游戏还在继续，比赛还在进行中。
我们一起在银座吃了最后一顿饭，喝了好几杯鸡尾酒，每个人都早早上床睡觉了。我洗完热水澡，给家里打了个电话，然后躺到了床上。几个小时后，一阵疯狂的敲门声把我吵醒了，我看了下床头的闹钟，才凌晨两点。"谁啊？"
我们选定在1980年12月2日正式发行上市，最后一个障碍就是协商股票发行价格。
我们在日本吃了几顿美味的日本料理，拜访了几位老朋友。经过两三天的短暂休整，我们准备好出发了。去往北京的航班将在第二天早上起飞。
上市前一天晚上，海斯来到我办公室。"库恩·勒布集团建议将价格定为20美元每股。"他说道。
我告诉自己不要再回想过去了，要把注意力放在未来。
"太低了，"我说道，"感觉有点侮辱人。"
12个小时后，我独自漫步在东京街头，思绪回到了1962年，回到了我的那个疯狂想法。现在我又回来了，即将把这个想法带入一个巨大的新市场。我想到了马可·波罗，想到了孔子。不过，我也想到了自己这几年看过的所有比赛：足球、篮球、棒球。一个球队在最后几秒或一局中绝对领先，只是稍微松了口气或过分绷紧神经，就可能导致最终输掉比赛。
"但是也不可能太高，"他警告道，"我们需要把这个该死的东西卖出去。"
1980年7月，我们登上了飞机。北京，我们来了。不过，首先要去东京。我觉得沿途在日本逗留一下是个不错的主意，只需办理转机手续。日本市场的销量又开始增长了。而且，先去日本也有利于大家在进入中国大陆前有一个缓冲，因为去中国大陆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佩妮和戈尔曼让我学到了很多，事情要一步一步来。
整个过程令人十分抓狂，因为非常不严密，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问题只是跟看法、感觉和销售有关。销售是我过去18年里一直在做的事情，我已经感到厌倦了。我不想再卖东西了。我们的股票每股价格22美元，这就是那个数字，我们值得这个数字。我们有资格处于价格区间的顶端。一家叫作苹果的公司也要在同一周上市，每股卖22美元。我们的每股价值和他们一样，我告诉海斯。如果华尔街那帮人不这样认为的话，我随时准备撒手不干。
真可恨！就好像我是唯一的学生一样，我为旅行团的每个成员都制订了一个教学大纲。
我盯着海斯。我知道他正在思考。我们又一次面临这种情况：先付给日商岩井。
我通知每个参加这次出访的人，让他们都准备好文件、护照和其他用品。然后，临走前我花了好几天时间领着他们恶补中国历史：义和团运动、长城、鸦片战争、明朝、孔子、毛主席......
每股22美元，就是这个数字
第二天早上，海斯和我开车去律师事务所。一位职员把我们领进了高级合伙人的办公室。律师助手拨通了纽约库恩·勒布集团的电话，在按下了免提键后，他把电话放在了核桃木大桌子上。海斯和我盯着话筒。空洞的声音在房间里响起。其中一个声音逐渐变大且清晰起来。"先生们......早上好。"
海斯，还用说吗。
"早上好！"我们也回道。
斯特拉瑟，毫无疑问。
这个大一点的声音首先给我们仔细解释了库恩·勒布集团采用这个股票价格的原因。完全是胡说八道。同时，这个声音还说道，我们不可能超过21美元。
张大卫，当然要去。
"不行，"我坚持道，"我们给出的数字是22美元。"
我花了一周时间决定去中国大陆的人选。那必须是一支精英团队，所以我坐在座位上，把黄色便签本放到膝头，先列出一排名字，再一个个排除，然后再列新的。
我们听到了其他声音在小声嘀咕。他们把价格升到了21.5美元。"这恐怕，"那个大一点的声音说道，"是我们最后一次出价了。"
1962年的疯狂想法
夏初的时候，我们收到了回信。中国大陆政府欣然邀请我们去参观......
"先生们，22美元是我们心中的价格。"
我让卡萝尔·菲尔茨把支票开出来。她拿过来让我签字。我们互相看着，显然我们都想起了以前那张无法兑现的100万美元支票。现在我要开出的这张900万美元的支票，再没有银行会拒绝兑现它了。我看着签名栏。"900万美元。"我小声说道。我还依然记得我把1960年装有赛车胎和双凸轮轴的名爵车卖了1100美元，那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回忆这些艰苦岁月，总能让我更脚踏实地。
海斯盯着我，我盯着话筒。
我叹了口气，抓起电话，打给维奇库尔，他当时已成为我们的首席谈判官。"就这么办吧。"
一阵沉默。我们可以听到沉重的呼吸声、碰撞、摩擦和纸张翻动的声音。我闭上眼睛，任由这些声音将我淹没。我回想起人生中的每一次谈判时经历的相同时刻。
900万，"冷战"结束
正值迎春花开放之时，我们的律师和政府官员最终以900万美元达成了和解。虽然金额还是挺高，但是所有人都让我付这笔钱。接受这个结果吧，他们一直在劝我。我盯着窗外看了整整一个小时，一直在沉思。尽管盛开的花朵以及日历上的日期都表明春天来了，但那一天乌云压顶，天色像洗碗水一样浑浊，风也凉飕飕的。
所以，爸爸，你还记得我在斯坦福大学时的疯狂想法吗？
只要我们摆平与竞争对手及美国联邦政府长时间的冷战，就会立即提出上市申请。
先生们，我是俄勒冈波特兰蓝带体育公司的代表。
大家意见都一致。
听着，多特太太，我爱佩妮，而且佩妮也爱我。如果事情照着这样发展下去，我们肯定会共度一生。
我请大家举手表决。上市......都同意？
"我很抱歉，"那个大一点的声音生气地说道，"我们会再打给你的。"
在紧接的那次"恶棍"大会上，我解释了A股和B股的概念，所有人都和我的反应一样，问题终于可以解决了。但是我警告他们：无论这是不是解决办法，我们都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彻底解决我们的现金流问题，因为突破瓶颈的窗户正在关闭。我能看到即将到来的大衰退。市场只留给我们6个月，最多一年的时间，如果我们错过这个时间再上市，市场给予我们的将远低于我们的自身价值。
然后挂断了电话。
也许这不是顿悟或见性，但让我茅塞顿开。灵光一闪，我发现了过去几年里一直在寻找的突破口。"查克，"我说道，"这听起来像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们坐在那里，什么都没说。我深深吸了口气。职员的脸色慢慢缓和了下来。
"非常困难。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及其他几家公司都做到了，我想你也应该可以做到。"
5分钟。
我看着他，震惊得说不出话来："真可以做到吗？"
15分钟。
"你可以发行两种股票：A股和B股。公众只能购买B股，这种股票每股只能投一票。创始人、核心管理层以及可兑换债券持有人将会获得A股，这种股票赋予他们任命董事会四分之三席位的权力。也就是说，你筹措了巨额资金，推动了公司发展而仍能确保你可以控制整个公司。"
海斯的前额和脖子上都是汗水。
"什么方法？"
电话响了起来。职员看了一下我们，确认我们是否准备好了。我们点点头。他按下了免提键。
"呃......也许有一种上市的方法可以让你不用失去控制权。"他说道。
"先生们，"那个大一点的声音说道，"我们成交，贵公司的股票本周五将会投向市场。"
我开始变得暴躁起来。我抱怨命运不公，我谈到了自己的坚持。我说自己可能并不想上市，永远都不想。我又开始害怕上市会改变耐克、毁掉它，或使它落到别人的手中。打个比方说，如果一切都将取决于股东投票或公司掠夺者的需求，俄勒冈田径文化会如何发展呢？我们曾经和一小拨债券持有人进行过此类尝试。按比例放大，让数千个股东参与进来，情况将会比现在糟一千倍。我尤其无法忍受一个巨头购买我们的股票，他将会成为董事会的霸王。"我不想失去控制权，"我对查克说，"这是我最大的担心。"
什么都没变
我开车回家。我还记得当时孩子们在外面玩，佩妮在厨房里。"今天还顺利吗？"她问。
但是，贾卡、豪泽和查克，都在为这个案子做说客。他们解释说政府需要挽回点面子，政府也不可能空手从这场纷争中撤出。当谈判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和查克单独见了一次面。他提醒我，在这场纷争结束之后我们才能考虑上市；如果我们不上市，我还是会面临失去一切的风险。
"呃，还好。"
我一分都不想付，给他们一分钱都意味着不公平。
"那就好。"
随着金额的逐渐减少，我和海斯、斯特拉瑟及我父亲都有过很多次激烈的讨论。他们想要我和解，从而彻底结束这一切。"你的理想金额是多少？"他们问。"一分都不花。"我会这样答道。
"我们得到了想要的价格。"
"别搞笑了！"我说道。
她笑了："你肯定没问题的。"
又过了几天，他们打电话说我们可以花1500万美元进行和解。
我去跑了很长一段路。
"绝不可能！"我说道。
然后洗了个热水澡。
某一天，律师们告诉我，可以毫不费力解决整个事件，不用打官司，只需要2000万美元。
接着快速吃了晚餐。
A股和B股，问题的答案
每天从早到晚，我们的律师们都会打电话通报进展。在某个政府办公室、某家蓝筹股公司、某间东海岸的会议室，他们与另一方见面。律师们会告诉我不断变化的最新和解成果，我通常会立即否决。
然后坐到兄弟俩的床上，给他们讲故事。
很快，他们提出了和解协商。
那是在1773年，海盗马特和特拉维斯在华盛顿将军的领导下正在进行战斗。他们的制服已经破成碎片，又冷又累又饿。他们在宾夕法尼亚福吉谷安营扎寨，度过冬天。他们睡在树林里，在快乐山脉和痛苦山脉之间生活。从早上到晚上，凛冽的寒风穿过山脉，穿过森林。食物非常缺乏，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有鞋穿。
做完这一切，我们按兵不动。我们知道不会花很长时间，实际上也真没等多长时间。海怪官员精神崩溃了，他威胁说要动用核武器；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不过这都没关系了。他也没关系了，但他的老板、他老板的老板都不想再继续这起纠纷了。我们的竞争对手和他们在政府中的共犯，都认识到他们低估了我们的意志。
每当他们出去的时候，都会在雪地上留下左脚的血脚印。
接着，我们使出重拳。1980年2月，我们向纽约南部地区的美国地区法院提起了2500万美元的反垄断诉讼，控诉我们的竞争对手联合橡胶公司利用一些阴险的商业行为，企图将我们打垮。
终于，春天来了。士兵们听说英军已经撤退了，法军来对殖民者进行支援。从那个时候开始，海盗马特和特拉维斯就知道他们可以经受一切，不管是快乐还是痛苦。
这只是一次佯攻，只是为了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然后我们使出左勾拳。我们拍了一个电视广告，讲述俄勒冈一家小公司反抗邪恶大政府的故事。广告开始时，一位运动员独自在路上跑步，一个深沉的声音正在赞美"爱国，自由，美国方式"，接下来的一句则是"反抗暴政"，这立刻使观众热血沸腾起来。
故事结束。
我们决定试一下。我们推出了一款新鞋，一款尼龙鞋面的跑鞋，起名为"one line"。这款鞋是种名牌仿制鞋，价格非常便宜，商标也很简单，是我们在海斯的旧工厂生产的。我们定价很低，只超过成本价一点。现在海关官员将会使用这个"竞争对手"的鞋作为估定我们进口税的参考点。
"晚安，孩子们。"
我们接下来整个周末都在从各个角度考虑，这有可能吗？不，根本没可能。我们可以吗？没门。但......也许呢？
"晚安，爸爸。"
然后他们停了下来，互相看着对方。
我打开灯，走过去和佩妮在电视前坐下。我们两个人都不是真的在看电视，佩妮在看书，我在脑海里自己计算着。
"恶棍"们都笑了起来。
下周这个时候，鲍尔曼将有900万美元的身价。
"one line"，我们使出了大招
1980年第一次"恶棍"大会时，我宣布虽然我们在与美国联邦政府的斗争中逐渐占了上风，但是如果我们不干点大事、耍点心机的话，这个纷争将永远纠缠着我们。"我已经提出了许多想法，"我说道，"而且我认为我们需要做的是自创一个美国市价。"
凯尔是660万。
我们把陈述寄往北京，心里没抱多大希望。
伍德尔、约翰逊、海斯和斯特拉瑟，每人600万。
"好吧，"我们说道，"这是按照张大卫的要求做的。"
如梦似幻的数字，没有意义的数字。我从来不知道数字竟然可以在同一时间既意义非凡又毫无意义。
我们经常会互相提问："有人真的会读这个吗？"
"睡觉吧？"佩妮问。
这份陈述很长，几乎堪比《维奇库尔对美国市价之看法第一册》。我们同样把它装订好。
我点点头。
我还想起了很多美国退役军人，他们在我24岁的时候曾给我解释过日本的商业。我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并且一直不折不扣地遵守，从未后悔过。因此，在张大卫的指导下，我们做了一个书面陈述。
我在房子里走了一圈，关上灯，检查了一下门。然后我上床和佩妮一起睡觉。我们在黑暗中躺了很长时间。一切还没有结束，远远没有结束。我告诉自己，这只是第一步，仅仅是第一步。
我闭上眼睛想象了一个画面，在世界的另一边，一个中国版本的海怪官员。
我问自己：你的感受是什么？
即使有张大卫帮忙，事情也没那么简单。他还是警告我们，进军中国大陆十分困难，过程相当费劲。"你不能只是简单地申请出访中国的许可，"他说道，"你得正式请求中国大陆政府发出邀请。这一点官方并没有讲明。"
我没有开心，也没有松一口气。要我说感受的话，应该算是......遗憾？
有一天，一位普林斯顿大学的朋友向他抱怨没法办理去上海的签证。张大卫帮助这位朋友取得了签证，并且帮他搞定了几个商务合同。他发现自己很享受这个过程，作为一个使者，一个中间人，他更好地利用了自己的时间和天分。
上帝，我想道。是的，就是遗憾，
后来，张大卫考入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建筑，并搬到了纽约。他在一家不错的建筑公司找了一份工作，主要致力于莱维敦项目（Levittown Project）。接着，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他挣了不少钱，事业也蒸蒸日上，就是感觉有点无聊麻木。他没有获得任何乐趣，没有感觉到真正的成就感。
因为我真的希望能重来一次。
我们齐聚在会议室，张大卫做了个简单的自我介绍。他出生于上海，在富有家庭中长大；他祖父曾是中国北方第三大豆酱生产商，他父亲则在中国外交部任过职。当张大卫十几岁的时候，他们一家移居美国洛杉矶，在那里张大卫进入了好莱坞高级中学读书。他一直以为自己会回到中国，他的父母也是这么想的。他们和中国的亲戚朋友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他母亲则与宋庆龄女士关系很好。
我睡了几个小时，醒来后，天气很冷，而且正在下雨。我走向窗边，看到树叶正在滴水。所有的一切都是雾蒙蒙的。整个世界和昨天一样，和一直以来的样子相同。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包括我自己。我的身价将会是17800万美元。
我们想和所有大企业一样，想要创造，想要奉献，我们敢于把这些大声说出来。只是活着还不够，你还要帮助其他人活得更加充实，如果这算生意的话，那么，请叫我生意人。
我冲了个澡，吃了早餐，开车去工作，我比任何人都要早到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