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多久，我发现一年级的数学课太容易了。系方允许我不上课，只需出席考试来证明实力。于是我可以腾出时间应付更艰深的课程，包括线性代数和高等微积分。高微的讲师叫周庆麟，他在纽约大学的柯朗数学科学研究所念了硕士，后来在英国拿了博士学位。
数学系的系主任谢兰安是父亲的旧识，人很和气，但不算是很有成就的数学家。开学时，他给我们约十个新生致辞，勉励我们。他说：“你们来这里，目的是研究数学，但现实很残酷，你们未必能成为数学殿堂的柱石。虽则如此，至少你们可以为它涂上点油漆。”这些话未免令某些人气馁，我却备受激励。他指出每个人，都能对数学的发展做出或大或小的贡献。
在周庆麟的班上我学了狄德金分割。这是18世纪中叶德国数学家理查德·狄德金（Richard Dedekind）发明的，他是大数学家高斯的弟子，和伟大的黎曼同时代。利用这个方法，狄德金从整数（即正整数、零和负整数）开始，构造有理数（如1/2、3/4等分数）和无理数（如
崇基书院是中大的成员学院，父亲曾在那儿任教。我选择崇基，感觉上亲切些，兄长成煜也在那儿念书。虽然我没有跟随部分同学到海外留学，但并非放弃了这念头。要成为一流的科学家，始终还是要到欧洲或北美去。我抱着这样的想法，满足于当前的崇基书院，在1966年秋天入了学。
我在大学入学考试中遇到些麻烦。念中文中学的学生本来是不能参加英国的普通教育文凭考试（GCE）的，但我还是找到办法参加了。这个考试和美国的SAT相似。我的数学和英文都考得不错，但化学科太重视实验了，我没能考过。培正没有适当的实验设备，只好在友人的地库凑合些设备进行实验，成绩差自然可以想象了。我因此没能申请英国的大学。好在我的英文考试及格了（和我的朋友徐少达一样，我为了英文费了不少工夫），终于得以进入香港中文大学。
这方法从小学生熟悉的整数开始，按部就班地造出繁复的实数，令我目瞪口呆。这种激动似曾相识，那就是初二时学习平面几何，由几条简明的公设开始，推导出许多深入的结果一样。我写了封信给周庆麟，表达我的激赏。我告诉他：“我终于了解数学之美了。心爱的数学原来真的能成就我之所想，令我的疑虑一扫而空。”不久，我发现它有更大的作用。
高三的头等大事是大学入学考试。我最要好的朋友徐少达在学校常常考第一，却在入学考试的中文科中被刷了下来，因此不能进入香港中文大学。少达是我见过最出色的人，毕业时，他在差不多所有科目包括数学中都拿了大奖，校长甚至特地为他说情，但中大依然不为所动。制度毁灭了他。在对香港失望之余，他决定到海外留学，次年便去了加拿大蒙特利尔。我也想过留洋，但仅是高昂的报名费，已非我家能负担的了。
我不知道周庆麟读信后有何反应，记忆中他没回复，反应应该是不错的。可能是喜见我对这科的激情和正面的态度，不久我们成为朋友，他邀请我上他家好几次，非常贴心，他太太也挺和蔼。但问题是他家中的八只猫，整个住所弥漫着猫儿的气味，把我差不多熏晕了。我必须竭力假装如常，不动声色，不让自己夺门而逃。
到了高二，我们要准备会考了。在香港，所有学生必须会考及格，才算中学毕业，有资格升上大学。我会考的成绩尚算不俗。高三时，在父亲的学生李伯荣家中住了数月，为他的侄儿补习。他的家美轮美奂，有些设施甚至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他还雇了几个用人。我留意到不只我这个家庭老师受到礼遇，甚至连用人也没被呼喝，这使穷孩子出身的我心感欣慰。如果不是这样，心中定会十分不安。豪华的睡房和先前睡的阁楼，或者天台小学的长桌真有天渊之别，在短短的日子中，我感到自己被宠坏了，同时也体验到“那一半”人的生活。当然，我并非羡慕有钱人的种种奢华，但亦知道当你不用为衣食劳碌时，生活可以更美好和安逸。
总的来说，崇基的第一年是美好的时光，数学之外我还修了中文、英文、日文、物理和哲学。在哲学课中，我们不但学习大哲学家的学说，还学习学生（或一般而言，个人）应如何立身处世。书院不大，大家都互相认识。海就在附近，我们时而畅游，时而在海滩嬉戏，这样的生活谁不喜欢？
新居四周，田园景色宜人。母亲在园里种了些果树，还养了狗、鸡、鹅等，屋子登时增添了生气。鹅尤其有用，它会把不速而至的蛇吓得逃之夭夭。
第一年好玩，第二年更令人兴奋，学习也渐渐地认真起来了。中文大学正在发展，崇基是其中的一员。李卓敏校长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锐意发展。在他的努力下，理学院新来了好几位博士，其中包括斯蒂芬·萨拉夫，一位新从伯克利到崇基任教的年轻数学学者。
我搬回沙田，睡在阁楼上。阁楼要用梯子爬上去，天花板很低，我只能爬行，或勉强坐着。时而看见有毒的蜘蛛和蜈蚣，必须小心翼翼。纵然如此，经过一年独自睡在空荡荡的课室，我还是很高兴能和家人住在一起。
萨拉夫可说是我第一个遇上的懂得当代数学的人，他用“美式风格”讲授常微分方程，鼓励学生在课堂上提问和投入讨论。这种方式对中国学生（包括我）来说，是非常不习惯的，我们一直被要求安安静静地听课，不可打断老师的话题。萨拉夫这种自由奔放的教学风格，比较随性和自然，但有时也会在讲课中间碰到困难，呆立当场。在这些场合，我就会出手相助了。如此一来，我很快便引起他的注意。有时觉得可以时，他就让我上一部分课。我也常常到他家中，帮他准备讲义，或提出不同的解题方法。
就在这时，我们终于能从“猪屋”搬到较好的住处了。新房子在沙田一个松树围绕的地方，旁边还有一条从山上流下来的小溪。建造房子不用花很多钱，朋友、亲戚、邻居和政府的救济部门都帮了忙，母亲希望拥有自己房子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可以想见，地方很小，只有一房一厅，家中七人仅仅够用。而一如既往，里面的陈设简陋，没电供应，用的是火水（煤油）灯。煮食时烧柴，也没有自来水。附近有不少蛇出没，有的还是有毒的，我的任务是对付入屋的蛇。
某天，萨拉夫想到可以把这些讲义结集起来，以此为基础写一本书，于是我们合作起来了。然而，这书要出版并不容易，因为序言中清楚看到我只是个少年。不过，等到多年后我已颇有名气，这书终于出版了。在写书的过程中，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尤其是读遍了参考书目中所列的文献。
高二那年值得一提的是学习微积分，三百五十年前牛顿和莱布尼茨发展出来的绝妙方法，到现在还是数学和物理的主要工具。
萨拉夫说，如决心在数学中创出一番事业，就必须出国留学。由于在入学考试中表现平平，中文科尤其不佳，我拿的奖学金只有其他人的一半。他知道后十分不满，大发雷霆，认为我这样的天才学生应该多拿奖学金，但校方对此无动于衷，这令他更恼火了。
在偶然的情况下，接触到华罗庚的书，使我更添动力。华罗庚是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数学家之一。这本有关数论的书带我走进高等数学的世界，使我大开眼界。我又看了他的其他好几本书，都写得很精彩。我了解到数学可以很美，令人赞叹。在那段日子中，这些和其他的启迪，如学习欧氏（平面）几何，使我感到数学的召唤。如果说当时华罗庚的书，使我在父亲走后的绝望和空虚中看见了方向，找到了热切追求的目标，这并非言过其实。当然，还有几年的中学要念，还要花些时间上大学，我才有机会在数学天地中留下自己的足迹。
崇基体育部的主任卢惠卿也是伯克利来的，她力劝萨拉夫罢手，说坚持下去只会令情况更糟糕。她知道我家缺钱后，提议挣钱的另一方法，就是给校内的教授教太极。教员中很多是老外，对太极这国粹并不了解。坦白讲，太极并不是我的强项，但借此挣点钱也算轻松，我很感激卢的安排。
一方面替人家补习，另一方面应付学校的功课，我忙不过来。升上了高一，除了数学成绩优异之外，国文和历史都很好，母亲十分欣慰。虽然当家教老师原来是为了钱，但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在使学生更容易了解数学的过程中，我对所教授的内容理解更深了。此外，教数学也有满足感，这个发现，促使我沿着既定的路径前行。
如此这般，我找到了第一个学生阮伟亭，他来自某著名中学，比我只低一年级。每月的薪金是二十五港元，扣除车费后，便所余无几了。但这只是个开始，母亲通过政府机关，又找到了几个学生，我很高兴可以给家里多点钱。学生中有个小学六年级的女生，比我小几岁，数学一直不及格。她搞不懂简单的算术题，譬如“假如在农场看到36只鸡脚、28只牛腿、16只马脚，一共有多少动物？”学校教她背诵公式，但我则采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其他问题也如此。她的妈妈看见教的方法超出了六年级的水平，不禁紧张起来，但我的做法很快便见效了。不到一个月，她的数学测验都拿满分。她妈妈乐疯了，要我替她女儿补习英文。我回绝了，心知自己的英文不行，甚至在美国这么多年后，还只是稀松平常。
1968年，在崇基书院向外籍教员教授太极。
从1964年开始，我替别人补习数学，这可说是跨向我未来事业小小的一步。当时我十五岁，我的学生不比我年轻多少。开始时并不容易，我不知从哪里找学生。幸好培正的同学曾英材觉得补习很好玩，他家有电话，于是在地方报纸上登了广告，但到了后来，他自己反而没有当过家教。
大二时的另一新发展，是有机会定期和中大其他两间书院，即联合书院和新亚书院的师生接触。联合书院刚刚请了来自剑桥大学的詹姆斯·奈特（James Knight），他的数学很好，我修了他的代数课，讲得很精彩，我们相处得很好。到了学期结束时，奈特把他博士论文的原稿送给了我，回剑桥当讲师去了。可惜约十年后，他在摩托车意外中去世，我听到这消息后十分震惊，虽然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络了。
我仍然需要挣点钱，一方面自用，另一方面拿回沙田的家去。那时，成瑶已经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她在小学任教，赚钱养家。大姊成珊知悉父亲去世后，即从英国寄钱回来，我也要有所表示。
在与周庆麟、萨拉夫、奈特等数学人接触交往后不久，人们开始以“天才”称呼我（至少就数学而言）。三间书院的数学系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经过审查后，向李卓敏校长提议，让我提早毕业。李校长想看看究竟我有多好，遂建议我去见当时香港最著名的数学家黄用诹，他是香港大学的微分几何学家。他会和我见面，然后提出评估意见。
有几个父亲教过的学生住在大厦附近。他们晚上会来课室走走，聊天、讨论学问或下棋，但他们不会逗留很久，所以我有很多时间，可以独自读书或做点别的。如睡过了头，小学生回到学校，会用力地又拍又戳，直至我醒来为止。一个人很孤单，和之前大家挤在一起实在有天壤之别。每隔两个星期，我便会回家看看，清洗校服，如此而已。然而，自力更生地独立过活，也是一种历练。
到香港大学要先乘火车，再搭渡轮，坐巴士，最后沿幽径上山，总共花费一个半小时。我到了他的办公室，很快便发现黄教授并无意考我，他只是想展示他的工作。坦白来说，这并不能引起我的兴趣。他的工作是有关“格拉斯曼流形”的，这是由穿过原点的所有同维数子空间所组成的空间。在演算中的某一步他过不去，停了下来，我倒不觉得那有多难。当意识到我对他的工作不感兴趣后，他便得出结论：丘成桐不是个天才。
我在那里住了一年多，有空时帮着看管小学生。和我一样，这些小孩都来自贫穷的家庭，大部分都很乖。不过，住宿的条件简陋，说什么都没有也不为过。床是没有的，我通常睡在一张长约1.5米、宽约0.6米的长桌上，那是学生上课时用的。幸好当时个子还不是很高，但也从桌上掉下来几次，它真的太窄了。同层有一个厕所，既不卫生，气味也大，只好忍受。墙上却有很多涂鸦文字，还记得其中两句：“宁欺白须公，莫欺少年穷。”厕所文章还是有点意思的。一楼有商店和食档，一港元的价钱就可以买到一份煲仔饭。
事实上，我并不喜欢“天才”这名词，差不多从来不用它。恐怕很多人都把“天才”浪漫化了，以为那些人能无中生有，创造奇迹，提出凡人想不出的方法，或者完成惊人的数学证明。世人相信，他们的智慧是如此地高超，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成就一切。如在电影《心灵捕手》（Good Will Hunting）中，主角在麻省理工把清洁工作丢下几分钟，就破解了数学中的老大难题。这些情况虽说并非完全不可能，但至今我未见过。我的经验是，解决数学难题需要艰辛的努力，没有捷径可走，除非问题本身其实颇易。而另一方面，经过漫长时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前人没有完成的工作，又或者没有人认为能成功的工作，那么这算不算是天才？还是个有成就的苦工？我不知道，花时间去想这些问题也没意思。
从现在的住所“猪屋”到学校的路程比以前远，我先要步行一小时到火车站，这样一来一回就更花时间，剩下来做作业和睡觉的时间就很少了。父亲的一个学生李锦镕伸出援手。有次台风袭港，死了不少人，摧毁了不少房子，于是政府建了不少七层高的楼房来安置灾民。锦镕先生在其中一幢大厦的天台办了一间小学，小学在培正附近。他提议我晚上在学校留宿，这样一来，便可以省下不少来回学校的时间。
说到底，中大高层的结论就是我非天才。他们不容我进一步解释，我从未申辩，亦从未为此结论而感到沮丧。
要这样做，第一步是把我休假时错过的所有考试补回来，接着好好准备三年级的期末大考。我一如既往，在数学科中取得优异的成绩，其他科目的表现也不错，只是体育科依旧不行。
虽然我已见过黄用诹，但萨拉夫并没有放弃。他坚持我应早点毕业，出国成就辉煌的事业。
我，一个十四岁的孩子，亦感谢母亲没有听她兄弟的话，让我们去养鸭，从此度过平凡的一生。她的决定不只符合父亲生前的冀盼，同时也是我的志愿。虽然只有十四岁，我已经决心在学术界闯出名堂。
在三年之内，我已完成四年所有科目的要求。但中大是四年制的大学，李校长没有答应萨拉夫的请求，不愿意撤除四年修读期的规定。
回顾母亲的一生，她受到威胁时所显露的力量和决心，着实令人吃惊。有人说我之所以出奇地坚毅，这种特质在解决数学难题时会展示出来，我相信部分继承自母亲。就算在最艰难的岁月之中，她仍然激励我努力读书。当我最后在学术界崭露头角时，她看到过往的努力得到回报，不禁老怀安慰。
但萨拉夫还不死心，他写了封信到《远东经济评论》，批评大学在这问题上的官僚态度，催促中大校方应宽容处理有才华的学生。
在匮乏的环境中只好挣扎求存，然而母亲熬过来了。她筹措经费维持家用，让我们继续上学，这使周围的人包括一些老师都感到愕然，他们原本都以为丘家的孩子随时都要辍学了。母亲多年来营养不良，兼有贫血，但她竭力使我们吃饱。有时温习到了夜深，精力开始退减，她即准备美味的牛肝汤或猪脑，使我们的精神为之一振。
萨拉夫的坚持并未得到太多的掌声，好些人都跟他说收手吧。李校长反驳说我何需中大的学位，你看看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也没有大学学位呢。丘成桐没有大学学位不碍事，就像华罗庚一样。
这时大舅提出一个办法：他在新界建一个农场，我们不要上学了，索性跟他打工，投身养鸭的光荣传统。或者有人会认为这是个大方的提议，对我来说却是个噩梦。幸好母亲站在我们一边，拒绝了他。虽然身处逆境，她也知道接受了这建议，我们的前途也就完了。她期望我们依照父亲的遗愿，好好读书，成就学问，在这条路上能走多远便走多远。她和父亲的想法一致，相信求知和修身比赚钱重要。父亲曾告诉我们，生命中除物质欲望外，还有很多值得追求的东西。
这激发了萨拉夫的好奇心，于是和我一起追查华罗庚的教育背景。数据找来后，才知道他连中学文凭也没有。他在上海西面的小镇金坛的贫困家庭长大，在父亲的小店帮忙。小店的生意不大好，他空闲时就在店里自个儿做些数学练习。后来他到上海上了职业学校，还在全国珠算比赛中胜出，但由于付不起生活费，最后还是辍学回到小店帮忙。不久之后，他在上海一份科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短文，指出某学报上一篇论文的错误，这篇论文宣称证明了五次方程的可解性。华的文章引起了北京清华大学数学系的杨武之和熊庆来教授的注意，因此把他请到清华，去图书馆当了文员。几年后，他应邀出访剑桥大学，在著名数论学家哈代（G. H. Hardy）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哈代肯定华能在两年之内拿博士，但华并没有注册念博士，因为注册费太贵了。这两年，他在研究上收获甚丰，然后就回国了。虽然他没有博士学位，甚至连中学文凭也欠缺，但他声名卓著，也能在学术界立足。
这样的嘲弄和轻视并非新事物，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了。不过不能否认，我家正处于困厄的最深处，只愿否极泰来，不久情况便会好转。
萨拉夫大受感动，打算以华罗庚为题材写一篇文章，文章后来也发表了。相关的资料绝大部分是中文的，我替萨拉夫做翻译，因此之故，我也读了不少关于华的材料，读得愈多，感动愈深。
不消说，这不是安居之所，只是租金便宜，在负担的范围之内。父亲和成瑚去世后，长姊成珊去英国接受护士训练。十人之家剩下七人，都挤进小小的棚屋之中，设备简陋，可想而知。邻家的小孩都笑我家穷，房子又破，瞧不起我们。
华罗庚的故事说明完全不需借助大学或任何学位，也能在数学界闯出名堂。因此，无论萨拉夫如何奔走呼吁，大学当局有鉴于此，认为并不需要绕过规则来授予我学位。假若我一如萨拉夫所说的是天才，学位只会是个微不足道的障碍，一定能克服的。
葬礼后的事情还有很多。我们需要面对现实，房租已多月未交了，好在房东有同情心，知道我们的困境，说如果我们能早点搬走，拖欠的房租也就算了。母亲在沙田找了个便宜些的地方，但是就远远不能和我们住了几年、能看到海的屋子相比了。那其实是一间两房的铁棚屋，旁边有一个猪圈。住在猪圈旁当然很臭，而且猪还很吵闹，每天早上六时前，我们的“邻居”便起来了。一时之间，彼等著名的呼噜声、喷气声、打滚声、嬉闹声此起彼落。
虽然如此，1969年6月的毕业典礼上，崇基书院还是给我颁发了文凭（不是学位证书）。上台拿文凭时，全场响起一片掌声。前面说过，书院规模很小，大部分同学都知悉我提早毕业所引起的纷争。
守夜次朝，依据习俗，我们素服披麻，围成一圈跪在父亲的遗像前，旁边堆满鲜花。前来祭奠的人，都上前三鞠躬，而我们亦以三鞠躬回礼，这是劳累但感动人心的仪式。虽然满腔悲痛，但不知怎的，我哭不出来。
萨拉夫最后只能接受中大不会让步的事实，转而想办法让我进入伯克利的博士课程。我问他要不要考虑其他大学，他说伯克利一所就好，那里的数学系是世界顶尖的，而他在那儿也有人脉。
我们对葬礼所知不多，只是遵照旁人说的来办，其中一项就是葬礼前一晚在殡仪馆守夜，传统以为有守护神灵、驱除恶鬼之意。我们听话照做了，其实也不晓得和神灵、善、恶等有何关系。学生写的挽联悬挂在灵堂上，我都看了。我喜爱读这些对联，通过它可以多了解父亲，还有其他人对他的观感，这都是我以前不知道的。
摆在眼前的是葬礼。以葬礼表达对逝者的敬意，传统上是大事。其中的各项仪式，不仅是为了尽力表彰父亲，而且也关乎整个家庭的面子。兄弟姊妹在父亲去世前后几个星期都没有上学。母亲、三姐成瑶和父亲生前的学生负责葬礼的安排，其他人则尽力帮忙。首先，要为下葬找一块地，这得花钱，另外还要付钱给殡仪馆。幸好父亲一些比较富有的友人分担了一部分费用，我们在九龙北的新界买了一块小小的墓地。
1969年，摄于崇基书院毕业典礼。
父亲走后家里再没有收入，加上他去世前看病所花的钱，我们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当时香港并无社会保障金、退休福利或长俸，只有薪金；而当雇员离职或死亡时，通常没有多少钱剩下来。我们的情况是什么都没有，而且欠租已半年，再加上一堆待清的账单。
我没有反对的理由，我考了GRE、托福和其他相关考试，幸好成绩都不错。其间萨拉夫也给他在数学系的朋友唐纳德·萨拉森（Donald Sarason）写信，把我的数学潜质吹捧了一番。萨拉森把申请表寄过来，并且说就算没有本科学位，他也有办法把我弄进研究院。于是我便照办如仪（难道不办吗？）。1969年4月1日，消息传来，我被录取了，这可说是我一生之中收到的最重要的消息，顿时意气昂扬。
对上学的态度也改变了，我决定更努力、更用功，一洗以前的懒散。期望也更高了，我不想令他、母亲和自己失望。我能想到的是，在学业上脱颖而出，是走向成功的唯一途径。我只能有一个机会凸显自己，如果失败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不单如此，萨拉森还替我弄来最丰厚的奖学金。IBM捐出的一年三千美元，对我家的经济状况来说，是十分有用的了。很幸运能得到这前所未有的优待，就我所知，之前从来没有大三的中国学生能被伯克利的研究院录取，并且获得如此优厚的奖学金。我可以肯定当时负责录取研究生的小林昭七教授，还有著名的华裔几何学家陈省身，都在其中出过力。我很感谢萨拉夫、萨拉森、小林、陈省身，其中尤以萨拉夫为最，没有他的帮忙，我根本无法到伯克利去，甚至连离开香港也没可能。
同时，我亦开始阅读父亲书架上的哲学书，那是非常难懂的。增长知识不是主要的目的，当然也会有，但主要是想了解父亲喜爱思考什么。从这些书籍中，我看到他丝丝的痕迹，唤起了回忆，得到了慰藉。这些事都是自然而然，甚至是潜意识的。它使我跟父亲更密切，纵使他已离开了人间。
1969年7月，陈省身来香港接受荣誉学位，并在香港大学访问，发表演说。我安排了去见他。早在中学时，就已经读过一篇文章，称陈省身为中国最有成就的数学家，世界知名，广受尊崇，那是我首次知道中国出了世界级的数学家。长久以来，中国人在科学上有种自卑的情结。直到1957年，中国出生的杨振宁、李政道二人获颁诺贝尔物理学奖，终于将之稍稍开解了。杨、李获奖及陈的声名鹊起，说明中国人在世界舞台上也占一席位，他们的成就及伴随而来的荣耀，给全国人民，至少是知识分子以希望。
我开始自然而然地背诵他教过的诗词，连自己也感到惊讶。也许这样做，会使我更接近他。以前对那些诗词只是部分上心，或只在要求下才学习；现在却很认真地读和记，就像父亲生前教导时一样。背诵这些诗篇不仅成了我的爱好，它还可以缓解悲伤，并有助于度过未来艰难的日子。
1964年，杨振宁在香港做公开演讲，那时我还是个中学生。虽然没法去听演讲，但从报纸上能读到部分内容，深受鼓舞。与十年前相比，中国学子的前景更为光明，可说十分幸运。
父亲的猝逝是我一生的转折点。从前家中有一个中流砥柱，随时随地照顾我们；现在没有了，是时候掌握自己的命运了。这时我有种强烈的欲望，要使父亲以我为荣，虽然他已不能亲眼看到。十四年来父子在一起的日子，他对我的信心从不动摇，而我却不能常常符合他的期望。
也应当说，我的前景更为光明，我要到伯克利去了。陈省身知道他的学校收了我，见面时只问我是否会去伯克利。“是的，”我答道，“我会去。”这大概就是那次会面的全部对话了。将来我们要说的话会有很多，这次短促的会面是一个长久而富于成果的关系的起点。
有几件事情迫在眉睫，实在没有时间沉溺在悲恸之中。家中已发生巨变，个人也是如此，我立时需要挣钱来帮补家计。没有父亲做倚靠，我必须快快长大，学会为自己和整个家庭拿主意。
虽然告诉了陈我会到伯克利去，但还有老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没有足够的经费，也没有签证。那时要拿到往美国的签证并不容易，环球航空的一个旅行社职员告诉我们几个学生申请签证的程序，希望我们通过他来订机票，可是泛美航空的机票比较便宜。我最后光顾了泛美，他知道后脸也黑了。
这只是就感受而言，另一方面，我亦失去了做人的榜样。父亲是个正直的人，总是给我们指出正确的方向，教导我们做人要努力，凡事从正面看，依从孔子的教诲。父亲走了，家中的支柱也没有了。
母亲知道我要到伯克利去十分高兴，但一想到将要离家万里，又担心起来了。大哥成煜去年得病，发现脑里长了肿瘤，我对留下她一个人照料兄长，心里也不踏实。成煜开刀以减轻颅内压，我家又要面对另一个考验了，所以这次分离十分难受。然而，我强烈地感到必须挣扎成名。机会难逢，首先是萨拉夫来港才让我有机会到伯克利去，同样的机会也许不会再来，我要好好地抓紧它。我跟母亲保证，哪怕是在一万多公里之外，我也会跟她密切联系，定时写家书，并且每月寄钱回来。
父亲去世，对我打击很大。各种不快的情绪一下子涌出来，将我置于一种从未经历过的状态。心中充满悲伤，全身麻木，隐隐作痛。
我对未来充满憧憬，想着一踏足美国，各种机会便会接踵而来。但我心中也不无惴惴，除了襁褓期间在内地那几个月，我从未离开过香港。从很多方面和很多层面上看，这都是场探险之旅。不过，二十岁的我胸有成竹，有信心接受未来林林总总的挑战。
——《先父百岁冥辰纪念》，2011年
1969年9月初，我飞往旧金山国际机场，热切地展开对新世界的探索，希望以数学为出发点，依靠它的指引，照亮我寻找真和美的旅程。轻装上路的我，只带了一个行李箱，还有口袋里不足一百美元的钱。我跟朋友、亲人，还有多年来购置的数学书籍道别。想不到后者影响了弟弟成栋的命运。我将要入研究院，而他则继两个兄长之后，进入崇基读一年级。
绮年渐逝霜侵鬓，舔犊情深恨太匆。
在美国大学，学生在选定主修前，可以有几年做考虑，但在香港则不然。成栋那时还是少年，但已经要决定将来念什么。母亲是这样看的：“你哥哥在家中留下这么多数学书，你也念数学好了。”于是他就言听计从了。这便是中国人的做法，只是随着机会，而不用思前想后，仔细推敲。幸好一切顺利，他数学念得不错，似乎也蛮喜欢。
百岁枯荣一梦中，哲思犹在合西东。
虽然选择部分是被迫，成栋也从来没有跟我抱怨过他的职业。有天，他也许会把数学书送给某个稚嫩但勤勉的后辈，从而决定他要走的路，也不知对不对。不过我认为如若真能学习数学、成为数学家，也算是不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