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我住的小楼后，便声言要往英国公使馆去看跳舞会，于是便在日本公使馆参赞池部和上述日本警察的"护卫"下，从公使馆的后门溜出去，步行到了北京东车站，上了一辆三等兵车，我这时为了怕被别人识破，便把平素决不轻易摘下来的眼镜也摘了下来，并把我那顶常戴的猎帽也深深地往下戴了又戴。这都是我害怕自己的同胞，猜疑自己的同胞，并且还要远远离开自己的同胞，所以才这样鬼鬼祟祟地做出了许许多多骗人的花招的。
我临出发赴天津之前，曾到芳泽夫妻处去告辞，并对他们表示了感谢之意，最后还同他们夫妇一同干了杯。
当我们这一帮人上了这节车厢之后，池部便用中国语向车中的人说："这些都是日本人。"这就是他预先设好的"防御线"。从他这短短几个字的一句话中，是可以使人感到有一种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无比优越感的。因为是日本人，便可以随便进入人家军用的车厢里，因为是日本人，就可以使人奈他们不得。在他的这句话中，是充满了狡诈和威压之感的。而我呢，也就混在日本人堆里，拿着猜疑和恐惧的心情来对待自己的祖国同胞；相反地，是拿乞怜感激以及信赖的心情，在祖国同胞面前，贴在日本鬼子的怀抱里。回想起当时自己的卑鄙无耻心情时，不但自己也觉得有一种莫可名状的羞愧与悔恨的心情，并且还觉得自己对自己的过去，简直是要呕的。
我得到了朱的报告后，就把我想要到天津去住的意思，告知了芳泽，他也表示了同意，他更把我想要移住天津的事情，告知了当时的执政段祺瑞，段表示：在我移住天津时，途中他可以酌派兵力进行保护。我听了这一回答之后，便又和罗商议，结论是：段执政他哪里来的兵，还不是得用冯玉祥的军队？于是便又害起怕来。后来我和罗与芳泽商洽，芳泽就决定派几名日本警察和日本驻津领事馆的警察署长秘密把我护送到天津日本租界去住。
在这列车尚未开动的时候，忽然有一位中国军人对我们这帮牛鬼蛇神道："这是兵车，请你们到别的车厢里去吧！"于是我又和这帮鬼子在一起，上了另一辆二等车，进入到这节车厢之后，不料那个罗振玉和他儿子罗福葆早在这里坐着呢！这时占据了这节车厢的，有我和罗氏父子以及我带来的三个用人。其余则是那个日本警察署长和那些日本公使馆警察了。池部看到我已在位子上坐好之后，便回去"交令"去了。
"张园"是清末官僚张彪的房子，张在清末任湖北省提督----第八镇统制，当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被赶下台，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盖了一个游园出租，来过他的富家翁寓公生活。
当这趟列车快到天津之前，每到一个车站，就有一两名日本警察进入车中，所以，当我到了天津车站时，在车中已经有了相当数目的日本警察。在我正要下车的时候，站台上有很多自己祖国的同胞要上这辆车，这时，那帮日本警察便又把他们的统治者威风拿了出来，不分青红皂白便向那人群中横冲直撞过去，而让我优先地下了车。
我在北京日本公使馆住了几个月之后，罗振玉又来建议说，这里不是我久居之地，主张我应该挪到天津去住，以便将来能赴日本留学。我遂同意了他的这一意见。他还说，最好是在天津日本租界里找一个住处，于是就使朱汝珍到天津去物色，结果他看中了"张园"。
当我在这帮鬼子前簇后拥下，下到站台时，在站台上早已站满了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其中有当时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和领事、副领事并天津日本驻屯军的军官以及日本警察等数十名。吉田茂还走过来和我握了手，更表示了所谓的欢迎，以及要对我加以"保护"的意思。在站外，他们还给我准备了汽车，把我送到了"张园"。不料到了那里之后，大门还在关着，于是便临时改住日本租界的"大和旅馆"。过了几天之后，罗振玉来告诉我"张园"已经租妥，我遂移到那里去住，开始了天津日本租界里的"寓公"生活。我的妻子婉容和文绣等，也都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挟持下到了天津，和我又聚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