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另一种意见，则是和前者纯粹相反，表示了"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扬扬得意神色。他们说："看看！连胡适这样的人，都让咱们皇上给'化'过来了！"
一种意见是对此表示不满的。他们说："皇上怎能把这样的'新文学家'找到宫里来呢？尤其是这样和他'破格'谈了话，岂不是于'体统'有碍？"
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是胡说八道。不过胡适这个人，却实实在在有愧这"新文学家"四个字。因为在他的灵魂深处，不但有一种和封建残余反动势力异途同归的共同之点，同时，还有和资本主义反动阶级思想同流合污的另一面。不管他在当时嘴里怎样说着假开明的诱人词句，他的整个立场根本就是和广大人民的利益相反的。他只不过是利用当时新旧思想尚在混沌时期，披上了一件"五四革命运动"的外衣，一时迷惑了当时一大部分渴望新空气的青年，在实际上他却是和帝国主义者在一个鼻孔出气。看他后来竟自完全滚入美帝的怀抱之中，终于甘心自绝于祖国人民这件事，就可以知道这个胡适博士，究竟是个怎样角色了。
可是，我和这位胡适博士的见面，却又在我的左右人们中间，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不过是在这场"风波"中，也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看法和截然相异的结论来。
当一九二四年，我从清宫出来住在我父亲家中时，他还亲自到过当时的醇亲王府见了我一面。也许是为要表示一下"博士"对"皇帝"的关心吧？但只是对我谈了一些普通客套话之后便辞去了。
还有一次，则是我忽然灵机一动，想起了当时在北京曾以"鱼目混珠"享名的胡适。我要给他打电话的理由，既不是仰慕他在当时的"盛名"，尤其不是要向他讨什么教，简单一句话，还是为了"好奇"，也完全和给杨小楼老板、徐狗子师傅打电话一个样，这次也只是想要看一看这位胡适之博士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而已。所不同者，只是在上两次曾以"无名氏"的资格出现在电话机口，而这次则是以真名实姓来"自报字号"罢了。因为我在当时的大多数报纸上，也曾再三看到他的"尊姓大名"----仅仅是他的姓名而已----同时也曾听到那些老先生对他的不满和讥笑，甚至就连我那个英文老师庄士敦也曾说过："胡适就是'胡说'。"我还记得有一天庄士敦曾把一本胡适的诗集拿来给我看，并指着他所作的"匹克尼克来江边"的那句"新诗"大加讪笑说："何必非把中国现有的'野餐'二字，说成英文的'匹克尼克'不可呢......"所以我也就想要亲眼"瞻仰"一下这位新诗人的丰采光华如何了。那次我打电话时，恰巧是由他本人亲自来接，当他问我是谁，我就回答说："我是宫里......宣统。"接着我就向他说明了想要见他一面的意思。后来，他果然到我这里来了。在当时我还想，他也许不会来的吧？可是他居然真来了。尤其是使我觉得新奇的，就是他不但爽爽快快地到清宫中来见我，并且当他一和我见面时，竟毫不迟涩地称我为"皇上"。我当然对于这位新文学家也以先生二字来相呼了。至于在那次我和他谈话的内容，现已记不清楚，不过，我只记得那次谈话的时间并不算长而已。
后来，当我住在日本公使馆时，有一天，我在楼上看到有一辆小汽车开到我的楼前停住，从车中走下来一个人。我定睛一看，原来又是那位胡博士驾到。这时因为我对他的"奇"已经"好够"了，便借口没有工夫而挡了他的"大驾"。从此之后我遂没有再看到他。
这两次的利用电话开玩笑，还算是"不失其为天真"的胡闹。但还有一次则是完全越出了开玩笑的范围，而成为欺骗人的恶作剧了。有一天，我给一家大饭馆打电话，向它订了一桌酒席，并让它给送到一个捏造的地方去。当然这家倒霉的饭馆，一定是上当无疑的了。后来因为听人说，捏造别人名义打电话，电话局是能够调查出来的，所以我就不敢再这样随便滥用电话了。
3.金齿和大帽子、大鞋
还有一次，我又想起了当时在北京剧界，被誉称"武生泰斗"的杨小楼，便又往他家挂了电话。这次我已不像上次给徐狗子打电话时那样心中无底，已经到了能够镇定心神而开玩笑的程度，于是便模仿京剧中念白的声调向对方问道："你是杨小楼吗？"这时听到对方也在笑着回答道："哈哈......您是哪位呀？哈哈......"我于是更用京剧白口说了几句什么话，便在对方哈哈大笑之中把电话机挂上了。
我在宫中时，因为很羡慕人家镶金牙，便让牙医也给我特制了一口金牙。不过我的这副金牙，是和一般人的不同，而是名实相符的满口金牙。也许是这种镶牙法在技术上有困难的吧，我的那副金牙却总未能舒舒服服地套到我那上下两槽牙齿上，因此只能是把它当作是藏在匣子里的"特制义齿模型"来供自我观赏。
自从尝到电话的这种滋味之后，我便开始和我的家属大通电话。既不管是深夜或清晨，也不顾虑对方的讨厌与否，一谈话就得谈一两个钟头。有时还在电话中放送"八音盒"等的音乐，以供他们欣赏。当时这个"养心殿"，简直有些像有线广播站了。
此外，我还在鞋帽铺里定制了一顶用两只胳膊尚不易围拢的"大口径"的瓜皮小帽，和一双能容一个两岁前后的孩子睡在里面的"特大单脸棉毛窝"。若问我为什么要定制这样的东西？我也没有什么充足的理由可做答复，而只能这样地回答：一来是因为"有钱无处花"，二来是为了"偶尔兴之所至"，姑且做出来看看而已。
我安上电话之后，心中不由得高兴异常，当然是要以"先打为快"了。第一个掠入我头脑中的通话对象，就是在当时北京颇负盛名的"杂耍"演员徐狗子。于是连忙翻开电话簿来查，等接通了号码之后，果然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前来答话，这时我心中突觉慌乱起来，也不管对方答话的人是否是我所要找的通话对象----徐狗子，更不管对方听到了没有，便匆匆忙忙叫了一声"徐狗子"，赶紧把电话机挂上了。
后来我在出宫以后，听人说那顶出奇的大帽子和那双特制大鞋，还被陈列在建福宫烧迹上的小玻璃亭子内，并对此附有说明，说这两种东西，都是过去在清宫中祭神时所用的"仪器"哩！
我因为羡慕人家在家中安置电话，便在我所住的"养心殿"里也安装上了。是在哪年哪月安装的，现已记不清，反正我记得是在我结婚以前的事情。在我正式安装以前，在我身边的那些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法行不敢行"的老古董人物，也曾对此史无前例的"新事"做了大力反对。在他们说来，也是自认为满有理由而振振有词的。他们的第一个理由是：宫中从来就没有安装过这样的东西。因此，不独现在不应该安，就是在将来也不应该有。其次的理由是：以皇帝之尊，而随便和外界用电话交谈，殊非"君人者所以自重之道"，所以电话是不应该安装的。不过我在那时年岁已不算小，并且是好奇心切，所以任凭他们怎样咬文嚼字地给我扣帽子，我也是决心已定，概不再听他们的那一套了。结果，他们究竟没能拗过我，我终于安上了电话。
4.大便的"游戏三昧"
2.打电话的问题
有一天，我忽然来了"兴会"，便派一名太监，送一个大包裹到醇王府，说是"赐"给我弟弟溥杰的东西，按照当时的惯例，我所派去的太监一到"王公"之家，他们便须把这个太监当作"天使"（天子所派出的使者）来看待。当"天使"进入屋中时，照例先得把我所"赐"的东西摆在堂屋中央桌子上，领受"赐物"的人，这时须站在桌子右方和"天使"相对（他站在桌左方）而立，然后这位"天使"便正颜肃目地宣布这是"皇上赏给谁的东西"。于是"受赐"的人便向着放在桌中央的东西磕三个头，这样才算是"受授之礼"全部演完。然后这位"天使"便以太监的身份向"王公"请安。在请完安退出时，"受赐"者仍须把他送到院中之后才算完事。
我这次的头一遭吃西餐，虽然以我的彻头彻尾不识货而告终，但在后来，却以我妻子婉容的从旁帮助，才终于得到了吃西餐的起码知识。那就是在我们结婚之后，有一天我对我那一妻一妾----婉容和文绣提议道："我们今天吃'洋饭'好不好？"当然她们都是极端赞成的了。于是就如法炮制，和上次一样，把多得惊人的西餐端来摆满一大桌子。正要举箸（因为我尚不习惯于使用刀叉）来吃时，婉容见状似乎是吃了一惊，于是就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说："这样吃法太'老赶'了，应当每人一份地分盛在盘子里吃！"于是她就由分盛汤菜起一直到怎样使用刀叉等为止，都做了"技术"上极其生动的说明，并做出了极富自信的实际示范动作。我在当时，固然觉得被这种技术上的问题束缚得很是别扭，但从那次起，就逐次体会到了其中的"奥妙"，而学会了吃西餐的全套"本领"。
不过这次却与一向惯例颇有出入：我弟弟溥杰因为忽然得到了这种"礼物"甚是高兴，便在做完"拜受"之礼后，在"天使"面前连忙把那大包裹打开来看。不料打开了一层布包之后，又是一层布包......一层一层地开了十几次，才露出一个大纸包来。谁知这个纸包，也是左一层、右一层地用纸包裹着。等他费尽了好大力气剥到最后一层纸包时，这固然是听溥杰在事后所说的："用手一拿，觉得里面软乎乎的，等到打开了这最后一层纸包时，只觉得一种臭气扑鼻......"于是他就"哎呀"一声，当着"天使"面前把"赐物"掼在地上，也忘了"恭送天使"就转身洗手去了。原来纸包里是我拉的一根"大屎橛子"。
我在宫中时，习惯把西餐叫作"洋饭"。固然在当时我也曾"习闻其名"，但没有能够尝到它真正滋味的机会。有一天，我终于下定"一尝异味"的决心，便叫太监到当时的六国饭店----现在的北京国际饭店去买。结果是连做西餐的厨师和大批材料并刀、叉、盆、碟之类，都应有尽有地带到宫里来了。于是就利用当时"御膳房"的炉灶来做，一共做出了十几种几个人也吃不了的菜。做好之后，饭店里的人说要到我吃饭的地方去摆设刀叉和布置餐桌等项，当即遭到了有关太监的严词拒绝，摇头摆手地向他们说："那可不行，非由我们去办不可，你们只要把菜做好就行。"于是，太监们便把做好的汤和菜，大盆、大盘子地一齐往上端，足足摆满了一大桌子。我虽然"好奇"心盛，颇想饱尝一回外国的风味，但因为它是外国饭，又不能不"自我慎重"一下，于是就想起了"君吃臣尝"的"保险"方法来，先叫太监们去尝一尝那一大盘子"黏糊糊、黄澄澄"的东西----黄油和那"干巴巴、异味扑鼻"的东西----"忌斯"（奶酪）。太监们奉命各尝了一口之后，都不约而同地做着鬼脸皱紧双眉说："啊！太难吃了，太难吃了！"我听到了这样回答，就使我的"好奇热心"冷却了一半。恰巧那次的汤，又是用乌龟做的，这在当时的宫中，连牛肉尚且被认为是"大五荤"中之一而不肯入口，现在居然把一大盆乌龟汤摆到食桌上面，真是听到了这"乌龟"两个字，就会让人食欲大减，甚至还会使人觉得有些恶心，何况要把它吞下去呢。所以我就根本没敢尝试。别看这次，虽说是我"破题第一遭"的西餐，我并没有怎样去吃，而且这第一个印象，对我又不怎样佳妙，但由于菜肴的出奇丰盛和太监们的趁机中饱，那一顿西餐，竟至花费了数百元之多。
我这一大开玩笑不要紧，我那位素日"持家谨严"的祖母刘佳氏还因此有了一点小小误会，她认为这是我对我弟弟的一种不满的表示，于是就责备我弟弟道："这都是因为你常常借口有事不爱到宫里去，所以才给你送这样东西来的！"
1.我的西餐
5.牛和狗
我想举出其中的几个例子作为介绍。
我从幼时起，就爱饲养一些动物之类。这固然也是和普通一般的孩子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异之处。不过，与一般不同之点，就是我所饲养过的东西，都是一大批、一大批地饲养着，并且还委派专人来管理，我只是在高兴的时候拿这些东西作为一种消遣而已。更严格些说，也就是奴役别人来供自己开心罢了。例如，我曾养过成屋子的各种各样的鸟，大批的猫，大群的狗，满院子的缸里金鱼，骆驼、牛和猴子等也都饲养过。我甚至还在玻璃盆中养过蚂蚁，大瓦缸中养过蚯蚓，至于蟋蟀、蝈蝈之类，更是应有尽有，提不到话下的了。不过是，那些被我喂养的对象，也只是某一时期、某一阶段中的一时对象而已。在我来说，也只是"兴之所至"的一种嗜爱，过了那一阵子热气，便又见异思迁而去另找其他的消遣东西。现在我想谈一下关于其中"牛和狗"以及其他的一段回忆。
很多人常常说我幼时富于"好奇心"，但是我却不敢以好奇自居。当然就某种程度来看，也未尝不可以勉强附于好奇之列，不过我当时的那种"好奇"，却还不能和一般人所谓的好奇同日而语。因为我在当时所好的"奇"，在今日看来，都是些有违一般逻辑的离奇之事----也可以说是一些无意义的事。总之，我的毛病都是被那种不近人情的离奇环境，也就是被那"与常人殊"的统治阶级特殊环境给制造出来的。
"牛和狗"的问题，也是在我结婚前的事情。那时我很喜欢看牛和狗打架。当我看到牛见了狗，便把它的头低伸到地面上，用那两只角对准了狗的方向而左右摇摆从事防御的姿态，以及狗见了牛便矫捷地围着牛连吠带跳而伺隙进攻的情形，便兴味津津地大有百看不厌之感。所以，我就时常让人把牛牵出来，把狗也放出来看它们的争斗作为消遣。有一次，那牛因为遭到狗群的四面袭击，便掉转牛头向西长安街狂奔而去。那群狗当然不肯放松也就乘胜急追，跟踪不舍，就是因为这样，差一点儿没有闹出伤人的危险来。不料我的这种游戏取乐情形传到了荣惠太妃耳中，她既不是珍惜牛，也不是为了狗，尤其不是怕伤了人，而是引起了她的一种另有深心的忧虑。在她看来，狗欺负牛，乃是有关整个爱新觉罗氏子孙前途运命的非常重大而又深刻的事情。但她又不愿意直接向我劝阻，于是就在几天几夜的深筹苦虑之后，想出了一条用牛刀割鸡的"妙策"来。她遂在某一天，利用我弟弟溥杰每日伴我读书的机会，悄悄派太监把溥杰叫到她所住的重华宫那里去，做出一种悲天悯人的表情，并用沉痛已极的声调对他叹息道："唉！我听说'你们皇上'（即是'你们的皇上'之意）这些日子常让狗来咬牛，把牛的身上都咬成了伤。你知道在《推背图》（预言朝代兴废的迷信书籍）里，不是拿牛来象征咱们清朝的嘛！这样让狗来咬牛，我想这不是一个好兆头，这件事关系可大啦！可是我自己又不愿意直接去劝阻。我思前想后地想了好几天，我想还是你在今天回家后，把这件事好好地对'老福晋'----指我的祖母----说一说，叫她到宫里来一趟，想法子劝一劝。因为这件事关系太大，我不能睁眼白看着不想个法子呀......"溥杰听了这番期待殷切的谆嘱，便回家对我祖母做了传达。我祖母听了这样的话，也认为这乃是有关全族前途运命的大事，便自告奋勇地把这一"重要任务"担当下来。果然不久宫中太妃便正式召我祖母进宫，于是她便在见我之后，翻来覆去绕了一大阵弯子，就把狗不可咬牛的大道理，用暗示的方法对我做了煞费苦心的劝阻。后来我对于看"狗牛相斗"的兴趣逐渐减退，便没有再因此而惹起老太太们的焦灼和懊恼。
因为我幼时在清宫中的生活，是建立在大家的"齐拍共捧"之上的，所以就把我弄得到了完全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的程度。我当时的日常生活，可以说是在完全"无轨道"的情况下，想什么便干什么，想到哪里就做到哪里，既受不到起码的正当批评，也看不到起码正常的榜样，所以我在那前半生中，经常是在"不可以常理论"的状态中，保持着任情任性和从心所欲的态度、作风。
6."古董房"的"秘密"
我幼时的好奇心
在宫中东北角，有一个叫"古董房"的殿堂。我小时听说在那里有几间从来就没有人敢进去的空房，一向都是锁上加封地密闭着。我仍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便想探求一下它的秘密，打开那多少年来一直没有人打开过的门。当时在宫中任"四十八处督总管"的老太监张德安，多少年来他就住在这个"古董房"的东配殿（厢房）内，当他听说我要打开那他所认为万万打开不得的神秘房门时，便吓得魂不附体一般而向我痛陈万不可开的理由。理由是什么？就是："这几间房子绝对开不得。因为多少年来就没有人开过一次，并且这是'口口相传'的相沿旧例，如果是把它打开，一定会发生最可怕的不祥事件......"他愈是这样空洞而笼统地讲理由，愈是这样担忧害怕，就越发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于是我就越发非要打开看看不可。这次他被我逼得实在没有办法了，便把太监们平日最擅长的"绝招"向我施展了出来：跪在地上向我苦苦地哀求。我最终在他的"最后绝招"下败了北，同时也是我为他的"神秘危言"所慑服，才没有固执我那非打开看看不可的所谓最初决心。
在当时说来，这一失败，确是对我的一个大打击。就是在过了相当岁月之后，每一回想起来，还觉得相当遗憾哩。可是在现在，我已经认识到，那次的脱出如果成功，我当然是能够到英国去留学，可是留学的结果呢？也只不过是越发多染上一些崇拜帝国主义的思想，而使我成为一个进一步醉心西风的人物。固然是我也许因此而不至于当上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但是，焉知道不会给英帝乃至美帝当上走狗？因为我那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思想本质，早是被证实了要和帝国主义者勾结到一起而和人民为敌的。不管它是英帝也罢，抑或是日帝也好，结果它们还不同样是个帝国主义？充其量，也不过是躲了一枪而挨上一刀罢了。结果，同样是会走向背叛自己祖国人民而且毁害自己的道路的。
7.强盗与鬼火
第一步的工作重点，就是先须买通在我身边的太监。买通的方法倒很简单，只要拿出钱来就行。于是我便拿出相当的金钱分给了他们，他们也都欣然地接受了。也不知道是谁给走漏了风声，遂把这一计划的概貌传到我父亲的耳中。我父亲在当时是有支配内务府大臣以下权力的，而遍布在宫城内廊的"护军"，又是在内务府大臣的直接统辖之下，于是就在我父亲的一声令下，登时紫禁城内外便全部临时戒了严，断绝了内外各门的出入。结果这一煞费苦心的脱逃计划，便以完全失败而告终。
我在天津时，因为听人说在南开大学附近，时有绑架勒赎的盗帮出没，我为了要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便以多为胜地带了一大群荷枪实弹的仆从，分乘了几辆汽车，等到天黑之后，特到那里一带找强盗去。在当时，不论我到什么地方去，一向都有一名由日帝驻津总领事馆派来的日本人便衣警察跟在后面。这次因为他不知我的用意所在，也只得疑团满腹地一同去了。结果是在往返徒劳下，什么也没有遇到，最终败兴而返。
因为得到了他这确有把握的答复，我便兴高采烈地连忙收拾随身应用的东西，预备到了约定的夜晚，就可以设法混出宫去。预定脱出的路径是，打算临时打开宫中西北部"延晖阁"附近的小角门，好从那里逃出。因为从那里走不几步便是"神武门"。
不久，我又听说在天津"墙子河"附近时有"鬼火"出现，于是又引起了我想要见识见识"鬼火"的热情，遂坐上汽车前往"观赏"。结果也是在黑夜之间的凸凹不平道路上，颠簸了好几个小时，然后一无所见地颓然归来。
首先，当然是要和那唯一赞同我出洋留学----特别是赴英国留学的庄士敦做初步的"请教"了。当然他是表示了绝对赞成。于是，我更进一步地托他给想个具体可行的办法，他遂想出了一个"求当时驻北京的外国首席公使----荷兰公使欧登科"的办法来。于是，除了先由庄士敦预做准备，我更不揣冒昧地亲自给他打了电话求他帮忙，溥杰也是不熟假充熟地登门面求他给予援助，结果是得到了他的应允。不过是，他的条件是：外国公使馆的汽车无法开进宫中去，所以只能派一辆汽车在宫外等候。只要我能溜出"神武门"外，坐上了他的车，他便可负责使我能达到赴英国留学的希望，并且还把派车的日期、时间都约定好了。
如此说来，在当时的我，真是有要和"剪径强人"一较身手的胆量吗？特别是像我过去那样既佞神又信鬼的人，真有想看一看"鬼火"的"勇气"的吗？
在我和我弟弟这两个充满封建反动思想的脑袋里，除了知道盲目依靠外国人，是再也想不出什么另外方法的。于是就在那"三十六计"之中，把依存帝国主义势力作为"上计"。
不是的。我只是靠着人多势众，想来满足一下自己的所谓好奇心罢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那种"既害怕，还想看""又胆小，复好奇"的矛盾心理，正是和过去旧社会中的王孙公子的所作所为一般无二。拿过去的历史上突出实例来说，像是明朝的正德（武宗），不就是在十六岁时，曾用自己的名义封自己为大将军，并特意使用"分身术"的办法，给大将军的自己，另起个"朱寿"的名字，而带领着军队奉着皇帝----另一个自己的名义而做出了"凯旋"的滑稽戏的吗？这能说他是勇敢？这绝不是什么勇敢，而只是万变不离其宗地在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本质----惯于"强凌弱，众暴寡"的阶级本质支配下，也就是鲁迅先生所给一语道破的"见狼现羊相，见羊现凶手相"的阶级本能下，更把它和自己的"无轨道"生活方式互相结合起来，所以就产生出"龙种自与常人殊"的特殊行径了。
不过是，怎样才能从这既有随身太监经常守在身边，又有宫中各单位的太监等把守着各个宫门，宫廷外围更有"护军"的处处岗哨，在神武门外边，还有十六师的一团武装兵士持枪守卫着的环境下，冲出这重重叠叠的严密"包围网"呢？
我认为像是这种"奇妙"而复杂的"贵族心理"，可以说是古今一样、中外相同的。
当我和溥杰把那一批批的祖国人民文化结晶----书籍、绘画和古玩等，从清宫中窃出到相当数目之后，我们便在协议之下，得出了一个结论：不如找个相当的机会，先脱出这座"紫禁城"再说。只要能够溜出了这座小小城圈，便可以求得当时驻北京的外国使馆帮助，而"正正堂堂"地赴英国去留学了。到了这个时候，即使再有人出来反对，在这木已成舟的既成事实下，也就可以不怕他们了。
所以唯有同一阶级出身的人，才会深切感到古往今来彼此之间的共同心理作用。
在上项内我已将如何受了我那英文教师庄士敦的影响，如何想要赴外国去留学，如何遭到了反对而作罢，如何窃运清宫古物，准备做他日留学经费的种种经过做了叙述，现在我想把在一九二二年我怎样想要脱出"紫禁城"而赴英国留学的失败经过记述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