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完全不知道他后面要说什么。
“嗯，我只是……我没想到她会这么慷慨。她……你知道她对这一切一直都很慷慨。我……”
“你看，她和我，呃，我们决定……”
“然后呢？”我问道。
“萨贝拉先生，我不明白你——”
“是这样的，我……那天晚上我和琼谈了一下。我和她谈了，嗯，我们讨论了一些事情，然后……”
“我是想告诉你，买干洗店还差的那部分钱，我们会借给你！”
大约又过了一个月，萨贝拉先生有一天提出周末接我回家。这并不奇怪，因为我周末回家的时候，偶尔也会跟他的家人住在一起。但那天，从我坐上他的斯巴鲁车的那一刻起，我们的聊天就感觉有些奇怪。他似乎想说什么很重要的事情，但又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他一谈到重要的话题就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无法切入正题，好像在求着我从他嘴里把秘密拽出来。
我和萨贝拉先生一直喜欢用言语来沟通，我们会高谈阔论，有时甚至还会唇枪舌剑一番（当然没有恶意）。但此时此刻，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遗憾的是，这次的运气注定不会长久。我们的确筹集到了相当可观的资金，尤其是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但这仍然不足以进行谈判。我们的计划因此搁浅了。几周之后，这个想法开始从我们的脑海中淡去。当然，学业占据了我的大部分时间，而父母的日常工作也让他们忙得不可开交。母亲决定再忍耐一段时间。
“科恩先生！您好！您的夹克已经好了！”
当然，还要考虑转让价格的问题，毕竟这不是儿戏：10万美元。不过，只要稍加筹划，即便这样的障碍似乎也是可以克服的。虽然我们的积蓄还不到2万美元，只够支付一小部分，但我们可以以此为基础，多方筹借。多年来，我们不仅攒了点儿钱，还建立了自己的人际关系网，包括朋友、邻居和雇主，其中很多人都是父亲早年在中国结识的移民同胞。经过一番努力，我们终于凑到了近8万美元。光是本金感觉都要花上几个世纪的时间来偿还，更不用说利息了，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有所进展。
顾客听了哈哈大笑，既惊讶又开心。“你还记得我！”他的表情就像在看舞台上的魔术表演，“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他一边说，一边在钱包里翻找认领票。母亲也报以微笑，与他的热情相得益彰。这是她的另一面，我很少看到，或许从来没有看到过。距离她的手术过去了快半年的时间，这一幕对我来说格外动人。
我们想象着，如果开干洗店，就可以在合适的时间开门和关门，让母亲免受冬天恶劣天气的困扰。干洗本质上是机械操作，主要依赖锅炉、熨烫机和传送带等设备，所以父亲在机械方面的天赋可能也会派上用场。而且，高峰期通常出现在周末，我正好可以在店里助一臂之力。干洗店几乎满足了我们能想到的所有条件——除了我们三个人都没有任何经营经验。
科恩先生并不知道，母亲已经在心里记下了他开的那辆深蓝色大众帕萨特，一看到那辆车驶进停车场，她就会把他的夹克迅速整理好。“科恩先生！灰色夹克！”她喊道，我就在开门的叮当声响之前，赶紧找出衣服递给她（如果科恩先生知道这一切，也一定会觉得惊喜）。对我们的顾客来说，我们就好像有千里眼。母亲出生在一个国民党家庭，她的出身属于敌对的阵营，因而一直戴着精神枷锁做人。而现在，她在这新泽西州的干洗店里变得春风扑面、笑口常开。
我们继续在分类广告中搜索。餐馆？像父亲工作过的那种修理店？像母亲工作的礼品店？大多数选项都有类似的利弊权衡。终于，在接近页底的地方出现了一个答案，正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当地的一家干洗店正在出售，我们越想越觉得完美。
然而，干洗店刚开张时并非一帆风顺，我们犯了很多错误，因为混淆顾客和损坏衣物赔付的钱比我们收入的还多。来店的顾客总是匆匆忙忙，但缺乏经验的我们行动缓慢，效率很低，经常让他们失去耐心。我们还经常跟隔壁的餐馆因为停车场的问题发生争执。最后，我们（更准确地说是我）完成了干洗店的“成人礼”——洗坏了一件羊绒毛衣，这也是我们赔偿最多的一次。
这种想法乍一听很荒谬，但我们越讨论越觉得合理。这么多年，我们疲于被动地应对问题，给别人打工，现在很渴望站起来，自己把握主动。相对于母亲高额的手术费用，我们手里的这点儿钱可能微不足道，但拿来做生意还是有希望成功的。而且我们还能向在新泽西结识的移民朋友借些钱，前提是我们至少能给他们带来一点儿回报。这一次，我们是主动出击的一方。我们先是想到了开杂货店，专门售卖我们经常驱车数英里才能找到的中国食品和配料。这是一个明智的计划，因为我们知道许多移民同胞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但对我们家来说，开一家繁忙的杂货店是一把双刃剑，因为母亲身患疾病，而父亲好像无法长时间集中精力工作。此外，进货的时间要求很高，一般都要在凌晨，而新泽西州的冬天气温会降至冰点，寒冷是母亲病情加重的主要诱因，单是天气问题就足以把开杂货店的选项一票否决。
不过，最终我们还是找到了节奏。随着业务逐渐稳定下来，我们也从最初的小心翼翼变得熟练起来，动作连贯、从容不迫，甚至还有一丝节奏感。我们的顾客也注意到了。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这里的常客，尤其是那些每天往返于郊区住所和市区办公室的年轻职员。我们非常幸运（不过我们在很久以后才意识到这一点），在正确的时间选择了正确的地点：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经济蓬勃发展，而我们的店恰好位于连接帕西帕尼和曼哈顿下城的公交车站对面。
“我们需要更好的生存方式。不能总靠别人。我们想自己做点儿小生意。”
我想起了萨贝拉夫妇。虽然他们自己的工资并不高，孩子们也快上大学了，但他们还是借给我们好几万美元，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希望看到我们家继续生存下去。这是一种我难以想象的慷慨，而一想到如果生意失败、让他们失望，我就觉得难以承受。正因为如此，干洗店开始稳定下来的迹象更加令我欢欣鼓舞。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也许我们还钱的速度会超过地壳运动的速度。
“什么样的改变？”我问道。
最让我振奋的是，我看到了多年来未曾见到的东西：父母变得自信、自在了。他们不是在疲于应对，也不是在挣扎生存，而是真的有所作为。他们成了社会的一分子，每天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做出贡献。我看到了他们的创造力和聪明才智，以及对勤奋工作的渴望（至少从母亲身上看到了）。
“飞飞，你也知道，在礼品店上完一天班对我来说越来越难了。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让人感到惊喜的，还不仅仅是母亲让人如沐春风的服务态度。她发现，虽然干洗行业本身利润微薄，但改衣业务却是有利可图的。于是她开始为顾客提供改衣服务，尽管她自己几乎没有任何经验。我们还在成都的时候，她曾给我做过衣服，从中学到了一些最基本的缝纫技巧。现在，她把自己的业余爱好变成了职业，在工作中勤学苦练。她的付出得到了回报。最早的一批顾客基本上是把自己的衣服交给了一个完全业余的人，但他们毫无觉察。她很快就在不知不觉中掌握了改衣技能。她头脑冷静、有条不紊地纠正最开始犯的错误，在一年内就赢得了回头客和持久的忠诚。
母亲手术后不久，我们就提起了这个话题。我从学校回到家，全家人围坐在刚到美国时从路边捡来的二手餐桌旁——多年来，我们在这张餐桌旁进行了无数次谈话和争吵，我也在写作业的间隙和父亲一起在餐桌上准备了无数次饭菜。
父亲也想办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干洗店里机器很多，对他来说简直就像个游乐场，他慢慢养成了定期维修锅炉、熨烫机、衣物输送机和干洗机的习惯。久而久之，他对修理的热情给店里节省了数千美元的维修费用。他甚至变得越来越有创造力，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他在整个店里安装了一个由电线和钩子组成的网，然后在上面种了常春藤和其他各类攀缘植物。干洗店里意外地变得郁郁葱葱，这既满足了父亲对自然的热爱，也让顾客感到赏心悦目。
值得庆幸的是，手术确实改善了她的身体状况。她比以前更有精力了，似乎也基本摆脱了困扰她多年的胸痛。仅仅几周后，我就发现周末回家时再也没有看到她大口喘气的样子。尽管如此，安于现状肯定是不行的。但只要涉及我的教育，就没有任何商量余地，所以只能在其他方面想办法。
有些时刻，我不得不退到一旁，静静地观察父母。他们俩就是在中国陪伴我长大的人：精神坚毅、足智多谋、令人过目难忘。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真实的他们了。能见证他们的回归，我倍感自豪。
我毫不怀疑，以母亲叛逆的性格，当又有一条新的禁令可以蔑视时，她会很高兴，但把现实生活浪漫化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家好事多阻、前景未卜，再加上母亲比以前更强烈地坚持让我留在普林斯顿大学，所以她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工作，同时每天承担着健康风险。她和父亲已经付出太多，冒了太多风险。对他们来说，现在无论代价有多大，都不能放弃。
我的大学生活经历和大多数美国大学生并不相同，其中最明显的区别就是我需要每周回家帮忙。再加上我的个性依然保守，喜欢独来独往，所以除了学习，其他事都让我觉得困难重重。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始终觉得很难融入同龄人中；语言上的差距、文化上的差异，当然还有巨大的阶级鸿沟，都加剧了这种隔阂感。
两周后，母亲回归了她的全职工作。
我发现这种鸿沟常常体现在一些表面现象或者微不足道的小事上。举个例子，俗话说“补鞋匠的孩子没鞋穿”，我们家新开的干洗店并没有扩大我的衣橱选择范围，但至少这个问题可以解决：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都很有钱，所以在这里上学的一个好处就是，宿舍的洗衣房里堆满了被丢弃的衣服。我依靠二手衣服度过了高中时光，现在，二手衣服也成为我大学生活的一部分。
“她这辈子都不能再工作了，飞飞。”
然而，还有一些鸿沟无法轻易弥合。我从来没有加入过学校著名的美食俱乐部，也从来没有体验过许多常春藤盟校学生似乎与生俱来的社交本能。回想起来，我好像连一次派对都没有参加过。最终，即使我进入了这个令人向往的地方，也无法改变一个事实：我来自一个同龄人难以理解的世界。当然，我也同样难以理解他们的世界。
医生停顿了一会儿，突然意识到我们两个人的期望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不过，这种相对封闭的生活自有好处。由于身上还背负着家庭责任，我的空闲时间本来就不多，所以没有理由再让其他任何事情影响我丰富的学习生活。每过一天，我就距离大学生活结束更近一步，我无法忍受因为错过学习宝贵知识的机会而深深懊悔，所以我尽可能把学习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我在公告板上搜寻讲座和研讨会的广告，从图书馆借阅成堆的书，让自己沉浸在数学和物理学的知识海洋中。
“我明白，但要多久不能工作呢？”我问。
我甚至养成了每周五参加高等研究院员工下午茶的习惯。虽然我跟高等研究院没什么关系，但这个下午茶活动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闭门研讨会。有时，我会遇到一些研究生，可以一起讨论学业。但我真正渴望的是一种真切的置身其中的感觉，能够在伟大的思想中漫游（正是这些思想让这里成为科学家们向往的传奇之地），哪怕只是偶尔亲耳聆听他们谈话的片段。
在感激之余，我不禁感到一阵失望。当然，这不是对医生的不满——他是好意，而且我毫不怀疑他的建议从医学角度来说是正确的。但我还是感到沮丧。
有时，当人群散开时，我会在无意间瞥见约翰·惠勒（John Wheeler）这样的物理学先驱，或者爱德华·威滕（Edward Witten）这样的前沿弦理论研究者。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时刻。让我感到更加不真实的是，此刻的场景是那么平淡无奇：各个领域的巨匠们绕着楼梯闲庭信步，摆弄茶歇点心时伸手拿餐巾，闲聊时不时地点头。巨匠们就存在于和我的生活一样平凡的生活之中。
“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了。她最多只能做做兼职，就算是兼职，也得格外小心。你必须明白，这个手术确实帮了大忙，但从根本上说，她的心脏还是有问题，而且非常脆弱。她一定不能过度劳累。”
到了大二，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尽管我对物理学的热爱丝毫未减，但我发现自己在思考，从宏大叙事的角度来看，这门学科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的信念似乎开始逐渐动摇。我想知道真正激励我的是物理学本身，还是推动物理学发展的精神——这种精神激励着历史上最聪明的一群人对我们的世界提出如此大胆的问题。我努力追随他们的脚步，去揭示一些未知的真相，但我已经不再确定那将是怎样的真相。
医生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在此期间，我还在不断阅读。我对那些吸引我的伟大思想背后的人物越来越感兴趣。我如饥似渴地读着爱因斯坦、费曼和玻尔等思想家的传记，像学习学校的课程一样认真研究他们的个人历史。当我了解到他们对亚原子粒子和自然常数的浓厚兴趣时，我也开始注意到一种模式。这种模式非常奇特，在诸多思想家身上不断重复出现，出奇地相似。
“是的，有份全职工作。”我小心翼翼地回答道。
我发现，到了职业生涯晚期，物理学界最伟大的人物竟然不约而同地对生命本身的奥秘产生了兴趣，甚至突然开始正式研究生物学。薛定谔是我最喜欢的例子之一。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走在20世纪量子力学的最前沿，然而他却在那本短小精悍的《生命是什么》一书中探究了遗传学和生物体的行为，甚至研究了生物的伦理意义。这本书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更有机的视角探索世界的想法令我深深着迷。多年来，我一直在追寻物理学的足迹，探索宇宙的最深处，但突然间，物理学的轨迹又回到了自己身上，引领我第一次向内看——看向活生生的躯体、跳动的心脏和躁动不安的心灵。
“像她这种情况，压力是最大的敌人，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身体上的。所以，先说第一件事：她现在有工作吗？”
我的阅读清单越来越五花八门，无所不包。我沉浸在侯世达（Douglas Richard Hofstadter）所写的《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中，也被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的《皇帝新脑》的广度和深度所吸引。就这两本书而言，挑战我的不仅仅是其思想之精辟、智慧之高深，还有它们之间丰富的联系。它们挖掘了人类上千年来对理解心智的渴望，实际上，是对理解智慧本身的渴望，比我以前所接触的抽象领域更深入，同时又保持了明确无误的人文主义主线。这些书真正体现了科学的美德是严格细致、以假设为导向，但又不失浪漫和敬畏。事实上，对我这样的读者来说，他们严谨的方法极大地增强了我的惊叹之情。
“好的，好的，当然。”我回答道，声音依然微弱，上气不接下气，“她该怎么做呢？”
更重要的是，正是从这两本书中，我首次接触到了“用离散的数学术语来理解心智”这一观点。它们都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从本质上说，对智慧的全面描述揭示的不是魔法，而是一种过程，是规则和原则的运作。这些规则和原则在可测量的量上，以可理解甚至可预测的方式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它们为我揭示了计算所包含的哲学意义。
“她还能再活很多年，但前提是她从现在开始必须把健康放在首位。”
直到上了大学，我才知道许多同龄人都是与计算机一同长大的。他们的身份是由“卧室黑客”的原型塑造的——整天熬夜，周身永远包裹着蓝色的光芒。他们不断学习、探索、实验。他们在孩提时代使用BASIC等计算机语言制作视频游戏，在青少年时期上编程课，在互联网上找到志同道合的社区。对他们来说，计算机不仅仅是爱好和理想，更是发挥创造力的无限机会。在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时，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精通编程技术。
“我们要讨论的事项很多，但先说最重要的：手术很成功。”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是母亲手术那天我第一次完整地呼吸。虽然我跟医生的大部分对话父亲都听不懂，但还没等我翻译，他就已经从我的肢体语言中知道了结果。我能感觉到他也如释重负。
在上大学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与计算机的接触并不多，只是将其当作工具而已。父亲利用他在个人计算机仓库短暂工作的机会，为我组装了一套台式机，作为我上大学的礼物。但对我来说，这台计算机只不过是写论文或访问早期互联网的工具，就像是我高中用的图形计算器的升级版。
最后，医生走了出来，示意我们和他一起坐在长椅上。
然而，随着学习的深入，我开始意识到计算机的价值还不止于此。计算机不仅能帮我们解码思维的本质，还能帮我们建立思维模型。从本质上看，随着模型在细节和精确度上的不断改进，随着我们的智能被机器进一步映射、解构甚至模拟，模型可以体现人类智慧。曾被我视为硬件设备的计算机，现在成为我寻求理解的盟友。这个曾让早期的人工智能先驱们（虽然我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他们很快就会成为我崇拜的对象）无比着迷的概念，现在也抓住了我的心。下个季度伊始，我报名参加了自己的第一门计算机科学课程。
考试结束后，我看到父亲在大厅里来回踱步。我开始思考我们在美国的处境。去年是我们的幸运之年，但这种表象掩盖了一个真相：我们在这里是一无所有的漂泊者。我不知道当这一连串的幸运走到尽头，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我们暂时停留在悬崖边上，虽未坠落，但朝不保夕。在这一切的背后，是一个极其简单而深刻的事实：我还没有准备好与母亲道别。真希望还能有更多考试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物理学为我学习计算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开始学习一门新的语言—— 一种简称为C的编程语言。与英语不同，C语言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赋予我力量。它的清晰度和精确度都堪称完美，让我能够以复杂、抽象的方式进行计算，而且计算规模之大是我以前无法想象的。我想起在从中国飞往美国的航班上，为了让我振作精神，母亲对我说：“学习一门新语言，就像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在最初挣扎着学习英语的那几年里，我并不认同她的观点。但随着我对计算机科学的深入研究，她的话引起了我更多共鸣。
不得不说，在等待的过程中，能分散一下注意力也是件好事。这是个微创手术，所以我们不用过于担心母亲无法苏醒过来，但医院也表示，她的预后将取决于手术的结果。万一手术效果不尽如人意，我们也没有备选计划可言。我们只有这一次机会，去创造一个可以承受的未来。现在，我们出发了。
在这期间，一个机会出现了——我立刻意识到这可能会改变我的一生。
手术恰好安排在我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期间。多亏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荣誉守则，我得以在德博拉心肺中心参加考试。我就坐在手术室消毒区的外面，在手术过程中和术后充当翻译。
“萨贝拉先生，你不会相信今天发生了什么。一位同学告诉我，今年夏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了一项实验。我还不知道所有的细节，但这个实验涉及神经科学、生物学还有视觉的工作原理。你知道，涉及大脑内部的事情。”
我立刻拿起电话咨询，虽然要在父母和前台接待员之间担任翻译的角色，但心情依然热切。我很快就意识到，这家机构真的可以帮我们。他们不仅可以提供手术，似乎还可以为我们提供全额补贴。我连声道谢，用颤抖的手挂了电话。
“哇，正合你的胃口，是吧？”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虽然萨贝拉先生无从解决手术费用问题，但几周后，他在跟一位同事聊天时提到了我家的情况。这个同事是我高中的美术老师，他的一位邻居知道有家名叫德博拉心肺中心的护理机构，不仅擅长做母亲所需的手术，还为低收入家庭提供量身定制的补贴项目。而这家机构恰好位于普林斯顿大学附近。
几周以来，我像着了魔似的一直在聊这件事。萨贝拉先生自然知道我对这个消息的兴奋程度。
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没有母亲以后，家里会变成什么样子。虽然她的收入微薄，但我们还能勉强维持生计，而如果她不工作，我们将难以为继。虽然父亲性格温和友好，但他似乎天生缺乏承担家庭义务的意识。他一直是个孩子，从未真正成长，需要母亲的严肃和务实来加以平衡。而此时，我偏偏正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物理学。一张张多米诺骨牌即将倒下。我根本无法想象尘埃落定后，生活将是什么样子。
“是啊！但最让我兴奋的是，他说他们需要一个助理，而且他们更倾向于选一个没有太多经验的本科生。”
更糟糕的是，我们既要面对母亲严重的病情，又不得不考虑家里窘迫的经济状况（承认这种矛盾的存在，让我感觉很奇怪）。这几年我们精打细算，把工资都存了起来，原本以为已经积攒了一笔不小的资金，结果发现手术费用比我们支票账户上的钱至少多了一个零。我们迫切想知道可选的方案，却可能面临没有任何选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越发认识到，单是术后检查和康复的费用就可能使我们破产。
“等等，你的意思是——”
一幅不敢想象的画面悄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没有母亲的生活。这个画面黑暗至极，让我瞬间失去了方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我的恐惧纯粹而原始，无形中带来冰冷的压迫，让我喘不过气来。它潜入我的胃里，在我体内越走越深。我被一种完全没有准备好承受的孤独感吞噬了。
“我想今年夏天我要去伯克利了！”
一阵恐慌向我袭来。
无论是对受过训练还是没有受过训练的观察者来说，20世纪90年代早期无疑都象征着一个全新时代的来临。辛顿的反向传播技术似乎为神经网络提供了最后一块拼图，而杨立昆在手写数字识别方面的成功，则为算法在现实世界中的应用提供了无懈可击的验证。一种近乎神奇的工程范式已经到来，在这种范式中，类似人类的有机感知可以像数据库或文件服务器一样被精心设计出来。但是，麻烦再一次显露端倪。刚刚起步的人工智能领域很快就会发现，充满了失败尝试和希望破灭的日子尚未结束。
“……我真希望我知道，飞飞。”
虽然杨立昆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机器学习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却存在着偏差。尽管神经网络的潜力显而易见，但除了在识别邮政编码方面取得成功，它在其他场景中的应用很快就陷入困境。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尽管在白板上绘制的算法在概念上非常优雅，但就算是很简单的实现，所需的计算量也非常惊人，甚至远远超出大多数企业和政府的能力范围。此外，数字数据的可用性也是令人担忧的问题。在当时，数字数据相对稀缺，尤其是图像、视频、音频等感知数据。当时大部分数据都是碎片化的独家数据，而且存储于私人服务器中，编目不统一。无论神经网络注定要实现什么目标，很明显，此时时机还不成熟。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我的心瞬间沉了下去。就连他也没有答案。
不久之后，“人工智能寒冬”来临，研究界失去了方向和支撑，进入了一个漫长的低迷期。甚至有人认为“人工智能”这个词本身过于宽泛，是一种妄想。人工智能的能力被淡化，研究人员转向了更加狭隘的领域，如决策、模式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旨在理解人类的语言和文字）。“人工智能”似乎注定只是科幻小说家的沃土，而不是学者的领域。就像物理学的发展史会随着发现的大幅度起伏而呈现出正弦曲线一样，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充满了起起伏伏。
“我们该怎么办？医生说只有做手术，她才能保住性命。”
杨立昆和辛顿都是先驱，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他们能否在活着的时候见证自己的想法改变世界，还是个未知数。两人都继续专注于研究，与此同时，世界仍在不断向前，找寻着更简单、更高效、更节省人力的解决方案。简单来说，神经网络是个很好的概念，只是生不逢时。
“这真让人难过。”萨贝拉先生的语气中带着一丝脆弱。我很少听到他这样说话。
“我们代表美国航空公司和全体机组人员，欢迎您来到加州！现在是当地时间下午3点46分，室外气温21摄氏度，晴空万里，非常舒适。我们准备在奥克兰国际机场降落，请您收起小桌板，系好安全带。”
母亲十几岁时就患有风湿热，这个病悄无声息地侵蚀着她的心脏瓣膜组织。由于风湿热长时间反复发作，母亲的心血管状况在她成年后不断恶化。医生甚至警告说，生孩子（也就是我）对她来说太危险了，从医学角度来说是不可取的。这个细节让我感到既温暖又心痛：她的叛逆精神已经带给我太多，现在竟然连我的生命都是她的叛逆所赐。她之前出现的是慢性病征，虽然很麻烦，但还可以正常生活，然而现在病情却急转直下，最终可能威胁到生命安全。如果不做手术，每一天都可能是她生命的最后一天。
我是独自完成在美国国内的第一次旅行的。我对自己笑了笑，因为我突然意识到，对我来说，扩音器里的声音对我来说不再是陌生的外语了。
虽然我努力游走于两个世界，但大一还没结束，它们就互相碰撞了。母亲的顽疾至今没有明确的诊断结果，多年来不断恶化，现在已经危及生命。没过多久，我就了解到，原来早在我出生时，父母就已经预料到了这样的命运，但他们至今仍无法解决。现在，他们似乎已经别无选择。是时候让我了解真相了。
抵达加州，令人兴奋，但当时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父母仍然需要依靠我的帮助才能顺利经营干洗店，而我要去美国的另一端生活八周。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个局面。然而，母亲还是一如既往地坚持让我去。
而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架起桥梁的是萨贝拉先生和琼。高中毕业后，我开始像对待其他朋友一样对待他们（但母亲坚持用“大胡子数学老师”这个亲切又正式的昵称来称呼萨贝拉先生）。在我认识的成年人中，只有萨贝拉先生和琼两个人真正经历过美国的大学生活。所以，在我最初笨头笨脑地适应大学生活时，他们成了我宝贵的知己。我们每周都会通电话，而每次去他们家做客，我都感觉是从现实中得到了解脱——虽然我很喜欢自己的新生活，但也经常感到难以招架。萨贝拉家的孩子们长得很快，最大的已经十几岁了。他们全家人似乎都喜欢拿我的粗心大意开玩笑，尤其喜欢调侃说就算天气再冷，我也不记得戴手套，还有就是我穿的袜子经常是不成对的。我们定期通电话，我也经常去他们家做客，一起谈天说地。他们是我在美国最早的榜样。他们为人谦和，关心社区，而且永远怀有善良之心。
我的一位研究员同事来到机场接我。我们直接去了实验室，打算等有时间了再讨论住宿和其他实际问题。现在，他似乎也和我一样，迫不及待地想投入研究中。
两个世界正在逐渐成形。一个是现实生活。在这里，我时刻牵挂着母亲的健康、我们家岌岌可危的财务状况，以及我自己局外人的身份（尽管我越来越幸运）。另一个是普林斯顿大学，一个我只能用“智力天堂”来形容的地方。
“你从哪里来？你的背景是什么？”他问道。
“请大家深呼吸，让这张图片荡涤你的心灵。”他措辞严谨，语调轻柔，“那些微小的光点不是恒星，甚至不是恒星系统。它们是整个星系，成千上万的星系，其规模之大，非我们渺小的大脑所能理解。但借助哈勃望远镜这样的工具，人类终于第一次瞥见了宇宙之宏大。我之所以在最后一堂课给大家看这张照片，就是希望你们能够永远铭记这种感受，永远保持好奇心和勇气，永远愿意追问那些看似不可能的问题。‘哈勃深场’的镜面曝光，让我们看到了答案有多么美妙。”
“我在普林斯顿学物理。”我回答道，觉得自己有点儿格格不入。我学的不是神经科学，甚至也不是生物学，我突然开始担心团队会不会接受我。
最后一堂课尤其令人难忘。他把灯光调暗，投射出哈勃望远镜对遥远宇宙进行深场成像的著名照片，用激昂的声音为我们解说，那声音仿佛是来自宇宙深处的呼唤。
“不错。我学的是电气工程。对了，我叫加勒特。”
还有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天体物理学家泰森教授，也就是后来享誉全球的尼尔·德格拉西·泰森（Neil deGrasse Tyson）。张扬的教学风格加上标志性的亲和力，使得他的课程很有感染力。他当时刚被任命为海登天文馆馆长，每周都会从纽约坐火车来普林斯顿上课。他一走进教室，就会吸引所有人的目光。为了让自己达到最舒适的教学状态，他会进行颇具戏剧性的课前仪式：隆重地脱下外套，摘下领带和手表，把钱包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到桌子上，有时甚至把鞋也脱了。显然，在与我们分享自己对天体物理学的痴迷时，他不希望受到一丝一毫的干扰。
电气工程？真的吗？所以我不是唯一一个来自其他领域的人？
“要知道，”他继续说，“这个任务非常艰巨。为了找到导致果蝇出生缺陷的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子集，我们筛选了数千个基因。这并不是一个明智的职业选择，尤其在那个年代。但怎么说呢？年轻的时候就是无知者无畏。可以说是努力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吧。”
“等等，你是说你也没有生物学背景？”
全班同学发出顽皮的失望声。“好吧，好吧。”他做出让步，学生们的叹息声又变成了欢呼声，“一切还要从我们对果蝇的异常表型进行编目说起。我们原本想借此找到与导致致命并发症的基因相关的例子，却有了意外的收获，并且意义重大。原来许多基因也存在于人类身上，而且可能导致各种疾病。”
“没有啊。这就是这个项目的魅力所在。我们不是要直接去研究大脑，至少不是从生物学的角度出发。”
“你可以放心，这学期我一定会教你们的！”维斯乔斯腼腆地笑着回答。
我很困惑，但也充满了好奇。
“快跟我们说说你们都做了什么！”另一个声音补充道，进一步缓和了紧张气氛，大家都哄堂大笑。
“我们是通过计算进行研究。”
大家都惊喜地倒吸了一口气，随之而来的是一片寂静。“哇！”一个学生喊道，打破了沉默，接着几个学生鼓起掌来。顷刻之间，整个教室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正如加勒特跟我解释的那样，我们的项目基于休伯尔和威塞尔有关哺乳动物视觉皮质的开创性工作，希望可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我们按照原实验的方法，在猫的眼前投射图像，然后分析其神经元反应。不过，由于技术上的巨大进步，我们可以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我们投射的不再是孤立的线段，而是全动态视频片段。我们也不仅仅研究视频激发的大脑活动，而是尝试从内部重构引起大脑活动的图像。
“我今天早上接到电话，克里斯汀·尼斯莱因-福尔哈德、爱德华·刘易斯和我……嗯，我们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对我来说，这段经历之所以如此独特，是因为当时的环境。实验室刚成立不久，由一位年轻的助理教授负责管理，而我和另一位本科生与博士后加勒特一起担任辅助角色。虽然这个项目人手不够、资金不足，但也难得地没有受到过多的限制。因此，我在资历远远不够的情况下承担起了一名研究科学家的责任，这一切都令我感到兴奋。我的工作包括从零开始搭建实验仪器：研究硬件设备、寻找合适的电极、选购放大器和扬声器（以便听取它们的输出），然后把所有东西从头到尾组装到一起。工作节奏很快，经常会有压力，但从不枯燥。
一些学生紧张地对望了几眼。
然而，知识探索并不是我生活的全部。
“各位，我真的不想这样，但恐怕今天的讲座要提前30分钟结束，呃，因为……嗯，我想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已经听说了……”
“呃，飞飞？”实验室的电话响了，加勒特用熟悉的语调叫了我的名字，“我觉得是你……妈妈？”他低声说，一只手捂着听筒。
尤其令人难忘的是埃里克·维斯乔斯（Eric Wieschaus）教授，他主持的遗传学研讨会让大一新生接触到了遗传学领域的前沿技术。他是专家中的专家，但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语调。他说话时声音柔和，甚至有些腼腆，却永远充满激情。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出一丝精英主义的傲慢。他总是身穿宽松的格子衬衫，头发蓬松，胡子浓密，看起来更像一个木匠，而不是科学家。他的言谈举止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即使是最复杂的想法，也应该大方分享，而不是独自占有。在一个秋天的早晨，他进一步实现了自我超越。
“谢谢。”我接过电话。
周围的一切让我愈加着迷：教科书的书页、脚下的砖块和新鲜草坪的气息；在坐满学生的大教室里，老师们懒洋洋地来回踱步，不时停下来，靠在讲桌上漫不经心地仰起头；他们穿毛衣的样子，他们拿粉笔的姿势；他们的每一句话无不蕴含着毕生的知识；尽管课程内容早已了然于胸，但他们讲起课来总会双眼放光。我一直觉得我的激情定义了我，但这些人真正活出了他们的激情，达到了我从未想象过的程度。
“嗨，妈妈。”我切换成普通话轻声说道，“嗯？对，她想知道——不是，妈妈，我的意思是——不是，不是……”
我已经为学校的百年历史和高耸的哥特式建筑深深着迷，已经无比确信物理学是我正确的选择，已经爱上了这里，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意外之喜。
于是，我再次在电话中接待了一位身处北美大陆另一头的顾客。
“事实上，离这里不远就是高等研究院，位于爱因斯坦大道1号。据说这个地点是专门为他挑选的，因为他喜欢在周围的树林中漫步，思考那些需要独处沉思的问题。”
“让她接电话，好吗？好，谢谢。”
什么？我不由自主地挺直了身子。
“你好，罗素太太。”我又切换成英语，“听起来您很担心亚麻布的问题？是的。是的，没错。应该没问题。让我妈妈接电话吧，我告诉她。谢谢您，您也是。”
“对历史感兴趣的人可能会知道，我们现在身处的帕尔默厅，就是爱因斯坦在校期间多次演讲的场所。就是这个地方。”
如果说我曾经担心这次的西海岸冒险会让我忘乎所以，那么这样的时刻总能让这种担忧烟消云散。我不得不随时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去跟客户保证他们的衣物不会缩水。这可以帮助我保持脚踏实地的状态。
我靠在座位上，缓缓吸了一口气，感到既欣喜又焦虑。
即便是在移动设备、宇宙飞船和粒子加速器等各种先进设备飞速发展的时代，大脑仍然是已知宇宙中最复杂的物体。它超越功能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而一切活动都发生在以立方英寸为单位计算的微小空间内，能量来源只不过是我们每天消耗的卡路里的一小部分。当我们窥探大脑的褶皱时，会更加感叹这个器官的神奇。
“我听说有些学生把我的课叫作‘死亡力学’，”他笑着补充道，“我想这相当准确地概括了学生的流失率。”
尽管构成大脑大部分结构的神经元相对简单，但大脑也许是最能充分诠释“量变引起质变”这一公理的例子。当神经元以千亿计的数量级复制，当它们之间的连接达到10的11次方时，质变就发生了。物质变成了思维，产生了爱、喜悦、悲伤、愤怒、恐惧和欢笑，也造就了我们在科学、艺术、音乐和数学等方面的能力。
“欢迎来到‘物理105：高级力学’课。这门课要求很高，但对愿意付出努力的人来说，也会非常有启发性。”教授满头灰发，显然是匆匆梳理过，粗花呢外套就披在椅子上。他沉稳淡定，一派修为数十年的大师风范。
有了大脑，我们可以辨别颜色，一些人成为艺术家，一些人成为评论家，还有数十亿人成为鉴赏家。大脑的灰质不仅可以解读听觉振动，还可以唤起创作歌曲的灵感，珍惜聆听音乐的体验，甚至回忆起跟朋友第一次在收音机上听到一首歌时的场景，记忆的细节之清晰，铭心刻骨。这一奇特的解剖结构完全由有机化合物组成，终生被困在头骨的黑暗之匣中。正是因为大脑，我们所珍视的一切生命体验才成为可能。
我迈步走向一个空座位，心跳的节奏是步伐的两倍。所有学生都自信满满，看上去都比我博学多识。他们或坐或站，自在放松地交谈着，好像是在自己的地盘上一样。最后，我终于找到一个空位，就在这时，教授出现了，报告厅里顿时鸦雀无声。
以前从未接触过神经科学的我被大脑的奥妙深深吸引，无法自解。如此微不足道的成分怎么会产生如此深奥的事物？这个问题深深地冲击着我，渗透到实验室工作的方方面面，让原本复杂、乏味的工作变得令人振奋。
如果我需要更多鼓励，在大学校园里就能找到，尤其是当我第一次走进物理报告厅的时候。报告厅宽敞而狭长，宛如一个洞穴，台阶逐级而下。曲线柔和的梁支撑着高高的天花板，令人心生敬畏。一排排坚固的实木长凳从我在门口的位置向下延伸到讲台。讲台就像一个等待表演者登场的舞台，很快就会有教授站在那里。墙上挂着一排黑板，比我在高中见过的所有黑板都要大得多，上面还残留着前几堂课留下的方程式痕迹。周围的窗户俯视着这一切，淡淡的自然光线照亮了整个教室。
具体来说，我们的研究目标是通过一个看似简单明了的问题来探索感官信息的处理方式：如果给一只猫播放一连串精确控制的视觉刺激（我们播放的是简短的自然风景片段），我们是否能够只利用猫大脑中检测到的信号来重建这些片段？
我内心的声音并不是让我坚定选择学习物理学专业的唯一因素。尽管母亲在美国的生活近乎窘迫，尽管自从我们抵达美国，她似乎每时每刻都在做卑微的工作，但她始终坚信，我对科学的热情不能被忽视。多年的磨难并没有改变她。她还是那个在我小时候就鼓励我读中外经典的知识分子，默默无闻，朴实无华，却又异常坚毅，即使深陷似乎无法摆脱的贫困泥沼之中，也依然如故。父亲也毫不犹豫地认同了我的选择。其他人都无法理解这样的支持，尤其是我们在帕西帕尼移民群体里结交的朋友，他们认为我的决定纯粹是在浪费大好机会。但对我来说，有父母的支持已经足够。
为了找到答案，我们将目光投向了视觉皮质中被称为“外侧膝状体核”（lateral geniculate nucleus，LGN）的部分。外侧膝状体核是视神经和大脑内更高层次处理过程之间的中转站，研究发现，它能够影响视野内注意力的集中，并跟踪刺激随时间的变化。在我们的实验中，外侧膝状体核还提供了一组可访问的神经元，我们可以将其与视网膜的相应区域联系起来。换句话说，外侧膝状体核位于眼睛感知和大脑理解之间，我们的目标是解码在其中传递的信号。
来到普林斯顿大学，感觉好像是我到达美国后，第一次真正呼吸到新鲜空气，但这背后也有过许多纠结。作为移民，我始终感觉自己应该（甚至必须）把学业作为获得经济来源的敲门砖，学有所成后进入医学、金融或工程等报酬丰厚的领域，以此摆脱社会边缘生活。这种逻辑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我可能需要承担奉养父母的全部责任。因此，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我应该选择赚钱的热门专业。然而与此同时，我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在唱反调，苦苦恳求着我去追寻从小就不断迸发的好奇心的火花：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物理学专业，因为这所大学可以说是现代物理学的殿堂。这是一种纯粹的情感诉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切实际，但我却无法摆脱它的纠缠。不管四年后会发生什么，我都无法想象在本科阶段学习其他专业。
不管怎么说，理论上是如此。然而，实际情况更为复杂。举个例子，能够探测大脑皮质的电极非常薄，只有微米数量级，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大小。为了将电极精准地置入猫的大脑中，我们依靠一种机械辅助装置，缓慢而准确地进行操作。电极的输出端连接了一个放大器，将原始电信号转换成可听的形式，并通过扬声器播放出来。然后，我们将数据输入一台运行专门信号处理软件的计算机，进行后期分析。慢慢地，一切都准备就绪。最后，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构建、验证和再验证后，一个出奇精密的仪器终于可以运行了。我们调暗灯光，打开投影仪，连接电极。
学校里有太多值得品味和驻足的地方，但真正俘获我心的，还是校园里众多的图书馆。旗舰地位的费尔斯通图书馆规模恢宏，气势磅礴，其神韵之美、馆藏之多、地位之高，让人叹为观止。而我最常去的还是位于地下一层的数学和物理图书馆。虽然它的外观并不宏伟，但馆藏非常丰富，足以弥补这一点。在这里学习的学生们夜以继日，各种文献资料蔚为大观，一切都让我感到置身于一个超凡的世界之中。我立刻就找到了回家的感觉。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三…… 二……”
大学还有一种纯粹的科学魔力。第一次去参加生物学研讨会时，我经过了一个实验室。透过门上的玻璃向里望去，我看到研究人员戴着护目镜，穿着白色实验服，正在忙个不停；助手们从电影道具般精密的设备里取出样品；墙上贴满了海报，展示着各种实验结果和发现——眼前的一切仿佛是我的白日梦境。
直到现在，接下来的经历仍然难以用语言表达。
我来到了一个有些不真实的世界。我跟萨贝拉先生打了20分钟左右的电话，他耐心地听我滔滔不绝地讲述我在这所藤校的各种神奇体验（至少是最开始的五天里让我大开眼界的事物），大到真正的珍奇物品，比如校园里丰富的艺术收藏品，小到我们这些申领助学金的人会更加留意的便利设施，比如宿舍里安装的独立电话和信箱等。
“……一。”
“挺有意思的，我听到很多人都抱怨新生宿舍太小了。老实说，我的宿舍可能比我们在帕西帕尼的房子还大几平方米呢。”
随着开关的拨动，扩音器里传出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刚开始是一片混乱，甚至有点儿吓人，但这些噪声逐渐呈现出微弱的秩序感，尤其是当我们能够将屏幕上的图像与听到的声音联系起来时，我们开始听到一种有节奏的嗖嗖声，这种节奏很快就变得清晰可辨。我们常常一听就是几个小时，中间稍微调节投影的视觉效果，全程密切关注声音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模式开始浮现出来，每个看似统一的神经元群都显示出了独特的音调和特征。我们手头有很多数字工具，从这一点来说，这种程度的实验似乎并无必要。但它帮我们训练了耳朵，培养了直觉，让我们跟研究建立了深刻的联系（是动手实验，而不是单纯的分析）。这感觉就像纯粹的科学。
“所以你的第一印象基本上都跟吃的有关系？”他笑了，“那宿舍呢？”
当结果逐渐显现时，我们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令人惊讶的是（至少对我来说），我们的方法真的奏效了。通过运用一些信号处理技巧，我们成功重建了在猫眼前投射的视频（尽管稍显模糊），而这一切只不过是利用了在猫的大脑中截取的信号。当然，任何实验都存在许多局限，但我们对视觉神经元如何对刺激做出反应有了真正的、功能性的理解。我们记录了整个实验过程，将结果制成表格，并提交了一份草案供同行评议。不到两年，我们的研究成果就在《神经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对一个新手团队来说，这相当不错。
“该从哪里开始说呢？校园好像梦境一样，我这辈子见过的饭菜种类都没有食堂里那么多……对了对了，我有室友了！但说真的，你猜今天午饭都有什么，我说了你都不敢信。”
除了第一次接触真正的科学所带来的兴奋，伯克利还帮助我从全新的角度看待普林斯顿大学。家里的生活很规律，每天在大学上课，周末在干洗店帮忙，几乎没什么其他事情。当然，我对此很满足；我知道父母为我做出的牺牲，而我把自己的学生生涯看作一份极好的礼物。但我心里也清楚，终有一天，我将把我的激情搁置一旁（也许要永远搁置），去做一些实际的事情，比如从事医学或金融这类职业。家是我朝着这个方向一点一点努力的地方。在那里，我依然觉得自己是个移民。
这是我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后第一次跟萨贝拉先生通电话。
相比之下，伯克利就像是另一个现实世界。每天去实验室就像穿行于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从近乎持续不断的抗议活动，到偶尔出现的传说中的“裸男”——20世纪90年代末校园生活中令人喜爱的叛逆人物——都昭示着这里的一切都有所不同，包括我自己。在这里，我不再感觉自己是个移民。我没有被孤立的感觉。我甚至不觉得自己贫穷。我只觉得自己是个科学家。
“怎么样，大学生活感觉如何？”
最重要的是，我在这里第一次闪现了一些想法，而这些想法很快就会让我以前所有的痴迷相形见绌。虽然物理学的研究领域是整个自然宇宙，从普朗克尺度到超星系团，但很难想象还有比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更令人兴奋的思想乐园。不知何故，智慧的奥秘总是让我感觉更加广阔，也更加亲切。因此，尽管首次参与这样的项目让没有任何实验室经验的我承受了繁重的任务和巨大的压力，但我从未感到疲倦。每天走出实验室时，天早就黑了。但每次穿过伯克利的街道回到宿舍，我都精神焕发。我只感到全身心满足。
那是1997年，我以物理学专业本科生的身份进入了实验室，准确地说，我还只是个大二的学生。然而，随着实验的进行，我能感觉到自己内心出现了变化。我所面对的奥秘似乎比宇宙本身还要大，却又无比微妙。再过几年，这个奥秘就会把我完全吞没。
虽然实验只持续了一个暑假，但再次回到普林斯顿大学，我已脱胎换骨。物理学是我最初的痴迷，但我开始意识到，物理学的魅力并不在于方程式，甚至也不在于概念，而在于对其象征意义的追逐和探索。我现在清楚地知道，我热爱研究，我能感觉到那种激情。每当我打开螺旋装订的笔记本记下想法时，每当我听到记号笔修改方程式发出的吱吱声时，每当我启动实验室的计算机进行运算、风扇呼呼作响时，一种新发现的热情就会涌上心头。
猫看到什么画面，我们就会听到对应的声音。
孩童时期，每当我和父亲发现一只从未见过的蝴蝶，或偶然发现一种新品种的竹节虫，我就会有这种感觉，而现在的研究工作触发了我小时候在成都周边山区探险时的感觉。在实验室里，时间失去了意义，我在工作中忘掉了自我。在经历了几乎从来没有过真正归属感的青春期之后，我突然确信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漆黑一片的实验室里，投影仪正在墙面上循环投射着一个16秒的黑白视频，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实验室里的大部分观察者是人类，而最重要的观察者是我们面前桌子上被麻醉的猫。一排电极正在小心翼翼地监测它的大脑。另一边，几根散发着幽光的金属线纠缠在一起，将电极连接到放大器上。这个放大器的作用是将猫视觉皮质（大脑中专门负责视觉的区域）的峰值活动转化为音频信号。我们反复为现场唯一的猫观众播放视频，它观看视频的时候，一对扬声器就传出噼里啪啦的声音，让整个房间里弥漫着变幻莫测的声音质感。
我把自己的一部分留在了伯克利实验室的黑暗之中，从未离去。在我的记忆中，扩音器发出的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声音仍在回响，每一个嘶嘶声和噼啪声都暗示着一种科学语言刚刚开始崭露头角。比起普林斯顿大学，伯克利更能代表父母来到这个国家所追求的东西：自由地认清自己的激情，毫不妥协、无怨无悔地活出激情。无论未来是什么样的，那些在实验室里一边倾听一边心跳加速的时刻已经足够让我确信，他们做出了正确的抉择。
从普林斯顿大学到伯克利，我首次接触到真正的科学给我带来的兴奋感。我确定自己无比热爱研究，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北极星。
父母对无限机会的追求是他们的北极星。这个愿景让他们焕发出无与伦比的活力，在他们的生命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是他们生而为人的定义。正是这种狂热的追求，让我心目中的英雄们一步步地从学者变为科学家，最终成为传奇。与真正的科学发现的第一次接触至今仍让我惊叹不已。与此同时，我发现自己开始在天宇中追寻属于自己的北极星，那是每一位科学家都会穷尽一切追逐的坐标，无论是一个问题、一个假设，还是一个赌注。哪怕要追到天涯海角，我也会毫不犹豫。
Discovering the Mind
我只需要找到那颗北极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