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无奈报上去了，他心里清楚，那就是个数字，一个假数字，一个会带来严重后果的假数字。他知道主任心里其实也明白。"我们是党员，为什么要作假呢？"褚时健内心越来越郁闷。
所以当已经不再担任"反右"小组副组长，火线调往玉溪地委7亩冬季稻试验田做负责人的褚时健报上3000斤的亩产量计划时，玉溪地委办公室主任发愁了："太少了。人家和你一样的试验田，报了1万斤。"褚时健告诉他："3000斤已经多了。我是种过地的人，我们这里是一季稻，一亩地一年产个八九百斤就算好年景了。我报这3000斤算夸张了，根本做不到。"主任觉得褚时健不开窍："我们是在搞'大跃进'运动，是搞试验田，你报个5000斤吧！"
那时中国的政治局面，就像皇帝的新衣，大家都知道，但都无法开口。
1958年，"反右"运动余波未退，"大跃进"运动又来了。不符合经济规律的行政命令，必然导致浮夸风和瞎指挥。
怪象在褚时健的视野里越来越多。褚时健的固定职务是行署人事科科长，负责整个玉溪地区干部的人事任免及干部的困难补助。所谓困难补助，是指月收入在50元以下的干部，地委组织部核定后，开名单给行署人事科，由褚时健这里发放补助。一日，时任行署专员的冯姓领导专门叫上褚时健一起吃饭。褚时健以为专员要谈工作，不以为意。饭桌上，专员拍着褚时健的肩说："你不知道啊，我一天要抽两包'大中华'，工资都被我抽完了。媳妇责怪我得很，说我抽多了。"褚时健听得云里雾里，他不知道专员为什么会这么讲，因为根据政策，专员家的收入不低，专员是国家干部13级，一月120元钱。专员妻子是干部17级，也有90多元。而且专员只有一个孩子。"我心里还在想，你家收入不低嘛，怎么抽个烟还被责怪？"
蓦然"右派"
褚时健越来越不理解当时的时代。在他看来，仗打完了，人民安定了，还有那么多阶级敌人吗？他很迷茫。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是他的信仰、理想，他丝毫不怀疑党的政策，但是，党的政策每每到基层执行时，为什么会夸张到如此地步？他百思不得其解。
大概专员看出褚时健的疑惑，又拍他的肩："你咋个没理解？"褚时健确实没理解专员其实是跟自己要福利费的意思。后来专员又专门请褚时健的岳母吃了一次饭，意思也是暗示希望褚时健把自己加在发放福利费的名单上，但褚时健还是没有理解他的意思。
13%的比例还是让褚时健落下了罪名：同情"右派"。"我其实是思想简单，我总觉得要实事求是，党中央的话我们当然要听，但也要结合实际情况来听。明摆着一个爱党爱社会的人，我们都了解的人，就因为一两句话，非说他是'右派'。这种事情还是不合适。"
直到1958年底的一天，这位专员同志组织了一次针对褚时健的会议，会议主题就是要褚时健自己检讨，褚时健才恍然大悟。褚时健平时大概也知道一些专员对自己不满，不过严重到组织玉溪行署的所有科局级干部到会来让自己检讨，他的确没想到。
很快，玉溪的"右派"们卷好行李，被遣送到条件艰苦的玉溪元江县红光农场。这些人从此失去了正常人的身份和生活，失去了曾经计划或憧憬的未来。"右派"的身份犹如黥刑在面，成为永远的印记和阴影。
专员让大家发言，结果全体沉默，没人吭气。专员火了："你们不说我说！褚时健你这个人事科长怎么当的？！专员要饿死了你都不知道！"褚时健坐在椅子上，一下就明白了：原来如此！他不禁笑了起来，心想："专员啊，你真是肮脏了。"这一笑，让专员更恼怒，专员使劲拍了一下桌子："专员批评你，你还敢笑！"
褚时健心里也明白自己如果把比例降下来，可能会出现对自己不利的结果。但是，"真的划不下去了"，他说。他和王瑞亭在名单上一再删减、恢复、删减，最后，"无论如何不能再往上增加了"。他们将160多人减下一半。"右派比例13%，可以了吧？超出毛主席说的5%很多了。"褚时健对王瑞亭说。"本来按我的想法，7%就差不多能交差了吧？但实在没办法了。"他后来很无奈地说。
褚时健觉得深深失望，党内怎么出了这样的干部？只有私利，没有国家观念。褚时健苦恼极了：这到底是怎么了？
褚时健无法接受这么大的"右派"比例，按他的一贯作风，心里不理解的事情一定要向上级领导汇报。于是，他将内心的疑虑向行署领导说了出来："比例太高了！中央的指导意见是5%，现在我们这里都已经超过20%了！"但领导的想法和褚时健不一样："还有的地方比我们高嘛！"褚时健不语，沉默良久。领导有些不耐烦了："我们一定要拥护中央的决定。你可以把比例降下来，但后果你们也要考虑考虑。"
专员对褚时健的私怨似乎非常深，他甚至对一位地委副书记咬牙道："不把人事科的褚时健划成'右派'，你把我这个专员撤了！"
云南玉溪地区政法系统当时600多人，各级单位报上来竟有160多人，褚时健和任"反右"小组组长的玉溪行署秘书长王瑞亭一翻看名册，两人都沉默了。160多人里面，不少人是他们俩再熟悉不过的人，有曾经的战友、同事、要好的朋友。褚时健怎么也不能相信，这些人会是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人。"他们有什么能力去反党？也许就是说了几句话、提了一些意见而已。"他心里很清楚，这些人是怎么被划成"右派"的，白纸黑字，褚时健看得触目惊心。他无法想象这些人的命运，在经自己的所谓审核后，就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1958年底，全国'反右'运动已经接近结束，但运动突然回光返照般又卷土重来一轮，历史上称为"反右补课"。这一次，又划定了一大批"右派分子"。12月，褚时健接到通知，自己已经被划为"右派分子"。
按当时的指导性文件，右派比例要在5%~10%。但是，在当时一边倒的政治鼓吹下，几乎任何系统、任何单位都揭发出了比这个比例更高的"右派"分子。更为糟糕的是，在上级单位对这种比例偏高的单位做出认可的姿态后，更多同级机关或单位几乎以竞赛的心态开始"揪出"更多的"右派"。
褚时健拿着通知书，无奈、委屈、愤怒......种种难言的情绪。他问行署专员："你们揭发我这几条，哪条站得住脚？你顶多说我一句同情'右派'是不是？"
这场运动无疑让当时各级单位风声鹤唳，参与其中的人的思想压力和内心紧张可想而知。一日，褚时健在办公室仔细阅读了有关如何定性"右派"分子的文件后，内心很不平静。他拿着文件回到家，马静芬正在午睡，褚时健"啪"的一下把文件扔到床上，闷声在一边坐下。马静芬被惊醒："你做什么？"褚时健低沉着声音，几乎有些恼怒地回答道："你看看！"
话别
一旦被划为"右派"，就必须尽快到指定农场或其他指定下放地方去报到。褚时健的新去处是红光农场。褚时健一夜未眠，心情不平静，不知道该找谁说。第二天，一个星期天，褚时健去了马静芬工作的大庄中心小学。那段时间，女儿在大庄和马静芬待在一起，他去和妻子女儿告别。
1957年6月，当褚时健看到中共中央发出的"反右"运动红头文件时，他正任玉溪行署人事科的科长。很快，早就训练出政治运动神经的各级地方组织行动起来，褚时健被迅速任命为玉溪地区政法系统的"反右"小组副组长。
马静芬已经有了预感。在褚时健来之前两天，玉溪政府就有几个人到了她的住处，"背了枪，到处翻，到处找，把我吓坏了"。背枪的人什么也没透露，只说来找东西，马静芬不敢反抗，只能抱着女儿躲在角落。
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影响深远，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发起的第一场波及全社会、各阶层的群众性运动。
之后两天，没有任何说法和消息，她决定回到玉溪家中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把女儿映群背在背上，她准备出校门找找车，看能否把她们母女捎回玉溪。正走到校门口，她竟看见褚时健脸色低沉、脚步匆匆地走来。马静芬问他："你怎么来了？我正要回家去。"褚时健的回答好像生了气："还回什么家？走，走！去你宿舍。"
1957年，中国开始大规模的"反右"运动。中国电影史上有一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著名反思电影《芙蓉镇》，里面有一个出身贫农的无赖角色王秋赦，在解放后的各个政治运动中如鱼得水。当"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彻底结束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后，他失落到发了疯，每天在镇上敲着破锣大叫："运动啦！"
两口子带着孩子急匆匆回到马静芬的宿舍，甫一进门，褚时健就掏出家里的存折交给马静芬："你放好。我要走了。"马静芬大惊，待褚时健告诉她自己已经被划为"右派"，要马上去元江了，马静芬心里已经乱了套，只是问："过几天就走，你咋个现在才来说？"褚时健告诉她："我被管制了，没办法告诉你。今天能来都是因为星期四就要走了才让我来的。"马静芬慌了神，眼泪流了下来："那我们去哪里？"褚时健沉重得感觉自己都要受不了了，他定定神告诉妻子："你们就在玉溪待着，好好过。以后的事以后说。"
风暴来临
有时想想，满地鸡毛蒜皮的生活对于普通人其实是幸事，起码这意味着生活无大事。每个人都可以随口、随时抱怨生活里的小麻烦小磕碰，但真正的大风大浪来临时，有几人能承受？
几天后，1959年1月1日，新年第一天，没有新年的明媚，四处阴云密布。褚时健收拾简单的包袱，与另外一些"右派分子"一起，坐上一辆破烂的客车，去往元江县红光农场，去往他人生中、命运里前所未有的低谷。